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古代十大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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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古代十大才女
【史海钩沉】&古代十大才女& &&1.载驰救卫歌慷慨——先秦才女许穆夫人& & 乱生不夷，靡国不泯；巧笑之瑳，佩玉之傩；有怀于卫，载驰载驱&& & 许穆夫人：春秋女诗人。姓姬，名不详，生卒不详，春秋时期卫国（今河南省淇县）人。乃卫懿公之女，嫁于许穆公，故称许穆夫人。貌美，性聪敏，有才华，是我国见于文字记载的第一位女诗人。《诗经》中有《载驰》诗确认为其所作。　　　　春秋，这两个字好，古人用来命名一部史书，温和冲淡，有沧桑感。后人又以之命名那一段历史，在中国历史分期里，这大概要算得最美的名称了。仿佛能看到山川广大，平畴旷远，空气透明如水，凯风轻抚细草繁花，路上的人衣着朴素气质雍雅，像是直接从《诗经》里施施走出的。　　其实不尽然，现实永远不肯迎合人的想象。周朝自平王东迁后，王室日渐衰微，诸侯蠢蠢欲动，日渐有问鼎之心。上古的风吹到春秋初期，便日渐有了暴烈气，战旗猎猎，战马萧萧，烽烟堪堪将燃。这样的世道是属于男性的。女人太孱弱，要么被劫掠，要么被进献，要么死于劳作或乱离。平凡的，默然消失在历史的风烟里，出众的，生死依托在某个男人的权位上，其更甚的，要为亡国承担红颜祸水的骂名，以一种单一的面孔在史家笔下蒙羞千年。　　只有一个女子是例外，在那一段历史里。她有貌，有才，有胆量，有识见，依靠一己之力，卓然独立于男性化的青史中。那形象，当是一棵木棉树吧，一树高高璨璨的红，天空里生长的奇迹，叫人不得不俯首。确然，她获得的尊重是普遍的，从国君到民众，从当世到后世，从历史到文学，没有异议的一致。　　她就是许穆夫人。　　许穆夫人是中国文学史上公认的第一位女诗人，有《诗经》为证。《诗经》里很多兰心蕙质的女子，或写诗，或被写进诗里，化身为文字摇曳两千多年。其中一些充满忧思的诗篇明显出自女子之手，但时至今日，能被确认为作者的只有许穆夫人一个。《毛诗序》曰：“《载驰》，许穆夫人作也。闵其宗国颠覆，自伤不能救也。卫懿公为狄人所灭，国人分散，露于漕邑。许穆夫人闵卫之亡，伤许之小，力不能救。思归唁其兄，又义不得。故赋是诗也。”《左传》详细讲述了这段史实，明确指出“许穆夫人赋载驰”，汉代刘向《列女传》还为之作颂称赞。又据清人魏源《诗古微》考证，《诗经》中《泉水》《竹竿》两首也是许穆夫人所作。　　她还是世界文学史上第一位女诗人。目前所知，西方第一位女诗人是古希腊的萨福，生长在从口传到信史的过渡阶段，根据资料推算，约略生活在公元前630年～公元前592年（另有资料称是公元前612年～公元前560年）之间。许穆夫人和萨福一样生卒年月不详，但在有史可征的公元前 660年，许穆夫人已婚，且载驰救卫，生活年代比萨福早是一定的了。　　其实，这个第一本身没有大多意义，唯一可以证明的是，在那么遥远的年代，女性已经能用文字准确表述自己的怨怒和理想，并通过这些文字获得与男人等同的社会影响力。《圣经》从创世之初就把女性放在第二性的位置上，中国上古尚有女娲抟土造人这样好的创世神话，但从母系社会制度被父系社会制度所替代后，女性的地位也逐渐被第二性了。然而今天看去，不管怎么说，春秋时代还能有让女性这样彰显的空间，可知后来宋明理学对于女性话语权的禁锢是多严重的大退步。“女子无才便是德”，幸好春秋时代还没造出这混账行子话来，不然《诗经》和《春秋》该有多么乏味，缺少了许穆夫人的春秋时代又该有多么寂寞。& &&乱生不夷，靡国不泯　　这是《诗经·桑柔》中的一句诗，意思是国有乱生，民心不稳，恰可用来概括许穆夫人出生前后卫国的情况。作为贵族女子，生来就是社会的人、政治的人，一出生甚或没出生，就被牢牢粘在了政治的网上，错综纠葛，牵一发即可动全身。从出身，到嫁人，挽救故国，求助他国，离开人世，一切全都大有干系。所以，要讲许穆夫人，须要话说从头。　　当日周武王灭商后，封他最小的弟弟（文王的幼子）于康邑，世人按照习惯称此人为康叔。武王死后，继位的成王年幼，便暂由周公（也是武王的弟弟，同母弟）辅政。后，周公将原来商都的周围地区和殷民七族封给康叔，建立了卫国。康叔下传七代到卫顷侯，顷侯是用重金贿赂周夷王，因而成为侯爵的。又下传两代到卫武公，因帮助周室东迁有功，而升为公爵。后传位庄公，庄公即《诗经·硕人》里那个“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美人庄姜的老公。庄姜美而无子，庄公又娶陈国的厉妫、戴妫姊妹。戴妫生了个儿子叫完，庄姜以之为自己的儿子，立为太子，即后来的卫桓公。另有公子州吁，是庄公的一个妾所生，好武好领兵，很受庄公宠爱。庄公死后，桓公即位，他生性懦弱，对州吁也无防备心。结果，州吁杀死桓公，自立为国君，史称“州吁之乱”。卫国大夫联陈国之力，杀死州吁，迎立逃亡国外的晋（桓公的同母弟），是为卫宣公。但卫国之乱并未结束，由这个卫宣公开始，卫国局势愈加混乱，同时也造成了许穆夫人身世的混乱。　　如前所述，卫国受封的是殷商旧地，都城就在朝歌，所以有殷商后期的淫靡习气，在春秋各国中最是爱饮酒、爱女色。却说卫宣公晋，做公子时就与其父之妾夷姜私通，生下一子，寄养于民间，起名叫伋。宣公即位后，不再掩人耳目，与夷姜出入如夫妇，十分宠幸她，并立伋为太子，令右公子教导。伋长到十六岁，该是谈婚论嫁的时候了，宣公决定为他聘娶齐僖公的长女。　　齐国女人的美丽在各诸侯国是出了名的，《诗经》里不但有《硕人》这样集中盛赞齐国美人的，还有《衡门》说“岂其取妻，必齐之姜”，大概是一个没落贵族的反问，但正从一个反面反映出当时各国男人娶妻的最高理想。齐国是太公望即姜子牙的封国，与卫国关系密切，后代又善于经营，国力强盛，所以卫国常爱跟齐国联姻。“硕人”庄姜，伋的母亲夷姜，还有这位即将出场的宣姜，都是齐国嫁到卫国的美人。宣姜就是许穆夫人的母亲，据说有绝世之姿，和她的妹妹文姜一并被视为姐妹花，艳名远播各诸侯国。她俩在历史上得到的评价都很差，文姜与自己的哥哥幽会，使得丈夫鲁桓公被害死，宣姜更是和卫国父子两代三人分别扯上过关系，所以后世有人作诗讽刺说：妖艳春秋首二姜，致令齐卫紊纲常。天生尤物殃人国，不及无盐佐伯王！　　事实上，这样骂宣姜是有失公允的，她的境遇和文姜有很大不同。卫国使臣从齐国回来后，盛赞齐女之美貌，卫宣公虽然后宫多佳丽，却贪心不足，马上垂涎三尺，一心要据为己有。他使了一招掉包计，先召集工匠在迎亲必经的淇水河边修建了一座华丽的行宫，名为新台，然后派伋出使宋国。迎娶的日子到了，新娘一身盛装喜孜孜地上路，走走走，走到新台不让走了，直接迎进行宫入了洞房，新郎却不是年轻英俊的伋。这一出东周版的“上错花轿”戏码，新娘又有什么责任呢？她以伋的名义被聘，结果成了宣公的妻子，宣姜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明朝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专为此事大书题目：卫宣公筑台纳媳。台湾作家柏杨的《中国人史纲》，用了约两千多字来讲述这桩“卫国新台丑闻”。当时的人对宣公的所作所为也看不惯，还编了一首歌挖苦他，叫《新台》，收录在《诗经.邶风》中：新台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鲜。新台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简单地说就是：撒下渔网去打鱼，结果打了只癞蛤蟆；本想嫁个美少年，结果嫁了个驼背鸡胸的糟老头。呵呵，《诗经》号称温柔敦厚，实际上这一首骂人就骂得很刁钻，看了让人忍俊不禁。在戏谑之余，它还表示了同情，说新娘子的悲伤就像那汤汤流不尽的河水一般。　　但许穆夫人并不是宣公的女儿，宣姜给宣公生的是两个儿子，长子叫寿，次子叫朔。子因母贵，两人在宣公的宠爱中长大，宣公开始考虑传位给寿。但伋作为太子，仁义孝敬，并无失德之处。宣公便私下将寿嘱托给左公子，希望异日扶为国君。俗话说“娘生九子，各个不同”，寿与朔一母所生，性情却大相径庭。寿很温和，既孝且悌，与哥哥伋十分友爱。朔阴狠狡猾，一心想将来能够即位，对太子伋和自己的哥哥都很嫌憎，常在父母面前挑拨离间。当年的父纳子媳毕竟是乱伦丑闻，想来应是宣公的一块心病，也应是卫国王宫里一大忌讳吧，朔只要稍稍放出口风说伋对此有怨言，那就一切OK了。天下母亲都是一样的，宣姜自然和儿子站同一阵线，在宣公面前诋毁太子伋，帮自己儿子博取上位。宣公其人呢，心态很值得琢磨，明明是自己夺了太子妻，对不起儿子，心里反倒嫌恶伋。世事大抵如此，甲曾经在某事上愧对乙，乙也许并不介怀，或者选择了宽容和遗忘，甲却从此恨上了受害者乙，似乎乙的存在就是在一遍一遍提醒那件事的存在。　　事情的结果是，夷姜在谗言下投缳自尽，伋在为母亲伤心痛哭时，接到宣公的旨意要他出使齐国。同时，宣公还有密令给朔，要朔派杀手扮作强盗在路上截杀伋。这一消息可巧被寿得知，连忙私下跑去告诉伋，劝他逃奔别国。伋认为人子当以孝为先，不从父命即为逆子，出奔的结果是无父无国，更为大逆不道。寿万般无奈之下，便以饯行为名将伋灌醉，自己带着白旄登船出发。白旄是古代一种军旗，此前齐僖公曾与卫相约伐纪，这次卫宣公就以订立出兵日期为由，派伋带着白旄出使齐国，而给杀手的指示便是“见持白旄者杀之”。杀手自然是直接把寿给杀了。等伋酒醒过来赶到时，寿的头颅已盛在木匣里了，伋抱着头颅大哭，然后自愿引颈受刀。可叹这兄弟两人，卫国王宫里除了石兽之外最干净的两个人，就这样死于一场宫廷阴谋。据说《诗经》中的《二子乘舟》一诗，就是当时人歌咏这兄弟争死的：“二子乘舟，泛泛其逝。愿言思子，不瑕有害！”也有人说这首诗的作者是宣姜，寄托着她的忏悔和思念。　　却说宣公也没想到竟然一刀杀二子，又惊又痛，一病不起，半月后即一命呜呼。朔得偿所愿，登上王位，是为卫惠公。曾经辅佐伋和寿的左右公子，及其他卫国贵族当然不服，就趁惠公带兵到郑国去的时候，在国内发动政变，拥立伋的同母弟黔牟为君，公布朔的罪行，并重新为寿和伋发丧。朔归国无路，只好流亡到他舅舅齐襄公那儿，齐襄公许诺将来帮他复国。　　卫国贵族们想杀掉宣姜，但又害怕得罪强大的齐国，便暂时把她移居到别宫去。齐襄公为了巩固两国的关系，伺机为朔夺回卫君的位置，派使者到卫国拜见新君，要求把宣姜婚配给公子昭伯。伋的同母弟有两人，一个是黔牟，另一个是昭伯，昭伯的夫人已死。卫国贵族们既痛恨宣姜谗杀太子，也厌恶宣姜一直僭位中宫，且因局势未稳恐宣姜会有所图，认为下嫁给昭伯正可以贬低她的名号与地位，于是无不乐意从命。宣姜此时哪里做得了主？只能任由他人处置，同时她可能也觉得兄长给的未尝不是一条活路。春秋战国的时候，妇女是可以再嫁的，事实上一直到三国时期，蔡文姬还一生三嫁，时人也并无非议。只是，宣姜一嫁是由儿子而父亲，这再嫁却是由父亲而儿子，是一桩再次乱伦的婚姻。出于利益的考虑，齐、卫各方包括宣姜，达成惊人的一致，唯一的反对者是新郎昭伯。《左传》里的原话是：“齐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强之。”烝，古代指与母辈淫乱，如明小说里讲李治与武媚娘的私情：“那无道的高宗与隋炀帝一样，为太子时入侍太宗之疾，见武媚娘而悦之，遂即东厢烝焉。”一般来说，娶父亲的妻妾及兄长的妻妾也叫烝。中国文字瓜青水白，史笔更是一点也不含糊，不管当时什么情境，事实就是事实，铁板钉钉，半点饶不得人。　　《东周列国志》里说，卫国贵族们议定计策，宴请昭伯，将他灌醉后送进别宫。昭伯醉中与宣姜同房，醒来悔之晚矣，也只能接受事实。昭伯后来如何解决子娶父妻的心理障碍，宣姜后来如何面对既是自己儿子又是丈夫兄弟的朔，这些都不得而知。世上有诸种奇奇怪怪的事存在，身处其中的人也自有诸种理由来开解自己，世事大抵如此——古人有时会卑微地自称贱命，生命就是脆弱到贱，计较太多，这条贱命可怎么活下去？不管怎么说，宣姜和昭伯的婚后生活似乎是和谐的，可以作为证据的是他们一连生了五个儿女：齐，申，毁，宋桓夫人，许穆夫人。& &&巧笑之瑳，佩玉之傩　　她笑了，笑得这个巧，这个美，这个招人爱啊，露出的牙齿都是玉的光泽。她走动起来，伶俐俐，俏生生，身上的佩玉叮叮当当，当当叮叮。一阵清风过去，一朵蓓蕾在眼前开放，一只小鸟从天上洒落声音的雨，一世界的眼睛和耳朵都在刹那里打开了……“巧笑之瑳，佩玉之傩”，八个字里有着丰富的意象，合起来能看见一个女孩活色生香站在了纸背上。读这样的句子，是在读明亮，读温暖，读无忧无虑的岁月。是的，少女时代的许穆夫人——如前所述，卫国是康叔一脉，姬姓，但许穆夫人名不详，此处讲述未嫁前也只能暂用“许穆夫人”来称呼她——那个姓姬的美丽女孩，曾经拥有过这样的幸福时光。　　《列女传》曰：“许穆夫人者，卫懿公之女，许穆公之夫人也。”卫懿公是何人？卫惠公朔的儿子。话说朔流亡齐国八年后，齐襄公联合宋、鲁、陈、蔡四国军队，一同把卫国打了个落花流水，废掉黔牟，扶助朔重登侯位。朔在位31年（包括流亡前后的11年），去世后由他的儿子继位，即卫懿公。从昭伯的角度论，许穆夫人是他的女儿，懿公是他的侄子，许穆夫人和懿公是同辈；从宣姜的角度论，许穆夫人是她的女儿，懿公是她的孙子，许穆夫人是懿公的姑姑。《列女传》却说许穆夫人是懿公的女儿，估计是许穆夫人可以婚嫁时，因出身复杂“不足为外人道也”，这一团血缘的麻也实在是理不清，故而直接以国君之女的身份出嫁。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朔复国后，宣姜还有一定的影响力，可以张开臂膀保护她跟昭伯生的几个孩子，给他们安排一个体面的身份，比如国君之女等，奔一个比较有希望的前程。另外，惠公朔依仗强齐的力量复国后，20年间再无人能与之争，王宫里的争斗相对就没那么血腥了。所以，许穆夫人未嫁前，在卫国渡过的十几年是比较快乐的。籊籊竹竿，以钓于淇。岂不尔思？远莫致之。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远兄弟父母。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傩。淇水滺滺，桧楫松舟。驾言出游，以写我忧。　　《诗经·竹竿》这首诗，有人说是一个不知名的卫女远嫁异国后所作，有人说作者正是许穆夫人，是她嫁到许国后怀念家国有感而发。我倾向于后者。许穆夫人作为一位女诗人，不可能只创作一首《载驰》，卫国人那么爱戴这个在国家危难之际站出来的女人，更不可能只传唱《载驰》一首。《竹竿》和下面将要说到的《泉水》，两首诗所寄予的感情，是同《载驰》一脉相承的。只是因为“载驰救卫”这事明写于史，所以把她其余的作品都给遮蔽了。不管说法如何，这首诗本身就能讲述自己，即使不是出自许穆夫人之笔，也是出自一个卫国贵族女孩的笔，所讲述的正是卫国贵族女孩普遍的生活。　　卫国位于中原北部，都城朝歌在今河南淇县，东临淇水，境内有常年流水泉几十处。如今的淇县，不但保留古镇名朝歌，还在淇水边保留多处“许穆夫人钓鱼处”——但见一片湿地，几块大石，不知是真是假，野趣倒委实很有几分。“泉源在左”，汩汩不息，“淇水在右”，悠悠长流，《竹竿》里描述的就是这样的环境。“籊籊竹竿，”一根竹竿细又长，“以钓于淇”，姑娘钓鱼淇水上。骑马、读书之余，约上三五女伴，到淇水边垂钓，不是为鱼，只为快乐。多年以后，在异国回想起来，歌声水声笑声，虫鸣鸟鸣蝉鸣，裙裾在风里飘扬，环佩在腰间作响，乌发渐覆上光洁的额头，青梅一颗一颗把自己挂上枝头……一切都会随着记忆复苏吧？作为一个女子，一个贵族女子，一个注定要为国家远嫁且不可随性回国的贵族女子，一生的快乐好像都在出嫁前挥霍一空，随着悠悠碧水一去不回了。“女子有行，远兄弟父母”，她是注定要被移植的一棵植物，在那交通与通讯皆不发达的时代，注定了要与父母兄弟天各一方，在陌生的土地上重新扎根勉强存活，其中的艰难与辛酸当年又哪里想到过呢？　　当年，当年她是多么单纯，以为外面的世界和别宫一个模样，天可以覆盖，地可以周载，太阳底下繁花一直地开，父母兄姊可以一直一直在一起，谣言流言讥刺在遥远的地方蛰伏，错综复杂的血缘关系也可以置之不理，心里只知道这是我的家，我的国，我的天下。　　当年，当年就只记得家国天下，记得母亲说诸侯纷争，群雄逐鹿，说优胜劣汰，弱肉强食，说君侯的君位来之非易，守之非易，说女子生当为家国分忧，家国不存女子也就无依，说卫国的荣辱就是她的荣辱，卫国的生死就是她的生死，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当年，当年，当年过得真快，时间不是在走而是在飞，似乎只是一个转瞬就到了议婚的年龄。照料、教导她的傅姆说，一家有女百家求，但和谁联姻还要听君侯的。国人说，卫室有女，容貌出众，才学超群，更难得的是品行端方，淤泥里长出了一朵白莲花，不知会是哪个君子采撷去？　　许国求亲的车队来了，带着丰厚的礼物，十足的诚意，外加一点点卑微的仰慕。齐国求亲的车队也来了，几代姻亲，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关系了，使者脸上有胜券在握的自信。选许穆公？或者，选齐桓公？打小听母亲讲述齐国的富庶繁华，即是近邻，又是强国，还有个亲上做亲，这姬家女孩对齐国心有所属。她借助傅姆向卫侯进言道：“古者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系援于大国也。言今者许小而远，齐大而近。若今之世，强者为雄。如使边境有寇戎之事，维是四方之故，赴告大国，妾在，不犹愈乎！今舍近而就远，离大而附小，一旦有车驰之难，孰可与虑社稷？”　　这一番话很值得细细品味。“苞”“苴”皆为草名，可编鞋履，可捆物品，古人多以之包裹鱼肉等贵重物品送礼。“玩弄”在今天有很浓的贬义，古义却并非如此。“玩”是形声字，自然与玉有关；“弄”是会意字，两手玩玉之意。“玩弄”即玩赏喜好，古代女子名“弄玉”便是取自本义，“有女如玉”之类的词其实也是含着玩赏之意。以今天的眼光看，把女子视为可以把玩的器物，自然是不怎么尊重女性的，但在古代哪有这么女权的思想？能有一些理性女子，比较清醒地看到这一点，已经是相当进步的了。许穆夫人就看得相当清楚，不管包裹得多么华丽，自己也只是一份以国家名义送出的礼物，目的是寄望于受礼者能在适当的时候提供援助。诸侯女子莫不如此，就像以韧草包括的鱼肉，隆重赠与，接受者则如把弄玉玩，随意玩赏。事实上，何止春秋时代的诸侯之女？后世女子被包裹了和亲的，细君公主、解忧公主、王昭君、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哪一个不是被苞苴玩弄呢？心思通透的女子，能意识到这一点，想来或多或少还是感到了悲哀的。　　既然只能接受这样被馈赠的命运，那么能否在有限的范围里争取到最好呢？不说女孩家的小心思了，就从国家利益出发：“许国小而且远，所谓远水解不了近渴；齐国大而且近，一旦卫有急难，即可提供快速有力的支援。今天如果舍近而就远，拒大国而就小国，那么将来国有大难时，谁来共保社稷安全呢？”这一番话，说得有理有据，足见许穆夫人的才女卓识。　　可是，卫懿公并未采纳。何也？史书上并未提及，我们只能靠推理了。这个时候宣姜在世否，史书也未提及，但知惠公已去世，昭伯也已去世，可以推断此时能够对许穆夫人施以爱护的力量已经很弱了。舍富庶之齐，而就贫弱之许，若说是为了爱护这姑娘，也太没道理了。从卫懿公这方面来说，他不会忘记当年父亲靠强齐复国的历史，若强齐某一天要扶植另外的人呢，譬如许穆夫人的兄弟？也不会忘记许穆夫人父系那一支和惠公朔这一支有着血仇，而事实上，卫国民众也一直认为朔这一支有僭越之嫌——史书上记述懿公亡国一节提到了这一点，可知那个时代“名不正则言不顺”的思想已经比较主流化了。如是，懿公怎么会放她到强齐呢？　　历史终会证明许穆夫人的远见，懿公终会尝到自己种下的苦果。& &&有怀于卫，载驰载驱　　许国，据说先祖是上古的许由，那位千古第一个不爱做官的名士。尧赞赏许由的德行，想把君位让给他，许由却躲了起来；尧又请他做九州长，他认为这话玷污了他的耳朵，马上跑去洗耳朵。西周初年，武王遍寻三皇五帝及上古大德者的后裔，想封之以便让他们奉祀先祖，许由的后裔就这样被封到了许国，最初的都城就在今天河南许昌。春秋初期，周天子分封天下，爵位从高到低有公、侯、伯、子、男，《春秋》所见只许国是男爵。1967年陕西长安县马王村出土一件西周晚期的铜鼎，上刻字样也证实许国国君确为男爵。平王东迁时许国国力尚可，进入春秋以后，为临近的郑、楚等国所逼，三番五次迁都，国势日渐衰微。　　许穆夫人由大国嫁入小国，品貌学识俱佳，很受许国上下的敬重。但正像《红楼梦》里的探春那样：“一番风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清明涕泣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远嫁女子的悲哀，千古一理。《诗经》里还有一首《泉水》，与《竹竿》意思接近，都是寄托家国之思的，不过《竹竿》主要侧重于故国游钓生活的回忆，《泉水》则乡愁更浓，忧虑更重。“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怀于卫，靡日不思。”泉水镇日流啊流，可以一直流到淇水去，我却只能在这里思念，日夜不息地思念。“我思肥泉，兹之永叹。思须与漕，我心悠悠。”想到朝歌的肥泉，我连声长叹；想到须邑与漕邑，我心生忧郁。故国国事堪忧啊，我却只能“驾言出游，以写我忧”。　　故国确实正处于多事之秋。卫懿公此人，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昏君之一。要说平生也无大恶，就只一个爱好特别，不理国事，专爱养一种宠物——鹤。宋代林逋还不过“梅妻鹤子”，这位卫懿公可倒好，不但从苑囿到王宫大养特养，弄得鹤满为患，还把所养的鹤分出三六九等，封给从大夫到士等品位俸禄，且只要出游必让众“鹤臣”分班同行，还美其名曰“鹤将军”。凡是给他献鹤的人都能得到重赏，一时之间举国上下甚至周边国家的人都来争相献鹤，可以享有俸禄的“鹤将军”越来越多，连专门给他养鹤的人也都食很高的俸禄，百姓需要缴纳的赋税就越来越高。但有百姓贫穷饿死的，他一概不管，毫不体恤。卫国大臣多次进谏，他也一概不听。许穆夫人的三哥公子毁，见此情景知卫国早晚必亡，便找个借口去了齐国，成家定居下来，再不肯回来。　　国人向来心怜故太子伋之怨，自惠公复位后，即昼夜诅咒说：“若天道有知，必不终于禄位也！”因伋与寿皆无子女，黔牟无有音讯，昭伯已死，公子中惟毁有贤德，卫国人心遂归附于毁一人。及至公子毁出奔齐国，卫国唯一一点希望也没了，国人更是对懿公恨恨于心。　　在秦、晋、郑、卫、邢等国北部，即今陕北及山西、河北两省的中北部，有一些骠勇善战的少数民族部落。周人自称华夏，而把华夏周围四方的少数名族分别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这一支就是北狄。卫懿公在位第 9年，一日正带着他的“鹤将军”们列队出游时，突然接到边关文书，说北狄从邢国移师入侵卫国。懿公大惊，赶紧回朝歌集合军队。但百姓拒不应征，纷纷逃出城外去。国难当头，避不应战，懿公对此很是纳闷，便捉来一些百姓询问。这些人说：“主公派您的将军出马，足可抵御北狄。”懿公问是哪个将军，百姓们异口同声：“鹤将军！”懿公这才明白症结所在，急忙放了所有的鹤，并向百姓备述悔过之心。百姓们稍稍集聚，组成队伍，由懿公亲自带领迎敌。但大势已去，悔之已晚，卫军久疏于操练，且军心涣散，交战之时一击即溃。士卒尽弃车仗而逃，丢下卫懿公被北狄军团团围困，乱刀砍作肉泥。朝歌被北狄占领，公子申（许穆夫人的二哥，大哥齐早死）乘夜逃出，未来得及逃走的百姓全被屠杀，城内洗劫一空。　　这一段历史就叫做“卫懿公好鹤亡国”。国破之日，许国距离遥远，不能施救，正应了许穆夫人当年的那些话。姜尚有语：“天命有常，惟有德者居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故天命无常，惟眷有德。”如卫懿公这样失德昏庸之辈，死了也就死了罢，只可怜一城百姓的命，卫人几百年的经营。　　许穆夫人的姐夫宋桓公，迎接公子申和跟随逃至的难民渡过黄河。清点人数，遗民共计730人，加上共地、腾地的百姓一共5000人，就在漕邑（河南滑县）扶立申为卫戴公。当时境况凄凉，只有车辆30乘，连基本的防御北狄的能力都没有。& &&且说许穆夫人闻听卫国被灭、卫侯身死的噩耗，心急如焚，立即带着陪嫁来的姬姓姐妹们，快马加鞭，星夜兼程，奔赴漕邑。前边已说了，许国爵位低，国力弱，能自保就已经不错了，所以许穆公并不赞同她的做法，马上派出许国大夫追赶阻止她。面对拦驾的车队，许穆夫人悲愤填膺，遂写下了流传千古的《载驰》：载驰载驱，归唁卫侯。驱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则忧。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视尔不臧，我思不远。既不我嘉，不能旋济。视尔不臧，我思不閟。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怀，亦各有行。许人尤之，众稚且狂。我行其野，芃芃其麦。控于大邦，谁因谁极？大夫君子，无我有尤。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　　因为这首诗，当代人给许穆夫人的定位是“爱国女诗人”，这个定位很主流很强大，但于诗歌本身总有隔着的感觉。就像看惯的一个邻家女孩，她哭她笑她可爱她小性儿，有一天她突然成为明星出现在电视上，你怎么看都觉得有陌生感，生命与生命之间被莫名的东西疏离。卫国是许穆夫人的宗国，更是她的家，是她整个人的根，这个感情比简单的爱国要深沉得多，也切近得多。隔着岁月看这首诗，依然能看到她“载驰载驱”的焦灼，“悠悠”迢迢的辛劳，面对许国大夫的失望和忧伤。她不是优柔寡断的女人，回答得很直接：你们不肯赞同我，但我也不能就此回去；你们幼稚又愚昧，根本不能理解我对宗国的感情；你们犹疑考虑千百次，不如我亲自到大国求援去。她把事情想得很透，知道许国不可依赖，还是需要“控于大邦”，到大国去陈情寻求帮助。她也很能借助外物，使感情得到张弛有度且有理性的抒发，因而慷慨深沉，打动人心。“陟彼阿丘，言采其蝱”，蝱是贝母，据朱熹说是主疗郁结之症，诗中自然是借此指忧郁之深。“我行其野，芃芃其麦”，很有画面感，遍野的青色无端就敷上了忧愁，密密的麦子也像是谁言说不尽的心事。“控于大邦，谁因谁极？”谁可以依靠？谁又能提供有力的救援？我究竟该何去何从？真是茫然啊，举目四望，此身竟似无所可依，世界苍凉得仿佛分分钟就能老去。　　读古诗，孤立地单单看文字，会有今日只道是寻常之感，要放到当时的背景下才能深切体会那惊心处。身处乱世，人命如草芥，刀兵不知何日就到门外，亲人离散家国覆亡是很容易的事，一切都是无常，人心里的悲哀、无奈、痛苦……种种复杂交织的感受没有语言能够负载。所以，这首诗在当时一经传唱，就引起了很普遍的共鸣，不独普通老百姓，就是为国君者读了也再三叹息。许穆公最终还是传令大夫放行并派人到卫国慰问，之后齐桓公派遣公子无亏率领战车300、甲士3000人守卫漕邑，还赠送给戴公驾车的马匹，祭服5套，牛、羊、猪、鸡、狗各300，及做门户用的材料等，赠送给许穆夫人鱼皮装饰的车子，上等的锦30匹——这是《左传》上有准确记载的。　　新都建起来了，卫国局势稳定了，许穆夫人一场驰援功不可没。危难时刻女人从幕后站出来，做得和男人一样好，不，甚至更好。“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这样的女人就是乱流中的一座岛，孤绝超拔，端正坚定，有一种庄严不可逼视的美。一个月后戴公病殁，卫人去齐国迎回公子毁，立为卫文公。在许穆夫人的辅助和卫文公的励精图治下，卫国渐渐军力增加，民心稳固，呈现出中兴的繁荣景象。从春秋到战国到秦灭六国，天下大势分分合合间，这个国家竟然又存在了几百年，直到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才被灭掉，成为所有周代封国中最后灭亡的一个。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而强秦以后呢？“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历史就是一把土，国家化进去，宫阙化进去，无数的人化进去，都成了扑沓沓的土，和草木山川一同荣枯。留下来的，只有名字，在一代一代人口中相传。所以，虽然不知她死于何时何地，但我们还记得，深深记得这个美好的名字：许穆夫人。所谓生命，是曾经生活过的一条命，这命的意义大约也就在这个美好的记得吧。&& &&2.洗尽铅华自生香——两汉才女班昭芝兰玉树竞秀芳，东观续史展素手。汉宫女师曹大家，女诫懿德传千古。　　班昭：东汉史学家。一名姬，字惠班，生卒约公元45年～117年，东汉扶风（今陕西咸阳）人。班彪之女，班固、班超之妹，曹世叔之妻。博学多才，继班彪、班固之后整理并完成《汉书》。有《女诫》七篇，集三卷。　　　我读史，常爱关注史书中的女性，她们的身影，是刀枪剑戟杀伐征战里的一点柔，是改朝换代文明劫灰上的一朵艳。但是，历史给女子们留的空间太逼仄，她们还来不及展一展身段，理一理自身的悲喜怨怒，就被时代的巨流席卷而去。所以，史书里的女子，大多面容模糊，身份单一，语焉不详，才华少被人知。所幸，读到汉朝的时候，多多少少还能感到一丝安慰。　　西汉末年，第一部属于中国女性群体的类传——《列女传》出现了，这是刘向因飞燕祸乱汉宫，为劝谏皇帝而撰的书。所谓“列女”，列叙女子事迹也，书中除妹喜、妲己等祸水形象外，计有六卷讲述历史上贤明、仁智、贞顺、节义、有智慧以及可母仪天下的女性。后来到了明清时代，当权者倚重朱子思想，只取以上六类中贞节这一方面来修本朝烈女史，把贞操之刀打磨得寒光闪闪，砍得弱质女流们无法存活，一个个葬身于贞节牌坊之下。后人因此常以“列女传”为“烈女传”，以讹传讹，从此一叶障目，不见历史的森林里第一部女性类传的意义。虽然刘向的《列女传》只言女德，是在儒家正统的框架内讲女教，但无论如何，在男性掌控话语权的时代，有这样一部书专为女人立传，吸引更多的目光投向女性这个沉默的群落，不能不说是中国文明史上的一大进步。　　不过，《列女传》里的女子大多没有独立的身份和名字，薄薄的纸质上只得淡淡几个字，比如“有虞二妃”“周宣姜后”“密康公母”“齐伤槐女”等。需要依靠父、兄、丈夫或儿子取得身份认证，是古代女子的悲哀。　　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正式出现于正史，则是在范晔的《后汉书》里。之前的《史记》《汉书》里有“后本纪”“外戚传”记录寥寥几位皇室女子，《后汉书》则在这之外，以性别为区分标准，专门辟出一章给闺秀民妇。题目也是“列女”，列叙光武中兴以后，东汉一朝女子中“才行尤高秀者”，包括蔡琰这样并不符合名教标准的才女，称得上是女性史学上的一大创举。　　翻开《后汉书·列女传》，看到的依然是依附男性的身份标识，“鲍宣妻”“王霸妻”“姜诗妻”“周郁妻”……一路读下来，读到“曹世叔妻”时却有了意外的惊喜，她的传里有名有字，有著作记录，“所著赋、颂、铭、诔、问、注、哀辞、书、论、上疏、遗令，凡十六篇”，还附有《女诫》七篇，所占篇幅颇多。更大的惊喜是，这女子还修正史、授徒，不但是皇后贵妃的师傅，参与政事，且还有著名经学家从她受读。　　这个女子就是班昭，“女人当中的孔夫子”，二十四史中惟一的一位女作者。　　金圣叹评书，动辄“浮一大白”，狂呼“不亦快哉”。我身为女子，读史至此，也不由得要为班昭浮一大白了& &&芝兰玉树竞秀芳　　有秦一朝，焚书坑儒，儒学几乎被灭。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得以迅速发展，还产生了一门学问叫经学，专门研究儒家经典。进入东汉后，经学也进入了极盛时期，班昭就出生在这样的时代。班昭的家族，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儒学世家，不仅通晓各种儒学典籍，而且以儒家思想规范言行。　　时间上溯至汉成帝时期，班家一个美丽的姑娘被选进宫，封为婕妤，是为班婕妤。班婕妤擅辞赋，通音律，能“诵《诗》及《窈窕》《德象》《女师》之篇”（皆古箴诫之书），“每进见上疏，依则古礼”（被召见或上书，都依照古礼行事），且有贤德之美誉。汉成帝特别宠爱她，特意命人制造了一辆大辇，以便和她同车出游。班婕妤拒绝了，她说：“看古代留下的图画里，圣贤之君都有名臣在侧，只有末代君主夏桀、商纣、周幽王身旁才有宠幸的妃子，结果落到身死国灭的地步。设若陛下今天和我同辇，情形就跟他们类似了，这怎不令人心惊呢？”这一番话，明显是遵从儒家的道德观，符合古代贤良后妃的标准，因之得到成帝和太后的赞赏，在历史上留下了“班姬辞辇”的佳话。　　班婕妤的大哥班伯，“少受《诗》于师丹”，是一位精通《诗》《书》《论语》的学者，曾入金华殿讲《书》《论语》。老二班施以博学有俊才受皇帝器重，老三班稚以方直自守见称。班稚生子班彪，班彪有二子一女，名班固、班超、班昭。　　班彪多才，尤好史学，曾做《前史论》一篇，是我国古代较早的史学论文。他从儒家正统史学的观点出发，详述以往的史学得失，认为司马迁著《史记》“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缺点是崇尚黄老之学，与儒家《五经》的是非标准有差异。因《史记》只写到汉武帝太初年间，以后的事没有记录，所以有不少学者为它编写续篇。班彪认为续作大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司马迁之作，于是多方采集西汉遗事，写成《后传》数十篇。　　班固自幼聪慧异常，九岁即能做文章、诵诗赋，16岁入太学就读，“所学无长师”，不死守章句，只求通晓大义。长大后，能贯通群书，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擅长作赋，有《二都赋》《汉书·苏武传》《幽通赋》等。后在父亲影响下研究史学，继承父亲遗志整理《后传》，撰写《汉书》。　　班超博览群书，善于审查事理。早年跟着哥哥做抄写文书的小吏，听说匈奴侵扰边境掠夺汉民，便把手中的笔一扔，说：“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这就是“投笔从戎”一词的由来。到后来他如愿出使西域，有胆有谋，扬汉威于中亚西亚各国，果然功封定远侯，还留下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典故。　　这样的家族，就像是拥有一枚文化徽章，一代、两代以至数代都携带着深深的文化印迹。中国文化史上较为相似的，如晋朝的谢氏，从谢安、谢道韫、谢玄到谢灵运，如宋朝的苏氏，苏洵、苏轼、苏辙一门三父子，再如近代的德清俞氏，俞樾、俞陛云、俞平伯，等等，都是家学渊源文化承传，有一般家庭所不具备的人文气质。　　《晋书·谢安传》记，谢安有一次问子侄们：“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意思是，做父兄的为什么总要教育子弟，使他们往好的方向发展？别人都答不上来，只有谢玄说：“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谢玄的话意是，父兄是想要美好的芝兰玉树生长在自家庭院里。谢安闻言大悦。自此，人们多以“芝兰玉树“指才德出众的优秀子弟，诗文中也有“谢家玉树”。在我看来，谢氏一门，众儿郎堪为玉树，谢道韫则可视为芝兰，芝兰玉树竞秀门庭。苏家一门，有后人附会出苏小妹的故事，话本里还有苏小妹三难新郎，其实根本就没有苏小妹这个人。可以和谢家比肩的，大概也就只有班昭家族了，但班小妹的成就却是远远超过谢小妹，直追乃父乃兄。班昭，是才女，而又不仅仅是才女。　　她是如何在这样的家族里成长为才女的？《后汉书》里没有记载，只简单下了四个字的评语：博学高才。但根据班昭后来的儒学造诣，可以看出家族对她的影响，她自幼所接受的儒学教育是正统而且系统的。在她所著的《女诫》里，开篇有一个自叙，云：“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余宠，赖母师之典训。”说自己性本愚钝，不明事理，也不聪敏，全仗着先父的一点宠爱，有赖于傅母和女师的训导。母，《左传》所谓“傅母”也，上一文讲许穆夫人时也有提到，是负责照料贵族女子生活起居的老年妇女。师，女师，负责教导典籍准则及礼仪，《诗经·葛覃》有“言告师氏，言告言归”。当然，“鄙人愚暗，受性不敏”是班昭自谦的话。　　接下来她说“年十有四，执箕帚于曹氏”，十四岁的时候，嫁到了曹家。“箕帚”是议婚的谦辞，据《史记》，当年刘邦未发迹时，吕公相面即知其特异，想把女儿嫁给他，便说：“臣有息女，愿为箕帚妾。”执箕帚，意谓做洒扫之事，侍奉公婆。可知那个时代为人媳妇的姿态之低。班昭嫁入曹家后的生活，虽不至于像《孔雀东南飞》里“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那样，但自述也是“夙夜劬心，勤不告劳”，日夜操劳，不辞辛苦。好在所嫁的人不错，她的丈夫曹世叔，名寿，桓帝时史官，本是她的师兄。夫妻两人琴书酬唱，感情融洽，生活得相当美满。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原是现世里人的一点愿心，奈何老天不肯遂人愿，常爱将好姻缘打碎。曹世叔不幸早亡——不清楚亡于何时，目前所见资料大都采用“早亡”这个说法，但我其实很怀疑这个“早”字。从班昭14岁结婚到写《女诫》时，自叙说“于今四十余载矣”，而几个女儿“方当适人”，意谓将要嫁人，这中间时间跨度何其大矣，即使以大女儿大约的适婚时间推算，即使曹世叔结婚时同班昭一样才14岁，即使最小的女儿是遗腹子，曹世叔去世时也最少35～45岁了。更何况“人生七十古来稀”，这个年龄在古人那里绝不算“早”。历史渐行渐远，真相已不可知，可以清楚的是，那个时代，丈夫是头上无可替代的天，是能够遮风避雨的大树，失去丈夫就意味着要面对一方坍塌的天地。悲痛，彷徨，无助，这样的感觉想必班昭是有的。& &&东观续史展素手　　好女人天生有一种本领，可以接受生活中的不幸，但不会被不幸牵着走。曹世叔的去世，是班昭生活里的晦暗，但不是全部，也不是永远。她有孩子，有书，有大气女子的好心性。虽说是守着节行法度，依礼不肯再嫁，但她也没有就此沉沦，而是伸手把自己打捞出来。这中间，她的兄长班固也搭了一把手。　　　　班固早慧，自小被父亲班彪寄予厚望，有意给了他史学方面的影响与指导。班彪生前，收集整理西汉遗事，一心要接续《史记》，而剔除《史记》的缺点和不足，创作一部符合儒家思想的史书，讲述汉朝自高祖刘邦到王莽篡权的完整历史。公元54年，班彪去世，身后留下《后传》65篇，以及大量的资料。班固继承父亲的遗志，发挥史学方面的特长，立意创作一部汉朝断代史《汉书》。　　　　写史书，要求遵从事实，需要大量的资料，需要有人帮着整理、筛选、核实。孀居的的班昭就是最佳助手，不但博学多才，可以学以致用，而且明了从父亲到兄长一以贯之的史学思想，知晓整个创作流程，何况此时的她正需要这样的身心投入。班固为人，“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诸儒以此慕之”，对人敦厚谦和，对唯一的小妹更是爱护有加。自此，兄妹俩便投入到《汉书》的纂写工作中。　　　　写史注定是一件要遭受磨难的事，不说太史公狱中受腐刑而著《史记》，单看历朝历代那不计其数因秉笔直书而被囚的史官，便可知个中滋味了。此前班固就曾被人举报，说是“私作国史”，因此而被皇帝诏令收捕，关进京兆监狱，家中书籍也被查抄。班超上书申明班固著史是为颂扬汉德，并无毁谤朝廷之意，皇帝又看了已经完成的书稿，极为欣赏，便赦免班固，并召他到校书部，任命为兰台令史，继续撰写《汉书》。公元92年，窦宪因外戚专权而被和帝夺了兵权，一夜之间窦氏家族的党羽尽被查处。班固由于曾被窦宪赏识，关系密切，这次也受牵连被罢了官。便有小人落井下石，趁机构陷，班固因此下狱，被鞭笞而病死，享年61岁。　　　　这时候的班昭已经47岁左右，生活阅历日丰，读书积累日厚，内心坚定，姿态从容，渐渐进入人生与学识的鼎盛期。长兄是她的精神支柱，也是她史学上的领路人，长兄的去世对她是沉重的打击，但也不是致命的。煌煌《汉书》尚未全部完成，她清楚这部史书对父兄的意义，这未竟的事业需要一个人来做，那就是她。　　是时，朝廷上下无一人能续《汉书》，它卷帙浩繁，用典奥雅，部分篇章诘屈聱牙，阅读难度大大超过《史记》，有些鸿学大儒甚至连读通它也难。和帝听说班昭博学多才，且已参与过该书的编纂，就下诏让她到东观藏书阁续史，由当时的鸿儒马续协助。东观是汉代皇家藏书的地方，相当于今天的国家图书馆，资料极为丰富。班昭就在这里，穷年累月，孜孜不倦，阅读了大量史料，据此整理父兄遗留下来的散简，进行详细的核对和修订，并补写了“八表”及“天文志”。整部《汉书》中，最棘手的是第七表《百官公卿表》和《天文志》，这两部分都是班昭独立完成的，但她还是署的班固之名，不知是出于谦逊，为人低调，还是为了纪念兄长。　　　　终于，班家人为之奋斗近四十年的这部巨著，在班昭一个女人的手中完成了。女子修史，此前此后绝无仅有，二十四史正史中更是绝无可能，班昭正是唯一的空前绝后的一个。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部书虽经班彪、班固、班昭和马续四人之手，读来却“先后媲美，如出一手”，原文与续写部分十分和谐。在当时，一经刊行便获得了非常高的评价，学者们争相传诵，赞不绝口。在后世，史学家们称赞它“言赅事备”，“文赡事详”，闻见博洽，足可与《史记》齐名。　　　　《汉书》所记，以西汉一朝为主，始于汉高祖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时间跨度230年，包括纪、传、表、志共100篇，80多万字，唐人颜师古将其分卷，成为现行本120卷。作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它开创了“包举一代”的写史体例，此后历代皆仿照它纂修纪传体的断代史。这算得上是里程碑式的开创，其影响不可谓不远，在史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不可谓不高。　　　　它的语言庄严端正，用辞典雅深奥，多用骈偶句法，深得历代文人喜欢。据说，宋朝诗人苏舜钦，性格豪放不羁，好饮酒。住在他岳父杜祁公家，每晚边读书边喝酒，一晚一斗酒是常事。祁公私下派人去看是怎么回事，只听苏舜钦正读《汉书》，读到《张良传》中“良与客狙击秦皇帝，误中副车”，立刻抚掌而叹曰：“可惜啊！不中！”遂满引一大杯。又读到张良对刘邦说的话：“始臣起下邳，与上会于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拍案道：“君臣相与，难能可贵！”再举一大杯。祁公听到汇报之后，大笑说：“有如此下酒物，一斗也不算多啊！”汉书下酒，从此成了一个风雅的典故。　　　若非班昭，如此妙绝可以下酒的《汉书》怎得面世？而没有了《汉书》，二十四史的高度、深度和饱满度还能如今天这般吗？后世之人，更不知何时才会有断代纪传这样便捷的传统了。一个女人，轻轻展一下素手，历史的风云登时起了变化，教多少须眉男儿俯首动容。& &&汉宫女师曹大家　　事实也正是如此。《汉书》刚出的时候，有很多人读不通，需要向班昭请教。马融还跪伏在东观藏书阁外，亲耳聆听班昭的讲解，受读于班昭。马融是谁？东汉名将马援的从孙，前文所说的马续的弟弟，是东汉儒家学者，著名的经学家，尤长于古文经学，他的门生有遍注六经的经学家郑玄，还有被誉为东汉“儒宗”的大学者卢植等。　　　　和帝也数次召班昭进宫，令皇后及诸位贵人以师事之，号曰曹大家——就是由她教授后宫嫔妃，包括天文、历史、义理之学等。大家，“家”音姑，意即大姑，对女子的尊称，曹是她夫家之姓。自此，天下人莫不称她“曹大家”，后世也多沿用这个称呼。说到这里，想起曾经很火的韩国电视剧《大长今》，大长今在韩国历史上实有其人，“大”字也是皇帝给的封号，从此她就成了天下人的“大长今”。想来女人一旦走出家门，在男人的领域里做得赛过男人，一时之间竟教天下人手足无措，连合适的称号也没顾上造出来，除了一个可以表示赞叹与钦敬的“大”字，竟是没有再好的字眼来对应了。“大”女子，呵呵，痛快！　　　　不但如此，每有人进贡特异之物，和帝便诏令班昭前来做赋颂。但这些赋颂大都遗失，《全后汉文》里收有几篇，此处选一篇《大雀赋》作为代表：　　大家同产兄西域都护定远侯班超献大雀，诏令大家作赋曰：嘉大崔之所集，生昆仑之灵丘。同小名而大异，乃凤皇之匹畴。怀有德而归义，故翔万里而来游。集帝庭而止息，乐和气而优游。上下协而相亲，听《雅》《颂》之雍雍。自东西与南北，咸思服而来同。　　　　兄送大雀妹做赋，今人看来是精致的马屁，在古人却是正常之举。读来比那些写爱情诗词给皇帝以喻君臣之义的要更容易接受些吧？但这样的赋，咏物，且是应诏之作，自然做不出什么新意，不过是吾皇盛德，祥鸟来临，然后百官扬尘舞蹈，山呼万岁。这符合那个时代的审美，雍容优雅，花团锦簇的屏风上一只绣得亮闪闪的织金雀，是天朝盛世的一点点缀。　　　　这一段时期，班昭最为动人的文字，是给和帝上的一道奏疏，后人题作《为兄超求代疏》。班超封定远侯，拜西域都护，从公元73年首次出使西域算起，来来回回，快要30年了。此时的他已须发皓白，年近70古稀之年，一心想叶落归根，重回故土。公元 100年，安恩国的使者到洛阳进贡，班超派儿子随行，送上奏章：“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谨遣子勇，随安西献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其目见故土。”这话说得苍凉，沉重，充溢着日暮的悲哀，仰乞之情直愿天可怜见。可是，皇帝对此置之不理。转眼三年过去，班超几次上书，都无有回音。在给小妹的信里提及此事，他深感来日无多，只恐客死异乡，又是焦灼又是无奈。兄妹手足情深，班昭展信落泪，之后援笔而就，给皇帝上了一道疏：　　　妾同产兄西域都护定远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赏，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绝，诚非小臣所当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躯命，冀立微功，以自陈效。会陈睦之变，道路隔绝，超以一身转侧绝域，晓譬诸国，因其兵众，每有攻战，辄为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赖蒙陛下神灵，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积三十年。骨肉生离，不复相识。所与相随时人士众，皆已物故。超年最长，今且七十。衰老被病，头发无黑，两手不仁，耳目不聪，扶杖乃能行。虽欲竭尽其力，以报塞天恩，迫于岁暮，犬马齿索。蛮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见代，恐开奸宄之源，生逆乱之心。而公卿大夫咸怀一切，莫肯远虑。如有卒暴，超之气力不能从心，便为上损国家累世之功，下弃忠臣竭力之用，诚可痛也。故超万里归诚，自陈苦急，延颈逾望，三年于今，未蒙省录。妾窃闻古者十五受兵，六十还之，亦有休息不任职也。缘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万国之欢心，不遗小国之臣，况超得备侯伯之位，故敢触死为超求哀，丐超余年。一得生还，复见阙庭，使国永远劳远之处，西域无仓卒之忧，超得长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诗》云：“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超有书与妾生决，恐不复相见。妾诚伤超以壮年竭忠孝于沙漠，疲老则便捐死于旷远，诚可哀怜。如不蒙救护，超后有一旦之变，冀幸超家得蒙赵母、卫姬先请之贷。妾愚戆不知大义，触犯忌讳。　　　　　　此疏被视为古代文学史上最经典的文章之一，婉转陈情，丝丝入扣，不由人不动容。开篇先讲恩。极言皇恩浩荡，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这是奏章应有之义。把皇帝的恩义先摆一摆，送上一顶高帽子，他会更容易接受臣下的请求。接着讲功。很聪明地尽量淡化其功，强调其忠，强调班超以一身辗转西域，是抱着必死之志立下这等微功的。一句“至今积三十年”，马上转入对班超老境的描述：随从尽死，骨肉生离，身体衰弱多病。皇帝览奏章也是阅读，同样要受阅读心理的支配，利用好这一点才能打动他。此处从头发到手脚、耳目的详细刻画，尤为细致传神，令人起同情心。然而仅止于此是不够的，马上就势借衰老做文章：不是班超不想继续在西域尽忠，实在是年迈体衰有心无力，一人身死倒也不是什么难事，怕的是蛮夷之人见他老弱而生逆乱之心，最终的结果是有损于国家。这是从国家利益的高度出发，既显得深明大义，又使请求顺理成章，皇帝读到这里自会有所思而重视起来。　　　　为了强化，班昭连用两个典故，“文王葬骨之恩”和“子方哀老之惠”。周文王修建灵台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官吏打算抛之荒野，文王制止，下令用衣棺盛装重新安葬好。人们都夸奖文王之贤：“连死人的尸骨都能受到他的恩泽，更何况活着的人呢？”田子方，战国时魏文侯之师，他见文侯手下丢弃一匹老马，认为它少壮时尽过力，老而弃之是不仁，于是把这匹马收养了，同时也就把天下勇士的心收入到了囊中。这两则故事，在哀告之外，还带着讽喻色彩，不由皇帝不思索。　　行文至此，理已尽明，情的分量却似不是很足。下文“超有书与妾生决”，既是对此次上疏的交代，也是要以情动人。“决”即“诀”，活着的人讲死别的话，这样的生诀该是多么沉痛！眼看哥哥壮年为国家，老来却将要身死沙漠，亲人生分离死也不能作别，怎不叫做妹妹的伤情！　　　　结句用典也很可琢磨。赵母，就是那个纸上谈兵的赵括的母亲，赵国名将赵奢之妻。在赵孝成王用赵括为将之前，赵母就先上书阻止，赵王不听，赵母因此提出将来不可治赵家之罪。最后果然兵败，但家人并未被祸及，也是这赵母聪明之处。卫姬也是一个聪明女人，卫国公主，齐桓公的夫人。桓公与管仲谋划伐卫，退朝后回到宫中，卫姬察言观色便知桓公心思，即刻下拜为卫国请罪，成功阻止了这场战争。“冀幸超家得蒙赵母、卫姬先请之贷”，既是暗示会有不测结局，也是为班氏家族预留后路，还成功申明上疏目的，再加上“妾愚戆不知大义，触犯忌讳”，使和帝不好因妄言国是而降罪于她。　　　这个奏疏，今天去读，仍能感受到文字里智慧与情感那沉甸甸的分量，也就无怪乎当日那个特定读者的反应了。和帝读毕，面色戚然，沉默良久，旋即下旨把班超调回京城。班超与班昭兄妹团圆，一个月后病逝，长眠于朝思暮想的故土。可以说，是班昭的上疏，及时实现了班超人生的最后一个愿望。　　　公元105年，和帝刘肇驾崩，皇后邓绥扶立刚满百日的婴儿刘隆为帝，是为汉殇帝。一年后，殇帝夭折，邓绥又立不足13岁的刘祜为安帝。邓绥，即历史上有名的邓太后，辅佐过三代皇帝，垂帘听政长达18年之久。据《历代皇后列传》，从和帝的时候，邓绥就“从曹大家受经书，兼天文、算术”，及至作为太后执政，仍尊班昭为师，向她问计问策。班昭身为女人，却有士的胸怀，崇尚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积极关注并参与现实。邓太后执政时期，国事家事，前朝后宫，班昭始终伴随左右，竭尽心智辅佐，对当时政治的清明、社会的安定也做出了一定贡献。　　《后汉书》里记载了一件事，作为班昭参与政事的证明。大将军邓骘是太后的兄长，辅理国政，为太后所倚重。因为母亲过世，上书乞归守制。太后不想答应，又不好决定，便询问班昭。事实上，邓太后能在内忧外患下稳掌权柄，发展农业，兴办教育，上安抚朝臣，下赈济灾民，是个了不起的女执政者，但后期同样陷入对权位的迷恋之中，迟迟不肯归政于安帝，诸事倚重外戚，朝廷上下已有微词。邓骘手握大权，却很知自律，把形势看得很清，惧怕最后同和帝时的外戚窦宪一个结局，所以只想激流勇退，把邓氏家族从权力的漩涡里抽离。班昭是明白邓骘心事的，遂上疏曰：“谦让之风，古来有之，乃德莫大者，连《论语》也主张以礼让为国。大将军今日为忠孝而引身自退，是正当其时。如若不允，日后哪怕是一点纤微之过，也会使今日这退让之名不可得了。”太后因此准了邓骘。& &&女诫懿德传千古　　曹大家参与国政，出入勤谨，邓太后感佩之余，封她的儿子曹成为关内侯，官至齐相。班昭的儿子名成，字子谷，曾为陈留长，即陈留县长——这个名称好熟悉哈，当时以侯国大小为异，人口多者称县令，人口少者则称县长。班昭随同县长儿子到陈留（今河南开封南）赴任，做《东征赋》，记述途中见闻，并缅怀先贤，借古鉴今，其文辞古朴，感情深沉，对于复杂现世中人的生死命运与天道、正道等都有探问，是不可多得的赋中佳作，后被昭明太子收入《文选》。其中有些佳句，今天依旧不失为精警之语，比如：　　唯令德为不朽兮，身既没而名存——只有美德才会不朽，身体都化为尘土了而名字还可以存在。　　知性命之在天，由力行而近仁——性命是由上天主宰的，自己只能身体力行尽量接近仁贤，换成今天的网络语就是：我不是仁贤，就在向仁贤而来的路上。　　贵贱贫富，不可求兮——人世间的贫贱富贵，是不可强求的。　　修短之运，愚智同兮——寿命长短，愚钝者与聪慧者是没有区别的。　　是年，班昭大约60多岁。人生的惊涛骇浪已经历过，生离死别的滋味也品尝过，阴霾低谷里黯然走过，玉阶丹墀上端然站过。读这些文字，仿佛能看到烟云散尽后一泓皓月，月光如水，水如她澄净的心，没有什么承托不了，也没有什么过滤不了。有人说，这一篇《东征赋》其实是写给她儿子的，体察民生，追慕先贤，不求富贵，但求仁德等，皆是告诫儿子为人、为官之道。的确，里边有不少她的人生体验，芜杂和苦痛都滤净了，剩下的即使有慨叹，整体思想也依旧是积极入世的，比较适合给她从政的儿子看。　　“男能自谋矣，吾不复以为忧也。”动笔给女儿写《女诫》时，她这样说，“但伤诸女方当适人，而不渐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它门，取耻宗族。吾今疾在沉滞，性命无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怅。”儿子已能自谋，不必为之忧心，惟是女儿们将要出嫁，须得一番教诲才行，因此有了《女诫》七章。　　你看，班昭写《女诫》的出发点就是这么简单：为了教育女儿。全文共约1800字，传世至今1800多年，不是被人过度阐释，就是被人过度批判，历史翻手为云覆手雨，把文字的本来面目毁得几近全非。王道时期，为了伦理秩序、尊卑等级、婚姻制度等，或者简单地说就是为了男人们那点私心，把《女诫》直捧到圣坛上，几乎尊为“女人的圣经”。男女平等的思想传入中国后，女子们为了争得地位和权利，率先拿《女诫》开刀，认为它是千年以来女子苦难的罪魁祸首，更有甚者直呼班昭为“班贼”、“昭贼”，是“女子之大贼”。一张饼子两面烤，即使有态度比较公允的，也是认为“班昭之学，冠绝古今”，惟所著《女诫》“尤为荒谬”，后世女权之不能申，罪责全在《女诫》也。呜呼，真是知我《春秋》，罪我《春秋》，班昭斯人在中国文化史上地位的升降变化，竟只在于这一篇《女诫》了。　　读书成长的过程中，有醍醐灌顶，也有乌云遮月，文字对心智的开启与蒙蔽，犹如达芬奇油画中的光与影，有时分割鲜明，有时却是混沌一片，山、树、廊柱、许多的手都在昏黄里沉潜着，看不分明。时至今日，我觉得应该抛开前人成见，回到原典，字字句句，细细体味。说来不怕被大师们笑掉大牙，这篇《女诫》，我更愿意称它为“母亲之书”，抑或“写给女儿们的一封信”。　　“卑弱第一”，这是第一章，也是最被后人诟病的一章，认为是封建男尊女卑思想的源头。“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砖”，这不是班昭自己的说法，来自《诗经·斯干》（PS：这一首开头就是“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很耳熟吧？鲁迅《社戏》中有提到过）。生男弄璋，生女弄瓦，这是古代的习俗。生个男孩，把他养在床上，拿美玉给他玩；生个女孩，就放在地上，给她玩的是纺线锤。这可不就是明示卑弱和勤苦吗？班昭只是在讲一个客观事实，古代女子生而遭遇的处境就是这样，想不承认也不行，想改变也是不可能。　　面对如此处境，作为一个母亲，她只能尽量教给女儿生存的智慧：谦让。谦让是姿态，是美德，也是智慧，在举世滔滔皆以女为卑的生存环境里谦让也是力量，一种柔软的力量。老子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也。比如水滴石穿。正是以天下之至柔，驰骋于天下之至坚。柔如何能成为制胜法宝？只因它随圆就方，不争胜好强，“夫唯不争，故无尤”也。这些道理固然前人已讲过，班昭想把这作为经验传授给女儿，主要是还有自己的人生阅历在里边。　　明德马皇后，明帝的皇后，为人谦逊知礼，淡泊清静，深为明帝所爱敬，无子而能位居中宫。抱养贾贵人之子，养成立为皇帝（即章帝），章帝对她感情极深，屡次为国舅们请封，皆被她谦逊地拒绝，她的兄弟们不得已领封之后，也在其影响下主动辞官。东汉时期，外戚专权相当严重，惟独她这里一身清白，以宽厚、谦让、仁爱而成为历史上有名的贤德皇后。邓绥邓皇后，和帝时期她本为贵人，谦恭谨慎，对阴皇后处处退让，言行举止深得皇帝赞许。阴皇后却是强悍无比，嫉恨，咒骂，以巫蛊之术加害邓绥，结果反倒丢了自己的皇后之位。邓绥终于母仪天下，后来殇帝、安帝时期又以太后之尊临朝。以柔克刚，明德马皇后和邓绥是班昭有生之年所亲见的两个最极端的典型。班昭自己，在婚姻、家庭中受到的磨砺，出入汉宫教导后妃所眼见的一切，跟随和帝、邓太后参与政事的经历，包括以奏疏婉转达成班超心愿这件事，都一点一点沉淀在人生的河床上，成为弥足珍贵的人生经验。　　儿子要面对的是社会大环境，女儿则更多的是经营好一个家庭。圣贤明德、济世救人等大道理可以教给儿子，给女儿的则多是班昭作为女人的更私密更体己的经验，也许其中有无奈，但绝对实用。所以，第一章里，主要是讲谦让、勤劳、做好主妇分内的祭祀之事这三个方面。　　“夫妇第二”，以阴阳之道比照夫妇之道，讲论从《礼记》《诗经·关雎》而来的人伦大节。这个还要说到《白虎通义》，章帝时期在白虎观组织了一场大讨论，古文经学、今文经学和董仲舒之后“天人感应”那套唯心主义哲学等进行了一次思想大融合，用阴阳五行来普遍地解释宇宙秩序、人间秩序，将君臣、父子、夫妇之义与天地星辰、阴阳五行等比附，最后由班固撰成此书，其地位近乎一部法典。“夫不贤，则无以御妇；妇不贤，则无以事夫。夫不御妇，则威仪废缺；妇不事夫，则义理堕阙”，班昭这样说，今人便可着劲儿骂她，殊不知这是那个时代的大潮流，夫与妇如天与地，夫御妇、妇事夫是天地义理，人人心里皆作如是观。若要班昭用今天女性主义的观点去解构，那是要求她把自己拔离那个时代，就像要求地球人抓着头发把自己拔离地球一样匪夷所思。　　“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于彼此之数乎！《礼》，八岁始教之书，十五而至于学矣。独不可依此以为则哉！”这几句话令人振奋。今人批评古人，常爱一锅端，“女四书”全都混在一块儿，一说“女子无才便是德”便从《女诫》骂起，殊不知班昭却是主张女子教育的。这也是清末兴女学时，先把班昭供起来，称之为“女中圣人”，地位几乎等同于那位大成至圣先师的原因之一。班昭有平等教育思想，且身体力行在皇宫进行女性教育，内容不仅有德育、儒学，还有天文、算术等，所以现代人有说她是第一位从事女性教育的女教育家。　　“敬慎第三”，承接第二章，讲夫妻之间要有义有恩，温和相敬，能包容，肯适应，说话做事有分寸，不过分，不争执。说到妇对夫之道，卑弱处的确让今人难以接受，但“修身莫若敬，避强莫若顺”，此语未尝不是智慧？那个年代，丈夫可以七出之条休妻，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有恶疾、多言、窃盗，有其中任意一条皆可出妻，别说呵斥和打骂了。一旦被休，不独个人难以自处，家族也是要蒙羞的。班昭身为母亲，劝女儿以柔顺待丈夫，与丈夫之间保持敬重，夫敬妇顺，成就恩义，以此作为夫妻感情的纽带，也实在是出于一片苦心。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慈恩，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可羞之事，不问得失，不计人恶，不轻易发怒。凡事相信，凡事包容，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是《圣经》里的话，庶几可以近之。　　“妇行第四”，讲的是女性修养。可以不必聪明绝顶，不必能言善辩，不必容颜美貌，不必手巧过人，哪怕你只是一个平凡女子，但只要娴雅贞静，言语得体，服饰整洁，仪态端庄，能专心纺织，能殷勤待客，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者便都具备了。并且说，做好这些其实很容易，一切只在乎心，存心去做，所谓的仁便也不远了。我读这些的时候，总要设身处地地想：那个时代的女子，不说像男人那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在一个家族中立身立命总还是要的吧？即便今时今日去看，要想拥有一个和谐家庭，除却“专心纺绩”，总体来说这四德也还是需要的。　　“专心第五”，意谓用心专一。“《礼》，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男人可以再娶，女人却没有再嫁的说法。现代人反复揪出这句话来骂《女诫》，却无视前边的“《礼》”，不追究这话的始作俑者《礼记》，真是咄咄怪事。问题是班昭引这句话作甚？“故《女宪》曰：得意一人，是谓永毕；失意一人，是谓永讫。”所以说，一定要得到丈夫的心。得到丈夫的心，并不是说要佞巧谄媚，曲意讨好，而是用心专一，举止端正，绝不轻浮招惹，不扭捏作妖冶之态。读完这一章，我记起出嫁前母亲对我说的话，朴实，土气，但有着类似的开头：“男人二婚没啥，社会再开放，咱女人家还是不一样。这一去无二心，除了把日子过好，再没啥别的……”千年之下，女儿的命运有多大改变？而母亲的忧虑也还是一样啊！突然有想要泪下的感觉。　　“曲从第六”与“和叔妹第七”，是说如何处理和公婆、小叔子、小姑子的关系，自然是以和为贵，顺从包容，讲孝悌，重亲情。　　总体来看，《女诫》所崇尚的是一种阴柔型完美女性，明理，有知识，然而隐忍，克制，懂得以柔制胜，但避免不了人生里的委屈，甚至还有意无意地接受并在心理上自我化解这种委屈。是啊，这世上有谁能过一种没有委屈的人生呢？班昭身为人母，想要女儿符合社会伦理标准，尽量在社会所给予的限制里腾挪转移，活得更通透更安心更幸福，这无可厚非。世人可以不赞成她，譬如她的小姑子就专门著文反驳，《后汉书》说“辞有客观”，惜乎未曾流传下来。也可以赞成她，仿效她，譬如前文说过的学者马融，就特意抄录回家给妻子女儿学习，但不知他的妻子女儿是何看法，这样的事须得女性自己愿意才好。至于拿这个做蓝本，限制女性的言行，一朝一代加以巩固，甚而成为女教的唯一标准，还有加以篡改致女性于悲惨境地的，那只能说是统治者或者道德家别有用心。在文化传承的过程中，《女诫》曾经被政治化、神圣化、妖魔化，今天我这样细细地解读，只是为了还原它“母亲之书”的本来面目，那一种朴实的本相。　　“最难耐的是寂寞，最难抛的是荣华，从来学问欺富贵，真文章在孤灯下。”这是上海昆剧团排演的新编昆剧《班昭》中的唱词，据说是点题之语。但这么一出戏，却又把班昭给戏剧化了，曹世叔成了太后男宠，马续苦恋班昭一生，包括那句点题的话，都充满着强烈的悲剧意味，显然是和班昭本人隔着的。文如其人，一个人的秉性总会有意无意地渗入文字，把班昭所有文字读过，会发现她的大气、从容、温和而又刚强的知性美，即使被置于荒凉的大漠，她也能找到水源，浸润并舒展自己的灵魂。　　现实常常抗拒戏剧性，顶多呈现出参差的对照而已。班昭在一个平常的日子里寿终正寝，和这世上大多数逝去的灵魂一样平静。若说不寻常的，大概也就是邓太后为她“素服举哀”，专门派使者“监护丧事”。仅此而已，生活的真相朴素无华，一如班昭在史书中呈现的面目，洗尽铅华，自有一种清冽之香。& &&3.一生辛苦记乱离——两汉才女蔡文姬我生之初尚无为，天不仁兮降乱离；胡笳动兮边马鸣，响有余兮思无穷。　　　　蔡文姬：汉末女诗人。名琰，字昭姬，晋时避司马昭讳而改字文姬。约生于公元 177年，卒年不详。东汉末年陈留圉（今河南开封杞县）人，文学家、书法家蔡邕之女。博学有才辩，妙于音律，精通书法。有传世诗三首，确定无疑的是《悲愤诗》其一。　　想写蔡文姬久矣，然则迟迟不能动笔，总觉得难以写尽她。　　生逢乱世，亡夫，丧父，失家，去国，被掳，流落匈奴12年，终于回到汉地，又要饱受与儿子天涯永隔的煎熬……种种人生苦难，似要被她尝尽。　　在她之前的才女们，创作多是为家国、为社会、为伦理，如班昭；个人的遭际与情感也有触及，但不够深而广，如班婕妤；与战争题材有关的，也多是思妇怀人，如《诗经》中的一些。在她之后的才女们，创作上开始深入地向自我内心探索，其中能把个人种种情感体验表达到极致的，如李清照，如朱淑真。笔尖也有涉及战争领域的，但总体来说不够广泛和直接。　　只有蔡文姬，是在创作中直面战争，正面描述战争的残酷可怖，讲述战争对个人造成的永久性创伤。文字里的悲哀，既有个体生命深沉而细微的痛楚，又有乱世大背景下群体的悲愤与无奈，是共通的，也是共同的。这跟她一生的遭际有关，也与她个人的创作能力有关。她的叙事长诗《悲愤诗》，激昂处裂帛惊魂，酸楚处动人情魄，成熟处又绝不逊于诗歌发展到鼎盛期的唐诗。其作品感染力之大，不仅有时人广为传诵，后人且多有仿作，“文姬归汉”也因而成为音乐、文学乃至绘画方面的一大题材。　　文章憎命达。诗穷而后工。荆棘鸟在棘刺上绽放歌喉，最美的东西只能用深痛巨创来换取——这些话，在讲述一个规律，或者真理，含有各自的人生体验在里边。但要等看完蔡文姬的一生，你才能真正明白这些话有多沉重，又有多残忍，是痛苦焚烧之后，灰烬里的一点微明。& &&我生之初尚无为　　人生的最初，蔡文姬是锦绣堆里一颗明珠，用今天的说法，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因为家庭，因为教育，因为天赋。　　她的父亲蔡邕，字伯喈，献帝时曾拜左中郎将，故世人也称他蔡中郎。京剧《扫松下书》一折里，麒麟童周信芳唱“我拜的是忘恩负义的蔡伯喈”，其实那是戏曲借了蔡邕之名做戏，现实生活里的蔡邕，文品与人品皆深受同代人敬仰。　　他事母至孝。母亲重病，他非寒暑易节不解襟带，彻夜不眠地伺候了三年。母亲去世，他于墓旁建庐守孝。他跟叔父堂弟在一块住，历经三代而不分家财，为同乡人所称道。他博学多才，通儒学，懂史学，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且擅书法，据说他的画在当时也很有影响。　　灵帝熹平四年，蔡邕上书请求正定六经文字，获准后即在东观（按：班昭曾在这里续史）校书。经籍多有谬误，他加以订正并亲自用丹砂书写石碑上，命工匠镌刻，立在太学门外。一时之间，校正经书的，摹写碑文的，往来不绝，以致壅塞街道。这就是有名的熹平石经。据王国维考证共有碑石46尊，包括《尚书》《周易》《春秋》《论语》等七部经文，汉末损毁不存，唐代魏征还曾广为征集，自宋代至今陆续有残片出土，现在全都作为宝贵文物存入博物馆了。梁武帝称“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力”，当代史学家范文澜称“两汉写字艺术，到蔡邕写石经达到最高境界”。　　灵帝后期，蔡邕因得罪宦官而亡命江湖，隐居吴郡（今江苏苏州），前后达12年。期间，他曾在曹娥碑背面题“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个字，隐含“绝妙好辞”之意，《三国演义》就此演绎出一段有意思的故事。还曾因缘际会，制作出两件名传后世的乐器。一次，吴地一个人烧桐木，桐木在火中燃烧爆裂，蔡邕听声辨音，知道这是上好的制琴材料，急忙从火中抢出，精心制作成一把琴。此琴弹奏起来音色美妙绝伦，只是尾部还留有烧焦的痕迹，故而时人名之“焦尾琴”。还有一件乐器叫“柯亭笛”，与会稽高迁的柯亭有关，这个亭子四周以竹围成——在别人眼里是竹，在蔡邕眼里就是笛的原型了，有着高下之分。从亭口数过去，那第十六根竹子，纹理细密光滑，以手敲击有清越之声。他爱不释手，越看越欢喜，急忙去找看护这个地方的人。那人被他的痴心打动，居然真的拆下第十六根竹子送给他，制成的笛子也果然异乎寻常地好。这焦尾琴与柯亭笛，都是草莽里的英雄，被蔡邕慧眼所识，得以物展其才，故而古代常被用以喻指良才。我读来却觉得别有意味，蔡邕爱音乐成痴，懂得一块桐木、一根竹子的妙处，而这份痴心，也真就有人理解并成全他。他和柯亭那个人，都是解人，一个解得物意，一个解得人心。　　蔡邕为文，也极负盛名，诗、赋、铭、碑等流传下来一百多篇，其哀铭碑诔尤为当时人所重，《文心雕龙》也对此屡加称道。又精于天文、数理，各方面都算得名士中的翘楚，因而成为洛阳文化界的灵魂人物，不少名士趋之若鹜，后生学子也上门求教，家里几如开文学沙龙一般。这些来客中，就有后来的一代枭雄曹操，他经常出入蔡府，和蔡邕成为好友。这一段善缘，给蔡文姬的人生埋下一个伏笔，要到后来曹阿瞒“镶黄旗下赎文姬”才得以显现出来。　　蔡邕四十多岁才得一女，就是蔡文姬，自然深深钟爱。没有诗文记述，但那感情大概类似于唐代的白居易吧。白居易也是中年得女，自嘲说“我齿今欲堕，汝齿昨始生。我头发尽落，汝顶髻初成”，基本属于写实，“缅想古人心，慈爱亦不轻。蔡邕念文姬，于公叹缇萦”是自道其情，觉得就像蔡邕爱蔡文姬那样。想想也是，人到中年，功名仕途之心渐淡，愈来愈看重家庭亲情，这个时候可可地有了小小的女儿，慈父的心怀便饱涨得满满的。她娇憨作痴，会一些精致的淘气，学母画眉，学父咏诗，种种行为在慈父眼里都是十二分的可爱。再算算年龄，等女儿成人，父亲已是垂垂老矣，不能指望她像儿子那样为父亲的事业助一把力。所以，这爱没有任何功利心，只是希望她将来不忘这份情就好。这是白居易诗里的情景，也宛然是当初文姬与父亲的情形。虽然童年时期曾随父亲流落吴地，但隐居生活不妨碍幸福感，父母之爱使文姬的童年无忧无虑。　　宋代有一本七弦琴史专著《琴史》，里边收录了一百多个与琴有关的故事，其中有一个叫“文姬听琴”。蔡文姬10岁那年的中秋，父亲在月下弹琴，那琴声曼妙，流泻得一天一地都是。浮云卷蔼，明月流光……嘣，琴上的一根弦断了，文姬在屋内听到，马上应声说：“父亲，是第二根弦断了吧？”蔡邕以为不过是碰巧猜对罢了，有心再试上一试，随即弄断了另一根弦，文姬再次不假思索地说：“是第四根弦。”女儿如此聪慧，蔡邕欢喜异常，越发精心传授平生所学，着力培养。再加上身处书香门第，座上客多饱学之士，文姬耳濡目染，小小年纪就博学能文，兼长辩才与音律，琴棋书画、诗文歌赋无一不通，一时远近闻名，童星一般。　　蔡邕也很重视对女儿品行的培养，特为女儿写过一篇短文《女训》：“心犹首面也，是以甚致饰焉。面一旦不修饰，则尘垢秽之；心一朝不思善，则邪恶入之。咸知饰其面，不修其心。夫面之不饰，愚者谓之丑；心之不修，贤者谓之恶。愚者谓之丑犹可，贤者谓之恶，将何容焉？故览照拭面，则思其心之洁也；傅脂则思其心之和也；加粉则思其心之鲜也；泽发则思其心之顺也；用栉则思其心之理也；立髻则思其心之正也；摄鬓则思其心之整也。”意思是，面貌的修饰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要修心。一日不修饰面容，就会有尘垢蒙上；一日不修心思善，就会有邪恶侵入。不修面，可能只是被愚者称为丑；不修心，则会被贤人视为恶。故而每日揽镜傅粉梳头之时，都要想一想自己的心是否洁净、平和、端正。　　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女训》依旧是很可取的，所谓外表美不如心灵美，二十一世纪的女人们大可读一读，最好是修得二美并举。　　事实上，蔡邕也确实把女儿教育得很成功。长女蔡文姬虽一生三嫁，但是情势所迫，本身并无过错，不但未被本朝人唾弃，《后汉书》还郑重其事把她收入《列女传》。次女不知名字，嫁给曹魏的上党太守羊衜做续弦，姑且称为蔡氏吧。羊衜的前妻是孔融之女，身后留下一个儿子羊发。蔡氏生了个儿子叫羊承。羊承和羊发同时得了重病，不能同时照管，蔡氏便专心照顾羊发。结果羊承没能保住，羊发却活了下来，后来官至都督、淮北护军。这个故事很悲惨，《列女传》与《二十四孝》里类似的伤子之事我一概抗拒看，因我不能想象那身为母亲者当时的心情。蔡氏后来又生一子，就是西晋著名军事家、征南大将军羊祜，据说临阵时“轻裘缓带”，具外祖父蔡邕之风，被当世称为“儒将”。有《羊祜传》，蔡氏因此得以留名于世。& &&天不仁兮降乱离　　蔡家有女初长成，既美且慧，誉满京华，那知名度大概不亚于今日那些超女吧。蔡邕精心挑选，择定佳期，把文姬嫁给了河东的卫仲道。河东卫氏是西周康叔（按：许穆夫人传中提到过）之后，卫国后裔的一支，不但是世族，还是比较有名的书香门第。卫仲道本人则是太学里出色的士子，对文姬早有仰慕之心，这一下娶得才女加美女，自然是珍爱异常。夫妻俩谈诗论文，琴瑟和谐，婚后生活十分美满。奈何天不假年，卫仲道身患重病，不到一载时间便咯血而亡。这时文姬尚无子女，夫家厌憎文姬，认为是她克死丈夫的。新寡的蔡文姬，悲痛之外又添伤心，一气之下离开卫家，回到了蔡家旧庭院。去时是新妇，归来却新寡，文姬的不幸就从这里开始，前半生的幸福生活眼看着就要结束。　　东汉后期，皇帝皆懦弱无能，外戚多跋扈专权。汉桓帝依仗宦官除去外戚，给宦官封官封侯，又直接促成了十常侍宦官集团的形成。12岁登基的汉灵帝更是雷语惊人，把十常侍捧到了天上：“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为我母。”宦官们卖官鬻爵，横征暴敛，随意罗织罪名，公然抢劫杀人，使得政治黑暗到极点，直接引爆了黄巾军起义。虽然起义最终被镇压，但东汉王朝已如风雨中一座危楼，几几乎欲堕。公元 189年，汉灵帝病危，何皇后与自己的哥哥——大将军何进，商议扶立太子刘辩即位。宦官蹇硕与董太后密谋除去何进，废掉太子，另立陈留王刘协。何进得知消息后，率5000精兵带剑入宫，在灵帝灵柩前扶立太子登位，并杀死蹇硕。这时本可乘胜追剿，彻底根除十常侍集团，但事实正如《三国演义》所言：“无谋何进做三公，难免宫中受剑锋。”何进又是请示新晋太后兼妹妹，又是写信给西凉刺史董卓，结果被十常侍占得先机，宫门内埋下刀斧手砍死何进。当时袁绍、曹操俱在何进帐下，久不见何进出宫，知事有变，即冲进宫中尽诛宦官。这边外戚与宦官两败俱伤，那边董卓却以勤王之名把人马开进洛阳城，兵不血刃执掌了京城的兵权。董卓废少帝刘辩，立刘协为献帝，不久又毒死少帝与何太后，自己以扶立之功独擅朝政。他专横跋扈，一把火烧掉洛阳故都，逼迫献帝迁都长安。且生性暴虐，随意诛杀朝臣，纵容兵士掳掠财物，残杀无辜百姓。百姓中流传着“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的民谣，发泄对董卓的痛恨。　　董卓听说蔡邕才高，意欲召他为官，蔡邕称病推辞。董卓大怒，以灭族相要挟。蔡邕逼不得已，只能前去。董卓刻意笼络，举高第，补侍御史，又转持书御史，迁尚书，一日连升三级，三日周历三台——东汉官职，除了像何进那样执掌兵权的皇亲国戚之外，三公九卿中其实没几个管事的，真正的实权都在三台手里，谒者台“外台”、御史“宪台”、尚书“中台”并称“三台”——这里是说蔡邕三天内把三台的官职给当了一遍。后蔡邕又被拜为左中郎将，跟随献帝迁都长安，继而受封为高阳乡侯。读《后汉书·蔡邕传》，可知蔡邕有读书人的愚忠，既是从了董卓，此后也就认真做事，认真劝谏，也为建言不被采纳而郁闷。　　及至司徒王允以美人貂蝉使连环计，借吕布之手除掉董卓后，蔡邕读书人的迂便再次显示出来，这次且害了自己的性命。当是时也，长安城里一片欢庆之声，王允自居为匡扶汉室之栋梁，耳边正听着一片恭贺之声，不意一声叹息很不和谐地传来，王允循声看过去，发现是蔡邕，脸上还有悲叹之色未及褪去。《三国演义》里说的是董卓暴尸于市，蔡邕一人伏其尸而大哭，显然是小说家的夸张，董卓被暴尸于街市，行人恨不得割了董卓的肉去，且有守尸吏以灯芯置肚脐而点灯，蔡邕如何能伏尸而哭？若说蔡邕心里感到一种悲哀，并因曾受董卓重用而生感遇之思，禁不住为之叹息动容，倒是更接近真实些。据《后汉书》载，仅此一声叹息，王允便勃然大怒，呵斥一番即收付廷尉治罪。蔡邕自请鯨首刖足以完成《汉史》，士大夫也多怜惜而为他求情：“伯喈旷世逸才，杀之恐失人望。”王允坚决不赦，蔡邕最终死于狱中。　　没过多久，董卓旧部李傕、郭汜打进长安，赶走吕布，杀了王允，由李、郭共掌朝政。自此三四年间，先是两人互相猜忌，后是部将离心离德，各路人马为了利益分分合合，相继挟持献帝在关中混战。其中李傕的一个部将叫杨奉的，图谋杀死李傕而代之，结果事情泄漏，又被李傕、郭汜联军打败，于是引来匈奴右贤王助战。李傕等大败，匈奴兵趁火打劫，从陈留、颍川诸县掳掠妇女与财物无数。　　却说关中百姓，从十常侍之乱，到董卓之乱，再到李傕、郭汜之乱，加上关中连年天灾，已经是田园荒芜，了无生机。但凡有点力气的，纷纷扶儿携女，逃离这刀兵之地。奈何人快赶不上马快，头硬赶不上刀硬，流亡路上一拨又一拨的乱兵，碰上了即是个死，痛哭嚎啕也无济于事，生者离散，死者永诀，是常有的事。“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是曹操的慨叹，也是生民的慨叹啊！　　此时蔡文姬家破父亡，再无所依傍，也一身布衣素裙，随着难民群流亡。她后来写下《悲愤诗》，就是对这一段日子的真实记录，文字写实到令人惊怖的程度。“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杀人如麻，所到之处一个活人也不留下，积尸盈野，混乱堆积，以至于白骨互相撑架着。男人被杀死，割下头颅挂在马上，用以计算战功；女人载在马后，作为战利品——把女人作为战利品，这是古代战争中普遍的习惯，中西方皆如此。　　很不幸，蔡文姬也是这战利品之一。　　读她的诗，我常常想象她的内心是怎样的。那些恐惧的场景铭刻在她记忆里，没有把她的性灵吞噬，反而被她一点点梳理，直拙地捧出来呈现在世人面前，得有多大的力量才能做到呢？但我相信，在被擒的那一刻，她一定是慌乱的，无力的，觳觫不止。不知哪一双粗鲁的手抓住她丢到马上，那一刻天旋地转，风声淹没她的惊呼，人间一下子成了黑暗的所在，眼前一点光明也无，此生茫茫，此身茫茫，想来一定是绝望到失声。　　记得当年看《三国演义》的时候，从“王司徒巧使连环计”往下，我是一气看了个痛快，只觉得乱世里烽烟四起，正是英雄出世的好时候。却不曾想过，在那些功业昭彰的文字背后，普通老百姓是如何地勉力挣扎，以求生存？斯时无夫也无父的蔡文姬，又是如何地战战兢兢，跌跌撞撞，仓皇寻找生的方向？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海明威说：任何战争都是罪恶，不管是否所谓必须，也无论是否所谓公正。《胡笳十八拍》第一拍里唱道：“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莽莽世界竟无小女子存身之处。这悲哀真是广大，战争中的每一个体生命，皆感同身受。这悲哀也真是深重，简直无以言说，只能长一声短一生地哀叹了。& &&胡笳动兮边马鸣　　“长驱西入关，逥路险且阻。还顾邈冥冥，肝胆为烂腐。”从陈留一路向西，路途遥远艰辛，回头望故园已不知何处，这一去不知何年何月再得见，想想便令人肝胆俱裂。“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虏去的女人成千上万，勒令不得屯聚，即使有骨肉同在，碰见了也不敢交谈。“失意几微间，辄言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稍稍不留意，一点小小的差错就会要打要杀地挨一顿臭骂：死囚犯，喂你一刀，不给你命活了！“岂敢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棰杖，毒痛参并下。”哪里是惜命？实在是不堪忍受打骂，动辄就来一通暴打，身体的苦与内心的痛交加而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白日里号哭着前行，夜晚则忍气吞声地悲吟，被如狼似虎的士兵看守，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诗人忍不住悲愤地质问上天：“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　　《悲愤诗》原原本本的讲述，使我们仿佛能看到千万凄惨的身影，看到匈奴兵的嘴脸，听得到哀哀的哭声，粗暴的喝骂，画面感直逼今人影视剧中的镜头，真实感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冷静而逼真的文字里，我们跟着蔡文姬走过那段生活，深刻触摸诗人内心的痛楚，但文字是文字，我们是我们，距离给我们以安全感。只有她，是和文字本身重合，文字内外双重磨折，一路上有多少屈辱和辛酸，在用笔重现的那些时刻，她的心就得重新承受多少。　　话说文姬被掳之后，被匈奴左贤王看中，径直要了去。郭沫若在新编历史剧《蔡文姬》里，虚构出一个多情重义的左贤王，与文姬恩爱和美，把文姬写成了备受宠幸的王妃，不知是诗人的浪漫主义作祟，还是文如其人矫情过甚。试想，若是果真如此，文姬诗中的忧愤何来？再试想，易地移俗，文姬打小接受的传统文化影响哪里是一时就可以消匿的？何况，从她归汉后与曹操、董祀等的一系列事情可以看出，她是个自尊心强、不卑不亢的女子，怎么会安心于甚至乐于接受这样一种近乎羞辱的生活？有史为证，《后汉书》里记载：“兴平中，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史书用字最是讲究，尤其是事关身份之处，一个“没”字就点明了她的处境和地位。《胡笳十八拍》里唱道：“戎羯逼我兮为室家，将我行兮向天涯。”正是天涯飘萍，被逼无奈。“越汉国兮入胡城，亡家失身兮不如无生”，失身之痛，不如无生。“对殊俗兮非我宜，遭恶辱兮当告谁”，视之为恶辱，只恨求告无门。前文已经说过，这些女人被掳以来，生而失去尊严，求死却又不得。“笳一会兮琴一拍，心溃死兮无人知”，她的心已经在内里死了，只是不被人知而已。如此苦楚，读之令人泪下。　　《后汉书》里说文姬“后感伤乱离，追怀悲愤，作诗二章”，指的是两首《悲愤诗》，一首五言，一首骚体。五言这首的艺术成就远远超出骚体那首，后人疑骚体那首为伪托，选诗多选五言这首，说起“悲愤诗”来也多指五言这首。古人认为诗乃雅音正声。五言《悲愤诗》是一首长诗，但事关被蹂躏的遭遇，只有一句“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说边荒之地风俗野蛮，隐含受到侮辱之意。不可言，不堪言，不忍言，这当是文姬作诗时的心态。这也是我赞同把骚体《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视为伪作的原因之一。　　“所处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心，肃肃入我耳。”不管怎么冷劣，也就这样了，过了最痛苦的时候，人会麻木地忍耐着活下来。胡笳吹动，边马嘶鸣，只这声声远意令人哀愁，家国故土之思疾风一般骤然袭来：“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有客从外来，闻之常欢喜。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其间生活云云，一概不知，下面马上就是一句：“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这就是汉使来迎她了。一十二年呢，如何痛苦，如何煎熬，如何从求死到望生，种种艰辛，就这么忽忽地过去了，她是真不愿写啊！她是个坚强的女人，能够直面战争的惨厉，从尸骸撑拒间站起来。但她毕竟是个女人，是个被儒家伦理规范过的女子，爱惜名节如爱惜羽毛，喜欢洁净、端正和一切善好的东西。她受过的教育有多高就决定了她的苦楚有多深，她的触觉有多敏锐就决定了她的屈辱感有多强烈，而她是这样聪慧，富于灵性，有一颗柔软善感的诗心。这么一想，真是为她难过，也真要为她一问：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　　这时候，关中大地上，曹操已基本扫平北方群雄，正于邺城建玄武池，加紧操练水军，意欲大举南下。一日忽然想起旧交蔡邕来，慨叹乱世折英才，惋惜他无有子嗣留下（据资料称，蔡邕有一个儿子，大约此时已死，文姬诗回乡一节也自言家人俱已不在），又听人说文姬流落于匈奴，便派遣使者，携带黄金千两、白璧一双，赴匈奴赎回文姬。后人对曹操用心多有猜测，有说是曹操垂涎文姬美貌，有说是曹操初定中原想要显示国威。大约是受了《三国演义》的影响，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曹操。不错，曹操是善用权谋的政治家，但他也是一位出色的诗人，其诗古直悲凉，气韵沉雄，格调极高。歌德说过，在艺术和诗里，人格就是一切。读曹操诗，触摸到的人格绝不是《三国演义》所塑造的那样，他如后世杜甫一般以诗句实录历史，却不做细节描写，也不雕章琢句，多是从大处落墨，以朴质语出，胸怀之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