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05：经济新闻·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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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B05：经济新闻·对话
上市公司市值管理中心主任施光耀解读“市值管理”被写入新国九条：
“国企应建立市值考核体系”
日 星期五 新京报
上市公司市值管理中心主任施光耀。新京报记者 薛珺 摄
　　5月9日，国务院发布新国九条，从顶层设计描绘了下一阶段资本市场发展的路线图。新国九条提出，“鼓励上市公司建立市值管理制度”，这是“市值管理”一词首次出现在国务院文件中。　　5月13日，上市公司市值管理中心主任施光耀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市值管理被写入新国九条，表明中国资本市场建设的市场化取向。只有当市值得到重视之后，股东的回报才可以实现，投资者的信心才能增强，市场才会繁荣。　　目的是股东价值最大化　　新京报：对于部分投资者来说，市值管理是一个新鲜的词汇。什么叫市值管理？　　施光耀：市值管理是上市公司以市值为导向的企业价值管理。　　新京报：从定义来看，市值管理是企业价值管理的一种？　　施光耀：是的。西方并没有“市值管理”的概念，他们的市场比较成熟，是个有效市场，企业的市值可以得到有效的反映。而国内则是弱有效市场，企业的价值并不能完全揭示。　　因此，这个词是吸取了西方成熟市场体制下的企业价值管理、公司金融里的基本原理，同时又结合了中国弱有效的新兴市场特征，综合形成的一个词。　　新京报：这个名词最早什么时候在国内出现？　　施光耀：可以追溯到2005年，当时股权分置改革刚刚开始推行。股改之前，分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大股东、中小股东、管理者之间的利益没有打通。股改之后，市值才是大小股东、管理团队和整个市场共同关注的目标，所以那个时候提出了“市值管理”的概念。　　新京报：市值管理的目的是什么？　　施光耀：根本宗旨是股东价值的最大化。具体到每家公司，可能做市值管理的目的不同。有些是为了维持行业内的地位，有些是为了定向增发或者并购，需要维持一定的股价和市值。　　新京报：同一家上市公司的不同股东利益也许是不一致的，如何平衡和取舍？　　施光耀：一个集体中，存在不同的利益主体，就一定会有利益冲突，这是正常的。和其他指标相比较起来，市值是能够打通各方利益主体利益诉求的媒介。如果公司市值升值，大股东、中小股东、管理团队的利益都会有所增长。反过来，如果市值萎缩了，他们的利益会受损。　　股改前，有很多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的案例，中小股东的利益受到损失。股改完成后，大股东如果再像过去一样掏空上市公司，市场就会对这种行为进行估值，最终影响上市公司的市值。大股东尽管会套走一部分钱，但是他的股权资产却是在缩水的。因此股改之后，上述问题得到了抑制。　　坐庄不是市值管理　　新京报：如何做市值管理？市值管理的手段有哪些？　　施光耀：凡是影响市值大小的那些因素，都应该是我们管理的对象或管理的内容。从基本来说，企业的销售、盈利能力、行业地位、财务状况、商业模式等影响市值，另外企业文化建设，品牌建设、投资者关系也会影响市值。　　找到影响因素之后，就可以梳理出来管理的路径。首先，从市值形成逻辑可以找到一条路径。市值等于利润乘以市盈率，因此一方面要管好利润，一方面要提高估值水平。　　其次，从管理的流程来看，分为价值创造、价值实现、价值经营三个环节。所以，市值管理实现方式多样。　　新京报：目前一些上市公司热衷制造概念，把股价拉上去，然后大股东或者管理层在高位套现，这是否也属于市值管理呢？　　施光耀：你讲的属于股东的资产管理范畴。股东有一笔财富，但不是现金形态，而是股权形态。股东为优化或改变这样的资产结构要减持股票，增加现金。这和市值有关联，但并不等同于上市公司市值管理。　　股东的资产管理有对应的法则，不管是大股东还是小股东都不应该去操控或左右上市公司的经营决策，从而实现利益。否则就属于违规。　　新京报：那坐庄肯定也不是市值管理吧？　　施光耀：没错。比如一些私募基金打着市值管理的旗号，敲开上市公司的大门，商量你出多少钱，我出多少钱，然后上市公司如何配合，共同把股价做到多少钱。这不是市值管理，这是坐庄，这是操纵。　　新京报：市值管理在国内有哪些人在做？　　施光耀：国内做市值管理是两支队伍，一支是企业自己，另一支是中介服务机构。　　目前上市公司中，由于对市值管理的认识不够，很少能找到专门研究、关注资本市场，能够从事以市值为导向的一种管理工作岗位。最多就是个董秘办、或者财务部，股权管理部那么几个人，根本不可能站在市值的高点来谋划公司的整体经营目标、战略。　　国企应建立市值考核体系　　新京报：你曾说过，未来国资委对央企管理人应建立市值管理的考核体系。　　施光耀：这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首先，它是我们国企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必然要求。国资管理部门今后要慢慢改革成国资的运作平台。　　其次，它也是国资保值增值的要求，上市的国有资产还是用净资产来估值的话，不能分享资本市场的溢价，将是严重的流失和浪费。目前上市公司的国有资产应该说是被低估的，大量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都低估了净资产。　　最后，这也是国资优化经营模式的要求。把不需要经营的东西让给市场，把应该掌握、控制的东西吸收进来，要在这个行业里面做加法，那个行业里做减法。这个加减过程中间，必须要有市值管理作为配套。　　其实后股改时代，国资管理部门就提出要把市值列为考核内容。但当时有一个阻碍的原因是，有些国企改制了成为上市公司，有些还没有。所以，需要等待国有企业大部分整体上市了以后再推进市值考核可行性更大一点。　　新京报：如何理解这其中的必然性？　　施光耀：上世纪70年代末，搞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我们的企业就是生产车间，不是独立的利润主体，考核它的是产值。改革开放之后，从考核产值到考核利润，前进了一大步。未来一定会从考核利润再转到考核市值，因为这是历史的必然。　　新京报：一些国企的分红率挺高的，尤其是银行股，而且管理层一直也鼓励现金分红，这样国企做市值管理的动力是否会减弱？　　施光耀：上市公司年度分红是个重要的股东回报形式，但它不应该是全部，在海外成熟市场也不是，海外大公司在考量股东回报的时候，是股东总回报的概念，包含了分红回报和资本溢价回报。　　如果分红成为了股东回报的全部，将没有人来投资。其实大量的公司都是分红回报率不及银行的，股票投资是有风险的，而存银行几乎无风险，那存银行好了。　　目前国企平均市盈率不到10倍　　新京报：A股过去几年持续低迷，而美国股市最近又创新高。市值管理对大盘有什么样的意义？　　施光耀：市场的繁荣是来自于一家家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的绩效的总和。A股总是在2000点左右徘徊，那是因为部分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不注重市值和市值管理。而他们占据的净资产达到上市公司的83%，销售达到84%，总资产是88%，利润是85%。　　目前国企的平均市盈率不到10倍，比成熟市场的市盈率都要低。但如果他们的模式和成长不能符合市场的估值要求和预期，它的市值水平就会明显低估。因此表面上来看，问题暴露在大盘上，其实根子是企业。　　如果国有上市公司的估值水平都能达到民营上市公司那么高，那这个市场就不会是2000点，而是4000点、5000点，　　新京报：目前全球市值排行前十位的上市公司都在美国，这对于国内企业有什么样的警示意义？　　施光耀：如果我们拿出2007年的榜单来看，大量的公司都是中国的。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我们从曾经的前十强或者二十强又出来了。　　盈利能力，创新能力，核心竞争能力，决定了企业的内在价值，也是决定我们市值的重要基础。工商银行曾是全球最大的银行，万科曾是全球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他们的市值之所以下降，是因为市场对于他们的这三种能力有疑惑。　　新京报记者&白金坤<INPUT type=checkbox value=0 name=titlecheckbox sourceid="SourcePh" style="display: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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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帖]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原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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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章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主题和实质，历数探索道路的艰难历程，揭示出道路自信源于对国情的正确判断、对现实依据的准确把握、对经济基础的清醒认识以及对发展规律的遵循，同时阐明了要培养道路自信必须从坚定信念、增强信心两方面着手。　　 道路问题是关系国家命运、民族前途和人民福祉的重大问题。由于民族的多样性、文化的差异性，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道路千差万别，但相同或相似意识形态的国家，所寻找的道路具有相似性。作为当今世界大家庭的一员，中国在寻找发展道路问题上，经历了一波三折，尤其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经历了寻找正确道路的艰难过程。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道路自信”。这条道路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它既不是走一条“回头路”，即老路、旧路，也不是走一条资本主义的歪路和邪路；它冲破封闭僵化的“闭关锁国”的状态，提倡改革开放，同时又反对改旗易帜，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它的中国特色融实践特色、民族特色、理论特色和时代特色于一身。其领导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并以最广大的人民群群众为最可靠的依赖力量，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条道路的科学内涵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五位一体”，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全面发展。道路的主题和目标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实质就是坚持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际相结合，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和民族风格的崭新康庄大道。　　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历程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的历史。鸦片战争之后，外国列强依靠强大的军事实力，迫使腐朽落后的清王朝签署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昔日大清帝国被瓜分豆剖，尤其是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的签署，标志着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国外受帝国主义歧视和压榨，在国内受封建官僚军阀的剥削压迫，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华儿女为了救亡图存，为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长达100多年斗争，中华民族的脊梁们积极寻找救国救民的济世良药。　　首先掀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开办机器制造局、造船厂等实业。中日甲午海战，中国北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洋务运动宣告破产。随后实行变法图强。随着戊戌六君子惨遭迫害，变法运动在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派的血腥镇压下彻底失败。不甘为奴的中国志士仁人在苦苦探索中国独立之路，在把民族独立的希望寄托于统治阶级的幻想破灭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痛定思痛，纷纷睁眼看世界，希望运用西方的资本主义思想来摆脱国家的贫穷和落后。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坚持以武力推翻洋人的朝廷―清政府，发动辛亥革命。虽然只赶跑一个皇帝，但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由于没有发动群众，得不到群众衷心地拥护和支持，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窃取，随着护法、护国运动如火如荼，袁世凯的帝王美梦破灭后，中华大地又深陷于军阀混战之中，各方军阀在各自帝国主义的主人的支持下，割据称霸，鱼肉百姓，走资产阶级道路只是死路一条。　　其间虽然洪秀全举行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建立太平天国，但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起义失败。为平息国内民众对当局不满，清王朝实行君主立宪，但那是一种掩耳盗铃的幌子，是种自欺欺人的把戏，不能挽救其覆亡的命运。变法维新失败、辛亥革命落空，国家命运、民族的前途一片黑暗。　　一战结束后，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仍然作为战利品被其他战胜国分享。巴黎和会不平等条约，激起不甘屈辱的人民对北洋政府的强烈不满，掀起五四运动高潮，随着西方的科学民主观念传入中国，先进西方思想（如马克思主义思想）逐渐为中国人接受，作为新的政治力量的无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的面貌焕然一新。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出推翻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彻底主张。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决中国前途命运等问题，在理论与实际的有机结合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雏形已经显现，在华夏大地诞生毛泽东思想，在其指导下，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了新中国，完成民主独立、人民解放，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从1956年至1976年，在长达20年的探索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寻找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其间，由于毛泽东等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同时深受革命思维和斗争思维的影响，模仿苏联模式来进行发展，实行计划经济和高度中央集权导致“大越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党的十二大，邓小平提出“建设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此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中国人民沿着这条道路奋力前行。　　1989年，由于受国际大气氛的影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大幅度萎缩。针对西方叫嚣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邓小平提出：“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眼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①发展经济，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走社会主义道路。　　2008年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等，导致经济大衰退，国家的政局动荡，很多国家破产，频临倒闭，而社会主义中国经济却稳步向前。在总结国内实践经验的基础上，35年改革开放取得的辉煌成就，使人民逐渐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中国切实可行的道路，只有走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发展中国、繁荣中国和富强中国。　　&　　道路自信的来源　　源于对国情的正确判断。虽然我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谋生存求发展，并走出了一条富强之路。但我们在成绩面前仍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国情没有改变，即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时，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也没有改变；我国仍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没有改变。这三个没有改变就是中国国情。　　国情是中国实际，是处理和解决问题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对国情缺乏准确判断，发展道路就失去依据，处于盲目迷糊状态，道路就会偏离正确轨道，就会导致曲折甚至倒退。基于世情国情民情，我们只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现代化的实现和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才有希望前景。既反对“右倾”走改旗移易帜，即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让西方民主制一统天下。又要反对“左倾”，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滑向计划经济、高度集权的苏联模式。中国人的事情由中国人民自己决定，中国的发展道路由中国人民自己选择。“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要确定目标，坚定信心，不懈怠、不折腾，一步一个脚印，踏实前行，一定能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源于对现实依据的准确把握。随着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发生巨大的变化，国民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位，短短几十年走过了西方上百年的路程。况且中国发展是靠中国人民勤劳、智慧和艰苦奋斗创造出来的，是靠在中摸索出来，开辟了一条属于中国自己的道路。西方发展现代化靠的是殖民地扩张、资本掠夺。在国内，对民众进行残酷地剥削压迫；在国外，对殖民地人民进行肆无忌惮地奴役豪夺，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家史，是野蛮血腥的强盗史，把自己国家和人民的富裕、幸福建立在别的国家和人民的痛苦和贫穷之上。　　中国人民取得成就是在双赢中进行的，维护世界的和平发展，同时也在与别的国家经贸往来中，促进其他国家经济，中西发展现代化途径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尤其在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下，西方经济发展举步维艰，而中国经济却以较高的增长率持续地发展，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引擎”，是世界经济迅速复苏的“领头羊”。而资本主义本身所固有的矛盾，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爆发，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弊端靠自身力量是无法解决，只有出现一种新的科学发展模式代替它，才能克服这一矛盾。　　西方理论霸权主义者，提出“西方民主制度将一统天下”、“新自由主义模式将成为全球普遍模式”、“共产主义将最终消亡”三大预言。针对这三大预言甚嚣尘上，中国将向何处去？在新世纪新历史时期，道路问题又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为澄清错误认识，辨明道路的是非曲直，根据我国改革取得辉煌的成绩，这三大预言在中华大地已经落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义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彰显了社会主义巨大政治优势。　　源于对经济基础的清醒认识。坚持走一条新路和正路，必须深刻认识这条道路的经济基础。为此，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由于没有现成的道路可供模仿，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供借鉴。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同时，邓小平提出“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常抓不懈。随着实践的深入、经验的积累，对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有便清醒的认识。邓小平提出，“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　　针对如何界定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邓小平在开始时也不十分清楚，他通过排除错误的做法和看法，终于认识到“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②。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解决如何建设好中国核心和根本前提，而对于社会主义的本质阐释，就是非常明确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必须遵循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正确对待和妥善处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狠抓发展生产力不放松，努力实现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这是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应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③。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区别其它社会的显著标志，在原始社会虽然实行共同分配，但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物质资源匮乏，无法实现共同富裕，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阶级社会，只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人民利益被剥夺，存在两极分化，共同富裕只是一句空话。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发展经济，才能更好地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才能最终实现人民共同富裕之梦。因此，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道路自信的关键。　　源于对发展规律的遵循。一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阶段发展，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规律”，这一规律的基本内容是：“第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决定它的性质、形式和发展变化。第二，生产关系适合或不适合生产力状况，对它起促进或阻碍作用。”④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忽视经济发展，将导致人民的生活日益贫困。计划经济、高度集权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倒退濒临崩溃的边缘，致使国家一穷二白，人民食不果腹。苏东巨变的原因之一，在于忽视发展生产力，导致人民的生活水平一直没有起色，人民对苏联东欧共产党失去信心，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失去信心。　　二是符合党的执政规律。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治国理政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必须遵循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一规律。密切联系群众，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始终代表群众根本利益。为解决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否则，国家命运、民族前途和人民幸福便无法保障。　　&　　如何坚持道路自信　　坚定信念。一是要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自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无数的志士仁人都在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或变法或维新或起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都无一例外以失败告终。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救中国的唯一抉择。实践正在证明并将长期证明，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更好地发展中国。　　二是要坚信社会主义制度优越资本主义制度。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发展生产力是为了实现人民共同的富裕，不是剥削也不是为了造成两极分化。虽然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走了弯路，同时官僚主义、腐败问题等影响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发挥，但这不是主观造成的，而是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遗留下的流毒，不是一朝一夕能肃清的，需要循序渐进。　　三是要坚信党的领导的正确性。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其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进而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其最终目的和崇高理想。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革命性、战斗性和实践性，它是正确反映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规律的科学，是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用马列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是为穷苦人民大众服务的政党。　　增强信心。为增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继续牢固树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信心不动摇。要想实现“三步走”的战略，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只有狠抓经济建设，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才能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才能实现人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才能最终实现。　　二是继续加强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成功的关键。加强党的领导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新形势下，党不仅面临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同时也面临着市场经济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在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考验面前，为使我们共产党不至于褪色变质，必须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　　三是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是推动人类社会和历史前进的不竭动力和源泉。要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梦想，必须动员广大人民的力量，齐心协力，众志成城，才能完成。为此，应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密切党与群众的关系。在任何时候都要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
[转帖]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原理的研究以上内容摘取自《C2C电子商务信用评价系统研究.pdf》，若想查看原文格式，请如果您觉得不放心或未尽人意，请复制链接到电脑端访问（同时支持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体制内另类的媒体人？
我希望中国变得像欧美那样但那是幻想
主笔：胡曼&&&&摄影：卡洛
往期精彩回顾
胡锡进面部表情相当生动：闲谈时，笑容可掬，圆融、内敛；工作时，眉头紧皱，敏感、外扑。作为《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的“复杂中国”说也是这份报纸社论的立论基础。很多人关注《环球时报》，赞成者和不赞成者势同水火，而这也恰恰说明了它的判断并非全社会的共识……
“我是体制内另类的媒体人”
搜狐文化：网上有这样一种说法“许多总编其实根本不敢暴露自己的政治立场，保守了怕被骂，激进了怕影响自己政治前途”，您敢在微博上辩论，并且承认自己是毁誉参半的总编，您当时开微博的初衷是什么？您对这些评论有没有过什么顾虑？
胡锡进：我以前也说过许多次，上微博是被骗了，我不知道微博是这样，如果知道我可能就不去了。不过既然来了，就即来之则安之吧。确实很多媒体挺激进的，但是和其他报刊媒体的总编在一起，我们的想法还是一样的。只不过他们不去说，避免引起争议。我觉得是有很多偶然的因素把我推到这一步，使得我不得不做更多的承担。
搜狐文化：您是否认为自己被推到“出头鸟”这个位置上？
胡锡进：我觉得倒不是出头鸟，我觉得是一种时代的力量，把我们推到这个位置。刚开始办环球时报有一个初衷，就是想很文艺、很社会化、生活化。
胡锡进接受搜狐文化独家专访
　　但是逐渐中国跟国际政治搅在一起了，中国人的利益跟国际新闻卷在了一起，再然后又开始全球化。一个互联网把国际跟国内连在一起了，国际的事儿就像中国的事儿，中国的事儿变成了世界的事儿，这时候我们就无形中被卷入了国内的一些社会变革的风口浪尖上。我觉得时代的力量非常强大，我们想挣脱都挣脱不了，就好象一个大瀑布，当你发现好像离瀑布还有一段距离时，其实水已经控制住你了，你想跑都来不及，只能勇敢的纵身一跳。
搜狐文化：您评价自己是体制内比较另类的媒体人，您觉得在体制内怎么保持这种另类呢？
胡锡进：我偶尔说了一句我是体制内比较另类的媒体人，我有我的道德，有我的良心，有我的底线，有我的纪律观念，这些都合在一起，共同促成了我今天的新闻观念。
搜狐文化：有人评价说您的中国观影响了您的世界观，您觉得这个评价准确吗？
胡锡进：觉得说的有一定道理，因为我是学外语的，最早我看世界是带着中国人的印象去看的。我对世界那种惊讶，对于世界那种惊奇、讶异、羡慕等等，都是用我的中国观看世界的一种方式。当我走了很多很多地方。接触过无数的人，经历过残酷的战场，当我再回过头来看中国，外国那些经历又开始影响我的中国观。
　　我非常希望中国变得像欧美那样，但是非常无奈，那是幻想，中国变不成那样。我刚从印度回来，把中国变成印度那样，大家肯定也不愿意。所以，中国既不会变成印度，也不会变成美国，中国只能走一条自己的路，学世界先进的经验，善用其他国家的各种各样的好经验，在发展时尽量少走一些弯路，从别人的弯路中找到一条相对的捷径。
搜狐文化：有的人一边骂着美国一边又想移民去美国，您怎样看待这一现象？
胡锡进：我觉得不是扭曲。谁不愿意去美国生活？我也愿意。这是非常正常的心理，作为一个普通人正常的心理。产生这样的心理，是人的天性，我觉得没什么。大家骂美国，批评美国，是因为利益冲突，但批评美国并不是否定美国先进的事实，而是批评美国这种霸道和自私。这是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这也证明了每个国家都是一个最大的利益实体，我们就处在这个利益实体中。有的时候会看不到，因为国家和平了，我们就看不到它，感觉不到它，但其实这个屏障确实存在。
“我的信仰是我的经历和阅历打造的”
搜狐文化：您认为在中国怎样落实真正的监督？
胡锡进：党外监督，需要国家政治体制改革。我觉得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比如微博、互联网这不就是吗？我觉得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第一个要素，另外一个是社会力量在崛起，体制外的力量在崛起。这种力量崛起后，可以对政府进行批评，进行监督，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搜狐文化：有人评价说您在微博上的言论，看似好象在维护，实际上有些反讽的意味。很多人开玩笑说您像是高级黑，您怎样看待这一说法？
胡锡进：各种各样的议论，各种各样评价都会有，我建议他们还是好好读我的文章吧。我的文章大家能读懂。至于其他各种各样的议论、评价等等，我只能一笑置之。
搜狐文化：《环球时报》在中国当代话语场的位置很特殊，您是否想过从历史角度看，以后的人们会怎样评价环球时报以及您个人呢？
胡锡进：没想到那么远。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尽力了，扮演了一个媒体在这个时代应当扮演的角色，承担了应当承担的责任，就足够了。之所以我们饱受争议，是因为我们做事情了，在社会中永远是这样的。你做的越多，受到的争议就越多。而且互联网现在还不成熟，我们受到攻击最大的地方就是互联网。
胡锡进在战地采访
　　互联网是大家承认的舆论不够成熟，不够理性的探讨地之一。我们有自己的环球网，每天跟我们接触的就有上千万，这么大的影响面，是那些报纸跟我们没法比的。所以说社会对我们是给予认可的，如果不认可，不会有这么多人来接触我们，来读我们的东西。所以在互联网这种评价面前，我们需要沉住气，需要坚守，如果历史把我们忘掉了，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因为我们确实在认真的维护这个国家的利益，在维护这个国家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在推动中国崛起，在为中国的发展和民族复兴呐喊。
搜狐文化：曾有德国媒体评价您，从外形看像披头士乐队，喜欢脱稿演讲，富有激情，您觉得这个评价准确吗？
胡锡进：我不反对这个评价。他们是在德国媒体论坛上看到的我，我当时的表现一定有我日常表现的一部分的流露，所以他们抓到我一些表现，也没有抓错。但是那不是我的全部，因为一个人的外形和他内在的东西未必是一致的。尤其是外形很难表现他的经历。
　　我觉得我的性格，我的信仰以及很多东西都是我的经历和阅历打造的，这些经历和阅历，有助于保持我作为一个媒体人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忠诚，以及保持不断更新自己的独立的判断能力。
搜狐文化：披头士乐队给人的印象中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自由”，您是否也崇尚“自由”？
胡锡进：可能是吧，我也说不准。其实人对自己的认识并不是那么容易。你的自我感受，自我认识都会被外界对你的评价或摩擦影响着。我有一个判断力，互联网传出的一些声音代表了一部分人，代表了一种倾向，但不代表整个社会的深层的东西。所以在我做出改变之前，我还应该更多的坚持一下。
“我们确实在认真维护国家的利益”
搜狐文化：您1997年出过一本《波黑战地采访手记》，时隔这么多年，您是出于什么想法或者契机，想到出这本《复杂中国》呢？
胡锡进：因为互联网上对我的争议比较多，对我造成了一些触动，所以我想把我的一些作品放在一起出本书，书名和内容都代表了我真实的思想和看法，就是《复杂中国》。我在微博上把自己说成一个《复杂中国》的报道者，出这本书，算是对自己、对互联网有一个交代吧。
搜狐文化：《复杂中国》这一概念，是您当时办报之初有了想法，还是这么多年积累下来越来越深的感触呢？
胡锡进：应该说这些年逐渐积累出来的。刚开始办报纸的时候，我也是一个普通的编辑，当时办报纸的方向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形成今天的这种格局都是一步一步慢慢的形成的，可以说中国这些年的改革开放以及社会发展，共同塑造了《环球时报》今天的办报方向。
1994年3月，胡锡进在萨拉热窝机场与法国维和部队合影
　　我认为我们确实是有责任心的媒体，在中国目前对外交流并以中国自我发展社会转型的这种特殊现实下，逐渐形成了我们看中国的一个复杂的角度。非常偶然的一个机会，我在微博上介绍自己是一个“复杂中国”的报道者。没想到这句话在微博上传开了，而且网友把“复杂中国”跟我挂上钩，让我很意外。这也促使我们更多的思考：我们提“复杂中国”是否正确？是否有针对性？是否能长久能立得住？经过各种各样的思考，我们认为这个说法是有理有据的，所以就坚持了下来。
搜狐文化：您认为现在的中国到底复杂在哪些方面？能否具体说明？
胡锡进：目前有两极的声音，一种认为中国非常好，另外一种认为中国一团漆黑。之所以谈“复杂中国”，首先是针对这两种倾向来说的。中国确实是一个复杂的国家，首先，西方国家人口较少，而中国的人群如此之大，用他们的社会科学来分析中国有一定的困难。所以中国确实比人类政治学所能认识的主体都要特殊。
　　另外中国发展非常不平衡，作为一个国家整体而言，我们是世界最强的国家之一。但是我们同时又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因为它正处于转型之中。虽然我们制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当中还有很多具体的细节是不清晰的。中国目前价值观开始分裂，主流社会的价值观现在众说纷纭。虽然国家发展非常迅猛，这是我们的优势，但是拿中国的面貌和其他国家一比就差很多，所以大家就会产生一种自我认识的纠结状态。中国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从这些基本问题中就可以看出一些纠结和困惑，这也正是中国复杂的地方。
搜狐文化：《复杂中国》里包含您主笔的232篇文章，有人评论说，您的观点似乎存在一种双重性。您的哪些观点是职务行为？哪些观点是个人思考？
胡锡进：总的来说这本书是我的真心话，不是在压力之下写的。现在我们办报纸，就是要说真话，说实话，而不是说套话，空话。所以说这本书跟我的真实情感的对应度非常高。当然在目前的大环境下，所有的报纸都要考虑周围的承受力和感受，有的时候柔和一点等等。
搜狐文化：《复杂中国》是否是对当前中国社会的全面、真实的呈现？
胡锡进：这本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中国的角度，把中国的宏观政治现实，作为观察中国的背景。这可能因为我们做国际报道的工作中需要你站的更宏观一点，我们要面对国家利益，所以容易站在中国大的现实环境中来看问题。现在社会上流传的种种思想都能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中找到依据。虽然大家在谈论很多具体的事情，但实际还是在谈国家道路的问题，我们应该把这些事情放在一个宏观角度来看，看我们到底应该对它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以及采取什么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搜狐文化：报道一个真实而复杂的中国，是不少有雄心媒体的追求，但是各家媒体抵达“真实”的路径却大相径庭。您如何理解媒体的客观公正？
胡锡进：总的来说媒体一直在进步。因为这个时代也在推动着要求媒体一定要进步。但就媒体的客观公正性而言，它的进步程度与社会对它的需求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的社会现在处在转型期，在思想上大家比较困惑、纠结。媒体可能在技术上有很多进步，但对媒体是否跟上了社会需求，我表示怀疑。
　　我们的社会中充满了戾气、偏激，这些情绪有很多是从媒体这里传出来的。媒体是这种情绪的参与者，或者说他们推动了这些东西，并提供了大量激发这种社会情绪的材料和机会。而且在他们提供这些材料和机会的时候，没有对这些东西做更多更深度的解读，从而不能准确的帮助社会和公众对应中国现实，从而进行理解。
　　我觉得这些东西就这样，很难对它进行一个绝对的评价，但是我认为我们对这个复杂性，至少媒体高层人员，他们应当有所认识，这是对国家负责任的表现。
“国家和政府不一样，不是一回事”
搜狐文化：现在的人民对于政治越来越关注，您认为媒体是否起到了正面及真实的作用？
胡锡进：微观真实，宏观有时候不真实。
搜狐文化：您的意思是，媒体没有能够深度解读这些材料，让公众自己去分辨？或者说是媒体从某一个角度来激发公众一些不满的心理？
胡锡进：它提供了这些材料，也提供了理解这些材料的方向。但这只是通往戾气的通道。比如所有人都认为城管太不象话，但当你把所有个别的问题都归咎于整个城管的概念当中时，就是不健康的。大家都认为城管应当文明执法，但是还会出现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有一种正确的理解。
　　大家谁都敢骂城管，城管就没有了权威，这样城管就更难做了，这就是恶性循环。我觉得还应当主张依法办事，各个方面大家都要执法，不要站到价值体系一边，就像现在媒体一定要站到城管的对立面，而并不是把价值判断放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之上，这样就太片面了。
搜狐文化：有网友评价说环球时报会有一些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东西。您怎么看待这一评价？
胡锡进：总是有人批评环球时报是民族主义，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只是顺着别人说说罢了。我们也可以说日本的媒体是民族主义，因为他们都在维护本国的利益。那么环球时报在国际交往中致力于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这也没做错。
胡锡进在战地采访
　　民族主义这个词最早是西方扣给环球时报的，国内有些人被洗脑了，也就跟着说开了。国际交往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事，谁拳头大谁说了算。这时候环球时报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当然需要这样做。我们主张中国和周围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同时我们应当守住国家利益的底线，必要时做针锋相对的斗争。还是重申刚才说过的那句话，我们确实在认真的维护这个国家的利益，在维护这个国家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在推动中国崛起。
搜狐文化：有网友评论说，有很多人来批评环球时报，因为大家对于爱国这个“国”的认识产生了歧义？可以说是爱政体和爱国家两个字的差异，您怎么看待这一说法？
胡锡进：这个话不能说毫无道理，但是它只能是我们认识国家的角度之一。我们认识国家有多重的角度，必须把多重角度都给说出来，这个国家才是完整的；爱国主义，也才是完整的。如果一味强调这些，就是给自己找借口，就是在装孙子。国家和政府确实不一样，不是一回事。但是在很多时候，又很难截然分开。中国需要中国政府的组织，中国政府对国家利益的了解，实现国家利益的组织能力，是几个公知不能代替的。
搜狐文化：面对社会舆论的分裂，环球时报是否会做出某种应对的措施呢？
胡锡进：我觉得舆论的分裂，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的东西。社会多元化了，必然会导致一些舆论的分裂，价值观的分裂。社会现在处在一种不断分裂的过程中，因为多元化和市场经济，带来不断的细分，不断的分裂。但是又有一种融合、一种再团结。
　　另外什么是共识？既然都是中国人，肯定有一些共同利益，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分歧，但是大家在行为上的宽容、包容以及对共同利益的坚守，找到共同利益的能力，这些就是所谓的共识，这些东西需要大家不断的增加认识来进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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