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方程式：50个北京女知青的自述（第四十六章&至&第五十章）
　　　　　　　　　　　　　　　　第四十六章 至 第五十章
第一次的茉莉
“我平生有过许多快活的日子。……但我想起孩提时第一次捧在手里的白茉莉，心里充满着甜蜜的回忆。”——泰戈尔
当时，我是当着“狗崽子”下的乡，那时候我爸爸刚死了七天。我虽然觉得没脸见人，可还是给他戴着黑箍，这是解释不清楚的。到了乡下，上面也叫分“红五类”，“黑五类”，按说我这个“狗崽子”不该参加贫下中农的会，可是纯朴的村干部说：“都是娘生肉长的孩子，分个什么类呢？叫开会都去。”这样，我觉得在乡村里我反而抬起了头，和所有知识青年一样新奇地混入了那个新鲜的地方。
我插队的村子临着海河，这是一条被人工拓宽的河，它同它的许多支流是沿河的农民为了抗旱和排涝，用最原始的方式——，一锨一锨地挖出来的，那时候，每年从秋末一直持续到冬天大地封冻，我们村上人都要派最强壮的小伙子去挖海河，余下的人几乎是合家老小，都到海河支流的工地上当“民夫”。我第一次去“当民夫”的情形留在给我妈妈的一封信里，摘录在这儿：
妈妈，到工地已是四天了。挑河打堤是土工活里最累的，连大小伙子也得累呲了牙，我咬住了牙干。
头一天干过来了，昨天和前天简直是拼过来的，因为肩膀压红了，又出了血，肿得老高，担起每付担子都要一咬牙，一攒眼，这样才能走起来。妈妈，你想，肩疼得连摸都不敢摸摸，腿疼得连炕都上不去了，干活还能担起挑来跑，是拼出去的吧。大伙说我：蹬坡蹬得眼珠子都快冒出来了！真是这样，妈妈，才不只我—大伙！多小的闺女啊，才14岁，也来了，每人都挑着大土篮子，走起来都是低着脑瓜往前拱，咬着牙，瞪着眼，担到头一撂筐，常常就累得跪在那儿了，却叫着：“压！就当不是咱的肉。”
降霜了，穿棉袄的天呵，男的光着脊梁干，……工期还有72天……
当时我身上总是揣着一封信，上面的话我几乎都要背下来了，每当挑不动又大又沉的土筐时，都要摸一下。
银鸽，也不知怎么回事儿，我特别的想你，想得出奇，也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所没有体会到的想。以前我也想，但只想一会儿就过去了，而现在不同了，你的影子仿佛是时刻跟着我。像我这样出名的‘马大哈’，竟然有时想起天冷了，她会不会忘记了加衣服呢？端起饭碗又会想起，她活忙，可能又在吃凉饭吧？要睡觉了，又想她一定还在奔忙，在开会呢还是在给老乡看病呢？这样写起来自己都觉得好笑，什么时候我变得这样婆婆妈妈的了？她又不是一两岁的小孩儿，自己还不知道？……现在我才明白，如果说我们的感情心照不宣地沉默了数年之久，那么它现在终于爆发了……
看不见锨了才收工，上家走着就看不见道了。我们排成一溜儿，眼好的打头，我这样的就跟着走。
荣奎大哥走着边说：“俺起打学干活就挖河，这都挖了十来年了。”人们于是就嚷嚷开，有的说：“我挖了两年，”“我挖三年，”我不言声，我才挖了几天！
荣奎大哥突然朝后喊：“银鸽赶明儿还来么？”我马上就大着嗓门儿说：“来！不来怎么着。”
人们都笑了。他又问我：“今晌午吃了几个窝头？”
“三个！”
他高兴地说：“行，够能吃，我顶你吃的双份儿还多。”
妞子咯咯地笑起来说：“银鸽你还记得你刚来吗？下洼就带了那么一口饽饽，正好当上大雨，老么大的雨哟，你走不动道儿了，我还拉着你来的？”
“记得。”
收工上家走的是道关，看不见道儿，又搭上人们干一天活累得够呛，走在田垄地里高一脚低一脚的，有的时候累得都迈不开步了，走到家真不容易啊！可是这帮受大累的人们，都是多好的人！从来也不在意辛苦，有的今晚累得都快上不去炕了，转天干活又有他们！“不能歇，歇乏了，惯懒了，”他们说。
看不见道儿，又走不动道儿，可人们还是取闹着，德云走着走着一蹲脚，她喊起来：“妈哟！脚歪得后脚心朝上咧，这天真黑，月儿也不出，也不就待就待咱们。”荣平接茬说：“可呗，咱都成了磨上的瞎驴了！”胖胖的妞子也说：“可走不动了，真想变个蛋滚回家去！”她这么说着还拖着两条和我一样快没了知觉的腿领着我走道儿呢，叫她攒了我一手的汗。
荣奎大哥朝人们又喊：“爷们儿，明儿还来啊！”人们应答着：“来！是这儿的汉子就恨家不起！”
我回到村里，对着被风一口一口吹动的灯火给我的病人针灸时，一个偏瘫的大爷像狗一样用双肘撑起上半身对我们唱诵到：“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那时候我真的想为他们的愿望做件好事！
机会终于来了。
大半年后我被推选到省里参加知青会，一个北京来的军代表找到我们北京的知识青年座谈，他许愿说：谁能扎根农村就给他所在的村子一台拖拉机。都沉默着。后来我说：“我。”同时还有别人。可是我们尤其是我想不到自己的命运就此被改变了。
很快地，我受乡亲们的托咐，找回北京，到市安办表示扎根的愿望，要拖拉机。他们都说：“小同志，没有这个事啊，我们不管物资的调配。”我一问才知道那个军代表已经调回部队去了，没有什么拖拉机。当时我站在那里就哭了，因为我不知道回去怎么交待。后来的事情就是我为要落实这台拖拉机，顺从地当了地区又当了省里的知青“典型”。为强化我的扎根意识领导叫我放弃初恋，因为他是城里的工人，而我将永远是农民了。
“就是说：你们不合适。你自己说说应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
“想想，你是典型啊，现在就看你的了。”
我清楚，如果我不再是典型了，上级就不重点关心这儿，拖拉机也就没有了，可是，他是我心里唯一不愿意割舍的。我答应考虑。从那时候起，就没有整宿地睡过觉了。他找到我痛苦地问：“为什么和我成了，领导就不培养你了？”
“可能他们担心我会离开农村……”我讲不出什么道理来，我当时身上的压力已经超过了自己的承受能力，农活已经把我累得够呛了，再加上这件事，我快受不了了。
不久，收秋种麦正忙，老支书的小儿子病了，是闹虫子，后来肠穿孔了，地段医院让上天津医院去治，老支书说：“在这儿治吧，方便。”是说：他又不至于撂下工作，还能上医院来照看。
他白天干了一整天活儿，没日头那会儿就蹬车25里地，赶到医院看看孩子，有的时候当上了雨，我们那儿是胶泥地，他的自行车还要扛着。他不叫能干活儿的闺女去照看弟弟，而叫刚刚病好，刚能下炕的老伴去，叫他闺女下地，老说活儿忙，不能占个劳力。后来孩子的病地段医院没法治了，到天津医院动手术的时候，是一个天津知识青年代替家长签的字，他还在家里安排人们种麦子。等他赶到天津，刚守了会儿，孩子的黑眼珠吊上去，他赶紧叫他：“根水，根水！”过了会儿，小根水的黑眼珠又翻下来，紧紧抱住爸爸的脖子，不肯撒开。他掉着眼泪。可是一抹眼，他又走了，去看一个有病住在天津的知识青年去了，说：“他是我的孩子，他也是。”
我看见了小根水死去的那个晚上。
这屋，是他小小的孩子根水一直看着我，问我；“姑姑，杏儿好吃吗？杏儿有多好吃？”当时只有微弱的呼吸了，而我手里是一瓶借钱给他买的桔子水，我简直不知道往哪儿放下它。老支书看见大队干部都来了，就说：“正好，我两天出门，咱家的麦子怎么样了？说一说吧。”在那间屋里就开上会了。人们一提孩子，他说不了两句，就又回到了麦子上去。当他听说晚麦子种了一半，早苗出得挺好，还笑了笑，笑出了声音。
他闺女悄悄地把我叫出去，哭着说：“我弟弟死得多可人疼，我们不愿用席把他卷走。想借点儿大队的木头，给他打个匣子，也解解疼……木头等有了再还。可我爸爸就是不让，说当干部的不能乱动公家的木头。”我们一起哭。根水是那天夜里三点多死的，四点就埋了，用的席。
那一夜我们一村的大人几乎都没有睡觉，天刚刚亮就都下地了。我记得我是砍高梁，正对一个迁高梁头的人喊：“干净点儿！”无意地一回头，老支书来了，就站在我的身后，我心里！我说：“您稍歇会儿，行么？”他说：“忙啊！”他累得快站不住了那样，说：“明年是粮食大上的关键一年，今年种麦是关键的关键……”我下定决心和我的男朋友断了，他就是再好我也不要了，要拖拉机！
在北京，我和我的男朋友面谈后，又绕道到天津，找到周叔叔。他是我爸爸的好朋友，跟我很熟，我把连对妈妈也不说的话对他说了，我们的信让他看了，我的男朋友他过去知道一些。
“周叔叔！车开了，他看我，我也好好地看了看他。周叔叔，他为我人变得消瘦，我愿意好好地记住他……行了，不说他了。
“他的头一次工资就给我寄来了十块钱，那时我们连一点这样的感情也没有，他叫我……
“周叔叔，他的家里很穷，可是他说：我可以永远是一个农民，他绝不会因此抛弃我。他说他跟我说话就是一种享受，……我的想法有的时候他觉得很好笑，但是能纯洁他的灵魂，他没有想从我这里再得到别的，我再也不会遇到这种人了。……我现在简直没主意了，跟他，连累他；不跟，也害。周叔叔，我是一个要脸面的女孩子，现在当着您说出这种事，我是实在太没主意了。
“不，周叔叔，就是领导现在同意了，我也不愿让他跟我苦下去了……”
周叔叔的话：
“无疑地，你们有感情，很深，十年了。但是这种感情不能和父子的感情相比，你不知道，不能。尤其是在人越老的时候。你爸爸活着对我说过：我听见小银鸽夜里睡觉打呼噜，就觉得心里有了安慰……”
“爸爸！”我轻叫了一声，他的句子听不连贯了。
“……那天我上医院去，看见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在给儿子办丧事，流着无言的泪，就想起了你们老支书……他也六十多了，也死的是儿子，他的心情什么样儿？可他为什么还笑，还笑得出呢？”
“他心里没尽想他儿子，尽问麦子，还问过拖拉机，听我们说：都挺好，都怎么怎么好，他满意了呀，就笑。”
“可是，你尽想的是什么？什么才能使你满意？你哭为什么？……”我的心，被他问疼了，但是我决心改变自己。
“周叔叔，”我抬起头说：“在这种事上能够检验灵魂，像透视那样的检验灵魂，是么？”
“对。小彭（我的男朋友）来信请求我说：请您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地替我们想一想：银鸽已经把什么都给了农村，唯一给自己留下的就是我们的爱情，您不要肯定她身上的‘共产主义萌芽’了！”
可是在那个时期周叔叔这样说：“我要肯定她心里萌生的最美好的东西。”拖拉机的事终于落实了！那是不久地区知青办的负责同志陪着北京市安办的梁主任来看我们，梁主任听过汇报后动情地说：“孩子们是为的什么呢？我们想想办法吧！”他们后来一定想尽了一切办法，使我们村得到了一辆拖车。
我含着感动的泪水回村去，后来为乡亲们唱起了歌。是在一次社员会上，地区知青办的负责同志也许想让我表现得突出一些？他早几天就动员过我唱歌，这时他又大声说：“唱歌吧，银鸽，唱！”大伙也说：“唱个吧！”
我只记得自己站了起来。
歌词大意是：
我们生活在广阔的天地，
毛泽东思想把我们哺育；
贫下中农是我们的好老师，
烈日风雨冲洗我们身上的浊水污泥。
我们有决心我们有勇气，
彻底改变旧思想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们有决心我们有勇气，
彻底改变旧思想，
永远忠于毛主席。
记者们来了，他们给我照相，要宣传我。我哭着逃进一片还没有长起来的玉米地里，骂迎面上来拍照的记者：“谁给我照相谁是小王八！”
他们说：“我们是为了完成任务。”
照片后来寄了一张给我妈妈，妈妈在信上伤心地说：“我的小女儿，你的脸上已经没有稚气了，你才刚刚年轻！回来看看妈妈吧。”
后来我当了村干部，上大队值班的第一天我想我要庄庄重重地去。我真的觉得自己已经成熟了，很不平静地看了一眼老村干部们。老支书就笑了，走过来对等着我分配活儿干的大伙说：“别难为了她，这头一回值班，她由我领着。”我想走上去叫他一声！
他安排好了活儿才走，我就是“带工干部”了。我们给一座忘记了做什么用的小屋上墙，坯供得很快，落了起来，一起的大叔们用赞可的眼光看我，没有夸奖，因为他们也许觉得：没有必要，她是干部了，她应该这样！
树影子拉长那会儿，老支书来了，扛个锨，他在地里干了一天活呢，他走到哪儿就在哪儿干哪儿说，他特别好。这时候他来了说：“银鸽，走，我领你去上洼地转转，教教你看地。”
走到村边儿他跟我商量，新盖的大队部怎么垒院墙。
“您就看着办呀，”我说。脸一红，怎么还问我？
“我就是要让你说。”他笑。
噢，我就说了。以前我觉得，在他跟前我老是孩子，可是不是，到了这会儿，我们是同志了，同志！
我们俩就上洼地去。道儿上，小树的干枝横着，他老猫腰拾，咀里说：“这归拢起来都是柴禾，烧火，管保还能省下桔杆多积点儿肥。”我看看他，他那么好，对集体比对他家都好，操心得满脸都是皱纹，像受累的记印儿，我赶紧也跟他一起连搂带抱，不大会儿把散散拉拉的干枝都归拢齐了。
又往前走，到了地，老支书刨出没出土的麦粒儿放在他厚厚的大手里，告我：哪样是芽干了，又哪样叫虫舔了，我很用心，还上手摸，一摸，摸着他又大又硬的手了，那手面，像是铁的，看看我自己的手才几个茧子，而我还跟别人说过自己是“老农民”，这会儿真嫌了躁了。
大道！我们又走上了大道。大道两旁是我来的时候种的树，再长长就搭成棚了，这会儿就下来荫凉了。我禁不住说：“到我也有了白头发的时候，咱们村就好了，对么？”
他没有说不对，他说他正想的：“银鸽，越来越要努力奋斗，可得记住。”
老支书突然眼睛一亮，“银鸽，我教教你，给子孙槐压枝啊！”
“干嘛要压枝？”
“你看！”他一边铲土一边说，他拉过来那棵子孙槐的一根枝子，用几锨土把它埋上，只露出了枝头的一点叶子，像芽。
“这就算种了。又好种，还准活，长起来又是一大棵。”
“还能怎么种？”我问。
“砍成段，钉镢子；撒子儿，都行，就是不抵这样爱活。”
“怎么呢？”
“这儿原先有一大堆儿呵，后来的都是它的枝子直接铺拉的。这样，又长得快，还长得好。就这么一堆儿，”他爱不够地指指那堆子孙槐，“就铺成一大片了。”
我忽地想起了这些老农民，领我，教我，用他们的行动带动我，又想到别的。
子孙槐，这能铺片儿的矮矮的灌木，你真的只能当作条子编筐用么？当时落日的光，照得老树苍绿，照得子孙槐嫩青，我望望老支书，又望望大道两侧的子孙槐，我当时怎么想的现在忘了，可是从那时候起，我好像爱上了乡村的土土火火的日子，乐意去天天干着不起眼的小事：给要远嫁的闺女代笔回信；为劳累了一生，腰腿酸疼的老人针灸；和男青年一起，朴直、认真地安排、规化我们那时和将来的村子……我更爱老支书他们带着我，在困苦的日子里“努力奋斗”。
生活中事物缠身，像沙一样平凡、琐碎，而我到现在都希望我找到的思想能像沙里的金，在平常的日子里闪光，能够使我认真、正直，在任何时期，任何境遇都有所作为地走过这一生。
我在那儿呆了八年。河床后来干成了大道，因为上游没水。我们就又挖河中的小河，村上人叫它“河中渠”，让大地从深处为我们渗出一些浇庄稼的地下水。那种为实现一个愿望做出的痛苦的、不屈不挠的努力一直作为一种最美好的印象刻在了我的记忆里。现在，我曾生活过的村子真的被改变了。
（李银鸽，1967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到河北农村插队，1979年回北京，现在某学院工作。）
最迟来的最先走
－－一个知青的死
像是上一堂课；
又像是吃一桌席；
像是看一场电影；
赶一回集；
什么都不像都不是，那是一个年轻的生命最迟来到的生命，最先走了；
榆叶枯黄飘落的季节，我回到插队的陕北，回到南泥湾三台庄。不为任何人，也不为那些官冕堂皇的道理，只为这个季节，为了这个季节独有的世态和心态找一个风景。城里没有漫滩价流水的地方。农村，老人家说过，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可以为所欲为。
老人家不愧与世纪等高等阔，在他的阳光下或者叫阴影中成长起或者叫遮蔽了许多人。我，我们至今还不敢说走出来了，还不太会说与他完全不同的话。伟人时代的凡人比没有伟人的时代还要凡俗卑微，没有价值。
真的没有任何价值么，活一场等于白活么？死也不甘心，死，也不。
他，柳立昆就这么死了。远期的意料之中，又近期的想象之外，他毕竟太年轻，才三十四岁，还不到该谈生死的年龄。可是十六年前，他从两丈多高的黄土崖上跌下来，就与死神见过面了，之后，他的生命已不完全装在自己的躯体里，一半，一多半攥在死神手中。
每年榆叶枯黄的季节都要来骚扰他一回，看着他太年轻了，或许他与死神有过这样的契约，再等等，还会等到机会，等到医学进步发达，不治之症变得可治……只不知这契约定的是几年期？五年，十年，十五年？死神终于不耐烦再等下去，他的粉红爪子里攥着这样的生命太多了，攥不住了，稍一用劲，其中一枝断了——轻易得如同折断一支竹筷，啪，丢在地上，不会比落叶坠地更响，在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在榆叶枯黄飘零的季节，他走了，走得无声无息。
死，对于死者是一种解脱，所有痛苦，所有欲望，所有给予，所有亏欠都不复存在；死，对于活着的人却是一味中药，在日子的砂锅里慢慢煨，慢慢熬，熬出百种千样的滋味。
就在他去前不久的日子，我到了他趟崖的地方，由于乡亲们的殷殷询问，由于近年来对他音信的疏淡，走到那里，一切重新变得清晰可现……他曾同我在一个知青小组，但他要比我年轻得多。我大学毕业，他才高中，又比一般高中生小一岁。1975年初冬，知青运动早已退潮，可是在延安，却有一个小小的回潮。那一年，南泥湾三台庄在前一批知青全部走光后，居然又来了一个复转军人，一个大学生，十五个南京知青。大锣大鼓大红大紫了三四年，使知青的故事续起一段长长的尾巴。
他是我们小组最年轻的，由于年轻活泼，由于生的样子清秀可人，由于春节秧歌扭得好看，他成了最早穿上婆姨女子做的鞋的人。小组成员分工后，他主动要求到猪场，那里苦累脏甚于其他地方，他满心认为最适于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观改造，一个了不得的词，一张疏而不漏的恢恢天网，同基督教的原罪又有多少区别？中国人的个性、民族性就在这一阵阵大风中迷失了，在一张张大网下扭曲了，异化了。以至于今天，他，他们的子女，再想活出自己的颜色来不是不想，而是不会。“齐步走！左，左，左右左……”怎样举手投足都不会了。
他很用心卖力地喂猪，按着书本学做发酵饲料，注意观察猪们有没有害病，有没有长膘。经常很迟回来吃饭。他的个子不高，但他的手比一般人大，有一阵人们惊讶他的手过于大了，才知道那是肿了。手背满是血口子，显然湿手入进冷风里吹，吹裂了，又冻肿了。
五月，他刚过十八岁生日，过得普通没有动静。过自己的生日不声张也是一种改造思想的需要，他需要，那个时期人人不需要也得需要。
几天后，老母猪下猪娃，不啻是他工作成绩的体现，知青接受再教育的成果。他很高兴，知青很高兴，乡亲们也很高兴，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猪是六畜之首，下了一窝猪娃，与人生娃一样可喜可贺。陕北牲畜下小崽从不被叫做“崽”，而唤做“娃”。猪娃，鸡娃，狗娃；或者猪儿子鸡儿子狗儿子，足见农民的重视与喜欢。
他咋个样了？老书记这样问我。
有好几年没听见消息了，可能还在呢吧。我迟迟疑疑地回答。因为我太久没过问此事了。人们大多数的时候视野不会超出鼻尖划定的范围，可怜的范围，一旦秋叶从枝头离开，擦着肩膀打着旋落地，才发觉最重要的事情还没有开始做。
是否有一丝愧疚在心？想一想，似乎又无。那个时代，人人都争先恐后地改造，别出心裁地改造，努力让自己改造得好。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不会站住脚停下来想一想，有什么不妥，都迟钝得不会接收到不祥的预警信号。
老母猪要吃青饲料
那个时节，山未青，水未绿，苦寒的陕北高原剥不下半片绿衣犒劳劳苦功高的老母猪，他的心不安了。他偶然看见一面秃秃的黄土崖上长着的一棵老榆树冒出了绿芽，像一束燃着的绿火，诱惑得他去了。
阳岔沟，风光美，
有时也有老鸦飞；
有人背地里来捣鬼，
大闹分队搞倒退。
我写的陕北坐唱的词，现在听起来十分拙劣，不仅文笔，而且内容。大多数人，总是被时代的铁爪钉死在当时当地，很难超越。隔上些日子回头看，才可清楚地看出历史局限。
吕兰英说，一阳岔沟都有知青平的地，她说，知青可把苦吃下了。他咋样？还躺在炕上呢么？吕兰英问我。
阳岔沟，那面长着青榆叶的土崖就在阳岔沟里，这回我还路过那里看到它了。阴郁的老榆树，危险的土崖。
阳岔沟，三台大队主要耕地所在，好长好长的一道沟，上工望眼欲穿，下工欲穿望眼，到沟障得有三十里地该有个三十里铺了。确实，那些个年，沟里的一块块地都被我们的脚摸过，一年摸好几遍。春种，夏锄，秋收，冬天兴修水利平整土地……一茬草被磨平，又长出一茬；一季庄稼收获，又种上一季，下工下工像推磨磙碾子，每一步都挺沉挺沉，好在每一次进去都平安出来了。
他那天就没能出来。
那天轮我做早饭。知青都吃完了，还不见他回来，他经常迟回来，也就没往心里去。米汤在锅底，窝窝在屉上，酸菜在碗里，残火在灶膛，悄悄价等着迟到的人。
他登上那棵老榆树给老母猪寻青榆叶去了，榆树长在离地7米5高的土崖上，那棵要命的老榆树上的一根杈是朽的，表面看不出来，如同好多事物，内里早朽了，表面却不呈现半点信息。那棵树杈阴险、暗含杀机地朝天戳着，指向早春晨霭炊烟迷人的空气。他那时肚子早空了，昨晚上的粗粮早就消化光了。下乡后最大的感受是特别能吃，又总爱饿；不觉得很累，却总是睡不醒。他上树之前也就是这样，饿着肚子，迷迷登登，手上提溜着一把斧子。他从猪场出发，上了那座不高的山坡，沿山坡边缘走向那棵老榆树，他早看好了，那上边的青榆叶比较稠密，砍下来，可以给老母猪打打牙祭。他从崖上下到崖下，一手攀着老榆树的主干，一手拎着斧子。等下到合适的位置，也就是脚刚刚放置在那根朽了的杈上，他抡起了斧子……
我还在灶房等着，这回也回来得太晚了，干什么，连吃饭也忘了？便有了一种动静，一阵不安的响动，人声，脚步声，不安不祥的人声和脚步声，知青全从窑里冲出来了。得知是他从崖上跌了下来——那根该死的朽杈断了——跌在崖下的牛圈里，昏迷不醒，要赶快去人抬！
往下全乱了，到处是腾腾的脚，脚跺起的黄尘，浮漾浮荡着乡亲们知青们纷乱纷乱的心……之后，再也想不起什么事是先发生的，什么事是后做的。人们赶到牛圈，七手八脚地抬人，把人抬到架子车上，拉着车往公社飞奔。公社卫生院根本不敢接人，又拦了一辆车翻越高高的蟠龙山九十五里路到了延安，市医院见病人昏迷不醒，让马上往地区医院转，地区医院到是基本明白了，但是他们的医术承担不了。地区医院的医生说，别再动了，用夹板固定，赶快找交通工具往西安送。一架由榆林飞往西安的飞机停在延安机场，飞机上被扯下三位乘客。他的担架，一位医生和一位知青上了飞机，飞机直飞西安，把他送进西安的大医院抢救。
他一直昏迷，西安不断拍来病危的电报，也把同样内容的电报拍往他家。知青又去人了，他的母亲和姐姐也从南京赶到西安。诊断结果很快出来：三四颈椎骨折，中枢神经横断，如果能救过来，最好的结果是胸以下高位截瘫。
（谁也无法估计，那中枢神经的横断是在跌下来的瞬间，还是颠颠簸簸的长途上。）
难怪十六年后乡亲们还要问到他，难怪；那一场突然袭来的灾难不只压在了我们知青肩头。老书记急了，把在小摊摊上干活的知青全部吆去了大田。做为有政治觉悟的基层干部，他深知此事干系重大；做为一个质朴的陕北农民，他明白对不起娃们的娘老子，好好价，好端端价一个好后生……乡亲们全没了说笑。打探，询问，话拙，心可像才出锅一般热。
知青却乱了营般手足无措。有人冲着满天星星唱歌：抬头望见北斗星；
有人想向什么人出气，又找不到出气的对象，因为不像书上报纸上说的，有阶级敌人破坏。理由明晰得让人心痛：没有经验，踩在朽了的杈上，有经验的农民至少要试探着把脚踩实才放手砍柴。他怎么会有经验？他刚刚十八岁，下乡才半年，经验，人生的和插队的都像老榆树上的嫩芽，才发绿星星呢。
有知青宣誓般地表态，要继承什么。继承什么？
我是第二次插队了，我是知青的大姐了，我的满腹情绪只有往肚里塞，除了那里，也没有地方可以转移，尽管我那时也不过二十四岁，从没有处理过这类事件。我说，胡乱想不出什么好说的胡乱说：咱们都好好的，别再出事，就是最好的帮他。不要再去人看他，除了给组织（当时绝对说的是组织）添麻烦，帮不了什么忙。大家都好好的，听贫下中农的，听大队党支部的……
那年春天的景色格外好，好的没心没肺，冬季雪多，地里墒情足。五月，农活最忙的月份，该补玉米苗了，该插秧了，一料一料秋庄稼该往地里安付了；山也一层层泛绿了，水也一浪浪温情脉脉莹润深遽，所有生命所有被生命牵动的活物都满世界疯张起来，知青想闲下来想心事也不能，节气催得不能，地里冒出来的草呀苗呀抓挠得不能，总归要理顺像那天气要一天一天往顺了走的情绪也不可能总执著在一点上，虽然这一点是曾经朝夕相处的伙伴，可是伙伴已不在一口锅里搅马勺了，已经渐渐退出视野存进心出。
他也醒过来了。得知自己残疾的那一刻一定很残酷。我不在身边，不知道他如何表现。可以想象得出，他的母亲，老革命的母亲，我们队的知青，医务工作者会用什么样的话安慰他，鼓励他，使他坚定活下去的勇气。这些话，这种场面我们在之前之后的电影里，新闻媒介里见的很多，太多，因此很现成。而这些话无疑对当时的他是有效的。他同意按医生所有的方法治疗。
脑袋两边钻两个洞，固定一幅铁架子。架子上安一个滑轮。滑轮上坠一个一公斤重的铅球做牵引，试图把错了位的三四颈推提起，对正后，重新长。
他可受了罪喽！
天气渐热，做着牵引的他无法翻身，身下部分长出了褥疮。西安来电报要驴油，说那玩艺能管用。生产队二话没说，杀驴，熬成油送去。
又要各种垫在身下的垫子，知青拆旧拿新缝缝连连做好送去，
队里和知青有了一种同仇敌忾，要甚给甚，让做甚做甚。
后来得到消息，西安医院未能把那错位的颈椎对正，十天半月照片子一看，三四颈椎还是错误地没长在一起。
只有上北京了。
他对自己的状况已经全明白了，一股正常人难以产生更难接收到的情绪正在暗暗滋生。当时陪着他的一个男知青，一个女知青，女知青和他是一学校的。十五个南京知青来自十三个学校，同学仅有两对。
到了北京，刚开始不受重视经过努力受到重视，当时任全国知青办副主任的侯隽帮了大忙。他住进积水潭医院的高干病房，特护，吃随意餐，还准备请十几家医院的外科权威医生联合会诊……他面临希望，恢复胸以下知觉的希望。
7月28日，唐山大地震。
积水潭医院接收大量伤员，楼道里也摆着床。多数伤员的伤情同他一样，高位截瘫。他变得不重要了，不是有意贬他，而是实在顾不上了。
那丝不被人觉察的情绪破土发芽。
九月的一天，我和那个复转军人大队副书记接到陪住男知青的信。很快，我带两个男知青去北京换早去的两人。我从队里领出钱来，什么换洗衣服也没带就上路了，长途汽车坐到西安，买的硬座又上了去北京的80次火车。风尘仆仆，昏头昏脑，坐在轰轰隆隆的车上还在想信上怪怪的内容。两位同行的小知青看出我心中有事，不来烦我。可是他们吃完一盒饭还不饱时，不得不要求再来一盒。我苦笑了。我也不饱，可是带的钱是生产队的，饭钱又没有发票，回去怎样报？明摆着要自己出。自己，我，同样是知青，同样挣工分，哪来的钱？
看到他们年轻壮实的面孔，其中一人还当过南京市少年举重冠军。我苦笑着给他们一人又要了一盒，他们问我呢，我说我饱了。他们不客气风卷残云吃光光，我真怕他们还说不饱。我把脸转向窗外。
……我一生气，把房里的灯拉着，说一声，太不像话了，走出房间。这是结局。开始呢？开始怎样的，我现在真的很模糊了。我依稀记得男知青的信上说，他们轮着看护病人，一人看前半夜，一个后半夜。看护者趴在床边睡，换班的人睡在椅子上。那晚上轮他看后半夜，他睡在椅子上。半夜，他被悉悉籁籁的说话声惊醒，见两个人头挨头极其亲呢得让他无法容忍，他的直觉是出事了，出了同伤风败俗有关的事，特恶心的事……这就是他在挂号信里写给我们的内容。千叮咛万嘱咐不让告诉小知青们。看了这信，我本能地觉得又慌又怕，心砰砰跳。我当时所能做的就是尽量装得若无其事，赶快找两个男知青去换他们。这一切是同大队支书、副支书商量好的，是当时所能想到的下策中的上策。
坐在火车上，我可是什么策也没有了，我不知该不该批评他们，凭什么批评他们，他？还是她？他们除了亲呢又能怎样？他可是胸以下高位截瘫呀？他不过要求她多陪陪他，多亲近他，现在看来半点不过分十分合理并且令人心酸。
我那时是一个被革命词句包装起来在男女性方面几乎一无所知的笨蛋。可我却背负着解放全人类的重任，好沉好沉的担子。我想至少要批评那个女知青，理由是：你不应该让他从革命道理以外处得到信心，那会害他，软化他，使他不那么坚强。
到了北京是9月7日，离那个举国同悲的日子只有两天。
于是，想好的话，打算好的暂时安排被冲垮。只剩下哭，也只会哭了。
我没有看到他的哭。一帮北京知青来京找侯隽要遗体告别名额。侯隽批评他们特殊化，在延安说是北京的，到了北京又说是延安，老乡能像你们这样做么？还是没有改造好，帮他们要到名额。我没跟他们凑份子，我是同北大的人一道去的。我到处找松枝做花圈，让知青代表送到毛主席遗体前。
全国开追悼会那天，我想到他，想到他此时的心情—全国人民起立默哀，沉痛悼念毛主席，他却躺着，站不起来。那时，他会彻骨地明白失去了什么。
安顿好那两个知青，我也该走了。临走我去看他，嗓子干涩，什么话什么道理也说不出来。他也是，目光始终躲着我，好像真做了什么错事，什么错事？我觉得自己不好让他难堪了。再见。
说再见的应该是知青全体，本能地感到，老人家不在了，他提倡的所谓新生事物红盛岁月也将无可奈何花落去了。
而他，连重新开始的能力与权利也没有了。
事情就这么不知如何发展地发展着，时光也就如梭如箭如金如土……老书记要到北京瞻仰毛主席遗容，要去看他，又实在怕价里看他看他父母。咋办？老书记送上了党员的桂冠。
我们明知不合适，但也找不出话来反对，你还能给人家甚？给甚？
他成了我们队的一个躺在床上的党员。
他家调到北京。他是六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父母极其疼爱，也就极其怜惜。父亲的头发疼爱怜惜得一年年白了。他的脑子很清醒，清醒地知道发生了什么，渐渐发生什么，还会发生什么。他的上肢略有恢复，大臂带动小臂可以挥打，但手指不行，手指归末梢神经管，那根神经最难恢复。
知青终于全部退潮了。我队知青9个考上大学，挺不错的大学，其余人退回南京，安排工作。同伴每一权利的获得，都意味着他的失去，让他清清楚楚看得见的失去。知青办解散了，他出院后的待遇转归民政，但比一般民政高得多。每月200元，请两个阿姨，医疗费全报，医院里可以升降的床也搬回家，父亲单位考虑他的出入，给他家分了一楼的房子。他很有信心地四处求医，并准备学外语。我们去看他时，鼓励他做点什么，不虚度，道理总是十分现成。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他的胸以上部分胖大，胸以下萎缩。他的精神很好——少年不知愁滋味还是故意做出来的，不知道。
多年后，我见到延安市知青办的人，还对我说过为他花了多少钱，很破例，特别破例，因为他毕竟没有做多少事情，国家似乎光为他花钱了。延安又是一个至今仍未脱贫的地方。
我能说什么？如果他不受伤，好好的，他可以为国家创造财富，至少，他不会要国家为他花这么些压床板的钱。
之后的来往渐渐疏淡。大家退出他的视野，他也退出了大家的。伙伴们结婚成家的消息对他并不是喜讯，做父做母自然也不是，这都会残酷地提醒他失去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他已经没有多少可以失去的了。他只有等待，等待科学发达等待他的病有治。其实他比谁都明白，他的身体正在失去救治的基本素质和功能。
怀揣着一腔说不出来的情绪，我也就也就再没去看他。只若断若续地听着那一线微弱的心跳和渴求生存的年轻的呼吸。
像是宿命，榆叶枯黄飘落的季节我回到陕北，众位乡亲纷纷问起他来，那其实是乡亲们感到什么，在唤他哩唤他哩唤他再留留再停停再等等再看看——活着再活着哪怕一天一阵一时一刻哪怕叶子落下再长上那会子空空，活着。
陕北又一个博大的秋天君临了，死之辉煌孕着生之庄严，死是宿命，生是使命。他在此时去了，他去的时辰不错，他是在乡亲们的声声呼唤中去的，他去的不寂寞。
他前十八岁的生命只做了一个动作——挥动斧子一砍。后十六年靠着一砍剩余的生命活着，他的履历表上职业栏里只有一行：知青。从始至终不变。
他的出事在中国两个伟人去世之中。他活着的意义迷失消解了。为什么？他留下一个无人能答的问题。有人注定为意义而活，我们都曾经这样为过，可是意义是会变的，会变得面目全非。但感觉不大会变。譬如醋，喝在嘴里是酸的。一阵说可以治感冒，开胃，一阵又说坏牙……等什么都不说了或者又从头开始说，我只记得它是酸的。
知青的意义是什么？所有的意义都说过了。人们已经懒得开口。但每一个当过知青的人都会记得那滋味，牢牢地记得。
（高红十，196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去陕西插队，1972年到北京大学读书，1975年第二次去陕西插队，1979年离开农村，1985年回到北京，现在《法制日报》社工作。）
难忘的岁月
我当年插队的村庄，是山西省山阴县合圣堡公社西双山大队，位于雁门关以北的黄花梁山南，山北就是著名的古战场金沙滩。这里距北京只有七、八百里，但气候干燥寒冷，无霜期很短，种的庄稼以玉米、谷子、黍子为主，还有春小麦、莜麦、糜子、豆类、马铃薯等。油料作物是胡麻籽，其他经济作物还有甜菜、白麻、小茴香等。全村120多户，500多口人，分为四个生产队。1968年12月我们进村时，年终结算刚刚完成，工分值4角左右。全村粮食产量14万斤，人均分口粮260斤，仅达到上级规定的最低标准，有的队还得吃返销粮。比起本公社其他几个知青点来，我们村的条件还算是好的，井水甘甜清凉，还有电灯。而滩地上几个村的知青，一进村就开始喝咸水、点煤油灯。
插队生活的第一个内容当然应该是劳动，进村以后没几天，我们就开始拾粪和打井。拾粪是轻活儿，两人一组，一人挑担，一人拿叉，村里村外，随便转悠，看见牛粪、马粪就叉起来放到筐里。后来听老乡说我们捡的大多是干粪，已没有多大肥力了。冬天打井可真是累活儿。男生用镐刨开冻土，女生沿一条很陡的通道把土挑到地面。后来越挖越深，无法挑土，只能一锹一锹把土扬到一人多高的台子上，再由另一人扬到更高的平台，直到地面。这活儿女同学已干不了，只好撤出了工地。井打好了，却配不上电机，一时无法抽水灌溉，老乡和知青们只好把满腔热情用于修筑引水的渠道。当我看见一位年轻后生一边用锹使劲拍着渠背，一边大叫“这就是咱村的‘红旗渠’！”时，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几年以后，我已回到北京，听说留在村里的知青到县里跑了好几次，终于弄来了电机。碗口粗的井水喷涌不止，引得外村的老乡不胜羡慕。
雁北的春天姗姗来迟。从三月底开始倒粪、送肥到田，直到六月初才能结束播种。北京谚曰“清明前后，种瓜点豆”，这里是“小满前后，种瓜点豆”。
从三月到十一月，知青们几乎学会了或至少见识了种庄稼的各种工序。每次初干新活计都免不了因为新鲜有趣而激动兴奋、议论不休。老乡们则以极大的兴趣观察、议论着知青。他们最喜欢会干活儿的，什么人哪种活干得好，一旦发现就积极宣传。久而久之，队长派活儿时就能做到“知人善任”了。
1969年老天爷有眼，全年无一重大自然灾害。秋后粗做估算，各队产量都能达到五万斤，人均口粮可达290斤、300斤。从九月底到冬至，打谷场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社员们三天两头聚到场上分粮食。除了最好的留做种子存入库房，其余全按人头均分下去，谷糠、麸皮概不例外。分粮时村民们几乎全体出动，许多平时见不到的人这时也露面了。那位大队出纳亦即掌秤人是我们一队的，姓李名树茂。李姓在村里是小姓，全村只有他们兄弟两户，住在村子最南端的院子里，但各队分粮食都少不了他。只见他和队长抓起一把颗粒仔细看着，又放到嘴里嚼一嚼，小声商量着，大概在确定该减去多少水分。然后就见各生产队出纳拿着花名册念人名、记斤数，大堆大堆的粮食就这样一秤一秤分下去了。从来没听说发生过什么纠纷。
知青从1969年秋收就开始和社员一样，靠自己的劳动所得维持生活了。
知青加入村民的经济生活以后，事实上处于不太有利的境地。村民们最主要的收入是实物。很多人口多、劳力少的家庭欠着队里的钱仍能按人头分粮食，造成全队分红不能兑现。不过账还是记着的，我离村两年以后竟收到同学们送来的40元钱。
我们村的知青，男生16名，女生13名，大多为66至68届高中生，分别来自北京教学质量最高的中学。在生活条件与北京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几乎人人都表现出极强的适应能力和吃苦耐劳精神。其中原因我想并没有多么复杂，无非是面对现实的态度和六十年代革命理想主义教育的惯性使然。如果没有上山下乡的大潮，我们当中大概不会有人像邢燕子那样自动到农村落户，下来以后表示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只是凤毛麟角。换句话说，大多数人乃随潮流而动。自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停课闹革命”，失学无业的生活令人厌倦，这种情况也促使同学们接受了下乡当农民的现实。我村知青的一句口头禅“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表明大家并没有认可“接受再教育”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人已经到了农村，现实与城市生活和学校教育完全脱轨，没有任何人能预见未来的前景，那么指导知青的行为准则无非就是传统的思想教育武器——理想主义了。我总感觉我们村几位男同学很像“职业革命家”。另一种类型则表现为积极地投入劳动，他们似乎有使不完的力气，希望实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种气氛对体力不太好的女生无疑造成一定压力。到了插队的第二年，两位女同学响亮地提出了自己的口号：“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还制订了具体措施，宣布实行“半工半读”，即每天下地干活半天，另外半天在家读书学习，在她们的启发下，我制订了自己的原则：凡是能胜任的活儿，从播种到秋收，都积极出工，最起码应对得起分的那份粮食；长达四、五个月的冬闲可用来读书学习，访问朋友；凡不能胜任的劳动，则拒绝出工。这类活大多与土方有关，如倒粪、挑粪、挖渠等。这么一来，女生们常能从队长那儿拿到些轻活儿，如看机井、磨面等。我们一队队长还把女知青、本村姑娘和愿下地干活的老人们编成一个组，必要时单独安排活计。我曾有过好几次放单飞：一个人锄一块集体没锄完的地，或端着半盆化肥单独撒一块地。队长知道我能认出来队的地，更不会把化肥撒到知青自己的菜地里。
如果有人问我下乡插队的最大收获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最大收获是在世界观形成时期真正认识了中国社会的现实，以至后来再也不会接受“左”的思潮，对农业社会的运行法则了然于心，并且有幸接近了大自然。插队生活结束以后，我学习、工作的地方不是高等院校就是文化科研单位，但是农业社会的运行法则还常常起作用。
如果有人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给农村带来了什么？我讲两个例子。下乡后第二个锄草的季节，我们发现这一年地里的草普遍不像第一年那么多，锄草的活儿干起来轻多了，有些地块锄第二遍时，杂草就很少了。我很快得出结论：1968年的夏天，老乡没有好好锄草。后来我有意识地了解我们下乡以前的情况。老乡们反应最强烈的是，文化大革命使他们失去了三年困难以后允许他们开垦的小块地（收获完全归己），彻底地吃大锅饭使他们失望以至于消极怠工、吃返销粮。知识青年的劳动热情唤起了他们对更好的生活的想往。
民兵指导员兼“赤脚医生”是我们下去时刚刚从公社中学回乡的知青，村里最年轻的干部。同屋女生请他打过几次针，我们对他的信任很使他感动，有一天他说，我们没来时，他总觉得自己和村民不一样，是有文化的人，说不定哪一天就会给他安排工作，当工人或当干部。“直到你们来了，我才知道没有这事了！”我很少听到村民表达他们的个人愿望或是幻想，他的话使我惊讶，没想到我们下乡还会产生这样的效果：迫使农村青年认同自己的命运。
日与那年以往平淡沉闷的日子并无不同，但第二天发生的历史事件却使我对它的记忆变得突兀鲜明、令人难忘。雁北的秋天和北京一样，是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这一天，大朵大朵浓浓的白云镶在蓝色的天空。我一边在坡地上割谷子，一边惋惜干透了的庄稼叶子把衣服的前襟磨得伤痕累累，突然感觉不太对劲儿。由于黄花梁山北有一处空军军用机场，我们常能看见飞机并视为一种难得的享受。但那天的飞机飞得特别低，尖声呼啸着擦山梁而过。几天后，村里的年轻后生们起劲地议论着机场上的怪现象：陆军开进机场，跑道上堆满了汽车、旧轮胎。他们还说到山顶上就能看见……半个月后，同室一女生从北京回村，说今年“十一”不搞庆祝活动，也许有什么事。10月3日是中秋节，没过几天，只见男生们心急火燎地往北京跑，回来以后，大伙儿全都凑过去，关起房门大谈特谈9．13林彪事件。那一年的秋冬之际，知青中的串门之风大盛，且有发展到村与村间之势。冬天到了，公社派来干部传达了正式文件。一个多星期以后，村大队长找到我，说上级要求还得给妇女们传达一次，他已经把妇女们召集到队部，让我去念文件。我一听，急忙推辞。他见我推辞就支支吾吾说了几句话，意思好像是怕自己念错了。大队长在村里威信很高，我对他媳妇很有好感，终究心里不忍，就跟他朝队部走去，心想还可借这个机会再仔细看一遍文件。坐在队部温暖的土炕上念文件和供批判使用的材料真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念得我心惊肉跳，口干舌燥。我偷眼四下看一看，只见妇女们有的捻羊毛，有的哄孩子，满屋子人大概只有两人最认真，一是我，再就是大队长。他靠墙坐在炕沿儿上，低头认真听着，表情严肃，时不时地点点头，似有所悟。
记得1970年的秋天，正是第二次分西瓜的时节。一天晚饭后，队里在小学校召开了社员大会，有关干部讲完话即将散会的时候，坐在后排的一位男知青激动地让大家别散。他说一位男社员到我们一队的瓜地里，不顾看瓜老人的阻拦，强行吃瓜，先后打开十来个瓜，边吃边扔，蛮不讲理，要求处理这件事。他话音未落，那位社员就火冒三丈，大声表白绝对没有此事，说知青在造谣，让他到教室外边比个高低……，这时有人提出让一队队长出来说说有没有吃瓜。只见队长刘玉章硬着头皮走到讲台上，在明亮的灯光下，翻来复去说了半天也没说清吃没吃瓜，脸上的汗流得比白天身先士卒地带我们干活儿时还多。我本来就深信知青不会造谣，现在看到队长这么为难就更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这时，教室里的气氛十分紧张，谁都不知道事情下一步会变得怎样。僵持了一会儿，我忽然提出：“这事让大队干部下去解决吧！”恍惚中只觉得那不是自己的声音。不过话音一落，气氛立刻缓和了，人们三三两两走出教室四散而去。过了一阵子，我听说吃瓜人到煤矿上当工人去了，才慢慢踏实下来。那位知青则在高考制度恢复以后考上了法学研究生，我听了觉得很对景儿。
1970年秋天还发生了一件与知青、老乡和公社干部都有关系的事儿。只是这一次我已能坦然面对，不那么紧张了。那天，几位公社的年轻干部拿着麻袋和一杆大秤忽然走进知青宿舍，一进门就动手把砌了薄薄一层水泥的粮仓里的玉米粒装进麻袋过秤，过完秤又都倒回粮仓，折腾了半天什么也没说就走了。中午吃饭时知青们议论纷纷，说咱村好不容易多打了点粮食，公社就怀疑在搞瞒产私分，抓不着证据就拿知青开刀，看来，谁都知道知青的家当最好查。还有人说我们当时就应该抵制公社干部的这种行为。当天晚上，大队书记破天荒第一次来到我们宿舍，非常客气地说想借一秤玉米。我一听就知道与白天的事情有关，我早知村干部不是那么好捏咕的，二话没说接过秤，撮了一秤玉米就让他拿走了。后来听说这秤玉米在队部的热炕上烤了一天一夜，再一称份量少了9％，瞒产的事儿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知青与村民相处久了，互相都有所了解。知青对干部有意见，无非认为他们保守，不具开拓性。那时的知青还不懂农业问题的解决，光靠农民自己是不可能的。大家真实的心情实为对农民困苦生活的无限同情。听说20来岁的小伙子没坐过火车（村西18里就是北同蒲线北周庄站），三、四十岁的妇女没进过县城，知青们都摇头叹唏不已。
村干部和老乡对知青的体恤同情，我所经历的莫过于大队支书的一番话。当时我已被推荐上学，检查身体那天，在县城大街上与支书不期而遇。支书说了很多话，大意是村里的干部和老乡们现在都挺为知青着急，希望知青们能顺利“走成”（指离开村庄）。去年冬天为争一个招工名额，三个知青到公社互相告状、说坏话，这样对谁都不利。希望这次上学能有人成功。听到这里我恍然大悟，原来村干部们对知青的坏毛病也看在眼里，只不过不说罢了。支书接着说，村干部们也看出来了，知青们的家庭包袱很重，他们在一起议论过这事，认为知青的父母们都是参加了革命工作的，即使犯过错误也和村里的地、富不一样……，我边听边点头，控制着内心的惊讶，一句话也说不上来。
我于1972年5月经推荐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在北大校园里我多次遇见去山阴县招生的张晓恒老师。他对我说，我这次能上学全靠贫下中农的推荐，应该感谢他们。
（胡志宏，1967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到山西农村插队，1972年回北京，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工作。）
我们曾经认真的追求过
日，我和同学们启程去黑龙江农场屯垦戍边。也许由于是第一批自愿报名去的，走的人都很坚决，送的人也都情绪激动。那天的火车站真是盛况空前，大幅标语铺天盖地，从车站外面一直贴到月台上……我们早早上了车，放好了行李，与送行的人话别。两年了，经历了停课、造反、串联、武斗、复课的中学生们，处于红卫兵、黑五类、“四三”派、“四四”派、“逍遥”派等数不胜数的各类组织中，在几乎每一个人都认真地参与、追求、奋斗之后的这一天，派别、组织已变得不那么重要。
开车铃响了，车上车下突然爆发出一片哭声，我们的手紧握着，很多人跟着火车奔跑，人人热泪盈眶，有的甚至号啕大哭……我想如果我们乘坐的不是火车而是轮船的话，它一定会在这一瞬间向岸边倾斜甚至翻船。
带着对新生活的憧憬和献身边疆的热望，我们开始了漫长的旅行。青春年华的我们陶醉于沿途的风光之中。正逢盛夏，广袤的东北大平原一片沃野，郁郁葱葱；浩浩荡荡的松花江一泻千里，两岸江草摇曳，江心水鸟成群。那时候，没有人会想到，我们已踏进漫长的五年、八年甚至十年的农村生涯，寒冷的气候，艰苦的劳动，对前途的怀疑、失望及对自己的彻底的否定……这一切正等待着我们。我们中将有人会挨饿、会受伤、会残废、会死亡甚至会自杀。这些同车站上的情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后悔？遗憾？愤怒？还是自豪？即使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多数人的心情还会是复杂的。但在那一天表现出的青春的活力，生命的活力，群体追求的巨大感染力，恐怕也只有经历过那一幕的我们才能体会和记忆了。
一、最初的生活
我去的生产队在黑龙江省绥滨县，北临黑龙江三十里，南距松花江七十里，标准的三江平原。我们队刚成立一年多，黑油油的土地不用上肥，麦子全部是密植，几乎不长一根杂草。种地、收割全是拖拉机、康拜因，自然那麦地、豆地就长得望不到头，垄有五、六里地长，光扛着锄头跑也得差不多一个小时。北边一眼望去，可看到黑龙江江北的群山。南边，站在高岗上，可以看到松花江南的卧虎离山。
刚去的第一年里，我当了牛倌。记得有一天我下工回来，忽然发现宿舍一角有只小牛犊卧在那里，还直叫唤。问牛倌小彭，他说小牛腿断了。我找队里的卫生员要了点儿碘酒和纱布给它包上了，小牛疼得一抖一抖的。我又端来一盆早上剩的豆浆，它居然一口气喝光了。以后，我每天给它打点儿草，放盆水，小牛的伤居然一点点好起来了。但等伤愈后却不会站立，更不会走路，小彭是个从四川来的农村小伙子，他说的很干脆：“杀了吃肉算了！”为这句话我有几天很讨厌他。我们一定要让小牛站立起来。我们搭了个简易架子，把小牛放上面，让它的腿伸直，刚刚够到地面，可以练习站立。慢慢地小牛居然能站、能走、能蹦能跳了，后来终于回到了牛群。这事使我对放牛发生了兴趣。我想，赶牛只有两个人，每天在大草甸子里转游，一定很有意思，我串联了同来的北京知青小沙，一同找连长。连长开始不同意，“哪有两个丫头放牛的？”但经不住我们三番五次的请求，又赶上上级要人去抚远修路，队里人手不够，就把两个男牛倌派去修路，让我们接替了牛倌。
放牛确实比下大田干活自由浪漫多了。三江平原的盛夏，日照时间特别长。早上2点天就亮了，晚上9点天才黑。我们一天出牧两次，早上3点到9点，下午4点到8点。每天早上，天刚亮我们就起来了，拿上鞭子和一个馒头就出发。牛圈在离队里2里地的一片柞树林后面，清晨的林间小道寂静又神秘，路边枝叶浓密，小路弯弯曲曲，常使我想起小时家里挂过的一张苏联的油画，名叫“远方”。那画中总有那么一种伤感的俄罗斯风情流露出来，打动着我的心。
清晨的草甸子是很美的，草上挂满了露珠，开满了一片一片的小花，牛群静静地吃着草，只听一片刷刷的声音。草甸子中间有两个水泡子，瓦兰的水面上时而有一两只白天鹅。水泡子边上的草丛里也常常能捡到野鸭蛋。北面的小山上是鹿场，清晨时常常能听到山上传来的鹿鸣。再往远处，在鹿场和叫作团林子的树林之间，隐约可见场部的烟囱，还可以听到预报节目前的东方红乐曲声。我们常常陶醉在这画一般的自然里，于是就放开喉咙唱个不停。小沙是真正的女高音，伴着这牛群、野花、兰天、绿草，那歌声就显得更高扬、更悠远。那是一天中最美的时候了。下午，天很热，草甸子上蒸腾着地气，像烟雾，像蒸汽，挡住了远方的地平线，使远处的房屋、树林都变了形，看起来飘飘荡荡的。牛们照例是专心地吃草，我们有时不愿意跟着它们走，就拿本书，爬到一棵高大的树上去，坐在树叉上，看一会儿书，再看看牛群，直到它们走远了，快看不见了再追上去。
放牛时，我们常常看到马群，是我们队旁边的牧业队的。两个小伙子放马，一个是本地人，我们叫他“小马倌”，另一个是上海知青，我们就直呼其“上海人”。他们的坐骑很棒，小马倌的坐骑是一匹紫红马，个子不大，跑起来蹄下生风，还特别会赶马群，尤其会主动去赶那些离群的马。上海人的是一匹大白马，高高大大的，通体雪白，特别漂亮。马群以吃草料为主，放牧只是让它们撒欢儿，所以每天早上来的晚，下午又走的早。比牛群享福多了。那时的年轻人，见面就熟，我们经常坐在路边的树林边上聊天，眼盯着草甸子里的马群和牛群，看看跑远了就去赶一趟。我曾在大串联时到过解放军骑兵团，跟战士学过骑马，自认为会骑马，就忍不住要骑。小马倌一开始不干，拗不过我就给我一匹光背马，说“你要能上去就让你骑。”我从没骑过没鞍子的马，性急之中按牛倌小彭教的骑牛方式，抓住马鬃一偏腿就上去了。那光背马不干了，疯跑起来，它口中没有嚼子，我真奈何它不得，只好夹紧马背由它去。眼看跑到水泡子边上了，我以为它会冲进水里去，谁知它猛的站住了，我差点儿从它头前栽下去，真够捣蛋的。后来我也加入骑马队伍，有时赶赶牛，有时赶赶马，省了不少跑腿的劲儿。
夏末秋初，草原开始收获了。有一天我让小沙去放牛，我和好友小华一起骑牛去瓜地捡“剩落儿”。虽说瓜地已罢园了，看瓜的老头儿也已回家，但偶然还能看见熟透了的香瓜和西瓜，我们决定解解馋。去了不一会儿我们就捡了两大包，骑上牛一路小跑回到了我们的聚集地。小马倌和上海人也到了，我们五个人大吃了一顿，又神吹海聊了一通。小华先回队了，马群也要回家了。上海人刚骑上马，那大白马不知为什么突然疯狂地跳起来，上海人一头从马上栽下来，脚还套在蹬子里，手拉着缰绳，被马带着在地上摔打着，我们都吓坏了，又不敢动。小马倌叫着“脚蹬子！放开脚蹬子！”终于他的脚离开了蹬子，马一溜烟跑到马群里去了。我们把他抬到路边，他闭着眼一动不动，衣服都碎了好几片，不会是脑震荡吧？怎么办呢？
后来还是由我同小马倌一起把马群赶回去，要了一辆车把仍然昏迷不醒的上海人拉走了。听说他后来回上海看病了，我们后来再也没看到他。
送走了上海人，我和小沙赶紧奔向牛群，走近一看才发现原来我们错把草垛当成了牛群，而真正的牛群却不翼而飞了！那些草垛一堆一堆地放了几天已变成了棕色，远看真像牛群一样。当时我就觉得头一下子大了，牛倌丢了牛，这算什么事！拼了命也得找回来。我们拚命地跑上草甸子东边的高岗，极目望去，夕阳映照下大草原披上了一层金光，大大小小的水泡子，一片一片的树林子，更显得寂静与沉默，不仅没有牛，甚至连鸟也看不见，似乎一切都静止在那里了。
天暗下来了，我让小沙回队里去报告，顺便打电话问问周围的连队是否看见牛群。我自己顺着牛群可能走的方向，东找西寻。西山，那是全场埋死人的地方，偶而有一两片白骨露出来，我壮着胆登上了山顶，西山南边又是一片子草甸子，可惜还是看不到牛影。从西山下来天就黑透了，月亮升起来，照得周围明晃晃的。经过了公社的地呛子（看地的人住的窝棚），眼下显然没人住。我正想着是否先回队去，反正什么也看不见了，这时突然发现林子边上黑压压的一片，正是牛群！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高兴昏了，抱着打头的老黑牛，眼泪都快出来了，它却只是“哞”地叫了一声，照样咀嚼着。
当我顶着月亮把牛群赶回去，已是夜里11点了。队里却是空荡荡的，队长说全队兵分三路出去找我了！后半夜找我的人打着手电，提着马灯，浩浩荡荡地回来了。小彭一见我，就咋呼起来：“你叫我们好找哇！每个草棵子，树窟窿都找遍了。我以为你叫狼吃了呢！”我只是不住地道歉，心里好感动，好感动。
后来，真正的秋天来了。田野里一片收获景象。杨老板、小彭赶着大车运回满车满车的玉米棒、高粱穗；康拜因像远洋巨轮行驶在豆海中，铁牛突突着，金灿灿的豆子在场院堆成了山。老职工家家都丰收了。小辣椒、干蘑菇、红姑娘儿、榛子……一串串、一堆堆地，琳琅满目，五光十色，真是令人兴奋的季节啊！
草原也变了。秋风阵阵，从早到晚不停地吹，牧草在风声里哗啪作响，渐渐变黄了，昔日翠绿的小柞树叶干枯了，卷曲了，变成了棕红色。秋风凉。每天我仰望长空，南飞的大雁排成一字或人字形，嘎嘎叫着飞向远方；有时我搜寻草原，狍子成群结队地跑过，听到声音就站住回顾着，不知在寻找什么。那瑟瑟的秋风常常使我感到莫名的伤感、悲凉、孤独又无可奈何。
秋雨下起来了，一下就是十几天，淅淅沥沥，连绵不断。队里的院子变成了大酱缸，泥潭深到膝盖。农工排的知青们在雨天不是学习，就是在宿舍里玩。我们的牛和我们可惨了。牛圈也成了泥潭，牛只能站着。好在牛们也讨厌那大泥坑，一打开门就自动走出来。冷风卷着枯草在草甸子上滚动着，风夹着雨，雨和着风，密密麻麻地打在脸上，又顺着雨衣流到地上，天不好，草渐渐稀少了，牛群也不老实了，有时顺着风一跑就是几里地，我们得拿出学校里练中长跑时冲刺的劲头，才能拖着沉重的雨靴追上它们。马群已很少来了，有时来了也是呆一会儿就回去了。我们已无暇聊天了，牛群似乎感到了冬天的临近，拼命地吃草，一卷一大片。老杨头建议砍树枝垫在牛圈里，地面就不会下沉。于是我去砍树枝。牛圈旁边就是树林，树条子有的是，只是一砍开了，树丛中的蚊子就来了，嗡嗡地像来了飞机，头上、脸上、耳朵里，到处都是，打走一层又来一层。北大荒的秋蚊子特别厉害，一来就是密密麻麻一大片，像洪水一样滔滔不绝，像蝗虫似的遮天蔽日，是有名的秋老虎。我用衣服包住头，只留两只眼睛，咬着牙拼命砍了一大堆，算着够了，再也忍不住了，一蹦一跳地逃出了树林。出来一看，好家伙！两只手上布满了又厚又硬的大疱，还淌着血，肿得像两个大胖馒头了。
再后来，冬天到了，第一场雪下过，草甸子就变成了雪原，冻雪有两尺厚，人站在上面像站在岩石上一样。每天上午我们把牛群赶到远远的收割过的豆地里去吃撒在地上的豆子，下午再去赶回来。牛们居然还都胖了些。有一天我一人去赶牛，回来的路上后面跟来了一只狼。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这样近距离地遇到狼。那家伙个儿真大，毛色发红，尾巴巨大无比，跟我只有几米的距离。我手里只有一根鞭子，心想它要是上来就只有用鞭子跟它斗了。牛们自动地调整了队伍，小牛犊在中间，大牛在外面护着，还有几个小公牛，长着尖硬的犄角，自动走在最后，时不时回头盯着那只大红狼。当地的老人说狼怕小公牛，以前曾听说过有头小公牛用犄角把狼的肚皮撕破了，看来是真的。那狼很谨慎，在后面紧追不舍，偶尔想扑上来，又缩回去了，这样僵持着走到了连队西边的大道，已经能看见队里的房子了，那狼终于放弃了进攻的念头，撒腿跑掉了。我也出了一身冷汗。
二、后来的生活
1969年冬天，珍宝岛打起来了。我们那里形势也变得紧张起来。战备动员一个接一个，我们曾有八个月的时间一级战备状态，就是说晚上睡觉不脱衣服。我们还住在一个旧土坯房子里，房顶上还有几个洞。晚上，全体穿着衣服钻被窝，烧着热炕也不觉得暖和。被子拉到头上，但头皮上还能感到嗖嗖的冷风。即使没有一级战备，我们也不可能脱衣睡觉了。
那年冬天组建生产建设兵团，我到农工排当了副排长。随之而来的大批判很是惊心动魄，就像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一样。连里的老职工全体被排队，像筛筛子一样一个一个地过，出身不好的，历史上有说不清楚或某个时期无人证明的，一律挂起来，一个一个调查。在知青眼里，老职工中有的人神秘得可怕，极可能是隐藏的特务什么的。仅有的两个老职工党员都被挂起来了，只有知识青年是可信任的。有一次，我和另一个北京女知青一起外调，去的庄子离我们连有100里地。第二天回来时赶上了大烟泡，零下36℃，那风抽在雪地上，抽起了一片片雪雾。我们顶风走了18里才搭上去绥滨县的马车。同行的伙伴的耳朵冻出水泡了，哭了，记得回队后，我还骂了她，嫌她娇气。
大批判搞得知青与老职工关系很紧张，知青自己也分了帮派，很有誓不两立的劲头儿。我们学校的一个男同学被打成了反革命，因为同窗几年，我和同学小金一起去看他。他被监督改造，在一个大坑下挖土，我无法同他讲话，临走只托人带一张字条给他，也只写了一句让他好好劳动的话。后来我被不点名批判为“同情反革命”。而“反革命”的他，也放出话来说不知我去他们队干什么，弄的我也糊涂了。若是真的“同情反革命”，为什么不采取行动？若不是同情，又干吗要来回走上四十里去看他呢？
大批判慢慢冷却下来了，人们之间的隔阂在逐渐消除，有的变得相当融洽，所谓真正的边疆生活是从那时开始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草甸子绿了又黄了，白了又黑了，没有了政治运动的刺激，生活变得平静了，也露出了它的真实的面目。我们从知青变成了真正的农业工人（或兵团战士），每日在大田里辛勤劳作，一年一年的没有尽头，这种生活才真正地改变着我们。
大田里的劳动既枯燥，又容易习惯。春天我们给玉米苗锄草，一条垅很长，走也走不到头。夏天麦收，我们给康拜因打道。有一两年麦收时下了连阴雨，我们卷起裤腿，水到膝盖，站在水里捞了一个星期的麦子。秋天的活主要是剥豆子，虽然也是给康拜因打道，却累得多。我那时当排长，干活必须打头，有时几里长的一条垅一咬牙就一口气割过去，不直一下腰，因为若要直起来，就再也弯不下去了。冬天主要是在场院扬场，装袋，装车，剩下的粮食做囤。这时最叫劲儿的就是扛麻袋了，装车的麻袋一袋标准180斤重。连长本来不让女生扛麻袋，但看看我们还行，也就认可了。但我的一个同学因为扛麻袋压坏了腰，留下终身残疾。
除了大田劳动，每年夏天我们要去绥滨县城卸一次煤。坐上铁牛，开七十里地，一路上大家都很兴奋。县城靠着松花江边。夏天，宽阔的松花江水涨得很高，几条运煤船就停在岸边。那时全团的人几乎都来了，可以见到别的连的同学，自然又是一番亲热。运煤的活儿又脏又累，要从深深的船仓下面扛着煤走上高高的之字形跳板，直到岸边的煤堆顶上才往下倒。一船煤全部堆在岸边，像一座小山。最惨的是在船仓里装袋子的人，那仓里又闷又热，所有的人都是浑身透湿，过半个小时就得换人，否则真要晕倒在里面。卸煤虽累，却很吸引人，休息时眺望遥远的江对岸，中午吃过带来的馒头，我们还可以到江里游泳。所以卸煤等于我们一年一次的远游，大家都抢着去，干得快时，还可以在绥滨县城逛一下，买点儿什么。我们生活变得单调了，日子变得千篇一律，越来越长，曾有过的轰轰烈烈的日子已经逝去。一年冬天，晚上我们正在点着油灯的食堂里喝老窝瓜粥，忽然连长叫我和另外两个人出去，我们坐上铁牛一直开到两三里地外的一块豆田里，那里发现一具尸体。那人看样子是个知青，估计已死了两三天了，天冷，没变样，是康拜因割豆子时发现的。死前似乎做过一番挣扎，周围的豆子倒了一大片，脸上已被老鼠咬了几个洞，看着怪吓人的。我们猜是我们西边20里的新开荒队的知青，从团部经过我们队回去，却不知是由于什么原因死在这里。那是我第一次面对面见到的真正的死人，心里确实有些害怕。连长给团里打了电话，说让我们看着，第二天来人。那晚上我们几个人点了一堆火，看了一夜。看我和另一个女生有些紧张，老杨头说：“人死如灯灭”。这句话深深地触动着我，那里面的真实、冷酷，使我终生难忘。第二天团部来了一辆车，我们帮忙把他抬上去。那时我禁不住又看了一眼，心里充满着一种心酸，而团里来的干部还在大讲什么阶级斗争新动向。
1970年到1972年是我们最为沉闷的日子，惊心动魄的时光一去不返了，即使那日子再回来，我们似乎也不再感到惊心动魄。大批知青开始回城探亲，粮食越来越少，有时只有发霉的玉米面吃。这一阵最重要的事情是谈恋爱。早在1968年有一个北京女知青与一个本地青年好，挨了不少批评，最后调走了。但到了这几年，兵团开始号召扎根边疆，可知青已开始逐步回城了，有办了病退的，独生子女办困退的，家里有后门当兵走的，回老家找当地农民结婚的，剩下的人就格外空虚，不知自己剩下来是什么结局。团里大喇叭每天都有知青扎根边疆的典型报告，过一段就有一个巡回报告团，都是决心扎根的知青，慷慨激昂一番。连里也是如此，所有谈恋爱的都受到好评，成为扎根的模范，而单身汉们就受到种种怀疑，知青中仅有的几个党员也全是有对象的，我们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1971年冬天我得了失音症，因为一场感冒，就一句话也讲不出来了。过了几个月，仍不见好转，我就回家了。那时对兵团的前途几乎失去了信心，我让爸爸想法送我当兵去。1972年11月，爸爸和我到了四川大竹县，那里在部队医院当政委的伯伯似乎有办法让我扔掉兵团户口当兵。四川的秋天或阴或雨，有时沉闷得难受，而且那医院的当兵生活也令人生畏。我认识一个小女兵，每天烧水，值班，当兵一年没出过县城一步。过了几天，伯伯说，今年的征兵因为林彪事件推迟了，让我留在那等一两个月。我虽有当兵的强烈愿望，但我无比怀念北大荒的草甸子，多么宽广，多么自由。爸爸说，回去了可不能再来了，就得回北大荒了。我说，再也不当兵了。就这样，我和爸爸告别了大竹，经万县，坐船出三峡，一直到了郑州，才碰上了出发以来第一个大晴天，那晴朗朗的天空真让人心旷神怡。后来我多次回忆起这一段时光，我想，即使我后来没有上大学，在北大荒再坚持三年，恐怕我还是要选择北大荒，我的性格似乎已经造就，已无法适应严格的军人生活了。
1972年的冬天显得特别凄凉，似乎天总是黑的，宿舍里的同伴越来越少，除了探亲不归的，就都在老职工家玩，或不知在哪谈恋爱。终于有一天出事了，连里一个北京女知青不知怎么搞的怀孕了，所有的人都很惊讶，都很震动，都很迷茫。原来，谈恋爱不仅仅是帮忙干活打饭，一起吃一起玩，还有更深的内容。那女孩一夜之间成了众矢之的，自己也无脸见人。她干脆托人把她的东西打个包捎到团部医院，坐车回北京了。后来听说她生了个大胖儿子。从那以后知青们就开始了更为实质性的转变。相好的几对干脆结婚了，连里给分了房子，像真正的老职工一样住家属房，门前有鸡圈。冬天一家一车豆杆当柴火，进门是个大灶，里屋一面炕，小炕桌一摆，盘腿坐炕上，与当地人没什么两样。与我一同放过牛的小沙同她本校的一个男知青结婚了。但知青夫妇的生活可不像老职工那般滋润，没有鸡鸭猪狗，没有墙上的红辣椒、干蘑菇。
我们这批单身族中不少人还在读马列，对现实无所适从，扎根对？还是不扎根对？自己也说不清。虽然我从小读了不少有关北大荒的书，“雁飞塞北”“大甸风云”“老兵新传”……但却无法把今天的现实与书中故事联系起来。理论上认为应当扎根边疆、脱胎换骨，而实际上却无法想像自己将在这里生活一辈子。有人想给我们找对象或自己来找，但看我们都是一付刀枪不入的劲儿，也就作罢了。那时我们的理由是扎根边疆不只是过日子，应当在边疆干一辈子革命。但革命是什么，谁也说不清，眼下是没有革命，只有种地了。1976年，当举国欢庆打倒四人帮的时候，传来了一个消息：我的一个校友，兵团的扎根模范，由于不理解为什么知青全体返城而自杀了。其实她本人出身革命干部家庭，有着各种返城的优越条件，在兵团一直是最能吃苦，最肯干，最献身的典范。听到这个消息的人为她的以身殉情，都惊讶不已。
1978年以后，兵团改回农场，全体承包了，听说我们队的康拜因手仅在一年之间就变成了十万元户，那才是他们真正的前途。我们中间命里注定只有极少数人会留下来，一些真正致力于边疆建设的人和那些由于各种原因长眠在那里的人。
今天回想起来，让全国整整一代知识青年下农村，做农民，且要做一辈子农民，是多么不现实，又是多么残酷。二十年后，我们中的许多人成了医生、教师、学者、外交官、经理、大款、军人、外籍华人……我们在生活中朝着自己的目标奋斗，或多或少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有些成了社会的中流砥柱，栋梁之材。而当时即使在当地结婚、生了孩子的人，后来也几乎全体返城了，与当地人结婚的，不少还离了婚，有孩子的还抛下孩子，这种现实难道不够残酷吗？如果她们当年真的恋爱过的话。我想，结论只有一个，就是我们原本不属于那里，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到了那里，生活了一段时间，经历了一番磨炼，但是最终我们是要离开那里的。这似乎也是一种命运的安排。
但是，我们把我们人生中一段美好的青春留在了那里。我们都认真地追求过，奋斗过，付出过，尝到过艰苦、寒冷、饥饿，也体会过献身的崇高，收获的喜悦。我们也更深地尝到了这追求的苦果。许多人把自己的健康留在那里。七十年代后期，大批知青用各种方式返城了。但他们必须先在街道等待分配，分到街道工厂的也必须从二级工做起。可以说，在经历了5到8年的边疆生活之后，在带着身体的和心理的各种创伤回城之后，他们还必须重新开始，重新寻找自己的归宿，重新创造自己的人生，对于已经年近三十的人，这一切是多么不容易。但是大多数人并没有气馁，而是以“屯垦戌边”的姿态又重新开始。
我们这一代人是注定要经历一些磨难的。直到今天，回想当初，心情是复杂的，我们不会忘记那一段生活，不会忘记它给予我们的一切，其实我们何尝不应当感谢那些年的生活呢？它给我们打下了那么深厚的基础，使我们在后来的奋斗中再不敢停歇，不会犹豫，更不会低头。我想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永远不会忘记那段日子，只要他当时真正认真地生活过。
（张平，1967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到黑龙江建设兵团，1973年回北京，现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控系副教授。）
未雨绸缪大学梦
秋天，古都北京最疏朗明媚的季节，蓝天高远清淡。太阳艳爽迷人，西山平日若隐若现的剪影，突然就清晰、拉的干眼前，我与几个近期先后从兵团返城的女生伙伴，一身轻松的驱车在西郊公路上。这是日，距离我们共同下乡的日子—日，已经过去了8个年头。比一个抗日战争还要长的岁月，这其中酸甜苦辣的百种滋味、千般熬忍，也许只有长期下过乡的人以及他们的父母，才能够真正体味，现在，无论或早还是已经迟晚，是容易还是艰难，大家总算又回到了原先的生活轨道上，就想高兴一下子，于是约好了在国庆节，远离开城内的集会和喧嚣，到香山看红叶去。
骑着自行车，追逐谈笑，风儿吹佛着黑发，衣服在身后鼓起一个大包。此时，虽然我们已经不再年轻，是近30岁却连恋爱还未曾谈过的“老姑娘”，却浑身充溢着轻松与欢快。突然，一辆公共汽车从身后疾驶而来，长长的车身还拉着一节拖车，车内塞满了游客，那时的京郊公路远没有现在宽敞，车子经过我身边时，尾部突然一摆，后轱辘贴在我身上。右边是公路的边缘，一个跟头，我边车带人栽到了公路下边。当我翻身从地上爬起来时，汽车已经渐渐远去，摇摇摆摆地，一副苦无其事的模样。也不知道为什么，冲着那团渐远渐散的黄尘，我突然大喊了一声：“我不不想死呢！我还要考大学呢”！
在死神与我擦肩而过，并恶作剧地向我扮了一个鬼脸之时，我冲口而出的，也许正是人内心深处最渴求的愿望。这一瞬间，一个在我心中犹豫了许久的决定，瓜熟蒂落了。原来被我掐扼而死，想上大学读书的欲求，从未冷却凝固过，客观存在只是像岩浆一样在地壳深处吞吐翻滚，当地理气候合适时，就会冲天喷薄而出，击毁一切阻力。于是，我向伙伴们提议：组成一个复习小组，以迎接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国高校举行的首次招生考试。
但是，没有人响应我的提议。其实我也一样，大学统一招生的消息，父母早就告诉了我，并多次动员我再试试，我却保持着沉默。我出害怕，我怕的是历史的重复，怕被时代政治需要再一次戏弄于掌股之间。已经结疤的伤口如再一次遭创，那隐痛也许一辈子再也医治不好了。
1969年3月，我来到了内蒙生产建设兵团15团。这是内蒙高原上一片丰饶的土地，15团位于巴彦淖尔盟的五原县一带，是所谓“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后套地区。可是由于不懂生产和瞎指挥，不到一年，团里不但没做到屯垦戌边、自给自余，反而把原来的农场殷实的老底子也给糟塌光了。
内蒙生产建设兵团，是规模浩大的上山下乡运动时期，以国家所有制形式，吸收容纳了大量城市知识青年的全国五大生产建设兵团之一。它从基层连队开始，就由现役军人领导，对知识青年实行组织性、纪律性，整齐划一的正规部队的严格管理，个人没有一点自由。这不但在形式上，也包括对意识形态的严厉控制，比如我们连队就规定：不许看除“毛选”以外的任何书籍。
三年后有了探亲假，情况有了些变化，尤其是管理比较松懈的连队，不少知青从家里背了书回来看。我这时在团篮球队打球，社交面扩大了，也与人换了书来读。第一本看的是前苏联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盖达尔的中短篇小说集。这本书从前在学校时就读过，现在重读，则需要偷偷摸摸的，主要是利用晚上睡觉的时间。
我在自己的墙头钉了两颗寸把来长的特大号铁钉，上面搁一块小玻璃片，制造出一个平台。在这个还没有女生巴掌心那么大小的极简陋的灯架上，可以放一个玻璃瓶。我一般用蛤蜊油瓶子。蛤蜊油的油性比较大，是过去冬天用的擦手油。在这种只有半个小号墨水瓶那么大的瓶子，盖大却都是金属的，在上面用钉子砸一个眼，再穿一根用断了的鞋带，灌上点煤油，读书的基本条件就具备了。
当时知青们都睡炕，是通铺。睡炕一般人头冲外，只有我独特，头冲着墙。晚上，熄灯哨响后，劳累了一天的知青们很快就呼呼入睡了，我爬起来倚着墙偷偷看书。书中精采世界，我从前就很迷恋，现在再次铺展在面前：学校、老师、同学，五彩斑斓的校园生活，已久违远去了的一切，似乎又近在身旁，伸手可及。在这精神的王国里，我神游八极，尽享愉悦。常常一章读完，错眼再看身旁，一个个如春卷般的被窝，及探出在被窝外的小黑脑袋，我竟然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为何在此？等回过神来，知道刚才不过是书中的幻境，有时就掩卷闭目，回味反刍一番旧日美好的生活，有时则颓丧茫然，不知这似真如梦的逝日可还再能复返？
另一本印象颇深的书，好像是《牛氓》或者是《三侠五义》，总之没头没尾，断章缺页，油渍斑斑。借我书者是同连机务班的一个男知青，他告诉我说，那天他轮休，正读这本书时突然全连大搜查，情急中他无处可躲可藏，在突然灵机一动，当下把书胡乱卷了两下塞进了机油箱，等过后再把那书从油嘴里掏出来时，油还直往下滴搭呢。擦呀，晾呀，晒呀，反正这本书从此后每页纸都通体透明、油光泛黄。
把读书与今后前途、学业联系起来的契机，是在1972年露出一点倪端的。我当时正在五原县参加一场篮球赛，突然听说从北京来了大学的招生人员，就住在我们同一个招待所里，但是不许与兵团知青随便往来。远远望着这些来自家乡但已经十分遥远，仿佛天地之隔的人的身影，心里就盟出了一种渴望：我想上大学，我要读书！我希望自己能有一个专业或者一点特长，而这个专业或者特长无论是什么都行，只要它能往我已经像被虫蛀空了的脑袋里灌进一点知识，能帮我摆脱以最简单最原始的方式所从事的无效的劳动就行。这愿望朦胧而又细苦游丝，这冲动强烈而又怯生生的。当时的口号是：扎根边疆，干一辈子革命！生为兵团人，死为兵团鬼！上大学，好像天外之音，对我们可望而不可及。这一年，我们连走了一个小学6年级文化程度的天津女知青。
第二次探亲假时，我尽力搜索了一大摞中学教科书背了回来。我那时的想法还十分单纯和充满了罗曼蒂克，就是想学高尔基，在人世间这所社会大学里，靠自修完成学业。我顶名是个高中毕业生，但文革开始那年我只上到高一，最起码，我要把高中学业完成，做到一个名副其实吧。这时光有一盏煤油灯就不够用了，倚墙拥被而坐可以读闲书，却做不了习题，我需要一个类似书房的小小空间，还有桌子和椅子。一间约6米长4米宽的大屋，是10个知青除劳动以外的日常生活空间。每人在这间屋里所有的生活空间，就是她褥子所铺下的地盘。我紧贴北墙，塞外的冬天，这墙角常冒出丝丝蒙霜的冰凌花。我是个没火气的人，但北墙有三大“地利”之便。一是对北墙墙面的利用，我在北墙贴上了自购的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每当读书看报遇到有地理问题时我便去查看地图，借以复习巩固地理历史知识。由于地图连结着五大洲四大洋，喻示着关心国家大事，所以虽有些特殊却不犯“禁”。二是北墙高处的小窗台则被我利用了作书库或曰小书架，码放了一些教科书、习题集、草稿纸、笔等等。窗户上沿贴一张白纸（在后来，就挂上用纱布撕开的口罩做成的白“窗帘”），白天把这纸像卷帘似的放下来遮住里面的一切，外面看仍然是一堵白墙，无碍整体形象。三是炕沿、北墙，以及身后那个箱子侧面所构成的三壁环绕的“死角”。半尺来宽水泥沫面的炕沿是我的书桌，两只自制的小板凳摞起来就是我的椅子，只是时刻要记着别往后靠，别伸懒腰，也别左右晃动，否则极易从那上面栽下来。我借班长身份向保管员多要了点煤油，于是终于苦心经营造出一个能向隅面壁苦读的“书房”了。
每晚，不管同屋的人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忙乎折腾什么—写信、补衣、聊天、唱歌、洗洗涮涮，甚至发歇斯底里，我都坐在这里置苦罔闻、雷打不动，或是埋头看书，或趴在炕沿上做习题。我现在挺要命的颈椎炎、颈椎骨殖增生，估计就是那时落下的毛病。有音乐节目的时候，我也打开那只探家时，与教科书一齐带回来的5波段半导体收音机。买它，是因为北京电台首次开辟了一个英语教学节目，每日数次播出，我只能收听到晚上9点半以后的那次。少得可怜的音乐节目一播出，屋子里便安静下来。音乐是神奇的艺术，再不懂的人，也能假其给飘渺的心灵以片刻些许的慰藉。
1973年夏，机会终于来了。这一年，全国各大学公开从工农兵中招收大学生，并按周总理指示，采取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方法。我们团这年共有30个名额，按1：4的比例推荐参加考试。我有幸被连队知青们推荐，成为这1／120的一员。黄天不负苦心人，我考得相当不错，听说是全团女生第一名。但这距离迈进大学的漫漫长路仅仅是第一步，紧接着还有政审、体检、劳动表现、连队党支部以及群众的评议意见……筛子一遍一遍的过，据说当只涮剩40个人时，我仍在名额之内，但张铁生的一份“白卷宣言”，宣告了这次考试的无效。当“白卷”先生成为驰骋大学的英雄时，怎还会再有我等之辈的位置？从此我的情况便音讯杳无了。那几个月里，我夜夜做梦，都是徘徊在我报考的以清华大学为首的各个理工科大学的校门口，有时，则又好像被百般地推斥，几近那大门而终不得入。正所谓“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
终于有一天晚上，连队的有线大嗽叭里传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则新闻：今年全国招生工作已胜利结束，&&万从工农兵中招收的大学生正昂首阔步，迈进了大学的校门……。我当时正一个人在连队的操场上，残存着的最后一点侥幸希望被彻底粉碎，眼泪刷地就下来了，但本能又告诉我，绝不能在这哭。我强忍住泪，一口气跑到营区外干渠边的一片小树林里，这才放心大胆地任眼泪哗哗地下……。
这天晚上我没有去参加连队的晚点名，一个人在树林里尽情尽性地哭，哭得伤心伤意、悲恸欲绝，但又绝不发出一点声音。等我终于哭够了，我就仔细擦干眼泪，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走回连队，并立刻打盆水先了个头，以便能向人们解释：我是因为洗头时被肥皂水迷了一下，眼睛才红肿的。现在想想，一个人在极度哀伤、痛苦绝望至几不能自抑之时，却又仍能做到这么样的小心翼翼、工于心计，人的心理将是怎样被扭曲了啊！那又是一个多么残忍剥夺了人性的时代啊！而这件事，最让我感到不能忍受而又违心屈辱地接受下来的是：不久，连里交付下来一个任务：要我在全连讲用，自己是如何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扎根边疆，永不变心，正确对待上大学的。
这年暑假后，团部的学校要调我去做教师，我没犹豫就答应了。很简单，留在连队虽然明年仍有可能被推荐上大学，而两次被推荐，再涮下来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但被人推荐、被人挑选，也就有可能再一次被人涮下来或者被人顶替下来，而我，已经尝够了这种被时代和政治需要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任意戏弄于掌股之间的滋味了。后来，我从团部学校又到过师里的高中教师培训班，再后来返城进了工厂，虽然每年都仍然有竞争“工农兵学员”的机会，但我从此却再也没有报名参加过，正所谓“一年被蛇咬，十年怕绳”啊。
香山之行，使我终于说出了内心深处仍然痴迷于能进大学深造的梦想。我下决心即使组织不起来复习小组，也要一个人，以近30岁的年龄，再奋力拼搏一次。我想：考不上，那是自己水平不行，没什么可说的；如果能考上而不去试一试，使这也许是最后的一次机会失之交臂，那我会后悔一辈子的，至死不能原谅自己；而如果仍能像73年那样，能考上而又不录取我，那我今生今世将再不报考大学，再也不做上大学的梦了。老话讲：“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是天意，我是命中注定没有上大学的命的！
这年冬天，侍在朝阳区工人口片的考场内，环顾四周充满着自信眼光的小弟小妹们，我心中忐忑不安。我有能力与那些小我10岁的应届高中生们试比高吗？十年来，社会的整体应考水平的多高？我自己在这其中又处于何等位置？心中真是一点数也没有。
每场考试下来，自我感觉考的还不错。但是发榜时，一切却几乎就是1973年那次考大学的翻版。眼看着工厂已先后有十几人接到录取通知书了，我却音讯杳无。记得1973年后，每当探亲时，同车的旅客们听说我还是知青，常常闪着怜悯与怀疑的眼光说：“怎么还在农村，不是表现好的都已经推荐上大学或招工提干走了吗”？每次我都会低头沉默不语。生活早就教会了我，“成者为王，败者冠”，社会永远只承认成功者，尤其中国的文化传统，历来是鲜有能抚尸恸哭那虽然失败然而却尽力奋斗过的牺牲者的。
幸亏这时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在这年年底的全国人大、政协会议上，有许多代表提出了扩大招生名额的议案，认为十年来，积压了大批优秀人材，尤其是一些老高中生，文化基础好，又在基层锻炼过，只要稍加培养，四五年后就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建议在北京的各大专院校扩大招收一批走读生，这样投资不多，收益不小。指出在这次招生工作中，有“择幼录取”而不是“择优录取”的倾向，建议公开考分。
就是在这样的前提背景下，我有机会到区招生办去查对了自己的考试分数，结果不看不知道，一看还真吓一跳，在整个朝阳区的工人口片考生中，我名列榜首。数学得了个满分100分，单科成绩也平均近90分。招生办的同志惋惜地讲：你是个女的，年龄大，报的志愿还高，如果第一志愿不录取你，第二志愿还是个全国重点大学，人家早招够了。如果你的第三志愿是第一志愿你早就成大学生了。我楞在那里，懊悔莫及。上惯了好学校，从小养成的心高气盛的习惯，什么都要追求那个最好的。就是在社会上混了十几年，仍没能完全改造过来。我怎么就没学会在关键时刻，应刻能折一折腰，以委屈求万全呢？招生办的同志好心地表示：愿意帮我到报考的第三志愿医学院去说说，看扩大招生时能否把我招进去。
我几乎又跌落到绝望的谷底，一切都似乎又在重蹈覆辙。但我这人的性格就是这样，一条道不走到黑是不会甘心的。第二天，怀着微如烛火的希望，我又去找区招生办。没想到回答竟是：你报考的第一志愿：北京大学中文系已经录取你了！回工厂的路上，我脚步轻飘飘的，心儿膨胀开来，一种要飞起来的感觉。
当我终于坐在北京大学阶梯教室里听老师们讲课时，心里真是感慨万千。我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正上高一，本该1968年高中毕业升大学。然而当我1978年3月终于成为一名正式大学生时，已经比我应刻进入大学的时间晚了整整10年。这正是一个文化大革命的时间！也是我10年前下乡的时间！
十年，整整十年的时间！在人生的旅途上划了一个大起大伏的波浪形曲线后，我又回到了原先生活的起点上。而这是怎样的一个十年啊！它从我将满20岁到我将满30岁时。这正是一个青年精力旺盛，求知欲浓；血气方刚，事业有成的时间。是一个姑娘含苞欲放，婷婷玉立；瓜熟蒂落，婚嫁生育的时间。是一个人完成学业，初涉社会；求取经验，创家立业的时间。十年了，历史一瞬，人生一代。青春有否悔乎？！
（龚玉，1968届高中毕业生。1969年3月到内蒙生产建设兵团。1976年3月回北京。现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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