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左手手心手背都是汗水,左臂沉重,你别问这是为什么朗诵?

到了9月,北京的天气才算进入真正的黄金季节。此时暑气散尽,秋高气爽,艳阳把一切景物都照耀得异常可爱,正是人们进行户外活动的好时机。可是,家住外交部附近的王芸教授却因一次意外事故,不得不独自在家呆了半个多月。
王芸教授一家住的是两层复式楼。那天上午,她照例去楼上为小儿子收拾房间,然后将需要换洗的被套、衣服拿下楼来。她一边下楼梯一边想着别的事儿,潜意识里觉得已经到了楼下,不料还有最后一级楼梯没有走完,她像冷不防被人猛推了一把似的,壬淼乖诳吞羌嵊驳拇罄硎匕迳稀K纠淳捅冉吓郑庖凰ぞ故顾皇倍涣恕K缓迷诘匕迳咸闪思阜种樱煨易约焊詹呕潮ё疟惶缀鸵路裨蛘庹爬狭晨峙戮鸵葡嗔恕<依锩挥斜鹑耍雷约罕匦肱榔鹄矗裨蚧嶙帕沟摹K肮咝缘厥酝加糜沂窒瘸牌鹕仙恚涣弦鹨徽缶缤矗缓梅牌K睦镆豢┼猓菏遣皇枪钦哿耍克廊说嚼夏旯侵适杷桑追⑸钦邸W约罕暇挂56岁了,这下可能摔得不轻啊!她一下子就急了,像电影上的侦察兵一样,靠左臂匍匐前进到电话机旁,勉力坐到沙发上。给谁打电话呢?她愣住了。老头子是一家国有外贸企业的老总,昨天刚去深圳开会。大儿子是王府井附近一所重点中学的教师,离家倒不算远,可他这时正在给高中毕业班上数学课呢。看来只有找小儿子了,小儿子在老头子的公司上班,行动要自由得多。她拨了小儿子的手机,他却没有接。她这才想起,小儿子经常开着公家的车办事,而开车时是不能接电话的。她顿时感到极其无助,脑海里立刻映现出上个世纪70年代,在大别山那所山区学校里,当自己先后生下两个儿子时,乡亲们纷纷前来看望帮忙的情景。如今自己身居闹市,遇事却如此孤立无援。正当她暗自神伤的时候,小儿子打电话回来了。他说自己刚到首都机场,要接两个老外。当他听说妈妈摔了一跤时,就问她要不要打120,她说不要紧,不要打120了。她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只是试着活动一下右腿,依然疼痛异常。王教授的单位在海淀区,上班时几乎要穿过北京城,遇上交通不畅,有时一个单趟就花去两个多小时。她在山区生活那十几年落下了严重的关节炎,前两年又患了高血压和心脏病,身体实在经不起这一路上的折腾。因此她于今年初就已提前退休,此刻自然也不好为这点私事再麻烦单位里了。这套复式楼房有170平米,市场价一百几十万元。两年前,老头子单位给他分了这套福利房,按政策家里只花了十几万元,后来装修又花了二十几万元。别说跟大别山那两间破屋相比了,即使在京城里,能住上这种房子的人也不是很多的。全家人每当议论及此,无不感慨万分。孰料室内那典雅的楼梯如今竟成了杀手,没准哪天就要了自己的命。唉,福就是祸呀,古人说得一点也不错。她正想到这儿,忽然防盗门被打开了,一个急切的声音随之而来,妈,你怎么啦?她一时泪如泉涌,鹊乖谏撤⑸纤担竺。璨畹愣坏侥懔耍
幸运的是,王教授伤得并不重,经过半个多月的治疗,手脚的功能已大体恢复。她终于又可以和小区的老姐妹们跳秧歌、聊天了。都市居民的交往表面也很亲热,但心里却隔着很远的距离,互相都戒备着呢。她们从不互相串门,只大体上知道对方住哪栋楼,却不知道对方是干什么的,甚至在一起玩了大半年,连对方的名字都不知道,只是面熟。老姐妹们半个多月不见王教授,有人随便问一声,怎么好长时间不见你来呀,她也只是随口答道是身体不大舒服。又有人接过话说,哟,这么长时间,有人照顾吗?她说,本来想找个保姆,又怕不可靠,就对付过来了。有人说,保姆可靠不可靠,关键在于通过什么渠道雇来的。还有人鼓动她去附近一个正规的家政公司去看看。其实早在几年前,他们父子就提出该雇用一个保姆,帮她减轻一些家务负担。可她总觉得家里多了一个外来人多有不便,再说家里的事也不算多,自己完全能够处理。出了这次意外事故以后,父子3人一致认定雇保姆已经势在必行。她自己也觉得有道理,于是来到附近的家政公司。王教授谈了自己的想法以后,工作人员递给她一沓卡片。每张卡片登记着一个求职者的基本情况,多数还有照片。她初选了一下,挑出了3个安徽籍的,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她早就听说安徽籍保姆的口碑好,二是安徽曾是他们的第二故乡。这3个保姆中有两个是三十多岁的,另一个只有20岁,遗憾的是这个年轻的是刚登记的,当时没带照片。工作人员竭力把年龄大的推荐给王教授,说她们成了家生过孩子,比小姑娘勤快能干,办事稳当。王教授凭着多年在农贸市场买东西的经验,商家卖力推荐的东西,她偏不要,这样可以减少上当受骗的机率。因此,她坚持要见一下那个来自大别山的姑娘。第二天,她们就在家政公司见了面。王教授见姑娘看上去很顺眼,立刻就看中了。王教授没有想过,自己家里正有两个未婚的儿子,她这个不经意的选择会给自己的家庭带来怎样的影响。
国庆那天,那个名叫红玉的大别山姑娘已经正式到王芸教授家上班来了。按照合同,主人对她包吃包住,每月支付工资500元。全家人难得聚在一起,就请红玉像在她自己家那样做一顿晚饭。不用说,全家人对那久违的口味都觉得很好。当晚,王教授还为红玉安排了住处,这还真费了一番心事。楼下除了大客厅和厨房外,还有两间屋,一间是朝南的主卧室,一间是朝北的储藏间。刚搬进来的时候,老两口都住在主卧室。王教授每天晚上9点就犯困,于是早早上床休息。老头子的生活却很不规律,经常很晚才回来,难免把她惊醒,导致她失眠。不得已,她只好把老头子赶到储藏间去。她说,你在外面的大酒店住多了,也该有个忆苦思甜的机会。老头子一点也不介意,说他早就想住那小屋子了。如今红玉来了,老头子只好给她让地方,回主卧室去。其实,楼上有3间屋呢,两间朝南的兄弟俩一人一间,朝北的小屋是书房,现在只有大儿子经常进去。王教授一度想在书房加一张床,让红玉住,但一想未婚男女住得那么近,还共用一个卫生间,实在多有不便。而储藏间与厨房仅一墙之隔,红玉早上起来准备早饭时确实也比较方便。
红玉对王芸教授非常感激,说自己刚到北京两个月就遇到这一家好人,真是老天有眼。原来红玉的父亲一直不同意唯一的女儿外出打工,怕孩子遇到什么好歹。今年夏天,红玉的弟弟考上了北京的一所重点大学,上学的高额费用使一家人犯了愁。父亲一筹莫展,只好同意红玉和弟弟一道来北京,由红玉打工支持弟弟上学。她给人家做钟点工,每小时5元钱,有个星期天干了3户人家,挣了35元。遗憾的是这工作很不稳定,平时一天连20元也挣不到,加上自己租房吃饭,所剩不多。再说,那种居住和工作环境还存在许多不安全因素,弟弟也不支持她继续干下去。如今有了这份安全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红玉和弟弟都非常满意。红玉平时几乎不用花钱,每月留100元备用就可以了,可以给弟弟400元。弟弟说用不着这么多,因为学校为他减免了部分学费,他自己也可以挣点儿钱。
红玉上初中一年级时,母亲不幸病逝,父亲身体也不好。她只好辍学,帮着父亲干农活并料理家务,全力支持弟弟上学。7年来,她什么苦活重活都干过了,所以来北京打工她一点也不觉得辛苦。国庆长假期间,红玉将窗户、地板和厨房、卫生间全部擦洗了一遍,家里上上下下顿时焕然一新。王教授一家人看在眼里,喜在心上。王教授的丈夫说,我早就让你找个保姆,你还不愿意,这些年你多吃了多少苦头!王教授回道,那时候红玉她爹不是还没让她出来嘛,这就叫缘分。两个儿子都说,家里有了红玉,他们上班时对妈妈就少了一分牵挂。平时,只有两个女人在家。红玉照例将楼上楼下擦一遍,整天忙个不停。王教授总说,歇一会儿吧,没那么脏,别累坏了。红玉将搓过抹布的水端到她面前,你看这水脏的,还发蓝色呢。王教授无奈地说,都是这满大街汽车尾气闹的。要说空气,北京比你老家可差远了。红玉却说,我还是觉得北京好!
一天下午,王教授让红玉给自己揉一下腿,发现揉得很到位,以至自己竟不知不觉睡着了。红玉说,她的妈妈当年也经常叫她揉腿揉腰。王教授长叹一口气说,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没有生个女儿,老头子跟我的想法也一样。红玉说,等娶了儿媳妇就当成女儿呗。王教授连连摇头,那不一样,差着事呢。红玉又说,你们家原来都不是安徽人,怎么会住到大别山去呢?那是真的吗?王教授忽然坐起来说,那还能有假!
王芸生长在京城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上初中时,她才从地理课本上知道有个大别山,直到大学毕业也没有去过那个神秘的地方。她从来没有想过,大别山会成为自己的第二故乡。1970年,他们新婚刚3个月,当组织上通知他们去大别山区一个从未听说过的县工作时,他们是很高兴的。因为他们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已经在河北省唐山地区当了3年农民。他们很害怕像下放知青一样当一辈子农民,那样的话,几年大学不就白上了吗?大别山是红色根据地,当年几乎像延安、井岗山一样,是年轻人向往的地方。何况组织上把他们俩分配到一起,也算是对他们很大的照顾了。即使在多年以后,他们也很庆幸这次变动,不然的话,谁又能保证他们能在6年后的那场大地震中幸免于难呢!
他们被分配到县城以西90多里的一个公社学校当教师。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带着复杂的心情出发了。他们坐了头班公共汽车,到了一个集镇,还有60里山路只能步行。他们庆幸此次没带多少行李,除了一本毛主席语录,别的书一本也没带。尽管如此,当他们在傍晚到达学校时,还是感到非常疲劳。她几乎瘫在新郎的怀里,也顾不得当地人会怎么说了。当晚,他们被安顿在将属于自己的宿舍里,秋后的蚊子很凶,他们又没有蚊帐,蚊子们饱餐了一顿异常的美味,却没有妨碍他们憨然入睡。早上醒来时,他们才发现身上无数的红点,他说,就当作献了一次血吧,王芸说,我可不想再献血了。
学校北倚白云山,西邻一座小水库,南面则是一大块稻田,那是当地最肥沃的一块土地。校长带他们仔细观察了一下这所学校。它实际上是由一幢破败的四合院构成的,看来四合院并不为北京所独有。学校共有7个班,包括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还有两个是新办的初中班,俗称“戴帽子中学”。前后两排正屋各有3个教室,西厢房是第7个教室,东厢房就成了他们的新家。校长说,这儿解放前是一个地主的豪宅,现在的地主就是你们了。王芸笑道,那我不成了地主婆了!他们把20多平方米的厢房用竹帘子隔成两部分,里面当卧室,外面是办公室兼厨房,他们从供销社买了煤油炉自己做饭。清静的二人世界俨然是一个世外桃园。
山里的孩子上学很晚,初中的学生多数已有十七八岁,大都很老实,一边上学,一边承担不少家务活。家长让他们上学主要有两个动机,一是扫盲,二是学会算帐。每年底生产队结算工分的时候,家里有个会算帐的就吃不了亏。教育的力量是神奇的,即便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也不例外。几百个少年儿童挤在这座破败不堪的院落里,异常安静地听老师上课。王芸在家里就能听到老师们授课的乡音,也能听见丈夫略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因为没有考试升学的压力,教师的工作其实很轻松,所谓备课也只是摘抄教学参考书,与实际上课并没有多少关系。校长安排王芸教初中两个班的数学,她的丈夫则教这两个班的语文。其实他们学的都是英语专业,而这所“戴帽子中学”直到10多年后停办时,也没有开设过外语课。校长这样分工显然并不是考虑他们的专业,而是想当然地认为女同志细心,教数学最合适。谁料校长偶然的判断不仅改变了王芸的专业,后来还影响了她那大儿子一生的命运。
这对年轻夫妻当然不愿整天守在那栋破旧的院落里。他们经常去水库大坝上散步,谈着从半导体上刚听到的世界新闻,谈着狄更斯笔下的孤儿,托马斯?哈代笔下的荒原和杰克?伦敦笔下的淘金者。以此来安抚对方那迷茫而惶惑不安的心。高高的堤坝上长满了紫的、白的小花,暖风徐来夹杂着醉人的芬芳。他们会不由自主地躺在朝阳的堤坝上,任野蜜蜂在耳边嗡嗡地唱着,整个身心仿佛都溶化在了大自然里。每个星期天,他们都会带上自制的饼子和煮鸡蛋,去攀登学校背后的白云山。白云山的相对高度虽然只有400米左右,但很陡峭,山坡除了一片片杂树,还长满了各种灌木和藤蔓,如果不沿着既有的羊肠小道走的话,很难攀登上去。最有趣的是,孩子们像是跟他们捉迷藏似的,欢快的叫声一会儿出现在这儿,一会儿出现在那儿。他们经常听到“老师,我在这儿呢”,却看不见那些可亲的孩子们。山顶有一块突兀的石头,上面有一个约一尺长的大脚印,当地人说这是仙人留下的,并演绎出一个俗套的传说。他们对这个并不感兴趣。他们经常默默地在山顶上坐两三个小时,除了欣赏脚下美丽的自然风光,还可以向北眺望北京,向东遥看生他养他的鱼米之乡。只有在这时候,他们才觉得,自己并没有被这个世界遗忘。
红玉说,她有一个亲戚就住在王教授当年生活过的地方,她的表哥没准还是王教授的学生呢。她说了表哥的名字,王教授却没有印象。王教授说,你说过有个弟弟在北京上学,我怎么没有见过?下次把他叫来让我看看。红玉惟恐失去这份好工作,严格遵守着当初的约定,不带任何人到雇主家里来。她与弟弟每月只见一次,地点是小区附件的一家小吃店。她把当月的工资给他,少不得一番推让。她还为弟弟买一大碗牛肉面,她知道弟弟平时舍不得吃这么好的饭。她一边心酸地看着弟弟大口吃面,一边象母亲一样唠叨着要勤换衣服,该理发了。当红玉把弟弟领到王教授面前时,王教授欣喜地说,好小伙子,真有出息!当年那些山里的孩子,一多半连县城都不知道是啥样呢。那天,弟弟还被王教授留下来吃了午饭,红玉用红烧鲫鱼招待他,她知道弟弟已经几个月没有吃过鱼了。弟弟临走时,王教授还送他一件羊毛衫和一件羽绒服。虽说是旧衣服,但跟新衣服差不多。姐弟俩内心里自然非常感激。
好日子过得快,转眼就是第二年夏天了。一天午饭后,王教授忽然说,红玉啊,你可要注意了……,红玉一听这话,以为自己犯了什么大错,顿时急红了脸,眼泪随之涌出。王教授接着说,昨天咱们俩一道出去,遇到过我们小区的几个老阿姨。今天上午我在楼下活动时,她们问我是不是换了一个保姆,还说这个保姆比去年那个胖,也比去年那个漂亮。咱们天天在一起,感觉还不是很明显。红玉转忧为喜,承认自己这大半年体重已增加了10斤。家里有个电子秤,她经常偷偷地站在上面称体重。王教授说,这才多长点时间,就胖了10斤?要是再这么过两三年,你岂不要长成我这模样了。那将来还怎么嫁人呢?那我岂不是好心办了坏事?红玉表示要减肥。
这次谈话使红玉的心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男人的自信心需要财富或社会地位作依托,而女人的自信心往往建立在自己的容貌上。连大城市的老阿姨都夸她漂亮呢,说明自己确实长得出众。红玉照镜子的次数比以前更多了,以确认老阿姨们的判断没有错。老巴尔扎克说过,贫穷加美貌是一份最不幸的遗产。红玉自然没有听说过这句名言,她相信美貌会给自己带来更好的未来。她有了自己的幻想,只是苦于不知如何让它一步步变成现实。
6月的一个星期天,王教授一家人很难得地都回来了。下午3点多,红玉见大家陆续从午睡中醒来了,就问王教授晚餐吃什么菜,她好抓紧准备。老头子却接过话头说,今晚不做饭了,有个朋友要请我们一家吃海鲜。果然,傍晚时家里来了3个客人,是夫妻俩和她们的女儿。红玉自然忙着招待。女客人误以为红玉是主人的女儿,连声夸她灵气可爱,真是老总的掌上明珠。他们一家人既不接茬,也不否定,只是笑。女客人感到有点尴尬,王教授将红玉搂过来说,红玉跟我的闺女一样。闲聊了半个多小时,他们纷纷收拾东西,准备去饭店用晚餐。客人还特别提出让红玉一道去,陪一陪他家的小妹妹。红玉吓得一下子退到自己的小屋里,连连摇头。因为以前他们一家人也出去吃过饭,她从来没有参加过。客人已经出了门,王教授在门口对红玉说,既然阿姨请你了,就一道去吧,也见见世面。红玉还是一个劲地摇头。这时小毛,也就是王教授的小儿子刚好下楼,笑着说“快走吧,我们没把你当外人!”不由分说地将红玉连拉带推地弄了出去。
十几分钟以后,他们就到了饭店的大包间。红玉从没有坐过小轿车,出现了明显的晕车症状,进了包间后感到憋得慌。她说了一句,我给你们打水去,就往外走。可是服务小姐把她拦住了。王教授说,红玉啊,今天你只管吃饭,什么都不用做。红玉只好背对着门坐下,左边是那个小姑娘,右边是小毛。小毛轻声问她,刚才离开家时自己是不是下手太重,把她弄疼了。红玉一边摇头一边红了脸。小毛当时拉她出来时,不是抓她的手,而是抓住了她那裸露的上臂。这些年,她还从来没有被哪个男人这样抓过,她心里好像因此失去了什么。宴席开始了,红玉经空调吹了一会儿,头脑清醒了一些。她拘谨地坐着,惟恐举止不当坏了规矩。坐在一旁的小毛一边给她夹海鲜,一边教她怎么吃。有一道菜像大蘑菇,吃起来挺香,小毛告诉她这是鲍鱼,很值钱的。红玉听他们老是说美国的事,就问身边的小姑娘家在哪儿,小姑娘说小时候家在上海,7岁就跟父母亲去了美国。红玉惊讶极了,她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竟然跟美国人在一起吃了饭。她盘算着怎样把此事告诉弟弟,还有远在老家的父亲。
菜吃了不到一半,大家就都没了胃口。如果单从中国大陆大饭店的餐桌上来看,中国毫无疑问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度。美国客人主动为大家唱了两首外国歌曲,随后,王教授夫妻俩合唱了一首前苏联歌曲。美国客人听说红玉是大别山来的,立刻提议她唱一段黄梅戏。红玉低下头连声说不会唱。王教授说,红玉啊,叔叔阿姨大老远回到祖国来,明天就走了,你应该留给他们一个难忘的印象。我知道你会唱的。红玉只好抬起头来。小毛说,那就唱“天仙配”吧,哥,你唱董永。大毛指了指自己的嗓子,连连摇头。小毛再次抓住红玉的上臂,站起来说,来,我跟你配唱。
宴席结束时已近晚上9点。小毛和父亲说公司还有一些事情,暂时不能回家。他们3人到家后,大毛独自上楼去了,王教授余兴未消,毫无倦意。红玉也很兴奋,她这一天所经历的事似乎比过去20年还要多。几个月来,她一直感到奇怪,大毛与小毛同是一个爹妈生的,为什么性格完全相反?大毛今晚为何一句话都不说?还有小毛的个子为何比大毛高出那么多?她以前一直没敢问,今天终于脱口问道,他们兄弟俩怎么一点也不像啊?王教授说,这有啥奇怪的,你老家有句话,一娘生9子,9子不同样。他们兄弟俩从小性格就不一样,大毛喜静不爱说话,不爱与人交往;小毛爱说爱动却不能静下来读书。至于个子高低,应该与营养条件有关。在山里时,就有人开玩笑地说,我们两口子偏爱小毛。其实,手心手背都是肉,做父母的对子女哪会偏心呢。只是当时经济条件差,大毛不得不很小就帮我们分忧,也确实吃过不少苦头。
王芸夫妇到大别山的第二年,大毛就出生了。4年后,又有了小毛。大毛出生那天早上,王芸感到了异样,就叫丈夫赶紧去找人接生。丈夫刚走出去两块田远,大毛已匆忙地来到人间,后来称了一下,体重刚够5斤。大毛出生后那几天,山里遭遇连续多日狂风暴雨的洗礼,本已破败不堪的厢屋终于抵挡不住其淫威,不仅被暴风雨掀开了顶,东面的墙还倒了一大块。情急之下,她只好抱着大毛藏在床底下,暂避风雨。这场遭遇给他们留下了惨痛的记忆,成了他们十几年山区生活中标志性事件,后来被王芸多次提起。当时,他们的生活虽说比当地农民有保障,但困难还是很多。70年代中期,自由市场被强行取缔,国家副食供应又日趋紧张。广播每天都在说“物价稳定、市场繁荣”,但由于生产不足,物价实际上还是有所上升,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平自然有所下降。每人每月供应的半斤猪肉经常被食品站开了后门,有时总算买到了却是带着猪乳的肥肉,只能熬猪油。至于供应的豆腐竟是用豆饼磨出来的,又苦又涩。一家4口人挤在20平米的厢屋里,几乎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他们征得校长同意,在大院外面搭了一个厨房,支起了一个灶台,并与厢屋打通。这样一来,平时做饭就以烧柴草为主,煤油炉只是在应急时才使用。为进一步节省开支,王芸还买了一台旧缝纫机,从此不再花钱让别人做衣服。她有时还为农民缝纫衣服,坚持不收钱,但朴实的农民有时会以两个鸡蛋或一把蔬菜作报酬。
当时的农民被牢牢地捆在土地上,他们自我解嘲地说:”三天没上工,受公安局控制。” 此言出自对气象预报“三千米上空受高压脊控制”的误听。农民平时拿不到一分钱,年终决算时,生产队东扣西扣,分到手的钱实在少得可怜。日常生活常常捉襟见肘,生活必须的盐和酱油只好用鸡蛋去换。每年春天,总有一些农民断了口粮,只能靠野菜树叶充饥或外出乞讨。古人云:“民贫则奸邪生”,农村里实际上发生了大量小偷小摸案件。王芸曾经喂养了4只母鸡,希望使两个孩子每天能吃到一个鸡蛋,不料在一个雨夜里全被人偷走了。当时,这对任何一家来说都是重大损失。第二天,王芸在冷清的集市上见到有人卖鸡,发现有两只鸡正是自己喂养的。卖鸡人却说鸡是从别人那儿买来的。王芸见卖鸡人的样子很可怜,只好作罢。虽然当时的报纸、广播以及新闻纪录电影总说“人民的生活像芝h开花节节高”,但王芸知道对周围农民来说,所谓“幸福生活”实际上成了一件“皇帝的新装”。
小毛两岁那年的寒假,王芸攒够了路费,一家4口去苏南探亲。同样是农村,这儿的生活条件与大别山区却有天壤之别。许多亲友闻讯来看望他们,有几位还是她丈夫的初中同学,如今不仅个个生活富足,有的还当上了乡镇企业的负责人。他们都没有想到,当年的高材生如今却成了贫困山区的乡村教师。
大毛到了该上学的年龄,可是父母亲一致决定不让他上学。原来一年级60多个新生都挤在西厢房里,孩子们全坐在地上,把自己带来的小板凳当课桌。教室里空气混浊,天热时经过那间教室门口,会有一股恶臭扑鼻而来。教一年级的是个女民办教师,文化程度很低,连汉语拼音都不会,乡音又很重。他们觉得,与其去那儿遭罪,还不如自己给大毛当家庭教师,到时候参加学校的考试。每当父母亲去上课时,大毛就在家照看着弟弟。这个办法果然很成功,期末考试时,王芸喜滋滋地说:“大毛又考了第一。”丈夫显然在那次探亲时受到了刺激,不以为然地说:“两个孩子将来能识点儿字就行,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孩子长大了还得靠劳动吃饭。”父亲是在“书中自有黄金屋”的说教中长大的,如今出于对自身命运的反思,决意把孩子们打造成能自食其力的体力劳动者。大毛按父亲的指令,每天必须出去拾两篮子柴草。父亲威胁说,完不成任务,不许回来吃饭。当地农民家家户户都靠烧柴草做饭,对一个年仅6岁的孩子来说,每天完成这样的任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用说,大毛的任务完成得不理想。一天傍晚,大毛提着半篮子柴草,像提着自己那敏感的心一样回到家里,期望得到父亲的宽容。不料父亲却认定他在外面玩了半天,训了他一顿让他再去。暮色降临,大毛不敢往山脚那边走,只是像一个孤魂野鬼在田野间转游。一个儿童就这样过早地体验了孤苦无望的心境,甚至萌生了自杀的念头。天黑以后,父母亲终于发现大毛正独自坐在小水库的码头边。
弟弟出生以后,父母为大毛在外屋铺了一张小床。虽然与父母只隔了一道帘子,大毛却觉得自己被隔到了另一个世界。每当听到妈妈在大床上温柔地哄着“小宝宝”的时候,大毛的内心就产生了深深的失落感。老屋阴暗而潮湿,墙脚有数不清的老鼠洞兼蛇洞。夜晚那深重的黑暗加上老鼠“叽叽”的尖叫声使他恐惧到了极点。冬季,他担心蛇会钻入被子里,有时竟连棉衣都不敢脱,整夜地坐在床上。很难描述那黑暗的空间里曾闪现过多少幅恐怖的卡通片。为了度过漫漫长夜,他将白天所学到的知识、遇到的事情在大脑里不知重复了多少遍。长期睡眠不足加上营养不良自然影响了其身体发育。
弟弟会说话以后,每天“爸爸、妈妈”叫个不停。大毛的天性却不愿逢迎任何人,他总是静静地呆在一边,如同一个外人。王芸不止一次地与丈夫嘀咕,大毛在想什么呢?丈夫说,这孩子恐怕有反骨。父亲决心把大毛调教好,从最基本的地方对他进行训练,要求他见到父母和老师,一定要主动请教。一天中午,大毛跨进门时却没有叫“爸爸”,父亲瞪着眼睛吼道,你就这样进来了?出去,重来!像导演指导刚出道的演员似的。同样的情况后来发生了多次,当做父亲的必须强迫亲生儿子叫一声“爸爸”时,这是何等悲哀的事!
大毛牢记着父亲的一句话,等弟弟长到6岁时,也像他一样干活。然而父亲并没有实践自己的诺言,这使他感到很不公平。父亲出去钓鱼时带着弟弟,吃喜酒时也带着弟弟,而大毛的家务活却与日俱增。农村政策宽松了,他们家里每年养一头猪,年底自己家宰杀。大毛每天要采一大篮子猪菜。他们家还在山脚开了一块菜地,四周打起围埂,再插上树枝,以防止家禽进来糟蹋。围埂上的树枝经常出现残缺,不用说是被人拔去当燃料了。大毛就得设法将缺口补上。天旱时,他每天傍晚要提水浇菜,至少要提20趟,一趟就有100多米远。大毛长大后,每当回忆在山区的往事,常常会想:无论是谁,只要他真正饱经体力劳动的折磨,就永远也不会侈谈什么劳动的美好。
大毛完全像个农民的孩子,只有大自然才是他的好伙伴。春天,当刺槐树开花时,他就会小心地爬到树上去,美滋滋地吃那白色的花,那花蕊真是又甜又香。夏天,好吃的东西可不少,他最爱吃的是桑椹,常常吃得满嘴都是紫红色。他还在游泳时捉活虾吃,那才真叫鲜呢!秋天,可吃的东西就更多了,他在山上采吃过野枣和山里红,在水塘里采吃过菱角、藕、莲子和鸡头米,在田里偷吃玉米杆,那滋味与甘蔗差不多。干活累了,他喜欢独自躺在田埂边晒太阳,出神地看着天空的云彩,那一朵朵浮云幻化出不同的形态:有决斗的牯牛、飞行的雁阵、 繁茂的竹林……现实中所有的天上无不拥有。有时,他会独自扒在田埂上,全神灌注地看蚂蚁搬家,发现蚂蚁的组织性很强,它们出行总是排着队,每隔一段,就有一只大而黑的蚂蚁行进在队列外,象个队长似的。他认定那些黑蚂蚁是特权者,于是将它们一一掐死,心里感到无比快慰。
如果说从事家庭副业曾给大毛带来过什么乐趣的话,那就不能不提到养鸭的经历。大毛11岁那年,家里买了6只毛绒绒的小鸭。大毛非常喜爱它们,时常抚摸那深黄色的绒毛,甚至把它贴在脸上。小鸭特爱吃蚯蚓,他就用铁锹到田埂上东挖挖西挖挖。他走到哪儿,它们就争先恐后地跟到哪儿。他将一锹土掀开时,6张扁嘴就一齐伸过来,但常常只有一两条蚯蚓,竞争自然很激烈。有一只鸭嘴因过早伸到锹口下,被切掉了一块。大毛后悔莫及。这只豁嘴的鸭子从此失去了竟食能力,一直长不大,很吃力地跑在同伴的后面。大毛对它寄予了深切的哀怜和同情,常常给予特别的关爱。俗话说:“家有千担粮,不养扁嘴王。”鸭子的食量实在惊人,如果买饲料喂养,经济上承担不起。于是,为鸭子寻找食物成了大毛的沉重负担。父亲又下了任务:不完成规定的任务别回来吃饭。可爱又可恨的鸭子给他带来了多少麻烦啊!他每天都要独自带着小铁锹和破脸盆出去挖蚯蚓。起初,他仍在田埂上挖,但那蚯蚓红而细,是适合做鱼饵的那种,数量也远远不够。后来终于在麦田沟里发现了一种又粗又长的大蚯蚓,而且数量也多,一次能挖大半盆,足以喂饱6只鸭子。但好景不长,麦子收割完了改成水田,蚯蚓不再好找。鸭子爱吃河蚌、田螺,他每天中午就在附近的水塘里摸,然而,总是很难完成规定的任务。父亲责备他只顾在水中玩耍,没把任务放在心上。立秋以后,父亲派他到稻田里抹稗子。那时,几个背着粪筐的农家孩子经常约他玩弹子球。他们在田埂上挖几个小洞,然后将球放在弯曲的食指上,再用大母指将球推出,球进了洞为嬴家。这与上等人玩高尔夫球道理是一样的。当玩得正在兴头上时,他会突然被自己的使命惊醒过来,便立刻丢下球,提上篮子就走。稻谷喂鸭子虽然比稗子更好,可他从没有抹过一把稻穗,他视之为盗窃,是罪不可赦的恶行。
鸭子终于成熟了。一天,大毛在清理鸭粪时,发现了10多个鸭蛋。他无比兴奋地把这一喜讯告诉父亲。父亲跑过来低头看了一眼鸭圈,看到他欢喜的模样,竟说了这么一句:“你高兴什么,好象鸭蛋是你生的!”大毛立刻沮丧地躲到了一边去。
大毛与父亲的感情更加疏远了,母亲成了他唯一的精神依托。当时全社会都在宣传数学家陈景润的事迹,母亲又是数学教师,大毛自然就喜欢上了数学。大毛10岁的时候,母亲就把他带到初一班上数学课了,考试成绩还总是名列前茅。14岁那年,大毛考入县重点高中。除了寒暑假,他从不回家。高考时,父亲希望他填报外语或经贸专业,大毛却执意上了师范大学数学系。
红玉曾有个初中同学,与大毛性格很相似。他学习优良,不爱与同学交往。情窦初开的红玉曾对他非常钦佩,渴望和他说一句话,可是却找不到机会。两年前,红玉听说他已考上师范大学了。红玉以前一直畏惧大毛,因为这一家人只有他对自己的态度很冷淡。直到听说了大毛的往事,红玉紧张的心才放松下来,同时对他的遭遇深感同情。红玉以前一直以为,北京的年轻人一定都过着天仙般的日子,孰料大毛竟然有这样一段不平常的人生。她几乎觉得自己与大毛是同类人了,很想有机会与他聊一聊往事。可是,这样的机会却很难找到。大毛总是一大早就离开家,很晚才回来。
7月的一天上午,红玉买菜回来后,像往常一样到楼上整理房间。大毛每天总是将被子叠好才离开房间的,小毛却从来不收拾。红玉照例先到小毛的房间。刚来到床前,她就听到卫生间冲水的声音。她马上意识到小毛还没有走,赶紧离开,但已经晚了。魁梧的小毛已经堵在房门口,像一尊大卫像一样楞在那儿,只是比大卫多了一件三角裤头。红玉好尴尬地低下头说,我以为你上班去了呢,我呆会儿再上来。说着试图从小毛腋下挤出去。小毛像那天一样抓住了她裸露的上臂说,别急,这次我从澳大利亚给你买了一个钻石戒指,你戴给我看看。红玉立刻明白了他的意图,顿时满脸通红,心里很慌乱,连忙说,不行不行。小毛却不由分说,另一只手顺势搂住她的腰,将她拉到床边。这位来自大别山的处女,何曾被火热的年轻异性这样相拥过,一时竟头晕目眩。当浑身酥软的红玉意识到自己已经躺在床上时,处女那自卫的本能使她猛然惊坐起来,你不能,不能害了我,我还要嫁人呢!小毛双手捧着她那惶惑而鲜艳的脸,像个大情人一样在地板上向她跪下,一副痴情的样子,要嫁人那就嫁给我吧,我早就爱上你了。红玉不忍看他跪着,一边推开他的双手一边说,那我也得考虑考虑呀!傻姑娘,这还有什么好考虑的!我要你现在就嫁给我!红玉满以为可以用缓兵之计脱身,她哪里知道自己的对手虽然只有二十几岁,却已是情场老手,一定不会轻易放过就要到手的猎物。
小毛向红玉发誓说,最迟明年,就跟她办理结婚登记。红玉却忧心忡忡,怕他父母亲嫌弃自己。小毛安慰说,现在情况跟以前不一样了,什么户口、职业都不是问题,父母最看中的是人。他说自己其实是最听话的孩子,以前谈过一个对象,带回来一次,妈妈没看上,就吹了。既然你是妈妈亲自选来的,又共同生活了一年,她肯定会满意的。只是不要让妈妈感到太突然了,要让妈妈慢慢地接受这个事实,到时候就水到渠成了。为了证明自己的诚意,小毛有一次高声对母亲说,我将来一定要找一个像红玉这样贤惠、能干的媳妇,好好孝敬妈妈。王教授开心地笑道,你这张骗子嘴,真到那一天,眼里哪里还有老娘!这番对话红玉在厨房里听得清清楚楚。小毛竭力让红玉相信,他们的婚姻其实没有任何障碍。他还三天两头给她零花钱,说家里这一切将来都是她的。相应地,红玉一次又一次为他而献身。有一次,红玉正在为王教授揉腿,小毛在楼上喊,红玉,你见我手机了吗?她说没有。小毛又说,我记得放在窗台上的,怎么转眼就没了?我有急事,你快上来帮我找找!王教授说,这个乱头神,你去帮他看看。红玉刚上去,就看到小毛那张嘻笑的脸,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责怪道,妈在家呢。小毛迫不及待地抱起她,哼,我巴不得让她早点儿知道呢!
这场梦幻般的经历使红玉的心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真有一步登天的感觉,这一切都是真的?自己的命真像小时候算过的那样好?这些日子,红玉眼里的一切都变得亲切可爱了。她怎能忘记,仅仅在一年以前,她还在为弟弟的学费发愁,如今手头却宽裕多了。她甚至还给父亲寄了500元。红玉对王教授更贴心了,她在心里默念:我一定像对待亲妈妈一样,好好孝敬你。
王教授怕凉,楼下的空调几乎成了摆设。只有室内温度超过30度时,她才让开一下空调。年轻的红玉本来就怕热,每天楼上楼下的忙着,经常浑身是汗。一天下午,小毛说,妈,家里太热了,没见红玉的衣服都汗湿了,还是开一会儿空调吧。您要是怕吹着,就到房间去躲避一下吧。连日来,王教授隐隐觉得身边这两个小男女有点不对劲,小毛这番话更令她生疑,联想到小毛这一阵子天天回来得这么早,还主动到厨房帮红玉干活,她不由拍一下自己的脑袋,责怪自己好糊涂。为两个年轻人的将来着想,必须给他们敲敲警钟。王教授把红玉支出去后,郑重其事地把小毛叫到自己房间来,还让他关上门。她知道,小毛即将被公司派到美国办事处工作,就问他出发的时间定了没有。小毛说,大概10月份动身。阿玲一道去吗?应该是吧,小毛木然答道。阿玲是小毛现在的女朋友,其父亲是公司的总会计师。王教授沉默片刻说,人的一生要紧的往往只有两三步甚至一两步。十几年前,如果爸爸妈妈调不来北京的话,恐怕凭你的学习成绩,连大学的门边也沾不上,更别说有现在的好日子了。你过一两个月就要去美国工作了,现在可以说是你一生最关键的时刻。妈提醒你一句话,在这节骨眼上,可千万不要节外生枝啊!小毛却忽然跪下了,妈,我又犯错误了。红玉恐怕怀孕了!
有人借用一个很有趣的文学现象,说明世风日下。过去读古典文学名著时,书读到一半,男女主人公才开始接吻。如今的小说刚读了半页,男女主人公已经上床了。小毛与红玉的关系就是这样的,没有任何铺垫就一举进入了实质阶段,没有量变就实现了质变。这种关系既然不符合哲学规律,自然也就谈不上有什么理性。小毛的话令王教授惊谔无比,只是气得发抖,一时竟不知道该说什么。小毛哭首帕常挂恢惫蛟谀嵌D闫鹄矗饷创蟾鋈耍膊幌雍∧闼邓担乱徊酱蛩阍趺窗欤啃∶担冶鞠肴八プ鍪质酰伤峋霾豢希衷诰徒峄椋颐幌氲剿饷垂讨础D愦鹩α耍啃∶⊥贰N宜敌∶。愫煤堪。『煊袷巧角ご蟮模阒浪芰耸裁囱奈幕章穑咳思野涯歉隹吹帽刃悦贾匾∧阌植幌敫峄椋庖殖龈鋈ち蕉蹋颐且患胰绾蚊娑裕炕褂校阍趺聪虬⒘峤淮惆职指⒘岚职只乖趺聪啻Γ空庖磺心愣枷牍挥校⌒∶殖鲆怀锬沟难樱瑁惆锇镂野桑煊窕故呛芴慊暗摹M踅淌谒担且惨词鞘裁词拢庵忠氖滤参幢啬芴业摹U馐露运疾灰担∷墓ぷ鳎梦衣醋觥N也恢滥隳奶觳拍艹扇耍夏镌趺从涝抖际鞘芾鄣拿〈用魈炱穑愀掖诱飧黾夜龀鋈ィ俨灰妗
第二天早上,小毛像平时出差一样,背上旅行包离开了家。天真的红玉哪里会想到,她从此以后竟无法再见到他。小毛走了三四天以后,王教授看出红玉神不守舍的样子,不经意地说,世上没有两全其美的事,大毛工作累一点、收入低一点,但每天能回家呀。哪像那爷俩总是身不由己,说走就走,哪里还顾得着家。小毛这一去,恐怕一两个月都回不来。我现在有你这么个好女儿,也就不指望他们了。真的,哪天把你爹接来住一阵子,我要跟他商量商量,让他把女儿过继给我。还不知他愿不愿意。红玉听到这里,不禁扑在她怀里,悲喜交集地说,妈,我已经是你的女儿了!你要是不同意我们结婚,我只有去死了。王教授抚摸着红玉的乌发说,我一心想有你这么一个女儿,没想到你还是要当我的儿媳妇。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儿媳妇跟女儿可差着事呢。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有你这样的儿媳妇也是我的福气啊,何况现在婚姻自主,我怎么会不同意呢。你不知道我以前一个人在家多寂寞,我巴不得早一点抱孙子呢。眼睁睁地看着大毛过了30岁,这媳妇的影子都没有见。小毛以前说过,哥哥一天不成家,他是不会先结婚的。不知他现在改主意了没有,何时结婚等小毛回来你们再商量定吧。红玉啊,既然你已经是咱们家的人了,这个家迟早得由你来当了。我想不如现在就把一些东西交给你。我早就给两个未来的儿媳妇预备了见面礼,现在我帮你把这根金项链戴上。还有小毛平时攒的钱,都是我帮他存着的,快到10万块了,现在也放你这儿吧。如果你觉得存取不方便,哪天我陪你去银行,把户名换成你的。红玉连忙说不要不要,但抵挡不住,最后还是接了下来。王教授还叮嘱她,既然有了身子,家务活就应该放一放了,隔天请钟点工来料理一下就行了。别像我年轻时那样,落下一身病。
红玉从王教授那儿领略了一种久违的母爱,内心感到无比温暖、踏实。当晚,她兴奋得怎么也睡不着,一会儿摆弄那根金灿灿的粗项链,一会儿看着那张巨额存折出神。她算了一下,按照自己的工资收入,得干十几年才能挣这么多钱呢。不过王教授从此不再给她发工资了,而是把自己的退休工资卡和密码给了她,让她想用钱时自己去取。几天后,她去柜员机取款时发现,卡里有两万多块钱呢,而且每月还在增加。因此,她没有必要将小毛的存折换成自己的名字。
先前笼罩在红玉脸上的阴云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大概童话故事中的灰姑娘的心情也不过如此。她没有同意去请钟点工,而是一如既往地忙碌着。她期盼着小毛回来,当面告诉他这个喜讯:妈妈同意我们结婚了。可是等了10多天,他还是没有回来。她实在憋不住,就趁王教授外出的机会,给小毛打了电话。电话要了好几声,他也没有接。红玉罔然若失地坐在沙发上,不免心事重重。过了几分钟,小毛打电话回来了。红玉以报喜的口吻告诉他:妈妈同意我们结婚了!小毛对此并没有显得很高兴。他说结婚需要单位出证明,今年工作特别忙,结婚只能放在明年。红玉说,那我们的孩子怎么办?他说你跟妈妈商量一下,还是做掉吧,我正在跟外商谈判,没时间多说话了。红玉的脸色又被阴云笼罩了,这自然逃不过王教授的眼里。红玉把与小毛通电话的事如实告诉了她。王教授说,小毛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红玉啊,你现在就应该算是北京人了。你不能一辈子就当家庭妇女吧。我看你其实挺聪明的,如果趁年轻学几年本领,将来就能够自立,男人才能瞧得起,感情才能长久。你知道的,小毛他爸爸现在是大公司老总,想跟他的女人有的是,可是这么多年了我们夫妻很和睦。你都看见了,老头子在外面很厉害,别人都怕他,可是对我却很敬重。这不光是我为他养了儿子,天下会养儿子的女人有的是。我在老头子心目中的地位是别的女人不可替代的。老头子经常带我参加一些宴会,他总爱向客人介绍我。有一回,一个以前与我从未见过面的老外,竟也知道我是北大毕业的大学教授,我随即用英语和他进行了交谈。你想想,倘若我是个只有初中文化的家庭妇女,那又会怎样?红玉感到很羞惭,仿佛自言自语地说,我已错过上学的机会了,现在只能认命了。王教授说,过去你没有条件上学,那是没办法的事,现在咱们有条件了,为什么不学呢。现在提倡终身教育,要学一辈子呢,好多比你大得多的人还上学呢。我看,你要是学学会计倒合适。即便考不到文凭,考个“会计证”,将来出去找工作也方便呀。红玉想起电视上曾播过一个老教授帮助自己家的小保姆自学成才,从而改变了她的命运的故事。她曾经被这个故事深深打动,盼望自己也能遇到这样的好人。如今好事轮到自己头上了,自己不应该错过机会。她表示喜欢学会计。
王教授利用自己在教育界的影响,很快为红玉联系了一个培训班,每周要上3次课,上课地点不算远,骑自行车只要半个小时。红玉领到教材时完全像换了一个人,她新奇地翻着书,不时问个小问题,经王教授一讲,她很快就听明白了。她在王教授的频频夸奖声中,仿佛觉得从此以后命运真正掌握在自己手里了。直到这时,王教授才说,红玉啊,你还很年轻,其实过两年再要孩子也无妨,我到26岁才要的大毛。既然小毛说今年结不了婚,我看还是把手术做了吧。如果没结婚就把孩子生下来了,不仅影响你上学,也影响小毛的前途。再说,将来孩子长大了知道这个情况,对他的成长也不好呀。
红玉为自己体内的小生命好好哭了一场,终于答应去做手术。临进手术室时,红玉忽然又抽泣起来,王教授抚摸着她的脸说,好女儿,不用怕。红玉说怕小毛将来不要自己了。王教授说,放心吧,有妈在呢,她不要我要!红玉手术后,很想跟小毛说说话,可是他总也不回来。她就给小毛打电话,打了几次,语音提示每次都说“已关机”。王教授这才告诉她,小毛已被派到国外工作了,3年后才能回来呢。小毛临走那天曾匆忙回来跟我们道别,恰好你出去买菜,才没有见到。红玉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很失落,觉得自己最担心的事似乎正在慢慢变成事实。她心里一急,脱口而出道,干麻非得出国呢,不去不行吗?王教授笑得捂住了心口说,傻姑娘啊,这种好机会求之不得,大家都争着去呢!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恨没这样的好机会啊。为什么大家愿意出国呢,就像你弟弟愿意到北京来上大学是一样的,人往高处走嘛。你不知道,小毛在国外挣的是美元,收入比大毛多十几倍呢,3年干下来,比他哥一辈子挣的还要多。再说,出国工作也是小毛的一段重要资历,对他将来的发展非常重要。红玉还是不理解:家里人个个拿工资,日常开支连王教授一个人的退休金都花不完,还要那么些钱干什么呀。
眼看又到深秋,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王教授说,红玉啊,你还是再买几件衣服吧,别怕花钱,要买好一些的。你现在上着学呢,穿得太寒酸了会让同学瞧不起的。我这腿脚要是利索点儿,早就陪你一道去了。红玉心里暖融融的,联想到刚做完手术那阵子,王教授还请了钟点工,什么家务活都不让她干,觉得这个未来的婆婆对自己实在像对亲闺女一样。红玉到北京虽然一年多了,却一直忙于生计,没有机会去逛大商场。这一天,她逛了两家大商场,她简直被商场里那富丽堂皇的景象迷住了,那多彩的灯光、滚动的电梯、琳琅满目的商品和快乐的人群使她流连忘返,一切恍若梦中。当她静下心来,意识到自己其实已是其中一员时,内心感到无比欣慰。她很想买一件上装,但总觉得价格太高,认为不值那么多钱。左挑右选,她终于买了一件黑色的休闲装,花了160元,当即就穿上了,另外还花90元买了一双皮鞋。这是她有生以来最大的一笔消费。当她走出商场准备回去时,发现天色已晚,她得赶回去做晚饭呢。她远远看见一辆公共汽车就要进站,就一路猛跑过去,终于从后门上了车。她喘息未定,黑皮肤的女售票员忽然冲她吼道,跟你说话呢,下去!红玉非常困惑地问,不是先上车后买票吗?我现在就买票。女售票员不由分说,下去!没看见前门上后门下吗!红玉赶紧说,我已经上来了,下次注意还不行吗?女售票员坚持说,你不下去,今儿就不走了!乘客们随即纷纷指责红玉,弄得她无地自容。她愤愤不平地说,我不坐这车了!女售票员以胜利者的神情在红玉的背后说,乡下人,就得让她学点儿规矩!红玉下车后,正好有一辆出租车驶来,她下意识地一抬手,车子已停在她跟前。她索性上了出租车,很快就超过了那辆公共汽车。她故意伸出头去,想让刚才指责她的乘客们看见自己。
红玉赶到家时,见王教授正在厨房里做晚饭,就说,我回来晚了。王教授说,没事,大毛和他爸爸都不回来吃饭,我们俩随便吃点吧。哎呀,我们红玉很受打扮,穿上新衣服可精神多了。红玉撒娇地说,哼,刚才那个售票员还骂我乡下人,她皮肤那么黑,我看她才像乡下人。王教授说,她一定听出了你的外地口音。大毛刚到北京时,也有几次被人当成了乡下人。别往心里去,北京太大,没准你这一辈子也不会再见到那个售票员了。你跑了一天,才花了200多块钱,隔天你还得去。天眼看就冷了,你得买两件好一点的羊毛衫,买一件新羽绒服,把换下的旧衣服都处理掉。卡里的钱要是不够,就拿存折去取。红玉说卡里还有好多钱呢,不用再取了。
小毛出国已经3个月了,却从没有给红玉来过一次电话,这令她越来越不安。每当看到小毛送给她的那枚外国戒指,红玉的脑海里就浮现小毛跪在她面前的可笑模样,以及随后那段短暂而迷乱的日子,可那一切忽然间像梦幻一样消逝了。红玉清楚地记得小毛最后一次从家里走出去的情景,转眼已过去143天了,却连个音讯都没有。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成了红玉日思夜想也无法破解的难题。这样一个纯真的女孩子,既没有相关的人生经验,又没有知心人为她指点,陷入迷茫是很自然的事。一天晚上,红玉实在憋不住,再次向王教授表达了自己的担心。王教授说,其实我跟你的心情一样,儿行千里母担忧啊!大概是外面的世界太精彩了,他竟把我们一家人全给忘了。现在的年轻人跟我们那一代人可不一样了,连结婚离婚都很随便,更别说谈对象了。小毛虽说是我的孩子,其实他心里整天都想些啥,我也猜不透。我呢,干脆就别往那儿想。我们还是照顾好自己,别的就一切顺其自然吧。你弟弟不是要放寒假了吗,这回一定要买两张卧铺票,别委屈自己。另外你也得买点什么好好孝敬一下父亲,多给父亲留点钱。这次回去可以多呆一些日子,好好陪伴一下老人家。你可别像该死的小毛那样,一走就扔下我不管了。
红玉走后的当天晚上,王教授看完焦点访谈以后,紧扶着楼梯扶手,小心谨慎地来到楼上。自从有了红玉以后,她还是第一次独自上楼。她想看看大毛独自一人到底在楼上干什么。两个卧室都没有开灯,只有书房那虚掩的门边漏出一线光。她静静地站在门口,透过缝隙看见大毛正经地坐在桌边,正看着什么书,像个学生一样。她不禁感到一阵心酸:我的傻孩子,你真要当一辈子苦行僧呀。要是没有了妈妈,你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啊!大毛,她边叫边推开了门。大毛赶紧站起来说,妈,你怎么自己就上来了?我一个人在楼下寂寞啊,你在看什么书?大毛把书递给她说,妈,这是我昨天从国家图书馆借到的。她见这是一部数论专著,便问,你是想上研究生吗?不是不是,我不是一直有这个爱好吗。王教授把书放在桌上,坐下说,噢,你还想着当陈景润呀。孩子,要说起来,可能是妈当年害了你。不过当时我们在山里就是那么个情况,如今大到国家,小到我们家庭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现在上上下下不是都在说与时俱进吗,你怎么还老停留在过去呢。我记得早就跟你说过,当数学家成功的概率是极低极低的,要想取得成就,最好到大学或研究所工作。中学教师工作太累,很难取得成果。人啊,其实都是环境的产物。现在都说邓小平是举世伟人,可是,如果一直把他放在江西那个拖拉机厂当钳工,他能干出什么名堂?同样,当年如果我们不是铆足了劲调回北京来,爸爸妈妈恐怕一辈子就是很普通的中学教师,很难想象能做出什么成就。我看出来,你跟爸爸是有隔阂的,小时候,爸爸对你是严一些,我想你应该正确对待。大毛接过话头说,我对爸爸没有意见,只是这些年都很忙,没有相互沟通的机会。王教授摆摆手说,我但愿如此。爸爸内心里其实最器重的是你,他好几次跟我唠叨,说小毛没有吃过苦,书读得太少,在公司里永远只能是个跑龙套的角色。他说,要是换上大毛,就前途无量了。你当年填报高考志愿时不听爸爸的意见,使他至今都感到惋惜。大毛说,这就不能怪我了,我觉得自己的工作挺有成就感的。今年我带的班升学率名列第二,学校奖励了我3000元。我承认你是一个好教师,就像我一样。我当了一辈子教师,现在成了废人,时常感到有点不甘心。我有时问自己,如果我干了别的行当,是不是更能实现人生的价值。你爸爸是了解我的,他非常肯定地说,如果我在他那个位置上,肯定会比他干得好。你现在才30岁,还能工作30年,你能够保证自己退休时不会有我这样的想法吗?大毛无言以对。
第二天晚上,大毛没有上楼去看书,而是陪妈妈看电视、闲聊。王教授说,其实我不想干预你的选择,只要你自己觉得愉快就行。只是你的婚姻大事我老是放心不下,再往后拖几年就更不好办了。大毛说,我原来以为学校每年都会有年轻女教师来的,不着急。谁知道,现在的大学生谈对象已经公开化,新来的女教师全都有了对象。我就没有可选的人。不过你放心,我不是独身主义者,最迟明年就会有结果,到时候你别不同意就行了。
年三十上午,王教授对大毛说,你爸爸有个舅舅在香港,你还记得吧?前两年来我们家的表叔就是他的儿子。今年春节,你舅爷爷过80大寿,表叔邀请我们去为他老人家祝寿。爸爸考虑到我们俩都没有去过香港,就托人为我们办了去香港探亲的手续,刚才已经拿到了飞机票。你赶紧收拾一下吧。大毛说,这也太突然了,我能不能不去?大毛忽然看到妈妈生气的样子,只好改口说,那我正月初八之前一定要回来。
红玉在大别山老家总算坚持到正月十五以后,才与弟弟一道北上。红玉的心就像这趟列车一样,离家乡已渐行渐远。家乡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其实并没有什么变化,可是在红玉的眼里,家乡仿佛忽然间变得衰败不堪了。春节过后,红玉一直渴望着离开故乡,早日回到北京那个温暖的家。当她蜷缩在那冰冷的被窝里挨过那20多个漫漫长夜时,一个念头顽强地提示她:赶紧离开这儿,这样的日子永远也不能过了!红玉在火车上对弟弟说,等你大学毕业在北京安了家,我们把爸爸接到北京来住,就再也不用到山里来了。弟弟则说,就怕爸爸不肯出来呢。他们知道,父亲对外面的世界有一种恐惧感,所以总是叮嘱他们注意安全,不要上了坏人的当。父亲还准备了一些土特产,想让红玉带给好心的王教授一家。红玉说,这些东西北京都有卖的,就坚持没有带。红玉只托乡邻为王教授做了两双布鞋,她记得王教授有一次说过,还是穿布鞋走路稳当,连毛主席到晚年都穿布鞋。
红玉没有王教授家的钥匙,她认定王教授会在家等她回来,这也是她归心似箭的原因。于是她在楼下按电子对讲机,却没有人接听。她想,或许王教授有事临时外出,只好在电子门外站着,顺便看看小区物业公司的几份通知。红玉站了约半个小时,觉得这么等下去不是个办法。她推开本楼的保安室,年轻的保安认识她,只是不知道她是谁家的保姆。当红玉把王教授家的楼号告诉保安时,小伙子突然兴奋起来,像刚看了一场精彩的警匪片一样,对红玉说,哎呀,你来晚了!前几天,你主人家里可热闹了,来了好几批大盖帽,把家都抄了,可是人没逮着,听说已经跑到外国去了。红玉听到这儿,心已经咚咚地跳了起来,几乎不能自持。她所有的期待与梦想顷刻便烟消云散了。红玉默默地离开了保安室,离开了小区,楼宇间旋转的寒风不时刺入她的骨髓。红玉躲进了她与弟弟经常会面的那家小餐馆,要了一碗拉面。她一边吃一边回忆过去大半年的许多往事,想起热情的小毛、慈善的王教授,依然不敢相信自己真的被骗了,很不甘心就这么失去曾经拥有的一切。这一家人到底出了什么事?到目前为止,她只听到保安一个人的说法。她想起大毛的学校离这儿不远,能不能去打听一下?转念一想,那有可能把自己牵连到案子里去。于是,红玉用公用电话打到了大毛的办公室。一个女教师说,他正在上课,让她20分钟以后再打。红玉感到一阵欣喜,看来那个保安说得不对呀。期待中的20分钟真是漫长,当红玉再次拨通电话时,果然是大毛那惊喜的声音。大毛叫她在原地等着,他马上过来接她。不久,一辆出租车停在红玉面前,大毛从车里伸出头来对她说,快上吧。红玉上了车,发现车子已越过大毛家所在的小区,一直往东行驶。红玉忐忑不安地问,我们这是去哪儿?大毛说,一会儿到了再跟你细说。
出租车终于停在一栋陈旧的四层小楼前,大毛打发了司机,对红玉说,来,把包给我,我们家在404。红玉却不肯动,偏要大毛说清楚这是为什么。大毛拗不过她,只好说,爸爸可能在经济上出了事,已和妈妈一起出了国,原来的家已被查封,我就租了房子搬了出来。好了,外面挺冷的,我们进屋再说吧。红玉罔然若失,那个保安的话基本得到了证实,刚刚燃起的希望现在终于破灭。她迟疑不决地说,既然都这样了,我还到这儿来干什么呢?大毛急切地说,上面有你不少东西呢,我都搬过来了。红玉默默地跟他上了楼,原来这是一套两间的房子,没有客厅,过道尽头勉强放下一张小饭桌。两个房间都朝南,其中通往阳台的那间稍大一些。此刻,午后的阳光把屋里照得温暖如春。两个房间都收拾得整整齐齐,大毛把她领到大房间说,这是你的房间,你看看是不是比你原来住的那间还好。红玉见自己熟悉的被子整齐地放在床上,自己的一些衣物也整齐地码放在衣柜里,内心里感到无比温馨,有一种重新找到了家的感觉。大毛说,你一定饿了,我们就吃点面条吧。红玉说她刚刚在外面吃过了。正当大毛在厨房忙碌时,坐了一夜火车的红玉终于抵挡不住困倦,倒在沙发上就睡着了。
红玉梦见自己正在一边做饭,一边抽身看电视,忽然厨房失火了,大火迅速蔓延,不仅把楼上的东西都烧毁了,最后还把整栋大楼烧着了,她亲眼看见大楼像美国世贸中心一样慢慢倒塌下去。我不是拉登!我不是拉登!她惊恐地叫道。当大毛终于将她唤醒时,夕阳正斜射在她的脸上。红玉说,哎呀,我怎么睡着了。大毛说,你睡了将近3个小时,一定是路上太累了。红玉想洗把脸,发现自己原来用的毛巾、香皂、梳子全在卫生间里放着呢。不由地想,要是真有这么一个家该多好啊!可理智告诉她,那只是幻想。这几个月在她身上发生的事情,终于使她变得理智和现实了,对未来再也不敢心存幻想了。红玉说,你租这套房子要花多少钱?大毛说,不贵,一个月才900元,单位还为我报销500元呢。红玉说,我不能住在你这儿,我得出去租房子,我原来和另外3人合租一间地下室,每月才100块钱。大毛急了,你就住这儿不是挺好吗。现在男女合住一套房子的多得是。如果你不放心,晚上就把门插上,再不行,我另找地方去住。红玉只好答应暂且在他这儿住下。
当晚,他们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大毛说,你为我们家做了一年多的饭,今天也让你尝尝我的手艺,红玉只好给他当下手。吃饭时,红玉忍不住问,你们一家在北京不是挺好吗,干嘛要到外国去呢?他们还会回来吗?大毛摇头说,他们就没打算再回来,我也不想再见到他们了。你想,如果我再见到他们,肯定是在大牢里。检察院的同志告诉我,他们把几千万公款弄到了国外,占为私有。我一听这数字,觉得简直是疯了,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呀!这要是抓回来可是死罪啊!他们也不想想,中国老百姓现在最恨的就是这种人。春节前,他们把我骗到了香港,说是为一个亲戚祝寿,可是到了那儿忽然又告诉我,立即转机去美国。妈妈对我说,爸爸为了彻底改变我们兄弟俩的命运,连自己的命都舍出来了。我这才意识到此行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坚决不愿跟他们逃离自己的祖国。当年,我们一家离开大别山时,就像逃离后妈一样,完全没有考虑我的感受,其实我至今都感到挺后悔的。红玉感到很奇怪地问,把你弄到北京来不是挺好吗?
最初我也是这么想的。那年我17岁,高考前最后一个学期,正是复习最紧张的时候,我却和一个女同学恋爱上了。她比我大一岁,上初中时我们就是同学,平时互相很少说话。我始终回忆不起来这段恋情是怎么开始的,或许是多情的眼神传递了各自的心思。初恋只需要极少的养料,我们仅仅通过传递纸条来偷偷联络感情。我是学习委员,她把传情的纸条夹在作业本里交给我,我发作业本时以同样的方式将纸条传给她。当她把夹着纸条的作业本送给我的时候,她那充满爱情的双眸竟睁得那么大,那么动人心魄。这虽然仅仅是一瞬间的事,却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永久的定格。我们之间在表面上依然很拘谨,从没有单独在一起说过话,我相信这场纯情的初恋始终无人知道。我不知道周围的同学是否看出有什么异样。在我们家里,妈妈是唯一的女性,她教会了我尊重女性,后来我在异性面前一直很拘谨。同时我也深知,妈妈像大多数城镇居民一样,绝不会同意我将来娶一个农村姑娘。在传统道德观念浓郁的乡村,姑娘的名声甚至比性命还重要,我担心这件事处理不好,那不仅会要了她的命,也会断送我自己的前程。因此,这桩恋情从一开始就被蒙上了浓重的阴影,使我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高考之前一个星期,我已经知道我们家即将离开山区,我最后一次给她传了纸条,首次提出了约会,时间:8月17日下午3点;地点:白云山顶。
我不知道为什么选了那个日子,万一那天下雨怎么办?少年的我根本没想那么多。好在那是个晴天。我提前到达了约会地点,随即看见她穿着红色衬衣向我走来。我们终于单独相见了,却没有一点喜悦之情,更没有任何亲昵的表示。那时,我已被师范大学录取,她却落榜了。她显得心事重重。我表示自己不介意什么户口,简?爱说,在上帝面前,我们的灵魂是平等的。我说不管将来干什么,都不会抛弃她,过几年一定会主动和她联系。她告诉我,她的哥哥几经周折,终于与嫂子离了婚。她的哥哥几年前成了工农兵学员,毕业后在本公社当教师,有了城镇户口,而她的嫂子与孩子却是农村户口。孩子判给了她哥哥,按政策转为城镇居民,这样,他们家的后代就不再是让人瞧不起的农民了。她还告诉我,父亲希望她将来像她大姐一样嫁到城市郊区,当一名菜农。她的户口可以迁过去,若将来赶上征地,就有可能转为城镇户口。父亲为了让子女摆脱这不幸的命运,真是煞费了苦心。既然城乡差别如此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我也怀疑她是不是仅仅看中了我的城镇户口?我们俩面朝山下并排站着,不知再说些什么好。我万没想到盼望已久的约会竟会如此冷场。最后,我希望她暂且别把我们的关系告诉别人,以免影响我的前途。她说她从未对别人说过。我们终于道别了。我目送她朝另一个方向走去,她要去一个亲戚家,她正是以此为借口才好不容易找到这次约会的机会的。从此以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大学毕业后那几年,我认识到那场初恋确实不切实际,我的家庭不能接受、同事也不会理解。我一直想给她去一封信,向她作一番解释,求得她的原谅,却难以下笔。三四年以前,也就是我们从白云山上离别10周年那天,我终于克制不住自己,给她写了一封信,询问她的近况,同时也介绍了我的现状,特别提到我至今还没有成家,也没有和别人谈过对象。
你可真够傻的!红玉忽然大笑着说,人家哪能那么傻等着呢。大毛也苦笑道,看来我是有些傻,恐怕小时候童话故事读多了。她至今没有给我回信,我想,或许她比我更早就认识到这段恋情不会有结果。不管怎么说,我今生已注定失去她了。人是很奇怪的,只有失去时,才越来越感到其珍贵。北京这么大,人这么多,我呆了这么久,却始终找不回那种初恋的感觉。红玉,当妈妈把你领到我们家时,我几乎产生错觉,以为是她找上门来了。你跟她长得太像了!特别是每天早上,你跟妈妈在楼下说话时,你的声音跟她也特别像。我一直感到很纳闷,这难道是天意,是老天让你来弥补我的过错?
你是说我们俩?那就更不可能了,我与你家小毛……。大毛抓住她那颤抖的双手说,不用说,我都知道了。前几天抄家时,在你房间里发现了那个存折,还有做手术的收据。存折被他们拿走了,那张收据在这儿。红玉哭着夺过收据,使劲将它撕碎。大毛给她拿来一条毛巾说,我万万没有想到,小毛能造下这个孽!他其实早就有对象了,去年出国前,他们已办理了结婚登记。我想,既然是我的弟弟如此伤害过你,我就更有责任对你负起责任来。在香港飞机场,当我与父母诀别时,意识到这可能是生离死别。我之所以能下这样的决心孤身一人回北京来,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你。如果你坚持拒绝我,我这一生就再也没有成家的希望了。
红玉哭得更厉害了。
电话: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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