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核心价值观与中华民族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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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带着别样的感情来到这里，因为在座的都是老师。夸美纽斯讲过，太阳底下没有比教师更光辉的职业。我相信，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不尊师重教，是没有希望的。我的儿子现在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就读，妻子现在在哥伦比亚大使馆工作，我现在肩负了父亲和母亲的责任。
　　我想跟大家交流一下核心价值观的问题，要切入这个主题，先从现象来引入比较好，我从两个方面的现象来谈这个议题的重要性。
　　一个是讲道德现象，我们当前社会的道德现象究竟怎么样？我相信每一位在座的老师都有自己的评价。据说，有一个教授在大学做报告，首先提出问题：当今社会缺什么？大家紧接着回答：缺“德”。道德是我们现在最缺的东西。有人讲，现在除了母亲不是假的，其他的都是假的；有些人反过来说，现在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骗子才是真的。我注意过一个测试，非常有意思。测试人找了一千个钱包，每一个钱包里放五十美元，再放上各个国家的货币，钱包里还放了主人的姓名和联系电话，到世界许多国家的公共场所扔掉，看会有多少钱包会物归原主。结果是，挪威和丹麦归还率是100％，新加坡90％，澳大利亚和日本70％，美国67％，英国65％，法国60％，荷兰50％，德国45％，俄罗斯43％，菲律宾40％，意大利35％，墨西哥21％。假如到中国来，归还率是多少呢？我做了一个调查，问了几十个人，假如你拣到钱包会怎么样。回答比较一致：假如我捡到钱包，丢钱包的人就在旁边，没办法，只好还给人家；但只要不是这个情况，我肯定不还。人家还幽默地讲，假如这个钱包（人们）都看见了，都不拣，我也不敢拣，我拣了不是入套了吗；如果是在晚上，都看见了，都不拣，小偷也不敢拣。那就幽默了，中华民族讲道德讲了几千年，学雷锋学了几十年，为什么道德建设那么困难？我们是不是精神世界缺了点什么？
　　第二个问题，我国世界排名第四，外贸出口产值一万亿，外汇储备三万亿。但是，我们能不能沿着现有的道路再发展几十年？有人信誓旦旦的说：没问题！我回答：不行！目前世界上西方发达国家75％的产值源于科技创新，25％源于人力和资源。我们却与之相反。我们的原材料的使用率很大，像煤炭、铝、水泥、钢材等等，占全世界的25％～40％，全世界有几个25％～40％？不到两个半。水泥占用率是全世界的40％。全部是工地啊，好现象。但是，世界难道还有更大的原材料供我们使用吗？按中国现在的纺织企业的生产能力，可以满足世界的基本需求，全世界都不干了，让中国一家来干？也不可能。我们贸易出口很大，但我们贸易出口充其量是创汇型，而不是创利型。耐克鞋在美国市场的利润分配是：75％由美国公司拿走，20％由商人拿走，剩下5％留给我们血汗工厂。这就叫勤劳由我们承担，但是利益由别人享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有20个，16个在中国。有一天我到人大附近去吃饭，老远就闻见臭烘烘的，我心想有化工厂吗，走近一看，河水。我在北京市也讲过，首善之区啊，臭烘烘的，能体现出来吗？
　　这引来一个问题，中国的继续发展是好事。我想这主要靠两个，一个是制度创新，另一个是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今天不是我所讲的，科技创新我要稍微说两句。我曾经对比过两个文明，欧洲文明和中华文明的科技创新能力。历史我不讲了，我就讲现实，谈几个数字。百年以来，世界重大发明十八项，其中有九项由美国人完成，四项归英国人，三项归前苏联，一项归德国人，只有基因图谱吸收我们参加，我们也只完成了其中1％的工作量，基因图谱排序。美国记者协会评出了影响人类世界的重大发明二十项，没有一项是我们发明的。没有科技发明，能维持长久的科技发展吗？我看困难。那为什么智慧的民族没有创新呢？世界有两个大学联合对六十个有代表性的人种进行了非文字推理能力的测试，结果证明，中国人很聪明。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还有日本、新加坡、韩国，平均智商是105，美国、欧洲国家、澳大利亚智商是100，南亚、北非等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平均智商是85，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人平均智商是75。我们那么聪明，为什么不具有创新能力？我在北京曾经做了一个报告，关于中华民族的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的文化特征分析。
　　为什么没有创新？体制方面我就不讲了，至少我们的科技界、理论界、知识界是不是缺少支撑科技创新的精神因素呢？我想讲的这两点就包括在今天报告的主题，就是核心价值观与中华民族的崛起。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来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把这个核心价值观体系上升到构建和谐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想基础的高度，这在我们党还是第一次。很重要，这是一个热点。不客气地讲，首先研究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至少网上所说，我是第一人。我是前年初在《中国青年报》开始发文章，一段时间以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军报》、《大公报》都曾发表我的文章。我研究三个内容：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观，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核心价值观。
　　西方国家讲民主、自由、人权，核心价值观很清晰。但是如果讲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在封建时期，可以讲仁义礼智信，但是辛亥革命以后，我们就没有了。我前段时间有几篇文章发表出来，我认为当今是一个失去权威又急需权威的时代。今年2月，我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我们的精神世界还有没有永恒？》。辛亥革命打倒了皇权，五四运动打倒了孔家店，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是砸烂旧世界，一个个地打破，尤其是“文革”期间，打破权威进行到了极致。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最后斗得对天的敬畏没有了，对地的敬畏也没有了，甚至对生命的敬畏同样没有了。我们没有永恒，不知道价值在哪里，精神的依归在哪里。社会需要核心价值体系，我再讲核心价值观，这就对接上了。我想讲五个部分。
　　一、核心价值观是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涵
　　核心价值体系讲了四个方面，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创新的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可以说这个体系几乎涵盖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创造和共产党的价值观。将如此宏大的内容灌输到群众中去，那是很困难的。怨不了群众，就我们教育者而言，有多少人记得这些内容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说我们往前跨一步，那就是核心价值观。
　　我认为，能够产生核心价值观的只有三个集团或群体：第一个是民族；第二个是政党；第三个是军队。民族的是基础，政党的是骨干，军队的是重要支撑。其他的不行。比如说，咱们企业讲究的核心价值观，那就是企业文化。企业之间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只要是共同的，那就是民族的。没有哪个企业和企业之间他们的核心价值观是一致的。整个的企业都一致，那就是民族的。所以要研究这三个集团或群体的核心价值观。那么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和意义作用在哪里呢？或者说是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我认为，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一个集团、一个人长期所秉承的一整套根本原则。一个民族、一个集团、一个人长期所秉承的一整套根本原则。这个根本原则不以时而更易，是持久的。关于这一点，我认为，虽然核心价值观它是无形的，但它的确在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行为和价值判断。
　　这里边还有几点可以重点阐述。一方面唯有确立起核心价值观，民族文化尤其是精神创造才有了骨干和建设的基础，才能避免形成精神大厦而不会化为文明的碎片。没有永恒，所有的精神创造只能是碎片。这是确信无疑的。所以，首先就需要用永恒的东西来支撑，否则很多好东西未见得能够永恒。咱们以道德为例，其中一个载体是雷锋精神。雷锋精神好不好？那好啊！但是为什么社会一转型，大家就质疑雷锋精神究竟能不能存在的问题呢？有诸多原因。我们对雷锋精神的人性化介绍太少，政治的图解太多了。去年我给《中国青年报》专门发了一篇文章，谈这个问题。有一次，有几个高级领导在北京邀请了一批各界名流到郊区去踏青。我被邀请进入这个行列，这个领导在向大家介绍我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这是公方彬，是当代的雷锋，邓小平、江泽民多次接见。对此，我不太能接受。经过几十年的宣传，雷锋成了符号，没有质感。刚才我也跟檀教授谈到，我资助学生已经有二十多年了，我拿出了47万，资助了351名贫困地区的孩子，现在考上大学的已经有124个了，包括这所学校就有两个考进来的。现在我每年拿出8万元来资助贫困的学生，轮转式的，这批走了，新一批又来了。我想，要是论做善事的话，我为什么持续二十多年来资助贫困地区的学生？那是一个修养的方式，净化自己的方式，是人性的光辉。你把我说成是雷锋，雷锋是盖过了我，但是你要是图解我是雷锋精神的传人，我觉得不合适。所以，假如我们把雷锋精神中人性的光辉解读到位的话，那就不会因时而易事，改变人们对雷锋的判断。过多的政治解读是不能产生最大的震撼力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社会有一个短期行为和急功近利的现象，为什么精神大厦没有构建起来，（都成了）文明的碎片。比如，我们现在对文明古迹，老喜欢拆掉旧的建新的，这就是不了解文化的符号怎么来传承。你到古罗马去，到处是断壁残垣，也正是断壁残垣折射了很多人类行进中的艰难，但是很多东西如果全是新的，会怎么样？我们现在有一个暴发户心态，他有了钱就把旧的全拆了，建新的。建设是要的，但是历史不能切断，血脉不能切断，在这方面我想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讲核心价值观支撑精神大厦，很重要一点需要我们研究核心观的表现形式。核心价值观的作用不是直观的，立竿见影的，它是长期积累而成的。这也是当初孔孟思想没有被春秋霸主所接受的重要原因，春秋霸主要什么呢？要孙武这样的军事谋略家，苏秦这样的纵横家，他们可以带来立竿见影的功效，为霸主开疆拓土，而孔子一代代的学，需要很长的时间。但反过来讲，一旦核心价值观进入我们的灵魂深处，如血液一般以后，它就永恒地影响了我们的行为。那也就是孔孟思想进入中华文化以后，影响了两千年，这就是核心价值观的特点。再一个方面，多元的社会拥有主流的核心价值观。多元，我们要宽容，但是仅有多元，没有主流精神和核心价值观只能够是碰撞，那么这个社会的和谐就不可能实现。所以，和谐社会要宽容多元，但必须要有主流精神和核心价值观。在这方面，也就是我们如何认识价值本身的问题，有些问题，我们后面要谈。
　　我强调社会要有主流精神，是因为就人类而言，发展过程中，他的认知是不同层面的。从文化来讲，被区分为消费文化、认知文化和审美文化。中国现在经济发展很快，但总体上讲，大部分地区还处在一个消费文化的层次。有了钱，物质丰富了，未见得享受到生活的美好。中国的发展很快，但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数的2.3倍。深圳是中国发展最快，最开放的城市，但深圳的自杀率在中国是拔头筹的，第一位，自杀率最高。有了消费的内容但如果找不到精神的依归，找不到精神的认知，同样不可以达到精神的享受。也就是说北京、上海、西安的古城或者那些有自己文化特征的城市可以说寄托了认知的文化，但是就我们整个社会而言，审美文化远远没有到。我到欧洲看了一下，到欧美国家看一下，我觉得他们已经不再追求那种豪华，那种张扬了，已经是返朴的感觉，那是审美的文化。我后面也经常讲到，我对西方的赞美，我儿子就批评我，他说，老爸啊，你真是一个崇洋媚外的人。我说，儿子，我不是崇洋媚外，你将来可以到西方留学，经济全球化，你可以到西方去定居。你的老爸，他的命运已经和这个民族，和这个政党，和这个军队，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我已经没有别的道路可走。所以，我只有建设好这个国家，才有我的价值，我不是崇洋媚外，我是发现美好的，需要我们去学习的东西。我举这个例子只想做个解释。后面涉及到许多问题，我想也需要我们把握的。
　　那么既然核心价值观很重要，为什么六中全会讲核心价值体系，而没有讲核心价值观呢？原因很简单，核心价值观不是几个人关着门来塑造这个词汇，像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词汇只有三个，看似简单，但是它的产生，那是几百年（的历史），甚至上溯到古希腊。有人讲，西方的文明，两个基本的源头，一个古希腊文明，一个是基督教文化。基督教讲平等和博爱，而古希腊文明呢，放到后面来讲。我想说，词汇简单，但是产生词汇并不容易，拿出这三个词汇，那是一家之言，它需要全民族，全社会的共识，意味着我们全民族都认同的核心价值观。所以它不会轻易拿出核心价值观，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拿出来的。至少我认为，我提出这个核心价值观，已经得到了上层的关注。
　　二、核心价值观――一个时代催生的命题
　　其中有几点需要关注：
　　第一，世界每一个大国的崛起，由于打破了世界既定的秩序，导致政治形态发生变化，那么必然有部分国家和民族不适应，甚至抗拒和排斥，这个就是每一个大国崛起时导致战争的重要原因。现在世界有一个中国威胁论，解读中国威胁论靠什么？靠两点：一个是西方未消除的冷战思维，一个是我们价值观要与世界接轨。假如我们的民族主义越强大，那就危险，因为你贫穷的时候，世界不管你什么样的价值观，无所谓。当你强大以后，如果你只考虑你本民族的利益，不承担大国的权利、责任，那么世界不把你当威胁，会把你当什么呢？所以大国的崛起，必须你的核心价值观与世界接轨，得到共有的交接点，找到一致点。
　　第二，拥有两千年封建统治的中华民族，曾经拥有与政治和社会特征相适应的核心价值观，比如孔孟思想讲求的仁义礼智信，这个是两千年封建统治的核心价值观。但是，到今天，建立于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儒家文化奠基的核心价值观已经与这个时代不相适应。我们必须产生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核心价值观。这也是要求。
　　第三，社会结构的变化，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型，决定了支撑社会和谐，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已经不是纯粹体制内的力量和纸媒时代的影响。自上而下的权力运作，这是体制内的力量；纸媒时代呢，平面媒体对人的影响。现在必须体制内与纸媒，体制外与网民相结合的影响。时代变化了，这个时代的要求已经与过去不完全一样了。
　　第四点，中国现代史上还没有有如今天这样的构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政治和社会基础。没有土壤就不会产生硕果。我刚才讲到，春秋争霸的时候，孔孟思想不可能被霸主们所接受。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这个条件，比如说，我们党提出来：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我觉得这个命题是非常重要的，以以人为本为例。我曾经注意过，元代散曲家张养浩写得《潼关怀古》，我看了以后，非常受触动。话不多，很触动。怎么说的呢？“峰峦如聚，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因为是为皇家而来，兴衰与民众没有直接的关系。现在提出了以人为本，当人是根本的时候，我觉得找到了源头。在很长时间内，我们把“主义”和“政治”当作一切，人是不重要的，人是为政治服务的。当人为政治服务后，推导的结果，那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当人是目的，主义是手段的时候，推导的结果必然是以人为本。这一点我们走了很长的路没有找到。没有人，主义有什么意义？邓小平讲过，“假如社会主义不能给我们带来比资本主义更多的利益，追求政治体制有什么意义？”可是我们很久很久没有搞清楚本质的东西在哪里。在今天提出来以人为本，我觉得点到了要害，找到了本源，奠基了核心价值观产生的基础。
　　第五点，回溯五百多年的历史，每一个大国的崛起一定与精神有关，象《大国崛起》里讲到的，像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大国的兴衰绝不仅仅奠基于物质上，一定要有精神的支撑。看一下中国，满清王朝以两代人的时间入主中原，四代人的时间把一个凋敝的中国推向繁盛，1820年的时候，中国的GDP占到了全世界的29.3％，相当于美国目前的水平。这还是衰弱的过程中，1790年的时候还要高。然而，到了高原现象以后，失去了方向感，最后走向了衰弱。并且一衰弱，整个中华民族（就衰弱了）上百年。为什么丘吉尔讲，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愿意失去一个莎士比亚？那是因为莎士比亚的作品整个改变了这个民族。为什么法国人在门壁上刻上“献给伟人，祖国感谢他们”？是他们支撑了法兰西的文化和精神。有人质疑中国的崛起，就像撒切尔夫人就认为，中国出口了电视机，但中国没有出口文化。他还没有注意征服西方的文化和价值方式。不要以为经济增长几个GDP就崛起了，那只是一种表现。就像股市，大家都热情的都在买，“呼啦”一下就上去了，如果一下来个金融危机，倒退二十年很简单。没有精神的支撑，一个民族不可能强大，这是毫无疑问的。而这一点，我想我们需要去思考的东西还有很多。
　　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文化的影响力，中华民族的文化开创力不强，但同化力很强，以柔韧来同化许多的文化。鲜卑族从东北进中原的时候到了大同开始同化，到了洛阳同化完毕；女真人进中原，很快就被同化了；元军进来的时候，把中原的人包括女真都视为汉人，而只有留在东北的女真人几经迁徙，形成满族共同体，保持了某一些特点。但满族进中原，结果如何？也被同化了。有人说世界上最难同化的民族是犹太民族，据说有一次犹太民族到了河南，被同化了。现在问你是不是犹太后裔啊，没有人承认。当然这个问题值得质疑，有没有犹如人进来不好说。文化的影响力到了什么程度？在座的许多女校长（教师），我相信女校长们引以为自豪的（是）中国历史上出了两个女皇帝，一个是武则天，一个是慈禧。但是她们两个带来的东西可能对你们（而言）也不值得骄傲。先谈第一个武则天，她去世的时候遗言不是把权力交给武姓家族，而回归李唐天下，去帝，封后，继续以李唐的皇后安葬。那个慈禧更有意思，慈禧临死时说了，千万别把权力交给宦官和女人。我说这个问题其实不是给女同志为难，其实我很呵护女同志。我这个人比较讲究绅士风度，女士优先，这个意识很强的。我说的什么呢，就是中华民族儒家文化在她们的骨子里面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即使她们拥有了权力，仍然改变不了儒家文化三纲五常给她留下的印记。这就是文化的影响，那么我们这个民族文化怎么能够形成自我，怎么能够成就自我？这难道不（应该）是我们大国崛起的过程中好好思考的问题吗？
　　三、核心价值观折射出一个民族的思想方法和人文精神
　　讲这个问题，有几个侧面需要我们分别来看。
　　第一个是局限于二元价值观的思维空间里，意味着尚未走向科学和理性，同时意味着尚未确立起代表人类走向的核心价值观。讲这个问题，我还用事例来说。抗战时期，在云南的腾冲发生了战役，那是国民党远征军和日军进行的战役，是抗战时期在中国发生的最大的战役之一。歼灭了日军三千多人。这期间有这样一件事，日军攻占垭口的时候，国民党远征军一个连守卫在那里，久攻不下，最后找了一个当地的村民，绕道消灭了这个连队。解放后，肃反，有人举报说这个人是汉奸。当时汉奸是个大罪。抓起来审问，审问的时候这个村民说，我没有什么错误，我是带着坏人打坏人。审问的人说，是啊，带着日本人打国民党，无罪释放，还让他当了生产队长。那这是有问题的啊。怎么会带坏人打坏人呢？那个时候什么利益高于一切啊？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既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怎么还是坏人打坏人呢？并且我们还接受了呢，还认证了呢？有标准吗？没有标准。
　　看一下我国历史上的外交，有三个阶段：一个是二元价值观的阶段，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只要你是我们的朋友，你做了什么坏事，我们都说好，只要你是敌人，你做了再好的事，我也说别有用心，随便解读嘛，没有基本的判断标准。第二个是藏拙的阶段，那就导致了我们在联合国开会的时候，我们经常投弃权票。一个大国，你老是弃权，你还有形象吗？第三个是目前，也就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所强调的，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确立我们的立场和政策。所以说十六界四中全会很值得解读。有一次我在海南，在全国的青年风采大赛上当评委，我和一个教授聊起来。我说，十六届四中全会有很多东西值得学习。他说，有什么呀，没感觉啊，你说说。我说有两个你会觉得有意思，第一个是我们党改变了执政方式，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这是重大的转变。革命党是什么，打破为主，执政党呢，建设为主。再一个，四中全会强调，我们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这就是本质性的变化。以往我们讲求什么呢，我们党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嘛，天下最科学的理论，它先天就有执政的合法性啊，先天就有的，又是最科学的，我不努力你也得执政啊。现在我告诉你，你不努力，人民不选择你，这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吗？还有很多东西值得解读。这就是党的进步。
　　这里边我讲的二元价值空间思维判断不利于一个民族的成熟，是有道理的。西方国家看待中国的时候，他们讲中国有两把万能钥匙，可以应对西方的所有的理论。在跟世界接轨的时候，讲硬件的时候，说要接轨，建高楼，西方城市的高楼大厦如何如何；讲软件讲体制的时候，我们讲特色；讲我们发达的时候，我们讲北京、讲上海；讲我们现在是发展中国家的时候，讲西部。西方都被搞蒙了。你讲强大，中国是厉害，你看北京、上海的楼房，我看不亚于西方最发达的城市；在说中国穷的时候，你看中国的西部，饭都吃不上，也有道理啊，你去西部看看去啊。两把万能钥匙，对不对？
　　前年，我看了《凤凰周刊》28期，看到一篇文章讲到，中国需要去争取负责任大国的意识。我觉得这话说得很有意思。文章讲，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一方面需要长期韬光养晦，决不当头，但另一方面需要以灵活主动的外交活动改善自己在国际社会的形象认知，改善国际政治生存环境以中国发展的摩擦和阻力，向世界表明，中国始终是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和维护者。只有具备核心价值，而不仅仅是既有国际秩序下的搭便车者，更不是一个破坏者，这是非常必要的。同一年10月27日，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篇文章中讲了这样一段话：在过去几十年，中国在国际上先后扮演了多种角色，彼此反差强大，最反映了中国历史的变迁。虽然中国的国际地位这几年大幅度上升，角色地位在理论上讲，也很明确，但实践中，其面目依然不够清晰。某些时候某些抉择相对某国在战略上是必要的选择，可是某些抉择也不能赢得朋友的信任。中国外交以独立自主为出发点，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还需要更多智慧，更大胆，树立公正、正义与诚实的形象。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达到超过原来的境界。这个评价很深刻，大国必须有形象，不能因为变动随便扭曲，不以功利主义短期行为，这里边又是一个核心价值观支撑的问题。这个问题里边的第二个方面要引起注意，情感左右理性，印证着尚未确立永恒的核心价值观作为支撑。随着我们党的成熟，整个民族正在走向成熟。
　　但是，勿庸讳言，我们确实这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美国“九一一”事件发生时，中国有一个记者团在美国，看到世贸大厦被炸以后，集体鼓掌。美国把这些人视为不受欢迎的人，驱逐出美国，并且永远不许他们再踏上美国的土地。假如是我，我也把他们驱逐出中国，永远不让他们踏上中国的土地。几千个生命烟消云散，你不为此而伤心流泪，还鼓掌？反映的是什么？前不久我在大连给一千个人做报告，他们有些人说，因为那是我们表达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愤慨。我说，我知道什么意思，但是将政府的愤慨移植到平民那里去，反映的是你的价值观出了问题。我们在情感表达方面，有时候情感左右理性。这是有问题的。我们现在对日本的问题上，这方面还更突出一些。我对日本印象也不怎么好，因为他的右翼势力确实让人很反感。但是，不能因为情感左右了理性，一个大国，成熟的大国，没有理性是不行的。有一段时间，尤其是两个关系比较恶劣的前两年，在网上基本上是对日本一顿臭骂。当时呢，恐怖分子抓起来几个日本人，网上清一色的喊打。好像恐怖分子只对日本人不好，对中国特别友好一样。它要对中国友好就出问题了呀，如果中国跟恐怖分子搞在一起，那中国不成威胁了吗？
　　看一下历史上，把一个民族整个当成敌人在对待的也只有法西斯、纳粹，除此以外，不可能把整个民族都当成阶级敌人来对待。假如把整个民族都当成敌人，那么有些朋友怎么办？比如说日本有教授跟政府打官司几十年，就因为南京大屠杀问题；东北毒气案出来以后，日本有几个律师团给我们打电话，要求免费代理跟日本政府打官司，要求赔偿；日本许多的剧团到各地演出，宣传当年日本侵华的暴行。还有许多的日本人对中国人很友好。如果都当成敌人，那么这些人怎么对待呢？这不就出问题了吗？作为一名军人，当然要批判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但是日军里面，有没有东西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呢？我想是有的。抗战时期，日军的关东军最恨的人是谁呢？我想至少有一个人是杨靖宇。杨靖宇牺牲以后，日军剖开他的腹部，看到全是棉絮和杂草，在场的所有日本人向他鞠躬。关东军的队长让人刻了个木脑袋，和遗体一起下葬，墓碑上称他为中国的战士。当时日本有一位十五岁的小姑娘把杨靖宇视为精神的恋人。六十年以后来到中国，在墓前常跪不起，诉说半个多世纪的思念之苦。在场的中国人为之感动。狼牙山五壮士的事迹。五壮士跳崖以后，日军指挥官指挥所有的士兵向跳崖的壮士鞠躬。或许因此，而造就了日军某种精神。太平洋战役，美军向日本本土进攻，一个著名的战役是黑半岛战役，这个战役中，日本两三万人就剩下两三千人，缺胳膊少腿的，最后呐喊着向美军发起自杀式冲锋。看了这个录像，尤其感人的是日军的家属。一家一家的母亲带着孩子，把孩子推向海里，然后自己跳下去。美军是带着“勿忘珍珠港”向日军进攻的，看到这种情况以后，痛哭流涕，说你们不要这样，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但是挡不住她们自杀。
　　有一个学者，到日本去待了半年，回来后写了一篇文章，他讲了许多事情，其中有一件事对我触动很深。他有一次出去旅游，回东京的时候，大塞车，他有三个想不到，一个是上车道全是人，下车道没有几个人，结果没有一个人从下车道上车；第二个这个中间没有一个警察维持秩序；第三个没有一个人按喇叭催促前面一个人。大家花了十几个小时的时间慢慢的挪到了东京。他说，如此守秩序、万众一心的民族真是可敬又可怕。其实，何止这个教授，国民党上将李莫安写回忆录讲到，当年他去接受日军投降，他讲到，日军把轻重装备擦得干干净净，包括马匹、马鞭、马靴登记得清清楚楚。他就感叹，这哪像一个败军向胜者投降啊，那是一支军队向另一只军队交接呢。他们排着整齐的步伐，而我们的胜利者反而很散漫。他就感叹，这样的民族假如有一个好的领导人，真是不得了。后来的发展怎么样？所以现在我国有些宣传我不太满意，宣传有这种倾向，太过于表现好好好，给你的感觉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得了啊，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了，比我们差的远了，日本算什么呀，他们在我们眼里没有什么。其实你再看一看，日本的GDP高我们一倍，经济总量，日本人均GDP是我们的25倍，我们是人家的二十五分之一。我们的GDP世界排名是110名，相当于我们最看不起的刚果这些国家。为什么我们要讲革命尚未成功啊，同志仍需努力啊！这是孙中山先生的话。不要增长几个GDP就找不到北了，以为了不得了。该歌颂（是要）歌颂，不要全是歌颂。我们牺牲了很多代价，才有了今天的GDP。我不是说我们的发展不值得赞美，确实值得赞美。但赞美也要有限度。
　　现在世界发展的引擎，科技发展要靠三大马车：一个是美国，第二个是日本，第三个是欧盟。我们是模仿型国家。当然我们的模仿能力很强，河南乡镇企业造出来的爱国者导弹比真的还真，那是调侃还是模仿。模仿成不了大国。所以我强调，我们不能让情感左右理性。什么叫成熟。看过《特洛伊》电影的人有可能看到这样一个镜头，特洛伊的国王找到英雄阿克纽斯要回他儿子的尸体，阿克纽斯为国王所感动，答应给他尸体，还要给他礼遇，但他补了一句，有什么用啊？明天我继续攻城，你仍然是我的敌人。国王讲，你现在是我的敌人，但即使是敌人，也要有最起码的尊重。
　　去年开始，大陆开始对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贡献，有了正面的评价。外界报纸评论说，我们学会了尊重对手。尊重对手也是一种境界。我们有时候为了贬低对手，有时候就把自己给贬低了。比如说，我们有个《小兵张嘎》的电影，一个小孩把日本鬼子玩得团团转，好像日本鬼子不堪一击。如此不堪一击，小孩就把他玩得团团转，你一个民族为什么跟他打了八年呢？再说啦，假如没有世界整个反法西斯阵营，八年能不能结束战斗啊？未见得。那既然好玩的话，你把中国儿童全放到战场上，不早把日本鬼子赶出去了吗？所以，过去贬低敌人、贬低对手，其实就是把自己贬低了。看问题不能过于肤浅，不能急功近利、短期行为。这就是不成熟。
　　当我们的行为产生于对世界的茫然之上，也印证了我们没有建立起世界层面的核心价值观。这点上可说的也很多，比如说，西方的政治体制跟我们不一样，西方的法制体系也跟我们不一样，西方的舆论体系也跟我们不一样。如果我们不了解世界的运行规则，老是用我们的价值观来判断、对立，就出丑。在现在出现了我们侮辱世界，世界也侮辱我们的问题。比如说，日本大阪的右翼势力上街游行，我们的网民就给日本的天皇和首相写信，要求他们制止。这就是不了解日本的体制，天皇是个符号，他管不了事情，首相也没有这个权力啊。因为他的法制体系决定了，人民只要不违法，你没有权力制止他。1863年的时候，俄国沙皇二世到日本去访问，被一个警察砍了一刀。当时俄国比日本强大，俄国说你必须判他死刑，否则我们会抗议。日本的首相找大法官说，你必须判死刑，否则我们承受不了。大法官就讲，根据法律，该警察只犯了杀人未遂罪，不能判死刑。结果就没有判死刑。日本政府后来向俄国政府检讨，说没办法，我们是三权分立。你再看，美国。布什有一次到加州去，与那个州长施瓦辛格日程有冲突，施瓦辛格说，我不接见布什。布什没面子啊，让他的幕僚找施瓦辛格动员一下，布什来了，你怎么也要接见一下吧？后来施瓦辛格说，好，给你面子我接见一下。
　　如果老是以自己的理念来让别人怎么做，反映了你的价值观出了问题，价值判断出了问题。我们注意了跟世界的接轨，也要注意互相理解，这不就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嘛！
　　四、核心价值观奠基于坚实的思想支撑之上
　　我认为，核心价值观它不是随便编出来的，它必须受许多因素的影响，至少有五点：一个是普适性原则，就人类共同的文明，你要吸收进来，要进入你的核心价值观；第二个，关于民族性原则，鲁迅讲过，一个人不能抓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血脉不能切断，文化的优秀的因子必须进你的核心价值观；第三个政治性原则，核心价值观必须要跟执政党的执政理念一致，你要矛盾，执政党不接受，不接受就推行不了；第四点崇高性原则，核心价值观只能崇高而不能肤浅，这一点是确信无疑的。讲这个我稍微引申一下，讲信仰信念。我们一谈信仰，好像虚无飘渺。要知道，信仰相对于物质世界，它是虚的，但相对于精神世界它是实的。看一下中华民族的历史，有三个万里，一个是万里长城，一个是万里丝绸之路，第三个是万里长征。三个万里有一个半与信仰有关，如果有谁到云南四川走一走，一直到那个香格里拉，也叫世外桃源，直线距离并不遥远，但要走过去需要翻越十多座四千米高的大雪山，要忍受高山缺氧的危险和天气的瞬息万变。那都是人迹罕至的地方，靠双脚走过这段距离的只有两只队伍，一支是喇嘛教的僧侣，另一只是中国工农红军。两者区别很大，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为了追求精神的天堂。
　　某个大学有个校训叫“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天地间有正气，但古今无完人。没有完人，怎么效法古今完人呢？那就是价值选择和价值取向。看不见不要紧，宗教的天堂谁见过，没有人见过，但仍然有追随者啊。信仰很重要。
　　我认为道德境界有三个层次，一个是你为感人的事情所感动，你没有麻木；另一个层次是你的行为也有感动别人；还有一个层次你为你自己的理想和行为而感动。不同的境界是不同的享受，境界是修养而来。我们如何确立更崇高的精神世界，这一点我们是不是相对缺乏的。精神世界不丰富，追求太低。第五点是时代性原则。我讲的时代性是一个个构成历史的时代，不是短期行为。
　　五、民主平等、公正互助这是中华民族崛起的核心价值观
　　我们先看民主。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不敢提民主，一提民主，大家就紧张。紧张什么呢？我们党最初就是反对国民党的封建统治、集权统治嘛。1944年毛泽东就讲，中国缺个东西，那就是民主，没有民主中国就不可能实现进步。就不可能有反法西斯的胜利。小平讲，长期以来，我们只讲党内的民主，封建意识很重。江泽民讲政治文明自然包含民主，胡锦涛讲，没有民主中国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讲和谐社会的重要部分就是民主法制。
　　长期以来，我们把民主好的东西推到别人那儿去了，说那是西方民主，那是不对的，民主没有版本。但民主是个好东西，这是确信无疑的。这次选十七大代表采用的是海选的方式。我们单位有四个名额，除了上将、政委，那就是大区领导上将中将。普通学者中，我的得票率是最高的。如果不是这个模式肯定不是我。当然下次选，我可能不会选进来，因为四个人选三个人嘛，选上选不上我都这么看。为什么选我呢？我曾经荣立一等功。一般获得一等功都要牺牲，我没牺牲啊，我两次荣立一等功，两次荣誉称号，三代领导人多次接见，八十年代就是十大精英人物，典型好当吗？谁都知道典型不好当。古人都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我没有这样的境遇，一方面由于周围的人品德高尚，容我度我；再一个，我由此也印证了，我做的事情大家都接受了。
　　昨天一个中央台记者采访我，他跟我讲，我们到许多单位宣传典型的时候，让周围的人配合一下，周围的人都用斜眼看他。到我们单位宣传我的时候，你们院的领导、部的领导、室的领导，办公室的同志都在真诚地希望我们好好的宣传。我觉得，一个人确实要不断地完善你自己，你要完善了，人们就会接受你。前几天在地税局做一个报告，讲完了之后，那个领导提出来，你能不能以后每周来作一次报告？我说可以，但是你们要帮一个忙，我一个部属的家属没安排工作，能不能帮个忙？他说可以。问是什么条件？一看是一个医生，觉得专业有点离得远了，但是领导说了，公方彬这个人品德高尚，一定要给安排，就把这件事办了。安排的过程之中有一个花絮，送了钱给领导。人家领导收下了。结果事情办完了之后，又给把钱退回来了。这就非常难得。这可能是人家考虑到我的形象（面子）。
　　可以说，我几年来作报告一直在赞美胡锦涛、温家宝。我反对理论工作者老给领袖当吹鼓手，但我真诚的愿意给胡锦涛、温家宝当吹鼓手。为什么？你看胡锦涛，上任之后第一个镜头就征服了我。被选为了政府领导人之后给在场的人鞠躬。这体现了一种权利世界的价值理念，我觉得他大有当年华盛顿的风采。华盛顿交接权利的时候，按照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的理念设计了一种交接的仪式，华盛顿向在场议员鞠躬，议员们呢？手触帽沿还礼。这就是“权利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一个行为折射出了胡锦涛的现代的执政理念。胡锦涛到外地去跟群众合影，最初人家给他摆的凳子比较大，上面帖着“首长”。胡锦涛给改了，上面写着“胡锦涛”。这样难得啊。名字是作什么用的？不就是拿来叫的？叫什么首长呢？在部队叫首长还合理一些。这反映了胡锦涛的理念。温家宝也是如此，他在云南慰问地震灾区的时候，到一个帐篷面前，问一个老人，说的是“我，能不能到帐篷里面看一看？”得到允许以后，才进去。我们传统的理念是官本位，“四海之内莫非王土”啊。我想看什么就看什么，不让看？把他抓起来。他这样一个小动作折射了“小人物也需要尊重”――平民政治的来历。平民领袖啊！这一代领导人的理念很现代，同时这又是随着时代变化的。看到中国的政治脉动，就看到中国的走势。大家来（回忆）一下向领袖表达情感的表达吧。毛泽东时代我们怎么表达？“毛主席万岁！”――仰视；到了邓小平时代，我们怎么表达？“小平，你好！”――平视；到了胡锦涛时代呢？你看互联网上面，“胡哥，我们拥护你！”――哥们这是。仰视――平视――哥们，这就是变化。俄罗斯那句“嫁人就要嫁象普京这样的人”，有异曲同工之妙。我相信胡锦涛看见这句话一定高兴，都是哥们了，还有什么不能商量的？这些也能从我本人的心态变化看出来，八十年代初，来北京参加国庆节观礼，国庆观礼的时候，一看见标语“小平，你好！”我的眼泪哗的就下来了。那时候我确实对小平同志比较敬重。到了江泽民时代，我在北京开会，是一个很隆重的会议。专门把我的位置安排在正中间，就站在江泽民的后面。我那时候已经不流泪了。我那个时候看到江泽民很累啊，头发已经不多了。已经没有很感动的心态了。这正是时代变化造成的。我觉得这一点（民主）就是时代要求的。
　　西方人讲一个人在没有饭吃的时候，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就是找饭吃。吃了饭之后就衍生出许多事情。什么事情呢？民主、平等、自由、人权。在吃饱饭的时候才有时间谈论民主的问题啊。再说平等的问题，我想说，在咱们国家，我们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美国有一个记者在中国住了大半年以后，接受凤凰周刊的采访说，在来中国以前，觉得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定是平等的，来了以后看到好像不是这样。平等是一个严重的话题，已经进入了法律领域。你比如说，劳动法，劳动法不保护最大的劳动群体――农民啊，以此来推，意思就是农民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啊。
　　有一次跟驻美大使馆的人聊天，说到，咱们在国内总说美国不平等，歧视黑人。其实啊，真正歧视的是亚洲人，大陆的人最厉害。黑鬼黑鬼的叫。美国人啊，不敢歧视黑人，真要歧视，就该准备坐牢了。也就是大陆来的人，敢黑鬼黑鬼的叫。咱们虽然讲美国歧视黑人。在美国主流，其实咱们还没有达到黑人那个标准呢。你看美国的文艺作品基本上第一是白人，其次是黑人，亚洲面孔能登台的人很少。纽约街头收垃圾打扫卫生的基本都是黑人干，警察都是黑人干。华人连这个机会都没有，想谋个打扫卫生的都不容易。一般只能洗盘子去。个别白领能当个工程师什么的。其实不平等这个理念是在我们的骨子里。不平等的现象反映了很多问题。我在香港跟董建华的夫人张先生讨论一个问题，张先生说在中国大陆学到两件事情，一个是高兴不高兴都要鼓掌，再一个是同意不同意都要举手。老实讲，在改革开放之前，这个问题可能存在。现在再讲其实就不置可否了。从研究问题的角度可能还存在这个现象。曾经有一个人在法庭上鼓掌，差点被判为“蔑视法庭”，其实是因为习惯。习惯了的现象很多。类似北京开两会的时候，有一些地方的代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激动啊，很激动”。我看了都替他们着急，你说你激动什么啊？你来是干什么的？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献言献策的。你激动，一激动就发晕，一发昏就发烧，你还献什么言献什么策？不止是这些同志激动，我们有一些比较高的领导也容易“习惯”。这里面是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研究的。
　　再说一个关于公正的问题，这次温家宝在两会上讲到“公平公正和正义”和经济增长同等重要。一个社会没有正义，它的经济增长是没有意义的。这一点是确切无疑的。关于公正，我们要走的路还有很远。这个问题我就不展开了。
　　再一个，关于“互助”的问题。事实上，公正的话题和互助的话题是很有话说，尤其是互助的话题。我之前发表的一份报告，那份报告就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道德建设差得很远等问题，从文化的角度、评价体系的角度、社会调节的角度谈了很多。今天没有时间详细讲解了。
　　今天只能道歉了，一般讲座都是两个小时。好在我的讲座不是给大家答案，而是讲出我的观点，引发大家思考，这是我的目的。我即将出版《核心价值观》一书，在这里我们有机会一起认识一下。我的名字是公方彬，欢迎大家到我那里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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