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乡土中国》读后感作文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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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乡土中国》读后感作文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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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寒的一句著名的语录是这样的：“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是逻辑，一种是中国逻辑。”下面是小编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大家喜欢!　　乡土中国读后感(一)　　我看到这句话的不仅觉得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时另我们自己都感到费解。确实，每个国家都有着一套自己独有的文化体系，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中国的人情社会，即对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处世方式让注重平等的西方人感到困惑。而西方人的一视同仁也让中国人觉得有些缺乏人情味。作为中国人，我对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感到熟悉，但有时也会心生疑惑，为何中国人会有这些特点?　　《乡土中国》描绘出了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支配着生活各个方面的体系。因为是初次阅读，我对于书中的内容真正理解的不太多，某些观点也是让我觉得似懂非懂。但本书描绘的体系解答了我对中国一些社会现象的困惑，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中过于西方的那些文化社会差异在我看来也更容易理解了。　　中国的人情社会有时也会令人感到苦恼。走出社会靠人脉，办事注重人情关系，这些现象时常让我对将来走出社会参与社会竞争感到一丝压力，光靠个人的奋斗还不足以使自己在社会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有时也会感叹中国人为什么无法像西方人那样公平地靠个人实力竞争。《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两文中，作者费孝通先生论述了中西社会格局的差异，并从这差异出发解释了中国人与西方人对待他人的不同道德观念。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人与他人发生关系，是以自己为中心，如波纹般一圈一圈向外层推出，不同的人处于不同的圈子内，与中心的关系密切程度当然不同。因而，中国人无法对与自己关系密切程度处于不同圈子的人一视同仁。而西方人的观念中，个人是依托自己属于的团体而与这个团体内的人发生相互联系的。同时他们信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因而他们认为对每个人一视同仁是理所当然的。相比之下，中国人对待他人时更注重关系的亲疏程度，所以就会对于自己关系更密切的人给予更多关照。　　人情社会有时令人伤脑筋，但不得不承认从另一方面来说它又是合理的。“亲亲相隐”和“大义灭亲”这两种行为相比，大多数人更认同“亲亲相隐”且实际行为也偏向于此。我认为“大义灭亲”是残酷的，人的私心使人在感情上很难做到真正的平等对待亲人与陌生人。法律中有专门的回避制度，当被审判的人与自己有着亲密关系使，审判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必须回避，从而保证公平也保证司法人员免受“法理亲情冲突”的困扰。　　由于我学习的是法学专业，《乡土中国》里的《无诉》一文令我印象深刻。学习法律后，有了法律信仰，便相信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最好规范。读《无诉》一文，文章的第一句“在乡土社会里，一说起‘诉师’，大家就会联想到‘挑拨是非’之类的恶行。”便令我意外。一直把法律的发展看做是社会进步的发展，却不知传统社会中自有一套约束人们行为的“礼”。不同于今天的掌握法律需要专门的训练，乡土社会中的“礼”是每个人都熟习的一种道德。克己复礼，人们靠内在的良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而法律依靠的更多的是国家强制力。由此看来，“礼”在乡土社会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虽然乡土社会的“礼”具有合理性，但它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是不适合的。从费孝通先生在书中表达的一些观点中可以知道，传统的社会以一个个小乡村为单位组成的。乡村的流动性很小，人们彼此熟识，因而变动性也小，人们之间靠经验形成相处的规则也为彼此熟识。这套规则世世代代稳定地流传下来且被认同。因此，年纪越大的人由于有更丰富的经验，所以对于这套规则更熟悉。当有冲突发生时，往往年纪大，有威望的人当起仲裁者，给冲突双方评理。由于人们对规则的认同与对年长者的信任，这些裁决往往足以另他们信服，从而他们可以不采取“法”来解决问题。　　现代社会是一个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社会，我们每天都将接触各种不同的人，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于是乡土社会的“礼”起着越来越小的作用，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复杂的法律。打官司如今是很常见的事情。法律是适应这个时代发展产物。在我看来，当今社会的普通人一般很难做到像乡土社会的人们信仰“礼”一样信仰法律。因为“礼”在乡土社会的人们看来是被实践检验过的适合社会的规则，也是时代相传的人们理应熟记的规则。而在当今中国，法治的发展历史还太过短暂，法律暂时还不能做到像“礼”一样深入人心，为人所信仰。但我也相信，随着法治社会的不断发展、健全，法治取得良好成果并获得人们的认同时，法律的基本原则不断为人所认知时，法律信仰将在社会树立，整个社会变得更加有序。　　虽然对于这本书，我还有许多不太理解的地方。90后的我没有经历中国传统社会，对于中国的一些独特现象往往熟悉却不知其因。《乡土中国》帮助我了解到一些未曾体验过的传统，总的来说让我对传统中国社会的内在体系有了一定的了解。　　乡土中国读后感(二)　　不论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熟人社会即乡土社会，还是陌生人社会，都是由人组成的。而这个社会所体现的特性，从根本上说也就是这个社会中大多数人所共同拥有的特点。是这些特点决定了这个社会的特性。所以要谈社会的特点，就必须先了解人。　　世界上民族众多，但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就是他们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包括风俗，宗教等等。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人的性格特点。一个民族的性格是他们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长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希腊位于南欧，两侧分别是地中海和爱琴海，地形高低起伏，加上地中海气候，是不适宜发展农业的。当雅利安人迁移到希腊时。面对不同的生存环境，他们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适宜农业发展的地方，后来就建立起“半权力社会”。多数则选择了航海贸易的行当，形成了“城邦社会”。航海就意味着不断的变化移动，不可能长期和固定的人交往，同时也得不断的和陌生人打交道。航海和贸易也不可能完全依附某一样东西，所以他们之间表现出更多的竞争。不断的移动和竞争最终带来了一种崇尚自由的品性。在《圣经》中，时常可以看到先知们带着自己的部落迁移，同时也由于自由和反抗压迫等不断地进行战争。　　希腊是“城邦社会”他们的城邦是由不断从外面迁移来的人组成的，而不是土生土长的，对城邦事务进行管理时，就必须协商，最后妥协，这就形成了名著的传统。不仅城邦内部如此，各城邦之间由于力量相当，不能形成专断，所以也表现出一种协商和妥协。　　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由于地处岛国，土地稀少，且多火山地震，生态环境恶劣，所以日本人对土地有着特别的渴望，同时也有很深的危机感，这也就造就了二战时日本的“大陆计划”，企图征服中国，征服世界。在一部日本影片中，日本即将沉入海底，而多数国家对此置之不理，对日本移民也不断排斥。这些都体现了日本民族沉重的危机感。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日本人给人以心胸狭隘之感，喜欢剖腹自杀的也只有日本比较常见。日本也是世界上压力最大的民族之一。　　所以一个国家所处区域的环境和天气等对民族性格的形成有很大影响，中国也不例外。中国地处亚欧大陆东部，有长江和黄河两条大河，同时是季风气候，适宜发展农业，这使中国成为古代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东部有漫长的大海，南部大多是高大的山地和丘陵，北有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西部则更有世界第一的青藏高原，在加上后来修的万里长城，中国几乎处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之中，而中国人也体现出更多的保守性。当然这只是大环境，最重要的原因依然是对土地的依赖，也就是处在农业社会中。农业对土地，气候，水利有着特别的要求，一旦选择一块地后，人们便不愿意迁徙。由于人口的增加等带来的粮食的增加，也很少有人另外去开垦土地，而是通过精耕细作来增加产量。而精耕细作的技术也是祖上传下来的，所以安土重迁，重传统，不愿对外开放。　　东西方文明的不同，从根本上说是农业文明与工商业文明的不同。在氏族社会向国家转化的时候，不同的文明选择了不同的道路。社会制度是生产生活资料的分配方式，在氏族社会靠的是“武力”，在向国家转化时，以中国为代表的农业文明选择了”权力“为主导的分配，形成了高度集权和专制的封建社会，而以希腊为代表的工商业文明则选择了“财力“为主导的分配方式的社会。除了性格和制度上的不同，在文化方面也有很明显的表现。以哲学为例，西方的哲学是思辨最强的，中国的思辨和保守二者兼有，而印度的哲学则是思辨性性最弱。　　乡土社会即熟人社会，有自己独有的特点　　首先是一个人为中心的框架型社会关系。在乡土社会中的社会关系，是以个人为中心而发散出去的一系列社会关系。社会没有给人安排具体的权利义务，在这个基础上由个人自主形成各种社会关系，而是安排了一个框架，每个人把不同的人往这个框架上放。每个人都有父子，母子关系，但是每个人又都是不一样的。社会对具体的社会关系进行管理，是通过对一类社会关系制定了规则来实现的。儿子必须顺从父亲，但是不会说某个人必须顺从自己的父亲。典型代表就是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一种等级秩序的体现，但从本质上说就是这个社会的规则，规范着所有人。在这个基础上又进一步衍生出了远近亲疏。春秋战国时的”礼“要求别内外，定亲疏，序长幼，明贵贱，这就要求在社会中分出远近亲疏，即区别对待。在《红楼梦》中，贾宝玉说林黛玉和他是姑表，而薛宝钗是姨表，所以林黛玉不薛宝钗亲，可见远近亲疏的深入人心。　　其次是无诉。在古代，进衙门先打三十大板，刑讯逼供更是常事，善恶全凭那个高高在上的县老爷的眼睛。乡土社会的人怕打官司，出了官司不好打外，更重要的是几乎没有官司可打。由于生活在熟人社会中，谁是谁非大家自有明鉴，有过错的人必然要受到舆论和道德的谴责，所以打官司几乎没有必要，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都不会进衙门打官司，法律也因此而失去了生长的土壤。　　再次是男女有别。男女有别是保持男女之间的距离。大家子的男女分分房别院的居住，平时也很少往来，像贾宝玉那样的则叫封建社会的叛逆，在日常生活中也是男女授受不亲，否则就是越礼。在农村中则表现为不可偈越的男女分工，女的就呆在家里干活，交往的永远都是婆婆大娘之类的人物，男的有空时也很少呆在家里。在中国社会中同性关系亲密，异性生疏，在西方社会是恰好相反的。　　最后是“长老制“。长老制的普遍体现就是”孝“，家里的老人永远都是最高权威，任何人不得侵犯。在一个家族，就体现为族长，从以前那些浸猪笼的事例来看，族长的权力是非常大的，而且这种私刑也是受到官方认可的。在一个乡里，则表现为那些特别有权威的人，比如说阿Q正传中的赵老太爷等人物，他们没有任何职位，却人人都听从他。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中国固然不能再叫乡土中国，但中国的乡土性却依然存在，特别是农村，依旧还是熟人社会。　　舆论的力量。以前曾听说过一个案例。一个外出务工的女青年回家后钱借给了同村的人，因为是熟人没有打借条。后来那人赖账不还，并且还不承认借过钱，女青年没办法只好挂上一块牌子在街上哭闹，希望大家为她主持公道。这就是乡土社会的一种特性，寻求道德和舆论的帮助。却很少想到用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直到现在很多人仍有很多人借钱不打借条，认为熟人这样做显得生疏，足以可见维权意识的淡薄。　　重远近亲疏。人在社会中必然有远近亲疏，但如果不分场合的运用就是一种错误。在社会中走后门，找亲戚的风气很严重。许多人刚上大学工作都已经安排好了。提拔自己的亲戚，通过别人拉近关系，以获得某个职位，这样的例子数见不鲜，贪污腐败也因此而多了不少。“有关系“是对大多数人的一种不合理中的排斥和挤压，是一种不公平竞争，和现代社会的公正平等是格格不入的。　　中国人给外国人的映现要么就是冷漠要么就是热情过头了。对于一个不认识的人中国认识冷漠的，或许是因为保守的天性，或许是心怀戒备，总是保持着远离和事不关己的态度。但对于熟人，中国人很热情慷慨。爱饭桌上可以为你夹无数次菜，饭后争着埋单，可以无偿的做很多事　　自私自利。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柏杨老先生提到的“臭鞋大阵“，就是自私自利的最好体现。在每家的门前，除了一堆鞋外，还有很多乱七八糟的杂物，整个公共过道几乎被完全占用，家里面却干净的一尘不染。当然这种状况随着公共意识的提高和物业公司的进驻有所好转，但在公共场所吐痰，乱扔垃圾，破坏公物等依然随处可见。可见公共意识的淡薄。　　现在在农村进城务工是一种潮流。农民工可谓是地道的乡土人。农村人不常使用自己的名字，刚进城时他们每次使用自己的名字时总是别别扭扭的。在农村名字只有上学等才会使用，而且都是别人在使用，平时使用的都是外号或者小名等，在刚进入城市这个陌生人社会时，他们是很不习惯的。农民工打几年工挣够钱后，通常都是回家去修房子，然后娶妻生子，做点小买卖，平平凡凡的过完一生。除了现在在城市立足很难外，他们的那种安土重迁的性格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现在的农村了解法律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对法律的观念依旧没有转变过来。法律只是一个工具，一个可以帮助自己把要不会来的钱要回来，得到应有赔偿的工具。这相对于权利义务观念还有还有很远的距离，不仅要懂得维护自己的权力，还要知道自己有那些权利和义务和有积极维权和履行义务的态度。美国的一位90岁的老太太为了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走了几千里路，最后终于到达了美国国会，被称为“90老太的长征“。她的行为不一定可取，但是她身上所有的这种意识确是非常值得敬佩的，美国联邦大法官称赞她说，”美国民主和法治的进步，就是靠像她这样的千万万人推动的。“所以对于真正的法治，不是单靠普法就能实现的，还有最重要的权利义务观念的培养，中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在改革的大潮下，各种观念纷纷入主中国，中国再也没有几十年前那样全国统一的观念。熟人社会也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逐步解体，陌生人社会逐步完善。　　熟人社会在中国了这么久，它也并非一无是处。熟人社会重道德。我们都知道，道德和法律是社会的两大制约机制，法律只约束人的外在行为，而道德则更注重人内心的自我约束和社会舆论的谴责。在熟人社会，道德发挥着良好的作用，做事讲究对得住自己的良心，乡邻之间的舆论则是一种很好的监督。在陌生人社会里，道德的作用明显降低，穷凶极恶的犯罪也越来越多。可以说乡土社会很有利于良好人性的培养。法律是道德的底线，道德对法律的盲点有很好的描补作用。　　现在在城市里大多数人是各过各的，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很少，那种远亲不如近邻的生活越来越少，这也造成了人情的冷漠。随之而来的焦虑症，忧郁症等也越来越多。　　所以在面对熟人社会时，必须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将会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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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概括分析题：传统社会最讲究“圈子”。费孝通早在《乡土中国》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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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概括分析题：传统社会最讲究“圈子”。费孝通早在《乡土中国》一书中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
更新时间： 19:46:03
材料概括分析题（15 分）
传统社会最讲究“圈子”。费孝通早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就提出中国的乡村“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乡亲的交往，全凭相熟度、关系度，好比投石入水的涟漪效应，一圈圈扩展开，愈远愈疏，愈近愈密。
　　现代社会则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于是应了美国学者弗里德曼的描述：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陌生人也威胁我们，如罪犯。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建筑我们的房子，用我们的钱投资……陌生人保持日常互动，确定彼此边界，必须依赖一系列契约规则，旗帜是教化的道德，底线是强制的法律。
　　诚然，看病找相熟的医生，求教知识难点找老同学……控制在适度范围内，则可。泛化开来，奉行“熟人是一宝，关系最重要”的庸俗哲学，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则不可。尤可畏者，是好些官员也盘桓在圈圈内，热衷私相授受。
　　现代社会的管理亟待新型组织纽带，去“圈子”化，树契约化。斯隆领导下的早期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曾久盛不衰，要诀之一即平衡与部下的关系。后人忆述：“要想和他成为真正意义的朋友，那前提就是你先离开通用。”同事中难免有兴趣契合者，但他严格自律，跟所有部属等距离交往，其理由是：“假如我和某些同事有极深的交情，自然会有好恶之分，就会影响我决策的客观性。”
　　硬件变，软件也须变。在日益成长的契约社会、法治社会里，作为乡土社会、血缘社会遗迹的“圈子情结”还有什么立足之地？
26．依据文本，如何理解“涟漪效应”？（4分）
【答案】运用比喻手法，把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形象的比成涟漪；说明圈子越近的关系越紧密，离圈子中心越远的关系越疏远。
27．文中用“斯隆”的例子有什么作用？（5分）
【答案】斯隆领导通用公司注重与部下关系的平衡；举例论证，正面证明“现代社会的管理亟待新型组织纽带，去圈子化，树契约化”的观点；增强文章的说服力。
28．本文作者为什么主张去圈子化？（6分）
【答案】①沉沦于“圈子情节”，会导致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使人沦入庸俗。
②圈子情节会影响现代社会的管理决策，会导致决策不客观，甚至私相授受、产生腐败。
③现代社会是“陌生人社会”，是契约社会、法治社会；圈子情节是乡土社会、血缘社会的遗迹，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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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及其出路
作者：陆益龙
更新时间： 01:15:00
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基本问题是什么农村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从乡村社会转型的历史和经验事实来看，经历了革命、改造、改革和市场转型的中国乡村社会，其基本性质是后乡土性的。后乡土中国主要体现为：家庭农业、村落和熟悉关系的存在和维续意味着部分&乡土性&特征的留存；不流动的乡土演变为大流动的村庄；乡村结构的分化和多样化;乡村社会空间的公共性越来越强。后乡土中国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农民何以获得公平的市场机会问题。后乡土中国的未来出路在于从制度、文化和市场的协调关系上激活有利于乡村劳动力转化为有效率发展的运作机制。
& & & & 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基本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农村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无论是对乡村的&微型社会学&研究1，还是宏观实证调查研究，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更深入、更准确地把握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基本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如此重要，一者是认识论规律的使然，我们认识事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透过各种各样的现象去把握事物的本质；二者是学科传统的使然。费孝通曾在《乡土中国》和《江村经济》的研究实践中提出这个问题，实际为农村社会学研究提出了一个永恒而又变迁的议题，永恒是指这个问题需要永远留在农村社会学研究者的心中，变迁是指随着乡村社会的变迁，研究者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思考和重新认识这个问题。&
& & & &&本文旨在结合&乡土中国&的理论传统并从乡村社会转型的过程和经验事实中提炼出&后乡土中国&概念，以此来理解当前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探讨面临的基本问题及解决出路。&
一、何为后乡土中国&
& & &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在&江村经济&和&禄村农田&的&微观社会学&研究基础上提炼出的一个理想型（ideal type）概念。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2&&
& & & &&费孝通构建的乡土中国理论，实际就是为了回答 &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是什么&这一问题,而对此问题的回答是：&从基层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3因此，乡土中国即指中国基层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是乡土性的，确切地说，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是乡土性的。&
& & & &&那么，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乡村为何是乡土社会呢？或者说，乡土性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内涵呢？费孝通赋予乡土性质三个主要维度：一是社会主体的非流动性，二是社会空间的地方性，三是社会关系的熟悉性。&
& & & &&由于乡土社会的主体－农民主要靠种地谋生，他们与泥土分不开，依赖于土地，同时又受制于土地，&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4所以，乡村里的人基本是不流动的。而且，&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往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5&
& & & &&事实上，乡土社会的非流动性所反映的客观现实是农民的农耕生计模式，以及与这一生计模式相联系的社会与文化生活形态。依赖土地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难以摆脱土地空间的束缚，只能世代定居，一代代繁衍下去，很少有变动。&
& & & &&乡土社会空间的地方性是相对于乡土社区的基本单位为村落而言的，即农民聚村而居的现象和事实。乡土社会的地方性一方面反映农民的活动范围受到生活空间的限制，即农民的各种活动主要限制于村落之中；另一方面，地方性还表现为因生活空间的限制而产生较为孤立和隔膜的社会交往圈子，亦即以村落为边界的&社会圈子&。如果说农民依赖土地而进行的农业生产代表的是乡土社会的&土&的性质，那么，农民生于斯、死于斯的村落空间，则集中体现出乡土社会的&乡&的性质，因为这里是他们的家乡，这里的生活&乡里乡亲&。&
& & & &&从社会关系性质来看，乡土社会是熟悉的社会或熟人社会，这与现代城市的陌生人社会呈现本质的差异，城市里的人与人之间即便相互认识，也不一定相互熟悉对方的底细，而在乡土社会里，人和人之间都是相互知根知底的，这种&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6在相互熟悉的基础上，乡土社会的信任关系得以形成。&
& & & &&乡土社会熟悉性的、信任的社会关系，反映出乡村社会两个典型的特征：一是规矩的内生性，即乡土秩序所赖以形成的规则基础是在村落内自然形成的，村里人在熟悉的环境中自然而然地明白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也就是礼俗规则。乡村秩序主要靠礼俗规则维持，村民与外在法律规则相距遥远并不熟悉，更谈不上依法理规则行事。二是规矩的习得性，即村民遵守礼俗规矩，不是靠专门的机构来灌输和施教，而是在亲密交往中经常性学习获得并遵守的。&
既然乡土中国理论是从20世纪30、40年代中国乡村社会的经验现实中提炼和总结出来、用以解释当时基层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问题，经验现实并非静止的，而是与时俱进的。那么，当下中国基层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是否发生了改变呢？如果说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已经变化，那又属于什么性质的社会呢？&
& & & &&经历了革命、改造、改革和市场转型的中国乡村社会，不可能独善其身，性质保持不变。如今，乡村社会的&乡土本色&逐渐淡去，后乡土性色彩越来越明显，后乡土中国（post-earthbound China）已经来临。也就是说，当前中国基层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是后乡土性的。&
& & & &&从历史变迁的经验事实看，从20世纪40年代到今天，中国乡村社会已经经历了四次重大的历史变迁，即革命、改造、改革和市场转型。首先，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由共产党领导、在农村推进的土地革命到1952年底除个别地区外已基本完成。农村土地革命不仅彻底打破农村以往的土地占有格局，而且伴随着土地所有制性质发生的变化，乡村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乡土社会的&土&的性质无疑发生变化。尽管农民依赖土地从事农业生产未改变，但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显然已不同从前。&
& & & &&其次，从1949年开始到1956年基本结束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目标是要把个体农业生产改造为合作化的集体农业，也就是模仿苏联的农业模式。到1956年底，全国96.3％的农户已进入合作社，其中87.8％的农户迈进高级合作社。7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实际上是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推向了巅峰状态。经过人民公社化改造的乡村社会，不仅仅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发生了彻底改变，从个体农户经营走向了集体经营，而且也使乡村社会空间的地方性发生转变，乡镇变为人民公社，村落变为生产队，村民变为社员，这些变化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而且还意味着国家与乡村的关系性质发生了改变。生活在村落里的社员的活动已经不仅受制于村落，而且还受国家计划和集体的制约。所以，村落从地方性走向了公共性和政治性，政治活动已广泛地嵌入到村落社会活动之中。8&
& & & &&再次，发端于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到20世纪80年代初已在全国农村普遍推进，农业生产告别了人民公社的集体经营体制，回归到个体农户自主经营体制。&农村家庭承包责任改革不仅改变了农业生产经营和管理体制，而且对农村社会内部的阶级阶层结构变迁产生了巨大影响，集体经济中的平均主义关系和结构随着土地承包和个体农户的独立经营而发生了重大转型。&9而且，经营体制的改革也拓展到乡村社会生活领域，乡村社会生活的政治性逐渐褪色。尽管农村改革后的农业生产回归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经营，但这个家庭经营已不再是传统乡土社会的小农生产，而是既有传统性又有计划性的家庭农业，因为农业生产依然是在集体土地所有制和农产品统购统销框架下进行的。还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在东南沿海地区乡村，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乡村社会出现&离土不离乡&的发展新趋势。10由此可见，一些地区的乡村社会，农业不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主要的经济活动，乡村已演变为&亦工亦农&的社会空间。&
& & & &&此外，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改革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行，乡村社会迈入快速的市场转型期。在乡村，一个&市场社会&也在悄然兴起。11乡村社会的市场转型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乡村&大流动&的出现，即乡村从不流动走向&大流动&时代。随着农业集体和粮食配给制的终结，以及市场制度的兴起，一方面体制对农民行动自由的约束力减弱了，而市场给农民的机会增多了，于是大量的乡村劳动力为了更好的收益开始涌向城镇去&闯市场&，12大批村庄也就变成了&流动的村庄&。13第二，农民与政府、农民与市场的关系成为乡村主要的生产关系。一方面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既受政府相关政策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在响应市场的需求。第三，乡村社会生活空间的分化。伴随劳动力的流动，乡村已不再是农民比较固定的生活空间，乡村主体已经分化两大类群体：外出流动群体和留守群体。对于外出流动群体来说，村落虽还是他们的家乡，但已不是他们主要的劳动和生活空间了，他们需要在乡村和城市两个空间里来回地移动。&
& & & &&因此，市场转型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14从根本上改变了乡土社会的结构。之所以说是根本性的改变，是因为市场制度彻底改变了农民生产活动的性质，并打开了村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 & & &&既然中国乡村社会经历革命、改造、改革和市场转型的变迁过程，费孝通概括的乡土性内涵都在一定意义上发生了变化，那么，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可以用什么理论来加以概括和解释呢？&
& & & &&从社会转型的历史和现实经验来看，中国乡村社会已经具有后乡土性，15后乡土中国就是对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的理论概括和解释。&
& & & &&那么，为何要用后乡土中国理论来解释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乡村社会的性质为何是后乡土性的？&
& & & &&后乡土中国是基于乡土中国理论和中国乡村转型与发展经验而提炼的一个理想型概念，&后&的涵义类似于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中&后&的所指，即指一种类型的社会经过变迁和发展之后所处的阶段性质。后工业社会并非指工业的终结，而是指工业发展之后社会将以服务业为主。16所以，后乡土中国并不是说乡土的完全终结，而是指乡土性特征部分维续的情况下，乡村社会结构所发生的转型。&
& & & &&有学者用&新乡土中国&来描绘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的形态，我在这里不用&新&字而用&后&字，主要有这样一些理由：（1）&新乡土中国&只是一种描述和提法，并没有对费孝通&乡土中国&理论加以发展，尤其是把乡土本色与新乡土相提并论，存在着逻辑悖论。17（2）&新&字有着&替代&的涵义，而与社会变迁与发展过程的意思不太吻（3）&新&与&旧&相对立，将乡村社会变迁与发展经验概括为&新&的，难免有价值倾向和政治性意义。&
& & & &&作为一种理论解释，后乡土中国主要从这样几个方面将当前乡村社会理解为后乡土性社会：&
& & & &&第一，家庭农业、村落和熟悉关系的存在和维续，使得乡村社会保留着部分&乡土性&特征，而没有彻底转型为城镇化的社会。目前，农村地区的广泛存在，而且他们与城镇社会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一客观现实表明了乡村社会的乡土性特征依然存在，只不过是部分地保留和延续着。因为乡村只有部分人口从事农业、部分时间生活在村落、部分熟人规则演变为交易规则。&
& & & &&第二，不流动的乡土演变为大流动的村庄。如果说封闭性、不流动是乡土社会的最突出特征，那么，流动性则是后乡土社会的典型表征。流动性的意义不仅仅是乡－城之间的空间位移，而且还包含职业、社会地位的流动性，以及乡村社会空间的变动性。流动给乡村社会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很多问题都是与流动密切相关的，因而流动是理解后乡土社会的重要视角，同时也是值得关注和深入研究的现象。&
& & & &&第三，乡村结构的分化和多样化。在城镇化、市场化的大背景下，乡村社会结构正在分化。无论在区域层次，还是在村落、家庭和个体层次上，乡村社会的发展水平、职业结构及阶层结构都有了较大的分化，并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例如，在村落层次上，有些村落成为工业化的村落，有的成为&城中村&，有的在土地整理中变成了合并的新村，有的则成了&空巢村&，有些村在城市扩张中彻底消失。在职业结构方面，乡村居民并非清一色地从事着农业，大量外出打工者在多种行业从事着非农业活动。&
& & & &&第四，从农村建设和乡村治理角度看，乡村社会空间的公共性越来越强。伴随着国家农村建设的推进和深化，以及乡村治理体制的变革，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越来越多地进入乡村社会，使得乡土社会空间的地方性逐渐弱化，而公共性则越来越强。也就是说，如今的乡村为越来越多的公共力量和公共活动提供了空间，乡村已不只是村民自己活动的空间了。&
& & & &&后乡土中国是乡土中国变迁和转型后的一种状态，两者处于历史发展的因果链上，而不是彼此对立的两个社会类型。&
二、后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
& & & &&费孝通的《江村经济》虽是一部经典村庄民族志，但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并不会仅仅停留在对微型单位的全面描述上，而是要在微观考察基础上，揭示一些具有普遍性或共性的问题。费孝通对江村的微型社会学研究，真正的目的就在于揭示和探讨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他的研究最后总结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18那么，后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又是什么呢？所谓基本问题，这里主要指最严重、最普遍的问题，而且常常是具有根源性、结构性的问题，即其它诸多问题的产生与之有一定联系的问题。&
& & & &&对乡村社会的基本问题，一直是学者、农村政策制定者和社会活动家们热衷探讨的问题，因为人们总想在许许多多问题头绪里找到关键的问题，以便有针对性地、重点地加以解决，这样会有助于其它问题得以迎刃而解。&
& & & &&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问题，有着多种不同的理解和观点。乡村建设派的晏阳初认为，当时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的&愚、贫、弱、私&的问题，实际就是农村教育、贫困、医疗卫生和社会治理等问题。19在四个问题中，平民的教育问题是最关键的，由于农民普遍缺少教育，所以他们缺乏致富、健康和组织起来的知识。因此晏阳初倡导的乡村建设，就是要通过创办平民学校来促进平民的教育，培养平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他在河北定县开办的乡村建设学院及开展的活动，就是其推进全国性平民教育和社会改进运动的重要实点。&
& & & &&黄宗智在对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和乡村发展的社会史考察基础上，借鉴格尔兹对印度尼西亚农业所面临的&内卷化&（involution）困局的总结，20提出中国小农及乡村发展所面临的和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乡村&过密化&问题。所谓&过密化&或&内卷化&，简单地说就是&没有发展的增长&，农业产量增长了，但人均收入水平则呈现递减趋势。过密化问题反映的主要是乡村人口增长与有限可用资源之间的矛盾关系，更确切地说就是人地矛盾问题。黄宗智认为：&长江三角洲乡村的真正重要的问题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在于市场化家庭农业或计划下的集体农业，不是在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而是在于过密化还是发展。&21&
& & & &&目前，对&三农&问题关注和研究虽然很多，但是&三农&问题似乎仍是一个泛泛的概念，而对究竟什么是&三农&问题研究的基本问题或真问题，已有的研究则较少涉及。曹锦清意识到了要找出&三农&研究&真问题&的重要性，并简要提出了当前农村亟需解决的两个问题：一是基层行政建制的优化问题；二是流动人口在城市社会的融入问题。22这一观点与陈锡文对当前农村发展形势的宏观分析较为一致，他提出：&当前农业、农村面临的带有全局性、长远性的问题有三个:一是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供求问题;二是工业化、城镇化、农民市民化推进过程中土地制度问题;三是现代化过程中农民转为市民的问题。&23&
& & & &&准确地把握和深刻地理解后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需要注意两个原则问题：一是要把现实中的具体问题与乡村社会的基本问题既区别开来又联系起来；二是要把基本问题与时代的基本性质紧密联系起来。探究后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主要目的是进行一种理论概括的尝试，而不是罗列现实中的具体问题。当然，对基本问题的理论概括，离不开从现实经验中的提炼和总结，与此同时，对乡村社会的基本问题的把握，也将对现实问题的解决实践有帮助。基本问题不是一层不变的，而是具有时代性质和特征。后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与乡村社会的后乡土性密切相关。因此，准确把握当前乡村社会的基本问题，必须紧密结合时代背景和社会发展大趋势。&
& & & &&后乡土中国所处的时代背景已与乡土中国有着本质的差别，因此，后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不再是&人民的饥饿问题&了。尽管在一些农村地区依然存在着贫困问题，但农民的温饱问题在目前基本上能够得到基本保障，因为社会保障体系也已经覆盖了广大的农村地区。至于农村贫困问题，可以说是基本问题的表现形式之一，因为产生贫困的根源则在于基本问题。&
& & & &&后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自然是人的问题，即乡村社会主体所面临的问题。农民的增收问题一直倍受关注，这一问题似乎与乡村的&过密化&问题有相似或联系之处。乡村过密化问题论突出了乡村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关系，而乡村资源是刚性的、有限的，那么，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只能通过减少乡村人口的途径。但是，我们要问：是不是乡村人口减少了，就必然带来农民边际收入水平的提高呢？很显然，农民的收入水平绝不是由简单的人口与资源之间关系所决定的，因而也不会因简单地改变人口策略就能解决收入增长问题。由此看来，当前乡村社会的基本问题也不是简简单单的&过密化&问题。而且，有学者已经发现乡村正走向&过疏化&，意味着&过密化&不是真正的问题。&
& & & &&后乡土中国所处的时代特征和性质是社会的现代化和市场化，因此，基本问题是与时代背景及其基本性质分不开的。在现代化和市场化的大趋势下，后乡土中国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农民何以获得公平的市场机会？简单地说，就是在现代市场社会，如何保障农民有事可做，有满意的收入？从本质上看，后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的发展问题或出路问题。&
& & & &&如今，农民与市场的关系已经越来越密切，所以，农民将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在市场上获得发展机会。农民与政府的关系归根到底也是政府如何帮助农民在市场上争取公平的机会，因为乡村在后税费时代，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索取与给予的关系已经不复存在。&
& & & &&农民获得公平市场机会问题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充分的从业机会；二是理想的收入机会。当前在乡村社会，如果仅仅依靠农民的&一亩三分地&，显然难以满足农民获得充分从业机会的要求，也无法实现农民获得满意的收入的愿望。&
& & & &&在现代化与市场化社会，农民已经不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而是越来越需要面对市场。然而，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农民在应对市场方面，无疑处于相对劣势状态，因为市场制度的规则与乡村社会的传统和现实都有着较大的背离。按照市场规则，拥有更多人力资本、资金、技术和信息的人，才会获得更多的市场机会，包括就业和收入；而劳动的回报和价值则越来越处于劣势地位。很显然，市场制度的这些核心规则是不利于乡村居民的发展的。所以，某种意义上说，后乡土中国的种种问题在不同程度上与农民获得公平市场机会问题有关联，例如，农民的增收问题、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农村土地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所反映的实质就是农民的市场地位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不能得到公平的市场机会。&
& & & &&作为后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农民市场机会获得问题并不是单方面因素所构成的，理解问题的成因，不宜仅从某个孤立的角度。影响农民获得公平市场机会的因素，不仅仅有市场规则方面的问题，也有政府与制度方面的原因，还有来自农民及乡村社会文化方面的因素。所以，这一基本问题是复杂的、结构性的问题。&
& & & &&首先，市场的效率原则决定着市场行为和市场选择优先考虑的是自我效益的最大化，而非公平发展。市场更多地是给有竞争优势者提供发展机会，而非提供公平发展机会。因此，尽管市场的推进对促进乡村发展来说具有着积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动力机制。但是对那些没有竞争优势的乡村地区和人力资本较低的农民来说，获得市场投入和公平发展机会也就相对较少。也就是说，越是贫困偏远地区、越是贫穷的农民，市场越不会顾及。由此也就形成了乡村社会在获得公平发展方面的&市场失灵&。&
& & & &&其次，在市场社会，政府需要发挥维护公平发展的作用。但是，政府要实现维护社会公平的目标，还必须建立在有效率的发展的基础上。所以，对于政府来说，同样需要辩证地处好公平与发展的关系问题。&
& & & &&后乡土中国的农民能否获得公平的市场机会，可能与政府的三个方面问题相关：一是政策和制度安排的取向问题；二是&底线型&公平策略；三是有效激励和制约机制不足。发展偏重的政策和制度取向有可能导致对乡村公平发展的忽视，因为在政府过于注重发展效率的时候，自然会倾向于有利于发展的地区，而非贫穷的乡村社会。无论在政府投资，还是在引导市场投资方面，都会有所体现，农村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就是集中反映。在较多市场社会，政府通常推行&底线型&公平策略，即政府只求保障公民的最低生活需求，或&底线型&需求。然而当前乡村社会的基本问题并不局限于&底线型&利益需求问题，广大农民同样有着&增长型&或&发展型&的需求。26广大农民要在市场大潮中获得公平发展机会，一方面需要市场的让度，另一方面需要农民的进取。而要促进市场让度和农民进取的结合，政府必须提供有效的激励和制约机制。由此看来，在促进更广大的农民获得公平市场机会方面，也会存在&政府失灵&的情况。&
& & & &&此外，农民市场机会的获得情况还在较大程度上受制于乡村社区文化和农民自身的状况，也即乡村社区内生的发展能力。现实中我们看到的农村发展差距问题以及农民个体间的分化现象，就反映了乡村社会主体自身状况的差异。一些先富起来的乡村通常与其能够很好地运用社区文化机制激活有效率发展的运作机制，从而让农民获得了更多市场机会；相反，农村贫困社区的形成与社区贫困文化或多或少有一定联系，所谓社区贫困文化，是指社区缺乏相应的文化机制来促进社区成员取得有效的发展。例如，在一定社区环境下形成的滞后观念、价值和行动特征，尤其是对教育、发展、创新和合作的轻视态度等，会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乡村社区成员的发展能力。所以，乡村社会的基本问题的产生也与&社区失灵&有着一定的关系。&
& & & &&整体性来看，后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的成因并非单一机制的失灵，而可能是市场、政府和社区失灵共同作用所产生的问题。&
三、后乡土中国的未来出路&
& & & &&在关于解决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上，费孝通强调：&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措施。&27那么，解决后乡土中国基本问题的出路在哪里呢？是乡村工业化或城镇化还是新农村建设，抑或其它路径？&
& & & &&当前及未来中国乡村社会的问题显然已经不是托尼所比喻那样：农民长久地站在齐脖子深的湍急的水流之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28因此，乡村问题的出路已经不再是仅仅提供&安全保障&，而是需要有公平的发展机会。&
& & & &&鉴于后乡土中国基本问题的成因并非市场、政府、社区单一机制的失灵，因此，寻求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也就不会是简单一条路径。改革开放后，东南沿海的部分农村地区，乡镇企业快速发展起来，从而为这些地区的乡村劳动力找到了较为理想的市场机会。然而，乡村工业化并不是解决乡村社会基本问题的普适性出路。更多的农村地区，不仅现实中并没能发展起工业，而且有些偏僻地区也不适合发展工业。在那些工业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劳动力获得市场机会的途径主要是外出打工。这种劳动力向城镇流动的途径在一定阶段内具有缓解乡村发展问题的压力，因为那些进城从事非农业的农村劳动力，既在农业外找到了事情可做，而且获得了相对理想的比较收益。但是，由于多数进城的&农民工&一直在城镇非正式就业市场就业，不仅仅就业机会不确定，而且收入水平也相对较低。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往农民工凭借廉价劳动力获得就业机会的优势逐渐减少，相应地他们获得满意收入的机会也就渐渐减少。由此看来，农民依靠外出流动并非为解决发展问题的长久之计，而只能是一种阶段性的过渡方式。&
& & & &&既然&农民工&流动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发展问题，那么，&农民工&的市民化或城镇化是不是就能彻底解决乡村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呢？目前，城镇化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城镇化既被视为经济增长的新的动力，也被看作是破解乡村发展问题的一种出路或方向。然而，如果把城镇化当作中国乡村社会的未来出路或解决乡村社会发展问题的根本途径，那将会陷入严重的误区。特别是那种刻意追求城镇化率，以及有计划的城镇化，不仅无助于乡村社会的真正发展，而且还可能留下各种预见不到的&后遗症&。因为，如果不能够让乡村居民获得公平的就业和收入机会，而仅仅是将乡村变为城镇、将农民身份转为市民身份，那结果将是把乡村问题转化为城镇问题，而要寻找到解决问题出路则变得更加困难。&
& & & &&城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伴随着城镇的发展，自然会吸纳部分乡村劳动力和人口，这对缓解乡村劳动力富余的压力有一定帮助。城镇化的过程通常是与产业发展的过程相关联的，而不是孤立的、刻意追求所致。并不是乡村居民只要进入到城镇，就能得到发展，乡村问题也就得到解决。只有进城的乡村人口能够获得公平的市场机会，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发展。&
& & & &&如果说城镇化也不是解决乡村社会基本问题的根本出路，那么新农村建设是不是后乡土中国的最终出路呢？作为国家农村工作和发展战略，新农村建设主要依靠政府的力量在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和民生建设。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农村的面貌和农民的收入及生活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旧体制带给乡村社会公共事业发展滞后的问题也得到了相应的缓解。29新农村建设在解决农村当前面临的一些突出问题方面，无疑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但是，我们也能看到新农村建设的局限性：一是基本依靠政府的力量。仅仅依赖政府的支持力量，而缺少乡村内生力量和市场的参与，对乡村社会发展的广度、深度和可持续性都会构成较大的限制。二是面向问题而非着力发展。新农村建设主要针对乡村社会面临的突出民生问题，如医疗、养老及其它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问题，通过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途径予以解决或改善。而在乡村市场发展和农民机会获得方面，促进的效果则很有限。三是注重建设而协调引导作用不够。正在推进的新农村建设在较多地方以强调建设为重，诸如&美丽乡村建设&、&村庄合并&等，一些村庄建设得越来越美丽，但居住生活在村里的人却越来越少，因为政府未能协调和引导多方力量，发展乡村的新兴产业，乡村居民的市场机会并未由此增多，所以大量的乡村劳动力依然需要到城里去&闯市场&。&
& & &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无论是乡村工业化，或是城镇化，还是新农村建设，对解决乡村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既有一些积极功能，又有一些局限，而且任何一条路径都不会具有普适性。因此，后乡土中国的未来出路并非单一路径，解决后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还需要从制度、文化和市场的协调关系上激活有利于乡村劳动力转化为有效率发展的运作机制。&
& & & &&从本质上看，解决乡村基本问题的基本方法就是发展，只要取得有效率的发展，乡村居民就能获得更多的市场机会。然而，要取得有效发展，单靠某一种力量、某一种机制、某一种模式显然是不够的。在发展问题上，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提出了一种将制度、技术和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协调起来、既具有经济效率又有社会合法性的制度安排，这样的制度安排&只有通过从事工商和政府活动以及教育、研究和信息传媒的许多人的不断摸索才能实现。&30&
& & & &&首先，政府在激活乡村有效率发展的运作机制中，需要发挥制度和政策安排的调节、激励和支持作用。调节就是通过制度规则调节宏观的投资结构，加大和引导政府和市场向乡村的投资，激活乡村市场的发展。激励作用就是政府充分发挥乡村社区的文化机制，调动起乡村居民内生的发展积极性和发展能力。政府通过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以及改善乡村社会治理结构，都将有助于社区机制在促进乡村发展中的积极功能。支持作用主要是通过公共财政力量向乡村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和社会保障，以支持和保障乡村居民的基本发展需求。&
& & & &&其次，市场机制的运用是解决乡村社会基本问题的重要力量，因为乡村发展的根本目的就在于要让农民群众获得公平的市场机会。乡村发展过程中市场力量的运用，需要解决三个阻力问题：一是市场向农民的全面平等的开放机制，实际上也就是让劳动者的劳动能在市场上获得相对公平的就业和收入机会；二是乡村向市场的开放机制，目前的乡村土地产权及社会治理结构不利于市场进入乡村，产权主体的不明确和分散性大大增加了交易成本；三是有社会责任的市场机制，健全的市场机制不只是追求效率，而且也要适度地让渡效率，为公平发展作些贡献。市场向乡村的投入，需要遵循公平责任第一兼顾效率的原则。&
& & & &&最后，社区文化机制在乡村基本问题解决中具有调动、协调和整合的功能。尽管政府、市场力量的介入有助于解决乡村发展问题，但乡村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离不开乡村内生发展力量。在激发乡村内生发展力量方面，社区文化机制的运用非常重要。从像华西村等一些先富起来的村庄发展经验来看，社区文化机制在发现自身特色资源、激励社区成员参与发展、整合社区发展资源、协调利益分享关系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 & & &&总之，解决后乡土中国基本问题的出路，并不能指望单方面力量、单一路径就可实现，而是需要在政府、市场和社区之间形成良好的协作机制，以达到激活三种力量共同参与乡村发展并构成相互促进的合力。&
& & & &&理解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是制定和推进合理化农村政策的基础，因为正确地理解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是准确地判断和把握乡村未来发展方向的前提。在当前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问题上，一直有着两种范式：一是依然用&乡土社会&的眼光来看当前的乡村社会；二是认为如今的乡村已焕然一新，彻底蜕变为&新乡土社会&。人情、礼俗、熟悉关系色彩已渐渐蜕去，乡村社会已变迁为现代性的&个体化&社会。31然而，从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历史和现实经验看上去，经历了革命、改造、改革和市场转型的乡村社会，既不是传统的乡土社会，也不是现代性的新乡土社会，而是转型并留存部分乡土特征的后乡土社会。&
& & & &&后乡土中国是从乡村社会的历史传统和发展经验中提炼出的一个理想型概念，目的就是用来概括和理解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就理论意义而言，后乡土中国概念是对费孝通乡土中国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从实践意义来看，后乡土中国理论旨在为乡村社会发展的基本形势和问题及出路的判断提供一个分析性框架。后乡土中国理论对当前乡村社会基本性质概括为：家庭农业、村落和熟悉关系依然在乡村存在和维续，这反映出乡村社会保留着部分&乡土性&特征；当前乡村出现的&大流动&现象，意味着不流动的乡土已经变迁，流动性成为后乡土性的突出特征；伴随着乡村流动，乡村结构也已出现了分化和多样化;此外，随着国家农村建设的推进和深入，乡村社会空间的公共性越来越强。&
& & & &&&三农&问题一直是农村研究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然而，在&三农&问题研究中，对诸如留守儿童问题、医疗问题、自杀问题等表象问题的描述较多，而对&三农&问题的基本问题则几乎缺少必要的界定和探讨。从认识论角度看，如果科学认识活动不能对研究对象的基本问题加以限定和探讨，那么研究将不利于知识的积累和进步。&
& & & &&费孝通将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界定为农民的劳动和收入能否维持其生存安全问题，即温饱问题。如今在后乡土中国，农民的温饱问题显然已不再是基本问题，因为即便农民自身劳动难以保障温饱问题，国家也能保障农民不会挨饿，因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已经基本覆盖农村了。乡村社会的基本问题一般具有时代性的特征，在现代化、市场化的大背景下，后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已演变为农民何以获得公平的市场机会问题，也就是如何让广大农民有业可从且能从中得到相对理想的收入。&
& & & &&解决乡村社会基本问题的根本出路，不可能是简单的、理想化的单一路径。无论是乡村工业化，或是城镇化，还是新农村建设，都只能对乡村问题的缓解有一定推进作用，但都不会是唯一的、普适性的道路。广阔的乡村，各地有着地方性特色，差异性很大，任何一条道路、任何一种发展模式都难以普遍适应所有的乡村社会。如果我们要想找到解决乡村基本问题的根本途径，那就只能从一般意义上寻求推动乡村与农民有效发展的运作机制，这个运作机制就是在政府、市场和社区之间形成良好的协作机制，以达到激活三种力量共同参与乡村发展并构成相互促进的合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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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陈锡文：《农业和农村发展：形势与问题》，载《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3年第1期。&
24田毅鹏：《乡村&过疏化&背景下城乡一体化的两难》，载《浙江学刊》2011年第5期。&
25陆益龙：《制度、市场与中国农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36页。&
26蔡禾：《从&底线型&利益到&增长型&利益&&农民工利益诉求的转变与劳资关系秩序》，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9期。
27费孝通：《江村经济》，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38页。&
28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大反叛与生存》，程立显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29陆益龙：《农民中国：后乡土社会与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35页。&
30速水佑次郎：《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李周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30页。&
31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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