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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艺，即八股文，别称制义、时艺、八比等，简称八股，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专用文体；相对于古文而言，又称“时文”。随着科举制度之废止，传统时代之终结，各界尤其是学术界对其评价贬斥居多，肯定绝少。而当今时过境迁，百年回首，平心静气，公正客观地评估其文化价值，具有一定意义。
　　考八股之名，正史最早见于《明史·选举制》。其云：“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而八股文之固定程式，则有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其滥觞当在北宋时期，神宗熙宁（年）年间，王安石行新政，以唐代依诗赋取士，浮华不切实用，于是并诸科为进士一科，一律改试经义；而应试文体尚未整齐划一，更未要求对仗排比。但因当时作诗、填词之风强劲，排比、对仗之法几乎是人人皆能，并早已形成习惯，不少士子于不自觉中便运用排比对仗甚至骈体之法撰写文章，其间多有古代典故现身文中，且已有“代圣人立言”之要求。所以在目的、风格及结构等方面，已具八股文之雏形。元代科举，基本沿袭宋制。按经义作文，但又明确规定《四书》《五经》为国家正式教本，题目只能出自上述诸经典，内容也必须以其为规范。明洪武元年（1368年），诏开科举，太祖对制度、文体皆有严格要求、明确规定。成化年间，经王鏊、谢迁、章懋等人提倡，正式规定起、承、转、合之文章格式，分为八段，其中四段又要求各分为两股，八股文正式定型。清承明制，继续沿用。直至戊戌变法，方得松动；最后，又随着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科举之废而寿终正寝。
　　八股文属于命题作文，其基本特点大致有四。其一，题目一律用《四书》《五经》原文。其二，要代圣人立言。若题目摘孔子一言，则文章主人公便是孔子，士子须以孔子口吻；若摘孟子之言，则相应变为孟子口吻。其三，对经典之理解，皆有所依而不可自由发挥。《四书》主朱子《四书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即蔡沈，笔者注）《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永乐间，颁《四书五经大全》，废注疏不用。其后，《春秋》亦不用张洽《传》，《礼记》止用陈浩《集说》。其四，文章体裁结构有一套严格而固定的格式，全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部分组成。破题是用两句话将题目意义破开，承题是承接破题意义而说明之。起讲为议论的开始，首二字用“意谓”“若曰”“以为”“且夫”“尝思”等词，作为开端。入手为起讲后过渡之文。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才是正式议论，以中股为全篇重心。此四股中，每股又都有两股排比对偶文字，合共八股，故名八股文。此外，八股文字数也有限定。明初定为乡试、会试，用《五经》义一道，约500字。《四书》义一道，300字。清康熙时，要求550字，乾隆以后，一律以700字为准。书写亦有一定格式，不可随心所欲。古来文章，本无定式，但因其用途在于考试，就必须要有划一之标准，以辨优劣。久之则难免生机阙如，呆板枯涩。
　　明清两代，八股文是所有官私学校必修科目。从童试到乡、会试，皆须学而用之。不会写八股文，就无法获取功名，也就难以进入仕途。而正因其用途只在于应付科举，故而尽管士子无不倾注全力，文章学术价值则另当别论。士子为功利所驱动，不得不揣摩圣贤言行与时文程式。甚至发展到经书只“记其可以出题之篇，及此数十题之文而已”（顾炎武《日知灵·拟题》）。清人徐大椿《道情》云：“读书人，最不齐。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宋皇、汉祖是那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此辈为挣得功名，皓首穷经，多受折磨，所以对其诟病之语不断，深恶痛绝。顾炎武在《日知录·拟题》中甚至放言：“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非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尽管有些偏执，但绝非无稽。八股文终被废弃，应是历史必然。
　　日月如梭。转眼之间百年已过，从而具备了对八股文进行理智评判的时间跨度。平心而论，考试制度之要点在于规范竞争。八股文便是在严定程式、防止作弊、客观衡文、快速评卷的摸索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较为完善的应试文体。从考试技术和操作层面考察，八股文对保证科举考试的客观性和公平性，发挥过重要作用。此外，在训练思维、测验智力、锻字炼句、布局谋篇等方面，它也曾大展其用。明清时期撰写对联之高手层出不穷，当与八股文风行密切相关。其特征是将散文骈体化，其散句与骈句结合得天衣无缝，比骈文更加成熟、更加精练，集中展示了一字一音的汉字的特别优势与独特魅力，令人叹为观止。其次，八股文的写作理论和技巧可供后人借鉴。清代桐城派古文开山祖方苞之《四书文》凡例云：“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经而切究乎宋、元诸儒之说，欲辞之当必贴合题义而取于三代、两汉之书，欲气之昌必以义理洒濯其心而沉潜反覆于周、秦、盛汉、唐、宋大家之古文。”明、清之际的时文佳作，经过无数士子前仆后继，上下求索，已达到了理、辞、气三者具足的境界，对一切文学创作均不乏启迪意义。吴敬梓在《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写道：“八股文若做得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因字数限制，八股文对文精意赅要求甚高。古人追求“理尽一言，语无重出”；而八股范文于此方面已达极致，实为瑰宝。明代文坛，“小品”盛于一时，清代文学作品亦罕见长篇，而抒情叙事，剔透玲珑，并非偶然。
　　再次，士人可从研习八股文的过程中获得儒家伦理道德之熏陶。考察人类信仰现象不难发现，儿时之单向强力灌输，往往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儒家思想理念，主要集中在《四书》《五经》等经典之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理论，一直是国人的言行准则。且由于士为四民之首，其价值取向在塑造国人的心理素质的过程中一直发挥着中坚与引领作用。以明代为例，作为八股文的黄金时代，士人气节亦颇显壮烈。尽管朝廷对臣下以严酷著称，而士人仍前仆后继，至死初衷不改者不可胜计。越是正途出身之官员，气节往往越盛。如方孝孺、于谦、海瑞等，即是典型代表。清廷入主中原，实行民族压迫政策，而晚明士子标榜气节者多有，如顾炎武不事二姓，归玄恭野服终身，王夫之厝身瑶洞，方以智削发为僧等等，儒家经典熏陶与激励之作用断不可否认。考虑到任何人都难以摆脱时代的局限，作为后人，我们应带着温情与理解来盘点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不然则难免伤害诸多前辈拳拳之心于地下也。（邸永君 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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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股文之研究
八股文之研究
文/毛天哲&
　　关于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给社会与个人的影响，已经有许多的研究成果被列举起来了，而对于明、清两代用于科举考试的一种特殊文体“八股文”给明清时期的文学作品的影响，过去由于对“八股文”抽象、片面的指责而鲜有人研究下去。
　　八股文，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不要说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就是有一把年纪的人，也未必了了，其实中国的文人为它奋斗了近千年。北宋以后，一直到清，历代文人几乎都是、或都曾是八股文的成就者或牺牲品。因为那时的科举考试就是考八股文，八股文就像一条独木小桥，文人做官的途径，舍此无它。在著名的大文人、大才子中，像王安石、苏轼、苏辙、杨万里、文天祥、于谦、唐伯虎、王守仁、李梦阳、海瑞、张居正、汤显祖、史可法，直到吕留良、纪晓岚，都是从这条独木桥上走过来的。
　　八股文是明、清两代用于科举考试的一种特殊文体，称为制义，又称制艺、时文、八比文。这种文体，专取《四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由于题目的来源不同，分别被称为《四书》文和《五经》文。八股文到底起于何时，目前史学界也说不清楚。不过哲认为，八股文乃始于宋，并逐步演变的而来，并非有意创立的文体，定型是在明代中期。
　　说起八股文，当然不能不提到中国的“科举制度”，科举是中国封建社会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分配官职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从隋朝开始到清朝结束，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隋统一中国后，为了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进行了一些改革。其中在选用官吏方面，以科举取士代替了为世族垄断的九品中正制。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开设进士、明经二科，由州、郡通过考试举荐一些优秀人才，来京城由朝廷进行测试，根据考试成绩录取。被录取者可出任各级政府官吏。隋以后各朝代都沿袭了这一考试制度。不过所设科目、考试内容和方法各个时代都有所不同，并且越来越复杂，
　　明清两代的科举制度大致相同，并且都是以八股文取士。下面简要谈一下明朝的科举制度。
　　明代实行四级考试制，即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在院试以前有小考。考生参加县试和府试及格者称“童生”。然后参加省、府所在地方书院考试，院试及格，称“生员”，俗称“秀才”或“相公”。秀才有参加乡试的资格。乡试三年一次，由皇帝派主考官主持。乡试都在秋天举行，这一年称“大比之年”，乡试考中的称“举人”，第一名称作“解元”。乡试第二年，在京城举行会试，举人才有资格参加。会试在春天举行，考中的称“贡生”，第一名称作“会元”。贡士要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一场考试，这场考试叫“殿试”。殿试分三甲出榜，考中的都“进士”。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
　　明清乡、会试都考三场。而以头场八股文作得好坏作为能否录取的决定因素。所以读书人都把毕生的精力花费在八股文上。
　　一般文学史讲到明清两代文学，多注重小说、戏曲，故使一般读者对诗文知之甚少，尤其是八股文。较之历史上的诗、赋、论等文体，人们最不熟悉的也是八股文。今天很少有读过八股文原作的人。因为八股文的唯一用途就是考科举．此外绝无实用价值，无论公私文书、文史论著、抒情、叙事、说理等等，都不可能采用八股体裁。明清许多士大夫在编撰自己的文集时，也往往剔除掉了早年应举而作的八股文字。然而这样的文字，却在明清五百年间泛滥天下，多数读书人除了啃八股选本．不知世上还有别的书，这实为一大历史悲哀。
　　八股文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固定段落组成，句型，字数都有规定，故称八股文。八股文不仅体制僵死，而且要“代圣贤立言”，即要求揣摩圣人孔、孟和贤人程、朱的语气。还有细节上一些条条款款，属于局部技法，就不多说。思想狭隘，形式僵化，文风死板，内容晦涩，这就是八股文风。
　　八股文在明清两代共被废止过4次。在当时,人们对“八股取士”制度也是颇有微辞的，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曾说：“八股之害，尤甚焚书。而败坏人才，又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非但四百六十余人也。”，甚至明末有人总结说“断送江山八股文”。
　　至清一代，依然沿明旧制，实行八股取士。康熙皇帝即位后，深感八股文考试空疏无用，实于政事无涉，于是在康熙二年（1663年）发布上谕，规定乡、会考试停止八股文，改用策、论、表、判。乾隆三年（1738年），朝廷中又发生了一场关于八股文存废的争论。从早期改良派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到戊戌变法时期的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人，都抨击过八股取士的弊病。戊戌政变后，八股文又起死回生。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六日（日），慈禧太后发布上谕，科以上一切考试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至此，八股文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呜呼哀哉了。
　　八股文背负的最大恶名就是有意要败坏人才、存心愚民。以历史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罪名可能并不符合实际。以八股取士乃不得已，即所谓“立法取士，不过如是”，并非有意要败坏人才或存心愚民。这只能表明明清两代都未能找到比以八股取士选拔人才更好的方式，而牢拢英才，驱策志士是历朝历代统治者的根本国策。
　　从历史的角度看，八股文是科举考试制度长期实行后逐渐演变而成的标准化作文考试文体。评卷客观化、控制评卷误差是大规模考试发展的内在要求，八股文便是受科举考试发展的内在动力的驱使而产生的，是一种刻板地通过考察经学知识和文字水平来测验智能的文体。
　　八股取士制度在当时在规范竞争，引导备考方面还是起到很大的作用的。八股文从《四书》《五经》中命题，避免考生漫无边际地读书备考。大规模考试强调可比性，这也是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改考生专试一经为必考所有《五经》的原因之一。另外，八股文既可以严定程式，防止作弊，客观衡文，快速评卷、又可以训练思维、测验智力。同时，也可以训练写作、锻字炼句。明清时期出现许多写对联的高手，还有不少擅长对联，也和当时八股文的风行有关。因此，尽管八股文一直为人所诟病，从考试技术和操作的层面来考察，八股文对保证科举考试的客观性和公平性还是起过一定的作用的。
　　钱钟书先生在其《谈艺录》中对八股文的渊源曾有过论述，他认为八股文是骈俪的支流，对仗的引申。并且认为八股文有与戏曲相通的特色，均为前人所未明确论述的，是对八股文研究的一大贡献。清阮元在《揅经室三集》云：“洪武永乐四书文甚短，两比四句，即宋四六之流派。是四书排偶之文，上接唐宋四六。”此番话仅将八股文追溯到唐宋四六文句对偶的影响，清人周以清、侯康专门研究四书文的源流，也没有触及到四书文出自魏晋六朝的骈文，钱先生在此作了进一步的论说。
　　八股文古称“代言”，是就它依据四书五经，揣摹古人思想口吻写作的一种方法而说的，“代言”者，即代替古人说话。钱先生云：“汉宋人四书注疏，清陶世征《活孔子》，皆不足道耳。其善于体会，妙于想象，故与杂剧传奇相通。”其引述袁枚曾说八股通曲，焦循也将八股文与元剧比附，认为元剧不让坏人唱曲，八股文也该不代坏人说话。明清两代盛行八股文，所以研治者也多，但是论说最为透彻的是明倪元璐，他将元剧与八股文看作双胞胎，“眉目鼻耳，色色相肖”。最耐人寻味的是张诗舲《关陇舆中偶忆编》记王述庵语，谓王述庵生平举业得力《牡丹亭》，读之可命中，而张自言得力于《西厢记》，都得益于学会了代人说话的本领。从这两个实例中也说明了八股文有着与戏曲相通的特色。
　　八股文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人的影响是很大的，自明代以八股取士制度实行后，八股文的思维渐渐统治了中国人的头脑。废除科举之后，这种思维并没有隐退，上百年间一度流行的假、大、空文风与此颇有渊源。文人胡说倒也罢了，在某些重要场合如此这般就要令人担忧了。就拿那几场引人注目的矿难来说吧，事件中最令人发指的，莫过于黑心矿主和工头竟然毁尸灭迹。这种草菅数十条人命的事天人共愤，但当时却以"普通事故"为名蒙蔽了不少人。当地有关领导赶到现场作了指示：事故抢救要措施得力；调查了解要深入细致；关停整顿要坚决果断等等。这些指示不可谓不正确，不可谓不周全，甚至不可谓没有水平，但是完全流于过场；作指示的人作完指示就离去了，全然没想到他面临的是一次重特大事故。于是乎那一番空洞的指示就变成了一种套话，变成了一种政治八股文。
　　六十年前，毛泽东主席在延安干部会上就做过《反对党八股》的讲演。毛泽东主席说过：“这种新八股、新教条，在我们许多同志的头脑中弄得根深蒂固，使我们今天要进行改造工作还要费很大的气力。”在今天看来，岂止是“根深蒂固”，简直是有“越演越烈”的趋势。电视里，报纸上宣扬的有些话怎么听都是对的，但是怎么品都品不出实际意义，可惜这类话我们还不时听到。
　　综观近些年稳定下来的国内高考话题作文题型，受到中学师生和社会的一致好评。社会舆论和主流媒体给人这样一个感觉，该题型似乎成了自高考制度改革以来，经过20多年探索而找到的一种最好的作文考试题型，并且大有将话题作文进行到底的趋势。八股文之所以被定为科举取仕的规定文体，我想当初它肯定是很优秀、很经典的，但长期固定下来，使之成为一种模板，就变成了有“八大罪状”的令人望而生厌的文体。依此观之，话题作文能例外吗？
　　总体而言，八股文在中国历史上就像鸦片、缠小脚一样确实是作了大孽。但具体来看，从文学、考试史的角度与从文化和社会史的角度观察，对八股文的评价却有所不同，很值得人们反思。从文学史的角度可以为八股文平反，从考试史的角度也可以理解八股文的产生和存在的价值，然而从中国文化教育史和社会发展史方面来看，八股文风还可能继续延续下去。
　　附录：
　　有案可查的康熙年状元韩琰的一篇八股文，韩于康熙十二年会试、殿试俱名列第一，曾官至礼部尚书。
　　考题：“于谓额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出自《论语o述而》）
　　正文如下：
　　圣人行、藏之宜，俟能苦而始微示之也。
　　盖圣人之行、藏，正不易规，自颜子几之，而始可与之言矣。
　　故特谓之曰，毕生阅历．只一二途以听人分取焉。而求可以不穷于其际者，往往而鲜也。造于有可以自信矣，而或独得而无与共、独处而无与言，此意托之寐歌自适也耶？而吾今率有以语尔也。
　　回乎！人有积生平之得力，终不自明，而必俟其人发之者，惰招待也。故意气至广，得一人焉，可以不孤矣。人有积一心之静观，初元所试，而不知他人已识之者，神相告也。故学问诚深．有一候焉，不容终秘矣
　　回乎！尝试与尔仰参天时，俯察人事，而中度吾身，用耶舍耶？行耶藏耶？汲于行者撅，需于行者滞，有如不必于行，而用之则行者乎？此其人非复功名中人也！一于藏者缓，果于藏者殆，有如不必于藏，而舍之则藏者乎?此其人非复泉石间人也？
　　则尝试拟而求之，意必诗书之内有其人焉，爰是流连以志之，然吾学之谓何?而此诣竞迢迢终古，则长自负矣。窃念自穷理观化以来，屡以身涉用，舍之交，而充然有余以自处者，此际亦差堪慰耳。则又尝试身为试之，今者辙环之际有微擅焉，乃日周旋而复之，然与人同学之谓何？而此意竞寂寂人间，亦用自叹矣。而独是晤对忘言之顷，曾不与我质行、藏之疑，而渊然此中之相发者，此际亦足共慰耳。
　　而吾因念夫我也．念夫我之与尔也。惟我与尔揽事物之归，而确有以自主。故一任乎人事之迁，而只行其性分之素。此时我得其为我，尔亦得其为尔也，用、舍又何事焉？我两人长抱此至足者共千古已矣。
　　惟我与尔参神明之变，而顺应无方，故虽积乎道德之厚，而总不争乎气数之先，此时我不执其为我，尔亦不执其为尔也，行、藏又何事焉?我两人长留此不可知者予造物已矣
　　有是夫，唯我与尔也夫。而斯时之回，亦始然得、默然解也。
　　参考文献：
　　钱钟书：《谈艺录》
　　胡平：高考话题作文正在蜕变成一种新八股文
　　中华书局出版：《说八股》
　　田一郎：八股文概説
　　姚先财手抄八股文
　　清无名氏八股文课草
　　清光绪曾举仙抄文
　　八股时文汇抄
　　于归园　　整理
有不一样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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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天哲，原名毛耿方，字子玠、怀楚，号慎堂、知非、归园主人。曾用网名笔名为毛天哲、毛怀楚、毛子玠、海天一色等，以网名毛天哲称著于世。自上网以来十余年笔耕不缀。因思佛祖言“生命在呼吸之间”而悟道“爱情在得失之间”；又自忖欲“三不朽”者惟立言尚可，遂发愤著书，尝立志每天写一首诗或一篇文，为了消逝的岁月和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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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艺，即八股文，别称制义、时艺、八比等，简称八股，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专用文体；相对于古文而言，又称“时文”。随着科举制度之废止，传统时代之终结，各界尤其是学术界对其评价贬斥居多，肯定绝少。而当今时过境迁，百年回首，平心静气，公正客观地评估其文化价值，具有一定意义。&&&&考八股之名，正史最早见于《明史·选举制》。其云：“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而八股文之固定程式，则有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其滥觞当在北宋时期，神宗熙宁（年）年间，王安石行新政，以唐代依诗赋取士，浮华不切实用，于是并诸科为进士一科，一律改试经义；而应试文体尚未整齐划一，更未要求对仗排比。但因当时作诗、填词之风强劲，排比、对仗之法几乎是人人皆能，并早已形成习惯，不少士子于不自觉中便运用排比对仗甚至骈体之法撰写文章，其间多有古代典故现身文中，且已有“代圣人立言”之要求。所以在目的、风格及结构等方面，已具八股文之雏形。元代科举，基本沿袭宋制。按经义作文，但又明确规定《四书》《五经》为国家正式教本，题目只能出自上述诸经典，内容也必须以其为规范。明洪武元年（1368年），诏开科举，太祖对制度、文体皆有严格要求、明确规定。成化年间，经王鏊、谢迁、章懋等人提倡，正式规定起、承、转、合之文章格式，分为八段，其中四段又要求各分为两股，八股文正式定型。清承明制，继续沿用。直至戊戌变法，方得松动；最后，又随着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科举之废而寿终正寝。&&&&八股文属于命题作文，其基本特点大致有四。其一，题目一律用《四书》《五经》原文。其二，要代圣人立言。若题目摘孔子一言，则文章主人公便是孔子，士子须以孔子口吻；若摘孟子之言，则相应变为孟子口吻。其三，对经典之理解，皆有所依而不可自由发挥。《四书》主朱子《四书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即蔡沈，笔者注）《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永乐间，颁《四书五经大全》，废注疏不用。其后，《春秋》亦不用张洽《传》，《礼记》止用陈浩《集说》。其四，文章体裁结构有一套严格而固定的格式，全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部分组成。破题是用两句话将题目意义破开，承题是承接破题意义而说明之。起讲为议论的开始，首二字用“意谓”“若曰”“以为”“且夫”“尝思”等词，作为开端。入手为起讲后过渡之文。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才是正式议论，以中股为全篇重心。此四股中，每股又都有两股排比对偶文字，合共八股，故名八股文。此外，八股文字数也有限定。明初定为乡试、会试，用《五经》义一道，约500字。《四书》义一道，300字。清康熙时，要求550字，乾隆以后，一律以700字为准。书写亦有一定格式，不可随心所欲。古来文章，本无定式，但因其用途在于考试，就必须要有划一之标准，以辨优劣。久之则难免生机阙如，呆板枯涩。&&&&明清两代，八股文是所有官私学校必修科目。从童试到乡、会试，皆须学而用之。不会写八股文，就无法获取功名，也就难以进入仕途。而正因其用途只在于应付科举，故而尽管士子无不倾注全力，文章学术价值则另当别论。士子为功利所驱动，不得不揣摩圣贤言行与时文程式。甚至发展到经书只“记其可以出题之篇，及此数十题之文而已”（顾炎武《日知灵·拟题》）。清人徐大椿《道情》云：“读书人，最不齐。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宋皇、汉祖是那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此辈为挣得功名，皓首穷经，多受折磨，所以对其诟病之语不断，深恶痛绝。顾炎武在《日知录·拟题》中甚至放言：“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非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尽管有些偏执，但绝非无稽。八股文终被废弃，应是历史必然。&&&&日月如梭。转眼之间百年已过，从而具备了对八股文进行理智评判的时间跨度。平心而论，考试制度之要点在于规范竞争。八股文便是在严定程式、防止作弊、客观衡文、快速评卷的摸索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较为完善的应试文体。从考试技术和操作层面考察，八股文对保证科举考试的客观性和公平性，发挥过重要作用。此外，在训练思维、测验智力、锻字炼句、布局谋篇等方面，它也曾大展其用。明清时期撰写对联之高手层出不穷，当与八股文风行密切相关。其特征是将散文骈体化，其散句与骈句结合得天衣无缝，比骈文更加成熟、更加精练，集中展示了一字一音的汉字的特别优势与独特魅力，令人叹为观止。其次，八股文的写作理论和技巧可供后人借鉴。清代桐城派古文开山祖方苞之《四书文》凡例云：“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经而切究乎宋、元诸儒之说，欲辞之当必贴合题义而取于三代、两汉之书，欲气之昌必以义理洒濯其心而沉潜反覆于周、秦、盛汉、唐、宋大家之古文。”明、清之际的时文佳作，经过无数士子前仆后继，上下求索，已达到了理、辞、气三者具足的境界，对一切文学创作均不乏启迪意义。吴敬梓在《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写道：“八股文若做得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因字数限制，八股文对文精意赅要求甚高。古人追求“理尽一言，语无重出”；而八股范文于此方面已达极致，实为瑰宝。明代文坛，“小品”盛于一时，清代文学作品亦罕见长篇，而抒情叙事，剔透玲珑，并非偶然。&&&&再次，士人可从研习八股文的过程中获得儒家伦理道德之熏陶。考察人类信仰现象不难发现，儿时之单向强力灌输，往往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儒家思想理念，主要集中在《四书》《五经》等经典之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理论，一直是国人的言行准则。且由于士为四民之首，其价值取向在塑造国人的心理素质的过程中一直发挥着中坚与引领作用。以明代为例，作为八股文的黄金时代，士人气节亦颇显壮烈。尽管朝廷对臣下以严酷著称，而士人仍前仆后继，至死初衷不改者不可胜计。越是正途出身之官员，气节往往越盛。如方孝孺、于谦、海瑞等，即是典型代表。清廷入主中原，实行民族压迫政策，而晚明士子标榜气节者多有，如顾炎武不事二姓，归玄恭野服终身，王夫之厝身瑶洞，方以智削发为僧等等，儒家经典熏陶与激励之作用断不可否认。考虑到任何人都难以摆脱时代的局限，作为后人，我们应带着温情与理解来盘点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不然则难免伤害诸多前辈拳拳之心于地下也。&&&&（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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