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是中国的老子！_哲学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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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是中国的老子！
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是中国的！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是中国的！它既是世界上第一位著名哲学家，又是中国理性的创始人，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当之无愧！首先认识到了宇宙世界的本源---“道”。所谓道，就是理。一切因理而生，因理而灭，周而复始，无限循环。所谓理，就是原理。原理和真理，正是哲学和科学研究与发展的实质性内容。.
你还是跟不上，整个人类智慧的源泉只是一个抽象的“八卦图”。的只不过是一篇八卦逻辑的科普读物。在老子之前，以各种易为代表的许多人并不逊于老子。如果说第一人，只能说是传说中的画出八卦图的。
他的方式灵感有余
没人理解等于没说
我支持楼主的观点。很敬佩老子。最好《道德经》能成为小学生必读图书。最近生活遇到些问题，重读《道德经》得到了很多启示。
自然最伟大
老子确实很伟大
〈道德经〉高度抽象，高度概括，是一部伟大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论著
顶，最接近“根源”的学说。当之无愧。
你真的。。。
老子看得深，庄子看得明，老庄是中国古代有记载的智者。
老子是个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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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是用来干什么的?谁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
哲学是用来干什么的?谁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
最伟大的哲学家：马克思、恩格斯、 哲学是以世界整体作为研究对象,以发现世界的一般规定和规律、确立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基本任务的一般科学,是人类认识世界的社会实践活动,是社会意识的具体存在和表现形式.主要研究物质和意识的内容和本质打开微信扫一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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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哲学家100：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生平及成就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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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书名:大哲学家100：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生平及成就简述作者:（英），彼得·J·金&著&戴联斌&，王了因&译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ISBN:9页码:版次:装帧:平装开本:出版日期:语种:中文纸张:铜版纸原价:45.00元商品标识:360_内容简介困扰哲学家达数百年之久的问题，至今仍然是哲学界的主要议题，并反映在当今一些重大的论争中。每天我们阅读文章都会想，基于什么样的理由，一场战争才会合乎正义，一条管线才能建成。医生们围绕安乐死、干细胞和体外受精而唇枪舌剑；政客门必须决定教育、卫生和国防中何者优先；孩子会问一些我们发现自己回答不了的问题。每天，我们都被迫基于陪伴我们成长起来的信仰体系做出决定；但是，这些信仰是正确的吗？是无可非议的吗？是我们认定绝对正确无误的那些人把这些信仰传承不来的吗？　　在做出选择时，具有影响力的不是你的目的，而你达到目的的手段。哲学不是教你思考什么，而是教你怎样思考。它研究的是奠定行为，思想和认识之基础的意义与原则。因此，哲学是一种方法，而就本书来讲，收录的哲学家，不仅留下了他们的结论，而且传下了他们的推理过程。　　尽管大众觉得哲学很冷僻，但它的研究绝不是闭门造车；借助对话、思想交流，特别是借助对批评的回应，哲学才是以发展。正是借由直面和驳倒其他哲学家的诘难，哲学研究方能取得重大的进步。本书所录，有部分内容追溯某个学派或某种哲学方法的来龙去脉，将思想家与历代的思想联系起来。了解他们的观点后，你不妨试着做出自己的结论，并与朋友进行讨论。作者简介编辑推荐苏格拉底有云：“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去过。”与古希腊、中国及当代最有影响的哲不家一道开始审视生活，其乐无穷。　　善与恶的本质是什么？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又是谁？数千年来，众多的哲学家一直在努力思考这类问题，权衡每一种思想与每一种理性的选择。我们称之为大哲学家的那些男男女女都是些什么样的人？本书就引人入胜地描述了100位哲学家的生活和思想，正是他们改变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　　从本书我们可以发现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的真实故事。书中将这100位哲学家按时间顺序排列，色勒他们的个人生活，简述他们的思想发展历程以及他们思考得出的一些结论。　　来以为是一本快餐读物。看《读书》7期上有哲学的专业人士力捧这本书，说用170页的书有质量的介绍历史上整整100个哲学家，作者彼得?J?金做到了，并为其提炼的能力大声叫好，这本书看来相当的值得了。　　中国的哲学家入选有九位之多，不过到近现代，就只有冯友兰一位出列。要么没发展，要么是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到了顶峰。　　对比西方哲学理性与求知追求，辩论与现实基调，东方哲学更关乎个人的澄明，哲学的意义在于促使一个人达观，重在修为。这样使得东方哲学似乎更模糊和普世一些，更易于亲近和自我理解。　　每个哲学家的思想概括或语录是对个人阅读感受最直接的刺激，个个都很精彩，不需要了解太多，大可从直觉的体验去产生共鸣。比如英国哲学家维金斯说：自然或其他人在道路上设置的障碍愈大，前途似乎愈暗淡，绝大多数人所能感受到的事物的意义就愈少，最后，意义部分依赖于对结果的期待，而期待又依赖于过去的结果。这真是现实功利的写照。目录导言古代篇米利都的泰勒斯萨摩斯的毕达哥拉斯孔夫子概述中国哲学老子爱菲斯的赫拉克利特爱利亚的巴门尼德爱利亚的芝诺墨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概述人性论孟子季蒂昂的芝诺萨摩斯的伊壁鸠鲁韩非子王充概述怀疑论塞克斯都·恩披里柯龙树柏罗丁希波的奥古斯丁概述哲学中的女性希帕蒂亚中世纪篇阿尼西斯·曼利斯·塞弗莱努斯·波伊提乌商羯罗阿布·玉素甫·雅曲布·伊本·伊舒·铿迭约翰·司各脱·爱留根纳阿布·奈撒尔·穆罕默德·伊本·法拉克·法拉比阿布·阿里·侯赛因·伊本·阿布达拉·伊本·西拿坎特伯雷的安塞姆概述印度哲学罗摩奴阁阿布·赫迈德·穆罕默德·伊本·穆罕默德·吐司·加札利概述哲学与宗教皮埃尔·阿伯拉尔伊本·路西德·阿布·华里德·穆罕默德·伊本·路西德朱熹摩西·本·迈蒙罗杰·培根托马斯·阿奎那奥康姆的威廉约翰·邓斯·司各脱尼古拉斯·克莱夫茨尼科洛·迪·伯纳多·得伊·马基雅弗利弗朗西斯科·苏阿雷斯近代早期篇弗朗西斯·培根爵士托马斯·霍布斯马林·梅森皮埃尔·伽桑狄若内·笛卡儿安东尼·阿尔诺概述心灵与肉体王夫之安妮·芬奇·康韦女勋爵巴鲁赫·斯宾诺莎约翰·洛克尼古拉·马勒布朗舍戈特弗雷德·威廉·莱布尼茨乔治·贝克莱安东尼·威廉·阿莫孟德斯鸠概述常识托马斯·李德大卫·休谟让·雅克·卢梭伊曼努尔·康德杰里密·边沁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19世纪篇格奥尔格·威廉·弗雷德里希·黑格尔约翰·斯图拉特·穆勒瑟伦·阿比·克尔恺郭尔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威尔拜-格罗格利女勋爵·维多利亚勋爵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威廉·詹姆斯弗雷德里希·威廉·尼采弗朗西斯·赫博特·布拉德利弗雷德里希·路德维希·戈特罗·弗雷格20世纪篇埃德门德·古斯塔夫·阿尔伯特·胡塞尔约翰·杜威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阿拉梅·穆罕默德·伊克巴尔爵士萨维帕里·拉达克里希南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马丁·海德格尔鲁道夫·卡纳普冯友兰让·保罗·萨特卡尔·莱蒙德·波普尔爵士维拉·范·奥曼·奎因阿尔弗雷德·朱尔斯·艾尔爵士理查德·梅文·黑尔唐纳德·赫伯特·戴维森彼得·弗雷德里克·斯特劳森爵士杰特鲁德·伊丽莎白·玛格丽特·安斯康姆约翰·波德莱·罗尔斯托马斯·萨缪尔·库恩概述科学哲学迈克尔·安东尼·伊尔德雷·杜梅特爵士雅克·德里达概述非洲哲学夸斯·维雷度戴维·维金斯托马斯·内格尔梭尔·阿伦·克里普克戴维·克罗格·刘易斯苏珊·哈克概述道德哲学彼得·辛格推荐书目术语解释索引鸣谢前言精彩书摘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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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哲学家芝诺
芝诺悖论仍是现代物理学经常探讨的问题
阿基里斯是希腊传说中跑得最快的人。一天他正在散步，忽然发现在他前面100米远的地方有一只大乌龟正在慢慢地向前爬。 乌龟说：“阿基里斯!
谁说你跑得最快?你连我都追不上!”阿基里斯回答说：“胡说!我的速度比你快何止百倍!就算刚好是你的10倍，我也马上就可以超过你!”乌龟说：“就照你说的，我们来试一试吧!当你跑到我现在这个地方，我已经向前爬了10米。当你再向前跑过10米时，我又爬到前面去了。
每次你追到我刚刚耽过的地方，我都又向前爬了一段距离。你只能离我越来越近，却永远也追不上我!”阿基里斯说：“哎呀!我明明知道能追上你，可你说的好像也有道理，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有趣的悖论，是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哲学家芝诺提出来的。在2
000多年的时间里，它使数学家和哲学家伤透了脑筋。先看下面的图
┴───────┴────┴───┴──┴──┴──
A B C D E F……
阿基里斯在A点时，乌龟在B点；他追到B，它爬到C；他追到C，它爬到D，……我们看到，阿基里斯离乌龟越来越近,也就是，AB，BC，CD，……这些线段越来越短，每个都只有前一个的1／10,但是每一个线段的长度都不会是0，这就是说,当阿基里斯按上面的过程去追乌龟时，在任何有限次之内他都追不上乌龟。
那么，阿基里斯真的追不上乌龟了吗?
当然不是。所以会产生上述困难，是因为忽视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由于那些线段越来越短，阿基里斯跑完那些线段所用的时间也越来越短，下一次只相当于上一次的1/10。
芝诺悖论的关键是使用了两种不同的时间测度。原来，我们用来测量时间的任何一种“钟”都是依靠一种周期性的过程作标准的。如太阳每天的东升西落，月亮的圆缺变化，一年四季的推移，钟摆的运动等等。人们正是利用它们循环或重复的次数作为时间的测量标准的。
芝诺悖论中除了普通的钟以外，还有另一种很特别的“钟”，就是用阿基里斯每次到达上次乌龟到达的位置作为一个循环。
用这种重复性过程测得的时间称为“芝诺时”。例如，当阿基里斯在第n次到达乌龟在第n次的起始点时，芝诺时记为n，这样，在芝诺时为有限的时刻,阿基里斯总是落在乌龟后面。但是在我们的钟表上,假如阿基里斯跑完AB(即100米)用了1分钟，那么他跑完BC只要6秒钟，跑完CD只需
0.6秒，实际上，他只需要1 1/9分钟就可以追上乌龟了。
因此，芝诺悖论的产生原因，是在于“芝诺时”不可能度量阿基里斯追上乌龟后的现象。在芝诺时达到无限后，正常计时仍可以进行，只不过芝诺的“钟”已经无法度量它们了。
这个悖论实际上是反映时空并不是无限可分的，运动也不是连续的。
在西方哲学史上，流传着一个“知识圆圈说”的故事。一次，一位学生问古希腊哲学家芝诺：“老师，您的知识比我的知识多许多倍，您对问题的回答又十分正确，可是您为什么总是对自己的解答有疑问呢？”芝诺顺手在桌上画了一大一小两个圆圈，并指着这两个圆圈说：“大圆圈的面积是我的知识，小圆圈的面积是你们的知识。我的知识比你们多。这
两个圆圈的外面就是你们和我无知的部分。大圆圈的周长比小圆圈长，因此，我接触的无知的范围也比你们多。这就是我为什么常常怀疑自己的原因。”在这个故事中，芝诺把知识比作圆圈，生动地揭示了有知与无知的关系。
　　自给自足，自己就是一切，这就是幸福最主要的品质。我们无须过多重复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幸福意味着自我满足。”在高福特那揞词巧妙的话语中也出现过同样的思想：“幸福决非轻易获得的东西，在别处不可能找到只有在我们耳上才能发现。“
　　 当一个人确信自己不能依靠其他任何人时，生活的重负责和不利的处境，危险和烦恼就不仅难以计数，还不可避免。
追逐名利，饮洒狂欢，生活奢侈，所有这些都是通往幸福之路的最大障碍。它们会改变我们的生活，使我享到种种乐趣。欢快和愉悦，但它们同样也是导至期望和幻想的过程，而不断变幻的谎言将成为其不可避免的附属物
一个社会必须包括成员房间的互相适应和社会对其成员的制约。这意味着社会的规模越大，越令乏味。只有一个人独处时，他才是他自己。倘若他不喜欢独处，他便不热爱自由。只有当他孤独无依时，才真正是自由的社会，常使人感到压抑和紧张，这种压抑感如同社会必然的附属品一样，使人无法摆脱。一个人的独立性越强，越难成为与他人交往关系的牺牲品。对于独居，是欢迎、忍耐还是逃避，要根据个人价值的大小来决定。当一个人独处时，可怜的人体验到的是他全部的不幸，聪明的人喜欢的却是独处的高尚和伟大。每个人都将成为他自己。如果一个人在自然禀赋中居于较高的
地位，那么他感到寂寞冷落便是自然而然且不可回避的。如果他周围的环境干扰了这种感觉，那么这个环境对他就不适宜。如果他不得不会见许多性格迥异的人，他们将会对他施加种种影响，破坏他精神的宁静；他们将使他失去自我，却无法补偿这种损失
生命与自由—帕斯卡尔　
我们在有些人物传记中读到：有些人或是经过长期艰难的历炼，或是碰到偶然的机遇，终于选择了某个领域中的事业不懈奋斗，从而取得了巨大的为世瞩目的成就。在作者笔下，那一选择对他们好像是至关重要，且适得其时，适得其事，否则他们可能终身碌碌无为或籍籍无名。
但是，历史上也还有这样一些思想的巨人，他们具有多方面的创造性天才，很难为一个领域所束缚住，要是他有一颗总不安分、永远探索的心灵的话，就更其如此。
于是，在他们天才所及的那些领域，他们投身于那个领域，就会是那个领域的幸运。
这时，也就不是一个人适得其事，而是一个领域适得其人了。
布莱兹·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
，）就是这样一位思想的巨人，是法国十七世纪一位著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发明家、哲学家、散文大师和宗教圣徒式的人物。
他只活了三十九岁。三十九岁--这个年龄刚过但丁《神曲》所说的"人生的中途"不多久，还不到孔夫子所说的"不惑之年"。他在三十九岁就已溘然长逝，而在他的身后却留下了丰硕的成果和高耸的纪念碑。他横跨哲学、科学、文学、宗教几大领域，而且在这几大领域里都不是简单的涉水而过，溅起些表面的水花，而是影响到了水下的深流，做出了使今天这四个领域的历史撰写者都不能不为之瞩目的业绩。
然而，他实际上又是不在乎，甚至蔑视所有世俗的成功的。他只是读书、写作和思考，而尤其是思考，写作则是在思想不可遏止的时候，这时的写作自然也就像一道喷涌的河流。他的思考深含渴望与追求，而且是一种奔向无限和永恒的渴望和追求。
当我们注视帕斯卡尔的画像，首先注意到的就是他那双眼睛，那一双忧郁而深思的眼睛。有一幅画：在坐着沉思的帕斯卡尔背后，一个巨大的耶稣蒙难的十字架，恰和他桌上摆着的科学仪器构成一种强烈的对比。但那只是一种外在的对比。更深刻和更复杂的东西是在他的心里。
当我们面对一个人或者他的画像，我们想努力瞥见一点他内心和个性的秘密，我们对他的外观最能寄予希望的是什么？难道不首先是他的面容，尤其是眼睛？眼睛是人身上最具精神性的部分。我们爱上某一个人，有时就只因为那一双明眸，或者再加上唇间的微笑。我们用眼睛去看人，看到的也是眼睛，我们注视的是那能注视我们的东西，我们期望在视线的交流中达到某种心灵的相通。
帕斯卡尔的身体是孱弱的，但是，这是一种也许会使人感到痛苦却丝毫不容耻笑的孱弱，我们在怜惜他的身体的同时也应当怜惜我们自己的精神。我们还是来读他的书，来了解他的思想吧！在这种阅读中，一颗敏感的心灵会从字里行间觉察到那一双忧郁和沉思的眼睛，感受到一种力求彻底和无限的精神。我们确实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帕斯卡尔以他的孱弱之身，以他自己的短暂一生，真正实践了自己的名言：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的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
思想--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
克尔凯廊尔
克尔恺廊尔于1813年出生在哥本哈根，他的短暂一生是在杰出的著述生涯中度过的。在1855年他42岁去世之前，写下了量的著作。尽管他的著作在他去世后很快就被遗忘了，但是，在20世纪早期，他的著作被一些德国学者重新发现，并对他们产生巨大影响。在哥本哈根在学，克尔恺廊尔接受黑格尔哲学的训练，但并没有对它产生良好印象。当他在柏林听到谢林批评黑格尔的课程时，克尔恺廊尔同意这种对德国最伟大思辨思想家的攻击。
克尔恺廊尔写下:“如果黑格尔写完了他的一部逻辑，并且说——这仅仅是一种思想实验，那么，他无疑是最伟大的思想家。但现在，他只是一个滑稽演员。”对克尔恺廊尔而言，使黑格尔显得滑稽的是，这位伟大的哲学家试图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捕获全部实在，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却丢失了最重要的要素即存在。克尔恺廊尔用存在（existence）这一术语专门指人类的个体存在。他说，存在，意味着某种类型的个体，一个奋斗着、考虑不同可能性、做出选择、做出决定，最重要的是，做出承诺的个体。事实上，所有这些行为都没有包括进黑格尔的哲学。克尔恺廊尔的一生都可以看作是在自觉地反抗抽象思想，努力实践费尔巴哈的忠告：“与成为一个人相比，不要希望成为一位哲学家——不要像思想家那样思想——要像一个有生命的人——真实的存在者那样思想，——在存在中思想。”
对于克尔恺廊尔而言，在存在方面进行思想意味着认识到我们面临着个人选择。因此，我们的思想应该处理我们自己的个人处境以及我们必须做出的重大决定。黑格尔哲学歪曲了人们对实在的理解，因为它把关注的焦点从具体个人转移到普遍概念。他要求个体去思想而不是去存在——去思考绝对思想而不是做决定和承诺。克尔恺廊尔把旁观者和行动者区别开来，认为只有行动者才存在。当然，我们可以说旁观者存在，但是，存在这一术语并不适合属于惰性的或不活跃的事物，无论它们是旁观者还是石头。他通过比较四轮马车中的两种人，来说明这种区别。一种人手里拿着缰绳却在睡觉，另一种人则高度警觉。在第一种情况中，马沿着熟悉的路走，不从沉睡着的人那里获得任何指令，在另一种情形中，那个人则是一位真正的驾驭者。当然，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两个人都存在，但是，克尔恺廊尔坚持认为，存在必须是指个体的一种性质，即他有意识地参与到行动中。只有有意识的驾驭者存在。同样，一个人只有参与到有意识的意志行动和选择中，才能真正说得上是存在。因此，当旁观者和行动者在某种意义上都存在的时候，只有行动者介入到存在。
克尔恺廊尔对理性知识的批评是非常严厉的。他厌恶古希腊思想中对理性的强调，指责这种精神充斥了后来的哲学和基督教神学。他的具体论证是，古希腊人高度敬重数学，而古希腊哲学则太过于受这一态度的影响。尽管他不想拒绝数学和拒绝科学的恰当使用，但是，他拒绝这一假设，即科学所特有的思想类型能够成功地应用到理解人类本性。数学和科学中没有人类个体的位置，它的价值仅仅是针对一般和共相的。柏拉图的哲学强调共相、形式、真、善。柏拉图的基本假设是，如果我们知道善，我们就会行善。克尔恺廊尔认为，这样一种伦理途径歪曲了人们的真实困境。相反，克尔恺廊尔强调，即使在我们获得知识的时候，我们仍然处于不得不做决定的困境。最终，哲学体系的宏大表述只是被延长了的迂回之路，终究不会得到任何东西，除非它们重新关注个体。数学和科学无疑能够解决一些问题，正如伦理学和形而上学能够解决一些问题一样。但是，生活——每一个人的生活——与这种一般的或普遍的问题形成鲜明对照，它对我们提出要求。在这些重大时刻，抽象理论没有帮助。
克尔恺廊尔从对经中关于亚伯拉罕的故事看到了典型的人类境况：经过许多年的努力，亚伯拉罕与他的妻子撒拉终于生下一个孩子以撒，实现了他们生活的梦想。然后，上帝降临到亚伯拉罕跟前，让他杀死他的儿子，作为人类的献祭。是否服从上帝的意志？什么知识能够帮助亚伯拉罕做出决定？生命中最痛苦的时刻是个人的，在这里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是一个主体。理性思想模糊甚至否定这种主观因素，因为它只考虑我们的客观特性——那些所有人都共同具有的特性。但是，主观性是构成我们独特存在的东西。因此，客观性不能提供关于我们的个体自我的全部真理。这就是为什么理性的，数学和科学的思想不够指导我们到达一个本真存在的原因。
作为主观性的真理
克尔恺廊尔说，真理具有主观性和客观性两重属性。这一奇怪命题的意思是，对于做选择的人们而言，并没有预先构造好的真理“外在地在那儿”。正如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讲的类似观点，真理是由意志行动“制造的”。对于克尔恺廊尔而言，“外在地在那儿”的只是“一个客观的不确定性”。无论他对柏拉图的批评是什么，他的确从苏格拉底对无知的断言中找到了这种真理概念的一个好例子。因此，他说，“因而苏格拉底的无知正是这一原则的表达，即永恒真理是与存在着的个体相关的，而苏格拉底始终以他个人经验的全部热情持有这一信念。”这表明智力的培养并不是生活中唯一重要或关键的事情。我们的人格发展和成长更加重要。
在描述人类境况的同时，克尔恺廊尔区分了我们现在是与我们应该是。即有一个从我们的本质到我们的存在的运动。在发展这一观念时，他吸收了传统神学概念的内容，即我们的罪恶把我们与上帝分开。我们固有的人类本性包含一种与上帝的关系，我们的存在状况是我们从上帝异化的结果。如果我的罪恶行动驱使我更进一步远离上帝，那么我的异化和绝望就会更加深重。由于认识到我们的不安全性和有限性，我们试图“做一些事情”来克服我们的有限性，但是，我们所做的总是只在恶化我们的问题，加重我们的罪恶和绝望，使我们更加焦虑。例如，我们也许会通过使自己丧失到人群中，来试图寻找我们生命的意义，这个群体可能是一个政治集也可能只是一个教堂中的圣会。克尔恺廊尔说，在任何情况下，“人群在概念上是非本真的状态，因为事实是，它使个体完全不知悔过和不负责任，或者至少通过把个体的低姿态来弱化他的责任感。”
萨特:法国哲学家,造就你自己
　　“造就你自己”是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大师萨特的人生口号，萨特反对西方传统哲学，认为哲学就是人学，哲学就应当研究人，人的存在状态以及人生的体验。他的《想像》、《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辩证理性批判》等主要哲学著作，已成为20世纪哲学思想发展变化的重要思想材料。萨特的人生口号贯穿在存在主义哲学三个基本原则“存在先于本质”、“自由是人的本质”、“世界是荒谬的”始终。
　　“存在先于本质”。表明了人与动物的不同。人是先有存在后有本质，而事物是先有本质后有存在；外界事物的本质是由人赋于的。萨特明确指出：“存在先于本质，指的是人的最初只是作一种单纯的主观性存在。人的本质、人的其余的一切都有是后来由这种主观性自行创造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如同一张白纸，只能根据自己的意愿，在自己往后的生活中，不断地造就自己，不断获得本质。萨特断然否定基督教神学造人，天上什么也没有，上帝已经死了。把人从“先天”、“命定”的观念的束缚中解救出来。人之所以是英雄或懦夫，并不是他先天具有英雄或懦夫的本性，而是完全由自己的行动所造成的。他号召人们掌握自己的命运，勇于造就自己。
　　“自由是人的本质”。这是萨特存在主义的核心理论。“如果存在确实先于本质，人就永远不能参照一个已知的或特定的人性来解释自己的行动，换言之，决定论是没有的——人是自由的。人即自由。”萨特甚至说：“人被判自由这种徒刑。”一个人要么是自由的，要么根本不存在。自由是无限的，同时又是排斥他人的存在和自由的，对于个人的存在和自由，“他人就是地狱”。一方面，我打算奴役别人，另一方面，别人也打算奴役我。“自由是选择的自由”，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自由，面对各种环境，采取何种行动，都有可以作出自由选择。懦夫使自己成为懦夫，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萨特认为，人在事物面前，如果不能按照自己个人意志作出“自由选择”，这种人就等到于丢掉了个性，失去了自我，不能算是真正的存在。
　　“世界是荒谬的”。人是一种可能性的存在，人的存在永远不满足于现在的东西，总是否定自己的现在，并把自己推向将来，人所追求的可能性永远是一种虚无。世界是虚无的、荒谬的一面
　　萨特呼吁：面对虚无，人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行动，只有行动才能显示人的存在。“人实现自己有多少，他就有多少的存在。因此，他，就只是他的行动的总和。”因此萨特哲学也被称为行动哲学，其人生口号“造就你自己”成了法西斯大林专制统治下的欧洲青年的精神支柱，也造就了萨特自身作为存在主义哲学家、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在20世纪人类思想史上发出夺人的光芒
胡塞尔看意识与时间
——胡塞尔的《内时间现象学》
从意识的角度说明时间，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便已见端倪。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把时间归结为对运动的均匀计数的方式，其实这已经暗含了时间与主体和意识的关联，但由于亚里士多德过于强调客观运动与时间的不可分开，他后来反而被公认为是牛顿绝对时空观的鼻祖。
奥古斯丁进入时间问题的角度非常巧妙。他发现，我们不仅用时间来测量运动，也用时间来测量静止，因此，不能从运动的方面说明时间，相反，运动倒要从时间那里才能得到阐明。正是在这里，奥古斯丁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这就是从心灵的视角出发把时间规定为人的思维的三种功能：期望、注意和记忆。这是奥古斯丁对时间理论的开创性贡献。罗素甚至认为奥古斯丁的时间学说比康德的主观时间论更为完善和明确。
现象学宗师胡塞尔对时间的研究直接秉承奥古斯丁的主观路线，但他也认为，奥古斯丁关于时间的分析还存在着相当多的矛盾、混乱和晦涩难解之处。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胡塞尔以他的“工作哲学”即现象学为方法对意识与时间的关系作了哲学史上最为详尽的描述。这一描述的结晶就是1928年发表在《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上的《内时间意识现象学》。
在这本书中，胡塞尔一方面重新审察了奥古斯丁的“期望”、“注意”和“记忆”，与此同时他还广泛探讨了原印象、感知、意向、滞留、前摄、想象、再现、再造、呈现和虚构等意识现象与时间的“起源”和构造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内时间意识学说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意识与时间的理解，而且还以其创造性的思想革新了人们传统的时间观。
胡塞尔的创造性主要得益于他的“回到实事本身”的现象学方法。
从被给予之物出发，这是现象学最为重要的品格。例如，如果有人说“天是蓝的”，那他便是一个独断论者；一个现象学家应该说“我看见天是蓝的”。乍一看似乎没有什么差别，实质上却是理论出发点上的根本不同。现象学排除一切独断和设定，只认可在意识中所呈现的东西，并进而描述呈现之物在意识中的呈现方式，以及意识在呈现之物得以呈现过程中的作用和机制。就时间的研究而言，现象学的学理路数也是如此：从意识中呈现的时间客体出发。
为什么不从意识中呈现的时间本身出发呢？这样岂不更直接更可靠？这样固然更好，可惜我们做不到。康德早就指出，时间和空间是先天直观形式，正是由于有了这两种直观形式，感性中的现象界才能向我们呈现。我们看见的只是各种现象，我们看不见现象显现的条件，就是说，我们无法直观到时间和空间本身。胡塞尔也认为，对时间的现象学分析如果不参照时间客体的构成就不能解释时间的构成。当一段连续的音乐响起时，我听见的是连续的声音而不会是声音的连续，换句话说，我听见的只能是抑扬顿挫的旋律，我绝不会关注旋律在持续过程中所经历的绵延过程，一言以蔽之，我听见的是内时间意识所造就的结果，而我对时间意识的运动本身却一无所知。
如何从结果转向过程即从时间客体的显现转向对时间本身的描述呢？这是时间学研究的一场重大变革。如果说奥古斯丁是这一变革的始作俑者，那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胡塞尔是这一变革的伟大践行者和推进人。时间客体，比如说声音，正在我的意识中呈现着，这时我突然把我的注意力作一个根本的转向，从被给予之物（声音）转向它（声音）被给予的样式。我不再关注声音的旋律是否优美动听，我开始关注声音的“流动”方式和绵延样态，这时我便进入到声音的时间性之中了。
声音的时间性就是一种内时间意识。试想，当声音一点一点地流过去的时候，如果不是意识“紧紧地把握着”声音，这一节声音就会消散殆尽，我们听到的始终只是当前的一个音符。这就意味着，虽然声音在不断地后移，但意识仍然以一种持续的方式“拥有着它”，后移的声音始终在意识之中。可是这又带来了新的疑问：既然所有后移的声音仍然滞留在意识之中，这些声音为什么没有在意识中同时响起？它们究竟是以什么方式停留在意识之中的？
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对意识行为和意识内容的卓越划分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里存在的饶有趣味的难题。意识内容指被意识到的东西，而意识行为则指意识所特有的运作模式，它包括感知、回忆、想象、判断、情感和渴望等等。同样的意识内容，比如说一节声音，既可以在当前的感知中呈现，也可以事后通过回忆把它再造出来，甚至成为情感和渴望的对象。在这里，意识内容（声音）是同一的，但它在意识中的呈现方式却大相径庭。我们对这种呈现方式常常视而不见：如果我们在内意识的框架内移动，我们随处能够发现被感觉到的东西，但我们绝对不可能碰到意识行为。要想遭遇到意识行为，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目光做一次根本的转向。
解决上述疑问的秘密就在这里！当一节声音或者说一段音乐响起的时候，我首先听到的是第一个音符a，这个a就是现象学所谓的“原印象”，它是声音绵延的第一个时间点，它是在当下直接地、现实地被给予我的感知对象；几乎在同时，一个新的音符x进入我的感觉，这是新的被给予对象，它对应于我的意识中的新的当下，我可以有把握地说，“我眼下体验到的是x”；刚刚被经历的a去了哪儿呢？它显然没有完全消逝，否则我们就不可能领会一支旋律。它仍然“滞留”于意识之中，这时的意识状态胡塞尔把它标记为xa’。这个滞留在意识中的a’与刚才直接进入到意识之中的当下的a相比，有没有发生变化呢？变化肯定是存在的，它已经被x挤出了当下，变成了意识中的“滞留”，它不再是“当下”了（所以不可能有众多的声音同时在意识中响起）。可这样一来，它是不是就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过去”了呢？它并没有过去，我们知道，把一个“过去”的对象唤回到意识中需要的是回忆，而我们能够明确地感觉到，我们根本用不着回忆就能让它与“当下”的x发生关联。胡塞尔明确地告诉我们，“滞留”虽然与作为瞬间的“当下”意识相对立，但它与“当下”一起仍属于“感知”这一范畴。作为滞留的a’不再是当下却仍然属于“感知”和“现在”，这是一个令很多人困惑不解的现象，甚至连解构学大师德里达先生也对胡塞尔的这一思想惊诧莫名。更令人惊异的是，当下的意识在接受x的同时向新的“当下”保持着敞开，换言之，意识在当下的意向中就已经预期着新的对象的来临，只有这样，新的音符y才会应声而入。这样的敞开或预期，我们称之为“前摄”。“前摄”显然还未进入“当下”，那它在哪里存在呢？像“滞留”a’一样，它也在感知和现在之中！
现象学总是在看似平淡无奇的描述中给我们展现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景观：感知并不仅仅是意识的当下行为，而是集当下、前摄和滞留于一身的三重体验边缘域；现在并不仅仅是作为眨眼瞬间的当下，而是包括当下和非当下即滞留和前摄在内的现在；时间不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简单叠加，也不是滞留、当下和前摄的点状流动；滞留和前摄不仅进入到当下之中，它们还成为当下得以成立的前提和条件。
对后起的思想家来说，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现象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平台和学术地基。只有在这样的平台上，《存在与时间》中的海德格尔才能理直气壮地说，“就像当前在时间性到时的统一性中发源于将来与曾在状态一样，某种当前的视野也与将来和曾在状态的视野同样源始地到时”；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理解德里达的宣告，“从将来开始，从作为绝对的将来的过去开始”。
维特根斯坦——哲学家的个性和思想[转]
艺术家的个性多有人谈及，哲学家的人性却少有人问津，可是，哲学家的个性实际上也同样渗透到他们的著作和思想之中，如果不了解他们在其日常生活、情感生活和思维方式中独具的个性，是不可能真正理解和把握他们的哲学的。
艺术家各以其独特的方式领悟和塑造那个别的东西；哲学家也各以其独特的方式思考和把握那虽然是最普遍的东西。正如艺术无个性则亡一样，哲学无个性也会枯萎、僵死。
　　 让我们来看看维特根斯坦吧，在他那里，个性与思想、生活与哲学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关系。
　　 哲学思考的受难者
哲学家的个性不仅体现于他的理智生活中，也体现在他的情感生活、日常生活之中。但是，对于维特根斯坦这样一位哲学家来说，最为突出的首先是他在理智活动方面的特点。
　　 哲学家之所以为哲学家的唯一标志是思想，而决不是任何其它的东西──地位、薪水、职位、头衔、权势、威望、或者著作的多寡。
思考的紧张性、严肃性、急迫性在维特根斯坦那里，达到了一种十分强烈的程度，以至许多其他人所做的哲学思维，与其相比显得简直象是儿戏，而本来想把哲学作为一种从现实生活中逃遁出来的避难所的维特根斯坦，却又成为哲学本身的一个受难者。
有两种哲学的受难者，一种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哲学思想、他们哲学思考的成果而遭到迫害甚至处死的，如布鲁诺、斯宾诺莎；另一种则是哲学思考本身的受难者，象维特根斯坦。
维特根斯坦读的哲学书并不多，他更多地是思考，他写道∶"只有甚至比哲学家们还更加疯狂地进行思维，你才会解决他们的问题。"他爱在哲学思考和游泳之间进行类比∶正象一个人的身体有一种浮上水面的自然趋势，他要作出努力才能达到水底--进行思考正是这样。
维特根斯坦决不愿浅尝辄止，而是要直达哲学的底蕴，他只有解决一个问题才能摆脱一个问题，这就使思考在他那里呈现出异常的艰巨性，甚至于使思维成为苦刑，一种巨大的折磨，以至罗素在同他一起紧张地工作了几个小时以后也痛苦地喊出∶"逻辑真是地狱！"
他的学生对他讲课的描绘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讲课没有准备也没有笔记，每一课都是新的创造性的哲学工作，都是当场的即兴的、紧张的哲学思考，他强烈地激励自己，全身心都处在紧张之中，课堂上每个人都体会到，他把他的意志力与智力都绷紧到最大程度。在讲课中，经常出现长时间的冷场，这时候他的目光专注，面部生气勃勃，表情严肃，两手做着引人注目的动作，他的听众知道，这是其智慧横溢、全神贯注和力量的一种表现。他总是被他的讲课弄得筋疲力尽，以至常常在讲课一结束之后就赶紧跑到电影院去并坐到最前面的一排，以便使银幕占据他的整个视野而得到暂时的排遣、休息和解脱。
他曾经写信给他的学生马尔康姆∶"假如你不想受苦，你就不能正确思考。"他也说过∶"判别一个人是否伟大的标准就是看他为他的工作付出了何种牺牲。"而他自己就是一个以巨大的牺牲精神投身于哲学的典型。他总是全力以赴，内心处在苦痛之中，而当他有时感到自己才思枯竭，他竟提出自己是否还应当继续活下去的问题。
他有在笔记本上写下自己思想的习惯，在一次世界大战中当兵的期间，他总是在他的帆布背包上放上一个笔记本，一有空就把思想记到上面。他写的常常是一些格言式的句子或者不连贯的章节，有时几小时凝神苦思却写不下一个字来，有时却又象上帝向他口授一样写得飞快。他不习惯写系统的著作，他认为他的作品经常只是"结结巴巴"，认为他没有一半以上成功地表达他想表达的东西，至多有十分之一强。他生前只出版了一本薄薄的书《逻辑哲学论》，只发表了一篇哲学文章，就么多，如果不把他为小学生编写的《德语难语词典》算在内的话。他认为他的讲课也只是播下了"一堆莫名其妙的幻语"。他不断地驱赶自己，从事那些最繁重、最劳神的思考，老是抱怨自己过于迟钝，尤其接近晚年的时候，说自己的头脑"非常呆滞"，思想"明显地变得没有力量"。他对他的思维要求太高了。
尽管他这样责备自己，可是他取得的哲学成果，却使他的同代人及后人难于望其项背。他在他一生的不同时期创造出两个具有高度独创性的思想体系，他的思想对逻辑实证主义、语言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都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而且，他显示了一种真正的哲学的思维方式，显示了一个人能够把自己的精神力量压榨、利用到什么程度。
真正的哲学思考是一种受难，又是一种享受；是一种苦刑的折磨，又是一种快乐的源泉；是地狱，又是天堂。这不仅是指还有一种更带诗意，比较怡然自得的哲学思维；不仅指他面对自己思考的巨大成果时的欢欣；而且指那些把哲学当作自己生命的人在走完自己人生的长途时最后的感觉。"告诉他们，我度过了极其美好的一生！"--这就是维特根斯坦临终时说的话，而按照梭伦所表达的古希腊人的幸福观，他是够格被称为一个幸福的人的。
　　 现代生活的隐遁者
在日常生活中，维特根斯坦过得极其简朴，就象现代文明中的一个隐士，而且，他也真的几次去过隐居的生活。即使在都市中生活，他的住所陈设也总是非常简单，简直看不到现代文明的一点影子。吃什么对他来说是无所谓的，即使总是同样的饭菜也可以。他喜欢散步，散步的持久力令人惊异，闲暇时他喜欢看侦探小说。他的家庭是富有的，但他的生活却是清贫的。一九一三年他父亲逝世，他继承了一大笔财产之后，匿名捐赠了许多钱给贫困的奥国艺术家和诗人，战后则把他的财产给了他的两个姐姐。钱多--不能多到束缚他的自由的程度，少--也最好不要少到束缚他自由的程度，哲学家觉得自己的钱够用了，他希望过一种朴素的生活。
他说∶"贪图功名是思想的死亡"，而他岂止不图功名，简直是讨厌功名。他有意地过着不显眼的生活，阻挡一切使他成为名人或者出头露面的企图。不然的话，他是肯定会成为这种人物的。在他写出著名的产生深刻影响的《逻辑哲学论》之后十年到剑桥去，最初还是登记为一个研究生。
维特根斯坦终生未婚，他对友谊的要求很高，加上他智力的卓绝和性格的怪癖，他的朋友于是就很少。天才的命运总是孤独的，往下降低一级却可以得到许多朋友，要未就得有一副天生的好脾气。而在维特根斯坦这里，人们谈到他许多缺点∶挑剔、多疑、生硬、抑郁、冷淡、严厉、易怒、过敏、苛求，这一切都是不利于交友的，他说他自己虽然不能提供感情但却需要感情，
但他的心灵又呈现某种封闭性，正象他所说的∶"如果你不希望有些人进入你的房间，那就把门用他们没有钥匙的锁锁上，不过，没有必要向他们提及此事，除非你需要他们站在门外欣赏房间。"可是，他在对待人与人关系，对待友谊上却是极其真诚的。他讨厌一切形式的矫揉造作，他最欣赏的是这句话∶"给就是！"
我们在他的生活中发现这样一个特点∶他对现代工业文明是失望的，对于人类现状和前途的看法是悲观的。在他看来，当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但他不是一个斗士，而更象一个隐士。哲学对他实际上也是一种逃遁，可是他在这儿也找不到一块安宁的绿洲。他的创造性天才却被用于从事破坏和摧毁哲学的工作。一种力求彻底、无限和绝对的精神，一种极端纯正的严肃性和责任感，使他不能不这样做。
总象有什么东西在驱赶他，他不断地退隐、逃遁，逃遁的目的是宁静，可是，他却总是得不到宁静，虽然他是多么渴望宁静，他说∶"我的理想是沉静，""探讨哲理的人渴望思想平静。"
　　 他有一副过于沉重的大脑，他有一颗太敏感的心，他有一个不安分，且深处笼罩着黑暗的灵魂。
　　 可说的和不可说的
维特根斯坦心灵中最深处的东西并没有在他正式的哲学著作中说出来，"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够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而这些他保持沉默的东西恰恰是他心灵中隐藏最深的东西。维特根斯坦的沉默意味深长。
我们读《逻辑哲学论》，会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即维特根斯坦写作这本书的动机，跟他对哲学的现状的不满大有关系，他强烈地感到∶人们应该说而且可以说清楚的东西没有从哲学角度去说，或者说得糊里糊涂，而不该说，归根结底也说不清楚的东西却在哲学中大谈特谈！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可说的东西主要是指经验的自然科学的命题，它们是有意义的，是可以证实的，经过证实，它们不是真的，就是假的，反之，不是假的，就是真的；而不可说的东西则指形上学的东西（这些东西实际上构成了传统哲学内容的大部分），它们是无意义的，不可证实的，无所谓真假，至于逻辑和数学则是一种"形式科学"，其命题本质上是一种同语反复。
正是从上面的区分出发，维特根斯坦认为整个哲学充满了这种最基本的混淆，认为哲学的大多数命题和问题并不是假的，错误的，而是根本无意义、荒唐无稽的，因此，最深刻的问题实际上不是问题。比方说，生命问题的解决就在于这个问题的消失。在维特根斯坦的心目中，真正的哲学应该只是"语言批判"，哲学的目的是使思想在逻辑上明晰，哲学不是理论而是活动，哲学工作主要是由解释构成的，其成果也并非一些哲学命题，而是使命题明晰，由它来划清可说的与不可说的、可思考的与不可思考的东西的界限。哲学的正确方法应当是∶除了能说的事情，不说任何事情，当某人想说某种形上学的东西时，也总是向他指明，在他的命题中他并没有赋予记号以意义。在《逻辑哲学论》中，始终贯穿着这样一种反对"形而上学"，反对传统哲学的精神。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哲学观，所以，对于本体论、人生哲学、伦理学、美学的根本问题，维特根斯坦在其著作中除了反复指明它们是不可言说的以外，不再说什么别的。但是，你也许会感到奇怪，启迪了这位逻辑哲学、语哲学、科学哲学的大师的，竟然还是这样一些带有强烈的人生哲学和宗教色调，神秘主义色彩很浓的哲学家和文学家∶柏拉图、奥古斯丁、克尔凯戈尔、叔本华、陀思妥也夫斯基、托尔斯泰。他对亚里士多德和莱布尼茨两位大逻辑家的著作很少光顾，甚至说他从康德、休谟那里也只是得到偶然、片断的领悟，更不要说黑格尔了。可是，在克尔凯戈尔那里，他却感到对自己太深奥了，以至没有产生在更深刻的心灵中可能产生的好效果。当然，这可能只是一种自谦。
尽管维特根斯坦在其公开出版的著作中不说什么，我们还是可以从维特根斯坦遗留下来的一些私人笔记中，隐约窥见到他内心的深处。比方说他执着地追问自己∶上帝是什么，信仰上帝意味着什么；他认为信仰和肯定是我的心灵所需要的；他谈到个人的痛苦和基督教的必要等等，我们在他身上发现某种宗教的可能性，甚至可以说在他内心深处发现一个和一种追求绝对和无限的精神联系在一起的宗教人。
　　 思想与个性
　　 在哲学家的个性与其思想，生活与其哲学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深沉内在的关系。
比方说有一致和不一致的关系，在有些哲学家那里，他们的生活与思想是完全融为一体的，他们的个性就是他们的哲学，例如苏格拉底、斯宾诺莎，以及强调"知行合一"，身体力行的一些中国哲人；在较少数的哲学家那里，他们的人生哲学却与他们的生活发生了某种背离，例如叔本华；他们与其说是把他们的优点，不如说是把他们的缺点化为一种哲学，一种呼吁；而大多数哲学家可能是介于两者之间，有些游离但又趋于一致。
至于对维特根斯坦，在个性与思想，生活与哲学的关系方面激起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维特根斯坦没有把他对生活的体验、感受和紧张执着的思考化为一种人生哲学呢？而按他的智力和毅力，他是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显然，正是这种思考本身阻止他达到这一点。
　　 他选择哲学，选择认识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为了逃避不幸的生活而去争取幸福和宁静，正如他笔记中写到的∶
　　 "人怎么能完全幸福呢，既然他不能排斥这世界的神秘？
　　 通过认识的生活。......
　　 认识的生活是不管世界的神秘而幸福的生活。"（《一九一四--一九一六年笔记》德英对照本，第81页）
然而，认识并非是去认识至善、认识生命的意义，这些恰恰是神秘而不可认识的。意志的主体是伦理学的承担者，而这个主体、这个我是深深的神秘！善等于神圣，是不可企及的，维特根斯坦说这就是他的道德观的总结。
于是，人生哲学，伦理学是不可能的，这就是维特根斯坦在一九二九--一九三Ｏ年间准备的《关于伦理学的一个讲稿》中所阐明的结论。鉴于事实与价值的对立；鉴于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只包含自然的意义，只能表达事实，而伦理却是超自然的，因此∶
"伦理学就它源自想述说有关生活的根本意义、绝对价值的东西而言，决不可能是科学。它说的东西没有给我们的知识增加任何东西。但它是人类心灵中一种我个人不能不深深尊重，不能为了我的生活而嘲笑它的倾向的证书。"（《哲学评论》杂志，一九六五年合订本，第26页）
　　 这样，维特根斯坦就只能是致力于去认识事实，去从事逻辑、语言方面的哲学研究了。
他所做的事情说明了他不去做的事情，也说明了他的个性和生活态度。反过来，从的个性和生活中，我们又可以找到对他所做的工作、对他的哲学思想的某些解释。正如他所说∶
"哲学研究--在许多方面与建筑学研究相仿--更是对自我的研究。关于个人的阐释。关于个人看待事物的方法（个人对它们的期望）。
　　 我应该只是一面镜子，因为我的读者可以通过这面镜子看到他思想的全部缺陷，从而借助这个途径将思想端正。"
　　 维特根斯坦就是这样一面镜子。
应当说，哲学不仅有民族性、地域性的差别，不仅有时代的差别，也还有个性的差别。而个性的差别仅就风格来说，就不仅有严格思辨的，还有浪漫诗意的；具体到文体、形式上，不仅有严谨、系统的论著，还有对话体的、散文体的等等。
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许多哲学文章却往往是一个面孔。故作高深，文字艰涩，仓促概括，结论武断，盲目乐观，无故自负，生造名词，乱引概念......不免让人气闷。
马克思在他最早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曾谈到过这样的意思，一个人只有构成一个人精神个体性的形式，"风格就是人"，因而一个人应当用自己的风格去写作，用他特定的表现形式去表露自己的精神面貌。愿我们的哲学恢复鲜明的个性，让我们的哲学论著的风格更加多样化吧！
今天我们纪念卡尔·波普尔（Karl R.
Popper，）诞辰一百周年，不仅要重温他在科学哲学、逻辑学、认识论等方面提出的以批判理性主义或证伪主义为核心的许多独到见解，而且有必要强调他的政治哲学在当代西方自由主义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尤其是他关于开放社会的论述。波普尔出生于犹太血统的家庭，原籍奥地利，在维也纳大学学习数学、物理学和哲学。据他在自传中说，1919年，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他自称在这一年认清了以前所信奉的像弗洛伊德心理学理论等等不可证伪的理论的伪科学性质。他本人的政治立场经历过从同情社会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转变。1937年，波普尔去新西兰任教，1946年又赴英国伦敦大学执教，从此便一直定居英国。他赞赏他所移居的这两个国家是“世界上最好、最容易统治的国家”。波普尔尤其憎恨纳粹主义的倒行逆施，坚守自由民主主义的立场。他在发表了《科学发现的逻辑》等科学哲学的名著之后，根据对西方民主国家与法西斯主义等等制度的对比，于1945年出版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他本人因为这部上下两卷的著作而于1964年在英国被授予爵位。1957年又发表了《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对社会历史理论作了简明扼要的清理。1963年出版的《猜想与反驳》虽然主要收集了他的科学哲学论文，但在该书最后几章也对他的政治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的政治哲学把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作了鲜明的对比，提出了以逐步社会工程为特点的社会改良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思想，在今天仍然不失其借鉴意义。
波普尔从休谟提出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不同意休谟用“习惯”对归纳推理所作的心理解释，同时也不赞成传统的认识论观点，而是提出了一种独创性的认识论。在波普尔看来，人的认识和知识是可错的，即人们关于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识往往是错误的，任何人都无权宣称自己的知识是绝对真理。像牛顿力学那样曾在长时期内被认为是牢不可破的真理，由于科学的新发现而被爱因斯坦相对论所取代，所以一切科学知识都是可反驳的。至于科学性的标准，波普尔认为，只有那些可证伪的命题才是科学的，而像同义反复和列举了一切可能性或模棱两可的命题，都无法检验，因而是非科学的。他认为，人们的知识不是从纯粹的观察开始，而是从猜想开始。人们对事物的观察或感知不是被动地“被给予的”，而是主动探求的结果。因此，人的认识所遵循的方法是试错法，即从问题开始，经过尝试性解决，消除错误，然后又提出新问题，人们通过尝试和消错，通过猜想和反驳来取得知识的进步。这就是“从错误中学习”的方法，它要求人们宽容异己，通过不断的批评来认识真理。这也正是一种批判的理性态度。
这种方法论和认识论学说为波普尔关于开放社会的理论奠定了基础。他以此来反对一切权威主义，提倡批评主义，提倡对一切批评开放的“开放社会”，反对压制批评，屈从于迷信、神话、权威和教条的“封闭社会”。波普尔还把他的试错法应用于一般的社会科学研究，批评从自然科学移植到社会科学的所谓“历史决定论”,认为这种理论奢望可以像天文学长期预测日月食一样预测人类社会遥远的未来。波普尔强调人们不可能预言人类未来的历史进程，也不能通过某种合理的方法预言人类知识如何增长，因此，并不存在一种建立在历史预言基础上的关于历史发展的科学理论，历史本身并无规律和必然性可言。甚至像汤因比所着迷的关于文明发展规律的那种典型的历史决定论也是站不住脚的。波普尔的这些理论都用于论证他的社会和政治改良主义。
波普尔的试错法和反历史决定论的观点使他在理论上排除了关于理想国家和美好国家的计划，排除了对整个社会进行大规模长期改造的计划，因而他极力反对乌托邦主义，主张所谓逐步社会工程。波普尔批评自柏拉图以来的各种乌托邦主义，认为其目的和计划是要实现尽善尽美的社会，首先确定什么是最理想的国家这个最终目的，因而这是以一种信仰来作为政治行动的基础。然而，这种绝对不变的理想固然很吸引人，而且优美动听，但却是危险而有害的。柏拉图式的乌托邦主义的主要特点便是极端的彻底主义，要求人们按照完美的理想彻底地重建一个全新的社会。所以波普尔又称这种彻底主义为唯美主义、完美主义和浪漫主义。[1]这种彻底主义所提供的理想蓝图和实现手段根本无法用科学方法来了解和证明，因而也不能用说服的方法加以实现，只能诉诸暴力的压服手段。它要求彻底地“洗净画布”，完全从开头来起，认为要建立一个全新的理想国，就必须先铲除一切现存的制度、传统和机制，洗清一切现存的观念、习惯和生活方式，因而必须对社会和人进行净化和驱逐，比如柏拉图便要求把青年赶到农村去，以免受旧社会和父母的影响。这种纯粹的理想本来并不是什么坏事，但如果没有理性的约束，那就可能导致某种危险的歇斯底里。
在波普尔看来，乌托邦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在政治上也是有害的。因为理想社会的蓝图只有极少数所谓预言家才能说得出来，多数人则只能听从这些少数人的安排和说教。其计划也不是诉诸人的理性，而是诉诸人的感情，不是交给人民去自由讨论，而只能从房顶的喇叭来宣布。而且，既然要对社会进行彻底改造，就要求少数人进行集中的独裁统治。即使是仁慈的独裁者，也无法知道自己的统治结果是否与仁慈目的相符合，因为其统治方式是不鼓励人民批评政府，因而听不到人民的声音。当人民对长远的完美计划究竟能否实现产生疑问时，极权主义者便加强说教，多方肯定仁慈的独裁者不但全知，而且全能，高瞻远瞩，以致成了神。因此，乌托邦主义必导致权力的集中，但又不能集思广益；权力越集中，批评越少，自由越少，知识就越不能进步。
波普尔认为，从人本主义的伦理目的来说，我们也没有理由要求这一代人为未来遥远而渺茫的理想作出牺牲，不能为了未来而忽视现在这一代人的平等权利和福祉。而且，过于长远的乌托邦社会工程不可能靠一代人实现，仁慈的独裁者便不能不在生前选择和培养忠于其计划的继承人，但这样的人又必须是和他一样品质高尚、智慧超群的人。可是，培养未来政治领袖的柏拉图式的教育任务，往往又超出了教育所能胜任的范围，被培养者难免不是一心篡权的野心家，未必会在继位之后按原先的既定计划治理国家，从而也使乌托邦的理想付之东流。这样，波普尔就成了２０世纪对两千年前柏拉图的理想主义和乌托邦主义进行系统批判的著名思想家。不仅如此，他甚至批评像功利主义者那样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观念，认为这也属于纯乌托邦主义和浪漫主义，它就像“最完美的国家”一样不能用科学的论证来加以证明和检验。因此，传统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原则与乌托邦主义一样容易导致仁慈的独裁等不良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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