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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甘淑美;Eladio Terreros E唐慧敏;
17世纪末～18世纪初欧洲及新世界的德化白瓷贸易(第二部分)　 一、西班牙贸易十七世纪及十八世纪初期,西班牙帝国的殖民统治领土是世界上最大的[3]。那时西班牙在新世界环绕新西班牙、秘鲁、新格拉纳达总督辖区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地帝国[4]。新西班牙及秘鲁新发掘的银矿为西班牙皇室带来前所未有的财富和生活方式的转变。继葡萄牙之后,西班牙也随即发展亚洲贸易,并于菲律宾的马尼拉设立贸易根据地及转运站[5]。马尼拉优越的地理位置使西班牙皇室与亚洲贸易网络建立了桥梁。马尼拉虽然属新西班牙政府统治,但通商多为中国人。当地西班牙人都把中国居民(多为福建商人及艺匠)称作“生理人”(Sangleys),并局限其活动于城门外[6]。从南中国各港口如福建漳州、泉州及厦门起航的中国商船每年驶往马尼拉,以丝绸、瓷器、香料、铁艺、家具等换取新世界的银库。新西班牙总督辖区乃贯通跨太平洋及大西洋贸易路线的国际通道,大大促进了中国奢侈品到新世界和伊比利亚半岛的交流。这些长途海外贸易路线穿过两大洋,连接三大陆,从马尼拉延伸至塞维利亚(后加的斯),在1573年至1815年一直经常被使用。这些贸易路线促使了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全球经济贸易。西班牙人凭借其跨太平洋的贸易路线,成为把中国瓷器引入新世界(本文共计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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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新世界怎么描述美国本土土著人的
提问者采纳
《决战新世界》是特伦斯·马立克导演的一部战争冒险片。[1] 故事发生在17世纪早期，在1607年三月的一个春天，三艘载着103个英国人的小船缓缓驶入了北美大陆上某个部落的领域。他们的目的是在“新大陆”上建 立起自己国家文化，宗教和经济的立足点。船上铐着一个在靠岸后就要被绞死的，叫做约翰·史密斯的27岁的年轻人。对于酋长和他的部落来说，这是一个他们世代生活的封闭世界，在双方的沟通中遇到了很多障碍。史密斯碰到了一个宛若林中精灵般不食人间烟火的年青女子，她的家人和朋友都叫她“Pocahontas”，是酋长Powhatan最疼爱的女儿。此时史密斯与Pocahontas之间，已经渐渐产生了一种多于友谊，甚至超越浪漫的奇妙的感情……17世纪初叶，北美大陆的弗吉尼亚沿海地区，广袤而荒凉，充满了原始的气息，在部落文明的统治下，尽管时有纷争，但勤劳勇敢的印第安人还是固守着身为原住民的那份和谐与平静。1607年4月的一天，从遥远的日不落帝国驶来了一支小小的船队，三艘小船上载着103名英国水手，他们奉命在被视为“新世界”的北美大陆的海岸边建立一个文化、宗教乃至经济的据点。为首的“永恒苏珊”号的甲板上绑着一个27岁的青年约翰?史密斯(科林·法瑞尔饰)，因为桀骜不逊有违军命，上岸后他即将被绞死。雇佣兵出身的史密斯历经欧洲战争的洗礼，精明强干、魄力十足，只是时运不济，鉴于蛮荒开拓、正属用人之际，船长克里斯托弗?纽波特(克里斯托弗·普卢默饰)饶了史密斯一命。在建立据点詹姆斯镇的过程中，纽波特与船员们不知不觉地踏入了酋长波瓦坦(奥古斯特·谢尔兰伯格饰)的领地，对于这些初来乍到的开拓者而言，这里就像是一片处女之地，亟待开垦，但对于波瓦坦和他的族人来说，他们世代相承的古老的生存习惯与规则不容外人染指与改变，原住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矛盾一触即发。在摩擦的过程中，史密斯结识了宛若林间仙子的酋长之女——波卡洪塔斯(奥莉安加·吉尔切饰)，这个可爱的小姑娘的真名是“莫托卡”，“波卡洪塔斯”是她的绰号，意为“爱嬉戏的”、“调皮的”。在波卡洪塔斯的眼中，这些外来移民所带来语言、服饰及文化才是新世界，温暖的天性及天生的好奇心使得她与史密斯越走越近，并尽己所能帮助詹姆斯镇免于死亡、饥荒及绝对的混乱，一段旷世情缘也就由此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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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中东：当我们共同摸索新世界
中东：当我们共同摸索新世界
当“阿拉伯之春”席卷曾被认为“铁板一块”的中东大地，并绽放出一朵又一朵“看上去很美”的花朵之际，许多评论家高屋建瓴地指出，媒体（包括传统媒体和网络平台甚至手机平台等“新媒体”）的作用不可埋没。
事实也的确是如此，正是因为新老媒体的传播之功，外界才能在第一时间知道突尼斯西迪布宰德小贩巴济济的死，才能在短时间内把开罗解放广场、利比亚班加西和也门萨那总统府门前的热烈场景即时传播到全球，也正是在媒体、网络和爆料人一波又一波的“信息轰炸”下，中东、北非各地的群体事件才能此起彼伏，才能从街头之阔迅速作用到庙堂之高，引发政坛、军界的分化，才能从一国一城之小事件，变成全球人眼中关乎民主、自由、平等、人道原则的大事件，才能从最初单纯的求生存、反暴力、反压迫，变成脍炙人口的“民主运动”。
如今这场运动并未结束：叙利亚内战方酣，也门政治过渡进程并未完成，已“改天换地”的突尼斯、利比亚和埃及，却不同程度出现了令人担心的社会动荡，而在沙特、卡塔尔、阿曼、巴林等同样需要民主、自由、平等、人道主义的中东君主制国家，“春天”要么匆匆来去，要么了无痕迹。
同样匆匆来去的还有曾经热血沸腾的国际传媒：利比亚的报道稀少了，也门和突尼斯几乎从报章绝迹，埃及和叙利亚倒还算头版、要闻常客，密度却已从两年前的“小时即播”，变成如今勉强的“日报”，“自媒体”在网络平台倒是依旧活跃，却已不复“革命”之初登高一呼、万众响应的号召力，围绕同一件事，不同的“自媒体”口径南辕北辙，甚至“纠众网斗”，难分难解，成为常见的风景。
与之相应的，则是中东和中东以外的受众，对这些媒体、“自媒体”从深信不疑、热烈响应到将信将疑、莫衷一是——当然，对整个“阿拉伯之春”及其成果也同样如此。
如果说“阿拉伯之春”开启了中东的一片新世界，那么这片新世界对每个人而言都是陌生的，参与“革命”的每一个人如此，报道和观察“革命”的每一个人又如何能例外。
新世界面前的陌生
对新世界感到陌生的，首先是那些“旧世界”的掌权者。
本.阿里在流亡中不知是否有所反省，当他面对因一名小贩自杀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时，采用的应对方法，是他执政23年来所惯用的；卡扎菲死而有知，不知是否仍然困惑，他在班加西的所作所为，1996年的阿布.萨利姆监狱屠杀有过之而无不及；穆巴拉克在囹圄中多半百思不得其解，他在解放广场、塞得港和苏伊士城的应对，和自己、乃至自己前任萨达特和纳赛尔半个世纪的习惯做法有什么不同；萨利赫恐怕会想“我们一直就是这么做的”，而巴沙尔或许会说“我父亲在霍姆斯不也是这样干的么”。
的确，他们或他们的父辈、前任，长期以来一直采用同样的手段，管理、驾驭各自的国家和人民，以往也一直屡试不爽，如今，他们的做法和从前别无二致（甚至还稍微“文明”，如卡扎菲为萨利姆监狱屠杀平过反，儿子赛义夫搞了很多“改革”，穆巴拉克至少表面上搞了普选和多党制，巴沙尔在事发前也以“改革派”面目示人，危机发生后至少在台面上也作出“对话”、“和解”姿态，然而，以往灵验的“老套路”，如今却不灵了。
这是因为时代变了，统治者面对的对手、威胁也变了。铺天盖地的媒体、自媒体，将本国所发生的事不断即时传播到国内外，又将国内外的声音不断反馈回来，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数量和群体效应，是这些“老君主”们见所未见、始料不及的；在网络时代，统治者的触须无法屏蔽来自境外、传自网络，并结合卫星、手机和口耳相传等新旧形式传递、翻炒的海量信息，更无法隔绝各地、各派抗争者的串联呼应，无法封住抗争领袖和抗争信息发布者们的口、耳、眼、手、笔。在这种新形势下，抗争者从斗争方式、行为，到斗争目标，都和以往迥然不同，他们不再满足于小修小补，而在外界、传媒和“前一个成功者”的示范效应下，把“革命到底”当作终极目标，野蛮镇压固如火上浇油，妥协让步更只能鼓励对手乘胜追击。一句话，世界新了，统治者却仍然活在旧世界里，结局不言而喻。
国际社会同样对“新世界”感到陌生。
突尼斯事件爆发之初，法、美等国仍采用老套路对待，即回护政治、经济上亲附自己的专制者，对抗争信息淡化处理，结果“茉莉花革命”的结果让他们措手不及；“尼罗河革命”之初，欧美国家的态度同样谨慎、保守，显示出它们对中东新世界突如其来后的陌生和不适（尽管一个新世界的出现，正是它们所期待甚至推动的）。当然，它们很快适应，并迅速调整政策，转而支持反对派，而以冷峻、严厉态度对待昔日的归附者（如卡扎菲、巴沙尔）乃至盟友（如穆巴拉克、萨利赫），并对“阿拉伯之春”的走向起到巨大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延，“阿拉伯之春”的“新世界”却透出越来越寒冷、叵测的“秋意”，各大国对继续更新的“新新世界”同样显得陌生，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史蒂文斯的被杀，各国对“革命成功国家”中原教旨势力的相继执政，叙利亚内战中国际恐怖组织的发展壮大，和“新世界”里中东地缘政治的微妙变化（如逊尼派保守势力的坐大，埃及新政府对以色列态度的改变，也门反恐形势的逆转等），逐渐由“不信谣不传谣”变成担忧、紧张，美国在军事干预“阿拉伯之春”中的犹豫反复，谨慎保守，和法国在军事介入方面的热变冷，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驻联合国大使、落选新任国务卿苏珊.赖斯这两位积极推动美国介入“阿拉伯之春”政治家在“史蒂文斯事件”和埃及局势研判上所引发的争议，无不表明即便大国、超级大国，在适应中东、北非不断更新的“新世界”方面，也同样并不顺利。
对新世界感到陌生的，还有已获得“革命胜利”的革命者自己。
“革命”后过渡最平稳、是非最少的突尼斯，胜利者们在胜利两年后，仍在为走怎样的道路争执不已，示威、抗议仍然是家常便饭，当初“革命”中坚——自由派和街头派，对原教旨政党的后来居上耿耿于怀，对卡塔尔埃米尔在“革命胜利一周年”纪念仪式上的喧宾夺主愤愤不已；号称“革命最彻底”的利比亚，好不容易甩掉“过渡”帽子的新政府，面对的是军阀、部落割据，旧政权残余势力阴魂不散，极端武装趁机崛起的混乱局面；也门的“革命”只是换了个领导人，掌权的仍是阿赫马尔等大部落和军方那些头面人物，四分五裂、“基地”武装到处猖獗的局面未曾改善，曾在萨那街头流血的民主派、示威者，在欢呼革命后却仍然站在街头；情况最复杂的埃及，“解放广场运动”的中坚“广场派”依旧在广场，名噪一时的巴拉迪等民主派也依旧在呼吁“推翻政权”，今年1月28日，随着塞得港因“足球骚乱案”而宣判引发大规模流血冲突，埃及参院一纸议案，将埃及武装部队重新送上了大街，和仍然在街头示威的示威者再次对峙，一时间宛如昔日重来。
昔日并肩战斗的革命者如今分道扬镳，有的成为治国者，有的仍然是反对者，共同的是对新世界的不适应。在前者看来，自己不是独裁者，而是选举上来的合法领导人，权力来源于民主的授权，街上聚而不散的示威者，为何要反对自己亲手选出的领导人，为什么不按设计好的那样，用选票而非拳头、石块和横幅表达他们的不满？在后者看来，“新世界”有了多党制，有了选票和新宪法，却也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原教旨气息，更隐约嗅到“新专制”的味道，如果说，在旧时代他们至少还可憧憬民主和选票有朝一日可改变一切，如今他们却发现，即便一人一票，在中东这块特殊的土地上，民主派也无法赢得民主的胜利。
胜利者的陌生，失败者的陌生，参与者和旁观者的陌生……如果说，媒体和“自媒体”不过是现实世界的影子，那么，当“新世界”的一切直接、间接当事人都对此感到陌生、穷于摸索之际，媒体、“自媒体”，尤其来自遥远国度的观察家们不断重复着犯错-修复-再犯错-再修复的过程，又何足为奇？
媒体、自媒体与中东新世界
必须承认，是网络世界和网络平台，是无数个知名不知名的“自媒体”，让全世界的媒体仿佛一夜间接近了中东、北非和他们的“革命”，接近了中东的“旧世界”和“新世界”。
正是在这些“自媒体”的大量爆料和反复传递下，突尼斯小贩的自杀才成为撼动本.阿里体制的撬杠，卡扎菲的“常规性镇压”才成为十恶不赦、为国际公信所不容的重大罪行，解放广场、萨那大学这些以往鲜为人知的中东地标，才成为全球耳熟能详的一个又一个“革命圣地”，在一段时间里，地球仿佛不再有时区和时差，不同国家的媒体、观察家，时间表都随着这些“革命圣地”的秒针跳动。
可以说，没有“自媒体”，专制者镇压的罪行不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的颟顸腐朽，色厉内荏，国际社会对抗争的支持，抗争者的力量，也不会被每一个抗争者及其国内外支持者所知晓、所深信不疑，没有“自媒体”的反复渲染、发酵，“阿拉伯之春”不论成败，都未必会如今日这样，被冠以“民主春风”、“自由抗争”、“民众革命”的种种美名，而更可能被看作普普通通的民变、警民冲突、教派和部落之争，甚至“武装叛乱”。
然而“自媒体”，乃至网络平台和口耳相传的信息，很快就随着“新世界”迷雾的逐渐散开，暴露出许多问题。
首先，许多“自媒体”有意无意地对信息进行了筛选，夸大了有利于本方、不利于对方的消息，而剔除了相反的消息。
如今我们已经知道，利比亚内战早期卡扎菲的杀戮行为被夸大，他的儿子哈米斯等并没有死，叙利亚境内许多针对平民和非军事目标的袭击系反政府组织所为，大马士革也并没有在两年前或一年前就“指日可下”，埃及穆斯林和科普特基督徒、原教旨派和世俗派间屡屡爆发冲突，也门萨那平民的流血牺牲，该负责的不仅有萨利赫、也有与之对立的部族武装，但“革命”之初“自媒体”所渲染的，却是“革命军”得道多助、势如破竹，不同教派、部族携手共进、亲密无间的和谐场景，而一切罪恶和失败则都归于统治者。
其次，一些“自媒体”有意无意地给“新世界”附加了一些不真实的理想色彩，淡化了一些本来很明显的负面形象。
如今我们知道，在整个“阿拉伯之春”中，原教旨、尤其逊尼派原教旨组织、势力起到核心作用，传统的清真寺体系在串联、组织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教派、部落间根深蒂固的隔阂、矛盾和仇杀，是造成事变和流血的重要成因；如今我们知道，民主、自由和人权并非“阿拉伯之春”的全部、甚至未必是主要诉求，“革命”最大的“金主”海合会也好，最大的受益者——各国原教旨政党也罢，本质上都并非什么民主派，我们更知道，在中东特殊的社会形态和政治生活环境中，“一人一票”的结果，未必是（迄今无一例是）民主派、世俗派的胜利，更未必是少数民族、少数教派和妇女的福音，但所有这一切，“革命”之初固被竭力掩饰，到了今日也仍有许多“自媒体”王顾左右而言他。
正如许多观察家所指出的，如果说网络时代、信息时代和“自媒体”时代，信息领域最大的福音，便是信息量的无限增大，和信息传播速度的无限提高，那么，与之相伴的副作用，便是海量且迅速传来的信息，变得越发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真伪难辨。
“自媒体”的声音和辐射力毕竟是有限的，在更多时候，他们需要借助传统媒体的穿透力和公信力，才能体现出自己的力量，这就要求传统媒体在面对中东“旧世界”和“新世界”时，保持足够的冷静、客观和专业性。
然而遗憾的是，在这方面，传统媒体同样表现出严重的不适应。
如果说，“自媒体”对信息的人为筛选，是基于其自身政治倾向、所属阵营或眼界所限，多少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以客观、专业为宗旨的国际传统媒体，在“自媒体”筛选过一遍的信息基础上，再按照自己的口味“次筛选”一遍，并凭借自身强大的辐射能力，将这种经过双重筛选的“新世界镜像”广而告之，其影响力就远非单纯“自媒体”传播所能比拟。“阿拉伯之春”兴起之初，外界对中东、北非这块“保守之地”产生了“民主春风”、“世俗化变革”、“自由的胜利”，执着认定“一人一票”能解决“新旧交替”的种种棘手问题，对“部族教派斗争”、“原教旨兴起”、“排挤少数民族、部族和歧视妇女”、“新瓶装旧酒”等未必都对、但本应予以重视（至少正视）的不同声音刻意忽略、甚至打压。这种不客观、不专业的行为，令人们对“新世界”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对“新世界”里新旧矛盾的发展和各种势力的消长产生严重误判。曾几何时，国际间还在议论巴拉迪在埃及组阁的“光明前景”和穆斯林兄弟会的世俗化，憧憬利比亚进入“新世界”后，能迅速步入社会安定，政权巩固，政令统一，经济繁荣，外资纷至沓来的理想状态，赞美叙利亚反对派的“手无寸铁”、“宽容”和“世俗化、多元化”，认为中东、北非的“宗教世界”将向“普世价值”和世俗世界迈进，对极端势力渗透、利用“革命”的推断不屑一顾，如今却发现，“新世界”的现实，和媒体昔日所勾勒出的场景，居然有如此大的反差。
必须承认和肯定，“新世界”创造本身，是社会和时代的进步，也的确取得了许多值得肯定的成就，如今外界的迷茫、失望乃至恼火，在很大程度上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所致，而正是许多媒体对新旧交替的不客观、不专业、不适应，先带给受众们不切实际的希望，继而再让他们产生本不应如此激烈的失望。
尽管有许多“新元素”，但中东变革的根本原因，还是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部族、地方矛盾，冲突，是不同派别、势力的分化组合，这种变革每隔几十年都会发生，且往往都蒙上符合当时政治“时尚”的新色彩，如二战前后的“反殖”、60年代的“阿拉伯社会复兴主义”和“社会主义”，和如今的“民主自由”，等等，而实际上真正信奉这些新元素的“新人类”，在中东、北非这个“旧元素”仍根深蒂固的世界里，往往仍是单薄的、小众的，缺乏根基的，在新旧变革之初，他们常常扮演登高一呼的角色，站在风口浪尖，但当“旧世界”被打破，真正担负起建设“新世界”责任的，却往往是相对保守、根基深厚，打着“新旗帜”的旧势力、旧人物：也门“革命”后作为唯一候选人当上总统的，是萨利赫时代的副总统哈迪；埃及唱主角的，仍然是兄弟会和军官团这对叱咤风云大半个世纪的“老戏骨”；叙利亚冲突蔓延两年之久，原本深藏的教派之争如今已凸显无疑；甚至，在世俗化最彻底的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基本在民众自发状态下展开，如今执政的保守派政党——突尼斯复兴党，其大多数首要人物甚至在本.阿里已逃亡海外后，才匆匆从境外流亡地赶回，但在深厚信众基础和海湾君主国强大外力支援下，却仍然可以挤掉那些真正的“革命功臣”，成为“新世界”的领导者。如果说，在“旧世界”里，外界还可用“普世价值”来责难这些原教旨主义，那么，在宪政、普选、一人一票的“新世界”，面对以绝对优势票选上台的哈马斯、兄弟会们，外界又能说些什么？
国际传媒之所以在中东新旧世界交替之际，出现前述种种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
最普遍的原因，是底蕴不足，相关背景知识缺乏，对中东地区的复杂性认识不够。中东各国和阿拉伯世界的各种矛盾、冲突背景深厚，且往往跨国、跨界，包含政治、军事、宗教、历史、地域、地缘政治、经济等复杂因素，这些因素盘根错节，纵横交错，即便长期跟踪，系统研究，也难免挂一漏万，而“阿拉伯之春”倏忽而起，旬日间成为全球热点，许多匆匆上阵、临阵磨枪的国际传媒固然措手不及，那些本有一定基础的传媒面对一日千里的新形势、新变化，也多少有些不适应。
“阿拉伯之春”发生之际，正逢网络时代的发展和媒体格局的变化，可以说，媒体所面对的，同样是传统媒体被网络媒体冲击的“新世界”，如何应付、辨析和取舍汗牛充栋、源源涌来的海量网络信息，即便对于训练有素的专业军情人士，也是个不小的难题和挑战，何况自身也面临“新旧交替”的媒体和媒体人？
当然，一些媒体和媒体人自觉不自觉犯下和许多“自媒体”同样的错误，即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只报道“自定义的善与恶”，以主观想象、愿望和推断代替现实，对不合胃口的线索视而不见，在“阿拉伯之春”之初只看到民主、自由、世俗的前景，一旦发现事与愿违，又一味悲观地大谈“阿拉伯之秋”，只看到社会乱象、原教旨的坐大和极端恐怖势力的借尸还魂，看不到社会、民众间普遍存在的积极因素，都是这种错误的产物。
而个别国际传媒本身带有先天倾向性，如
“阿拉伯之春”开始之初，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沙特阿拉伯新闻电视台和阿联酋《海湾新闻》，成了最重要的“革命吹鼓手”，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热潮”，往往通过这几家媒体的渲染鼓动，变成更大的浪潮。如今回头审视，不难看出这些媒体对“阿拉伯之春”最初态势的报道错讹很多，这本不奇怪，事实上大多数传媒因形势混乱和当事国的媒体封锁，都存在大量错误，但这些海湾媒体的错误，几乎清一色对抗争者有利，并在事实上给国际干预推波助澜。“阿拉伯之春”的重大转折点，是阿盟对北约军事干预利比亚的放行和参与，其背后的推手是卡塔尔；叙利亚问题的重大转折点，则是阿盟通过中止叙利亚会员国资格的决议，其背后的推手又是卡塔尔，如今跳出来主张出兵叙利亚的，还是卡塔尔。
“海合会”六国都是君主国，有的没有议会，有的没有宪法，有的没有反对党，即便有也是虚应故事，是全球范围内仅存的几个君主专制国家，它们当然未必真的热爱民主和“普世价值”，但上述媒体却成了不折不扣的“灯下黑”：一方面极力渲染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几个世俗共和制专制国家的不民主、不“普世”，另一方面对自己和其它阿拉伯君主国的专制、不民主、“不普世”不置一词，在“阿拉伯之春”中，属于“海合会”君主阵营、爆发“革命”或抗争的，包括巴林、阿曼，甚至沙特自己，但这些“抗争”却因抗争者或是逊尼派，或威胁各国君权、政权，遭到联手打压（沙特等国甚至直接出兵巴林），而半岛台等媒体却心照不宣地保持沉默。
新世界需要不断摸索
对于下台的前统治者而言，新世界于他们已无太多瓜葛，他们中即便有人侥幸得保首领，终老天年，也未必能冷静、客观地看待自己的失败，为“新世界”留下一份“旧君主”的教训总结。
对于“旧世界”里并肩抗争、“新世界”中分道扬镳的中东各派政治势力，和对“新旧交替”茫然不知所措，对“新世界”尚远不适应、甚至有些失望的中东各国民众而言，尽快摸索出“新世界”的“新活法”、新游戏规则，用新思维去建设，用新方式去抗争，是无比艰难，却无法绕过的关卡和考验。
对于全球各国的观察家、媒体人和“自媒体人”们，如何在网络和信息爆炸时代，时刻保持冷静、专业、客观的头脑和眼光，如何汲取“阿拉伯之春”观察、报道和分析过程中的得失经验、教训，从积累和坚持中丰富自己对“中东新世界”、乃至“旧世界”知识、资料的积累、储备，从而提高自己面对网络时代海量、高速信息，即时辨析的能力，同样是需要不断摸索的、崭新的一片天地。
必须承认，直到今天，国际社会的媒体、媒体人对中东“新世界”的了解、关注和深层研究仍然不足，随着热点的流逝和关注度的下降，针对埃及、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国的报道密集度大不如前，而突尼斯、也门则更等而下之，持续关注和人力、心力投入的减少，正影响着媒体、媒体人对“中东新世界”报道偏差的修正。如2月6日，突尼斯反对党统一民主爱国党领袖肖克里.贝莱德被暗杀，许多国际传媒纷纷喟叹突尼斯政治转型不完善，政治暴力猖獗，认为“革命”后的新政府无力保护“反对派”，却很少有传媒确切地指出，被暗杀的贝莱德在本.阿里时代是积极捍卫人权的斗士，在“革命”中是走在抗争前列的代表性人物，而备受突尼斯民众指责、怀疑负有责任的政府、执政党突尼斯复兴党，却是“革命”成功后才“发力”，复兴党领导人、现任总理穆罕默德.加努希直到本.阿里逃亡，才从伦敦返回国内。
还应看到，随着“阿拉伯之春”的旷日持久，不论中东本地民众，还是全球“观众”，对昔日炙手可热的当地“自媒体”信息源，和附着于这些信息源的国外“网络达人”的二手传递，已从深信不疑、激动不已，变成将信将疑，甚至本能排斥，“自媒体效应”对于中东“新世界”，也同样面临重新定位、重新适应的问题。
既然是“新世界”，就必然无前例、定规可循，每一个当局者、旁观者和媒体人，都只能不断摸索，并在摸索中努力去适应、去熟悉。
如果说，新陈代谢是不可控、不可变的潮流和历史规律，那么唯一可控、可变的，只能是人们自己的态度、思想和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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