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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语语法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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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语语法总结
官方公共微信闵泳徽_百度百科
闵泳徽（：???，1852年—1935年），后期的权臣，的贵族、资本家。初名泳骏，君八，赐号荷汀，1901年改名泳徽。本贯，是之——（）的远房侄子。早年以外戚身份参与朝政，并成为集团执政后期的首脑，也是“”的代表人物。1894年爆发后，建议借兵，因而引发了。他也因此下台，一度流亡。归国后主要投身经济领域，并逐渐亲日。朝鲜被吞并后，他接受了日本的爵位，完全投靠日本，被后世政府定为亲日反民族行为者。[1]
闵泳徽早年仕途
闵泳骏（闵泳徽）是时期的重臣闵蓍重的7世孙，系闵斗镐之子，二年（1852年，三年）五月十五日出生，三年（1877年，十四年）参加，获庭试丙科及第，除授后，历任注书、兼说书、、副修撰等职，凭借闵氏外戚身份参政。光绪八年（1882年，高宗十九年）“”时曾作为的重要人物而被起义军民破坏了家宅，自己也出逃外地。光绪十年（1884年，高宗二十一年）发生，闵泳骏曾请求清军驻朝将领出兵镇压，之后闵泳骏和袁世凯关系密
切，并透过他的帮助而掌握实权，于翌年升任，光绪十二年（1886年，高宗二十三年）又升任参议内务府事、都。当时他与、、并称“闵氏四巨头”，是的代表人物。[1]
光绪十三年（1887年，高宗二十四年）5月，闵泳骏被任命为驻日办理大臣，成为第一批驻外使节，在他出行前为他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欢送宴，象征着他在闵氏中高贵的地位。光绪十四年（1888年，高宗二十五年）初归国后，于翌年被任命为，光绪十五年（1889年，高宗二十六年）又被任命为知事、江华府、协办事。光绪十六年（1890年，高宗二十七年）回京任，此后历任、判书，并兼任判尹。光绪十七年（1891年，高宗二十八年）由经理使兼判书升任练武公院办理。光绪十九年（1893年，高宗三十年）任、统营使、衙门，翌年任、亲军经理使、左赞成。[1]
闵泳骏是继之后闵氏外戚的首脑人物，他得到了的支持，又深受的宠爱，自己也很会讨国王（）和的欢心，是当时的权贵，亦是的代表人物之一。但贪污腐败，，引起了的普遍不满。史书记载：“泳骏以聚敛固结人主，专权既久，四方辐凑，百姓鼎沸，府第之闳丽，姬妾之淫侈，傔从之豪纵，自有势道以来所创见。而田园租税至百万石，以三国甲富登播于新闻纸，其亦丑矣。”[2]
对于闵泳骏的恶行，他的后台并非不清楚，袁世凯曾向清廷这样报告道：“妃从堂侄闵泳骏有才，知韩君妃利欲熏心，每以聚敛生财等计立效献媚，韩诸臣罕能及者。……所有国内财政、进退官吏及诸要政，皆由泳骏操其柄，其君妃，亦悉由泳骏经手。权势熏赫，门前如市，不特举朝无足与衡，即议政相臣亦屏息以听。惟聚敛已久，众怨丛归，韩王以贪渎声闻，心亦渐厌，特以妃故，卒无如何。”[3]
由于闵泳骏是“”，效忠，唯袁世凯，所以即便他臭名昭著，依然利用他以控制，终于闯下弥天大祸。
闵泳徽甲午借兵
闵泳骏也不是没有一套治国的方法，面临朝鲜社会动荡、民乱不断的局面，他大力提倡恢复古礼。他主政时，就编了《乡礼三选》一书，而后又在、等地推广和，但地方官不顾民众感受，强制施行，反而激化了民怨，也没有抑制住的爆发。[4]
到二十年（1894年，高宗三十一年）时，东学党发动，起义军，连胜官军，并在四月二十八日攻占了首府，直逼首都（今）。东学党提出了“尽灭权贵”的口号，又在给官军将领的呈文有“上奉国太公”之语，使人们猜测闵氏政敌——和东学党有勾结。时任兼宣惠衙门的闵泳骏感到末日已到，想去找求援，高宗和也鼓励他去与联络。但闵泳骏又有些犹豫，因为他害怕军队一旦来朝鲜以后，会借口《》出兵朝鲜，引发更大的祸乱，就把这些忧虑当面对闵妃说。闵泳骏话还没说完，就将东学党的呈文扔给闵泳骏，呵斥道：“！吾宁作倭俘，不忍复当事，我败汝辈灭，毋多言！”[5]
骏就频繁和袁世凯接洽，商讨借兵之事，袁世凯爽快地说：“朝鲜有危，吾岂不悉心护之乎？若有难处之端，吾当担当矣。”[6]
闵泳骏闻后大喜，立刻上报高宗。尽管当时朝中等老臣坚决反对借兵中国，但在高宗和的支持下，最后决定在二十年（1894年，高宗三十一年）四月三十日（6月3日）正式发函向清政府乞援。
果然，海陆大军也赶到朝鲜，与清军形成对峙，战争阴云密布在上空。由于闵泳骏长期以来的贪虐激起了民变，又因其提出借兵主张而惹出了乱子，所以人们对他的新仇旧恨一时激发，不少人主张“剥夺闵泳骏的官位俸禄，没收全部财产并流放荒岛”，更有甚者要求“杀闵泳骏以谢国人”。[7]
到五月十八日左右，闵泳骏亦与产生矛盾。[8]
就连集团内部也有很多人对闵泳骏极其不满，驻朝公使在给本国政府的报告中这样写道：“诸闵氏之中，、两氏专门反对闵泳骏；亦不赞助闵泳骏，只要得到机会就试图夺取其权力，则是昨年以来之事。此次将民乱之原因归咎于闵泳骏之专恣贪虐者甚多，特别是借来清兵一事，本为袁、闵二氏内定，并为众所确认，因而愈加归罪于闵泳骏，以致诸闵争斗更加厉害。据探报，清日两国军队之入韩，诸闵皆将其罪归于闵泳骏并大加斥责，姑且为之回护。又闻、闵泳骏二氏相互争权，泳达、泳焕、泳桂、泳喆及李宪植等左袒，而左袒闵泳骏者仅泳奎一人而已。”[9]
在诸多压力下，闵泳骏被迫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高宗三十一年）六月十日辞去宣惠衙门的职务，集团的势力也随之衰落。到六月二十一日，日本军袭击，扶植上台执政，闵妃集团彻底垮台。闵泳骏作为闵氏家族的头号人物，成为怨府而遭到清算。高宗下旨称闵泳骏“专事聚敛，归怨肥己，此不可寻常置之，远恶岛安置”。[10]
并命将他逮捕并发配到之荏子岛，后来又批准池锡永的弹劾，要将他与闵妃另一亲信（金昌烈母）明正典刑。[11]
但是闵泳骏却早已逃之夭夭，北上投奔中国，在遭遇清军炮队，因为他在任时剥削百姓，千夫所指，于是不明真相的清军将他押往，并被等清军将领拷打，从他身上搜出30余万元，4000余两。[12]
后来由于现任平安道监司为他求情，再加上清朝北洋大臣发电阻止，闵泳骏才恢复自由。[13-14]
当年八月，清军在中战败，闵泳骏随败军逃回，其间在朝鲜一度被日军掳获，但又被清将救出。[15]
此后遂躲在中国，投奔。[12]
闵泳徽转向亲日
五百四年（1895年，高宗三十二年）七月，随着集团的重新掌权，闵泳骏也被赦免。[16]
闵妃将他与被流放到的之孙进行交换，才能使他从归国。同年八月六日（9月24日），闵泳骏抵达，随后又赴乡第。[17]
闵泳骏归国后，打算重新起用他为大臣，并在宫中为他举行宴会，然而宴会完毕后就发生了“”，闵妃在宫中被暗杀，闵泳骏复权之议也就中止了。九月二十一日（11月7日），内阁把闵泳骏抓起来，欲加以惩处，被日本特使劝阻。[18]
而后高宗下令闵泳骏“荡涤叙用”，并负责葬礼。[19]
但闵泳骏去蛰居，以求保身。元年（1896年）初，号召“为报仇”的乙未兴起，春川是义兵活跃的地域，风传闵泳骏为“暴徒”（义兵）主谋者，闵泳骏又急忙进汉城向金弘集辩白此事。[20]
不久后的建阳元年（1896年）2月11日，发生“”事件，亲日内阁倒台，、等主导的亲俄内阁成立。事件仅过3天，闵泳骏与其族人闵炯植就被亲俄内阁逮捕，随后以“豪强凌虐百姓”之罪流放10年。[21-22]
日本驻朝公使对此分析道：
闵泳徽（1901年前叫闵泳骏）
“抑今般事件（）之最大目标便在于专为闵后报仇，如闵氏（闵泳骏）者率先之乃当然之事，反倒是对前内阁（亲日内阁）辩疏非暴动主唱者之旨，翻过来视其对新内阁（亲俄内阁）之举动，则更无共提携事之形迹。至于新政府借口其旧恶，处之以流刑，此岂能不令人怪讶乎？而仔细检讨其因由之所以，盖闵氏不仅对于前内阁的宽大处理迄今犹抱好感，且至事成之日便察觉新政府不能坚固永久地持续；于新政府而言，则恐闵族之余势至今未泯，一旦风云际会，新政府亦无能如之何，不外乎此二点也。由于当初之辈为运其阴谋、煽动地方之暴民时，先劝诱闵泳骏以通之共谋之事，意外的是闵氏斥之而不与焉，反而对前内阁表现出要身名洁白之举，从此点来看，足以窥知一端也。而李范晋之辈今虽成就其谋计，组织新之政府，然因闵族首领泳骏、炯植之辈存在，彼等之阴谋辄有暴露之虞，且无舆望、薄权势之新政府视泳骏等实为隐然一劲敌，因此遂处二氏以流刑也。”[23]
后来在等人的努力下，闵泳骏在3个月后被赦免。[24-25]
但安駉寿又劝欲东山再起的闵泳骏低调行事，闵泳骏听从，此后再未出任实权官职。[26]
他历任中枢院议长、宫内府特进官、掌礼院卿、学士，成立后闵泳骏（1901年发生谋逆案，按与逆贼重名者须改名，“泳骏”在中与“永准”重音，故于是年改名“闵泳徽”）历任官、卿、掌礼院卿、扈卫队总管、侍从院卿、尚方司提调、表勋院总裁等闲职或虚职，先后被授予勋一等八卦章、太极章、太极李花大绶章等勋章。[1]
二年（1898年），闵泳骏卷入了的逼宫阴谋，蒙受牢狱之灾，后来虽然，但其政治生涯已经遭到沉重打击，所以他开始投身经济领域。光武三年（1899年）闵泳骏巨额投资创办大韩天一（今前身），光武十年（1906年）创办徽文义塾（今韩国名校徽文高中的前身）。与此同时，闵泳骏也转向亲日，他在建阳元年（1896年）8月时就派人告知日本驻朝公使，称他感激当初日本人力保他的恩德，将欲依赖日本。[27]
光武九年（1905年）11月强迫缔结《》时，百官联名上疏抗议，闵泳徽被推为疏首，他却百般推辞，最后由其族人担当。[28]
后来闵泳徽也上了一道反对《乙巳条约》的奏疏，但明显只是做样子而已。[29]
闵泳焕自杀殉国后，闵泳徽前去吊唁，被人轰走。[30]
四年（1910年）3月，闵泳徽等人发起“政友会”，自任总裁，主张“韩日亲善”。[31]
同年8月，《》订立，日本正式吞并，闵泳徽被授予的爵位，后又任中枢院，并发行卖国公债，彻底投靠日本。闵泳徽在日本的后援下，大发横财，成为了当时朝鲜的大，而且是的首富。在20世纪30年代，垄断、土地和的闵泳徽与垄断的、经营的矿主崔昌学、经营棉纺业和土地的金年洙并称中的“四大富豪”，闵泳徽居“四大富豪”之首。[32]
后来他于十年（1935年）12月30日去世，享年八十四岁。
闵泳徽身后清算
闵泳徽（闵泳骏）
闵泳徽先是亲清派头目，后来成为一员，并且为官，聚敛财富，颇为世人所不齿，连的儿童走卒都骂他为误国罪人、亡国之臣。到了现代，闵泳徽被列入2002年发表的《亲日派708人名单》之中，后又被收录进《》。2007年，亲日反民族行为真相纠明委员会将闵泳徽列入《亲日反民族行为195人名单》。日，“”举行第24次全体委员会，决定将闵泳徽等10名亲日反民族行为者所拥有的156块共102.6万平方米（相当于市价257亿，约合2.1亿元）的地皮收归国有。[33]
闵泳徽的后代不服，曾在2004年12月以国家为对象提起诉讼，要求国家认可其在内的1600多平方米土地的所有权，但因不予受理而放弃诉讼。[34]
．韩国民族文化大百科词典
黄玹《梧下记闻》，第34页。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卷5，第3133页。
黄玹《梅泉野录》，第125页：“闵泳骏倡言东学之炽，由于古礼不行，风俗颓弊，白上饬两南道臣湖南行乡约、岭南行乡饮酒，克日轮行。守宰望风恐后，以暑月殴民行之，挥汗跪拜，醵钱哺餟，妨农害事，闾里甚苦之。又录高年，赐米肉，授以寿职通政、嘉善等帖，敛钱三十缗，囚其子孙以督之。穷阎耆耇，假贷取办，谓之‘老人乱离’。”
黄玹．《梅泉野录》：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55年：第132页
《日本外交文书》卷27，第2册，第165页。
朴宗根．《日清战争与朝鲜》：青木书店，1982年：第160页
《驻韩日本公使馆记录》卷3，第413页。
《日本外交文书》卷27，第1册，第189—190页。
《高宗实录》卷31，三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条。
《高宗实录》卷32，三十一年七月十五日条。
《甲午实记》，《东学乱记录》上，第60页。
《驻韩日本公使馆记录》卷3，第407页。
《李鸿章全集》卷24，第236页：“据袁道云：闵泳骏向非日党，兹为日所屏逐，北来请兵，且于袁约候商办一切。前曾任平安监司，或不免敛怨于民之处，应即释放……”
《李鸿章全集》卷24，第343页。
《高宗实录》卷33，三十二年七月初三日条。
《驻韩日本公使馆记录》卷7，第527页。
《驻韩日本公使馆记录》卷7，第547页。
《高宗实录》卷33，三十二年十月十五日条。
《驻韩日本公使馆记录》卷7，第561页。
《高宗实录》卷34，建阳元年2月14日条。
《官报》，建阳元年2月18日。
《日本外交文书》卷29，第695—696页。
《驻韩日本公使馆记录》卷10，第412页。
《高宗实录》卷34，建阳元年5月22日条。
《驻韩日本公使馆记录》卷9，第472页。
《驻韩日本公使馆记录》卷9，第449页。
郑乔《大韩季年史》下，第187页。
《高宗实录》卷46，光武九年12月8日条。
黄玹《梅泉野录》，第365页：“二十一日，葬闵泳焕于龙仁……乡弁韩某见闵泳徽于葬所，曰：‘君亦护丧来乎？君不姓闵乎？何闵死，何闵不死？君亡国至今日而不一死赎罪，乃随忠正公灵柩而至，天日独不畏乎？可速去，否者死吾靴尖！’泳徽嘿然而出，闻者快之。”
《大韩每日申报》，隆熙四年3月30日。
徐英姬．《闵泳徽：苛敛诛求而成的朝鲜首富》（《亲日派99人》卷1）．首尔：枕石出版社（???），1993
企业信用信息探寻“一代高僧——元表”
在宁德西北部连绵群山里，有一个很神奇的石窟。据《三山志》记载：“石窟高可百寻，深广五十丈，上方若凿，下平如镜，群峰插汉，北涧奔流，别一乾坤，非复人世。”由于唐时高僧的隐居修行而闻名遐迩，那就是著名的佛窟——那罗延窟。
宁德佛教史由于一位异国高僧的到来，从此带着神秘色彩中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历程，该事件在闽东乃至福建佛教历史中占据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新罗王朝①统一三国后（公元780－892年），为朝鲜佛教隆盛时代，这一时期中国与新罗的佛教文化交往进入了新的阶段，特别是隋、唐、吴越国和宋代，交往尤其频繁。在7－9世纪末近300年间，众多的新罗僧侣不畏艰难险阻，辗转来到唐朝。7世纪初入唐求法的新罗僧侣，参与玄奘法师领衔的佛经翻译事务，对佛教宗派的发展、教义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8－9世纪来华的新罗僧侣，有的将唐朝作为中转站，前往印度求法取经。“这三百年间，入华求法在新罗几乎成为一种时尚。”②这些僧人来华之后，如饥似渴地学习研究中国佛教诸宗的教义和戒律。新罗在唐初有义湘（公元625年—702年）师从长安终南山智俨学习《华严经》，并于公元677年回国，聚徒传法，讲授《华严经》。太贤、道伦受学于玄奘之门，惠日师从惠果传胎藏密法，法朗得法于禅师道信，其弟子信行又受北宗禅于志空（普寂门人），道义受南宗禅于智藏（道一门人）。他们分别在国内传华严、慈恩、密宗、禅宗之学，禅宗还蔚成“禅门九山”，极一时之盛。
隋唐是中国佛教的成熟时期，同时也是中国佛教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作为中国式的八大大乘佛教宗派并立之一的华严宗，则是其中影响深远的一个宗派。华严宗的佛学渊源是华严之学，研究华严之学始于东晋，到了南北朝时期研究华严之学的学者增多，形成风气。隋朝的建立为南北两地研究华严之学的学者云集长安提供了可能，他们相互交流促进了华严之学的发展，为华严宗的创立作了思想资源与组织方面的准备。唐初僧人法顺(公元557～640年,
世称初祖)及其弟子智俨(公元602～668年)把华严之学的研究推进到空前的水平，为华严宗的创立献出了奠基之力。法藏(公元643～712年，唐代僧人。华严宗实际开创者,宗内称为三祖)，法藏17岁入太白山求法，既而从智俨（后世称华严宗二祖）研习《华严经》，深通玄旨。法藏于28岁开始讲《华严经》，从此广为讲说，先后讲说新、旧《华严经》30余遍，还著《华严探玄记》、《华严经旨归》、《华严五教章》等，极力发挥《华严经》的思想，完成了华严宗的理论体系，标志着华严宗的成熟。因该宗所依据的主要经典是《华严经》，故称“华严宗”，又因武则天尊法藏为“贤首大师”，故又称“贤首宗”。
武则天为了利用而重视佛教，遣使往西域于阗取回八十卷本的《华严经》梵本，证圣元年(公元695年)在洛阳大遍空寺开始翻译，以于阗沙门实难叉陀为主译，于圣历二年(公元699年)译毕于佛授记寺，称《八十华严》，亦称《新译华严经》。
历史上的元表
一、&&&&&&&
元表（生卒不详），新罗人氏，大祭司（韩语中译）。传为新罗国宁德故城人（在今平安北道义州东南四十里处）。《宋高僧传》卷三十载：“释元表。本三韩人也。天宝中来游华土。仍往西域瞻礼圣迹。遇心王菩萨指示支提山灵府。遂负华严经八十卷。寻访霍童礼天冠菩萨。至支提石室而宅焉。先是此山不容人居。居之必多霆震猛兽毒虫。不然鬼魅惑乱于人。曾有未得道僧。辄居一宿为山神驱斥。明旦止见身投山下数里间。表赍经栖泊涧饮木食。后不知出处之踪矣。于时属会昌搜毁。表将经。以华榈木函盛深藏石室中。殆宣宗大中元年丙寅。保福慧评禅师素闻往事。躬率信士迎出甘露都尉院。其纸墨如新缮写。今贮在福州僧寺焉。”
二、元表。《宋高僧传》卷十六载“元表者，贞谅人士也，言多峭直，好品藻人事，而高义解，从习毗尼，兼勤外学，史书方术，无不该览。早预京师西明寺法宝大师讲肆，迨广明中，神都版荡，遂出江表，居越州大善寺，讲南山律钞。诸郡学人，无不趋集。表义理纵横，善其谈说，每挥尘柄，听着忘疲，号鑑水闍棃。著义记五卷，亦号鑑水。出门人清福，冠其首焉。”晚唐至五代初著名律师，属律宗南山一派。
本文拟阐述的元表为新罗元表，新罗元表在我国历史的诸多记载中，各说纷纭。
“天宝”说。在宋赞宁撰《高僧传》卷三十《唐高丽国元表传》载：“释元表，本三韩人也。天宝中（公元742—756年）来游华土，仍往西域瞻礼圣迹，遇心王菩萨指示支提山灵府，遂负《华严经》八十卷，寻访霍童，礼天冠菩萨，至支提石室而宅焉。……”。
“则天朝”说。宋梁克家撰《三山志》载：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僧好德为《支提山记》云：
“乡民但谓之六洞天，未知是菩萨之号。昔则天朝（公元683—705年）有僧，号元表，不知何时人，以花榈木函二只，盛《新华严经》八十卷，躬自赍荷，来寻兹山，乃卜石窟而居……”。
《宁德支提寺图志·卷之三》载：“元表法师，高丽僧也，则天朝居那罗岩，以榈木函《华严经》，朝夕奉诵……”。
&“五代”说。清《福宁府志》、《宁德县志》称：“元表，五代时高丽异僧也。来自西域，领心王菩萨之旨……”。
&“宋初”说。按宋元丰间参政蔡襄记云：“国初有高丽僧元表，诵《华严经》于此，邑僧元白闻而往观之，表以经授白，腾空而去。”
《宋高僧传》卷三十《唐高丽国元表传》和《三山志》宁德县“支提山”条引唐咸通九年僧□德《支提山记》有关元表的表述，虽然记载在时间方面有差距，但有关元表来支提山修持八十卷本《华严经》则是一致的。“元表是位来唐习华严宗的高丽国僧人，他所携带的《华严经》八十卷亦即新《华严经》并非取自西域而是武则天时新译的。”⑦
《嘉靖宁德县志》云：“元表，高丽异僧也，来自西域，领心王菩萨之旨，以东南支提山，天冠一千，演法于中。可负我华榈木函《华严经》八十二卷，隐那罗延窟以候之。……”。此书此文遗憾却没有点明入唐时间，但对《华严经》的卷数提出了的新的观点“八十二卷”，而非八十卷。
明何乔远撰《闽书》载：“……可负我华榈木函《华严经》八十二本，去隐那罗延窟，以候之。……”
《宋高僧传》卷三十《唐高丽国元表传》明确记载：“寻访霍童礼天冠菩萨。至支提石室而宅焉。”虽然元表来霍童山的年代记载多有出入，但他负经寻访霍童，隐居那罗延窟是不容置疑的。
目前学术界对元表入支提山的缘由亦有着不同看法。
其一、拟经唐西游天竺学法、瞻礼圣迹的新罗国僧人元表，在唐期间他大量接触了《华严经》，并在西行途中遇心王菩萨神谕，菩萨指引他带《华严经》往中国东南方找寻支提山灵府。即“遇心王菩萨指示支提山灵府，遂负《华严经》八十卷”。故元表未完成西游天竺，而到了支提山。
其二、元表西域学成归来后，途中得心王菩萨神谕指引来到了宁德霍童山，栖身于那罗延窟，朝夕虔诵经卷。《闽书》“……唐高丽僧，曰元表者，归自西域……”。
其三、唐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开始大规模的毁佛行动，新罗僧侣亦未得免。唐朝政府在对境内僧尼的裁汰办法的同时，对于藩属国及域外国家在唐僧尼也采取了相应措施。“外国僧未人条流之例，功德使别闻奏取裁。有敕云‘外国等僧，若无祠部牒者，亦勒还俗，遞归本国者’。”⑧
为了避免遭受遣返，避难逃往支提山栖身，藏经石窟。
其四、为误闯。《高丽史》卷五八《地理志三》记载：“宁德城故地在今朝鲜平安北道义州东南四十里处。”假如按宋元丰间参政蔡襄的记录和“五代说”成立的话，我们可否大胆假设元表乃西游归来回新罗王朝的宁德古城，但由于路线方位迷失，阴错阳差间而来到了建县于五代后唐长兴四年（公元933年）的宁德县，如日本入唐的空海法师由于航线的偏离等原因也曾在霞浦的赤岸登陆。同时这也表明由中国东南如福建前往日本、新罗等地，有一条众所周知的航路。
武宗于唐会昌二年（公元842）起，用种种办法压制僧尼，直到下令拆毁寺院，勒令僧尼还俗。据记载，共拆毁大寺四千六百多所，小寺四万多所，僧尼还俗二十多万人，连铜铁铸的佛像也熔化殆尽。大量的寺院被毁，僧尼被迫还俗，史称“会昌法难”。这次法难福建佛教也受到一定的冲击。寓居支提山研修《华严经》的元表法师也不能逃得此劫，他闻得“会昌法难”风声，故《宋高僧传》卷三十《唐高丽国元表传》云：“于时属会昌搜毁。表将经以华榈木函盛深藏石室中。”是其一。
元表在“则天朝入唐”或“天宝中入唐”途中，遇心王菩萨指示支提山灵府，寻得霍童，礼天冠菩萨后。将《华严经》以花榈木函盛，深藏石室中。不久独自回国。是其二。
“会昌法难”以唐武宗死去(846年)而宣告结束。宣宗即位，复兴佛教，躲避会昌法难僧人多有复出传法。
至于元表所藏的《华严经》又是如何传承，史书记载颇有说法。
宋《三山志》又载：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僧好德为《支提山记》云：……时有保福寺僧惠平，因游兹窟而得之，迎出山下。都尉寺。是岁安著其记。……
据《宋高僧传》卷三十《唐高丽国元表传》又载“迨宣宗大中元年丙寅③（公元847年），保福④慧评禅师素闻往事，躬率信士迎出甘露都尉院⑤，其纸墨如新缮写。今贮福州僧寺焉。”按“天宝”说法，也就是说该书在石窟珍藏了将近一个世纪。
宋元丰间参政蔡襄记云：“……邑僧元白闻而往观之，表以经授白，腾空而去。”
《支提山寺志卷之四》宋住山僧显求《支提山记》：
“……樵夫失道至岩下，忽听梵音清彻，遂乘流而出，传布四方。时有法师元白闻之，遂携筇独进推寻，直指岩下，顶礼问：“何圣者，诵何经典？”师曰：“吾所诵《华严经》也。汝就龙王借一片地以卓庵，吾即付汝。”白遂陈困，果感龙王，涌沙填地。师乃献神通腾空而去。……”或许是樵夫迷路却意外发现石窟藏经的秘密。
侯官陈鸣鹤《支提寺始末记》载：“武则天朝的元表负经来寻支提，到五代末授经元白。”
《嘉靖宁德县志》记载：“……开诵声闻于外，闽僧元白知之，杖筇搜访，元表告以借龙潭地以卓庵。元白发愿，遂感龙泉涌沙，塞渊成基。元表以经授元白，而身在云端矣。……”
《支提山寺志卷之三》载：“……樵夫迷道至岩下，闻梵音清雅，及出传布远近。邑僧元白闻之，因往瞻礼。表曰：‘深山无路，仁者从何而至？’白曰：‘自远趋风，仰承圣教。’表曰：‘我尝游西域，遇心王菩萨授我是经，并示东震旦土支提山者，乃天冠住处，可觅其所。故负经至此。去兹二十里那伽龙潭是其地也。’遂以经授白，腾空而去。白瞻仰无怠，归，同僧慧平、慧泽迎经于甘露寺供养，纸墨如新。”
据《宁德支提寺图志》记载：“元白法师，未详姓氏。自受表师付经进于钱王。开宝七年，隐居慧日，荷衣松食，火种刀耕，不为世累。或时放鹤于亭中，戏龙于潭上。至九年不知所终。”可见元白为唐末或五代至北宋间僧侣。
自唐天宝年间至
“会昌法难”有近100年至90年，那么此时的元表已是百岁老僧了（不计来华时的年龄），为此是“藏经”应该是发生在“会昌法难”之前。樵夫发现藏经为大致时间为唐大中元年（公元847年）前，他将这一重大发现告知的是保福慧评禅师而非元白，因为唐大中元年（公元847年）与北宋开宝七年（公元974年）之间间隔128年，更不可能是元表亲自将经书授予元白了。元白与慧评法师等是不同时代的人物，元白是迟于发现石窟中《华严经》的慧评法师的另一代僧人。
颇有灵异色彩的故事，是后人难以解释元表的年龄，而采用的一种说法。此后便演绎出了一场时空的对话，“僧以榈木函《华严经》而奉之”的故事。
明《嘉靖宁德县志》云：“……元表以经授元白而身在云端矣……”
清《宁德县志》载：“……元表授以经，驾云而去。……”
《宁德支提寺图志》记载：“……遂以经授白，腾空而去。……”
《支提山寺志卷之四》宋住山僧显求《支提山记》：“……师乃现神通腾空而去。……”
元表去向无从稽考，众多历史记载只好尊称“腾空而去”。
专攻韩中文化交流史的顺天乡大学朴现圭教授，研究认为元表法师在后期返回新罗国传播华严宗。
《宋高僧传》载“……今贮在福州僧寺焉。”。
明《嘉靖宁德县志》记载：“……元白……经（《华严经》）进王审知转上吴越王钱俶……”。
清《宁德县志》载：“……元白进经于王审知，转上吴越王钱俶……”。
《支提山寺志卷之三》载：“……迎经于甘露寺供养……”.
《支提山寺志卷之四》宋住山僧显求《支提山记》：“……元白出甘露寺，邀都尉司僧慧平、慧泽率乡老迎请此经。具奏闽王，王阅遍，复进钱王。……”。
《支提山寺志卷之四》陈鸣鹤《支提寺始末记》：“……是时，闽已属吴越，元白乃与甘露寺僧慧平、慧泽献经于吴越王钱俶……”。
为此，我们不难看出经书迎出后的主要流动脉络：“甘露寺—王审知—钱俶”或“甘露寺—钱俶”。至于经书在“甘露寺供养”后是否流入福州，以及何时何人经手“贮在福州僧寺”已无从可考。
王审知(公元862--925年)，五代十国时期闽国的创建者，梁开平三年（909年），梁太祖封王审知为闽王，闽正式建立。闽王王审知在位期间福建“佛法独盛于其时”，“雅重佛法”，全力扶持佛教。
推断一：经书于公元847—909年的六十多年供养于甘露寺都尉院，只是在公元909年后向闽王献殷勤才“贮在福州僧寺”。该经书也先后“寓居”
“福州僧寺”六十多年。甘露寺僧元白自知石窟出土的《华严经》贮福州僧寺，几经周折并获取了《华严经》或向钱王告知了《华严经》的下落，遂于公元947—971年间辗转到了吴越王钱俶处。
后汉乾佑元年（公元948年），闽东都留守李仁达，举国归吴越钱氏，在此期间笃信佛教的钱王已从“福州僧寺”获得了《华严经》也是可能的。钱俶，五代十国时期的著名政治家，吴越国第五代即末代君主，在位时间从公元947～978年为期三十年，历五代、北宋两朝。钱俶毕生崇奉佛教，在位时在境内广种福田，建造佛塔无数，其中最为著名的有雷峰塔、梵天寺塔、六合塔、保俶塔和灵隐寺经幢等。
推断二：经书自公元847年起一百多年的时间一直供养于甘露寺都尉院，于公元947—971年间由甘露寺僧元白将经书献给吴越王钱俶⑥。
清吴任臣《十国春秋》亦载：“开宝四年，忠懿王阅《华严经》，因询天冠菩萨住处，大会高僧，无有知者。清耸习闻其处，遂遣使至闽支提山，得《华严经》八十二本，仿佛见天冠千躯，金灯四耀。”⑩
经书在历经一百多年后辗转到北宋初时献给了吴越王钱俶，钱王宣问杭州灵隐寺了悟禅师（福建福清籍）。了悟禀说：“臣少游闽至第一洞天，父老相传，山有菩萨止住，时现天灯照耀，宝磬鸣空，知是天冠说法地也。”于是钱俶遂命了悟禅师和他的近臣沈相国南下“第一洞天”觅圣，历尽千辛，终于找到了天冠坪。其过程颇有灵异色彩，“遣高僧灵隐了悟禅师、清耸与若干人俱到庵，居于山之下。明日，寻钟声而进，白猿前导，越三日进林中抵龙井，至晚宿一大刹，有古佛华严经。既晓依然处林莽中，所见者天冠千躯耳清从。还报俶，乃建寺。铸天冠像藏其经，永为山镇盖成元表来意矣。时现天灯灿耀，宝磐鸣空，知是天冠说法地矣。”
宋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吴越王敕令于其地兴建“华严禅寺”，并按《华严经》所载，以精铁铸造了一千尊天冠菩萨，专使从海运至山隅，祀之于寺，并命了悟主持寺务。
宋开宝九年，天下大元师吴越国王钱俶《庆寺疏》并刻石。《疏》内云：“国家自辛未年中爰舍金帛，命所司建精含，仍铸天冠菩萨梵容，斤斧功成，藻绘事就，谨舍铜金帛三百八十七千八百一十八文，建道场一，会修设五千僧功德庆赞，兼舍本州铁金帛二千绳，充长生，供给带住，又差灵隐寺副寺主辨隆为寺主。敖年挂意，今日召工。”云云。
宋《三山志》载：“……雍熙二年（公元984年），改名雍熙，分太平寺金字经一藏赐之，岁度僧四人。政和五年
(公元1115年)，更律为禅。六年，赐今额(支提政和万寿寺)。罗殿撰畸为记。御书、太宗皇帝赐御制《秘藏诠逍遥咏》、御草书《急就章》……”
宋后，朝廷先后敕赐“华严禅寺”与“雍熙禅寺”之名；明代也敕赐过“华藏禅寺”与“万寿禅寺”之名。华严寺屡经兴废沧桑，历代诸高僧为古刹的重光鞠躬尽瘁。据寺志记载多达二三十人，如唐代的元表、本净，宋代的元白、了悟、辩隆，元代的平楚、澄鉴，明代的无碍、大迁、天恩、樵云，清代的远门、亘信、无得等。现寺大雄宝殿正中供奉着毗卢遮那佛像，为明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宫廷以铜渗金铸造的珍品，重约千斤，为双层空心圆体。该佛像端坐在莲花座上，头戴金冠，手成毗卢印，面容祥和，熠熠生辉。寺内现存明代铁铸天冠菩萨像（俗称千圣天冠菩萨），系明永乐年间为明成祖的仁孝皇太后所赐，原总数1000尊，现尚存947尊。
每尊重20公斤，高33厘米左右。其形或合掌，或结跏趺坐，或结三昧印，呈听、说法相，表情各异，形态生动逼真，个个栩栩如生，为寺内珍贵之文物。寺中至今还完好保存着明版佛教经书《永乐北藏》，共678
函，6780册，为明神宗于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所颁赐，这部佛教经典现为国内之稀本，堪称镇山之宝。
正如首辅、
“三朝元老”叶向高诗云：“榈木经翻僧已去，珠林磬寂客还来。”可以说，缘于元表法师的出现，《华严经》的传承，华严禅寺的创建，引起了佛教界弟子、淄流释子和诸僧侣的极大兴趣，并闻名于丛林之中，各地僧人朝圣四时不绝，盛传“不到支提枉为僧”。华严寺的创建使蕉城区的佛教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
综各家之学术，笔者提出以下见解，权当抛砖引玉。
华严寺创建乃佛缘巧合的产物。
前文中介绍过中国的“元表”为晚唐至五代初律宗南山一派著名律师，广明中（公元880年）来浙东越州（今浙江宁波）讲南山律钞，诸郡学人莫不趋集，可见元表律师在浙江的知名度极高，笃信佛教的钱王是虔诚的信徒，钱俶自然仰慕崇拜“元表律师”。他心目中的“元表”，而非“新罗元表”，所以吴越王钱俶很可能根本不知道“新罗元表”，并误认为《华严经》乃“元表律师”藏那罗延窟，故对《华严经》厚爱有加。
最早见记载“新罗元表”的为“元表律师”的徒孙赞宁撰《宋高僧传》（公元919年—1001年
，为吴越僧统）。而在许多的“新罗僧人来华”记载中，均不见“元表”，可见在当时乃一介普通新罗僧人。
因新罗僧人元表所携的《华严经》的发现，以及钱王笃信佛教并因南山律宗的元表对他的重大影响，导致了华严寺的创建，开创了后人对佛教《·菩萨住处品》中
“东南方有山名曰支提，现有天冠菩萨，与其眷属一千人俱常住说法”的近千年认识过程。应当说，神秘面纱的背后，必然有着客观的历史事实。本文的推论，目的在于拂去灵异的说法，还其本来面目。由于史料缺乏，时代久远，记录多有神话色彩，本文中不乏有疏漏之处，望方家予以指正。
附：文中有关事件年代。
唐（公元618年～907年）
则天朝：公元683—705年
天宝年间：公元742—756年
会昌废法：公元842—846年
迎经时间：公元847年
元表讲南山律钞：公元880年来浙东越州
五代十国（公元907年－960年）
王审知在位时间：公元909年～925年
宁德建县：公元933年
钱俶在位时间：公元947～978年
宋（960年—1279年）
华严寺始建年：公元971年
元白隐居慧日：公元974年
注：①公元4世纪，朝鲜形成出现了三大政权：新罗（前57年－935年）即新罗王朝时期、高句丽（前37年－668年）即高丽王朝时期、百济（前18年－660年）。唐朝早期，唐朝联合西南的新罗国，消灭了其他两国，并瓜分了两国领土。基本上以大同江为界。北方归唐朝，南方归新罗。当时平壤在北方。之后，就是唐朝和新罗国共同占有朝鲜半岛。唐朝灭亡后，新罗国也逐渐崩溃，出现后三国时代（892年－936年）。其中的高丽国消灭了其他国家，独占朝鲜半岛。
②《入唐求法：铸造新罗僧侣佛教人生的辉煌》作者：拜根兴　
③甘露寺，始建于南朝梁天监（公元503－519年）初，有僧人法权、法群来山下饮甘露坑泉，遂建寺甘露寺,为霍童山最早的佛教寺院。传其地名为甘露坑,有泉水甘美，饮之去疾延年。宋《三山志》载该寺为唐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置。《福宁府志》载为唐咸通四年（865年）创。现寺院有前殿，大雄宝殿、圆通宝殿各一座。
④唐宣宗大中元年“丙寅”应为“丁卯”。
⑤保福寺，宋《三山志》载始建于五代梁贞明五年(919年)。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重建。清雍正二年（1724年）重修大殿。十二年（1734年）建廊庑、香积。
该寺疑为南北朝梁祯明年间（589-591年）始建。现寺建筑全为二十世纪末新建。
⑥钱俶，杭州临安人(今浙江杭州)。五代十国时期的著名政治家，吴越国第五代即末代君主，在位时间从公元947～978年为期三十年，历五代、北宋两朝，终年六十岁。钱俶毕生崇奉佛教，在位时在境内广种福田，建造佛塔无数，其中最为著名的有雷峰塔、梵天寺塔、六合塔、保俶塔和灵隐寺经幢等。
⑦摘自《古代福建的华严宗》原载于《福建宗教》2001年第2期
⑧摘自日本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日本圆仁所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以下简称《入唐》)和唐代玄奘写的《大唐西域记》、元朝马可·波罗写的《马可·波罗行记》被人们称誉为“东方三大旅行记”，它不仅是中、日文化邦交史上一部闪灼着耀眼光芒的历史文献，而且也是世界文化关系史上一部彪炳千秋的不朽丰碑。
⑨高丽僧僧人，在中国的佛教典籍中均称新罗僧为高丽僧。若以元表所处的时代论，则当时朝鲜半岛为新罗朝时代，故应称之为“新罗僧”。
⑩《十国春秋》卷89，《僧清耸传》。
参考文献：《三山志》宋 梁克家著
《宋高僧传》宋 赞宁著
《闽书》明 何乔远 著
《宁德县志》（嘉靖版）明
《宁德县志》（乾隆版）清 卢建其 修
《宁德支提寺图志》清 崔苁
《福宁府志》清 李拔
《中国佛教简史》方立天 主编
《福建佛教史》王荣国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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