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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北人物】沈阳沈北新区人物传略
沈阳市沈北新区人物传略
（）& 图文/ 网络
沈北革命播火者——陶翙鸣
沈北地区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区，早在1927年中共奉天党组织就把开辟农村工作的重点放在了这里。1928年，满洲省临委先后在沈北地区建立了党的地下支部和区委，48名农民、教员和学生秘密加入了党组织，为中国革命的成功做出了贡献，他们为居住在沈北的人增了光。追溯这一段光辉历史，革命烈士陶翙鸣就是最早在沈北传播革命火种的主要人物之一。
陶翙鸣，字鹤皋，原名陶绍经，曾用名陶振邦、王玉星、王生田、陶尚谦、祥尚谦。1908年出生在沈北盘古台村一个贫寒的家庭。童年时，陶翙鸣就开始随教私塾的父亲读书。窘迫的生活和严谨的家教，使他从小养成勤奋好学，生活俭朴的良好习惯。后来，其父转到蔡台子中学教书，陶翙鸣又随其父转到蔡台子中学读初中。初中毕业后，他考入奉天省立第三中学读高中。在高中学习期间，他开始阅读一些进步书籍，接受新思想，并于1926年加入共青团。从此，他投身于革命运动。1927年上半年，陶翙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初，陶翙鸣受奉天特支的委派到财落堡小学以当教员为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他经常向身边较亲密的进步教师、学生宣传马列主义，讲剩余价值、垄断资本等，还传阅一些如《向导》周刊、《独秀文存》、《共产主义ABC》等进步书刊。经过一段时间工作，他发展教员张魁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学生康成田、杨玉奎、刘仲武、慈鸣九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他还利用成绩展览会的机会，把自编的话剧《贫女泪》在药王庙会上进行演出。话剧以反映新旧婚姻对比、提倡婚姻自由的内容启发群众觉悟，反抗统治剥削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为推动党在沈北地区的工作，奉天特支书记杨韦坚曾三次到学校检查和指导工作，还为发展对象讲湖南农民运动，并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小册子给他们看。1927年7月，党在财落堡的活动引起当局注意，陶翙鸣不得不离开财落堡小学，转到红菱堡小学当教员，继续开展党的地下活动。
1926年秋，陶翙鸣与本村的关碧云（后更名李芳）结婚。婚后他经常给关碧云讲一些革命道理，启发她的觉悟。1927年春天陶翙鸣介绍妻子关碧云加入了共青团。同年的冬天，陶翙鸣被调到满洲团省委任秘书。不久，陶翙鸣带关碧云将家搬到奉天保安里的满洲团省委机关，以住户的名义掩护团省委机关工作，并开始频繁接触张任光、刘子岐、饶漱石三位团省委书记和当时负责省委工作的刘少奇同志，使他的政治水平不断提高。1928年2月，满洲省临委为开辟农运工作，在奉天大东城门外鄂宅胡同马韶秋家举办了农运干部培训班，并选派陶翙鸣参加了第二期培训班。通过培训，陶翙鸣进一步提高了政治水平，掌握了开展农运工作的方法。1928年满洲省临委决定在沈北建立党的地下党支部，推动沈北农运工作。3月，陶翙鸣受满洲省临委的委派，送党员邹立孟到张家堡小学当“堂役”，并在张家堡小学主持召开了有该校教员邢培卿、六王屯的苏振久和邹立孟三名党员参加的会议。会上，他传达了省临委关于建立张家堡党支部并任命邢培卿为党支部书记的决定，以及省临委对张家堡党支部的工作意见。这个党支部是党在辽宁农村最早建立的党支部。张家堡党支部建立后，陶翙鸣作为满洲省临委的联络员，经常代表省临委到沈北地区指导工作，传达上级指示，还帮助张家堡党支部配备了油印机，指导他们印发农民爱看易懂的传单，由党员和积极分子散发给各地农民，鼓动农民组织起来进行斗争。随着张家堡党支部工作的开展，党的影响在沈北地区不断扩大，党的组织不断发展，到1928年秋天，党在沈北地区的11个村发展了48名党员，组成了10个党支部。他们通过沈阳城内的三个交通点与省临委联系，接受省临委的领导。
1928年9月，满洲省临委根据沈北党组织发展情况和农运工作开展情况决定成立沈北区委。11月初，陶翙鸣按照满洲省委的部署，组织沈北地区的13名党员代表在新城堡村朱庆荣家召开了党员代表会议。会上，陶翙鸣传达了省委关于在沈北成立党的地下区委的决定，代表省委要求沈北区委在成立后抓紧发展党的组织和发动雇农开展春季增资罢工斗争。会上，他指导参加会议的13名代表选出了5名区委委员和区委书记。沈北区委成立后，陶翙鸣以省委联络员的身份，往返于省委和沈北地区，以探亲访友的方式同沈北地区的党员进行联系，及时向沈北区委传达满洲省委的指示。他还经常到沈北地区的农村，深入到群众中宣传党的主张，启发群众觉悟，扩大党的影响，同时检查指导各支部党的建设和农运工作开展情况。1929年3月，满洲省委遭到破坏，陶翙鸣同沈北区委与省委失去联系。在当时白色恐怖形势下，为躲避搜捕，已是居无定所的陶翙鸣仍坚持与沈北地区的部分党员进行联系，鼓励他们隐蔽自己、坚持斗争。
1930年3月满洲省委恢复建立后，省委派陶翙鸣和关碧云夫妇去营口开展党的工作。他们到营口后迅速与党在营口的负责人欧阳强接上头，共同建立了营口特支，欧阳强任书记，他们二人为委员。这期间，陶翙鸣化名王生田，关碧云化名李卿，以开书店为掩护，负责为满洲省委接收转运党中央文件工作。为了发展党的组织，推动工运工作的开展，他们在营口市河北机务段建立秘密工会组织，先后发展熊殿瑞、李洪柱、王玉珍3名党员，还发展工会会员80多人，使党在营口的工作取得了较快进展。同年11月，满洲省委又派他们二人去哈尔滨特委工作。但在他们到达之前，哈尔滨特委已遭到敌人破坏，特委主要领导人陈谭秋、王鹤寿、孟坚三人均已被捕。陶翙鸣夫妇到达哈尔滨后，与地下党员葛新民等同志取得了联系，准备开展庆祝十月革命节活动。11月6日，陶翙鸣、葛新民等人在一家旅社开会时，伪警察进行大搜查，由于搜出传单，陶翙鸣和葛新民等人被捕。
1932年初，经组织营救，陶翙鸣出狱，回到奉天在第三国高当教员。不久，满洲省委地下党组织得到国联调查团要到东北进行实地调查的消息，决定发动群众揭发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罪行。这一期间，陶翙鸣积极参加了由爱国人士奉天医专副校长刘同伦等人领导的搜集日本侵略事实、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谎言的活动。陶翙鸣组织学生搜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状，写控诉信交给青年会组织和刘同伦等人，并将各方面的资料汇集成册，转交到国联调查团长李顿的手中。这一资料受到了李顿的高度评价，但是也激怒了日本侵略者。日伪特务加紧了对地下党和爱国人士的搜捕，于日将参与整理材料的刘同伦、陶翙鸣、刘仲宜、巩天民等人逮捕入狱。被关押将近一年时间后，他们经党的地下组织营救出狱。
1937年，陶翙鸣又回到奉天第三国民高等学校教书。当时，在学校有一名日本教师叫木元贞，经常打骂学生。陶翙鸣十分反感和气愤，常为学生撑腰，与木元贞据理力争，从而深受学生爱戴。学生王可恭是一名孤儿，为人正直，对日本侵略者怀有刻骨仇恨，陶翙鸣便竭力帮助他，在经济上资助的同时，还不断向王可恭传播只有用马列主义做指导，才能挽救中国，使中国独立、富强的革命道理。为了发动学生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他还与白希清等人在学校组建了“复华抗日救国会”秘密组织，白希清任主任，陶翙鸣负责宣传。同年6月，陶翙鸣发展王可恭为抗日救国会会员，并让他担任了联络员，负责传递情报和信件。7月1日，他又介绍王可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3年，陶翙鸣再次被捕入狱，两年后从伪满监狱获释。日，苏联红军空降部队解放沈阳。23日，陶翙鸣就同苏联卫戍司令部中国司务部的负责人张大川（别名冯仲云，曾任抗联政治委员、满洲省委负责人）接上头，并同张务增、赵因等人一起接受了调查日本人武器弹药存放地点、储藏数量的工作任务，投入了紧张的调查工作。
日，沈阳市民主政府成立，陶翙鸣经沈阳市公安局副局长张化东介绍，给焦若愚副市长当秘书。当时沈阳的国民党地下团活动十分猖獗。由于陶翙鸣对沈阳情况熟悉，又有做地下工作的经验，组织上便让他搜集国民党地下团的活动情况。这期间，他化名祥尚谦，巧妙地开展调查工作，出色地完成了侦破国民党地下团的工作任务。通过他提供的准确情报，在一个月时间里就破获国民党地下团二十多个，缴获大量枪支弹药，确保了沈阳社会治安秩序的稳定。
日，根据苏联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将东北行政权和中长铁路沿线的大城市交给国民党政府接收的要求，中共沈阳市委、市政府和部队分为两部分撤到沈阳南北郊区。为搜集国民党的活动情报，为重新收复沈阳做准备，经焦若愚副市长亲自谈话，党组织将陶翙鸣留在沈阳继续做地下工作。日，由于国民党陆军第一监狱看守徐俊清告密，陶翙鸣、陶荣芳（陶的妹妹）、顾景云（陶的未婚妻）、张务增、刘文顺等人在陶翙鸣家中被以赵宗邺为首的国民党“铁血除奸团”逮捕，并于当晚在小河沿处决。除勤务员刘文顺伏地装死幸免遇难外，陶翙鸣等四人全部惨遭杀害。牺牲时陶翙鸣年仅37岁。1948年11月沈阳第二次解放后，焦若愚市长代表沈阳市政府追认陶翙鸣同志为革命烈士。
张贵周同志传略
注：张贵周毕业于沈北新区实验学校（沈阳市第七十四中学）的前身沈阳县立大蔡台子初级中学。大蔡台子初级中学是沈北新区成立最早的初中，校址在现沈北新区蒲河街道大蔡台子村，1926年改称为沈阳县立第一初级中学。在民国十五年（1926年）一月十五日呈报的的沈阳县立第一初级中学名册上，张贵周和下文提到的苏振九名字赫然在目。
张贵周，曾用名张希平，化名胡伯章，1908年出生在沈北树林子村（现沈北新区马刚乡树林子村）。张贵周青年时期曾在蔡台子中学读书，1925年夏因带头闹学潮，把校长软禁起来，被开除学籍。后来，他又考入沈阳迪化高中读了两年书。1925年左右，他经王席珍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学毕业后，张贵周经老师介绍到沈阳北郊财落堡小学当校长。1926年到道义屯小学教书，担任代理校长职务。他经常向进步教师和学生宣传进步思想，引导他们看《向导》周刊、《独秀文存》、《共产主义ABC》等进步书刊，先后发展了董长庚、马景昆、刘广仁和学生张奎元、关&&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此期间，沈阳特支书记杨伟坚先后两次到校检查指导工作。
1928年春夏之交，张贵周受中共满洲省临委的派遣到台安县工作，担任中共台安特支委员的职务。当时在中共台安特支书记王纯一的建议下，由教育局将张贵周分配到台安第一小学教书。这一年是台安地下党开展工作最活跃的一年。此间，台安特支活动以县城师范中学和第一小学为重点，在教职员中组织进步团体——文学研究会、读书会，启发师生阅读《社会科学概论》、《关外》和《学灯》等进步书刊。为了在学生中更好地传播马列主义，张贵周经常利用节假日和课余时间，开办贫民夜校和失学儿童识字班。他还带领本班学生胡承斌、朱殿奎、刘春山等人在图书馆召开学习辅导会，向同学们介绍李大钊、鲁迅、巴金等人的进步著作，从而在师生中播下了马列主义的革命种子。在中共台安特支的领导下，张贵周还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临江设领事馆的侵略行径，带领师生在县城街头进行多次演讲行动，指挥师生贴标语、呼口号、演活报剧，并向集会群众散发反帝大同盟的传单、演活报剧等宣传活动。这些活动持续近两个月，使学校师生和赶集的农民群众受到了深刻的反帝爱国思想教育。
1929年4月，张贵周同志接到上级指示，离开台安回到省城沈阳。不久，张贵周和王席珍一起到密山以教员身份为掩护做情报工作。1929年秋，张贵周又回到沈阳南站的大尾洋行工作，兼做沈阳新民晚报记者，还常到沈阳青年会参加活动。
1930年12月，张贵周回到老家树林子村，准备等哈尔滨的电话去苏联留学，但不久因叛徒告密被捕。被捕后，开始被押在沈阳大北监狱，后转到哈尔滨监狱，被判为无期徒刑。后来张贵周在监狱中患重病，由其在哈尔滨的亲属取保出狱送到医院治疗。于1932年春，张贵周病逝于哈尔滨，时年25岁。
沈北最早的党支部书记——邢培卿
1927年10月中共满洲省临委成立后，十分重视农运工作，从1928年1月起先后举办三期农运干部培训班，培训从事农运工作的人才，派往东北各地领导广大农民群众开展各项斗争。邢培卿就是第一批经满洲省临委农运干部训练班培训的农运干部。1928年3月省临委在张家堡建立了党支部，邢培卿担任了第一任党支部书记。这个党支部是沈北地区，也是辽宁地区最早的农村党支部。
邢培卿，沈北清水台村（现沈北新区清水台镇清水台村）人，1906年7月出生于一个小商人家庭。他自幼勤奋好学，品学兼优，1922年从沈阳县第四小学（蔡台子小学）毕业后，考入奉天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他经常撰写一些比较进步的文章，被学生推选为班级编辑股干事。1925年的“五卅”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全国各地掀起了声援“五卅”运动的反帝爱国热潮。邢培卿在学校率先参加了声援“五卅”运动的活动，串联同学们罢课，抵制日货。6月10日，他参加了去奉天省公署的请愿活动，被学校以“煽动闹事，破坏治安”为名开除学籍。
失学后，邢培卿心情十分苦决，回到家乡清水台村。这一期间，他经常与同村的同学王席珍（在北平弘达学院入党）接触、交谈，探讨一些革命道理，使他思想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和启发。1926年，他到奉天省清真小学教书，与学校相距很近、在城关小学教书的王席珍经常来往。王席珍常借给他一些进步书刊，使他思想进一步得到启迪。1927年2月，经王席珍安排，邢培卿与第一师范学校的老同学、已是共产党员的王宝桓相见。在两人的帮助和教育下，邢培卿思想觉悟大大提高。1927年3月，经王席珍、王宝桓两人介绍，邢培卿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2月，邢培卿到奉天城西三十家子小学当教员，积极独立地开展党的地下工作。3月，经组织安排，邢培卿冒险掩护了由王宝桓介绍来的小河沿医专的白希清、吴绍棠（吴执中）两名避难学生，留他们在学校住了二十多天。4月，邢培卿与曹台小学教员、沈北六王屯（现沈北新区新城子乡六王村）人、与邢同是蔡台子初中毕业的苏振久相识。通过一段来往和交谈后，彼此甚感投机，邢培卿就有意对苏振久进行宣传教育，使苏振久思想觉悟提高很快。经过几个月的培养、教育、观察，邢培卿于暑假前正式介绍苏振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1月，学校放寒假期间，满洲省临委在大东城门外党员马韶秋家举办党的农运干部培训班。邢培卿参加了第一期学习。通过学习，邢培卿进一步明确了开展农运工作的方向，增强了革命信心。2月，他被组织派到沈北张家堡小学教书，苏振久也于同期被省临委派到沈北搞农运工作，做发展组织工作。3月，省临委又派党员邹立孟化名张海秀到张家堡小学，以小学“堂役”身份做掩护，做党的地下工作。3月中旬，为了进一步开辟沈北地区的农运工作，省临委派陶翙鸣来到张家堡，召开有邢培卿、苏振久、邹立孟三人参加的党员会议，传达了省临委关于成立张家堡党支部的决定，宣布邢培卿为党支部书记。
张家堡党支部成立后，根据满洲省临委关于“扩大宣传，发展党的组织，组织领导农民进行秋收增资运动”的指示，在省临委陈为人、李正蔚、陶翙鸣的指导下，积极开展革命活动。邢培卿在星期天或夜晚写稿，刻钢板，利用省临委给他们的油印机，与邹立孟一起印制传单，然后由苏振久带走，组织当地党员和积极分子散发，扩大了党在沈北农村的影响。邢培卿还经常找得胜台小学教员郝文信、岳士屯小学教员朱松如等人进行交谈，宣传党的主张，传播革命思想。经过积极宣传教育，这个党支部先后发展了温荣、郝文信、高庆喜、潘吉祥、关长恩等人入党，使党组织有了较快的发展，为沈北地区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和以后沈北区委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1928年5月，在学校附近的村公所前黑板上发现一条“打倒恶霸地主高雅芝”的标语，引起地主高雅芝的不满。他四处探究是谁所为，怀疑到邹立孟头上，于是组织上将邹立孟调离了张家堡小学。当时支部的另一名党员苏振久，工作比较积极，经常活动在六王屯和岳士屯一带，开展组织发展工作。但是后来因苏振久向邢培卿借钱一事，两人之间产生矛盾，并且关系越来越疏远，虽经陶翙鸣多次做双方工作，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这一期间，邢培卿对党的工作感到心灰意冷，对党逐渐疏远。1929年2月，邢培卿从张家堡小学调出，先后在洋什、清水台、金家屯等小学任教，与王席珍、陶翙鸣只保持私人联系，再不谈党的工作。
1937年2月，教员进行全面体检，因邢培卿体检不合格，自动辞职。后来，为了维持生活，邢培卿来到奉天小西门里永吉电料行，找到老同学王守中，一方面学习电器修理技术，一方面为王守中的儿子补习文化课。由于邢培卿文化程度高，肯钻研，很快掌握了电器修理技术，从此他就靠单独或与别人合股经营电料行和电器维修部来维持生计。
1946年2月，我党政军撤出沈阳城区，开始向北转移。王席珍改名王笑年，受东北局社会部派遣回沈阳搜集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情报。王席珍回到沈阳后，到小西关电社找到邢培卿，在他的电社建立了联络点，邢培卿在食宿方面给予方便，并帮助购买国民党报纸。后来王席珍发现电社周围环境复杂，才改变了联络地址。
1956年，邢培卿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参加了公私合营，在大西路成立沈阳市第一无线电社。后来，他凭着自己的熟练技术先后在二经街无线电门市部、沈河无线电社、沈河无线电器材厂、无线电十七厂任技工，1974年10月退休，日病逝，终年82岁。
新城子中心区委书记——王琦
注：沈阳刚解放时，王琦曾兼任沈北实验学校的前身——沈阳市第十五中学校长。
日，沈阳解放后，中共沈阳特别市委决定，撤销沈阳县建制，在沈北地区成立新城子中心区。曾于1945年在新城子地区有过一段工作经历的王琦同志被任命为新城子中心区委书记。于是，王琦率百余名工作队员进驻新城子区。在此后的近四年时间里，他与新城子人朝夕相处，共同奋战，斗地主、分田地、建政权、搞生产，为开辟新城子区的新天地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是新城子区发展建设的奠基人。
王琦，原名王秋，曾用名王献耀、王崇德，1914年出在在河北省蠡县万安乡李家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自幼勤奋好学，六岁入村中私塾，十岁入本村小学，十六岁时因家庭经济困难中途辍学回家学习织布养家糊口。两年后，他学得一手好织布技术，能织各种各样的花布，从此便没白天没晚上地拼命给人做工织布，却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全家的生活困境。艰难困苦的生活造就了他倔强的性格，从青年时期起，他心中就埋下了反抗黑暗社会的种子。1931年，经常欺压村民的本村地主李亮京又要在全村公有的护村壕上建私房，敢怒不敢言的村民们在私下里议论纷纷，非常气愤。王琦知道后，拎着一把铁锹到护村壕上找到了正在那指手划脚张罗盖房子的地主李亮京，当面指责他霸占公壕，地主刚想发威，见王琦手拿铁锹气势逼人，便心虚地走开了。本村地下党员李甲辰见王琦很有正义感，胆子大，敢和地主干，便有意与他联系交往，并结为好友。此后，李甲辰便经常在晚间到王琦家中同王琦谈心，有意向他传播革命思想，逐步使王琦懂得了要解决社会不平等、劳动人民吃不饱穿不暖的问题只有把穷人组织起来推翻旧社会，建立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新社会的道理。随着王琦思想觉悟的不断提高，日，经李甲辰介绍，王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2年，我党在高阳县和蠡县领导农民进行反剥削、反苛捐杂税、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并发动了高蠡两县农民暴动。王琦积极参加了这次暴动。8月27日，王琦与李甲辰和本村参加暴动的人员结为一个战斗队，一齐冲向中心村荣家营子抓恶霸地主戴介梅。不料，戴介梅早有准备，领着反动地主武装占据地主大院凭借有利地形向农民暴动队伍开枪反击。冲在前边的暴动队员魏云志中弹牺牲，进攻受阻。正在这时，又传来总集合地点北辛庄的暴动队伍被敌人包围打散的消息。这次暴动失败了。为躲避敌人报复，在暴动中暴露党员身份的同志都远走隐蔽。因王琦在这次暴动中没有暴露身份，他便以给本村李大全做长工织布为掩护隐蔽下来，伺机开展革命活动。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侵占华北，我八路军主力部队开赴华北前线抗击日寇的进攻。王琦听到这个消息后，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于9月10日毅然离家前往高阳县，到我冀中军区参加了八路军，在军区司令部特务营当战士。这期间，他主动向政委马官保介绍了曾于1932年入党以及参加高蠡暴动的情况，于是政委马官保就派王琦参加宣传队，让他利用人熟地熟的条件做宣传动员群众参加抗日部队的工作。由于他工作积极肯干，日，他在部队又重新入党，并逐步从战士提升为指导员。
1939年4月下旬的一天，冀中军区司令部进驻饶阳县的大官厅和常留庄一带，拂晓被敌人包围。在突围战中，王琦的臀部和左腿有六处被日寇炮弹炸伤。由于当时缺医少药，只能在伤口上抹点红药水。晚上战斗结束后，部队用大车将伤员送往蠡县太阳庄治疗。在给他从伤口里往外拿炮弹皮时，由于没有麻药，只能让人按住他的身体，疼得他满头大汗。当时，医疗条件差，消毒不好王琦伤口化了脓，三个月后才愈合。就是这样，他左踝骨边仍有一一块炮弹皮没能取出来，成为三等甲级荣誉军人。伤愈后，王琦转业在蠡县四区做敌工助理员。
1940年5月，日寇进行大扫荡。王琦在万安村被困在村中，日伪军逐家逐户搜查八路。正在危急之时，村中一位姓冉的农民为掩护他将他拉到家中，叫他装成冉家的“新姑爷”，骗过了敌人，化险为夷。1942年冬，大百尺镇日寇据点里有一名姓苏的汉奸密探很嚣张，经常出来骚扰百姓，刺探我军情报，王琦决定除掉这个败类。一天，他得知这个汉奸又出了据点，夜宿在太阳庄的姘妇家中，便与区小队长杨广生带几名战士到把太阳庄这个汉奸从被窝里将抓了出来，拉到村外处决。除掉了这个铁杆汉奸，伪军们再也不敢轻易出据点祸害百姓了。
日，王琦从井家营子去南许村开会回来夜宿南辛庄，不料被半夜出来搜查的蠡县清剿队抓捕。铁杆汉奸、清剿队长郑国治为多抓共产党八路军向日本主子请功，就连夜亲自审问王琦。他们把王琦吊起来用皮鞭抽打，直打得王琦遍体鳞伤，随后又给他灌凉水、灌辣椒水，把牙撬掉了8颗。王琦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仍然宁死不屈，什么也不说。敌人一无所获，就把王琦作为死囚关进了蠡县监狱。蠡县抗日武装为了消灭郑国治这股疯狂作恶的汉奸队，故意放风说共产党干部正在潴龙河南一带活动，并在高晃大路两侧设下埋伏。郑国治听说后，信以为真，立即率清剿队出动。清剿队走到高晃大路，遭到我军大队伏击，清剿队全部被歼灭，郑国治也被击毙。由于王琦在清剿队严刑拷问中什么也没说，清剿队被消灭后，他也从死囚变成了一般政治犯。在监狱中，王琦与被关押的我博野县县长王平东、蠡县公安局长刘晓彤、抗联主任杨捷三和分区委书记刘志取得联系，在狱中建立了党小组，展开了狱中的对敌斗争。他们向狱警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做争取看守人员的工作，联络被关押在狱中的政治犯筹划集体越狱。经过四个多月的精心筹备，9月14日晚，狱中11名共产党员设巧计将狱头看守灌醉，在伪狱头、看守进入酒肉梦乡之后，他们借着阴雨黑夜的掩护，冲出魔窟，回到人民的怀抱。越狱后，王琦回到蠡县四区担任副区长。
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党从冀中抽调大批干部派往东北，王琦被抽到沈阳市担任大东区区长，同年11月随沈阳市委北撤到新城子地区任蒲河总区新屯分区区委书记兼区长。在蒲河总区工作期间，他积极发动新屯地区群众率先在蒲河总区内掀起了反奸除霸、减租减息斗争热潮，清算了20多户欺压百姓、民愤极大的地主，在新屯分区普遍实行了“二五”减租。分得胜利果实的农民欢欣鼓舞，热情拥护共产党，积极走出家门参加工作。当时不足百户的新屯村就有80多人参加了地方政府和区武工队，被上级誉为“八路村”。1946年4月，王琦随沈阳市委机关转移到吉林地区工作。1948年沈阳解放后，王琦担任新城子中心区工委书记。1949年3月，王琦担任新城子中心区区委书记。1952年8月新城子中心区撤销后，王琦调回沈阳市内，先后担任市农委副主任、省农业厅副厅长、省气象局局长、省人大常委等职务。1984年，王琦同志离职休养。
田丰同志革命斗争业绩
田丰，原名蔡学礼，1911年出生于河北省迁安县杨官乡蚕姑庙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寒，他只念过二年农闲小学，就弃学在家务农。
“七七”事变后，日寇入侵华北，田丰不甘心当亡国奴，于1938年参加了我党领导的冀北抗日大暴动。暴动队伍西进与日寇作战受挫后，他随部队参加了平西整训。由于他积极肯干，思想进步，于193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1年八路军组建十二团时，他被分配到一营一连三排当排长。同年夏天，部队在唐山西朱格庄突围时，他负伤留在了迁滦丰联合县第七总区。伤势好转后，他主动参加了开辟滦东地区工作。
东渡滦河　开辟滦东
滦东地区是出入关的咽喉要道，日寇侵占华北后，便以滦河为屏障，把滦东地区作为后方重地，修公路、屯重兵、筑炮楼、建据点，对这一地区统治极为严密，给我党开辟滦东抗日根据地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
1941年冬，迁滦卢工作委员会书记高敬之选中了有民族气节、忠诚可靠、战斗经验丰富的田丰去开辟滦东抗日根据地，组成了以他为指导员、张福德为队长的五人敌后武工队。他们东渡滦河，来到迁安县城东南、青龙河以西的三角地带开展敌后工作。
开始的时候，因为滦东是敌占区，缺乏群众基础，他们只好夜间过河，通过高敬之的故旧了解情况，宣传抗日主张，天亮前返回滦河西。经过一段时间工作以后，发展了一些关系户，才有了白天落脚之处。他们还积极争取、团结和利用伪乡、保长等一些上层人物为我们工作。迁安县城外三里河子造纸厂的李志显，是个留学生，被争取过来后，协助我们做了不少工作，给我们解放区送了不少纸张。郎格庄的郎介三，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原东北军的旅长，曾当过玉田县县长。他被田丰争取过来后，不仅热情接待工作人员，还留田丰家属住在他家中，并多次掩护抗日人员脱险。就这样，田丰等五人在敌占区，凭着两只脚、一张嘴，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到1942年春，滦东基本上形成了有情报、有堡垒户、有征收，形成半隐蔽的根据地。
1942年5月，迁滦卢工作委员会书记高敬之视察滦东工作后，又派田丰带领铁玉阁、杨跃忠等四人到青龙河东，去卢龙、抚宁一带开辟抗日新区。动身之前，高敬之向他介绍了毛格庄的毛有贺、榆林甸乡乡长刘志恩等人的情况。田丰过青龙河到毛格庄找到保长毛怀，向他宣传我党的抗日政策，毛表示支持抗日工作。后来，田丰又带领铁玉阁等人去郎格庄关系人李梦元家，结识了李的内弟毛玉良。从此以后，他就以毛格庄后山叶家沟的孤户毛国良家为基点，利用各种关系进行隐蔽活动，并逐步向东发展。
田丰他们初到青龙河时，没有枪，每人只带一、二枚手榴弹。他们了解到陈官屯伪警察所有20多人，配有枪支，但防范不严。同时，陈官屯贸易市场的收税人与反动官府狼狈为奸，欺压百姓，民愤极大。田丰决定利用陈官屯集日砸掉警察所，夺取枪支武装自己，并煞一煞“税牙子”的嚣张气焰。于是，田丰和张福德、刘海舟等人借了一枝手枪准备一同去夺枪。他们事先做了明确分工：田丰带两个人夺枪，张福德带两个人抓“税牙子”，刘海舟在市场接应，以田丰的枪声为令，统一行动。集日这天早晨，他们有的背着钱褡子，有的挎着篮子，都扮成赶集的，混进陈官屯街里，熟悉环境，观察动向，物色目标。随着赶集的人不断增多，集市开始热闹起来了。这时，田丰带人闯进伪警察所，鸣枪示警，伪警察各个惊慌失措，举手投降。张福德和刘海舟等人听到枪声也分别行动，很快完成了预定任务。随后田丰等人乘“炸集”的一片混乱之机，押着俘虏撤出陈官屯，来到村外的干河套里。对俘虏进行一番宣传教育后，田丰等人将俘虏释放，前往常格庄北山。回来途经榆林甸村时，他们发现有日本兵在前面埋伏（陈官屯大乡用电话报告的），田丰当机立断，要求同志们不要放枪，调头分组转移。等敌人反应过来时，他们已绕过敌人撤走了。
田丰经常到毛格庄渡口乘船过青龙河，一来二去同船主毛有山逐渐熟识。田丰听说高贺之在县城当师范学校校长时的旧识、在卢龙城当警长的毛有贺是毛有山的哥哥，为人比较正直，能够为我所用，就通过毛有山与他接上了关系。建立关系后，毛不仅帮助提供伪军出城活动情况，还帮助做敌伪人员工作。后来，田丰通过毛有贺又与卢龙县城监狱长取得联系，使之也成为联系人。有的村干部被捕，监狱长曾暗中给予照顾。
1942年7月，卢龙县要在陈官屯恢复伪警察所，准备派毛有贺去。毛有贺通过毛有山问田丰的意见，田丰认为陈官屯正缺少可靠的人，表示欢迎。毛有贺到陈官屯警察所后，有一次与所长闹矛盾，所长说毛有贺私通八路，毛有贺心中没底，就托其弟找田丰商量。田丰认为警察所长是在威胁毛有贺，可是毛有贺坚决要出来。于是，田丰决定端掉陈官屯警察所，就向毛提出三项要求：一是将家属从县城接出来；二是摸清三名伪军的家庭住址、父母姓名，所持的枪支号码和子弹数量；三是定准时间在东门等候，里应外合。毛有贺按田丰要求办好之后，一天夜里，田丰将基干队一个班安排在陈官屯北街口寡妇店，半夜时分带铁玉阁和毛有山悄悄来到伪警察所东门，轻轻叩门，毛有贺听到暗号将门打开。田丰等人拔枪迅速冲进警察所，伪警们正在赌钱,猝不及防，只好乖乖举手投降。田丰告诉伪警们全镇已被八路军包围，接着说出三人的家庭住址、枪支号码、子弹数量，胁迫他们背枪跟铁玉阁去寡妇店。铁玉阁押着伪警走后，田丰放火烧了警察所，并对路南日本兵炮楼打了几枪。日子鬼子听到枪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胡乱打了一阵枪，也没敢出来追击。田丰等人把伪警们押到大王屯，进行了一番教育后，就给他们发了些路费放他们回家了。
为了从经济上封锁敌人，田丰以迁卢抚昌联合县第四总区区长名义发出通告，取消陈官屯大集，在大刘庄建立“三八”大集，要求各村一律去大刘庄赶集，如再去陈官屯卖东西，就以汉奸资敌论处。同时，号召群众坚壁清野，如果粮食和物资被敌人抢去，抗日政府在征粮时予以减免或以合理负担的办法解决。就这样，陈官屯敌伪机关人员，就没处买粮食和生活用品，只好派人到陈官屯街里找我方的关系人李香甫大夫，给其征点生活日用品，按价付款。这样，李香甫成为我方在敌伪机关中的合法联系人。后来，田丰找到宋家坟伪乡政府跑会的孙济川，动员他在敌伪机关的亲属为我方工作。这样，我方的消息更加灵通，而日本鬼子在山上却成了“聋子”和“瞎子”。
1942年8月，为了加强滦东地区工作，上级又增派李国安、林子江、徐中华、徐兆信四人到青龙河东来协助田丰工作。从此，青龙河东的工作更加活跃，但也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卢龙县横河镇据点的敌人，每天派人到青龙河东岸巡视，把守渡口，监视行人，控制船只，还借机向船主和村里勒索钱财。敌人的行动，给抗日新区的开辟工作增加不少困难。一天，田丰、李国安等人正在毛格庄保长毛怀家研究工作，有人送信说巡视青龙河的两个警察又来。田丰当即决定除掉他们。保长毛怀怕以后敌人来报复，于是田丰便带领人离开保长家出毛格庄，到大、小万山两村中间的大道上去等候两名伪警察。李国安在地里装作拔草监视敌人，田丰等隐蔽在路旁卧牛石的后边。一会儿，两名伪警摇摇晃晃地走过来，李国安等两人走过悄悄尾随其后。走到卧牛石旁，田丰等人一齐跳出，两名伪警束手就擒。田丰等人押着俘虏渡过青龙河，在段家沟就地处决。伪警察们看到为日本鬼子卖命的可耻下场，反动气焰再也不那么嚣张了。后来毛怀又与横河镇警察所所长拜了把子，这样田丰又间接和横河镇伪警有了关系，横河的伪警也再不到这一带来为非作歹了。
坚持滦东　活跃敌后
1942年秋后，我方的游击区已发展到青龙河东，阳山以北的卢龙县全境，并把工作发展到抚宁和昌黎县一带。那时，滦东地区群众生活非常困难，老百姓没有粮食吃，经常有人用驴驮子从关外往关里贩运小米。当时抚宁县苍台乡住着一个伪警备中队，经常夜间到燕窝庄西大道设卡堵截驴驮子，勒索钱财。为了不让老百姓挨饿，保护粮贩子的合法利益和积极性，田丰决定打击一下伪军。一天夜里，他带铁玉阁去燕窝庄（伪大乡所在地）摸情况，从庄西进去向东走时对面过来一个伪警察，就擒住带到了村外树林。一审问，原来苍台警备队一个小队长带来一班人准备截驴驮子，正在村西头大庙里等着。这个伪警察是大乡西院的杨进宝，想劫完粮食把大伙请到家里吃顿饭，这是回家送信回来。田丰告诉杨进宝说自己是田丰，让杨进宝反枪和子弹押下，回去把小队长叫来。杨进宝回去不久领来小队长等十余人，空着手进入小树林。小队长见田丰言而有信，讲义气，很受感动，非要跟田丰磕头拜把兄弟不可。为了正确执行党的团结抗战政策，多争取一些人一道抗战，田丰和铁玉阁就同伪警察插草为盟，磕头拜了把兄弟，并要求他们不能打八路军和游击队。
伪军小队长回苍台后，把这件事告诉了中队长王凤池，王认为田丰讲义气、够朋友，就托我们的关系人燕窝乡杨副乡长传话，要与田丰见上一面。在杨副乡长的安排下，两人在杨家见了面。当时正值一队换防的日本兵经过，王凤池巧妙周旋，替田丰应付过去。通过这件事，感到王凤池有爱国之心，比较可靠，就向他进一步宣传了党的团结抗日政策。从此，田丰和王凤池建立了关系。打那以后，这个中队长对我方提供了很多帮助。那时敌人对蜡纸、油墨、电池和药品都控制得很严，但他都暗中弄来给我方使用。当时地区有一部电台，需要电池，王凤池就假借给伪军买，暗中给我方用。有时部队没有子弹了，让田丰想办法，田丰就派人到王凤池那里去取。然后王凤池就在夜里假装放几枪，说是八路军来了，也就搪过去了。有的八路军伤员也送到他那去治疗，就说是老百姓在打仗时被误伤的。后来王凤池被调到县里提升为警备大队的大队长，这对我方更有利了。王凤池曾几次把鬼子出来讨伐的时间、路线和目的都及时告诉我方。
1942年秋，敌人强制推行“沟堡政策”，在青龙河东，南起卢龙县城，北至长城脚下，沿河挖了一条长达60华里的壕沟，中间修了18座炮楼，每个炮楼驻一个小队伪军。交通要道设有岗卡，白天对过往行人严加盘查，夜间拽起吊桥不准通行。敌人妄图用这种办法将青龙河两岸分割开，然后蚕食滦东新区。县委多次指示，要千方百计拔掉这些炮楼。于是田丰通过关系户找到毛格庄炮楼的小队长，向他宣传团结抗日政策，并要求小队长将炮楼上的十几名伪军的姓名、家乡住址写出来，小队长都一一照办。田丰根据这些名单，跑遍了这些伪军的家，动员其家属说服亲人不要当汉奸，不要死心塌地给日本鬼子卖命。同时，对附近几个炮楼的伪军也都通过不同渠道加紧工作，争取统一行动，同时起义。经过一段时间，对毛格庄炮楼的大部分伪军都做好了工作，只有副队长韩麻子打横，还扬言要亲自抓住田丰，到“太君”面前去请功。于是田丰决定除掉这个铁杆汉奸，但几次引诱韩麻子出炮楼都未成功。后来他听说韩麻子会抽大烟，常到榆林甸一带去欺诈保长，勒索钱财，就布置各乡保长，韩麻子出来到哪个庄设施勒索，要立即报告。一天，韩麻子又出来到前官地保长刘林家敲诈，刘林就以出去筹钱为由报告给田丰。田丰带领郭凤久在刘林家出其不意地将韩麻子抓获，在村外就地处决，并马上油印宣传品大肆宣传这一消息，震慑了那些死心塌地为鬼子卖命的汉奸。
1943年5月，刘林带领毛格庄等六个炮楼的伪军起义，一把火烧了炮楼，附近的村民也自发扒壕填沟。至此，日寇在滦东推行的“沟堡政策”宣告破产，抗日游击战更加活跃。
转战沈北　智斗顽敌
1945年春，田丰奉命由冀东革命根据地前往东北，先在朝（阳）锦（西）义（县）三县联合办事处任办事处主任，10月上旬又被分配到沈阳市公安局任督察官。11月下旬，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我党政军机关和武装部队主动撤出沈阳市区，到郊区开展革命斗争，建立政权，扩大武装。市委撤到财落堡后，决定在沈阳郊区建立八个县级总区。当时，在新城子地区建立了财落堡和蒲河两个总区，田丰被分配到蒲河总区工作。这一天，他随同工人训练队押运军用物资的大车去蒲河报到，途经古城子村西北时，突然遭到“西大会”反动武装的伏击，我方有8人牺牲，13人被俘。为查明真相，他迅速到官公台村（现增产村）通过群众了解关于这一事件的有关情况，随即返回财落堡向市委汇报。第二天，他绕道来到蒲河总区。当时总区领导正在研究攻打古城子西大会反动武装，于是会议决定派田丰化装成商人去古城子侦察。他来到古城子村，发现村里的成年人全部走光，只剩下老弱病残，便以关内商人回不去家为名，借宿在地主温钦武家里。当晚，他在村里侦察，在村西一个场院发现一个回村探信的青年，在同青年的攀谈中，田丰得知了我牺牲战士被埋地点，就将情况报告给区保安大队长戴昊。戴昊派人在村西水泡子边扒出了我牺牲人员的遗体。为妥善处理这一问题，总区在村里开会，广泛宣传我军处理截击事件的政策，向村民说明广大群众是无辜的，“西大会”的头头们才是罪魁祸首，请外出躲避的群众放心回来。经过宣传，群众才陆续回村。后来，村中头面人物在温钦武家开会研究如何平息事件。他们认为田丰是南方来的商人，就主动请他给说合，打算用赔款的方法了结此事。为稳住敌人，把“西大会”的匪首们一网打尽，蒲河总区区委就让田丰转告“西大会”的头头们，必须向保安大队赔偿14万元（伪币），用钱赎罪。这些地主们真以为拿钱就能了结这个事件，如同得了救命符一样，纷纷回家凑钱，但20多天才凑上4万元。这一天，田丰得知几个“西大会”头头都悄悄潜回村中，准备开会筹款，就迅速报告了总区领导。第二天，村里头面人物和“西大会”头头又在温家开会，蒲河总区一名军代表带了七八个人突然闯进，以筹款缓慢为由将在场的“西大会”头头和地位们逮捕。几天后，蒲河总区在古城子村召开了五千人的群众大会，隆重安葬了6名牺牲的烈士（另外两名是车夫，牺牲后第二天就被家人拉回去了），就地处决了伏击我军的罪魁祸首“西大会”头子盛蔚冰、王亚东和杨春森三人。不久后，我三五九旅八团在刘千户东彭楼子村山边又一举歼灭了“东大会”残敌，进驻刘千户村。至此，彻底消灭了地主武装，建立了新政权，田丰被任名为蒲河总区虎石台分区书记兼区长。
1946年4月中旬，地委决定成立沈铁抚联合县，蒲河总区划归沈铁抚联合县，田丰被任命为联合县第九区区长。他经常带武工队配合县保安大队回蒲河地区活动。为打击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县保安大队决定设巧计伏击敌人。一天，田丰根据县委副书记、保安大队长戴昊的指示，先派两名侦察员去蔡台子村，找伪保长李惠给安排十几个人的食宿。根据李惠的表现，知道他准给国民党军队送信不可。晚间，李惠看我们出出进进才有十二三个人，就在第二天拂晓悄悄跑到东岗子村向给国民党207师报信。李惠那里知道，我们明里十几个人住在大蔡台子村，暗里已在村西头埋下伏兵。联合县保安团二连100多名战士，已于当天的夜里到了大蔡台子村西头，隐蔽在一个土包后边，敌军连长相信了伪保长李惠的报告，认为时机难得，立即率一排伪军向大蔡台子扑来。敌军走到小蔡台子村东的开阔地，进入了我军的伏击圈，我们的战士居高临下，机枪、步枪同时打响，敌人遭到迎头痛击，扔下7具尸体狼狈逃窜。这次伏击战对反动势力震动很大，仲官屯的“东大会”残余分子纷纷悔过自新，共交出步枪14枝、手枪2枝。
1947年秋，因战略需要，沈铁抚联合县保安团被编为辽东军区独立一师二团，撤离了沈铁抚联合县地区，联合县机关撤到清原县西三家子村。为保护土改工作成果和村干部的安全，防止政治土匪捣乱和地主反攻倒算，田丰被留在铁岭、开原、清原中间地带。联合县派他组建了一支有30多名土改干部和民兵参加的武装队，活动在土改后的附近村屯山上打游击。当时每个民兵都有一条枪，子弹充足，山多林密，枪响远处听不到，白天打飞鸟野兽，晚间到村里吃，打多的送给老百姓。时间一久，田丰名气更响了，老百姓都传说田丰在关里打过游击，特别厉害，枪法准，打麻雀一枪一个。那些地主武装听说也都闻风丧胆，不敢姿意妄为。一天夜里，田丰等人从山上下来，住在白旗寨乡的李家堡子村。驻扎在白旗寨的敌军派一个村民到李家堡子取情报。当时田丰正在村长家里，村长哪敢给国民党军队写情报，于是亲自动笔写了一条假情报：“今晚，西大营子家家户户都亮着灯，烟筒里都冒着烟，村里有马叫唤声，还有不知是什么东西在胶皮轱辘大车上，用帆布蒙着……”。敌人收到假情报，感到很奇怪，就派了个侦察连去侦察。当时，田丰正在西大营子吃午饭，有人来报告说西北山上下来不少人，他出去一看，知道不是自己人，就命令去北山两三个人，去东山两三个人，其余的人都上南山，大家以他的枪声为号一齐开火。田丰带着战士老魏躲在山下的小庙里，等敌人快到西大营子时，田丰就开枪了，接着东、南、北山上的枪都打响了。敌人摸不清我们有多少人，以为被包围了，吓得顺着公路慌忙逃跑。敌人被吓跑后，田丰等人拣了不少敌人丢掉的子弹和手榴弹。后来，田丰等人才知道，原来在敌人侦察连的后边，还有敌人的大部队。敌人的大部队听到枪响，不知是怎么回事，就接连向村里打炮。敌侦察连也吓懵了，还以为是我军炮兵在打炮。那时我们八路军的主力部队穿的都是黄军装，而秋后山上的草木也都是黄色的，他们吓得也分不清哪是八路军、哪是草木了，见到主力部队就说：“可不得了啦，满山遍野都是八路军，若不是我们侦察连机警，换别的部队都得叫人家给吃掉了。”后边的敌人听他们这么一说，也吓得往回撤了。这股敌人逃到开原县上岭子村时，对筑有坚固工事号称一个团的（实际只有一个营）驻军说：“后边追上来的八路军可多了，我们团撤回来了”。驻军听到这个消息，也弃营逃跑了。就这样，田丰仅带二十几个武装队员，凭一条假情报，英勇机智地打跑一个连，吓跑一个团，惊走一个营。为此，联合县政府慰问了他们，并给田丰记了三等功。
1948年沈阳解放后，田丰同志曾先后担任新城子中心区区长、沈阳北郊区区长、中共新城子区委副书记等职，1966年6月调到沈阳市畜牧副食局任顾问，1982年离职休养。田丰同志是一位新城子地区群众所尊敬和爱戴的老领导，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英勇奋斗数十年，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为革命呕心沥血、南征北战、鞠躬尽瘁的光辉事迹，是激励我们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精神力量。
革命烈士——马刚
沈北新区东部石人山脚下有一个山清水秀的村庄叫马刚村，解放前叫刘千户村，在村小学墙外有一座绿树掩映，红墙环绕，庄严肃穆的烈士陵园，马刚烈士就长眠在这里。他的英雄业绩代代传颂，他的光辉形象像苍松翠柏，傲然挺拔，万古长青。
参加革命　锻炼成长
马刚，原名马吉瑞，曾用名马文吉，1920年10月出生在河北省安国县西伏落乡西伯章村一个贫苦家庭里。童年的马刚由于家境贫寒，断断续续地读了不到三年书就被迫辍学。十三岁时，他离家到二十多里外的门东村给一个富农当长工。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门东村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正在当长工的马刚积极参加了党领导的反抗地主富农剥削的斗争。在斗争中，马刚逐步懂得了只有跟着共产党，劳苦大众才能翻身得解放的革命道理。1938年11月，马刚经刘者彬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以后，马刚先后担任了西伯章村地下公安员、晋察冀边区临时政府通讯员、安国县第三区通讯员、区民政助理员等职务。
1939年夏，马刚担任了西伯章村地下公安员，主要任务是轮流到地主、富农家做工，以便掌握情况。由于马刚身体单薄，力气不足，干起活来非常吃力，但他努力克服了困难。为表示革命决心，他根据当时的一首广为流传的抗日歌曲中的“好男儿志刚刚”的歌词，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马刚”。
1939年年底，马刚被党组织调到区办的小兵工厂里工作，承担起组织民兵制造土枪土炮的任务。当时，制造武器缺少原料和技术设备，困难很大。缺少原料，他就和战友一起冒着生命危险到敌占区去买旧弹壳，回来加工；不懂得技术，他就刻苦学习，大胆搞试验，直到成功。有一次，在试验小炮时，突然发生爆炸，马刚身上多处受伤。由于弄不到药，只好用盐水冲洗伤口，剧烈的疼痛使他头上不断渗出汗珠，但他却一声不哼。没等伤口痊愈，他就急着返回工厂继续投入了紧张的军工生产。
1940年，敌伪在西伯章村设立了中心碉堡。这是敌人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为了掌握敌人的动向，马刚又回村担任了地下公安员，搜集敌情。马刚工作认真细致，一有情况就及时向上级反映。有一次，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伪警察张子健，鬼鬼祟祟地窜回村里，他发现后立即向区里报告，协助民兵将张子健抓获，押送到县里进行了公开处决，为民除了一害。
为了争取和瓦解伪军，马刚曾多次摸到敌人炮楼附近进行政治宣传，动员伪军弃暗投明。为打击日本侵略者，马刚经常带领民兵夜间出击，埋地雷、炸碉堡、掐电线，使敌人不得安宁，为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做出了贡献。
调往沈阳　消灭东大会
1945年“九三”胜利后，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门东村接连几天召开群众大会，庆祝抗战胜利。但过了不久，时局又紧张起来：国民党军队夺取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接收了北平、天津、石家庄、保定等大城市，控制了京汉、京浦两条铁路线，原来的日伪军及汉奸走狗、地富分子相互勾结，组成还乡团，投靠了国民党，疯狂地向人民进行反攻倒算。为了斗争需要，上级党组织决定调马刚到冀中地区集训，并在集训后派他参加了赴东北政工干部大队。马刚满怀解放东北，建设东北的强烈愿望，和北上的同志们跋山涉水，日夜兼程，于11月上旬来到沈阳。
1945年11月中旬，马刚被沈阳市委分配到沈北蒲河总区工作。当时蒲河地区反动地主武装“东大会”和“西大会”活动十分猖獗，到处抢男霸女、收租逼债、欺压百姓，作恶多端，老百姓敢怒不敢言。为了解放沈北地区的广大群众，开辟我党我军工作，区党委与三五九旅、保安三旅决定消灭这股反动武装。1945年11月下旬，马刚和一名当地干部化装成牛贩子，深入到匪徒经常活动的石山子、刘千户一带侦察，在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下，很快摸清了“东大会”头子佟玉洲、关宪一等人的底细、活动规律，敌人的实力以及附近的地形情况。随后，马刚同区领导、三五九旅首长共同研究制定了作战计划。12月3日晚，部队冒着北风烟雪悄悄开进了东部山村，并严密封锁消息。次日拂晓，部队分三路包围了刘千户村。清晨，马刚带领中路主攻部队埋伏在东面老家山头向张家坟发起了猛烈进攻，南北两路部队也同时发起了进攻，三面枪声大作，冲锋号齐鸣，枪声、手榴弹和炮弹声响成一片。“东大会”的乌合之众哪见过这个阵势，个个胆颤心惊，扔掉武器向西奔柳条河、清水台方向逃去。就这样，我军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一举消灭了“东大会”反动武装。“西大会”反对分子闻风丧胆，没过几天也被消灭了。东、西大会被一举消灭，广大劳苦群众欢欣鼓舞，敲锣打鼓扭秧歌欢迎解放军，欢庆翻身得解放。
发动群众　减租减息
1945年11月末，马刚奉命到刘千户分区担任区委书记兼区长。他领导分区干部群众以分区所在地刘千户村为中心，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运动。开始的时候，由于当时一些老百姓听信了反动分子的谣言，对共产党没有信心，纷纷离家出走，刘千户村大部分人家人去屋空。马刚对此非常痛心，他身着便服进村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仅用十天时间就摸清了基本情况。为了深入发动群众，他根据村民严重缺粮的现状，决定首先着手解决缺粮问题。马刚带人将村中积谷粮仓打开济贫，给一百多个缺粮户分发了粮食，并给特困户分了双份粮，使老百姓由衷地感激并开始相信共产党，那些不明真相离家出走的群众也陆续回到村里。就这样，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群众发动起来了，同时也培养锻炼出一批骨干分子，刘千户村正式成立了以陈子良、戴巨贤、王尚林等贫苦农民为核心的政权组织——清算委员会，一场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运动开始了。通过“减租减息”运动，清算了以伪村长郑自衡、陈启伟为首的保甲长、汉奸和大会头子等47人，夺回被霸占的房屋8间，土地28亩，罚款2800元，减租1242亩，返给贫苦农民粮食15120斤，那些顽固的地主也乖乖地如数减租了，恶霸地主、“东大会”头子关宪一和朱祥周全家逃跑，刘千户村取得了减租减息运动的大胜利。
在领导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的同时，为了巩固和发展革命政权，1946年2月马刚又组建起人民革命武装区小队，马刚亲自担任指导员。队伍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很快由20多人发展到60多人。区小队与蒲河总区保安大队紧密配合，坚持在蒲河、清水台、刘千户一带开展游击战，毁道路，炸桥梁，监视敌人，在懿路、新台子等地堵截为市内国民党军队运送粮油的车辆，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敌人惶惶不可终日，把他们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多次悬赏捉拿马刚均未得逞。3月的一天，国民党207师的数百名匪军突然向驻在刘千户的蒲河总区保安大队和刘千户区小队进行猖狂进攻，妄图将我革命武装一网打尽。敌众我寡，蒲河区委决定突围，马刚主动要求留下，掩护部队突围。组织批准后，马刚等人带上枪支弹药隐蔽到村西小庙里吸引敌人火力，英勇阻击敌人，主力部队则向村东冲去，兵分两路顺利突围。主力部队脱险后，马刚等人又机智勇敢地躲过敌人追杀和搜捕，在天黑时分赶到铁岭县李千户安全归队。
人民战士　永垂不朽
1946年4月，国民党反动派更加猖狂，白色恐怖笼罩着沈北地区。根据斗争形势需要，我党、政、军撤到沈阳东北部的铁岭、抚顺交界，在铁岭县李千户村成立了沈铁抚联合县。同时，将刘千户区小队编入沈铁抚联合县保安大队第六中队，马刚担任指导员，继续领导第六中队及当地人民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当时，在蒲河南部的仲官屯，一小股“东大会”残余势力死灰复燃，蠢蠢欲动，横行乡里，欺压百姓。28日晚，马刚奉命率队连夜出击，包围了仲官屯，彻底消灭了这些“东大会”残余分子。战斗结束后，他们把大部分战利品分给了当地群众，只留下一部分现金作为中队的活动经费。当时，队伍中以高云程为首的几个别有用心的人主张分掉现金，但马刚坚持原则，坚决不同意，于是这几个人怀恨在心，密谋杀害马刚。6月20日晚，程序和马刚率领第六中队部分同志转移到后腰堡的二道沟宿营。这时，高云程等人预谋第二天早上合伙叛变。次日清晨，叛徒们分别溜出村外的南山和北山向村里放枪，假充敌人包围进攻。马刚听到枪声后，为保护首长和同志们的安全，独自出门察看敌情，不幸被叛徒高云程黑枪击中，当即牺牲，年仅25岁。
1949年3月，为了纪念马刚烈士，新城子中心区委在蒲河区召开了马刚烈士追悼大会，当场处决了罪恶的叛徒高云程。同时，把马刚烈士的坟墓从二道沟迁移到烈士生前战斗过的刘千户村，并将刘千户村改为马刚村，将村小学改为马刚小学。乡政府成立后，又用烈士的名字命名为马刚乡人民政府。
新屯分区长——杜连发
杜连发，1909年出生在满堂村（现东陵区满堂乡满堂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五岁时随父母投亲到沈北千佛寺村（现沈北新区蒲河镇千佛寺村）定居。由于生活所迫，杜连发没有上过学，十一、二岁就跟随父亲下田劳动，十六、七岁开始给地主扛活或当货郎糊口度日。
1945年“九?三”胜利后，共产党接收了沈阳，并于10月成立了沈阳市民主联合政府。11月底，市委派吴继周、程序、戴昊、丁贤等同志到蒲河村建立了蒲河总区政府。杜连发闻讯后，满怀翻身求解放的愿望来到蒲河总区政府，向程序区长介绍了自己的身世，主动提供和反映了蒲河地区的各方面情况，积极要求参加革命。根据杜连发的迫切要求，总区让他到政府参加工作。从此，杜连发踏上了革命征程。
12月初，根据工作需要，杜连发被分配到蒲河总区下设的新屯分区担任财粮委员。在分区长王琦的带领下，他们首先深入到杜连发所在的千佛寺村开展反奸清算试点工作。在试点工作中，杜连发带头诉苦申冤，带头揭发地主、恶霸的反动罪行。在他的带动下，穷苦百姓纷纷投入到反奸清算的斗争中去，斗争了富洪文等七户地主恶霸，没收土地700亩，房屋46间，还有大车、牲畜和其他财产，很快取得了反奸清算斗争的胜利。当时这个百户左右的小村就80多人到区政府和新屯武装小队参加革命工作，被称为“八路村”。经过斗争的考验，杜连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提拔为新屯分区副区长。
1946年3月下旬，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敌人，巩固和发展胜利成果，我党大部分干部奉命从蒲河撤走，进行战略转移，并于四月份在铁岭东南的李千户村建立了沈铁抚联合县。杜连发所在的新屯分区隶属于沈铁抚联合县领导，新屯分区的武装小队被编为沈铁抚联合县保安大队第六中队。党组织北撤后，国民党反动派的活动十分猖獗，于是杜连发一边带领新屯分区的同志开展反对地主恶霸的斗争，一边带领六中队和国民党反动派开展游击战。4月中旬，仲官屯有一股“东大会”的残余分子死灰复燃，蠢蠢欲动。我党多次警告他们交出武器，自动解散，但他们置若罔闻，加紧活动。4月28日晚，杜连发和马刚奉命带领六中队迅速出击，包围了仲官屯，通过分化瓦解政策，抓出了“东大会”的残余分子，强令他们交出武器，彻底粉碎了“东大会”妄图东山再起的阴谋。
6月初的一天，一列开往沈阳给国民党运送大豆的火车停在新台子车站。杜连发得到此情况后，立即带领六中队一部冲到新台子火车站，围住火车皮，缴获几百麻袋大豆。此外，他还组织人员在懿路、清水台等地多次堵截了给国民党运送给养的大车，使国民党反动派惶恐不安。
6月16日，杜连发率领六中队四十余人从马泉沟向石台子（归属东陵区）进发，准备和国民党军队开展游击战。由于叛徒告密，国民党六十军的一个营于夜间将石台子包围。杜连发指挥六中队战士们分头突围，突围中杜连发和大部分战士被敌人抓获。敌人得知杜连发是区长，就把他吊在一个大门楼上严刑拷打，威逼他提供共产党的活动情况。杜连发虽然被打得遍体鳞伤，但英勇不屈，毫不动摇。丧心病狂的敌人把他和炮架子绑在一起，用马车在山路上拖，直到血肉模糊。就这样，年仅37岁的杜连发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49年3月，党和人民为了纪念杜连发，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并将新屯小学更名为杜连发小学。
开明士绅——吴子余
解放战争时期，在沈北的蒲河岸旁曾有一位很有名望的富家子弟，他对国共两党爱憎有别，坚决不与国民党反动派为伍，积极拥护和帮助共产党，做了许多有益于革命的事，他就是开明士绅——吴子余。
吴子余，沈北蒲河村（现沈北新区蒲河街道蒲河村）人，1901年出生于海城县牛庄一官宦人家。其祖父吴庚荫在任牛庄防守尉期间，曾在沈北的蒲河一带购置良田千余亩，并开办了数个商号，成为当时蒲河地区有名的首富。吴庚荫死后，吴子余的父亲吴绍周领着全家到蒲河村定居。吴子余幼年资质聪慧，深受祖父喜爱，随父迁居蒲河村后就读于蔡台子中学，中学毕业后赋闲在家。他为人正直，不重名利，待人宽厚，乐善好施，邻里乡亲相处的甚为融洽。村里人遇有难处，他有求必应，仗义疏财，是个颇受村里人称道的富家子弟。
1935年，吴子余的父亲病故，持家理财的担子落到他的肩上。因其不善理财，加之母亲、兄长、弟弟相继去世，接二连三的丧事操办，耗费大量资财，不得不卖了许多地以应急需，家境逐渐衰落，以致吴家开办多年的“德兴隆”商号也关门停业，仅在蒲河村剩下500多亩地。尽管吴家衰落，但在那时仍是蒲河一带有名的富户，吴门的遗风和吴子余平素的为人，使他在蒲河地区仍具有相当的声望和影响力。抗日战争后期，日伪政权利用他的名望让他当伪区长。他富有民族气节，本不愿给日本人当“腿子”，可为了让乡亲们少受磨难，只得忍气吞声地当了几年应付日本人的伪区长。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又挑起内战，正直的吴子余很气愤，思想开始倾向共产党的主张。在认清了国民党的真面目及共产党为人民谋利益的正义行为后，他主动送自己的侄儿参加了人民军队，以表明他爱憎亲疏。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共产党解放军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45年11月下旬，我党、政、军根据苏军要求，撤出沈阳市区。撤出前，市公安局为保存一部分收缴上来的武器弹药，派督察官田丰拿着伪八署署长张克诚（中共东北局城工部党员）的便函，押运一批武器弹药找到吴子余，让其帮助隐藏起来，他冒着生命危险小心翼翼地保存着这批军火，直到被人民武装取走。11月30日，蒲河总区区委书记吴继周、副书记兼保安大队长戴昊带人到蒲河建立政权时，住在他家中。12月1日，反革命地主武装“东大会”趁我蒲河总区人员立足未稳，以数百人的武装包围了蒲河村，气势汹汹地要总区人员交出武器，人员遣散。当时，随队人员仅有工人训练队和干部百余人，敌众我寡，形势危急。总区书记吴继周一面组织干部、战士修筑工事，准备战斗，一面找到吴子余请他出面斡旋。吴子余不顾个人安危，出村找到包围蒲河村的“东大会”头头们，策略而又威严地表明了态度，规劝“东大会”不要在蒲河村动武。慑于吴子余在当地的威望，“东大会”暂时解除了对蒲河村的包围。
在与蒲河总区几位领导的接触中，吴子余不断受到革命思想熏陶，对共产党的主张更加拥护。他热情参加总区举办的各种学习班，对党的各项政策由理解逐步发展到主动支持。在蒲河村，他带头实行“二五”减租，积极参加总区政府的各项工作。总区政府成立时，根据他的表现任命他为蒲河总区政府实业科长。
1946年3月，国民党军队进犯蒲河地区，蒲河总区党政机关和武装部队向北实行战略转移。当时斗争形势非常严峻，为保护斗争成果和村干部的安全，总区政府在撤退前召集各村地主和知名人士开会。总区区长程序在会上与地主们约法三章：一，要保护村干部，不准伤害村干部；二，已实行减租减息的村不准反清算；三，不准帮国民党干坏事。吴子余在会上当即表示将其侄儿吴英豪送部队参加革命，随军北撤，坚决按照总区政府的要求办事。国民党军队占领蒲河村后，吴子余牢记程序区长的“约法三章”，闭门赋闲于家中，没有帮国民党做任何事。
1947年6月，我党在沈阳市内的地下工作人员活动经费十分短缺，多方筹集未果，便写信给吴子余，请他帮助想办法。吴看信后，二话没说，变卖了自家的部分土地，筹集了10万元（旧币）交给我地下党，解决了我地下党的燃眉之急，从经济上有力地资助了沈阳地下工作的开展。
解放后，在蒲河村土改划分阶级成份时，组织上根据吴子余为革命做过有益工作的表现，将其定为开明地主成份。为了使自己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土改后，他还与人一起在仲官屯北沟办了一个养鸡场。1950年，养鸡场划归辉山畜牧场。1958年，吴子余病退回家。1985年，吴子余病逝于蒲河村，终年84岁。
博主附录：寻访一对锡伯族夫妻陶翙鸣、李芳的抗战史&&
来源：辽宁日报
85年前，沈阳市沈北新区一对锡伯族夫妻陶翙鸣、李芳，从入党、入团之时起开始了他们红色地下工作者的生涯，此后的人生经历也由此鲜为人知。
他们到底走过了怎样的岁月和人生？
85年后，随着《锡伯夫妻抗日传奇》一书的问世，这个问题有了答案。
昨天上午，李芳侄孙李晓春通过电子邮件给本报记者传来7张李芳的照片。“这是我们首次给媒体提供姑姥的照片，《辽宁日报》是姑姥家乡的党报，感谢家乡人民记着他们！”李晓春强调说。
沈阳市沈北新区是锡伯族聚居地。王兴华是沈北新区宣传部新闻科长，这份工作让他养成一个习惯，平日里在收集新闻素材的同时，还特别留意挖掘当地的相关史料。有一次，他在阅读《沈北风云》和《沈北人物》两本党史资料时，无意间了解到早年当地曾有一对锡伯族抗日夫妻，叫陶翙鸣、李芳。
“在我的记忆中，少数民族抗日英雄回族有马本斋，满族有佟麟阁，朝鲜族有李红光，蒙古族有萨师俊，彝族有卢汉等，唯独没有听说过锡伯族还有抗日英雄。我决定要把陶翙鸣夫妇的历史资料挖掘、整理出来。
2010年初夏，王兴华着手搜集陶翙鸣夫妇的历史资料，然而在沈阳有关的档案、党史研究部门一番查阅后，收获无几，即使有记载，也是只言片语。但由此，他却梳理出陶翙鸣夫妇的工作履历。他决定，到陶翙鸣、李芳当年战斗、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寻访。
先是到营口，从当地的党史研究室和史志办得到陶翙鸣、李芳在营口特委做中共地下工作的珍贵历史资料；再到吉林的蛟河煤矿，一无所获后，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了舒兰煤矿，查到了李芳的档案；再赶往黑龙江的宁安市，在当地编撰的两本地方党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宁安历史》和《中共宁安党史人物》中，记载了李芳当年所在的抗联四团在宁安抗击日寇情况；此后又赶往北部的穆棱市，再直奔哈尔滨，再到内蒙古的满洲里，最后从满洲里返回沈阳，整个行程1万余里。
一个多月里，王兴华辗转于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个省区的8个城市、两个煤矿，寻访了50多名知情人，查阅了30多个相关部门和单位的历史档案。每天，不是奔波在路上，就是埋头在档案资料中，王兴华的整个身心都随着那些已经泛黄的文字资料走进了战火纷飞的年代。
尘封的历史资料经过挖掘、整理后，陶翙鸣、李芳的真实人生得以还原。王兴华给记者勾勒出这样的轮廓:
陶翙鸣、李芳都出生在沈北新区兴隆台镇盘古台村的贫寒家庭，陶翙鸣生于1908年，李芳小他1岁。陶翙鸣童年时跟教私塾的父亲读书，读高中期间开始阅读进步书籍，接受新思想。1926年，陶翙鸣跟李芳结婚。1927年，陶翙鸣加入中国共产党，经他介绍，李芳在那一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李芳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锡伯族第一个女共产党员。李芳，原名关玉梅、关碧云，参加革命后化名为李芳、老卿、王妈等。
入党后，陶翙鸣被派到沈北财落堡小学以教员身份为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1928年，受中共满洲省委指派，陶翙鸣回家乡建立了辽宁农村的第一个党支部——张家堡党支部。到这年秋天，陶翙鸣和几名地下党员先后在沈北地区发展了48名党员，组成了10个党支部。这些党员分布在岳士屯、财落堡、张家堡等15个村屯，尤以锡伯族人聚居的岳士屯村人数最多。
1930年，陶翙鸣、李芳被中共满洲省委派到营口开展地下工作。夫妻俩到达营口后，与在营口的地下党欧阳强组建了营口特别支部委员会，领导铁路工人与日伪铁路当局展开斗争。同年冬，组织又派陶翙鸣、李芳到哈尔滨中共北满特委工作。不久，北满特委遭到破坏，陶翙鸣被捕，李芳返回营口，继续坚持革命工作。
1931年，根据党的地下工作需要，李芳被中共满洲省委再次派回到哈尔滨中共北满特委。当时，中共北满特委书记武胡景与爱人侯志住在道里区。李芳化名王妈，假扮成武胡景夫妇的保姆看守特委机关。此间，李芳与北满特委的同志积极办报刊宣传党的抗日主张，领导制鞋工人和铁路工人与日伪当局进行顽强斗争。年底，满洲里国际交通站需要女同志掩护机关，李芳被派去与交通站负责人季中发假扮夫妻，以开杂货铺作掩护，负责护送国内与苏联来往过境的同志。当时，许光达、李达两位党的高级将领和许多地下党就是经过这个交通站秘密越境前往苏联莫斯科学习深造。
此后，李芳命运多舛。先到苏联学习，之后回国在东北抗联任团政委，后又在苏联蒙冤入狱。
陶翙鸣在日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年仅37岁。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后，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李芳在1954年回国，之后冤案得以昭雪。她一直工作、生活在吉林，78岁那年病逝。
采访中，记者一直试图找到陶翙鸣、李芳的合影。遗憾的是，不但合影没有，就连陶翙鸣的照片似乎都没留下。只是昨天上午，李晓春给记者传来7张他姑姥李芳的照片。
但没照片、照片少又有何妨？他们一直被子孙后人装在心里。
李晓春今年50岁，他现在的工作单位前身就是李芳曾经工作过的舒兰煤矿。“她是我妈的亲姑。我小时候天天跟姑姥黏在一起，就爱听她讲革命故事。”李晓春至今记得姑姥曾讲过，她是怎样与人假扮夫妻蒙骗敌人的，她是怎样在周保中的抗联队伍中与敌人血战的，她是怎样在白色恐怖下给周恩来当交通员的……故事多得像星星，一直在他的脑海里闪亮。
据李晓春讲，当年李芳参加革命后，多年杳无音讯，家里以为她牺牲了，每逢烧纸时都带她的份。“姑姥这一生心中只装着革命和党，在国家困难时期，她主动提出给自己降工资，谁有困难向她借钱，她从不要人家还。”讲起往事，李晓春的声音竟有些发颤。
54岁的关占华是李芳的又一个侄孙，他现在的工作单位就在沈北新区，那是李芳的老家。尽管对姑奶的长相已模糊不清，但小时候父亲讲给他的有关姑奶的英雄故事却记得真切。据他父亲讲，当年李芳的孩子为了免遭敌人毒手，经常改名，到处躲藏，曾经就藏过他家，他父亲骗敌人说是自己的兄弟。“其实，从我记事起，父母就拿姑奶的事儿教育我们这些晚辈，姑奶是我们家族的荣耀，是我们锡伯族的骄傲，更是我们晚辈的榜样。
两个月前，56岁的王兴华依据翔实的历史资料和素材撰写的传记文学《锡伯夫妻抗日传奇》出版，用22万字的笔墨浓缩了陶翙鸣、李芳不平凡的人生。
“一路寻访，我没少流汗；揣着感情去写，我时常流泪；但即使付出再多的心血，也心甘情愿，因为我就是要用文字把这段珍贵历史留住，让更多的后来人记住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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