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贵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根本和最终标准，不是唯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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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贵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根本和最终标准，不是唯一标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根本和最终标准，不是唯一标准
—评“1978年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之一
天津师范大学教授&郝贵生
&&& 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主要是从年月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为“评论员”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唯一标准》）开始的。之后，中央其它主要媒体和各个地方媒体先后转载该文，由此掀起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不仅各地方领导纷纷表态，各学术刊物一哄而上，发表大批雷同文章。某些学者也到处做报告，宣扬这一观点及意义。《唯一标准》一文的核心理论思想就是主张和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笔者恰恰对这一认识发生了质疑。
&&& 我们知道，馬克思的真理标准思想主要是在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第条中提出的。馬克思《提纲》第条针对馬克思主义以前的一切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者不懂得实践的观点，着重强调和论述实践在人类社会生活和认识活动中的决定作用的思想。其实，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家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都使用过“实践”概念。但馬克思这里使用“实践”概念显然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有根本的不同。在馬克思看来，实践是人们能动地改造世界的物质性活动。实践的三大主要特点是物质性、能动性、社会历史性。也正是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才能真正理解和解释馬克思后条的基本内容和经典作家的一系列有关认识论和历史观问题的论述，包括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论述。馬克思在第条的基础上接着在第条就开始思考“真理”问题。
我们知道，馬克思、恩格斯年之前已经写了大量批判当时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的文章，馬克思、恩格斯也要建立一套新的解释世界的理论体系。以往的所有的理论家都声称自己的理论体系及认识是真理，包括宗教神学，没有说自己的学说是错误的理论。馬克思恩格斯也要建立自己的学说体系，也称自己的学说是真理。那么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真理？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唯心主义哲学家把真理看作神和客观精神的启示，或主观意志的產物。馬克思显然反对这种观点。馬克思从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出发，强调任何真理都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也就是坚持真理内容的客观性。唯心主义真理观否认真理内容的客观性，必然在真理标准问题上归结为单纯的思想、精神、理论。旧唯物主义哲学家在真理的定义上坚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但是在真理标准问题上却简单把它归结为客观事物本身。真理既然是对客观事物的正确反映，单纯地只是从客观事物本身无法说明真理与客观对象是否相符合。只有找到连接认识和对象的中间环节、桥梁，才能说明认识是否与对象相符合。而实践之所以能够成为真理的标准，原因就在于实践既具有主观能动性特征，也具有客观物质性特征。实践的主体主要是绝大多数的从事物质生產活动的人民群众。因此，作为检验真理标准的实践不单纯是个别人的实践，最主要的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我想上述观点都是目前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流行的观点，也是笔者赞同的观点。也就从上述观点出发，首先理解馬克思《提纲》第条的基本思想。
&&& 《唯一标准》一文也全部引用了《提纲》第条的论述：“怎样区别真理与谬误呢？一八四五年，馬克思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这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唯一标准》的引用和推论笔者认为没有错误。但馬克思这里显然没有“唯一”二字。馬克思只是从他们的主张与唯心主义真理观及真理标准的对立意义上讲，真理标准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这里说的“不是理论问题”的“理论”概念显然是唯心主义的“理论”概念，是与实践和客观事物完全脱离的错误的“理论”，这种错误的“理论”及真理标准与唯心主义的真理观是完全一致的。馬克思主张唯物主义的真理观，必然导致唯物主义的真理标准。但这个标准不能是旧唯物主义所主张的客观事物本身。当馬克思第1条提出科学的实践观后，实际在自己的头脑中已经解决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也就是毛澤东后来在《实践论》中高度概括的“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实践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的思想。馬克思主义使用的“理论”首先是从实践中產生的，在实践中发展，在实践中检验，为实践服务的“理论”。这四句话是一个整体。如果一个认识完全是头脑中主观想象出来的、完全脱离实践的理论，它根本不需要检验，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认识。这样的“理论”怎么能够成为真理的标准呢？所以当馬克思说，真理标准不是“理论”而是实践时，这里所说的“理论”，显然是指那些脱离了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错误的、唯心主义的“理论”。那么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从实践中產生并经过科学论证和实践检验的“理论”是否也不是真理的标准呢？如果按照《唯一标准》一文的观点，只有实践才是“唯一”标准，任何理论都不能作为新的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即使从实践中產生，又经过科学论证和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也不能作为分析和判断新的认识是否是真理的标准。这恰恰就是笔者所反对的。
&&& 笔者认为，不能把真理标准问题绝对化为实践是“唯一”标准。只能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根本标准或最终标准。从实践中產生，又经过科学论证和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也是真理的标准，但不是根本或最终标准。为什么这样讲呢？
&&& 前边我们已经指出，馬克思的科学实践观的提出，科学地解决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毛澤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概括的实践决定认识思想，它包括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动力、标准和目的。同时又承认理论对实践有指导作用，正确的理论对实践有积极作用，错误的理论对实践有消极作用。我想任何一个学习过《实践论》和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人都熟知理论和实践关系的这些基本原理。当毛澤东同志指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时，同时也承认每个人的认识并不完全来自个人的实践，每个人头脑中大部分知识则来自于书本和他人。因此这里说的来源显然是最终来源、根本来源，而不是“唯一”来源。当毛澤东说实践是认识发展动力时，也不否认认识内部的矛盾也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如毛澤东说过，真理总是同错误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绝对真理总是在相对真理的总和中发展起来的。因此这里所说的动力，也是根本动力，最终动力，而不是唯一动力。当毛澤东说实践是认识的目的时，也不是说任何认识的直接目的都是实践，许多认识的直接目的就是为新的认识提供理论依据，或者说认识新的认识，认识的目的也是认识。因此，实践是认识的目的也是最终目的、根本目的，而不是唯一目的。同理，毛澤东这里所说的实践是真理的标准也是根本标准、最终标准，而非唯一标准。理论、认识也是真理的标准。当然，这里有个重要前提，馬克思主义这里承认作为真理标准的“理论”、“认识”必须是从实践中產生，又经过科学论证和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那种从头脑中主观產生、没有经过科学论证或实践检验的理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成为真理的标准。《唯一标准》一文一方面论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却引用毛澤东在《实践论》中的这样一句话即:&“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毛澤东选集》第1卷，第292—293页）其实，这句话之前，毛澤东还说：“许多自然科学理论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不但在于自然科学家们创立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的科学实践所证实的时候。”（同上，第292页）注意！毛澤东这里是说“不但”、“而且”，而不是说“不是”、“而是”。这就再清楚不过地指出，自然科学之所以是真理，一是自然科学家创立时依靠的是科学的理论依据、方法对科学的事实材料科学论证的结果，二就是为以后的科学实践所证明。同理，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是真理也有两个原因：一是依靠科学的理论对客观事实科学论证出来的学说，二是经过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实践最终检验证明的结果。显然毛澤东并没有自然科学实践和阶级斗争实践作为自然科学和馬克思主义是真理的唯一标准。前者所依靠的科学理论依据及科学论证方法也可以是真理的标准，但单纯依靠科学理论和科学论证不行，最终还需要实践检验。毛澤东这句话即承认科学理论、科学论证是标准，又强调实践是根本标准、最终标准。引用毛澤东这句话显然不能说明实践是“唯一”标准，而恰恰说明是“最终”标准、“根本”标准。《唯一标准》一文引用毛澤东这句话根本不能论证其“唯一标准”，可见其逻辑推理方法恰恰是错误的。
为什么说，从实践中產生、又经过科学论证和实践检验的理论、认识也是真理的标准呢？我们知道，人的实践具有社会历史性，人在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也具有社会历史性。因此人的任何认识既是个体的，也是群体的、历史的。但一个具体的一定历史时期和社会条件下的个人在实践中获得一个认识之后，都要借助他人、前人或自身已经创立的理论对其进行理论论证和事实论证，在论证过程中必须遵循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基本规则。如果这个认识的理论依据是经过检验的正确的理论，事实依据也是正确的，逻辑推理过程也是符合逻辑规则，而任何逻辑规则本身是人类在实践中產生，又经过实践检验的。那么这样推理出来的认识我们就可以断定为真理，就可以以此认识指导我们的实践。同理，依靠科学的理论、正确的事实和正确的逻辑推理规则，我们也可以判断一个认识一定是错误的。当然，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新的认识以及新认识的理论依据、事实依据多多少少还有一些局限性，因此还需要在新的实践中继续检验，继续修正，继续证明。但不能在实践检验之前，就不敢去断定新认识是否有真理的性质。
例如大家所熟悉的中国古代卖矛又卖盾的故事。如果按照实践是“唯一”标准思想，我们根本无法直接判断卖者的言论对与错？但客观事实是，人们根据形式逻辑矛盾律的规则，完全可以直接判断出，卖者的言论必有错误。当然究竟是矛锐还是盾坚，无法根据理论推断，只有在矛与盾的真实较量的实践中才能最后断定。再举一个天文学例子：在康德之前，几乎所有的天文学家都断定现有的天体运行现状是永恒不变的，但这种运行状况的根源是什么？是否永恒不变？当时的科学家无法回答这一问题，牛顿通过万有引力定理揭示了天体运行的规律，却无法说明后两个问题。康德依据他所观察到的大量天体运行的现状材料和辩证法关于运动的永恒性原理，推断出现有的天体一定有它的物质根源，并以此提出了他的星云假说思想，同时断定现有的天体包括太阳系无论存在的时间多么长，早晚一定要毁灭，一定要转化为其它事物。康德的这一结论当时显然还没有实践检验，但人们同样可以断定，康德关于现有天体有它的物质来源和一定要毁灭而转化为其它事物的思想无疑是真理。因为物质性原理是真理、运动的永恒性原理是真理，运用形式逻辑的推理方法也是真理，因此其结论也是真理。这难道不是“理论”来检验、证明“真理”吗？当然“星云假说”的具体内容本身是否是真理，还无法最终做出判断，还需要实践最终检验。但不能借口实践最终检验之前而否认现有天体一定有物质来源和早晚灭亡的真理性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高度评价了康德发现“真理”的精神，而且称康德“用的是很科学的方法”。
又例如馬克思恩格斯年所写的《共產党宣言》一书中的“两个必然”、“消灭私有制”和“两个决裂”等思想。《宣言》一问世，馬克思恩格斯就把它当作“真理”，如他们年为《宣言》所写的德文版序言中说：“不管最近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页）注意！馬克思恩格斯这里是说从《宣言》年一发表直到年，就始终把它看作“真理”的，当然其后也继续是把其作为“真理”指导无產阶级革命实践活动的。其原因就在于《宣言》的理论依据是唯物辩证法原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关系原理、阶级斗争原理、社会基本矛盾原理、群众史观原理等，而这些原理也是来自于对人类实践活动的科学研究基础上又经过人类实践证明的科学理论，同时馬克思恩格斯又占有和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大量历史和现实的感性材料，运用上述原理依靠科学的逻辑分析、推理方法做出的科学结论。今天的资本主义仍然在发展，实践还没有最终证明资本主义已经被消灭。但全世界的共產党人仍然坚信《宣言》是劳动群众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圣经”，仍然把它作为“真理”高高举起，为这一“真理”而斗争。如果按照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推论，只有等到资本主义和整个私有制彻底消灭、共產主义在全世界胜利之后的人类实践活动后，才能证明《宣言》是“真理”，否则就无真理与谬误之分，那么这样的“真理”对共產党人和无產阶级的实践活动还有什么意义呢？当然馬克思恩格斯也特别强调实践标准的作用，指出《宣言》发表之后的资本主义发展状况和无產阶级斗争状况进一步证明其真理性质。但需要指出，馬克思恩格斯这里证明的不是“私有制已经彻底灭亡、共產主义已经彻底胜利”的结论，而是实践中提供的大量事实进一步检验和论证《宣言》中做出“消灭私有制”的理论依据和事实依据的正确性，从而说明“消灭私有制”的真理性质。同时，这些实践活动也必然检验出《宣言》个别观点的不正确和片面性质。馬克思恩格斯在上述序言中已经对此做了说明。《唯一标准》一文也引用了该序言的上述论述，但对馬克思恩格斯的这段论述只分析出实践是真理的标准，且是“唯一标准”思想，而完全否认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发表《宣言》的同时对自己基本结论的真理性质的坚定不移、毫不动摇的态度，以此完全否认科学理论在检验认识正确与否中的标准作用，这是科学的论证方法吗？以这种片面、错误的论证方法论证出来的“唯一标准”观点能是正确的吗？
再如，中国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存在着“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极端观点。毛澤东运用唯物辩证法原理和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原理，同时结合对中日双方经济、地理条件、军事、政治等各方面做了全面的比较分析之后，做出了“持久战”的结论。中国共產党人正是把 “持久战”思想作为真理，并指导共產党人和全国人民的抗日实践活动，经过年艰苦努力，才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如果按照 “唯一标准”思想，难道非要等到抗日胜利之后，才能断定“持久战”和“亡国论”、“速胜论”谁是谁非吗？如果按照这一逻辑推理的话，战争初期，“持久战”思想就不能作为“真理”指导中国共產党人和全国人民的实践活动，“亡国论”和“速胜论”也可以借口还没有经过实践检验，不能断定自己的结论就一定是谬误。显然这是极其荒唐的结论。
笔者主张从实践中来，又经过科学论证和实践证明的科学理论也是真理的标准，这一观点与实践是根本标准是一种辩证关系。唯物辩证法在认识矛盾问题时从来都是从既对立又统一的角度去认识。馬克思主义哲学在强调物质决定意识的同时，又承认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甚至一定条件下的决定性的反作用；在强调生產力决定生產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时，又承认后者对前者的反作用，甚至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但在承认反作用甚至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这一观点时是在承认物质决定意识的前提下，离开了这一前提，这种反作用就变成了唯心论。但只承认前提而否认意识的反作用甚至一定条件下的反作用，也就变成了形而上学。真理标准问题也是这个道理。在一定意义上承认理论也是标准必须是在承认实践决定认识、实践是根本标准的前提下。离开实践是根本标准，单纯承认理论是标准，也就变成唯心论。这里需要特别强调指出，作为真理标准的“理论”必须是从实践中来、又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以及科学的论证方法做出来的科学结论。同时，从这种理论结合客观事实推出来的新的认识也还必须要经过新的实践检验。所以说，笔者这里强调一定条件下的“理论”也是真理的标准并不是取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根本标准、最终标准。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够否认和取代后者。《唯一标准》一文大量引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澤东关于实践标准的论述，就证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根本标准、最终标准而言，笔者是赞同的，就论证“唯一”标准而言，笔者是不赞同的。笔者同《唯一标准》一文的分歧并不是是否反对或赞同实践标准，而是在肯定实践是根本标准的同时，是否还承认经过科学论证、有事实依据并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是否也可以作为分析、判断新的认识真理与否的标准？承认这一点是否就背离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观？是否就根本否定实践标准呢？就如同承认我们每个人的具体认识可以从书本获得、认识也是认识的动力、认识也是认识的目的，并没有否定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的动力、实践是认识的目的，而且也不能代替后者。归根结底，实践是认识的最终来源、最终动力、最终目的。以前者否定后者是错误的，否定后者就必然会导致唯心主义的真理观。但也不能以后者否定前者，如果以最终来源、最终动力、最终标准、最终目的而完全否认认识也是来源、动力、标准、目的，那就会导致简单化、机械论、形而上学甚至不可知论。
笔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也遇到一个困惑问题，就是《唯一标准》一文所引用的毛澤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和《实践论》中所说：&“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由此直接推论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一个，那就是实践。毛澤东同志年为《五评》文章修改时加了一句话即“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建国以来毛澤东文稿》第10册，第414页)这里显然与笔者所主张的观点不一致。如何解释这一问题呢？笔者不仅对这句话不太理解，而且在长期的教学、科研实践中，对毛澤东同志还有些话也不完全理解。如《矛盾论》中谈到抓主要矛盾的重要性时说，“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里用“迎刃而解”这个词，给人直观的感觉就是抓住了主要矛盾，其它矛盾自然而然就解决了。这岂不是用主要矛盾取代次要矛盾吗？抓主要矛盾确实有助于解决次要矛盾，或者说为解决次要矛盾创造有利条件，但绝不等于次要矛盾、其它一切矛盾自然也就解决了。次要矛盾有自身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的解决是不能取代次要矛盾的。因此，笔者认为毛澤东同志用“迎刃而解”一词表述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的关系是不准确的。联想到毛澤东同志谈社会主义时期抓阶级斗争的重要性时也说过“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笔者是赞同毛澤东同志的“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但只抓了阶级斗争，就能够取代经济等其它具体工作吗？一抓阶级斗争，生產自然而然就上去吗？显然这里说的“一抓就灵”的思想给人直观的感觉就有阶级斗争替代论的绝对化思想。毛澤东另一句话“抓革命，促生產”，就科学准确地揭示了革命和生產的辩证关系。笔者举这两个例子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能因为毛澤东同志是伟大的馬克思主义者和毛澤东思想的创立者，就把毛澤东的每一句话都当作真理，对他老人家的话也要进行具体分析。有些话表述上就可能有不准确或错误的地方。上述两句话就是实例。同理，毛澤东关于实践标准问题的个别提法也有不准确的地方，如前边毛澤东的几句话。毛澤东的本意还是强调“最终”、“根本”标准，否则就与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和毛澤东本人的其它一些论述自相矛盾。笔者认为还是站在唯物辩证法的高度认识实践标准问题。由此推理，把实践看作真理检验的“唯一标准”是不准确的。
笔者强调从实践中来，又经过科学论证和实践证明的科学理论也是真理的标准思想有两个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运用这一思想检验毛澤东的无產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是毛澤东的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而在实践之前这一理论已经基本形成，那么这一理论刚形成还没有实践和实践检验之前，是否承认它是真理？如果按照“唯一标准”思想，就无法断定这一理论的真理性质。如果按照科学的理论也是真理标准思想，就可以分析判断其是否是真理。其关键在于继续革命的理论依据是否是真理？其所依赖的事实依据是否是客观现实？逻辑推理方法是否是科学方法？那么我们就简要分析这三个基本要素：
一是其理论依据：毛澤东的继续革命理论依据主要就是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原理、社会基本矛盾原理、政治与经济关系原理、对立统一规律原理、群众史观原理等。这些原理都是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理而且经过实践多次反复证明的原理。
二是其事实依据：一是历史依据，如李自成现象。二是现实依据，如张青山、刘子善现象以及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及农村、城市暴露出来的腐败和资本主义现象。三是原苏联变修的客观现实。四是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
三是其论证方法。毛澤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年两报一刊社论概括了六点。我们这里简要概括为两点：第一是社会主义时期始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斗争的实质仍然是政权问题，斗争的主要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二是，克服和解决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或根本途径一是开展大民主，最大限度地把群众的主人、主体意识调动起来。二是开展斗私批修，改造世界观，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对修正主义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意识的批判，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笔者这里不可能详细展开毛澤东的论证过程。但我们只要认真研究毛澤东的继续革命理论的每一个具体内容，可以发现都有馬克思主义科学的理论依据、历史和现实的大量事实依据和科学的论证方法、论证过程。其逻辑论证过程也是没有错误的。
因此，笔者认为，毛澤东正是坚信他这样从社会实践中并经过科学论证论的继续革命的理论一定是真理，如同馬克思、恩格斯《宣言》一发表就始终坚信其论断的真理性一样。所以他把它拿出来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付诸于实践即开展文化大革命。如果他本人在实践之前根本无法断定他的理论是否是真理，就贸然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指导实践，去从事他人生的第二件大事，岂不是盲目地摸着石头过河，拿我们党的伟大事业、拿人民的事业当作儿戏吗？从毛澤东一生的多次重大战略决策实践中，我们完全可以断定，这绝对不可能。毛澤东实践前的每一个重大理论和决策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没有违背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而是真正彻底地贯彻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同时，毛澤东在文化大革命实践中也始终坚持社会实践根本标准的思想，一方面继续证明其真理性质，一方面随时发现和纠正这个理论中细节方面的错误和不完善的因素。
第二，运用这一思想要求人们对任何指导实践的理论在实践之前首先必须经过理论标准的检验。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认为，任何实践都必须在一定理论指导下进行。那么这个指导实践的理论如果是正确的，就会对实践有积极作用；如果是错误的，就会起消极作用。那么在实践之前，实践者根本无法断定自己的指导思想是否正确，那怎么能够指导实践呢？这就要求实践者在实践之前必须对自己的理论首先反复进行理论的检验。分析其理论的理论依据是否正确？事实依据是否正确？论证方法是否科学？只有对这三个要素做了肯定的回答后，尽最大努力保障这一理论的真理性，才能用这一理论指导实践，才有可能保证实践中少走或不走弯路。如果发现其中或是理论依据不正确，或是事实依据不正确，论证方法不科学，就绝对不能用来指导实践。如果指导实践，必然会导致局部甚至全局的错误。如果涉及重大的战略决策的理论没有绝对的完全把握，就需要在局部的时空范围内进行实验或试点，经过小范围的实践后再指导大的实践活动。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同理也可以说，没有科学的理论，就没有科学的实践。问题就在于实践之前如何检验指导实践的理论是否科学？如果我们只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在实践之前，究竟靠什么来检验指导实践的理论是否是真理呢？那就无法检验。无法检验真理与否的理论怎么能够轻易拿来指导实践呢？所以承认科学理论也是真理的标准就要求实践者在实践之前必须对自己的理论首先进行理论的检验和论证，在肯定其真理性后，再用来指导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最终检验。在实践检验中或进一步证明其真理性，继续指导新的实践；或发现其局部的不完善性、不正确性，对其修正、补充、完善之后，再继续指导实践。或是实践导致严重的消极的后果，对这种情况也要再做具体分析：一是证明指导实践的理论完全错误，但实践如果最终证明完全错误的理论，其实在实践之前就一定证明或是其理论依据是错误的，或是其事实依据是错误的，或是其论证方法是错误的。说明这个理论在实践之前就没有真正经过科学理论的检验和逻辑论证。如果上述三个因素没有任何错误，那就绝对不会导致实践的完全错误。二是实践的错误后果不一定说明指导实践的理论完全是错误的，这就是列宁所说的实践标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那么用来说明实践后果、说明实践的相对性还必须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因此社会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最终标准也离不开已被实践证明的科学理论的指导和检验。
大家知道，邓小平同志有个重要的“摸着石头过河”思想。这一思想实际上也是“唯一标准”思想的直接延续。在指导实践之前，对指导实践的理论思想根本不进行理论上和事实上的论证，也就是根本无法对指导实践的理论进行真理与错误的是非判断，就盲目地强令指导实践，最后完全靠“唯一”的“实践”标准去检验。这种在实践之前没有经过科学理论论证的理论指导实践，必然导致实践中出现大量的问题和错误，甚至是全局的错误。难道等在实践后大量严重错误、严重后果出现后，再去检验和修正原有的理论，那岂不是把人民的事业当儿戏吗？三十年改革开放实践的许多重大理论就是没有经过科学理论论证“检验”的理论，由此导致盲目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也是导致今天社会问题及其严重的理论根源。例如，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今天实践中之所以出现那么多的现实问题，根本原因就是这个理论的理论依据就是错误的，就不是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经济学理论，而是早已经被馬克思、恩格斯批判过的资產阶级人道主义和自由化理论。
因此，把馬克思主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根本标准、最终标准思想夸大歪曲为“唯一标准”，完全否定已经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的真理标准作用，不是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是偏离或背离馬克思主义的观点。以这种歪曲、夸大的真理标准思想作为大前提和理论依据，去分析、判断毛澤东晚年的基本理论与实践，怎么能够推出正确的结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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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真理标准的“实践”受立场的制约和需要科学理论的分析
——评“1978年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之二
天津师范大学教授&郝贵生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思想是笔者同《唯一标准》一文的共同认识，而这里作为检验真理标准的“实践”实际是指“实践的过程、结果”。因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就是说，“实践的过程、结果”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究竟怎样认识“实践的过程、结果”呢？参与实践活動的人对“实践”本身特别是“实践的过程、结果”能够得出相同的认识吗？这里就涉及到又一个理论问题：检验真理标准的“实践”本身特别是“实践过程、结果”是否受立场的制约和需要理论的分析？立场不同，思维方法不同，对“实践”本身的认识必然不同。那么究竟運用什么样的“实践过程、结果”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呢？
对“实践过程、结果”也就是实践过程、结果的客观事实包含着两种评价：一是真假评价，二是价值评价。
就对客观事实的真假评价而言，一是要对收集到的感性材料、认识做真伪判断，二是通过多种感性材料和大量个别事实中，把握事物的本质特征和本来面目。做到这两点，都需要理论的指导和正确的思维方法。就第一种情况而言，人们在论证一种观点是真理还是错误时，总有举出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事例、现象。但人们所搜集到的事实、现象实际是收集人对这种事实、现象的感性认识。既然是认识，也就必然存在着对这种事实的正确或者错误的认识。同时，事物的现象有真像与假象之分。如果我们不区分真像与假象，把假象也当作真像，并用来作为论证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由此能够做出正确的结论吗？那么如何判断所谓“事实”是正确的事实，还是错误的事实？真像还是假象？那就必须有理论分析，也就是必须有唯物辩证法理论。
大家知道，1914年列寧之所以拿出相当大的时间和精力研究黑格尔的《逻辑学》和辩证法理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如何认识和看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客观事实和本质特征。
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进程中出现了许多不同于19世纪末的新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同时欧洲出现了以英法俄一方和德意奥为另一方的两大集团相互厮杀的现象。第二国际的某些人只是看到本国家与其它国家的对立的表面现象，就武断、简单地把本国政府所进行的战争一律看作正义的，号召工人群众去“保卫祖国”，鼓励他们去屠杀其它国家的工人兄弟。当时第二国际影响较大的两个主要人物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就主张这种观点。列寧对此非常愤怒。为了正确认识当时的国际形势、时代特征和战争性质。列寧拿出相当大的时间和精力研究辩证法问题。这就是他1914年到1916年所写的《哲学笔记》，其中特别重要的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辩证法十六要素》和《谈谈辩证法问题》等文章。列寧在《辩证法十六要素》第一条中就说：“观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列寧选集》第2卷，1972年版，第607页）也就是说，要客观地考察和认识事物本身，不能凭局部的、部分的、个别的材料、现象和事实，而要从整体上、全局上、本质地看待事物本身。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依靠科学的思维方法。这个思维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接着，列寧具体阐发了辩证法的基本内容，特别是辩证法的实质、核心即对立统一规律问题。因此，列寧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一书中的《法文和德文序言》中谈到他对战争性质分析判断的方法时说：“要知道，能够证明战争的真实社会性质，确切说，证明战争的真实阶级性质的，自然不是战争的外交史，而是对各交战国统治阶级的客观情况的分析。为了说明这种情况，不应当引用一些例子和个别的材料（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而一定要引用关于各交战国和全世界的经济生活基础的材料的总和。”（《列寧选集》第2卷，1972年版，第732—733页）列寧还谈到如何寻找无產阶级阶级斗争策略的事实依据问题时说：“只有客观地考虑某个社会中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全部总和，因而也考虑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考虑该社会和其他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成为先进阶级制定正确策略的依据。而在观察各个阶级和各个国家时，不应当认为它们是静态的，而应当认为它们是運動的，也就是说，不应当认为它们处于不動的状态，而应当认为它们处于運動的状态（这个運動规律是从每个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中產生出来的）。观察運動时又不仅要着眼于过去，而且要着眼于将来。并且不是按照只看到缓慢变化的‘进化论者’的庸俗见解进行观察，而是要辩证地进行观察。”（同上，第602页）列寧针对普列汉诺夫只是抓住事物的表面现象而抛弃本质、全面的东西的诡辩论的思想方法时说：“在用诡辩术偷换辩证法这一崇高事业中，普列汉诺夫真是创了纪录，诡辩家抓住‘论据’之中的一个，而黑格尔早就指出，人们完全可以替世上的一切找出‘论据’。辩证法要求从发展中去全面研究某个社会现象，要求把外部的表面的东西归结于基本的動力，归结于生產力的发展和阶级斗争。”（同上，第624页）正是依据这种思想，列寧经过详细地占有和研究交战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和政治状况的大量材料的基础上，明确指出，战争就是帝国主义性质的、掠夺性的、非正义的、罪恶的战争，是帝国主义国家重新瓜分殖民地的战争。无產阶级政党应该反对这场战争，同时利用本国政府在战争中的失败，发動革命，推翻资產阶级的统治。列寧正是依据唯物辩证法理论对战争性质做了客观的分析和判断，制定出无產阶级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由此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其实恩格斯在1990年就已经指出了这种思想。他在该年10月17日致友人施密特的信中谈到把握历史的本来面目时说：“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指明正确的道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1971年版，第283页）由此可以说明，任何对 “客观事实、本质”的认识如果离开唯物辩证法和科学的理论分析是不可能的。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就不懂得这一道理，只是抓住社会现实的个别例子、现象、枝节就武断地做出对事物整体的结论，由此不可能做出科学的正确的结论。任何人对事物的认识不可能没有思维方法，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的做出错误结论也有思维方法，但这种思维方法是错误的思维方法，是孤立、静止、片面、否定矛盾的形而上学方法，是诡辩论的方法，归根到底也是唯心主义的方法。
就对事实的价值判断而言，更离不开判断者自身的立场和利益。立场和利益观不同，就不可能对同一事实做出同一的价值判断。大家所熟悉的毛澤东所写的《湖南农民運動考察报告》中就谈到，湖南农民運動起来之后就面临着“糟得很”还是“好得很”的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判断，其根本原因就是阶级立场不同、利益观不同。正如毛澤东同志说，农民運動“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角。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致力于国民革命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阶级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每个革命的同志，不应该跟着瞎说。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得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動，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動好得很！……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動。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動，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動，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動，否则他就是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毛澤东选集》第1卷，1991年版，第15—16页）
同时，对事实的价值评价也离不开历史观的方法。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党宣言》中对资產阶级的历史作用的评价就是典型的历史的方法。空想社会主义根据当时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全盘否定资產阶级。馬克思恩格斯運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从生產力和生產关系的矛盾運動的基本原理出发，指出资本主义生產方式和资產阶级的出现是生產力和生產关系矛盾運動的结果，是取代封建生產关系适应生產力发展的结果，“资產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历史中所创造的生產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產力还要多，还要大。”（《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277页）“资產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同上，第274页）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特别是生產力和生產关系的矛盾運動中，资本主义的生產关系与生產力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生產关系阻碍生產力发展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其最终结果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社会主义胜利，同时，资產阶级对历史的作用就从进步、革命的作用转变为消极的、阻碍的作用。馬克思、恩格斯正是依靠这种历史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对资產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做出来了科学的价值判断。总之，对事实的价值判断既离不开立场和利益观，也离不开科学的理论和科学的方法。
对事实的认识和评价为什么不能离开理论与立场呢？
一是因为实践与理论本身就是对立统一关系，其在对立的同时，也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的关系。在实践决定理论的同时，实践也离不开理论的指导。改造世界的物质的社会实践活動离不开理论的指导。同理，认识社会实践活動的各个要素如实践的主体、实践的客体、实践的条件、实践的过程、实践的结果等也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在认识任何客观事实、历史真相、事物本质时，在依靠十分丰富、合乎实际的感性材料的同时，必须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做指导。否则就不可能对“实践”的事实做出科学的结论。如果对“实践”的事实做出不符合实际的错误的判断来，以这样的所谓“实践”能够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吗？更不能成为所谓的“唯一”标准。二是因为对事实的价值判断本身就是一个价值认识。而价值本身就是一个关系范畴，是客体对主体的需要、满足程度。价值主体本身就是一个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个人或群体，其本身的需要、利益不同，必然对客体的价值判断也不同。上世纪80年代韩树英教授编写的哲学教材有一幅画：一个正在浇花的小女孩看到下雨了，就拍手叫好。而另一个正在踢足球的小男孩就埋怨起下雨来，说下雨不好。由此说明离开判断者的具体条件和需求是不可能对客体做出正确的结论来，对自然现象如此，对社会现象更是如此。馬克思主义所讲的检验真理标准的“实践”是“社会实践”，它包含个人实践但不能归结为“个人实践”，其实践主体永远是推動历史发展前进的人民群众的实践。因此，评价“实践过程、结果”的立场问题只能是人民群众的立场、只能是无產阶级和劳動人民的立场。也就是说，站在大多数人的利益、需求角度看问题，还是站在个人的少数人的需求、利益角度看问题，对实践结果的价值判断是不一样的，甚至是根本对立的。在阶级社会中，站在剥削阶级和少数人的立场上和站在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是不可能对同一事物或现象做出相同的结论来。如前所述，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和站在农民阶级上评价农民運動必然做出“糟得很”还是“好得很”的根本不同的结论来。
我们知道，《唯一标准》一文的直接目的就是想用这一理论批判和否定“两个凡是”。所谓“两个凡是”就是指年月“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中的一段话即“做”据说这个社论是中央的两位笔杆子郑必坚和龚育之起草的，“两个凡是”也是出自于他们之口。后他们又为当时的华国锋起草一次会议发言，华国锋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讲话中同样有 “两个凡是”。所以不管华国锋后来怎样辩解，“两个凡是”就成为华国锋的主张。但无论是谁提出的，当时在毛澤东同志刚刚去世，提出“两个凡是”思想的直接本意就是还要继承和坚持毛澤东晚年的基本理论和实践。这个基本理论与实践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为主要内容的无產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就这一思想而言，既不是两个笔杆子的独创，也不是华国锋本人的独创。毛澤东去世时，中共中央发布的讣告和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在悼念大会所致悼词中就一再强调，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坚持无產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大团结，巩固和发展无產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反修防修，巩固无產阶级专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一个对中华民族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做出极其伟大贡献的伟大领袖去世后，强调要继承其遗志，继续坚持其基本理论与实践，这能是错误的吗？从这个意义上说，提出“两个凡是”思想本身并没有错误。但郑、龚二人把上述思想简要概括为“两个凡是”的表述，极容易使人误解为林彪所鼓吹的“毛澤东的话句句是真理”。这显然就错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用“两个凡是”的表述表达“毛澤东晚年的基本理论与实践”确实不准确、不确切。如果在后者意义上否定“两个凡是”的提法，我想无论是对当时的大多数人来说，还是今天从研究的角度评价“两个凡是”的正误，人们都是能够正确理解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有一篇《“两个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义》的谈话。意思也是说，毛澤东自己也承认也犯个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8页）“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寧、斯大林没有到说过‘凡是’，毛澤东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同上，第39页）邓小平这样分析“两个凡是”提法的错误是正确的。用“两个凡是”是错误的表述，可以直接推论出毛澤东的每句话、每一个观点不一定都是正确的，但绝对不能直接推论出某一句话、某一个观点一定是错误的，特别直接推论出毛澤东晚年的基本理论和实践也是错误的。《唯一标准》一文本身没有直接批判“两个凡是”，据说是策略而已，实际就是批判“两个凡是”，其后的大量文章已经直接点出这一点。但其所批判的“两个凡是”并不主要是“两个凡是”语言表述方面的错误，而是借表述的错误，其实质内容是否定和批判毛澤东晚年的基本理论与实践即阶级斗争为纲、继续革命理论与文化大革命的实践。
《唯一标准》及其大量相关文章实际的逻辑推理过程简要归结如下：
1、“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就说，“实践”出了问题，或者说“实践”失败了，那么指导它的基本理论就一定是错误的。
2、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失败了，或者说出现大量问题，如国民经济崩溃、干部都被打倒、知识分子被改造等大量事实。
3、因此指导文化大革命实践的基本理论即阶级斗争为纲、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就是错误的。
4、既然阶级斗争为纲、继续革命的理论被实践检验是错误的，那么继续坚持毛澤东阶级斗争为纲、继续革命理论就是背离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就是思想僵化，就是“左”的教条主义。
5、因此要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抛弃阶级斗争为纲、继续革命的理论，或者说从毛澤东的阶级斗争为纲、继续革命的理论中解放出来，提出和建立一套新的理论。这就是后来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文的基本的逻辑思路。
这整个逻辑推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前三句，第二阶段为后两句。假如第一阶段逻辑推出的结论是正确的，那么第二阶段的逻辑推理本身没有任何错误，自然最后的结论也是正确的。但问题就出在第一阶段的推理上。
第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整个推理的大前提。笔者在“之一”部分已经论证了这个命题是错误的。以错误的大前提为逻辑出发点，根据形式逻辑的理论分析，就不可能证明推出的结论一定是正确的。但假如我们认为它是强调实践标准的最终性这个意义上说的，以此为大前提。如果说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是失败了。那么从失败的实践是否一定能够推出指导实践的理论就完全是错误的呢？显然也是无法推出的。因为按照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理论，实践标准既具有绝对性，也具有相对性。《唯一标准》一文也阐述了这一思想。既然《唯一标准》一文承认实践标准的相对性，承认实践本身在一定阶段上有其局限性，那么文革的实践活動本身是否有局限性？文革的失败就绝对证实指导它的基本理论完全是错误的吗？这里就存在一个理论问题，究竟怎样说明和论证实践的局限性问题？还需要不需要通过已经被实践检验为真理的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理论说明和加以论证？《唯一标准》一文根本不分析文革实践本身是否有局限性，就简单武断地以文革的失败绝对证明其指导思想和理论一定是错误的这一结论。其论证过程岂不是否定了列寧关于实践标准的相对性思想吗？岂不是把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的绝对性绝对化了吗？以这种不讲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只讲绝对性的歪曲了的所谓“实践标准”理论为理论依据，分析、推断、判明毛澤东晚年的基本理论，其结论能够是正确的吗？
第二，我们仍然假如《唯一标准》一文强调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绝对性思想，实际上是说实践的过程和结果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实践的过程和结果”这一事实？对“实践的过程结果”即客观事实认识不一样，那么由此推论指导其实践的理论是否正确，认识结论能够一样吗？
我们根据本文第一部分所做出的结论，就具体评价《唯一标准》一文所理解的“实践过程结果”究竟站在大多数人的立场上運用唯物辩证方法得出的科学的结论呢？还是离开大多数人的立场運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做出的错误的结论呢？
首先就《唯一标准》一文最初作者对待“文革”的立场说起。大家知道，《唯一标准》一文最初的起草者是原南京大学哲学系胡福明，后又经中央党校一些人修改后以“评论员”名义发表的。2008年，纪念该文发表30周年时，北京《新京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主要作者胡福明谈文章写作过程》。文中胡福明谈他写作的起因时说：“我在南大是搞哲学专业，拥有专业的敏感性，这也是我对‘文革’灾难的反思的结果。我在‘文革’中先被打倒，后来成为逍遥派，一路看过来，变成观察者。为什么后来我写文章？因为我痛恨‘文革’。”“1966年6月上旬，我被作为匡亚明黑帮分子打倒，所有的‘黑帮’待遇我都受到了。女儿那时只有2岁，被人骂为‘黑崽子’，哭着跑回来。这不仅是我一家的遭遇。我后来能够批判两个凡是，与‘文革’灾难太普遍有关，老百姓穷透了，苦透了。”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胡福明从文革一开始，就抱着对文革极端“痛恨”的态度，这种态度一直贯穿于文革始终，同时也就成为他写作《唯一标准》一文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動机，也是他的基本立场。凡是经历过文革初期的同志都记得，文革初期特别是1966年的6月份，相当多的领导干部、教师、甚至一些学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这些受到冲击的同志对文革有不同程度的抵触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什么文革期间那么多的人受到冲击？其原因究竟是什么？简单地把原因归结为毛澤东“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是否是正确呢？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因果联系，且因果联系是客观的、多样的。任何结果可能有多种原因，同一结果可能有不同的原因。唯物辩证法要求把事物放在具体的环境和条件下，具体分析事物的具体原因，反对把同样的结果简单归结为一种原因。固然文革期间发生的事情特别是一些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确实同文革有直接的联系。但受冲击的原因却不完全相同。一些领导干部在领导工作中不同程度地执行修正主义路线，或者犯严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错误，受到群众的揭发批判也是正常的，毛澤东发動文革的本意就是要发動群众揭发我们队伍中特别是干部队伍中的阴暗面。如果能够真正理解毛澤东发動文革的本意，就能够从最初的对文革的抵触情绪逐步转化为自觉接受群众的批判教育。而且文革期间确实有许多领导干部就经历了这样的转变过程。还有就是在群众運動起来之后，不可避免地有过火或过头行为，扩大了打击面，导致一些人受到冲击批判。特别是文革初期对教师的批判，尽管毛澤东多次强调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改造问题，但運動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是一般教师。再有就是党内某些受到批判的当权者有意识地转移斗争大方向，把運動重点从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转移为整一般领导干部，或者一般教师，甚至把矛头指向敢于揭发批判他们错误的普通群众和普通学生。例如1966年6月份，当群众運動起来之后，刘邓等人以指导運動为名派工作组到各类学校，和还在掌权的一些学校党政领导一起将相当多的在運動中造反、活跃的普通教师、学生打成“伪左派”、“真右派”、“反革命”。有的甚至被开除了党籍和团籍。据有关资料报道仅在北京24所高等院校的统计，工作组伙同校系两级党组织在很短的几十天内，就把1万多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千多名教师打成反革命。这部分教师、学生挨整原因不能归结在毛澤东发動文革，而应该归结为刘邓等人破坏文革和扩大化的错误。毛澤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已经明确批判了刘少奇等人镇压群众的罪行。胡福明作为一名普通教师文革初期受到冲击，甚至被打倒，肯定是错误的。但胡不具体分析自身被批判、打倒的具体原因，而简单地把一切文革中受到冲击、批判的原因和责任一律归结为毛澤东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革实践本身，并且把这种从最初的抵触情绪发展到对“文革”的极端“痛恨”，且始终延续下去。胡福明作为从事哲学专业的大学教师，不会不懂得唯物辩证法因果联系的客观性、多样性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基本原理，但在认识自身被批判的原因问题上却采取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由此导致自始至终就站在文革的对立面，把自己个人的遭遇直接等同于全党和整个国家的遭遇，且又简单片面归因于毛澤东晚年理论及其指导下的文革实践。以这种扭曲的错误的“实践过程、结果”去检验毛澤东的继续革命理论，能够得出科学的结论吗？胡福明的这种思维方式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相当多的文革中受到冲击、批判的一些人特别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如同胡福明一样，自始至终，反感文革，且把主要甚至根本原因归结为毛澤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及其发動的文革。有的人虽然曾经口头承认群众对自己的批判和毛澤东发動文革是正确的，并表态“永不翻案”，但思想实质并没有根本改变，一旦时机成熟，就公开举起“翻案”的大旗。站在这种立场上和片面的思维方法能够对“文革实践过程、结果”做出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结论吗？以这种错误的“实践过程、结果”怎么能够去检验毛澤东的理论呢？
其次，从《唯一标准》一文坚持的所谓“实践结果”是“国民经济崩溃、干部都被打倒、知识分子被改造”等事实说起。我们知道，毛澤东同志所发動的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无產阶级专政条件的继续革命实践。就毛澤东发動文革的实践動机而言，1981年的《决议》是给予肯定的，主要是反修防修。既然是第一次，不可能在实践中就能够做到十全十美，不可能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且也确实出现了。许多问题也确实很严重。毛澤东在文革实践过程中就已经察觉到大量问题，而且在努力纠正。他在晚年谈到文革中存在的问题时说：“ 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建国以来毛澤东文稿》第13册，第488页） 也就是说，毛澤东始终是承认文革中存在的大量社会问题的，我们还可以据此列举更多的问题。但毛澤东同志并没有因为文革实践中存在的这些问题而根本否定文革实践。他说：“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同上）毛澤东这里对“文革实践”的看法是建立在两分法、本质与现象、主流与支流辩证关系的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基础上的。也就是说，毛澤东所承认文革中的大量社会问题究竟是本质，还是现象？是主流，还是支流？能否把这些现象、支流看作本质、主流？《唯一标准》一文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恰恰是把文革实践中出现的大量负面现象、支流如“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当作本质、主流，甚至完全无视文革实践中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和政治、文化、外交领域的巨大成果，把文革实践妖魔化为“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十年浩劫”等。乌有之乡网、毛澤东旗帜网、东方红网、红歌会网等许多红色网站发表的大量文章已经通过大量事实对上述错误认识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批判和科学的阐述。笔者这里不再赘述。笔者所指出的是，所有这些对“文革实践”做歪曲、妖魔化结论的人不仅其基本立场站在了人民群众和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对立面，而且其思维的基本方法完全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如同列寧当时批判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一样，只是抓住社会现实的个别例子、现象、枝节，并加以夸大、歪曲，从而武断地做出对事物整体的结论，其思维方法是孤立、静止、片面、否定矛盾的形而上学方法，归根到底也是唯心主义的方法。《唯一标准》一文是典型的背离唯物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思维方法，其对“文革实践”的认识也是“枝节之论”，而不是“自在之物”本身。当时发表的大量类似文章的基本思路和思维方法就是这样。就是以这种错误的“实践过程、结果”去检验毛澤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其结论必然是错误的。
由于《唯一标准》及其当时公开发表的一系列有关真理标准的论文，都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错误的命题作为论证毛澤东晚年理论的大前提，又对检验真理标准的“实践”站在错误的立场上和運用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做出了错误的结论。也就是说，在整个推理过程中，大小前提都是错误的。按照形式逻辑的规则，大小前提其中一个是错误的，都不能由此推出正确的结论，何况在《唯一标准》一文的推理过程中，大小前提都是错误的，其推论出的结论不可能就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唯一标准》一文利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后论证出毛澤东的阶级斗争为纲和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错误的这一结论也是错误的。因此，根据这一错误的结论，所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际就不是从被实践检验是错误的结论中解放出来，而是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从馬克思主义的正确观点中解放出来，也就是抛弃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產阶级专政的理论，抛弃阶级斗争为纲、继续革命的正确理论。事实也正是如此，许多人也正是循着这样的思路，首先是从毛澤东的晚年理论中解放出来，之后又从毛澤东思想中解放出来，接着又从列寧主义中解放出来，最后又从《共產党宣言》和整个馬克思主义中解放出来。因此，这场大讨论的结果不仅没有真正做到实事求是，而且一步步地发展到最后彻底抛弃了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抛弃了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和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导致各种修正主义、反馬克思主义的思潮直接或间接的大泛滥，导致各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更加猖獗。当代现实生活中各种封建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的严重泛滥，各种偏离或背离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潮的严重泛滥，以及对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猖狂进攻，特别是当今对中国社会危害最大的直接与馬克思主义对抗的资產阶级人道主义的现代变种“普适价值”理论对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严重影响及泛滥几乎都与这次所谓“思想解放”運動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今天，也确实需要一场真正的“思想解放、实事求是”運動，那就是从当前各种背离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思潮中解放出来，真正实事求是地对待文化大革命及其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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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若干年后，后人们回忆这一段历史，定然是各种滋味。。。。。。
&&&& 估计不会有很多褒义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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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楼，你的估计绝对错。三十年的实践已经活生生的摆在中国人民面前了，广大的人民群众早已经用行动做出了回答，郝贵生只是回到原点重新认知和总结罢了。标准谁来定，很简单，看是否有益于人民，只要有益于人民的言行就一定有很多的褒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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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啊，，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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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死不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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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完美那样坚强，金钱和美女就足以把我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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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死也不加点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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