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的有户人家户口迁出去了，现在又回村子里建房子，就在我家旁边还跟我家抢土地，请问他可以回来建房_百度知道
我们村的有户人家户口迁出去了，现在又回村子里建房子，就在我家旁边还跟我家抢土地，请问他可以回来建房
就在我家旁边还跟我家抢土地我们村的有户人家户口迁出去了，现在又回村子里建房子，请问他可以回来建房子吗？如果不可以我们应该怎么做了
　如果该人已经将户口迁移出去，依法不能再在村里建房子，也不在村里实际居住，你可以向上述两部门投诉，就不再是村集体成员。　　建房子，需要土地和城建部门批准，该户应该没有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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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违法的，你可以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如果有一人的户口在他全家人的户口都不在你村子的集体户口上
他是全家人都迁走了吗？
应该是的，是又怎样，不是呢？他有一个儿子
最主要这个人太猖狂了，回来还敢跟我家抢土地，欺负我家
他有四兄第其他都在村子里，他爸妈跟小的，他有一个儿子，他们全家人都迁出去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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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你为什么不移民？
｜ 更新于 3月前
我是一定要移了，在这里连正常呼吸都不行了。以前正常呼吸指的是言论自由，现在是生物学意义的正常呼吸问题了。
你为什么不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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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715条回复
Tiny老大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啊？答案不是清楚明白且唯一的嘛？
所有的理由都是借口。
@ 那你说啊
@ 我认为“你为什么不移民”的任何答案都是借口。
@ 你移民么？
@ 我没有任何不移民的借口，所以我筹谋，计划，打算移民。
@ 哈哈，那就没问你啊
移民是必须的，但是我可能会换个身份在国内做生意，想想是多么2B的想法。
答案很明显啊，贫贱不能移
钱还没攒够
支持支持，我一朋友，毕业后在华外企工作4年，去年已经去了澳大利亚，成为那边公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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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创作长篇格式复杂的帖子，本站建议Mac用户使用，离线写好，贴入即可。我第一次听说三峡移民回迁，是北京奥运会的那年夏天。为了躲开京城的热闹，我从重庆乘船顺流而下。在奉节，我每天都会经过白帝城，爬上夔门峡的山壁，那里有一座八角亭，是长江上游最后的信号台。那年，三峡库区的水位还没涨到最高线。但从信号台望出去，江面开阔，仿佛一镜湖水，早已失去了往日的险峻。奉节的老县城几乎已全部淹没。新县城建在半山上，只不过几年，却已恢复繁华模样，街上人潮汹涌，广场上的露天茶馆找不到空位置。我问朋友，哪里来这么多人？他说，好多搬走的移民，现在都回来了，就住在城里。话题没展开，一晃就过了四年。直到2012年的春节，我才正儿八经去奉节寻找回迁的移民。听起来像大海捞针，但进行得却格外顺利。我找到一个，就能顺藤摸瓜找到下一个，然后是一个家族，一个村子。在这些人中间，方诗伟给我印象最深。他最后成为这篇文章的主角。在我写过的很多故事里，三峡人也许并不是最精彩的，甚至有点平淡。但我个人偏爱它，是因为我老家的县城也属于三峡移民的一部分。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和他们一样，并不是真的热爱故乡，只是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地平线·谢丁回迁三峡文/谢丁一方诗伟的人生中，最戏剧化的篇章是他离开家乡的时候。那是十年前的事了。这十年间发生的许多事都可以简单略过，既不精彩，也无特别的困苦，就像他人生中大多数时候一样，平淡，平庸，反正他是一点都不愿意对此说太多。但他高兴谈起日这天，天气像往常一样闷热。他带着老婆孩子，离开奉节县窰湾村住了多年的房子，到了县城的大南门码头。那个古老的城门在他出生前就立在那儿，几百年来一直是奉节老县城的标志性建筑。所有坐船出入奉节的人，都要从河滩爬上长长的石梯，穿过城门。方诗伟到了城门，看见往下几十米的梯子上，码头的任何地方，都站满了人。那天真是热闹。整个窑湾村的人都来了。有人打着红色横幅，有人帮着扛包裹，县电视台的，业余拍照的，从北京前来采访的。人群从四面八方赶来。方诗伟和他一大家子亲戚（六个姑姑和家人）最后一次穿过大南门，走下石梯，上了通往趸船的铁板桥。到处都是“悲壮而亲切”的横幅。检票口挂着“移民朋友您好”，轮船上挂着“舍小家，顾大家，为国家”。方诗伟的胸前挂着黄色的“移民证”。然后他们上了船，站在栏杆前，岸上乌泱乌泱的人。他的朋友、邻居、那些留守的人，无论认识不认识，都挥着手。老婆开始哭起来，他也红了眼睛。他说，“那就像拍电影一样，生离死别似的，谁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回来？”轮船驶出码头，开过窑湾村，又过了白帝城，进入夔门。老婆还在哭。他忘了在船上度过了几天，然后在江苏江阴下了船。一辆大巴车把他们送到浙江萧山。亲戚们在这里分手。大姑和二姑去了嘉兴，七姑和八姑去了坎山镇，六姑去了南阳镇。方诗伟和父母、哥哥、三姑，到了衙前镇四翔村。到村里的第一天，也很热闹。尽管大多数人说的话根本听不懂，但气氛仍是热烈兴奋的。村里为他们安排了四栋白色小楼，一楼一底。方诗伟和父母住一栋，哥哥住另外一栋，三姑一家人就住隔壁，余下一栋，则分给了陈彬，他也是从窰湾来的移民。装着所有家具的大卡车，已提前运到。他卸下结婚时置办的电视柜、小木椅，能带的都带来了。这个村子他是来考察过的。全家人决定移民后，方诗伟和哥哥专程到这里看了一次。当地政府安排了一辆中巴车，让移民们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看。他下车转了一圈，不到10分钟就被叫上了车。他留意到门前有一条铁轨。那天夜里，他没听见轮船的汽笛，却被一趟趟火车震醒。“我们感觉床在动，就像睡在火车里一样。”连日来的像演戏一般的人生终于结束。生活似乎又回到以前的平淡，但肯定又有所不同。在距离萧山市区20多公里的这个村子，方诗伟成为人们口中的“三峡人”——不过，这些都是十年前的事了。二似乎很难想象，第一批三峡移民已在他乡生活了十一年。多年前，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经出现在电视上，媒体的照片中。那时他们看起来都像在拍电影，哭着坐船离开，接着在一千多公里外的村子里，笑着接受采访。他们和领导握手，和当地人围桌吃饭，然后他们就从我们的眼中消失了。大约有120万人从三峡库区陆续离开。在修建三峡大坝之前，他们曾经是最接近长江的一群人，生活在水位175米以下的地方。起初，政府打算让这些人“就地后靠”，意思是从江边直接搬家到山上，但他们随后就发现这里的高山容不下这么多人。那意味着还要毁林开荒，在陡坡上种田，还可能造成长江流域新一轮的水土流失。所以没什么其他的理由，有些人必须离开。出于一种“合乎人性”的考虑，政府把外迁的选择权交给他们自己，但随后就发动所有的基层官员去动员村民。方诗伟的四姑就是窑湾村的干部之一，也许是为了做一个优秀的表率，他们一大家子都自愿选择外迁。但四姑一家人却是奉节城镇户口——政策规定，城里人不能移民。她成了方家唯一留守在故乡的人。做出这个决定，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对于长年生活在大山里的人来说，前往中国的沿海地区，往往意味着一种机遇。多年来，外出打工的农民已逐渐带回外面的见闻。虽然他们很少谈论自己在沿海地区的烦恼——但只要能赚到钱再寄回家，其他都是可以忍受的。他们给人一种深刻的印象：无论如何，那些地方充满了机会。这也是动员人们选择外迁的强大理由之一。至少，如果选择移民，你的人生就多了一个选择。不过，尽管大多数移民可能都因为这个理由而外迁，但细微之处还是千差万别。那是一种复杂的多种因素混在一起才会做出的决定。有人受不了自己的房产和田地消失在水下，宁愿有个新开始。也有人只是跟随村里的大流。还有人认为，每人三万多元的移民补偿款是个巨大的诱惑（尽管他们声称后来并没有拿到这么多钱）。但总之，在面对电视镜头时，他们都学会用同一种腔调，说“这都是为国家做贡献”。比起外迁移民，那些留守的人更是悄无声息地就搬了家。在整个中国，最著名的三峡移民钉子户是个叫张秉爱的农村妇女。她出现在一部出色的纪录片中，以一种固执的姿态试图抵抗搬迁。在湖北秭归，她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土地，经年累月和那些前来动员的干部们对峙。但在移民潮的最初几年，类似这样的抵抗不仅显得无力，而且许多人认为根本没有必要，因为从电视和媒体上，他们更多看到的是移民们在异乡的幸福生活。2000年秋天，奉节县委宣传部派出一个记者前往浙江，采访第一批移民们的生活。在嘉善县，她惊叹“这房子多漂亮！多宽敞！一副宁静的与奉节农村迥然不同的农家生活图。”在探访了几户移民之后，她在文章中写道：“如果有人问我，此次采访见得最多的是什么，我会如实地告诉他：笑容和眼泪。面对眼泪，我总有些不知所措，但我没忘摆脱自己的脆弱，在她们哭的时候，尽量平静地问一句：‘你们后悔吗?’在此，我可以万分欣慰地告诉家乡的父老乡亲，告诉这些现在还流着泪的移民的亲人朋友，她们哭着的时候，回答仍然是：‘不后悔!’”也许这是真的。但我也听说过另外一个故事。有个叫向玉的女人，从奉节康乐镇移民到福建漳浦县。那年她26岁，聪明能干，以前在镇上卖杂货。移民后的第一个月，她决定到县城的超市去应聘一份工作。“你会说普通话吗？”经理问。“可以。”“闽南话呢？”“听不懂。”她迟疑片刻，用普通话说。“对不起，”经理说，“你再有能力我也不能用你。”两个月后，向玉和丈夫孩子就丢开了福建的房子和田地，重新回到奉节。他们在奉节新县城开了一家杂货批发店。直到九年后，方诗伟才从浙江回来，在她家对面开了一家卖饰品的小店。三2001年秋天，搬到萧山一个月后，方诗伟开始找工作。正如他们之前预想的，这里到处是工厂，机会似乎遍地都是。村委会也会想办法照顾这些新来的移民。在村长的介绍下，方诗伟到了一个印染厂上班，他老婆去了一家织布厂。工厂实行轮班制，每隔12个小时他才能回家休息。夫妻俩每个月能挣到将近两千块钱。那年他25岁，正适合在一个新地方展开新生活。虽然挣的钱和以前差不多，但他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他终于不用在轮船上度日，过去多年他一直在长江上的货船轮机室工作，一走就是半个月。他的家乡——如果窑湾村还算家的话——实际上就在奉节县城郊区，算半个城里人。现在，衙前镇四翔村的情况也差不多，只需两块钱，就能坐公交车到萧山市区。他偶尔觉得在工厂太辛苦，但他会很快丢开这个想法。他是个随遇而安的人，而且，他的亲戚几乎都在浙江了。第二年，有了一点积蓄后，他们决定给房子安装防盗窗。那个简单的工程在一个星期天下午完成。当天晚上，夫妇俩都轮到上夜班，这种情况每个月只有一次。他母亲住在哥哥家。强盗趁夜就摸进了屋，偷走他们6000多块钱。那是他们全部的财产，第二天方诗伟不得不找厂里借钱买菜。他们报了案，发现防盗窗铁柱之间的缝隙，比一般的都要大。但在工厂林立的萧山，外地人那么多，警察也无处着手。这年春节，一家人连一件新衣服都没有买。2003年，方诗伟换了个工厂。他再也受不了连续12个小时上班。新工作也是村长介绍的，在一家化纤厂打包，三班轮换，每班只需8个小时。但上班第一天回到家，老婆就发现方诗伟的十个手指头都起了泡，吃饭时连筷子都握不稳。他再也没去那家工厂。一家人合计了一下：也许他们应该和那些外来打工者有所区别，应该在这里有自己的生意，毕竟他们已经算“本地人”。经过一番简单的计算后，方诗伟和哥哥在衙前镇开了一家饭馆，老婆也辞了工作帮忙。在浙江，小饭馆就像一座座工厂的附属品，顾客群主要是打工仔。生意出奇的好，来吃饭的人总是很多，但他们最后发现却根本赚不了钱。“点一份西红柿炒蛋，吃得精光，还吃好几碗饭。”他老婆后来总结说，“那些人又要吃得饱，又要吃得便宜。”饭馆的营业时间也是深夜，要等候那些刚刚下班的人。在萧山，晚上8点到10点，马路上是没有人的。有天夜里，三姑路过方诗伟家，看见大门半开着，屋里却黑着灯，立即打电话给镇上饭馆的方诗伟：“强盗又来了！”这次，强盗偷走了他老婆的戒指，还有哥哥脱在他家的衣服，拿走钱后，把衣服随手丢在了路边的田地里。表面上来看，那些强盗仿佛只是方诗伟新生活中的插曲。即便很久之后，他提到此事时，也总是轻易带过。他已经非常努力地在适应这里的一切。他和老婆都学会了很多新东西，甚至50岁的母亲也学会了骑车。他们也偶尔会去附近的县镇探亲，最远是到了嘉兴，看望大姑和二姑。有一年春节，所有亲戚聚在一起过年，集体去了杭州的西湖，那是他们在浙江唯一的一次旅游。但方诗伟知道，总有哪里不对劲，又说不出到底是哪里。大多数时候，他们和村里其他人形同陌路。起初，语言不通是最大的障碍，稍微上了年纪的人只说本地话。到后来语言也不再必要，因为他们几乎也没什么可沟通的。没过多久，几户“三峡人”就敏感地发现，村里人并不是很欢迎他们。很显然，他们更穷，住在村子最差的位置。生活和风俗习惯的不同，倒是次要了，因为谁也不会干涉谁。有时候，方诗伟会奇怪这里的人讲迷信，还有很多人信耶稣。但话说回来，这些都和他无关。他只是觉得，和奉节相比，这里夏天更热，冬天更冷。而在他有限的工作经历中，打工是最辛苦的，“没有自由”。有一年，他回了一趟奉节，那种对比感似乎更强烈了。尽管这似乎已没多大意义——窑湾村几乎已被全部淹没，但从心底里，方诗伟是怀念它的。这些时而冒出来的情绪，终于有一天爆发。那大约是移民后的第四年，许多人的房子开始出现裂缝和漏水。萧山的移民组织了一次示威游行，抗议住房的质量问题。他们知道这是一次敏感而危险的举动，但那也是个好时机，移民话题在中国仍是个热点。方诗伟说，等到时机过去，也许更没有人会理睬。某种程度上，他们赢得了胜利，每户得到了几千元的补偿，据说也有官员因此受到责罚。但方诗伟的哥哥却因为打了公安局长，在牢里呆了将近半年。他出来后没多久就回了奉节。方诗伟仍然决定留在浙江。饭馆停业后，他又做起了苗木生意。但他的运气似乎越来越差，总是碰到高价买进，低价卖出。到了这个时候，他觉得自己陷入了一种尴尬的时刻。如果选择放弃这里的一切，回去奉节，他是不甘的，而且多没面子，他根本还没混出个名堂。就算要回去，那也应该在移民后的第一年就走，而不是现在。最终，他决定再次进入工厂，成为一个本地打工者。但他的老婆似乎已无法忍受这些霉运。她个子不高，是个精明能干的女人，移民之前就在奉节开店做生意。离开奉节时，她把店面转让给了她妈妈。现在，奉节捎过来的消息说，如果他们再不回去，妈妈就得把店面转给别人了。2010年夏天，在搬到浙江的九年后，方诗伟在老婆的劝说下，终于回到奉节。一年后，当我在新县城港口附近的批发市场见到他时，夫妻俩已决定永远留在这里。谈到当初的离开，我试图以县委宣传部那位记者“平静的语气”问他们：“你们后悔么？”“后悔死了。”他气恼地说。四十年来，几乎每年都有外迁移民回到奉节。最初几年，没有人在意此事，大家的注意力还放在那些往外走的移民身上。那就像电影院的通宵连场一样，第一批移民登场坐船离开，然后其中一些人偷偷潜回来。第二批移民又坐船离开，当然又有人悄悄回来。接着是第三批，第四批，电影和现实永远交替放映。没有任何人或者任何一个机构统计过，到底有多少移民回到奉节。也许根本无法统计，因为他们的户口至今还在浙江、福建的某个村子。那里的政府不会承认移民们已经离开，房子还在，田地还在，只是很少看见人。另一方面，奉节县政府也不认可“移民回迁”的说法——也许他们只是不想承认，采取一种漠视的态度。没有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惹麻烦。有时候，我们能看见两种截然不同的故事。媒体曾报道一些移民在浙江安置地发财致富（方诗伟告诉我那可能是真的，他知道有户移民因为拆迁而得到100万元和六套房子）。但也有另外一些媒体在三峡库区发现了大量移民回迁的事实。但在移民问题上只唱赞歌，或者只唱反调，都可能是危险的，容易让我们看不清真相——尤其是对于一个超过100万人的群体来说。到最后，每当看见一条关于移民的新闻时，我就自动拉响警报。“这些不是全部。”我对自己说，“有人过得很差，自然有人会过得很好。”在奉节，我遇到的日子过得还不错的移民，是个叫李军的女人。她40岁，穿着打扮非常洋气和体面。她在新县城的中心拥有一家茶楼。2001年，李军很可能和方诗伟乘坐同一条轮船离开奉节，同时抵达萧山衙前镇，只不过她去了另一个村子。她以前也住在奉节县城边，以种菜为生。她的丈夫是奉节一家著名房地产集团的高层之一。她和妹妹、舅舅都移民到萧山。“虽然那边对四川人的印象不太好，但说实话，我们那个村子还不错。”她告诉我，“村里把土地集体租给了工厂，每个月都会给我们发放生活费。”但她的丈夫不肯放弃这边的生意，常言“三生不如一熟”，两个月后，他们就回了奉节。李军一家人回来得正是时候。奉节正在大兴土木修建一座全新的县城。随着三峡水位的不断上涨，以前的老城最终将全部淹没。2002年，李军在工地上摆了个小摊位，售卖香烟饮料，出租影碟。第二年，碟片不流行了，她开始出租各种武侠言情、漫画书。新县城的飞速扩建，很快让她丈夫的公司成为奉节最大的地产商。虽然户口还在浙江，但他们已经迈入奉节最富有的阶层。但2007年，丈夫突然被诊断出肝癌。起初，他们在重庆的医院治疗，然后决定“回”到浙江，在杭州继续住院，之后又挪到萧山。“他最后不想动了，”李军说，“他就想死在那里。”但丈夫的哥哥却不认可这个想法。他每天一个电话，催他们赶紧回来。“死也要死在奉节。”他在电话里说，“好歹也是落叶归根。”2010年，回到奉节一个月后，她丈夫死了。就在那年秋天，我第一次去奉节，在乡下的康乐镇做志愿者。每天早上，我都要从镇上坐船，横渡美丽的梅溪河，到达对面的小学。有一次，当我们坐在船上无意中谈起移民问题时，一个老师对我说，“很多人都已经回来了。”我好奇地问他们住在哪里？“哪里都可以啊。”他说，“街上，亲戚家里，反正到哪里都是打工。”但我在那年并没有见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直到今年一月，和李军见面后的第二天，我决定重回康乐镇。我给一个姓孙的副镇长打电话，询问这里是否有移民回迁。“没有这回事。”他说，“我们这里没有移民回来过。”我告诉他，有人曾见过他们。“别听那些人瞎说。”他在电话里叫道，“那些移民在外地都过得很好。”我来到河边，梅溪河变得更宽了。我再次搭乘渡船，到了小学，然后沿着学校围墙外，绕到后面的横路村。那是个非常冷清的小村，房屋建在一条水泥道两侧。53岁的刘兴江就住在临街的一间屋子。事实上我以前很可能见过他，他在梅溪河驾驶渡船已经30年。2000年，他移民到附近的万县市，三峡库区最大的城市。在市郊的安置区，他买下一套两居室，但他很快租了出去，带着老婆回到康乐镇。“我们在那里很难找到工作。”他说，“你知道那些人把我们住的那条街叫什么吗？——难民街。”如果镇长也和我一样到过横路村，他可能会惊讶自己看到的事实。村子里大多数人都是回来的移民。有些是后靠搬到高山后，重新下山的；也有从福建漳浦县回来的，有个外号叫“老小孩”的男人，他在村里开了一家麻将馆。刘兴江的屋子也是租来的。我问他以前住在哪里？“你看见那条河了吧。”他笑着说，“我家就在河中间。”五从浙江开往三峡的长途卧铺车，主要面对的是外出打工的人。一般来说，它先在浙江省内绕个大圈，在那些工厂密集的市镇步步停靠，载满客人，然后驶向安徽铜陵。从那里开始，长途汽车沿着长江边的城市往上游而去：安庆、黄石、宜昌，最后到达奉节。在萧山，每当移民们想回去探亲访友时，也喜欢到附近的瓜沥镇搭这种汽车。2010年夏天，方诗伟只花了20多个小时就回到奉节。这比他当年坐船快多了。他几乎什么都没带。这次他学聪明了，九年前他花了六千多元才把家具送到萧山，结果发现根本没必要。什么都可以重新再买。奉节彻头彻尾换了个样子。以前它建在一块平坦的河滩上，如今搬到了西侧的山坡，整个县城依山而建，像个毛头小孩急匆匆搭起来的积木。最上面一层是繁华热闹的商业区，街道像蛇一样，盘旋而下，与沿江马路连在一起。长江变成了开阔的湖，江水很平静。从方诗伟租住的房间窗户，就可以看到这面江水，近在眼前。那栋外表斑驳的楼房，竖在港口对面。房间内部，比它的外表更为丑旧，一年的租金是五千元。里面几乎什么都没有。“连门都没有。”他说。我们在一个傍晚进屋，他拧开灯，在昏暗的光线中，客厅堆满了一箱箱货物。他带我走进卧室，一张床，一张桌子，几把独凳和一台彩电。虽然窗户只是用一块布帘遮挡，但相对于客厅，这里还像个温暖的家。“没办法。这儿肯定不如萧山那边舒服。”方诗伟说，“但这不也够了吗？”他们不想在住房上花掉太多的钱。所有的钱都投入到新开的小店，在奉节最大的批发市场里，从家里步行过去只需几分钟。整个市场都是从老城搬迁过来的，人们按照习惯，仍叫它“猪娃市场”——在老城，市场一楼售卖猪仔，二楼批发服装和小商品。现在，猪仔不知道迁到哪里去了，方诗伟的小店就在一楼中间，一个位置不错的十字过道。有天下午，当他们忙着把新到的饰品上架时，一个小男孩偷走了一把玩具手枪。几分钟后他们就发现了问题。“肯定是刚才那个小孩。”方诗伟说，“我去找他。”“算了吧。”老婆说，“你又不能确定。”她一身黑衣服，头发染成黄色，利落地束扎着，从头到尾忙个不停。这间不足10平米的小店，堆满了帽子、围巾、手套、头花，小玩具。她告诉我，大约有几千种款式。“我知道奉节人喜欢什么。”她笑道，“浙江那边的打扮，说实话，比奉节差远了。”春节前的这段日子，是他们一年中最忙的时候。前来进货的，一般都是各个乡镇的小摊贩。打工仔们正陆续从外省回家，这时节什么东西都好卖。方诗伟专门从浙江进了一大批货，光是忙着把这些饰品摆上架，也要好几天。他们的女儿偶尔也来帮忙，不停往返于家和市场之间。女儿正在奉节读小学，但毕业后仍要回到浙江念初中。虽然奉节人的审美趣味更好，但很显然，他们更相信沿海地区的教育质量。当我们站在过道上谈话时，对面的向玉也参与进来。几年前她就买下了那家门面，批发日化用品（她在隔壁的市场还有另一个店面）。方诗伟知道，如果他们早就从浙江回到奉节，也许会和向玉一样，生意发展得不错。不过，这种事谁能说得准呢？我问他，还记得陈彬吗？我是在前一天晚上碰到陈彬的。他比方诗伟小一岁，也是窑湾村的移民。到了萧山后，他们住在同一个村子，是邻居。但陈彬只呆了几个月就回来了。他在奉节一直从事老本行，摩托车配件维修。两年后，他认为自己再也不会离开，于是把浙江的房子和田地卖了四万块钱，只留下一个户口。但到了2009年，奉节的生意似乎越来越难做，他突然又开始考虑回到浙江。那年他专程跑去萧山，找了个旅馆住下，还请了律师，试图买回他的房子和田地。但律师告诉他，太麻烦，还得打官司。最终他放弃了这个想法。“他不可能买回去。”方诗伟说，“买下陈彬房子的人，就是我三姑。”“但他又想回萧山。”我说。“那没有办法了。”他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他回来得那么早，生意不是做得挺好吗？”这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就像我在奉节的大多数谈话一样，移民话题在任何时候都和钱脱不了关系。他们当初为了更好的生活而离开，在他乡碰壁之后，又为了生活不得不回来。有一次，我还见过一对60多岁的老伴。他们以为自己没多少日子可活了，如果移民，还能拿到补偿款留给下一代。移民的地方是湖北，但事实上他们从未离开过奉节，一直和女儿生活在这里。如今，他们向我抱怨那笔补偿款根本没有兑现，而且养老保险毫无着落。但方诗伟尽量不去考虑这些问题。无论是否后悔，这么多年已经过去了。重要的是现在，生意要做好。如果一切发展顺利，他考虑在奉节买一套房子。每天早上，夫妻俩最早来到市场。到了傍晚市场关门时，他们总是最后一个离开。除非碰到像我这样的人，他们很少在别人面前说起他们的故事。但基本上，市场里的其他老板，或者熟悉的顾客，都知道他们在浙江还有个家。那天下午，有个熟客来到店里，打了一声招呼：“还不回去过年吗？”“不回去了。”他老婆笑着答道，“太忙了。”当客人转身离开后，我听见她小声嘀咕了一句：“我本来就是你们奉节人。”在奉节住了几天后，我逐渐熟悉了移民的谈话方式。如果提到“下头”或“他们”，一般是指浙江萧山的人。如果说起“上头”或“我们自己这里”，则肯定谈的是奉节。方诗伟就常常无意识地用这几种说法，交替谈论着浙江和奉节的生活，他的两个家。在萧山，他有一栋两层楼的房子，七分水地，一个户口。在奉节，他有一个正在起步的生意，一套租来的两居室，还有数不清的熟人关系。而这最后一种财产可能是惊人的。当我离开奉节时，我发现我所碰到的每一个人，都因为某种关系相互扯到了一起。陈彬的老婆是方诗伟的同学。陈彬认识李军死去的丈夫。方诗伟和向玉是批发市场的邻居。而向玉的丈夫，从小有个非常要好的朋友，竟然就是我在康乐镇横路村碰到的那个“老小孩”。六奉节县永安镇窑湾村首屈一指的大户人家，就是方家。方家首屈一指的男人，叫方传林，是方诗伟的父亲。他开过轮船，在镇上当过乡镇企业的厂长，还是镇上的人大代表。90年代中期，他曾经被派往江浙地区进行工作考察，觉得那里的发展实在太快太好了。他也曾途径萧山，但他对那个地方没什么印象。当他最终决定带领整个大家族移民后，方传林自己却留在了奉节。他看着老县城被炸掉，水位一年年上涨。最后老城不见了，窑湾村也不见了，他依然是长江上某条货轮的船长。2010年，他决定不再工作，前往浙江陪伴家人。但他的两个儿子却又回到了奉节。今年正月初八，方传林给家里添置了一台32寸的液晶彩电，就搁在那张从窑湾村搬过来的电视柜上。我们站在方家一楼的门廊聊天。这四栋白色的联排小楼，远观很清雅，走近看，却无一不显着破败的迹象。天气非常冷。虽然还不到元宵节，但这里却早已没有过年的气息，只有不远处偶尔飞过一趟火车传来的声音，轰隆轰隆。我问他和村里人相处得怎样。他递给我一支烟，重庆出产的龙凤呈祥牌。“我只是个搞船的。”他说。下午4点半，门廊墙上的喇叭突然响了起来。“这是村里的广播，会一直响到晚上8点。”他说。然后他走过去，站到一个凳子上，啪的一声关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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