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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与徽州西溪南
作者：吴军航　　浏览数：83　　发表时间：
我国十六世纪中叶，艺术收藏重心大有转移到江南徽州的迹象。尤其是徽州西溪南村已成为艺术收藏重镇。这一时期，西溪南村一带出现了文物收藏群体，其中的代表人物有汪道昆及其家族、吴廷、吴桢、吴守淮、吴可封、吴龙、吴伯炎、吴养春等人。此地的艺术收藏作品数量之多，质量之精已经在全国已占有一定的地位。比如清代北京故宫三希堂中的《中秋帖》、《伯远帖》，当时都收藏在西溪南村。这充分说明了明代西溪南村雄厚的收藏实力。
确切地说西溪南村的古董书画收藏最盛的时期是在明代中后期。吴其贞在《书画记》一书中记载了在崇祯己卯（1643）四月三日至十四日共十二天在西溪南村看画的经历，他一共看了十几家，都是宋元佳作，书中记道：“余至溪南借观吴氏玩物十有二日，应接不暇，如走马看花，抑何多也。据三益曰吴氏藏物十散有六矣，忆昔我徽之盛，莫如休歙二县，而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无。故不惜重金，争而收入。时四方货玩者，闻风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寻而归，因此所得甚多。其风始于汪司马兄弟，行于溪南吴氏，丛睦坊汪氏，继之余乡商山，休邑朱氏、居安黄氏、榆村程氏，所得皆为海内名器，至今日渐次散去，计其得失不满百年。可见物有聚散，理所必然。时己卯四月十四日。” 吴其贞《书画记》中所说西溪南村的十二家就包括有吴家凤，吴象成，吴文长等等。
今查西溪南吴氏族谱得知吴家凤字琮生，是吴希元的儿子。与吴伯炎曾祖公辅为同曾祖兄弟。吴象成是吴养春长子，谱名继祖。吴文长是吴大年的继子。还有多家吴氏有待进一步查考。吴其贞在《书画记》中还说出了明代以西溪南村一带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无的风气，周边村镇也受其影响。
西溪南村之所以能成为明代收藏重镇，除了吴其贞说的原因之外，我个人以为还有以下一些原因：一是西溪南村民自古素有读书风气，当地人们文化素质比较高。据考证吴氏自唐代迁移到西溪南村就讲究学习。吴少微算是一代名儒，西溪南吴氏是他的后代。文风具有延续性，新安歙西溪南吴氏世谱后述中说：“弘治以来，家塾书声琅琅”。明代西溪南村一带文风具有影响力的要数明代汪道昆家族为代表。汪道昆在当地倡导读书学习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在汪道昆的感召下，西溪南村一带的文化气氛迅猛活跃起来。他不但自己带头从事文化研究，还亲自组织了创建“白榆社”和“肇林社”。 西溪南村民创立了“丰干社”。歙县志记载：“在西溪南高士园内，还有汪道昆，汪道会、谢陛、吴守淮等人的品茶谈诗处。”吴廷、吴可封、吴揭、吴士奇、吴修、吴应明、吴彦芳、吴桢、等人都是当地的活跃人物。明代西溪南村一带文人辈出。当地的刻书业、徽派版画业、制墨业、新安医学业、文物书画收藏业、园林建筑业也随之兴起。二是从明代开始，西溪南村民热衷于经商之路，这与当地山多田少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有关。当地的商人在经商过程中采用了‘儒商结合’的经商理念，后人称为“亦商亦儒”。实践证明‘商儒结合’发挥出了重大作用，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益。明代中后期西溪南村人的商业经济空前发达。丰厚的经济基础是西溪南村富商们收藏文物的强大后盾。三是西溪南村的富商们很有思想，能接受开放城市的先进理念，在文化精神层面的建设上，他们先后把苏州、杭州、扬州等城市的文风带回老家。他们主张兴建徽派家园。同时，书画收藏的爱好也蔚然成风。四是西溪南村一带山明水秀，风光迤逦。美丽的自然风光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文人画家、诗人墨客前来观光，并留下许多墨宝。五是西溪南村的富商们遍布全国各大城市，如沿海城市上海、苏州、杭州、扬州、南京、芜湖等，沿海城市交通便利，有利于大量文物古董的交流，为收藏爱好者提供了书画收藏机遇。如吴廷兄弟、吴其贞等人就曾经多次到过苏州、南京、北京等城市进行书画买卖活动。六是当地成长了一些有名的书画家如明代的吴羽、吴隆、李流芳、吴廷、吴桢等名人。他们是当地书画收藏的生力军。一方面他们本身就是书画收藏者，另一方面他们又是书画艺术创造者。
基于以上多种原因，从明代开始，西溪南村一带就具备了收藏文物、书画、古董的条件。一时间涌现出了一些热衷于艺术收藏的收藏家，有的人还成了专业书画古董收藏家。西溪南村就成了书画古董的海洋。
董其昌（1555——1636）是明代的大书画家，他是松江华亭人，字玄宰，号思白。他官至礼部尚书兼翰林院掌詹事府的高位，在艺术理论及艺术实践方面都取得丰硕成果。
我们在考察董其昌的一生交往中，发现他与徽州西溪南村有特殊的关系。据不完全统计，董其昌一生至少有五次以上的机会到过西溪南村。董其昌早期到西溪南村是为了省亲、拜师、教书谋生。科举成名之后的董其昌来西溪南村是走访书画朋友，追寻文物收藏兴趣和游历新安山水。当然，董其昌来西溪南村也与当地的徽商有很大关系。
科举成名之前的董其昌从松江华亭来到徽州的西溪南村活动有多种说法。一说董其昌是来徽州省亲才来有机会来到西溪南村；另一说当地徽商在上海、松江做生意，是徽商的引领下董其昌才来到西溪南；还有一说是缘于许国老师的推荐，董其昌才来到西溪南村。&&&&&&
董其昌出身寒门，据说他十余岁就从上海松江来徽州省亲，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便拜歙县大学士许国为师。许国为了解决董其昌谋生问题，就推荐他在徽州一些古村落做家庭教师。从时间上来看，董其昌最先是到榆村大商人程爵家中做家庭教师。具体时间是隆庆五年，即1571年。从此，董其昌在徽州一带活动揭开了序幕。
程爵是休宁榆村大富商，他与许国关系密切。程爵与歙县西溪南村富豪吴养春又是姻亲关系。吴养春是徽州的大木商，同时，他还兼刻书制墨等多种商务活动。从这条线索来看，董其昌来到西溪南村座馆讲学与程爵有一定关系。
另外，许国与当时西溪南村的吴廷、吴守淮、汪道昆等人关系密切，他们都是文人，经常在一起观赏鉴定书画。如周天球1580年画的“墨兰”巻后就有汪道昆、许国、吴守淮等人的题跋。根据《汪世清谈徽州文化》一书中说道吴廷、吴守淮、汪道昆这三个人是明代西溪南村一带书画收藏的三个重要人物。许国来西溪南村活动，与西溪南村的文人交往，有很多机会退荐董其昌来到歙县西溪南村坐馆教书。
论当时的经济情况，明代西溪南村的富商们早已富甲一方。上海、松江是徽商们的重要贸易地区。他们在长期的经商活动中已经意识到了学问的重要性，所以他们很重视家庭教育。活跃在上海、松江的西溪南富商聘请董其昌来西溪南村坐馆讲学，正是他们的迫切愿望。董其昌在青少年时期一方面为了科举考试，一方面为了教书谋生，选择在西溪南村也是一个较为理想的地方。他在教学之余，还可从事一些艺术活动。从董其昌在当地留下的墨迹来看，绘画不多，大部分都是书法作品。现根据我所知道的情况列举如下：
西溪南村的“十二楼”是一座有名的园林，园中有八仙过海景点。园名取唐人诗句“雁声远过潇湘去，十二楼中月自明”之意。业主是当地富豪吴养春。董其昌来西溪南村时，吴养春就曾邀请他在十二楼的墙壁上题字。此事清代黄钺在游西溪南村时有诗为证。
西溪南村有数座吴氏祠堂，其中有一座祠堂名叫墙里祠，建筑规模宏大，前后一共有四进。在气势宏伟的第三进楠木厅大厅上悬挂着董其昌题写的《思睦祠》巨幅匾额。董其昌题写的大字匾额比较少见，《思睦祠》巨幅匾额是董其昌的书法精品。1966年以前，村中群众还亲眼见过《思睦祠》匾额。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思睦祠》匾额被当地群众作为“四旧”摘了下来摆放在楠木厅的边上，后来去向不明。
上长林村距西溪南村只隔五华里，村中有一户胡姓人家至今还保存着一套董其昌书写的《兰亭序》石碑。石质为青石，一共有三十六块。每块石碑大约50公分宽，85公分长，14公分厚。最后的一块石碑上有董其昌的落款。董其昌书写的《兰亭序》字迹较大，其中有两快石碑长期摆在大门外，当地群众在洗衣服时用棒槌敲打，久而久之，石块上的字迹已损坏难辨。其余的石碑都保存完好。董其昌一贯崇尚王羲之书法。通常来说学习王羲之的书法在临习中不宜过大。《兰亭序》的字体较小，而董其昌临习的《兰亭序》字迹很大，而且是意临，这种学习书法的方法也是很少见的。董其昌临习王羲之《兰亭序》书法的方法和形式为后人作了有益的启示。
西溪南村有一古宅名叫“铜屋枕”，居住着吴氏家族，这家吴氏家族是《思睦祠》的子孙。据铜屋枕后人吴惜奇回忆，他小时候看见在铜屋枕新厅两边的墙上挂有董其昌书写的欧阳修《醉翁亭记》条屏，一共12幅，厅的两边各挂6幅。1958年西溪南村当地成立了高级社，筹备组要求家家户户都要捐献文物。于是户主曹秀荣、胡雪琴妯娌俩就将董其昌书写的《醉翁亭记》无偿捐出。当时的文物接收人是本村张正平。他收到文物后，开了一张临时收据作为凭证，编号为65号。收据的具体内容是：
“今收到第1大队第1小队曹秀荣、胡雪琴户投资品种吊屏、品名董其昌书醉翁亭记、天启三年。西溪南农业筹备处，1958年。”
这份临时收据的背面还印有抵用灭鼠劵字样。它还提供了1958年大跃进时期西溪南村正在大搞有指标的“灭四害”活动的信息。
从这份材料中得知董其昌书写《醉翁亭记》的时间是天启三年，时年他69岁。这一年董其昌的官职又升为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事。董其昌的年谱中也介绍了这一年他主要活动是在江南。有很大可能董其昌这年就来过西溪南村。
在西溪南村一带，吴廷、吴桢是书画收藏的主要人物，董其昌先后为吴廷刻的《余清斋》和吴桢刻的《清鉴堂》题写碑名。
吴廷居住在西溪南村的上街，宅名叫“上村草堂”，这四个字就是董其昌亲笔所书。
董其昌在西溪南村坐馆讲学，，他利用书画特长，广交朋友，只要是当地群众需要，他都能满足要求。体现出平易近人的特点。在上世纪初一些农户家的用具如屋斗、畚箕、竹篓上都能发现他的字迹。书法成了董其昌与西溪南村人们沟通思想的桥梁，也是他本人能很好立足该村的重要基础。董其昌为村民写字的意义还在于在徽州开创了书法实用性的先河。
董其昌科举中举取得政治成就以后，还来多次来过西溪南村。他自万历十七年考取进士，瞬间改变了身份，地位提高了，官至礼部尚书。纵观他的政治仕途并不一帆风顺，屡遭贬谪，多次隐退。从他一生历程来看，在朝廷为官的真正时间只有十五年。他为官时的内心又充满着矛盾。一方面他很想在官场做些政绩，一方面他又想醉心书画，谈禅论艺。董其昌为官时的命运多舛，当他经历了官场屡遭贬谪之后，对政治意识逐渐敏感起来。每当他预感到有激烈的政治斗争发生，就立即选择归隐回乡之路，以期回避矛盾明哲保身。董其昌在归隐时期过的是寄迹山林乡间静研书画艺术的生活。他的《墨禅轩说寄吴周生》一文中就有“金门大隐十年”的记载。
凡事都有利有弊。董其昌的官场隐退所赢得的是宝贵的时间，既能更好地从事书画艺术，又能长期游历江南名山大川，拜会书画朋友，鉴赏历代名人书画。董其昌一生取得巨大的艺术成就是与他所赢得的宝贵时间分不开的。
初略计算，董其昌有近五十年闲居在家的时光，并多次游历过黄山和新安江。根据董其昌一生的活动轨迹，可推理出他大致来过西溪南村的年代。
1571年前后，董其昌来歙县省亲拜许国为师，并在西溪南村做私塾老师。
1596年，董其昌来过西溪南村为吴廷鉴定《余清斋》碑帖。
1598年，董其昌来莘墟为吴桢家书写墓碑。
1607年，董其昌游览了休宁、婺源、祁门、白岳。同时来过西溪南村。
1609年2月，董其昌55岁时游历了黄山，并居住在吴翼明家有两个月之久。这年的6月26日，董其昌还与吴廷、陈继儒重观王羲之的《行穣帖》，董其昌并为此帖再题了字。在万历32年，董其昌为此帖题过款，这次是再题。
1610年，董其昌再次游历徽州，并在游新安江时于舟中应吴廷之邀，为《论书巻》写跋：“今日捡旧时书，忽友人吴太学出以相质，如见故吾。庚戍九月七日，新安江舟次书。董其昌”。这个吴太学指的是西溪南村吴廷。
董其昌多次对西溪南村故地重游，说明他对该村有特殊的感情。
董其昌来西溪南村主要居住在吴廷、吴桢家。
吴廷是与董其昌同时代的人。他们之间年龄大致相仿。董其昌来西溪南村与吴廷交往较深。吴廷，又名吴国廷，字吴用卿，号江村。他是明代江南的大收藏家。《歙县志》:“吴国廷，一名廷，字用卿，丰南人，博古善书，藏晋唐名迹甚富。董其昌、陈继儒来游，俱主其家.……刻馀清斋帖,杨名时为双勾上石，至今人珍袭之，谓不减快雪，郁冈诸类帖……清大内所藏书画其尤佳者，半为廷旧藏,有其印识。”吴廷的生卒年代历史上没有具体记载，明代汪珂玉《珊瑚网》于《梁摹乐毅论真迹》后录有吴廷一跋:“王太史字泰多方欲得之，余实不能割舍。借摹人石，虽日刻成，与馀清斋石刻差别远绝.……余年六十有一，方真知其妙也。”按王肯堂(宇泰)刻《郁冈斋墨妙》,《乐毅论》后有跋文，书于“万历庚戌(1610)腊月既望”,则吴廷的跋文当书于1610年后，据此可推断其生年应晚于1549年。吴其贞是徽州明末清初的一位书画古董收藏家,常与当地收藏家们相往来。他在《书画记》中记载了明崇祯八年(1635)起至清康熙十六年(1677)在各地得到和见到的法书名画。大部分都标明何时何地见于某家，中有“歙友”多名，又多次提及“馀清斋”，但是却从未提起与吴廷的交往。由此可推断1635年时吴廷已经逝世。
关于吴廷“馀清斋”斋名的由来，吴其贞在《书画记》卷一中说说的较清楚：“王叔明有馀清图纸画一幅……此图原是吴江村物，故名其斋日馀清斋，今有馀清斋帖传世，系江村所刻。以上书画于程正言家得观。时戊寅二月三日。”吴廷因得王蒙《馀清图》，并以此图命名斋号。&&& 吴廷在历代法书中所书跋文目前发现有最晚的两件，分别是一是跋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和《明拓褚遂良小楷阴符经》拓本。两者均书于明天启二年(1620)，未超过1635年。据此，我们可推断吴廷卒年则在1635年前。明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也记载了吴廷的一些情况:“近日新安大估吴江村名廷者，刻馀清堂帖。”《馀清斋帖》的编辑鉴定选工作的主要由董其昌、陈继儒、杨明时三人完成。吴廷与董其昌的最早交往，见清青浮山人《董华亭书画录》,其于“潇湘白云图”下录吴廷跋:“余庚寅(1591)之春入都门,得与董玄宰太史周旋往还。”此后他们的友谊一直延续到老。
吴廷一生收藏有许多历代名人法书，组成《馀清斋帖》。1596年吴廷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决定将收藏的历代名人法书摩勒上石，刻成《余清斋》法帖，以便于流传后世。吴廷与董其昌有相同的书画收藏爱好。他便邀请董其昌来西溪南村对收藏的历代法帖一一做了鉴定。董其昌鉴定后对有些法帖还书写了跋语。《余清斋》法帖刻于明代万历二十四年，即1596年，成于明代万历四十二年，即1614年。整过过程历时18年。据《歙县志》记载，该帖开始刻时就名噪京师。清代光绪初年书法家杨守敬作为驻日本大使，在日本极力推崇《余清斋》法帖，并有评价：“吴江村收藏之富，几与项子京埒。所刻余清斋帖远出停云、郁冈、真赏之上。顾世鲜知者。”
一部《余清斋》法帖，包罗了许多历代名人书法真迹。董其昌做了鉴定和题跋，更增加了意义。他在《黄庭经》的跋文中写到“吴用卿得此，余乍展三四行，即定为唐人临右军，既阅竟，中间于渊字皆有缺笔。盖高祖讳渊，故虞褚诸公不敢触耳。小字难于寛展而有余，又以潇散古淡为贵。顾世人知者绝少。能于此巻细参，当知吾言不谬也。戊戌至日董其昌书。”题跋时间是在1598年。说明董其昌在43岁时客居过西溪南村吴廷家。细观董其昌在《余清斋》法帖中的题跋不是一次性完成的。有的董其昌是在董其昌家乡的墨禅轩、宝鼎斋、戏鸿堂中写的，有的跋文是董其昌在杭州西湖僧舍中完成的。有的董其昌还是与陈继儒、吴廷等人共同同观赏后题写的。董其昌跋文很有意思，长语能成篇章，短文只一两句话。有些语气比较玄乎，把一些有名的碑帖渲染上了神秘色彩。同时也体现出董其昌对历代书法名家的崇拜之心。
董其昌多次与吴廷接触的事实还写在他的《容台集》中。“新安之溪上有吴太学家藏此诗真迹，以为杜甫书，余玩其用笔，知是徐季海真书，蔡君谈宗之.虽方实回，虽劲实婉，所未及颇鲁公者在有笔墨蹊经，未脱欧虞褚薛姿态耳”。这是其中的一例。
&&&& 吴廷家曾收藏过王羲之的《官奴帖》，《官奴帖》又名《小女玉润帖》。董其昌对此帖最感兴趣。在董其昌的书法生涯中王羲之的《官奴帖》对他的影响非常大。董其昌一生曾两次接触到此帖。第一次是1579年，董其昌26岁在南京应试时见到了唐代摹本《官奴帖》，一时眼界大开。董其昌曾云：“及余已卯试留都，见王右军《官奴帖》真迹，俨然莫公书，始知公深于二王。其子云卿亦工书。”莫公指的是莫如忠，云卿是莫如忠的儿子莫云卿。他们与董其昌都是松江华亭人。董其昌年轻时从莫如忠学习书法，董其昌与莫云卿为挚友。董其昌学习书法从王羲之的《官奴帖》中得到笔法。
董其昌在京城为官，经常到吴廷所开的古玩店中借阅法书名画，吴廷也请他在其收藏的书画上题跋。第二次董其昌见到了王羲之的《官奴帖》是万历三十六年，那年他54岁。他一边临习一边写下了学书感受:“今为吴太学用卿所藏，顷于吴门出示余，快余二十馀年积想，遂临此本云。抑余二十馀年时书此帖，兹对真迹，豁然有会。盖渐修顿证，非一朝一夕。假令当时力能致之，不经苦心悬念，未必契真。怀素有言：豁然心胸，顿释凝滞，今日之谓也。时戊申十月十有三日，舟行朱泾道中，日书《兰亭》及此帖一过。以《官奴帖》笔意书《契帖》，尤为得门而入。”（见《画禅室随笔》巻一）。
这时期吴廷正居吴门。董其昌对王羲之的《官奴帖》《官奴帖》曾有缘份两次相会。他十分珍惜这个机会反复揣摩学习。从中体会 “渐悟”过程和“顿悟”的过程。正是他通过此帖的学习，在书法上实行了由“渐悟”到“顿悟”的转变。在瞬间获得一种高度的自由，产生出欢快的、高质量的书法作品，从而在书法上有了质的飞跃。尤其是“豁然心胸，顿释凝滞”道出了董其昌自己“顿悟”学书诀窍。使我们看到了董其昌“顿悟”的踪迹。
谈到王羲之的《官奴帖》，今人莘墟村民兵营长张先荣曾在“上宅”的碾屋大石磨盘下发现了《官奴帖》的石质碑刻。它可能后来又被吴桢收藏在《清鉴堂》法帖中。此是后话。
董其昌46岁时（1606年）就休病江南，接连之后的几年都是休假在家，1604年董其昌50岁时，吴廷拿着唐代虞世南摹《兰亭序》到松江请董其昌观赏。董其昌在“画禅室”内题了跋。这年的5月份，董其昌来到杭州西湖得到吴廷收藏的米芾的《蜀素帖》。董其昌云：“甲辰五月，新都吴太学携真迹至西湖，遂以诸名迹易之，时徐茂吴方诣吴观书画，知余得此卷，叹曰：已探骊龙珠，馀皆长物矣，吴太学书画船为之减色。然复自寛曰：米家书得所归。太学名廷，尚有右军《官奴帖》真本。”（《古书画过眼录》）
米芾的《蜀素帖》在明代由汪宗所藏，贴后有祝允明、沈周的题跋。嘉靖三十二年又转藏于顾从义，文徵明署观款。其后迭经项元汴、增城、吴廷购藏。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吴廷携至杭州西湖，董其昌以诸名迹相易得，此年有王衡题跋。此例是董其昌与吴廷在外地的交往。
1598年的冬至，董其昌与吴廷在北京相会。44岁的董其昌为王珣的《伯远帖》题跋。：“晋人真迹，惟二王尚有存者。然米南宫时，大令已罕，谓‘一纸可当右军五帖’。况王珣书视大令不难觏耶！既幸得见王珣，又幸珣书不湮没得见吾也。长安所逢墨迹此为尤物。戊戌冬至日，董其昌题。”（见《三希堂法帖》第二册）。据记载万历戊戌除夕，吴廷曾在北京与董其昌相会，吴廷这时索回了董其昌借观的《虞临兰亭帖》和其它碑帖。遂在另一段题王珣真迹的跋文中写到：“此王珣书潇洒古淡，东晋风流，宛然在眼。用卿得此，可遂作《宝晋斋》矣。”（画禅室随笔）。董其昌对《伯远帖》评价很高，这时《伯远帖》就在吴廷的手中。
董其昌与西溪南村吴廷的关系，他们以书画古董艺术收藏作为感情纽带，是一个重要关键。徽州清代末科翰林许承尧先生对此事写有概括而精辟的诗句，题赠馀清斋主人像曰：
石渠宝笈斑斑在，名印纵横发古馨。
神往昔年书画舫，曾今馋煞董华亭。
相比与《余清斋》法帖，吴桢的《清鉴堂》法帖问世的要稍微晚些。该帖在明崇祯二年即1629年开始刻石，成于何年待考。内容除了古代名帖，还增加了董其昌和陈继儒撰写的文章及书法。古代名帖都由董其昌和陈继儒审定，并题了跋文。
吴桢是《清鉴堂》法帖的主人，字周生。他坐拥万巻、博雅好古、尤精八法。他家住在莘墟，与西溪南村只一河之隔。董其昌在吴桢家也曾居住过较长时间。吴桢与董其昌、陈继儒属于忘年交。关于吴桢其人，历史上记载不详，我们只能在董其昌和陈继儒的有关文章中找到一点信息。清代名人黄钺曾是歙县知府，他在游览西溪南村时，写了《与巴子安慰祖游丰乐溪吴氏园林》诗四首，在第二首诗中说到了吴桢和董其昌的交往情况。诗曰：
“有明吴周生桢，此间富长者。奔走董其昌与陈继儒，小像为合写。董时年八十，陈少三年也。周生微有须，四十年上下。小幅闲自题，苏黄漫挦扯。山人占身分，习气诚可 。眉公自题，自拟于苏黄。传闻董少时，教授此村社。名园十二楼，尚有画一堵。已为俗手更，不蔽风雨洒。同时有二吴，羽字左干，隆字仲道，皆家于此。笔墨亦娴雅。合图回廊中，盖亦存者寡。剩有香光题，淋漓照屋瓦。即今墨尚鲜，想见笔初把。我来拂陈迹，水草几没髁 。蹒跚到山亭，茶话可聊且。指点旧池台，兹游难遽舍。”
我们从诗中了解到当董其昌80岁时，吴桢只是40岁左右。他们年龄相差40多岁。吴桢爱好书画收藏，董其昌和陈继儒是他家的座上客，他们可能有师生关系。当董其昌年老居住在松江时，吴桢还经常去拜会。清代黄钺距董其昌生活的年代不远，他了解到董其昌在西溪南村一带活动的情况比较多。诗中说的事情应该是真实可信的。
在《清鉴堂》法帖中收集了董其昌晚年的一篇重要文章，名叫《墨禅轩说寄吴周生》。董其昌在文章中讲述了自己学习书法经历及方法。他一生好学，人到老年更加感到光阴似箭，发出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感叹。文章的最后写到：
“余老矣，黄山之胜游不复可续。周生饶濁胜之具。新安江清浅见底，艋顺流至我谷水只数日间，若与汪孺仲乘兴一来，观兹真迹，所谓读书十年，不如一日习主薄者也。周生以为何如。岁在戊辰重九后一日，董其昌书。”
戊辰重九后一日即1628年，这年董其昌73岁。他意识到了人生生命的短暂，流露出对黄山、徽州的之情。他希望年轻的吴桢能与朋友汪孺仲一道来到墨禅轩中欣赏书画，提高艺术水平。董其昌文章中提到的汪孺仲就是明末著名盐商汪然明（1557——1655）。他是徽州丛睦坊人，在杭州一带经商。他也是书画收藏家，著有《西湖韵事》、《清轩集》等。
《墨禅轩说寄吴周生》的墨本真迹现藏在广州市博物馆内，现在已印刷成书法字帖由新华书店公开发行。但是董其昌与吴桢交往的许多历史故事，还有待后人不断挖掘研究整理。
《歙西莘墟重修诰赠许氏宜人祖母墓记》是董其昌专门为吴桢家族长辈写的文章，落款是经筵讲官云间董其昌撰并书。文章中讲述了修墓的过程，行文言辞生动。该文没有写作时间，但从董其昌任经筵讲官的时间推理，该文应写于1598年。从宋代开始，凡侍读、侍讲学士及侍读、侍讲、崇政殿说书皆称经筵官，遂有经筵之称。董其昌此时身为经筵讲官，这时是在做明代皇帝的老师。一般这种老师资格有点特殊，必须是由翰林出身大臣兼充，但进讲渐成具文。
数年前笔者发现了这篇文章有两种碑刻版本。它们内容相同而形式不同。在《清鉴堂》碑帖中采用横排方式；另一种石碑是采用竖式排列，并且石碑很大。近年歙县博物馆已将这两种形式的石碑都收集在新安碑园中。此碑留给我们后人有许多猜想。一般来说作品的形式是可以改变的。董其昌有可能在当时只书写了一幅作品，是主人有意让刻工刻成了两件不同作品。但也不排除董其昌当时书写两幅墨迹的可能。纵观明清碑刻，这算是一个特例。同一内容，吴桢刻了两种石碑，说明主人非常珍爱董其昌的书法，尤其是看重《歙西莘墟重修诰赠许氏宜人祖母墓记》这篇文章的内容。
《余清斋》、《清鉴堂》碑刻中的历代名人法帖大多数是主人收藏的真迹，董其昌在鉴定写跋语时有时对一些法帖语气较为模糊，有不置可否的嫌疑，体现出了董其昌为人调皮的一面。有些碑帖即使董其昌做了鉴定，也不排除有赝品的可能。比如《清鉴堂》法帖中米芾的《萧闲堂序》一文的真伪问题就值得推敲。
正因为董其昌名气大，在西溪南村留下了许多墨宝，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也导致后人大量仿制董其昌书画作品的风气，造成了赝品泛滥的原因。1963年，安徽省博物馆葛介屏来西溪南村整理《余清斋》、《清鉴堂》的拓片，在一位姓齐的村民家发现了许多摹仿董其昌的书画作品，而且书画的摹仿质量十分拙劣。类似赝品在西溪南村就有很多，在其它地方如董其昌的家乡出现这种现象也见怪不怪了。
董其昌在西溪南村与当地的文人交往非常密切。其中有许多是书画朋友，如李流芳、汪道昆、吴守淮、杨明时、吴廷、吴仅庵、吴养春、吴羽、吴隆、吴龙、吴可封、吴桢等人。这些书画朋友大都数是新安画派的前期书画家。以上除了汪道昆等人，董其昌年龄略长，在文艺修养、笔墨实践、艺术鉴赏、艺术理论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无疑对新安画派的发生发展起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汪道昆比董其昌大20岁，董其昌与汪道昆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同在明朝从政为官。又都信佛参禅，爱好文艺戏剧。
汪道昆中晚年官场不得意，便隐居家中以创作戏剧做学问为乐。他的杂剧风格清新俊逸、诙谐多姿，如《高唐梦》、《五湖游》等。著作有《太函集》问世。汪道昆晚年隐居家乡松明山还喜好召集朋友创建《白榆社》和《肇林社》，以结社形式共同谈禅论艺。
董其昌爱好广泛，除了精研书画，还对禅理、文学都有研究。他曾经收藏有最广的元代戏曲集。《容台别集》中记载他曾为元代杂剧《西厢记》中的人物崔莺莺生平事迹作索引：
“昔年见一书载崔莺莺有子七人，客有言，凤凰一将九子者，余以为为喻然。其书不知所出……当以《会真记》岁月参考之”。
《金瓶梅》是一部文学奇书。它的写作手法十分高超，作者是谁至今都是个迷。袁宏道是董其昌的好友，他在写给董其昌的信札中云：
“《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牧生《七岁》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
从袁宏道给董其昌的信中看出最早的《金瓶梅》手抄本曾藏在董其昌家是个事实。可见，董其昌对明代通俗文化也很有关注。
关于《金瓶梅》的作者问题，有一种学术观点说是松明山兵部侍郎汪道昆所为。理由是《金瓶梅》书中的方言与西溪南一带的方言较为接近；《金瓶梅》书中的一些故事情节与西溪南村中的故事有些相似。但是，这些证据不足，只是假说而已。我们假设果真作者是汪道昆，那董其昌收藏的《金瓶梅》手抄本就有可能来源于汪道昆之手。再说董其昌居住在莘墟吴桢家，距离松明山汪道昆的住处约一里路左右，他们交往非常便利。
董其昌平常以临习名帖为乐，曾有向汪道昆借古帖临习的经历。曾题识曰：宋蔡苏黄米书，京以人废，合先君谟，虽欲尊子瞻，时论不可易也。适新安汪太学过淮水，不远数百里枉道过访，且乞余笔墨，不孤其意，为临一通遗之。董其昌识。壬子仲秋。
崇祯七年（1634），董其昌题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虞永兴《汝南志》真迹，弇州所藏，辛卯年为汪太学所购。余时借观，因手摹一本，全以永兴发笔之意拟之，几无遗恨。已见别刻数本，但存形模，永兴潇洒出尘之趣，无复存矣。摹书尚难凑泊，况乎石乎，当为周道破”其昌，时年八十”。文中提到的汪太学指的是汪道昆。
西溪南村的李流芳与董其昌的关系较为密切。董其昌的画中九友就有李流芳。李流芳（1575——1629）祖籍西溪南村。字长蘅，号檀园，侨居嘉定，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举人，后又两度赴京参加殿试皆不第。当时朝廷为太监魏忠贤及其党羽把持，仕途凶吉难料。他感到气馁，回到家乡，自建“檀园”，绝意仕途。李流芳与当时同里娄坚(1567～1631年)、程嘉燧、唐时升（1551～1636年),并称“嘉定四先生”。 就艺术而言，李流芳诗书画印皆通，是个全才。他编创了《芥子园画谱》，为普及中国画作出了很大努力。但艺术水平与比董其昌相比，还有一些距离。徐建融曾评董其昌与李流芳有上下床之别。
李流芳久居嘉定，此地与松江华亭董其昌家很近。在艺术地域风格上李流芳深受董其昌画风的影响。晚年李流芳完全折拜于董其昌门下。高居翰评价李流芳画风中有 “董其昌因素”。李流芳在去世前一年创作的《仿古山水图》册，就隐含董其昌画风。
李流芳与董其昌的友谊还表现在有共同的禅悦之好。李流芳、董其昌都曾求教于云栖大师。1626年，董其昌与李流芳优游。“长衡酷爱武林山水，岁必一再游。其游也，以邹孟阳为湖山主人。花时月夜，晴雪烟雨，扁舟幅巾，茶炉笔床，未尝不与孟阳俱。长蘅高人郎士，秀出人表，诗歌图绘与湖风山云相映发”。 董其昌还称其为“李少廉流芳，清修素心人也……每长蘅游履所至，必与之俱，乘其颓然醉有意放笔时，辙以纸墨应”。（见钱塘县志）李流芳与董其昌两人多次在杭州作画，留下了许多墨宝。在联峰石壁上能见到《董其昌、李流芳题名》金石。
董其昌《容台集》中记有《卧游册题词》，说道“此二册皆长蘅与邹孟阳同游苏台，武林之笔……纪岁月游踪，宛然广陵一曲，叔夜犹在”。由此看出李流芳与董其昌交往的踪迹。
李流芳虽比董其昌小20岁，但是可惜去世太早，如果他享高龄，艺术成就会更大些。
吴羽、吴隆都是西溪南当地的人物画家，他们创作的大多是佛教人物画。在西溪南村一带的寺庙内和一些村民家的墙上都有他们的作品。董其昌曾与他们合作，在他们的作品后题字。清代黄钺亲眼见到了董其昌留在吴养春别业十二楼回廊中的书画作品，就有吴羽、吴隆画的佛像。吴羽、吴隆是画佛像的高手。墙上的作品也透露出吴养春信奉佛教。吴养春生于1543年，卒于1627年。他年龄比董其昌大12岁。根据推理，董其昌为吴养春题写的墨迹时间应当是在30余岁左右。理由是董其昌30岁前在西溪南村居住的时间比较多。他30岁后科举及第，身为明代高官，政治敏感度很高，具有明哲保身的特点。天启年间西溪南村吴养春因“黄山大狱”而遭迫害。这时期的董其昌肯定不可能与身陷囹圄、大祸在身的吴养春密切交往。
程嘉燧家住翰山，距西溪南约七华里。明代翰山村属于休宁管辖，现代归属徽州区管辖。程嘉燧字孟阳、号松园老人。曾侨居嘉定，与李流芳、娄等号称嘉定四君子。董其昌画中九有中也有程嘉燧。程嘉燧的七言诗在当时极负盛名。董其昌对他的绘画评价很高：“孟阳最 重其画，不轻点染，此幅真吉光片羽，人间不多见也”。关于程嘉燧的绘画作品，董其昌还遇到一个怪事。“近有吴中画家伪作孟阳二册，嘱余题识，予面斥之，不择而出”。
1635年，董其昌欣赏程嘉燧绘的《秋溪叠嶂图》后，题了一段话：“锡山无锡是无兵，怪得云林不再生。但有烟云填骨髓，须知我法本同卿。云林得笔于关仝，孟阳得笔云林，此图简淡高古，无半点习气，当为神品，宜宝之”。这时程嘉燧已经作古29年。
程嘉燧晚年回到家乡生活，经常在西溪南村活动，晚年他还出家做了和尚。
杨明时，亦称杨名时，字不弃，并兼书迹摹勒上石工作。《余清斋》的摹勒上石工作是杨明时一手所为。《歙县志?人物志?方技》:“杨明时，字不弃，邑城上路人，聪明妙悟,工诗词，善画，山水人物靡不擅长，又善鉴赏，为吴国逊国廷兄弟所知，邀人都门.……不弃孤狷，独与深交，所藏物皆其鉴定，为勾摹馀清斋帖上石，一时名噪都下，寻殁于其寓中。”许承尧《歙事闲谭》卷十三:“上路杨氏，故富家，如仲宽诸人，并多好事收藏。不弃晚出，尤及寓目，濡染鉴赏，为吴景伯、用卿兄弟所到之处知.……寻殁于其寓中，吴氏归榇而恤其家。”又据《歙事闲谭》记载，杨明时之名亦录入朱鸿钧《古今画史》与彭郎峰《画史汇传》,所记内容大体仿佛。杨明时生年未详。清陆心源《穰黎馆过眼录》卷二十六《杨不弃山水轴》载董其昌跋云:“十八年前,长安旧游，杨不弃日在余邸舍，婆娑古画，瞠目叫好。其人已千古矣……丙辰正月，玄宰题。”万历丙辰为1616年，可知此时杨明时已逝。《馀清斋帖》终于1614年,应当与杨明时作古有关。
董其昌生活的时代是江南禅学兴盛的时期。西溪南村一带也不例外。参禅的理念已深入到西溪南村一带的民众之中。在佛教看来，“禅是破除虚幻名色后物象本质的显露，禅是破除所知烦恼两障后人的真正心性的显豁，禅是不碍于物欲而超脱于事功之上的最大自由和解脱，禅是启发人宇宙全息智慧的方便法门”。我国佛教是由印度传递转变而来，在经历魏、晋、隋、唐、宋、元的演变过程中，禅学已中国化了，它与道、儒相结合，形成了三教合流的新的禅风。董其昌时代正是盛行这种新禅风，我们可将这一现象看成是一种新的社会思潮。董其昌参禅成癖，家中的斋号都与禅有关，如“墨禅轩”“画禅室”等。
董其昌本人对禅是“声气相求，函盖相合”，他为诸生时就信佛。比如他曾拜访过憨山禅师、达观禅师。并与李贽、陶望龄、袁氏兄弟成为谈禅的挚友。西溪南村明清时期信佛之人众多，有些人家中都要供奉佛像，都好称某某居士。
西溪南村一带有名的佛家寺院有“仁义禅院”和“临唐寺”。村的西边有一座“金竹山”是佛教名山。山上曾建有寺院。董其昌来西溪南村讲学或游览，会自然地与当地的信佛之风相融洽，在与当地文人交往中，有关禅的话题就是共同语言。他的所居所做，所行所谈都渗透了禅的内容。董其昌在观赏《余清斋》碑帖时写跋语都含有禅意：“此卷在处，当有吉祥云覆盖之。但肉眼不见耳”。《墨禅轩说寄吴周生》文章的第一段话就从禅有关：“庄子述齐侯读书有珂，以为古人之糟粕。禅家亦云，须参活句，不参死句。书家有笔法、有墨法，惟晋、唐人真迹具是三味。”董其昌通过参禅找到了学习书法的方法。他根据禅理来探求晋、唐、宋、元名家名书，追求淡雅虚静的书法风格。
同样，董其昌还把禅分南北宗的理论用在绘画上，将我国山水画绘画划分为南北两派。北派以李思训的青绿山水为代表，南派以董源的水墨山水为代表。创立了绘画的南北宗论。董其昌以“以丘壑论，绘画不如真山，以笔墨论，真山不如绘画”为依据，发现了笔墨本身就是一种美术形式。对后来绘画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董其昌在参禅中还辩证地处理了艺术中“渐悟”与“顿悟”的关系。
当然，董其昌在艺术中参禅真正的艺术成熟期不是年轻时期，而是在中晚年。《墨禅轩说寄吴周生》一文就是董其昌晚年参禅论艺的经典性文章。
总之，董其昌与西溪南村关系甚密。从以上内容来看，董其昌的书画艺术成就固然很大，其中与得益于西溪南村的学习条件有一定关系。假设没有西溪南村，没有西溪南村的书画收藏群体，没有像吴廷那样的大书画收藏家，董其昌的书画艺术成就可能要逊色许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溪南村是董其昌从事艺术获得成就的摇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