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如何运用管理沟通建设国家文化软实力--《企业导报》2011年23期
浅谈如何运用管理沟通建设国家文化软实力
【摘要】：要想从根本上建设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落脚于良好的沟通,只有沟通处理好了各主体要素之间的关系,才能够使整个国家上下一心,形成一股向心力,进行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因此,本文将浅论如何运用管理沟通建设国家文化软实力从而说明管理沟通与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之间的重要关系。
【作者单位】：
【关键词】：
【分类号】：G122【正文快照】：
文化本身是一种无形力量,但是正是这种无形的力量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凝聚在一起,缔造出这个民族和国家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气节等。文化软实力担当者一个纽带的作用,将国家的一切元素连接、贯穿、糅合最后形成一个国家整理的核心竞争力。沟通则是缔造一个国家文化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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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外交与二战后日本国家文化软实力构建
——战略管理与战术选择
作者：武萌 张利军&&&&&&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年第6期
网络编辑：俣俟
发布时间：
摘要：构建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二战后日本对外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二战后日本文化软实力构建经历了三个阶段的逐步实施，摆脱了战争和侵略的形象，较好地应对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摩擦和各种威胁论，发达、环境友好、和平、民主、礼仪等词汇已经成为新的日本形象代名词。以软实力为主线，从公共外交视角剖析二战后日本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构建战略，对于我国构建和实施文化软实力战略，提升国家形象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日本 文化软实力 公共外交
　　二战后初期，日本的国家形象是战争和侵略。1868年明治维新后，伴随着近代化和国力的增强，日本走上了军事谋求海外利益和殖民扩张的道路，直至二战结束共参加了14场战争，对外侵略的斑斑劣迹罄竹难书。日本旨在改善国家形象、构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公共外交战略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的。本文在界定文化软实力定义的基础上，试图在公共外交框架下解析二战后日本构建文化软实力的战略管理和战术选择，厘清日本在构建文化软实力过程中的方式、途径和战略走向。
　　一、公共外交与国家文化软实力构建
　　1．软实力与文化软实力：内涵与测量[1]
　　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与硬实力共同构成国家综合国力。依据性质划分，综合国力包括：军事实力、经济实力、文化实力和政治实力，其中政治实力和文化实力属于软实力范畴，如图1。从实现途径来看，政治软实力要靠传统的政府外交实现，文化软实力主要靠公共外交实现。
　　软实力是指政府在国内与国外的动员能力和国际吸引力，其构成包括政治体制、外交关系、社会稳定、国际信誉、民族特性、传统文化等非物质要素，是国际吸引力、国际动员力和政府国内动员力的总和。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了更加细化的软实力衡量指标：国际吸引力包括国际模式吸引力和文化吸引力，国际动员力包括战略友好关系和国际规则制定权，国内动员力包括对社会上层和下层的动员力，如图2。
　　2．公共外交：机制与形式
　　公共外交的理论架构，有助于我们厘清二战后日本国家文化软实力战略实施的手段和途径。公共外交[2]是“一个国家为了提高本国知名度、美誉度和认同度，由中央政府或者通过授权地方政府和其他社会部门，委托本国或者外国社会行为体通过传播、公关、媒体等手段与国外公众进行双向交流，开展针对全球公众的外交活动，以澄清信息、传播知识、塑造价值进而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实现”。公共外交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1）是中央政府及其主导下的外交行为；（2）对象仅是海外公众，而非外国政府；（3）以公关、传播、人文交流和援助等为手段；（4）目标是影响外国公众的态度，最终为本国的整体外交实现服务。
　　公共外交的主要机制包括：公关外交、媒体外交和人文外交。公关外交，可按其层次和公众参与程度划分为：首脑公关、战略沟通、委托外交。首脑公关是国家首脑直接参与的形式，如温家宝访日时的“健身外交”。战略沟通是通过积极创设议程，通过预设的事件和活动，有计划地增强核心信息和有影响力的观念，提升本国战略信息的公共外交形式，如“奥运外交”、举办国家年等。委托外交是政府和民间机构合作公关的活动，当有些活动政府无法包办或不便参与时，采取这种方式，如日本委托NHK承担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游说外交”等。媒体外交根据渠道先后顺序分为：新闻管理、国际广播和媒体合作。新闻管理包括：（1）日常沟通，主要向外国公众、NGO、媒体尤其是外国新闻媒体解释内政外交政策；（2）应对突发事件的新闻反应，主要对针对本国的错误言论和误导性信息作出迅速反应。国际广播专门以国外听众为对象，是媒体外交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媒体合作是指各国媒体间的合作，是公共外交影响力的“放大器”，近年来成为媒体外交的重中之重。人文外交，根据政府介入程度及目标设定可分为：政府直接实施项目、政府支持的非政府组织项目、政府参与的国际组织文化交流项目。政府直接实施项目是主角，如美国的“富布莱特项目”。政府支持下的非政府组织的文化项目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民间积极性，如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The Japan Foundation）实施的项目。政府参与国际组织文化交流项目是提高国际话语权的重要途径，如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的人文交流活动。
　　综合以上两个理论分析框架：国家文化软实力构建是战略目标，公共外交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和手段。公共外交是二战后日本实施国家文化软实力构建战略的核心途径。根据战略目标和政策指向，二战后日本构建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1）旨在改变侵略形象、回归国际社会的战略启动期（1945年至20世纪60年代末）；（2）旨在应对贸易摩擦和经济威胁论、谋求“国际国家”的战略发展期（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3）旨在建设文化软实力强国的战略强化和调整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
　　二、战略启动期（1945年—20世纪60年代末）：改变侵略形象，回归国际社会
　　1945年起，占领军在美国主导下开展了一系列民主化改革，日本被动实现了民主、和平发展。二战后初期的日本，首先面临怎样面对国际社会特别是深受其侵略的亚洲人民，以何种姿态和身份回归国际社会的问题。这一时期公共外交任务是：改变战前军国主义形象，塑造“和平”、“民主”的新国家形象，重归国际社会。进入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特需”加快了日本经济社会复苏，60年代日本进入经济快速发展的轨道，1968年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其重构国际形象、重回国际社会提供了充足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支持。主要的战术选择为：
　　1．加强国内动员力：公共外交机构改革，完善制度保障
　　1945年12月，占领军废除了原内阁情报局，翌年实行外务省改革，将原涉外处和报道处合并为信息情报部，主要负责信息、报道、国际文化等相关事务，为占领体制服务。为改变这种状况、开展独立公共外交，日本与盟军展开了艰苦交涉，改革逐渐得以展开。
　　1951年底，外务省实行改革，原信息部升级为信息文化局，设内宣处、外宣处、个别文化协定及文化交流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多国文化交流处。次年2月，一度废止的NHK国家广播，改为“无线日本”（Radio Japan）复播。1958年，外务省信息文化局成立文化处，1964年升级为文化事业部。1962年，成立外国人日语教育协会，加强对外日语教育。1968年，文部省成立专门涉外文化交流机构文化厅。体制和机构方面不断调整和完善，国内动员力增强，为公共外交提供了制度保障。
　　2．构建文化吸引力和国际吸引力：加入国际组织，开展人文外交
　　二战时期煽动性的外宣活动和奴化文化体制被废除后，新的对外文化和外宣理念有待重建。1945年，时任日本首相片山哲在第一次国会演说中提出“推进民主和平国家、文化国家建设”，针对其战争、侵略形象，准确选择了民主、和平、文化为新的外宣理念。为实现这一目标，战术层面选择了“文化”这一软性要素，积极推进人文外交。恢复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是战略突破口，1951年成功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第一步。
　　3．构建国际吸引力和国际动员力：积极开展公关外交
　　伴随经济实力快速增长，日本积极实施公关外交。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是向世界展示二战后日本的绝佳机会，作为东道主的日本民众的良好卫生表现和礼仪给世界留下了良好印象；象征二战后经济发展成果的“新干线”高速列车，此后多年一直是国家形象的代表性词汇。1963年7月，成功加入世界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OECD），再次向世界展示了日本国际地位提高和经济发达国家的新形象。这是日本旨在接近“国际规则制定权”组织、提升其国际动员力的重要步骤。此外，日本还通过参加1967年蒙特利尔世博会等大型国际展会，积极宣传其文化和理念。
　　本时期整体上是“旨在消除其战前军国主义形象的‘反应性’外交”[3]。包括公共外交在内的总体外交主要是保持与美国的“协调”，公共外交刚起步。从战术选择和形式来看：手段、途径较少，以人文外交和公关外交为主；内容形式较单一，主要有电影、图片、刊物赠送及有限的人员交流。从效果来看：（1）基本达到预期目标，1963年加入OECD和1964年东京奥运会是日本重返国际舞台的主要标志；（2）人文外交由于其对象是公众的特点，投入周期长、收效慢，未能完全消除其侵略形象。例如，在宣传武士道等传统文化时引起了对日本的侵略记忆；日语教育推广由于国际社会联想到其帝国主义野心，未能有效开展。
　　三、战略发展期（20世纪70年代—80年代）：迎战贸易摩擦和经济威胁论，谋求“国际国家”
　　始于1949年的“贸易立国”战略经过多年实施，廉价日本商品大量涌入国际市场。但在日本大量赚取外汇的同时，两大难题也随之而来。首先，出口不断扩大引起了以欧美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保护性反弹，针对日本的“反倾销”调查、市场崩溃论此起彼伏。日本与美国发生纺织品摩擦。在亚洲等发展中国家，日本经济的冲击也引起了反日和对抗情绪。1972年，泰国爆发抵制日货运动；1974年，时任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东南亚时，泰国和印尼发生大规模反日骚乱。其次，因一味追求经济利益、忽视社会责任，“经济动物”、“冷酷无情日本”（faceless Japan）、“香蕉日本”（banana Japan）、“日本异质论”[4]等骂名和“敲打日本”的极端声音不断，日本的国家形象和国际发展环境变差。因此，应对贸易摩擦和国际形象变差，成为本时期的首要任务。
　　另一重大事件是1971年的两次“尼克松冲击”（Nixon Shock）[5]。自此，日本开始反思外交过度依赖美国的错误，寻求自主对外政策。标志这一战略转向的是“赶在美国人之前与中国恢复邦交”。加之冷战格局趋于缓和及经济实力增强，日本对美依赖降低，追求独立外交的倾向大大增强。1973年的石油危机冲击，更加速了日本的战略转向。由经济大国到发挥全球作用的“国际国家”，由“重归”国际社会到“立足”国际社会成为日本的重要战略目标。
　　1972年外务省下属的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成立，标志着日本政府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文化交流和对外宣传的开始。该阶段日本主要的选择为：
　　1．加强机构改革和制度建设
　　时任外相福田赳夫认为，近年来，海外各国对日本的关注和误解迅速增多，对日本过于追求经济利益的批判剧增，甚至担心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向海外传达日本立志成为和平国家、文化国家的姿态，消除误解迫在眉睫。日本力克来自外务省和其他省厅的压力，于1972年10月拨款56亿日元，成立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下称“国际交流基金”）作为外务省负责公共外交的核心机构。主要负责人员交流、日语普及、促进日本研究、支持国际交流活动和介绍日本文化。
　　1984年废除外务省信息文化局，设置外务省发言人，将国外新闻报道室升格为国际报道处，强化发言人作用。1988年，首次成立针对国际文化交流的“首相政策咨询会议”，次年9月《国际文化交流行动计划》出台。在“国际化”号召下，地方自治体、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尤其是地方自治体纷纷成立专门国际交流机构，通过友好城市建设等方式积极参与公共外交。其他部委也积极参与，1986年《国际交流计划框架》出台，1988年自治体国际化协会成立，1989年《区域国际交流推进大纲》出台。外务省和国际交流基金也开设咨询窗口协助地方自治体开展国际交流。1988年4月出台“国际交流减税政策”，对以国际交流为主要目的的公益团体、捐款企业及个人实行减税，鼓励积极参与公共外交。
　　2．加强媒体外交
　　针对同美国的贸易摩擦和日美关系下降，1971年，日本对美实施短期、速效的“特别政策宣传”，即新闻管理。因效果良好，后来被复制和应用到处理日欧贸易失衡、石油危机、东南亚反日情绪等领域，实施对象扩展到西欧、中东及亚洲国家。
　　搭建沟通平台，加强新闻管理和同国外媒体合作，提升国际动员能力。1976年，日本新闻协会和经济团体联合会共同出资成立公益法人“外国新闻报道中心”，面向国外记者开展公共外交。此前一直由外务省主导对外新闻报道，但国外媒体多对政府渠道信息持怀疑和抵制情绪，因此这一“民间机构”才应运而生，效果良好。
　　加强国际广播。在各省厅和民间资金支持下，外务省所辖海外宣传协会开始在全美有线电视台介绍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日本首相通过电视向全美公众致新年贺词；每周一次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播放30分钟介绍日本的“本周日本（This Week in Japan）”等。
　　3．加大公关外交力度
　　启动首脑外交，加大公关外交力度。为应对同欧洲的贸易摩擦，1971年，昭和天皇二战后首次访欧，首脑外交正式启动。两次“尼克松冲击”后，1974年时任美国总统福特为“安抚”日本访日，日本天皇次年二战后首次出访美国，加深了同美国的战略友好关系。1975年12月，福特总统表示：最近的两国首脑互访象征着一种基本的政治伙伴关系。1988年5月，时任首相竹下登在伦敦发表题为“国际合作构想”的说演，强调“强化和平合作、扩大政府援助、强化国际文化交流”是日本国际贡献的三大支柱。搭建展会外交平台，提升国家模式和文化吸引力。1970年大阪世博会的成功举办，向世界传递了“人类、进步、和谐”[6]三大主题，提升了日本的国际吸引力。
　　4．扩大人文外交
　　政府直接参与的项目。针对1972年至1974年东南亚国家的反日骚乱，为缓解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摩擦，1974年，“东南亚青年之船”（SSEAYP）[7]项目启动，针对东南亚地区开展青年交流，以游船为载体，开展培训和交流活动，增进东南亚青年与日本青年的相互理解。至今，此项目已涉及东南亚十个国家，2010年为第37届。这些措施旨在展示日本积极承担国际责任的姿态。1987年，日本交流与教学项目（JET）启动，招聘外国青年赴日参加教育交流。
　　政府支持的非政府组织文化项目。国际交流基金于1980年同中国合作成立日本研究中心（大平班）。1984年，国际交流基金和日本国际教育协会共同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实施国际日语能力测试（JLPT），当年参加者达7000人。1989年，国际交流基金成立日语国际中心，负责日语教师研修及海外招聘、日语教材编写和赠送。同年3月，政府再次向国际交流基金增资50亿日元。美国仍是工作重点，国际交流基金专门成立支持美国高校日本研究的“田中基金”，向美国十所高校共计资助1000万美元。
　　政府积极参与国际组织文化交流项目。1975年，文化无偿合作开始，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古迹保护等资金，1978年2月和翌年8月，共资助东盟文化基金50亿日元。1980年，设立东盟各国青年奖学金。1989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文化遗产保护日本信托基金”。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是日本国家文化软实力构建战略的正式实施阶段，国际交流基金会的成立是标志性事件。本时期虽然仍有“反应性公共外交”和以美国为中心的色彩，但较上一时期积极性和独立性都大大增强，东南亚成为其公共外交的另一重点。本时期文化软实力构建战略和公共外交的整体框架基本清晰，战术选择和形式更加多样化，在人文外交、公关外交、媒体外交及次层次的各项外交机制全面铺开的同时，侧重使用媒体外交和人文外交机制。从实施效果来看，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贸易摩擦和经济威胁论，强化了与美国的战略关系，提升了国际动员力，向其“国际国家”的目标推进了一大步。
　　四、战略强化和调整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立足亚洲，谋求建立文化软实力强国
　　首先，随着东亚经济的迅速增长，东亚及亚太地区对日本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尤其是中国崛起使日本地位相对下降，中国公共外交的活跃引起了日本的竞争意识。而且，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持续低迷，经济一直是日本成为国际大国的最重要基础，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停滞、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龄化等问题给其未来蒙上阴影。其次，伴随日本右倾主义的发展，历史问题频频激化，引起国际上尤其是亚洲邻国的强烈反对。特别是小泉执政时期，日本与中韩两国之间出现了围绕历史问题的严重摩擦，这促使其必须加强对亚洲的公共外交。最后，伴随信息技术和国际公民社会的迅速发展，公众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增大，公共外交大规模兴起。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为曾出兵伊拉克的日本敲响了警钟。如何应对公众参与国际关系广度、深度和速度的空前加大，是日本新时期公共外交的重要课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日本的主要做法如下：
　　1．继续进行机构改革
　　2001年1月，中央省厅分工改革。调整外务省和文部省文化厅分工，文化厅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发挥更大作用。外务省和国际交流基金着重加强外交领域的工作。2004年8月，外务省机构改革。20世纪80年代后组织上分开的外宣和文化交流重新合并为“广报文化交流部”，将文化交流和海外宣传有机结合。调整国际交流基金会和外务省分工，外务省宣传文化交流部主要负责中长期目标设定及对外文化交流战略等政策制定，国际交流基金会负责具体实施。2004年12月，小泉纯一郎内阁设立“推进文化外交政策咨询会议”，进一步加强公共外交的智力支持建设。
　　2．继续强化人文外交
　　1990年1月，为促进与东南亚国家的多边交流，寻求各方的对日理解，国际交流基金会成立东盟文化中心（1995年改为亚洲中心），加强与东盟的人文交流。1991年4月，日本政府出资500亿日元，在交流基金会内成立“日美中心”。“不仅以促进美国对日理解为目的，还加强与美国协作解决世界性问题，分担国际责任，增进伙伴关系”；重视“人文交流”，将“支援地区、草根交流”与人文交流并列为两大支柱，构筑日美间多层次交流网络。这一措施是日本惯用的“搭便车”外交做法，借助美国开拓更大舞台。针对历史问题引起的对日反感情绪，村山富市内阁于1994年发起计划十年间注资1000亿日元的“和平友好交流计划”，支持历史研究及促进各界对话与交流。该计划迫于强大的国内压力，有些项目不得已改名，重点项目“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推迟至2001年才得以建立。
　　由于在反恐战争中支持美国，并向伊拉克派遣部队，“9·11”恐怖袭击事件后，日本政府有强烈的危机感，于是加紧开展与中东地区民众对话，降低其对日反感情绪。具体措施有：加大人文交流的力度和规模；大力援助伊拉克的文化遗产保护及修复；帮助伊拉克运动员参加体育赛事等。
　　3．重视新媒体技术和形式的作用
　　通过媒体外交大力宣传日本的国际作用和国际贡献。例如，加大日本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对外政府开发援助和积极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报道。
　　在媒体沟通方面，从1990年起，将外务省发言人每周一次向外国媒体发布英文简报改为每周两次。2002年，首次任命新闻记者出身的高岛肇久为外务省发言人。日本记者协会允许国外媒体机构加入也是重大变化。
　　加强新媒体手段的运用。1995年4月，日本外务省开通官网，下属海外宣传协会启动英文日本信息网。无扰频英文、日文国际电视NHK世界频道启动。2005年，政府开通网上记者见面会。在应对与邻国的历史教科书等问题时，也根据受众群体的特点，充分利用新媒体手段：将中学历史教科书近代史邻国关系部分翻译成英、汉、韩三种语言登在网站上，2005年9月至2006年3月访问量达到42万次。外务省网站张贴“历史问题解答”，阐述日本立场，强调二战后日本走和平国家道路。
　　4．开创新形式，“科技外交”浮出水面
　　2008年“科技外交”概念的提出，反映出新时期日本公共外交的新动向，其目的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提高日本国际竞争力。世界经济论坛和瑞士IMD国际经营开发研究所调查显示，日本国际竞争力排名下降到20多位，而科技竞争力依然保持了1990年以来的第2位。[8]科技外交是日本应对国际竞争力大幅下降状况的措施。（２）应对世界格局变化。始于2008年末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新兴国家的实力相对增强，国际社会进入发达国家、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立的“三重格局”时代。据预测，2030年世界GDP的50%将属于亚洲，科技和创新将是未来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在国际格局变化的新趋势下，科技是日本的关键优势。（３）应对全球性问题。2009年末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各国争论的焦点是“责任”，本质是资金和技术问题。资金和科技优势是日本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强项。
　　日本“科技外交”构想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涵：（１）将科技应用于外交领域，获取规则制定权，提升国际动员力。（２）外交服务科技，与科技发挥“相乘效果”。（3）科技是日本文化软实力的源泉。打造“科技发达国家、科技援助国家”的新形象，是提升日本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途径。
　　科技从本质上属于国家综合实力中的文化因素，是新时期构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在经济优势不再、传统手段日渐式微的新形势下，发挥自身科技优势，或可成为日本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新动力源。日本根据新世界格局和新形势及时调整了战略战术，各种形式的公共外交不断加强。比较前两个时期，本时期的特点主要体现在灵活性、连贯性和创新性三个方面。
　　1．灵活性。在方法掌握和技巧运用方面更加驾轻就熟，根据本身利益取向，巧妙运用双重标准：不利于本国利益时，力避国际干预；有利于本国利益时，力争国际支持。例如，在应对中韩两国对日本历史问题的反对浪潮时，力求双边处理，“努力避免美国及整个国际社会牵扯其中”[9]。在应对朝鲜核试验和导弹试验、朝日间的人质绑架事件等问题时，“努力谋求国际社会的支持，加强对外宣传,不希望国际社会仅将其视为日本与朝鲜两国间的问题，需要赢得海外民众对日本的同情和支持”[10]。
　　2．连贯性。主要是指项目和机构的连贯性和长期性，“长寿”项目和机构很多。有些项目从实施至今从未间断，不断调整、优化是一大特色。例如，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东南亚青年之船”等无疑为战略实施提供了稳定性和连续性保障。
　　3．创新性。创新贯穿了二战后整个日本文化软实力的构建过程，本时期的创新在于新媒体手段的应用和新模式的探索，前者如互联网的运用，后者如科技外交。
　　从效果来看，日本已基本实现了文化软实力大国的目标，其国际号召力、文化吸引力大大提升；但就地区而言，本时期日本与中国、韩国等国家的民众情感一路下滑，似乎有将之前半个世纪的经营付诸东流之势，这是日本需要深刻思考和积极应对的重要课题。
　　五、结论
　　宏观上看，二战后日本文化软实力构建经历了三个阶段的逐步实施，摆脱了战争和侵略的形象，较好地应对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摩擦和各种威胁论，发达、环境友好、和平、民主、礼仪等词汇已经成为新的日本形象代名词。战略上，对不同时期形势的准确把握和任务的合理设定是文化软实力成功构建的根本前提。
　　从民调结果[11]来看，通过半个多世纪的文化软实力战略的实施，日本重新构筑起了新的国家形象。2007年3月，英国广播公司等媒体公布了其在27个国家开展的关于“对世界产生积极影响”的调查显示，其中24个国家的回答多数认为日本在世界上的影响是积极的。
　　但该报告也显示，中、韩对日本基本持否定态度，这说明二战后日本对中、韩的公共外交成果出现倒退，根本原因是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做法。历史认识问题虽然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并不能通过公共外交完全解决。为什么日本在整个国际社会、东南亚地区取得了较好效果，而没有在中、韩等国实现预期效果？这也是日本下一步要研究的课题。
　　[1] 阎学通、阎梁《国际关系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0—99页。
　　[2] 1965年，“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简称PD）概念由美国塔夫斯大学（Tufts University）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院长埃德蒙·格里恩（Edmund Gullion）首次提出。美国称“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英国称“文化外交”（culture diplomacy）；日本一直提“文化外交”，“公共外交”首次出现在外交官方文件中是2004年；中国主要有“公众外交”和“公共外交”两种说法，源自英文public diplomacy。
　　[3] 小倉和夫『日本の文化外交』日本国際交流基金2010年版第4页。
　　[4] 指责日本不了解亚洲，外观看似黄色皮肤的亚洲人，里面却是白色皮肤的西方人思维，一味追求经济利益。
　　[5] 日，为摆脱越战导致的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尼克松政府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西方国家股价暴跌，全球经济和金融动荡，这对经济和金融严重依赖美国的日本影响尤为严重，日本称之为第一次“尼克松冲击”。同年，由于美苏实力对比的变化，尼克松政府的对外政策发生巨大转变，欲通过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共同应对苏联，并遣基辛格秘密访华商谈尼克松访华事宜。7月15日，中美两国同时发布关于尼克松访华的公告。直到公布前最后一刻才得知这一消息的日本政府深感被美国抛弃，这对外交政策严重依赖美国的日本产生了巨大冲击，日本称之为第二次“尼克松冲击”。
　　[6]参见中国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官网：/expo/sh_expo/zlzx/sbzz/node1685/userobject1ai 39778.html。
　　[7] 参见“东南亚青年之船”项目官网：/。
　　[8] 坂田東一『科学技術外交の推進』，『技術会通信』2009年7月，日本自動車技術会，第1页。
　　[9][10][11]［日］金子将史、北野充主编《公共外交：“舆论”时代的外交战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版第123页，第123页，第139页。
（作者单位：武萌，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日本一桥大学；张利军，中央编译局文献信息部，北京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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