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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兰河传》练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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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兰河传阅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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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九下《呼兰河传》同步练习2篇【试题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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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呼兰河传》中的天然式生存
本文话题： &
摘要萧红的《呼兰河传》描绘出偏远而蒙昧的呼兰城人的生存状态,他们生存于强大的集体无意识之中,麻木而冷漠地、顺乎自然地处于一种天然式生存状态,从生到死,平庸地走完了他们的一生,展示出在封建制度重压下的中华国民的精神状态。本文将从小说中表现出来的动植物的天然式生存、人物的天然式生存、物品的天然式存在等三个方面,探讨呼兰城人的天然式生存状态,分析其生存状态的深刻意涵。关键词:《呼兰河传》 天然式生存 萧红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萧红的《呼兰河传》是1940 年在香港完成的一部传记式小说,毫无疑问,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杰作。天才而薄命的青年女作家萧红,以其缠绵的乡愁和美丽的目光回望着故乡和童年,描绘出了偏远而蒙昧的北方呼兰城人的生存状态。呼兰城人琐碎而平凡的生活、愚昧而贫穷的生存、陈旧而凄婉的风俗、冷漠而奸诈的思维,构成了《呼兰河传》小说的人文底蕴和呼兰河人的天然式生存背景。呼兰河人处于强大的集体无意识之中,他们麻木地顺乎自然地处于一种天然式的生存状态,平庸地走完了他们的一生,正是在对这种麻木的天然式生存的描写中,萧红展现了故乡人心灵的荒芜和冷漠,并在这种基调里完成了她对于故乡的回忆。所谓天然式生存,就是把生命随意地安放在自然的环境之中,虽然利用天然的生存资源,却又毫无人工培育痕迹、毫无生存目的而存在着的一种存在状态。这种对生命的放任随意,可以看成是对生命本身的粗放式管理,也可以看成是对生命缺少规划和激情,致使鲜活的生命处于一种死寂状态的懒惰。在《呼兰河传》中,这种随境而安的生存意识随处可见,它影响着、维护着、引导着呼兰城人的生存哲学,形成了在这一人群身后的文化背景。鲁迅在评价萧红的小说时指出:“(萧红)画出了沉默的国民的灵魂”。而《呼兰河传》最大的文本特征,就是小说里处处充满了这种沉默、麻木而愚昧的灵魂。一 动植物的天然式生存在《呼兰河传》的第一章,作者是将故事放置于一个纯天然的环境里开始的,北国的寒冬,凄厉而又带着几分随意:“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是裂口,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地,便随时随地的,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子了。”这种严寒虽然非常有力,但动物们天然而随意地生活着,看不出对严寒有什么反抗,也看不出自然威力对动物的刺激:“星星月亮,出满了一天,冰天雪地正是个冬天。雪扫着墙根,风刮着窗棂。鸡在架里边睡觉,狗在窝里边睡觉,猪在栏里边睡觉,全呼兰河都睡着了。”植物的生存状态更是完全随意式的,在“我家”的后花园里,有着各种各样的野生或人工种植的植物,但它们却都没有人类的加工痕迹,它们自由地生长着,没有固定的形式,也没有刻意的追求,似乎是野地里的野生庄稼:“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一切都随心所欲,一切又都放任慵懒,人类压根不去管理它们,透露着无可无不可的哲学意味:“祖母喜欢吃果子,就种了果树,祖母喜欢养羊,羊又把果树给啃了,于是果树死了。”在作者的叙述过程中,甚至连时间都是不具体的,都是任意指向的,如“只要严冬一到……”,“一到冬天,冯歪嘴子差不多天天出去卖一锅黏糕的”, “夏天过完了,秋天就来了”……这些都是抽象的假定性的时间,并不确指是哪一年的冬天或哪一个具体的日子,正是这种不确指的时间,表现出呼兰城人生活的单调和相似性,表明这一年的冬天和许多年的冬天都是一个样子的,所以没有必要认真地区别出这是哪一个冬季里发生的事情,只需知道是发生在冬天里就行了。二 人物的天然式生存在呼兰城人的眼里,生命就是生命本身,无所谓什么意义,理想和信念显得那么遥远,生和死之间的距离也没有很明显的区别。毫无生气的生活、低劣的生存状态和低廉的生命质量锁定了呼兰河人的思维方向:如果有人问他们,人生是为了什么,他们会毫无犹豫地告诉你“人活着是为了吃饭穿衣”,“再问他人死了呢?他们会说‘死了就完了。’”在他们的眼里,四季的变迁也没有什么特定的意思,只是看到“人们在四季里,风霜雨雪的过着,霜打了,雨淋了,大风来时飞沙走石,似乎是很了不起的样子,但这是大自然的威风,与小民们无关。”呼兰城的人们生活在一个阴暗而闭塞的环境里,精神是荒芜的,目光是浅止的,对生命的认知已降至最低点。在他们的世界里,“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地长去;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老,老了也没有什么关系,眼花了,就不看,耳聋了,就不听,牙掉了,就整吞,走不动了,就瘫着。这有什么办法,谁老谁活该。”对于死亡,呼兰城的人似乎也已经看得很淡,而且已经将其纳入程序化了:“父亲死了儿子哭,儿子死了母亲哭,哥哥死了一家全哭,嫂子死了,她的娘家人来哭。”这种庸庸碌碌的日子,这种极度蒙昧的生存,完全抹杀了人与动物的差异,混淆了时间的概念。呼兰城人对于生死的安排很随意,对于人生理想的选择也非常天然,由于父亲喜欢吃豆腐又买不起豆腐吃,5岁的儿子就产生了长大之后开一个豆腐房的理想;他们对婚姻对象的选择也是天然式的,既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也不曾想到要对婚姻的当事人负什么责任,只是因为:“一家是本地的烧锅掌柜,一家是白旗屯的大窝堡,两家是一家种高粱,一家开烧锅。开烧锅的需要高梁,种高梁的需要烧锅买他的高梁,烧锅非高梁不可,高梁非烧锅不行,恰巧又赶上这两家的妇人都在临近生产,所以就‘指腹为亲’了。”三 物品的天然式存在有生命的物体可以在呼兰城里自生自灭,不受拘束地随意成长,而没有生命的物品同样超然物外,任其存在或损失。在“我家”荒凉的院子里,一间东倒西歪的草房,本来已不适宜居住,但还是租给了一家做粉条的人,做粉条的人们心安理得地住在这间“实在是不像样子了,窗子本来是四方的,现在都变成菱形的了,门也歪斜得关不上了,墙上的大柁就像要跳出来似的”烂草房子里,自得其乐地在夜晚听着房子乱响:“可曾有人听过夜里房子会叫的,谁家的房子会叫,叫得好像个活物似的, 嚓嚓的,带着无限的重量。往往会把睡在这房子里的人叫醒。被叫醒了的人,翻了一个身说:‘房子又走了。’真是活神活现,听他说这话,好像房子要搬了场似的。”这种超然的生活态度,充满了黑色幽默的意味。《呼兰河传》里的大泥坑是城中一景,也是象征着呼兰城人心态的一个典型意象,虽然它百害而无一利,但呼兰城人却允许它一年年地存在着,而决没人想到要改变它,萧红用了嘲弄的笔法去写它,写它晴天和雨天的样子,写它翻车时的可笑与危险:“车夫从泥坑里爬出来,弄得和个小鬼似的,满脸泥污,然后再从泥中往外挖掘他的马,不料那马已经倒在泥污中了,这时候有些过路的人,也就走上前来,帮忙施救。……看那马要站起来了,他们就喝采:‘噢噢!’地喊叫着,看那马又站不起来,又倒下去了,他们又是喝采‘噢噢’地又叫了几声。不过这喝的是倒彩。”一年之中有鸡、鸭、猪、马、人掉入到大泥坑里,却没有一个人想到要填平它,或者认真地改造它,大泥坑的闹剧一年又一年地重演着,于是萧红总结了两条大泥坑存在的理由:一是“常常抬车抬马,淹鸡淹鸭,闹得非常热闹,可使居民说长道短,得以消遣。”;二是“有了这泥坑子可就好办,可以使瘟猪变成淹猪,居民们买起肉来,第一经济,第二也不算不讲卫生。”这种情景,简直就成了黑色幽默的经典。四 天然式生存的意涵茅盾在《〈呼兰河传〉序》中说:“也许有人会觉得《呼兰河传》不是一部小说。……也许又有人觉得《呼兰河传》好像是自传,却又不完全像自传……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于它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 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的确,从乡俗风情画的角度来看《呼兰河传》,它确实是十分传神、十分醒目的。萧红是一位来自于中国社会底层的作家,她坎坷而不幸的生活经历,以及她身上蕴含着的现代先进知识分子的品质特征,让她对自己所经历的一切难以忘怀。萧红“凭着她对民间世界的了解和对底层人的情感,以她特有的艺术直感,写出了民间生活的自在状态。”如果从文字表面上看去,呼兰城人的这种天然式的生存状态似乎很诗意,很吻合中国人的“死生由命,富贵在天”的生活哲学,也很吻合中国人自古亦有的“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生存方式。其实不然,在诗意的文字背后,或者说在平淡的叙述里面,萧红正用犀利的目光审视着故乡和故人,用批判现实主义的笔锋描写着呼兰河人的“麻木”、“冷漠”和“愚昧”。因为麻木,呼兰城人对身边的任何事物都不太在意,人类正常的情感、正常的创造力在这里一概都被抹杀;因为冷漠,他们可以面对活泼健康的小团圆媳妇之死而漠然置之,可以对冯歪嘴子的贫穷和不幸毫无怜悯,只是随波逐流和自暴自弃的动物般地活着;因为愚昧,他们缺少友爱、丧失同情心、没有理想、平庸懒惰,可以面对害人的大泥坑听之任之,也可以面对任何人间的悲剧而无动于衷。乡人的麻木与冷漠不但酿造了他人的悲剧,更延伸着呼兰城人自身的悲剧,他们使自己的生存环境十分荒凉,他们也使许多新生的事物在呼兰城没有发展的机遇而自生自灭。所以,麻木而闭塞的呼兰城就是封建制度下的中华民族的缩影,冷漠的呼兰城人就是中华民众的代表。正如当年鲁迅用犀利的语言批判国人的麻木心态那样,萧红对乡人的麻木同样痛恨不已,所以她才会大声地喊出:“现在或过去,作家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并大声地痛斥着乡亲们:“蚊子一样的生活着,乱七八糟地死去。”法国著名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曾在《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中指出:“写作乃是一个生命与拯救的问题。写作像影子一样追随着生命,延伸着生命,倾听着生命,铭刻着生命。写作是一个终人一生一世也不放弃对生命的观照的问题。”在《呼兰河传》中,萧红就是将个人的生命融入到写作中去,将个人生活体验融进对生活的反思之中,她并没有纠缠于自我身世的不幸而一味地自艾自怜,而是站在适当的心理审美距离上,对人类的整体存在状态进行诗意的勘探和深刻的揭示,使自我的经历超越了个人的生存空间,使《呼兰河传》有了凝重的历史价值,也使中华民族的苦难从此有了一种诗意的文本。正如艾晓明所言:“在中国现代作家中,以如此沉痛、如此嘲笑给予家乡以理性分析,打破怀乡作品的描写惯例和优美境界的,萧红是最突出的一个。”《呼兰河传》打破了对家乡的唯美式的怀念,它以美的语言再现丑的现实,剥去了天然式生存的诗意外表,揭露出呼兰河人的愚昧冷漠之痼疾。所以有人认为,《呼兰河传》是一枚中国人的人生标本,它标示着中华民族在封建制度下重压下心灵封闭之严重,标示着中华民族从封建制度到民主制度转型期的迷惘与困惑,同时也显露出萧红的自然含蓄而又充满哲学意味的创作风格。正因为《呼兰河传》中的这种“对国民精神的拯救”,终于使萧红与鲁迅站在了同一个标度上,达到了一种对国民精神的大彻大悟,也开拓了怀乡小说新的意涵。参考文献:[1] 聂绀弩:《萧红选集·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2] 艾晓明:《女性的洞察——论萧红的马伯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4期。[3] 刘锡庆:《新中国文学史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4] 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作者简介:史杰,女,1976—,河南泌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郑州华信学院。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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