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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7:52:11 青年报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超过8%的快速稳定增长。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美国的四十分之一增长到2012年美国同期水平的五分之一。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不平等的状况开始逐渐加剧。中国的基尼系数由上世纪70年代的0.28上升到2008年的0.45。同一时期，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东、中、西部省份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 &然而，基尼系数、城乡收入差距以及地区收入差距，仅仅是衡量不平等的一个方面，即横向的不平等。1992年诺贝尔奖得主贝克尔教授(Gary Becker)提出，纵向不平等──即代际之间的流动性──可能是社会更应该关注的一种不平等。衡量纵向不平等或者代际流动性的指标是代际之间──即父母与子女之间──教育或者收入的弹性或者相关性。如果代际之间教育或者收入的相关性越高，那么我们就说这个社会的代际流动性越低，或者说纵向不平等程度越严重。换言之，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子女的教育或者收入主要取决于父母的教育或者收入。从动态的角度来看，纵向不平等决定了横向不平等的变化趋势。从长期来看，代际流动性降低会导致一个社会中的横向收入不平等程度越严重，基尼系数越来越高。 & &虽然目前中国横向不平等问题已经得到广泛关注，纵向不平等问题却较少被注意。最近，我们利用多个微观住户调查数据，系统地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与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变化趋势，并且做出了理论解释。我们的分析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与收入的代际流动性均出现了显著的下降。 & &具体而言，在教育方面，对于年出生的人群，其父母的平均受教育年数每上升一年，他们的受教育年数上升0.33年；而对于年出生的人群来说，其父母的平均受教育年数每上升一年，他们的受教育年数上升0.37年。在收入的代际流动性方面，1970年之前出生人群的收入与其父母收入的代际弹性是0.32，即父母的总收入每上升1%，子女的收入平均上升0.32%。而对于1970年之后出生的人群，代际收入弹性上升到了0.44，提高了近1/3。运用不同的数据估计出来的代际收入弹性有少许不同；但是，总体的代际流动性降低的趋势不变。 & &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出发，代际流动性主要取决于家庭在对其子女进行教育投资所受到的资金约束，具体包括四个方面的因素：（1）教育投资回报率；（2）教育成本；（3）政府教育支出；（4）家庭收入。其中，前两个因素的增加降低了代际的流动性；而后两个因素的增加提高了代际的流动性。 & &具体说来，教育投资回报率的上升使得所有家庭都愿意提高子女的教育投资，以获取更高的教育投资回报。然而，在有资金约束的情况下，只有那些相对富裕的家庭才有能力提高子女的教育投资；子女的教育或收入越来越取决于父母的教育或收入，即代际流动性下降。同理，教育成本上升导致家庭资金约束进一步恶化，这降低了代际流动性。反之，政府教育支出和家庭收入的增加缓解了家庭投资子女人力资本的资金约束，从而提高了代际流动性。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代际流动性的下降主要是这四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前两个因素对代际流动的负向作用超过了后两个因素的正向作用，从而导致了代际流动性的降低。 & &一方面，随着技术进步、制度改革、物质资本的积累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受教育的年均回报率从1988年的2%-3%上升到了2010年的10%左右。另一方面，虽然家庭收入以及政府教育支出不断提高，家庭负担的子女教育费用却以更快的速度增加。1995年中国政府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左右，2010年，该比例上升到了4%以上。然而，在此期间内，学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增长了八倍，从0.1%上升到了0.8%。学费仅是家庭子女教育费用的组成部分之一。1999年高等教育改革之后，家庭对子女教育的负担更加加重。在此之前，大学基本免费；改革之后，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急剧上升。 & &举例说明，1995年，大学年学费大约800元，2004年为5000元，2010年为1.2万元。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和高等教育研究院在2010年5月和6月开展了第一轮中国大学生调查，2010年有22%的大学生其家庭总收入低于1.2万元。中国大学生家庭面临着严重的资金约束。因此，教育回报率与家庭负担子女教育费用的急剧上升是导致中国代际流动性下降的两个主导因素。 & &我们的研究同时发现，中国代际流动性的下降存在显著的地区和性别差异。沿海地区的代际流动性没有明显下降，甚至有少许上升，但是西部的代际流动性却显著下降；城乡之间，农村的代际流动性在下降，而城市并没有太多改变。代际流动性变化的地区差异与政府的财政系统、教育系统以及家庭收入有关。公共教育的支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地的财政收支状况。东部地区与城镇地区的财政收入较多，从而公共教育的投入较大；同时，这些地区的教育资源相对丰富且居民的收入也较高。因此，东部地区与城镇地区家庭对子女教育投资的约束较少，代际流动性较大。 & &在性别差异方面，女性的代际流动性较男性更低。性别的代际差异性主要是由于女性的教育投资回报率高于男性。张俊森教授等在2005年的研究发现，在2000年时，女性的年均教育投资回报率是13.5%，而男性的年均教育回报率仅为8%。 & &从理论上来看，代际流动性的下降即纵向不平等越严重，会进一步恶化一个社会横向的不平等程度。因此，我们的研究结果意味着中国的基尼系数将进一步上升，不平等程度将进一步恶化。 & &如何应对这一难题，我们的建议是提高公共教育投入，特别是针对弱势群体的投入。在这一方面，美国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美国的代际收入弹性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达到了0.45左右。在接下来的40年内，虽然教育投资回报率随着技术进步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但是代际流动性并未有明显下降。其原因在于美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及80年代初开始系统性地推出了各种针对弱势群体子女教育的公共项目，从而保证了出生在贫困家庭的儿童同样能得到高质量的教育，尤其是早期教育。最近，芝加哥大学的詹姆斯o赫克曼教授(James Heckman)提出了能同时促进效率和公平的分配前(pre-distribution)手段──对儿童的初始状况进行干预。 & &为了改善中国目前代际流动性下降的趋势，中国政府应该慎重研究，并推出针对弱势群体子女教育的公共项目，特别是针对农村和中西部地区以及数量巨大的农村留守儿童，以保证教育的公平性。值得注意的是，大学给予贫困学生奖学金或者补助虽然有助于提高代际流动性但是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为很多家庭，尤其在西部、农村地区，根本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所以，从大学开始的教育补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早期做起。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例如目前已在200多个贫困县推出了针对初等教育学生的“营养包”计划。但是，更多努力仍须期待。 文明上网 文明发言 快速回复：删除发表回复 我知道了，下次不用再提醒个人签名：专家：管媒首提“适度容忍腐败”引人遐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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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六级士官积分：2642财富：900社科院报告：中国的社会不公和不平等趋势不断恶化-------------这份报告还是有良知的.|||级别：少尉积分：3865财富：-84基尼系数要创世界第一，1%。|||级别：上尉积分：7523财富：780嗯，社科院也应该为老百姓说句公道话了。|||级别：三级士官积分：781财富：-200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工商局的人收取了会员费，一般任务数是30万，他就能给你收取到60万，超额部分的30万按十分之一的比例提成，就能够提成三万奖金，这本身是没有啥的，三万的奖金你给工作人员分配合适就行了，但是不行，为了奖金，这些人还起内讧，弄的鸡飞狗跳，乌烟瘴气，尤其宁夏银川市贺兰县工商局此风甚为流行传扬。明明每天都在玩着骗人的把戏，确是堂而皇之的说是它在维护市场秩序，只要大小有点权力，就会不择手段的想方设法的进行攫取，否则他就不会投机钻营的去干工作的，想方设法的维护自己的权力，就是为了进行无耻的攫取的，并且堂而皇之明目张胆的进行损人利已的事情进行，毫无廉耻可言，只为自己那一己之私而没有羞耻感，这种丑恶的现象无耻的张扬，只会极度的败坏社会的风气，为某些人的早日灭亡掘下坟墓！而且这些人 工作没有利益就会大呼小叫，埋怨所有的人都不行，为了利益不惜丧失自己的人格，隳突乎南北，叫嚣乎东西，在工作的同时为自己捞取好处，吃喝不愁，抽烟喝酒名烟名酒，以满足自己那近乎邪恶的狭小的单薄的心颤，大肆的搜刮和不断地乱收费，把它看做是晋升的手段和生存的方式，大家都在为赚取利益而工作，就把法律法规制度的要求忘在了脑后，由此而产生的严重后果就是掠夺了所有的管理对象而成就了某些个别人的好处，明知道所做的事情不对而偏要去做不对的事情，这就是工商局现在所存在的一种十分的奇怪的怪现状，此风不改，将会祸国殃民，也将会使一些暂时的既得利益者的胸腔膨胀到为了利益而窒息致死的，希望那些利欲熏心者及时悬崖勒马，将灿烂的阳光归还给广大的管理对象，使他们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做出贡献! 而且现在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工商局的人是不择手段的大肆的收取工商户的费用，办一个营业执照，审验一个营业执照动辄就是120元，240元，360元，480元，960元，.....以此类推的收取人家的费用，以此收费的情景比比皆是，而且贺兰县的个体户都说今年办一个营业执照的费用最少一百二十元，审验一个营业执照最少也是120元，广大的商事主体都很善良的，他们不知道这是严重的搭车收费，是国家明令禁止不准搭车收取的费用的，明目张胆的为工商局的小金库肆无忌惮的敛财，确是将国家的不准许收费的政策规定远远的抛掷脑后，放着正经事情不干，以收刮民财为荣，以完成任务提取一定比例的奖金为荣，却不知自己每天都在干着违法乱纪扰乱市场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不断地敛财也是为了工商局的领导的收入的不断地增加的，工商局的人每天都在蒙混群众，欺骗群众，而广大的个体户和各种类型的商事主体也很容易的就会被欺骗和蒙蔽的，群众很善良也很听话的，说怎么交各种费用就怎么交的，工商局的花不完的钱财滚滚不断地流来，肥了个别的人，害苦了广大的各类商事主体，而且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工商局做这种事情做的十分的简单和轻松，以谁收的钱多，作为衡量一切工作成绩好坏的标准，而你不管收了多少钱这都是国家法律政策所不允许的，可见人们在收钱的时候精神注意力已经压倒了一切的法规法纪，只要能无限的敛财和贪婪的不断的搜刮和攫取，就会天昏地暗的沉迷下去十辈子都做不烦的，贪婪使有的人忘记了自己的存在而乐此不疲的无限的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下去，就会使人变成禽兽的，此风不除，绝无清廉可信的执法监管主体可言，应该引起广大的人民群众的警醒!大家都在收钱，把国家明令禁止不准收钱的事项都在成倍翻番的胡乱收钱，审验一个营业执照成百上千的收钱的情况那就太多了，办一个营业执照工本费不收了，确是成倍的增加会员费的收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都在为了部门利益或者个人利益捞取好处，一个70人的工商局一年的会员费收取都在将近200多万元以上，这些钱都干了什么的呢，大家都明白那是工商局的小金库，这么多的钱都被谁花了呢，却是从来没有人问起的，长此以往，那将会制造出多少个贪污腐败的不法分子的呢，只要有权利，就会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不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只会使当官的越来越肆无忌惮的，受苦受害的将会是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国家的行政机关都是这样的，还别说别的其它的管理部门，乱收费和随便涨价的情况比比皆是，只要能捞上钱就把什么都弃之脑后不顾了，为了部门小利益而损害国家政策大局的事情因该能够得到有力的制止。这样的事情谁能管呢，我看就没有人管的，腐败的都是当官的，当官的趾高气扬甚嚣尘上，老百姓终日劳累奔波不止，却是从来没有人问津，连起码的尊严也很少得到尊重，这些情况得不到改变将会严重阻碍经济的繁荣发展。经济的占有使你具有了一个不菲的经济基础，工商局的领导因该好好地行使你的职权，搞它一个政通人和，风生水起的良好从政环境。老百姓善良，你给他一滴清泉，他也会涌泉相报的，你行使权力的基础就是建立在一个广泛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基础上建立的，领导领导就是要协调好矛盾的各个方面的关系，要不然要你做领导做什么的呢。因而作为你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工商局因该开源节流，因势利导，循循善诱，耐心细致的做好你的工作，充分发挥各个方面的积极向上的健康因素，把工作做好，，可是事实却不是这么样子的，用人唯亲，不分青红皂白，偏听偏信一面之词，偏执有余，公平公正公信不足，有权有势的人高人一等，，能够得到信任和运用，老实巴交的人常常被踢来踢去的不知道尊严在什么地方，不知道路在远方的那里的。不顾客观实际随意贬低别人，抬高一些阳奉阴违的人肆意妄为，不顾别人的客观实际困难而承一时之勇，兴一时之念，为一己之私而随意刁难与侮辱别人 。很多的人每天都在发表者自己的看法和想法，这因该不是空穴来风，而因该是针对着很多的不公平的现象有感而发。一个单位就是一个小社会，它所折射出来的社会不公平公正现象的欺上瞒下，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损人利己的事情那都是活灵活现，非常传神的，我们因该自觉的抵制各种歪风邪气的的发生，建立起一个良好有为的社会环境的形成。其实这个事情的发生那是很多的事情所淤积起来的一个矛盾的必然的体现。大家也看到了老师引诱小学生开房，老师诱奸小学生的事情了吧，很令人不齿的。工商所的工作人员也没有什么很崇高的不可逾越的鸿沟的。工商所的工作人员每天都在干啥工作的呢，工商所的工作人员主要的工作任务就是办理商户的营业执照，办一个营业执照工本费，变更费，登记费等等都是不收费的，只要手续合法，办理一个营业执照五分钟就能办理好了，但是工商所的工作人员那是不这么干的，不仅那些费用照收不误，说明一下那些个费用都是国家有政策明文不许收取的，而且还欺上瞒下的要收取人家的会员费，每一个商户都要收取好几百元的会员费。宁夏回族自治区一年的会员费收取都在将近2亿元的吧，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会员费收取数大概在2000亿元的吧。这个会员费收取更是有政策规定的，是严禁收取的。工商局的人明目张胆的进行收取，这就是工商局的小金库的，所以工商局的人是很有钱的，工商所里的人也不例外的，大家放着正经事不干，专门去做坑蒙拐骗的勾当，你想精神能不颓废的喝酒抽烟吸毒涉黄奸淫掳掠的吗，所以这个事情看起来也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情的，相较于全国70万工商干部一年违规违法强行收取工商商户2000亿元的会员费的事情而言，那也是一个很可能会发生的事情的，小巫见大巫的不良事情发生，上梁不正下梁歪，贪腐遍地，恶行昭彰，那是什么事情都可能会发生的。没有一个良好的社会风气的改变那是不行的，法律改变不了什么，只有大家从自身的改变做起了。 |||级别：五级士官积分：1252财富：11大多数社会科学家是有良知的,中华文明还有希望光大|||级别：三级士官积分：781财富：-200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工商局的人收取了会员费，一般任务数是30万，他就能给你收取到60万，超额部分的30万按十分之一的比例提成，就能够提成三万奖金，这本身是没有啥的，三万的奖金你给工作人员分配合适就行了，但是不行，为了奖金，这些人还起内讧，弄的鸡飞狗跳，乌烟瘴气，尤其宁夏银川市贺兰县工商局此风甚为流行传扬。明明每天都在玩着骗人的把戏，确是堂而皇之的说是它在维护市场秩序，只要大小有点权力，就会不择手段的想方设法的进行攫取，否则他就不会投机钻营的去干工作的，想方设法的维护自己的权力，就是为了进行无耻的攫取的，并且堂而皇之明目张胆的进行损人利已的事情进行，毫无廉耻可言，只为自己那一己之私而没有羞耻感，这种丑恶的现象无耻的张扬，只会极度的败坏社会的风气，为某些人的早日灭亡掘下坟墓！而且这些人 工作没有利益就会大呼小叫，埋怨所有的人都不行，为了利益不惜丧失自己的人格，隳突乎南北，叫嚣乎东西，在工作的同时为自己捞取好处，吃喝不愁，抽烟喝酒名烟名酒，以满足自己那近乎邪恶的狭小的单薄的心颤，大肆的搜刮和不断地乱收费，把它看做是晋升的手段和生存的方式，大家都在为赚取利益而工作，就把法律法规制度的要求忘在了脑后，由此而产生的严重后果就是掠夺了所有的管理对象而成就了某些个别人的好处，明知道所做的事情不对而偏要去做不对的事情，这就是工商局现在所存在的一种十分的奇怪的怪现状，此风不改，将会祸国殃民，也将会使一些暂时的既得利益者的胸腔膨胀到为了利益而窒息致死的，希望那些利欲熏心者及时悬崖勒马，将灿烂的阳光归还给广大的管理对象，使他们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做出贡献! 而且现在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工商局的人是不择手段的大肆的收取工商户的费用，办一个营业执照，审验一个营业执照动辄就是120元，240元，360元，480元，960元，.....以此类推的收取人家的费用，以此收费的情景比比皆是，而且贺兰县的个体户都说今年办一个营业执照的费用最少一百二十元，审验一个营业执照最少也是120元，广大的商事主体都很善良的，他们不知道这是严重的搭车收费，是国家明令禁止不准搭车收取的费用的，明目张胆的为工商局的小金库肆无忌惮的敛财，确是将国家的不准许收费的政策规定远远的抛掷脑后，放着正经事情不干，以收刮民财为荣，以完成任务提取一定比例的奖金为荣，却不知自己每天都在干着违法乱纪扰乱市场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不断地敛财也是为了工商局的领导的收入的不断地增加的，工商局的人每天都在蒙混群众，欺骗群众，而广大的个体户和各种类型的商事主体也很容易的就会被欺骗和蒙蔽的，群众很善良也很听话的，说怎么交各种费用就怎么交的，工商局的花不完的钱财滚滚不断地流来，肥了个别的人，害苦了广大的各类商事主体，而且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工商局做这种事情做的十分的简单和轻松，以谁收的钱多，作为衡量一切工作成绩好坏的标准，而你不管收了多少钱这都是国家法律政策所不允许的，可见人们在收钱的时候精神注意力已经压倒了一切的法规法纪，只要能无限的敛财和贪婪的不断的搜刮和攫取，就会天昏地暗的沉迷下去十辈子都做不烦的，贪婪使有的人忘记了自己的存在而乐此不疲的无限的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下去，就会使人变成禽兽的，此风不除，绝无清廉可信的执法监管主体可言，应该引起广大的人民群众的警醒!大家都在收钱，把国家明令禁止不准收钱的事项都在成倍翻番的胡乱收钱，审验一个营业执照成百上千的收钱的情况那就太多了，办一个营业执照工本费不收了，确是成倍的增加会员费的收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都在为了部门利益或者个人利益捞取好处，一个70人的工商局一年的会员费收取都在将近200多万元以上，这些钱都干了什么的呢，大家都明白那是工商局的小金库，这么多的钱都被谁花了呢，却是从来没有人问起的，长此以往，那将会制造出多少个贪污腐败的不法分子的呢，只要有权利，就会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不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只会使当官的越来越肆无忌惮的，受苦受害的将会是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国家的行政机关都是这样的，还别说别的其它的管理部门，乱收费和随便涨价的情况比比皆是，只要能捞上钱就把什么都弃之脑后不顾了，为了部门小利益而损害国家政策大局的事情因该能够得到有力的制止。这样的事情谁能管呢，我看就没有人管的，腐败的都是当官的，当官的趾高气扬甚嚣尘上，老百姓终日劳累奔波不止，却是从来没有人问津，连起码的尊严也很少得到尊重，这些情况得不到改变将会严重阻碍经济的繁荣发展。经济的占有使你具有了一个不菲的经济基础，工商局的领导因该好好地行使你的职权，搞它一个政通人和，风生水起的良好从政环境。老百姓善良，你给他一滴清泉，他也会涌泉相报的，你行使权力的基础就是建立在一个广泛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基础上建立的，领导领导就是要协调好矛盾的各个方面的关系，要不然要你做领导做什么的呢。因而作为你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工商局因该开源节流，因势利导，循循善诱，耐心细致的做好你的工作，充分发挥各个方面的积极向上的健康因素，把工作做好，，可是事实却不是这么样子的，用人唯亲，不分青红皂白，偏听偏信一面之词，偏执有余，公平公正公信不足，有权有势的人高人一等，，能够得到信任和运用，老实巴交的人常常被踢来踢去的不知道尊严在什么地方，不知道路在远方的那里的。不顾客观实际随意贬低别人，抬高一些阳奉阴违的人肆意妄为，不顾别人的客观实际困难而承一时之勇，兴一时之念，为一己之私而随意刁难与侮辱别人 。很多的人每天都在发表者自己的看法和想法，这因该不是空穴来风，而因该是针对着很多的不公平的现象有感而发。一个单位就是一个小社会，它所折射出来的社会不公平公正现象的欺上瞒下，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损人利己的事情那都是活灵活现，非常传神的，我们因该自觉的抵制各种歪风邪气的的发生，建立起一个良好有为的社会环境的形成。其实这个事情的发生那是很多的事情所淤积起来的一个矛盾的必然的体现。大家也看到了老师引诱小学生开房，老师诱奸小学生的事情了吧，很令人不齿的。工商所的工作人员也没有什么很崇高的不可逾越的鸿沟的。工商所的工作人员每天都在干啥工作的呢，工商所的工作人员主要的工作任务就是办理商户的营业执照，办一个营业执照工本费，变更费，登记费等等都是不收费的，只要手续合法，办理一个营业执照五分钟就能办理好了，但是工商所的工作人员那是不这么干的，不仅那些费用照收不误，说明一下那些个费用都是国家有政策明文不许收取的，而且还欺上瞒下的要收取人家的会员费，每一个商户都要收取好几百元的会员费。宁夏回族自治区一年的会员费收取都在将近2亿元的吧，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会员费收取数大概在2000亿元的吧。这个会员费收取更是有政策规定的，是严禁收取的。工商局的人明目张胆的进行收取，这就是工商局的小金库的，所以工商局的人是很有钱的，工商所里的人也不例外的，大家放着正经事不干，专门去做坑蒙拐骗的勾当，你想精神能不颓废的喝酒抽烟吸毒涉黄奸淫掳掠的吗，所以这个事情看起来也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情的，相较于全国70万工商干部一年违规违法强行收取工商商户2000亿元的会员费的事情而言，那也是一个很可能会发生的事情的，小巫见大巫的不良事情发生，上梁不正下梁歪，贪腐遍地，恶行昭彰，那是什么事情都可能会发生的。没有一个良好的社会风气的改变那是不行的，法律改变不了什么，只有大家从自身的改变做起了。 |||级别：一级士官积分：281财富：2特权阶层是祖国母亲体内的毒瘤，并且已是晚期，化疗是唯一途径，想要浴火重生代价太大。|||级别：六级士官积分：2721财富：31|||级别：少校积分：11100财富：918|||级别：都司积分：29312财富：808
中国当前最需要一场战争，推翻这个不平等的社会！！|||级别：大校积分：31737财富：1015改革红利哪去了？蛋糕谁分了？？|||级别：少校积分：13373财富：876如不彻底铲除腐败.官僚特权.这个社会真的完了！|||级别：六级士官积分：2496财富：6用中国梦和城镇化来解决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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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不平等容忍度的变化
本文见《比较》2010年第3期
阿尔伯特·赫希曼
&　　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研究中的价值观正在经历一次重大的调整。虽然许多国家的发展看似如火如荼，但它们国内所发生的一系列灾难迫使我们的研究不得不调整价值观。尼日利亚的内战和巴基斯坦充满血腥的分裂事件不过是这类“发展灾难”中最令人震惊的例子而已。
　　为此，人们越来越频繁地宣称“老式的”发展经济学已经破产，因为它将重点放在了增长率、工业化和国际援助上。而人们需要全新的学说来强调收入分配、就业和自力更生1。
　　本文并非想阻挡这种潮流，因为这种潮流的确表明人们对当前的各种问题作出了积极健康的回应。相反，本文立基于我的感受和经历。可以说，作为亲身经历这一发展过程的观察者，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学术界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高涨热情，让我感同身受，挥之不去。这也反映出当时许多发展中国家确实给人充满希望的感觉。不过，人们并没有正确地认识到，虽然发展的早期阶段生机勃勃，看起来前景一片光明，但它本质上是短暂而又不稳定的。因此，我将努力剖析我们在哪些地方做对了，又在哪些地方做错了。本文先从抽象分析入手，随后从经济学扩展到其他领域，偶尔也会偏离直接感受，关注问题的根源所在。
一、他人前进带来的满足感：隧道效应
　　首先，我想大胆阐明我的基本命题。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初期阶段，各个阶层、行业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会迅速拉大，但整个社会可能会对此持相当宽容的态度。一旦社会形成了这种容忍度，它就能安之若素地接纳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不过，这种容忍度就像贷款，总会有到期还款的那一天。人们认为收入差距最终会再次缩小，因此不断提高自己的容忍度。一旦他们的期望落空，必然会引发诸多问题，甚至带来灾难。
　　我先用一个类比来论证该命题。假设我正驱车行驶在一条同方向的双车道隧道里，两条车道都堵得水泄不通。在我目力所及的范围内（这个范围并不大），所有车都停在原地一动不动。此刻，我在左侧车道上，被堵得心烦意乱。过了一会儿，右侧车道的车开始移动。我的情绪很自然地高涨起来，因为我知道交通堵塞有所缓解。我这条车道上的车马上也可以开始向前移动了。虽然目前我的车辆仍然一动不动，但是我的感觉比刚才舒畅很多，因为我预计情况马上就会好转。不过假设我的期望没有变成现实，只有右车道的车在不断前进，那么我和左车道的所有其他“受难者”就会自然而然地怀疑是否有不公平的情况发生。一旦这种情绪酝酿到某个阶段，左车道的不少司机就会开始大发雷霆，然后采取直接行动抵制这种显而易见的不公平，譬如违反交通规则，越过两条车道间的双实线转到右车道上去。
　　我们可以简单地用福利经济学的术语来解释这种情况2。一个人的福利状况取决于他当前的满意状态（如以收入来表示）和对未来预期的满意状态（如收入水平）。假设某人原本无法预计未来的收入情况，但他的少数亲戚、邻居或熟人在经济地位或政治地位上有所提高，那么现在他的心理就会发生变化：他期望到了一定时候，也能轮到自己改善经济或政治地位。他会从别人的生活改善中得到满足，当然，这只是暂时的。我们可以将这种初始的满足感称为“隧道效应”，这将有助于我们的研究。
　　我相信这个命题简单易懂，而且马上就可以说服别人。尽管我必须非常严谨地阐述这个命题，才能清楚地说明它所适用的条件，但是请允许我详细解释它的内容，以突现它的新颖之处。“隧道效应”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是因为人们的境况得到改善时会向其他人传达出这样的信息：外部环境正在好转；而接收信息的人会产生满足感，而且他们的满足感克服或者说至少延缓了自己的嫉妒情绪。尽管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嫉妒列为七宗罪之首，因为它不像淫欲、饕餮和骄傲等原罪那样，能给人们带来最初的欢娱，但它的确是一种非常强大的人类情感。众多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著作已经证实了这一点。通常来说，这些专家在学术研究上彼此之间相当独立，但是他们都认为：假如你的经济收入或社会地位得到提升，而我仍然在原地踏步，那么我会感觉更加沮丧，因为我的相对地位在下降。
　　经济学将这种现象称为“相对收入假说”，即人们的福利水平会根据周围人的收入或消费发生逆向变化3。社会学在“相对剥夺”这个大主题下充分研究了隧道效应。尽管有时这个术语用来指代实际结果与预期之间的差距，但是它的主要意思是指某些个体或某个群体在收入、影响力和地位等方面落后于其他人，或者看到其他人在这几个方面即将赶上自己时的心理感受4。人类学家不太喜欢用术语来描述现象，不过他们也坦然承认，在贫困的小团体里，个体状况得到提升时会引发嫉妒。人类学家认为许多制度的设计初衷都是作为一种社会机制来缓解嫉妒对人际纽带和社会凝聚力的潜在破坏作用，如设定节假日、赠送礼物和由富人出资担任荣誉职务等5。
　　毫无疑问，目前各学科的同类文献汗牛充栋，而且在这些文献的支持下，研究者已经收集到海量数据。不过或许正是因为人们执着地沿着这条推理线索和研究方式进行探索，所以受过专业训练的学者反而未能察觉“隧道效应”以及它在许多背景中的重要性。
　　要想重新认识隧道效应，可以采取与“相对剥夺”现象相反的思路来讨论。假设我的邻居或熟人不仅没有改善自己的现状，反而受到沉重打击，如失业，而我仍然拥有自己的工作。那么我的感受是否与处于相对剥夺时的恰好相反，即因为相对富裕而感到满足？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首先嫉妒虽然属于道德原罪，但如果将它与幸灾乐祸相比，总体上来说还算是一种温和的情绪。幸灾乐祸指对别人遭遇的不幸感到快乐，如果在上文假设的情境中有这种情绪作祟，那么我会因为邻居的境遇而开心。此外，我认为这不可能发生的更重要原因是隧道效应的逆向效果，即我仍然会以邻居的遭遇来推测自己的未来会怎样，结果使自己焦虑不安，因为我预期自己的境况也会像他那样恶化。人们对这种反应并不陌生，早些时候将它称为“沮丧情绪的蔓延”。6
　　经济进入上升周期时，必然会引发与之相反的反应。假如我认识的人重返岗位，而我仍然处于失业状态，那么这个消息会让我感到振奋，并压倒任何可能出现的嫉妒情绪，因为这使我确信自己的生活也即将好转。许多实现高速发展的国家中都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只要隧道效应没有结束，那么无论是先富起来的人7还是未曾富起来的人都会感到自己的境况在好转。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人们宁可选择经济增长带来的些许收入分配不均，而不是所有社会成员之间的均等主义分配8。此时，不断加剧的收入不平等不仅在政治上是可以容忍的，而且从社会福利的角度来看也完全符合人们的愿望。
二、部分证据
　　虽然“隧道效应”本身无疑是正确的，但它的含义很容易引起理论上的争议。事实上，细心的观察者从许多国家观察到的实际情况给他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有趣的是，研究者常常是在各国寻找与隧道效应相反的现象时，无意间发现这一效应。他们原本希望看到民众沸腾的不满情绪，城市贫民高涨的革命热情，但现实让他们瞠目结舌，有时甚至颇为失望。
　　下文是10年前研究人员对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进行抽样调查时所作的评论。这是第一个与隧道效应相关的案例。
　　要想评价贫民窟在分享国家变化方面的感受，方法之一是调查他们认为国家经济增长在何种程度上能给他们带来实际收益。1961年2月，我们调查贫民窟时询问那些住户：在过去5年里，他们的生活有所改善、基本不变、还是更糟糕。几乎有一半受访者回答说现在的生活比过去更糟。另外十分之三的人发现自己的生活基本上维持原状……尽管人们普遍感觉自己的生活水平没有显著提高，但是这并没有湮灭他们对工业化的期望。他们仍然认为工业化将成为兴国之路。这些贫民并不否认本国的工业增长已经给像他们这样的人带来益处，他只是想陈述自己的状况没有明显改善。因此，在提出前面那个问题后，我们马上问到，和他们处境相同的人是否受益于工业增长，绝大多数人都给出了肯定的答案。然而，他们对此的解释几乎都是别人获得更多就业机会，如自己的朋友、熟人或只是其他巴西人而已。9
　　著名的墨西哥政治科学家也在20世纪60年代初为此著文，并发明了“希望因素”（hope
factor）这个术语来解释为什么当时墨西哥前所未有地实现了长期政治稳定10。即使在1968年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和特拉特洛尔科广场大屠杀后，还有一位观察者记录道：
　　虽然从个人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有一定局限性，但是有一个原因能解释为什么各个行业的低收入者对发展过程的失望程度低于我们的预期。由于教育迅速普及，移民人数日益攀升，所以人们可以找到许多相对简单的方式来实现个人发展。因此，即使人们找不到新工作，或者未能提高总体收入或地位，他们很可能会认识一个或几个在这些方面小有成就的人……
　　20世纪50年代末的波多黎各也表现出这种特点：一方面是低收入、恶劣的工作环境和普遍贫穷；另一方面则是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主观情绪：
　　我们发现，波多黎各人对收入、教育和工作的主观感受要好于这些方面的客观情况……波多黎各人也意识到当前明显的收入不平等，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自轻自贱，更没有被这种落差所压垮。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对生活的看法和满意程度似乎已经忽略了实际情况……就我们的观察而言，各阶层的人都对未来充满希望12。
　　在另外一篇关于整个拉丁美洲的文章里，两位拉美社会学家抓住了这种现象的本质。他们称：“……这种被延后的社会流动模式虽然看似神话，但非常有效。”13
　　在快速推行21世纪中叶那种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国家，都出现了这种普遍的乐观主义氛围，对此，我将引用一些颇具启发意义的个人评论。该评论人是一位美国人类学家，她在一篇文章里回忆了在委内瑞拉时的经历，并充满感情地描述了最近的古巴之行：
　　我回顾了在古巴、委内瑞拉和我自己国家的所见所闻……在委内瑞拉旅行时，我第一次发现自己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国内发生的一些事情：我（在美国）所感受到的理想主义就是物质主义和个人利己主义。而在经济发展刚刚开始起步的委内瑞拉，我看到……物质消费民主化和机会开放的想法，对于那些能抓住它们的人来说，的确令人振奋、使人身心解放14。
　　这段话极为有趣，因为首先它感性地描述了在社会发展初期，隧道效应发挥作用时，人们对蓬勃发展的现状的感受；其次，它用实例说明了那些固守社会公正的知识分子极不愿意承认隧道效应：隧道效应与他们（不包括那些实事求是的人）的想法格格不入，以至于他们不想把这种不幸的“虚假意识”或者庸俗的边疆情结（frontier
atmosphere）说成“令人振奋、使人身心解放”。然而，社会科学家生活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嫉妒和“相对剥夺”等情绪远远压倒了其他人取得进步时所带来的希望。尽管人们不愿从个人偏好出发提出这些观点，但它们仍然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尽管人们广泛提及隧道效应，但经济学和社会学却没有对它进行系统研究。
三、融合和革命
　　我在这里顺便简要地说点题外话。上一节介绍了对“希望因素”的各种描述，这些内容充分表明，本文的主题覆盖了另外一个政治社会学家所熟知的课题：社会流动性对政治稳定和社会融合的影响。人们通常从社会流动者本身的反应来研究这种关系，而本文的重点则在于研究经济发展中的落伍者。对于那些向上流动的人，经济学家以他们特有的简化方式，倾向于认为这些人不会带来任何问题：既然他们的境况比过去好了，他们就应该对周围的世界更满意。然而，社会历史表明，问题并非这么简单。正如托克维尔曾经指出的那样，向上流动的人并不一定会突然变成社会支柱，反而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社会不满，具有一定的破坏性。这种发展过程非常出人意料，主要原因是社会上存在着局部流动和流动受阻的现象，即向上流动的人可能在社会地位的某个维度（如财富）上有所提升，但他发现仍然有许多障碍、僵化的条条框框和歧视行为阻碍他继续向上。这种现象在财富以外的其他维度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如能否被传统意义上的精英全面接受等。因此，努力向上爬的人感到尽管自己付出巨大努力，也取得了卓越成就，但仍然没有赢得真正的“成功”15。只有当社会流动性长期存在，而且严重侵蚀传统的社会分层体系时，向上流动者才能完全融入上层社会，或者说“入伙”。
　　传统精英对新贵的歧视并不是导致向上流动者对自己生活和打拼的社会不满的唯一原因。一个更能让人接受的说法是，一旦人们对社会公平有了信心，这种信心就会长期延续下去，并发挥它自身的影响力，即使迫在眉睫的个人物质生活问题得到解决后，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也不一定摒弃这种信心。
　　这些积极向上的社会流动者恰好与本文提到的那些落后者形成反差：在看起来有些自相矛盾的初始阶段，向上流动者经常受挫，并被上层社会所排斥；而没有进入社会流动的人却认为一切马上就会得到改善，并从中获得满足感。我们的这一初步结论之所以成立，是因为没有进入社会流动的人只看到流动者获得大量财富，而完全没有意识到后者遇到了新的问题。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可能会出现对称的转变：向上流动者融入了上层社会，而未流动者完全丧失了之前抱有的融入这股向上流动浪潮的希望，转而成为现有秩序的敌人。不过，对于这两个集团而言，第二阶段的起始时间不太可能重合，而且这两种转变过程显然也不会重合。向上流动者或许能被上层社会所接纳，而没有流动起来的人仍然在感受隧道效应。更有趣的是，未流动者还可能从满怀希望转变为彻底觉醒，而流动者依然对社会牢骚满腹。后一种情况显然蕴含着社会剧变的可能性，我们甚至可以将它视为一种革命理论16。然而，我将把这个问题留给历史学家，因为我必须重新回到隧道效应及它的反例上。
四、从满足到愤慨
　　正如前文所述，在隧道效应的作用下，人们并非出于仁爱之心或利他主义而对他人的进展产生满足感。与此相反，他们的满足感完全源于预期，即我预计我的车也马上就可以向前移动。假如这种期望落空，那么到了某个时刻，我就会“怒火中烧”，转而成为现有秩序的敌人。从支持者到敌人的转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自然发生，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外部事件来激发这种剧变。从这个角度来看，本文提出的社会冲突理论与“J曲线”假设大相径庭。“J曲线”假设认为，革命爆发的主要原因是经济长期增长后突然衰退17。毫无疑问，这种经济低迷提高了发生暴乱的可能性，但这绝不是必要条件。从一个方面来说，隧道效应就像上天赐福一样，极其有利于政府，因为它包容了发展过程中几乎不可避免的收入不平等。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它又很不可靠，因为统治者并不一定能提前知道隧道效应何时会衰减或何时会彻底消失。换言之，他们不知道何时该警惕公众意见的方向发生逆转。与此相反，由于前期的发展非常轻松，所有人似乎都很享受这个过程，所以这种太平日子让政府心满意足。而到了后期，这种发展过程会遭到猛烈的抨击和诅咒，因为从本质上来说，它会使“富者越富”18。
　　人们创造的术语或者术语的转换或许能够作为这种转变的最佳标志。譬如，佛朗索瓦·佩鲁（Fran.ois
Perroux）于20世纪50年代创造了术语“增长极”（P.le de
croissance），该词被广泛用来指代发展中国家的那些不断成长起来的工业化城市。而10年以后，由于这个词暗示着增长具有辐射性，所以逐渐被“国内殖民主义”这一新术语取代。据说前面提到的那些新兴工业化城市正在自己的经济影响范围内，践行“国内殖民主义”。
五、决定隧道效应强度的社会、历史、文化和制度因素
　　隧道效应会出现在哪种社会里并积聚力量？它会在哪些条件下长期存在或者与此相反，它会在哪些条件下迅速衰减并使人们的情绪发生逆转，即失望、疏离、对社会不公感到愤慨？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于证实我们的假设并确定它在实证和理论方面的有效性至关重要。
　　要想增强隧道效应（甚或让它存在），未能改善现状的群体必须能够体会到那些先行者的感受，至少要暂时做到这一点。换言之，这两个群体不能被不可逾越的障碍或感觉不可逾越的障碍分隔开。因此，阶层划分的可变程度和固化程度明显影响隧道效应的强度。
　　但是对我们的研究来说，根据社会阶级来分层显然有其局限性。不过，经济增长不平衡的情况始终存在，国家取得的任何显著进步都可能意味着不同阶层的成员会从中受益：或者获得全新或者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也许有人会据此得出结论，认为只要未能改善生活状况的群体在发展初期与那些现有状况得到改善的群体产生共鸣，每个社会阶层就会形成隧道效应。不过假如每个阶层所包含的种族群体和宗教群体有差别地参与了经济增长，上述结论就不一定适用。因此，我们所探究的主题特别关注中央集权社会与高度分权社会之间的鲜明对比。假如在支离破碎的社会里，经济发展总是与特定的种族、语言群体、宗教或地区的成员联系在一起，那些未能享受经济发展成果的群体就不太可能形成隧道效应，可以说，几乎从经济开始增长的那一刻起，他们就深信生活不断改善的群体获得了不公正的剥削性优势。因此，不流动的群体对形势的预测可能与隧道效应的结果完全相反，也就是说，由于别的群体在不断向前发展，“我”的处境反而会恶化。下节将讨论产生这种反应的可能性。不管怎样，在隧道效应的影响下，虽然有些发展战略在别的国家有政治上的可行性，但高度分割的社会需要或应该避免采纳这些战略。
　　具体说来，资本主义式的发展道路似乎不适用于高度分割的社会。资本主义式的发展战略在高度统一的国家里取得了历史性胜利，但是假如高度分割的社会走上这条道路，就必须采取比高度统一国家更强势的高压统治。另一方面，拒绝资本主义道路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顺势采纳其他已经得到证实的现成发展战略，因为社会主义体系特有的集中决策完全无法在分割的社会里发挥功效19。
　　在另一种形式的分割社会中，经济发展基本上等同于国内某个部分（部门、群体或地区）的发展，外国人创造或攫取了绝大多数新兴的经济发展机遇。在这种情况下，隧道效应仍然不会频繁出现。外国资本或外国技术人才在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越大，本地人民对最终享受经济发展成果的预期就越低（其中还包括不少本地精英）。因此，即使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人们对日益显著的收入不平等也没有太高的容忍度，政府必须采取更严苛的高压政策来维护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
　　在尚可算得上同质社会的国家里，资源主要归国内人所有，人们对经济不平等的容忍度可能会非常高，因为被经济发展所遗弃的群体能够与“成功”人群产生共鸣，而没有受到语言、种族或其他因素的阻碍。“凡有的，还要加给他”的马太效应在这里也是适用的，这类国家可以享受同质社会的诸多好处，不会因为要确保所有群体的发展速度大致相同而备受阻碍，甚或遭受毁灭性打击，所以其发展空间也就更大。
　　另一方面，虽然同质性更高的社会对不平等的容忍度更高，但要为此付出实实在在甚至可怕的代价。众所周知，人们的容忍度越高，隧道效应逐渐衰减时发生逆转的力度也就越大（除非贫富分化的现象及时得到纠正）。按照这种推理方式，我们得出了一个近乎违反直觉的结论：在同质社会里，除非它的领导层有着极为敏锐的洞察力，而且极其得力，否则同质化程度越高，发展过程中越容易发生暴力社会冲突20。我必须再次将这个问题留给历史学家，以确定这个纯推理性命题是否具有实证意义。然而，需要提及的是，支持这个假设的部分证据不一定来自实际发生的革命或类似的社会冲突，较低阶层长期受到排斥的事实也可以成为有效佐证，这类情况在阿根廷、法国和意大利都存在。
　　人们通常用静态特点来定义国家同质性，如种族、语言和宗教的统一性。但是最有效的同质化因素可能是某个群体人人共有的一种强烈的历史体验21。其典型代表通常是战争和革命，因此隧道效应会在战后和革命后表现得最为强烈。由此可能引发一个充满讽刺意味的历史周期：人们揭竿起义通常是为了彻底消除某种不平等，但是一旦革命结束后出现新的不平等现象，甚至当革命引发新的不平等时，整个社会对此却表现出高度的容忍。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墨西哥革命爆发后，近几十年来极不平衡的社会发展导致它重新“背叛”革命。同样，平等主义或者是美国的“生而平等”观，欧洲因封建主义桎梏和阶级冲突而集体落后，或许已经为美国社会长期接受巨大的经济不平等打下了基础。
　　要想评估隧道效应可能出现的强度和持续时间，最重要的一个标准是国家的统一性有多高，但是其他因素的影响也很重要。譬如，有人认为家庭纽带的强度对隧道效应产生了直接影响。在很多情况下，其他人的发展会使“我们”对子女未来的发展寄予厚望，而且远远超过对自己生活的期待。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只要“我”预期子女的生活质量会改善，我们对自身福利状况的感受就会更好。如果“我”预计儿女长大后仍和我一起生活，分担家庭支出，并且在年老时赡养我，那么由此产生的满足感会更强烈。从这个观点来看，传统的家庭形式更利于产生隧道效应，而且具有一定的推动发展的潜力22。
　　假如一国并非高度分割，那么传统社会往往比现代社会更能有效地利用隧道效应。传统社会的成员往往通过一个密集的义务网络相互联系在一起，彼此负有一定义务，但这些义务是灵活可变的，也就是说，人们并不清楚自己承担怎样的义务，也不知道这种义务的期限有多长。因此，一旦某些成员改善了自己的生活状况，他们承担的义务也随之扩大，而且许多落后的人会期望在适当的时候，自己能够以某种方式从前者的发展中受益，因为根据自己现有的权利，他们可以对前者提出这种要求（虽然要求的内容含糊不清）。拉罗什福科（La Rochefoucauld）在《道德箴言录》的一条格言里提到这种效应，从总体上来说，与我对隧道效应的简单描述基本相仿：“当好运降临到朋友身上时，我们马上会感到愉悦……这实际上是一种效应……我们希望自己接下来也会像他们那么幸运，或者从他们的好运气中获得某些益处。”23
　　接下来，我们可以区分不同社会和不同文化中流行的各种“成功理论”。假如个人成功主要归功于机遇，那么别人的成功会在“我”的身上引发隧道效应：下次好运降临时，我可能就是那个幸运儿。因此，虽然“世界由机遇所统治”这种信念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但是当努力实现经济增长的经济体认为隧道效应颇具价值（虽然多多少少有些不稳定）时，前文所述的信念就有可取之处。另一方面，假如他人的成功可能源自裙带关系、任人唯亲或其他不公平，那么未能享受特殊优待的人就很难在发展初期产生积极的预期，并获得满足感。
　　才干和性格特点也可能是帮助人们获得成功的原因，如工作勤勉（尽管这可能有悖于事实），所以那些未能跟上社会发展的人只能怪自己不具备这些长处来改善自己的状况。因此，他们要么尊重身边的成功人士，要么嫉妒这些人天赋过人。他们也可能以成功人士为榜样而加倍努力，以期赶上这些成功人士。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结果的不确定性非常高，我们需要更多信息来作出判断24。
　　另一种可能是，别人取得成功并非因为他们具备一定的素质，而是因为他们具有某些缺陷。人们经常用如下说辞来开脱自己为何没能像他人那样取得成功：“我可不想为了成功而像他那样自甘堕落（如无情、没有原则和卑躬屈膝）。”当人们关注成功者的特点时，这些成功归因引发的隧道效应的后果大致相似。那些未能获得发展的人也可能因此对生活现状心满意足。不过下一次，他们就有可能改变自己的行为，比现在更加无情、更没有原则或更加卑躬屈膝。由于人们很难改变自己的天赋或者工作态度，所以更倾向于变得缺乏原则和卑躬屈膝，人们也更容易将其他人的成功归咎于他们的缺点，而不是他们的素质，事实上这更利于隧道效应发挥作用。
　　这些成功理论的差异基于人们认为哪种组织方式有利于产生个人成功。本质上说，这种感知取决于决策体系。假如国家主要采取分权的决策体系，那么推动个人发展的原因就可能是机遇或个人自身的优点（或缺点）。假如国家主要采取集中决策，那么个人发展就可能源于不公平的任人唯亲或个人优点。当成功不能归因于个人优点时，由于分权式决策使他人的成功可以用机遇来解释，因此更利于隧道效应发挥作用。这个特点在市场经济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世界上之所以会出现采纳集中决策的经济体系，正是因为分权体系中存在过度不平等，或者它导致了过度不平等。有意思的是，集中决策体系会努力实现平等主义，这不仅因为它们有这种意愿，而且因为它们不得不这么做：集中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社会对不平等的容忍度，而分权决策体系则允许容忍度存在。
　　类似的思路也适用于某个向集中或分权演变的经济体系。譬如，当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垄断程度越来越高，官僚主义越来越严重时，对不平等的容忍度可能就会降低。这个时期往往表现出财富更加集中的特点，所以经常导致民粹主义思潮高涨。不过即使没有出现财富过度集中的情况，只要那些被排除在经济发展之外的人不再认为导致自己现在处境不佳的原因是暂时命运不济，而是体系造成的必然结果，他们对不平等的容忍度也会下降。
六、另一种反应：因他人的成功感到忧虑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B的收入变化会导致A的福利状况发生变化。这不仅因为A在收入表上的相对位置发生变化，而且因为B的财富变化将影响A对未来收入的预期。目前我们研究的主要案例是隧道效应，即B的前进导致A预测自己的状况也会随之改善。我们还研究了它的反例，即B的情况恶化时导致A担忧自己的境况，就像沮丧情绪会蔓延一样。这两种情况是否会混杂在一起？换言之，在某些情况下，B的进展是否会反而让A感到自己本身的福利状况受到负面影响？25事实上，这种推断并不牵强：假如某个社会的可获得资源极其有限，而且其成员深信自己处于零和博弈中，那么上述推断完全可能在这种社会里出现。这种社会现实被乔治·福斯特（George
Foster）称为“万事难遂愿的意象”（Image of Limited
Good）。他认为这是全球许多乡土社会的典型意象。26假设某个社会里流行这种意象，而且部分民众（即B组）提高了自己的地位，其他人（即A组）的收入原地踏步，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一发展中得出一个结论：A组和B组都会放弃这种意象。但是假设整个社会受到过去经历的影响而强烈地忠于这种意象，那么要想维护这种意象的方法之一就是忘掉已经发生的事情，只将它作为纯粹的暂时经历。假如B组的进展看起来无法逆转，那么只有当人们预测A组的财富很快会缩水时，才能继续维持这种“万事难遂愿的意象”。27
　　事实上，我们原本可以用一种更好的方式来解释福斯特和其他人所谓的农业社会中的“嫉妒流行”现象。28当B不断前进时，A完全有理由感到不快，不过并不是因为他嫉妒B，而是因为他为此感到焦虑。他现有的世界观使他认定，自己的境况必然在短时间内恶化。换句话说，导致A不快的原因并非存在相对剥夺，而是因为他预期会出现绝对剥夺。
　　这里提出了“制度化嫉妒”的问题，对这个概念的重新诠释，实际上可能与隧道效应息息相关。在不曾实现过可持续增长的社会里，假如在发展初期，某个群体提高了自己的经济地位，而其他人停留在原地，人们就会感到这种情况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并且会引发两种后果：如果人们可获得的资源没有增加，那么A组的财富必然会下降以促成B组的状况出现改善；如果国家获得某些意外之财，提高了资源总量，那么A组会很快分享其中的一部分。以上这两种结果都有可能发生，而当前的情况不会继续下去。当然，社会选择哪种结果会深刻地影响社会冲突的发展过程。这种决策过程就像站在刀刃上一样，很难实现平衡，而且取决于A如何认知B在发展初期的进步。前文已经简要评述过决定这种感知的因素。但现在看来，经济发展中的落伍者并非只会产生以下两种预期：分享其他人的发展或者维持现状。他们还可能形成另外两种预期：自己的状况得到改善或者恶化。这种情况以及根据这些不同预期作出决策的刀刃均衡问题，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预测社会冲突是一件很不可靠的事。
　　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如果国家的主要经济任务是实现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均等化，那么只要国内存在隧道效应，这两项任务就可以先后依次实现。假如现有的社会、政治或心理结构导致隧道效应非常微弱或根本不存在，就必须同时实现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均等化，这是一项艰巨的事业，它所需要的制度可能完全不同于依次实现这两个经济任务所需要的制度。29更糟的是，我们无法提前判断出特定的国家是否有足够强的隧道效应，正如上一节认为的那样，只有发展本身能够明确告诉我们会发生什么。
　　2.根据上述区别（即先后依次实现或同时实现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均等化），我们可以发现存在两种“发展灾难”。当某个社会的发展战略可能引发新的贫富分化问题或者导致现有的贫富差距拉大，它往往会遭遇第一种发展灾难。但是从它们的结构来看，并不应该出现这种问题。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或许是这方面的最好例证。可能遭遇第二种发展灾难的国家会在发展初期受到隧道效应的积极推动，顺利地推行可能引发贫富分化的发展战略，但是执政集团和政策制定者并没有意识到隧道效应的“安全阀”作用会在一段时间后消失。这种情况在众多拉丁美洲国家表现得极为明显，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巴西和墨西哥已经成为“发展灾难”的受害者，许多国家还将重蹈覆辙的迹象也层出不穷。
　　3.与绝大多数传统观点相反，本文认为即使经历了长期向上的增长后，发展仍然面临着危机，甚至灾难。这一观点无疑凸显了政治的重要作用。对于那些正在经历隧道效应的国家来说，这个观点对于其政治演变的意义不言而喻。只要发展中国家存在强烈的隧道效应，那么相对来说，政府更容易管理国家，甚至可能出人意料地向民主倾斜。不过这种过程并不会长久，因为过不了太长时间，隧道效应就会衰减，人们不再对社会不公熟视无睹或者听之任之。政府对此的第一反应是利用手中的强制权限制并镇压人们参与抗议和颠覆政权等活动。我们可以容易地设想一些更有建设性的方案来应对危机，但要落到实处似乎困难重重。
　　（刁琳琳 译）
　　* 作者Albert O.
Hirschman，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曾先后任教于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以及普林斯顿大学。1983年获得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颁发的帕森斯社会科学奖，1984年被选为美国经济学会的杰出特别会员，1997年获汤因比奖，1998年获得美国哲学学会颁发的托马斯·杰佛逊奖，2003年获得美国政治学学会颁发的本杰明·李品克（Benjamin
E. Lincott）奖。1958年出版的《经济发展战略》被翻译成10种语言，其他主要著作还包括Exit,
Voice and Loyalty、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等。他也被誉为当代伟大的知识分子，他的著作改变了人们对经济发展，社会状况和人的理解。原文发表于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al，Vol. No.4（1973年11月），第544~566页。本文的翻译出版得到了原杂志出版商的授权。——编者注
本文最初是1972年2月作者应邀前往里奥彼德拉斯的波多黎各大学发表演讲时准备的演讲稿。随后，作者根据那次演讲引发的讨论以及之后在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举行的研讨会上的相关讨论进行了补充和修改。本文作者非常感谢Jorge
Dominguez和Val Lorwin对本文的详细评论。
　　1 Mahbub ul Haq在这方面的观点非常有说服力，请参见他的文章Employment and
Incom Distribution in the 1970s: A New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Develpment
Review，第9~13页，1971年12月。
　　2　本文的数学附录阐明并拓展了这个命题，因篇幅所限，这里省略了附录，有需要者请和《比较》编辑室联系：。——编者注
　　3　请参见James S. Duesenberry，Income, Saving and Theory of
Consumer Behavior（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9）第三章。Harvey
Leibenstein在“Notes on Welfare Economics and the Theory of Democracy”（Economic
Journal，LXXII第300~305页，1962年6月）中绘制了清晰的图表来解释这个问题。Leibenstein认为人们可能通过三种方式来比较自己和他人的收入：“（1）纯粹的帕累托比较，即人们只考虑自己的收入，而不关心其他人的收入；（2）‘分饼’式比较方法，即人们只考虑收入分配的相对情况，而不关心自己收入的绝对值；（3）折中的帕累托比较方法，即人们不仅考虑自身收入的绝对值，而且考虑其收入与他人进行比较时的相对位置”（第301页）。
　　4　对此的综述和文献，请参见Thomas F. Pettigrew，“Social Evaluation
Theory：Convergences and Applications，”收录在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67），尤其是第261~273页。S.A.
Stouffer和他的同事研究了二战中的美国士兵，并在他们著名的里程碑式巨著The American Soldier，Vol. 1，Adjustment
During Army Life（Princeton，N. 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9）中，首次提出了这个概念。请参见该书第552页的注释9。
　　W.G.Runciman在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Social
Justice（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66）深入研究了这个概念。他缩小了其内涵，使之更利于研究。Ted
Robert Gurr则拓宽了它的内涵，将相对剥夺等同于任何形式的不满，并且广泛地运用于自己的著作Why Men Rebel（Princeton，N.
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0）。
　　5　请参见以下文献：George M. Foster的Tzintzuntzan: Mexican
Peasants in a Changing World，第七章“The Fear of Envy”（Boston：Little,
Brown，1967）；Frank Cancian的Economics and Pastige in a Maya Community（Cambridge，M.
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中的第135页及文中其他相关章节。
　　6　不过，也可参见第42页脚注24。
　　7　也可参见下文第三节。
　　8　请参见本文的数学附录对此的剖析。
　　9　请参见Frank Bonilla的“Rio's Favelas：The Rural Slum
within the City”，第8~9页，载于The American Universities Field Staff Reports
Service，第八卷第3分册，New York，1961年。
　　10　请参见Pablo González Casanova的La democracia en
México，第133页（Mexico：Era，1965，平装版）。
　　11　请参见David Barkin，“La persistencia de la Pobreza en
México：un análisis económico estructural” Comercio Exterio，Banco Nacional de
Comercio Exterior，México，第673页，1971年8月（我翻译了本文中节选的部分内容并用斜体标出了重点）。
　　12　请参见Melvin M. Tumin和Arnold Feldman的 Social Class and
Social Change in Puerto Rico，第165~166页（Princeton, N. 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1）。
　　13　请参见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和Jorge Luis
Reyna的“Industrializatio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and Social Strati.cation in
Latin America”，收录于Cole Blasier主编的Constructive Change in Latin
America，第51页（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68）。
　　14　请参见Lisa Peattie的“Cuban Notes”，Massachusetts
Reviews（1969年秋），第673~674页。
　　15　Gino Germani开展了出色的调查，并且重点关注了社会流动问题。请参见他的“Social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Mobility”，收录于N. Smelser和S. M. Lipset主编的Social
Structure and Mobility in
Development，第371页及以后各页（Chicago：Aldine，1966）。当然，一旦人们的热望被激起，也有可能超越他们的成就，但是用这种理由来解释向上流动者的不满情绪，不如文中提到的解释更有说服力。
　　16　这个理论与法国历史学家Ernest
Labrousse提出的革命爆发的标准非常接近，即“全国绝大多数人团结一致，共同抵制当前的统治。”请参见Richard Cobb的A Second
Identity： Essays on France and on French History，第272~273页（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
　　17　请参见James C. Davies的 “Toward a Theory of
Revolution”，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62年2月），ⅩⅩⅦ，第5~19页。
　　18　前文提到对于二战期间军队士气的研究，我建议重新诠释那个著名且自相矛盾的发现。尽管空军在战时得到提拨的机会远远多于宪兵队，但是Stouffer及其同事所作的调查发现，空军中因为升迁而引发的受挫情绪超过了宪兵队。这项发现成为“相对剥夺”理论的起点和主干。Stouffer的研究认为尽管空军的升迁速度快于其他军种，但是，获得提拔的人在事业上一帆风顺时，会使人们对升迁的期待和热望超过实际升迁速度。尽管随后其他社会科学家对此提出了不同解释，但是并没有太多人关注时间范畴。这项调查完成于1944年，已经到了战争晚期。如果我们能早些进行此类调查，调查结果是否能证实这一常识般的预期，即空军的职位晋升导致其士气高于宪兵队？在战争初期，某些人的快速升迁很可能强化了士兵的士气以及隧道效应。只有后来，当空军成员都得到一定提拔，而且无法再按照他们预期那样“更上一层楼”时，受挫情绪才开始滋生。请参见S.
A. Stouffer等人的著作第250页及以后各页。
　　19　如果想了解详情，请参见我在Development Projects
Observed（Washington
D.C.：Brookings，1967，第139~148页）中对分割社会的集中决策和分散决策的案例研究（尼日利亚的铁路和公路）。
　　20　这个观点与国家规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有异曲同工之处。尽管与经济发展有关的文献强调了规模较大的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特别是进口替代工业化方面）占据优势，而且这种观点完全正确，但是国家规模较大也意味着该国的发达地区会长期吸收国内的所有工业增长，并发展起现代化农业，导致其广阔的落后地区逐渐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结果被绝望地抛在后面。小国往往很难出现这种广泛、持久而且危险的分裂状况，因为在多数情况下，小国的经济增长要么溢出到贫困地区，要么全面停止。
　　21　Katherine Auspitz向我提示了这个重要观点。
　　22　如果想了解其他相关观点，请参见我的著作A Bias for Hope： Essays on
Development and Latin America，第14章（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1）。本书提出了关于家庭安排的命题，不过它只是一般命题的特殊个案，即隧道效应越强，人们对当前收入的时间偏好就越发强于未来收入，即贴现率越低。本文的数学附录表明，当B的收入和A的效用发生变化时，公式中明确包含了贴现率。这显然符合我们的直觉：即使B的收入增加会对A的预期收入产生非常强烈的积极影响。如果
A对预期收入的贴现率过高或过低，这种积极影响也就不会对A当前的效用产生太大影响。
　　23　请参见Maximes，第582条。同期的霍布斯指出了与其相对的现象，即“我们为他人的灾难感到悲伤，是因为我们想象同样的灾难可能也会降临到自己头上……因此，当邪恶的灾难降临时，勇士们对此毫不畏惧。发生同样的灾难时，那些最不畏惧灾难的人认为自己遭遇这种灾难的可能性最小。”请参见“Leviathan”第一部第六章。拉罗什福科和霍布斯都是在追求一门严密但可能令人不快的有关人性的科学时，洞察到这种效应。研究结果的这种令人不快的特点，几乎成了检验这些结果是否严密和真实的一种方法。他们没有想到，在他们所讨论的情形中，自我中心意识可以帮助人类克服嫉妒和幸灾乐祸的情绪。
　　24　归因理论是社会心理学中一个相对较新的分支。它尝试着探索了这种人类行为，并且设计实验来研究旁观者在多大程度上会把事故的起因归咎于它的参与者，而不是命运。显而易见的是，旁观者通常会诉诸防卫归因，即他会寻找一些理由来证明是事故参与者犯下的错误造成了事故，这样可以使自己确信这种灾难不可能降临在自己身上（只有在找不到合理解释的情况下，即涉事人员及其行为与旁观者非常相似，旁观者才会认为前者没有过错，而将事故的起因归咎于命运不济）。另一方面，假如其他人不仅没有卷入这类事故，而且幸运地使生活发生转折，那么旁观者会更倾向于认为帮助他取得成功的是机遇而不是他的长处，因此萌生希望，希冀自己能同样幸运地迎来命运的转折点。这些研究结果展示了人类本性中不太光明的一面，同时也表明了隧道效应的不对称性：它的积极力量超过了它的消极影响。换言之，人们对于最终分享他人发展的预期强于跟着他们一起倒退的预期。如果想了解关于隧道效应不对称性的实证研究及其他相关研究，请参见Jerry
I. Shaw和Paul Skolnick的“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 for a Happy
Accident，”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hsycology，第ⅩⅤⅢ期，第380~383页，1971。
　　25　Michael
Rothschild描述隧道效应的数学公式提出了这个问题。请参见附录。
　　26　请参见Tzintzuntzan：Mexican Peasants in a Changing
World，第六章。
　　27　人们作出这个预测的原因是A感觉到随着财富不断增长，B还会攫取更多权力，而这种利益往往需要牺牲别人的利益才能获得。A不仅反对权力再分配，而且认为这将对他的经济地位产生负面影响。假如B的境况远胜于A，那么这种感觉出现的可能性更高。Oskar
Morgenstern指出这种情况是“帕累托最优”学说的局限之一。请参见Norbert Kloten等人主编的System und Methoden in
den Wirtschafts- und Sozialwissenschaften中的“Pareto Optimum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第578页（Tubingen：J. C. B Mohr，1964）。
　　28　请参见Tzintzuntzan，第153~155页。
　　29　政治科学家用这些术语来描述20世纪新成立的国家所面临的困难。然而，正如他们指出的那样，西欧国家有几个世纪的时间来依次解决现代化和国家建设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如地区认同、权威和群众参与等。而新建国家则在成立伊始就不得不面对所有问题。请参见Samuel
P. Huntington的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第2章（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和Stein Rokkan的“Deimensions of State Formation and Nation
Building”，收录于Charles Tilly主编的The Building of States in Western Eroupe（Princeton,
N. 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即将出版）。Dankwart A. Rustow在A World of
Nations的第4章中探讨了各种可能出现的连续路径（Washington：Brookings，1967）&
版面编辑：朱张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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