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代课教师
中国代课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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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国家办学力量严重不足和私营办学不被提倡的特殊情况下，民办教师产生了。民办教师绝大部分任教于农村（含县镇）中小学，收入靠公社给工分的多少计算，后来渐渐有了工资。作为教育界的一个特殊群体，民办教师没有享受公办教师的待遇，却同样担负起了教育的重担。1979年10月，国务院决定将全国136个边境县的8万余名中小学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截至2000年，8万余名中小学民办教师在担负了30多年教书育人的任务后彻底退出了中国教育的历史舞台。民办老师没有了，另一类似的“农民教师”群体——代课教师产生了。代课教师最早叫耕读教师，与民办教师产生的年代大致相同。20世纪60年代中期，耕读教师演变成民办教师。此后，民办教师的称谓一直延续到1984年。再往后又叫代课教师。可以说，代课教师的产生是中国乡村教育阶段性的产物。自2005年底开始，国家教育部开始对44.8万名代课教师实行“清退”。至2009年底，我国农村尚有36万名代课教师。第一章 挂在草房横梁上的“犁铧”在贵州，在铜仁地区，德江县煎茶镇新场村是个毫不起眼的小山村。有一天，这个不起眼的小山村突然来了好多人，这些人的到来让偏僻闭塞的山村一下子喧嚣，不不，是悲痛起来。那一刻，整个山村陷入了一场空前的悲痛，悲痛来自一个教书20多年积劳成疾去世的代课教师。这一天是日。去世的老师叫周明道。几天后，举行了追悼会。周老师教过的学生，远在贵阳等地工作的来了，近在本地工作的也来了。青岛海洋大学支教团的代表，煎茶镇教办的领导&&追悼会上，六年级学生杨丽，泣不成声地念着写给周老师的悼词。杨丽在悼词中说，每当听见周老师敲击的犁铧声——煎茶镇新场村望海小学（先前的桂花小学）上下课，是老师用木棒敲打挂在草房横梁上的犁铧——总会想到吆着牛在地里犁地的爸爸。周老师先前也是农民，当过农民的周老师教书教得这么好，为什么就没有转正呢？这话让在场的所有人揪心！杨丽，周明道教的最长的一个学生，从学前班教到六年级。杨丽跟我讲周老师给他们上语文、数学、音乐、体育，还上毛笔字课。讲着讲着，就流泪。“周老师平时是怎么给你们上课的？”杨丽歪着头看我：“就是专心地仔细地教我们呀。”“早上从几点钟开始上课呀？”“七点半。”“下午呢，下午从几点到几点？”“从两点到四点半。”“一整天的课都是周老师一个人上吗？”“是。”她说。“那，你记不记得周老师留给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记得，是那次给我弟弟看病。”“给你弟弟看病？周老师还会看病？”我问。“会看病，周老师还会输液。”桂花组离场镇远，交通不便，村民经济状况普遍贫困，一旦有个三病两痛，就医就成了问题。前些年，周老师从其他村民嘴里知道了旷忠南，这个村子里特别贫困的人。破败不堪的屋子门口，旷忠南患有癫痫的妻子守候在那儿。屋子里蠕动着——由于长期吃不饱饭，小点点个的孩子连站都站不稳——两个类似活物的孩子。除了旷忠南，年迈的父亲是家里唯一的男性，却因为患病丧失了劳动力。一家人全靠旷忠南种田的微薄收成艰难度日。偶尔，邻居也给些接济。偏僻的山村，穷困的村民，让人揪心的旷忠南家人，周明道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于是教书之余挤出时间，学了一些简单的医学知识，掌握了注射技术，免费为学生和村民们治病。“哦。当时你多大？”“我在读五年级。”“你弟弟呢？”“二年级。”“弟弟也是周老师班上的学生了。当时周老师给你弟弟输液是什么时候？”“晚上。”“晚上给弟弟输液？周老师家离你家近吗？”“就是在我弟弟生病发烧的时候，从他家跑到我家给弟弟输液，一直到凌晨四点钟。周老师家离我家，要走一个多小时山路呢。”“这是他的本子，还有这个。”周明道的妻子找出两个旧笔记本给我看。一本是生物课笔记，讲的生物细胞。另一本是物理备课本，上头记着光的基础知识。往后看，本子上写着这样一句话：粉笔：耕耘中磨灭自己纯洁的身躯，理想的种子播进了青年的田埂（应为“心田”）——“田埂”一词叫人联想起那块挂在草房横梁上的锈迹斑斑的铧犁。另外一个小本子上记着一些药方，有治支气管炎的，有治哮喘、咳嗽用的。无论是备课笔记，还是记药方的小本子，都记得非常认真，一笔一画，一丝不苟，像学习认真，成绩好的学生的作业本。备课本，记载药方的笔记，这些遗物，叫人再次想起那则比喻：蜡烛，不，还有火把。周明道既是一根照亮了乡村孩子的蜡烛，又是一支温暖了患有疾病的村民们的火把。他照亮和温暖了他人，烤焦了家人——教书21年，却没有给孩子和妻子留下任何财产——最后烧掉了自己。面前的备课本和记载着药方的笔记，在我眼前幻化成挂在草房横梁上的锈迹斑斑的犁铧&&将悬置不用之物挂上草房横梁代替上课铃声是一种创造，还是别有一番深意？巧用犁铧的人的苦心局外人很难得知。但有一点似可推测：代课的周明道在用挂在横梁上的犁铧，向世人表明自己农民的身份。在这儿，锈迹斑斑的犁铧既代表着他的过去，也向所有人，主要是那些掌握着自己命运的人，默认了自己不可改变的宿命身份？“去世前，他去德江检查，照了胸片，没得到印证，分析不出是得了哪样病。在医院输了一千多块钱的液，还是没治好。后来知道了，是心脏病发作死的。3月25日那天，很晚了，12点过了，我还在洗衣服。多年来，我一直要洗那么多衣服。”周明道的妻子，在跟我讲述着丈夫去世前几天的事。“洗完睡下没多久，天还没亮他就醒了。他说他身上骨头软得很，他要休息一下。我说再睡一会儿嘛，天还没亮呢。他就又去睡。睡到等我天亮起床，一听没有动静，我慌了，赶忙喊，你开开灯哈。开灯后，看他就不对头了。我说你怎么了？连一点都不动弹。我就这么喊，一喊姑娘就惊动了。姑娘说，妈，爸爸怎么了？我说快点呀，你爸怕是不行了，你快点起来！姑娘睡在楼上，一个翻身爬起，跑下楼来，跟我一起，扶起他爸，往德江镇医院送。”哪里就好得了哦，他这个人，你拿他没得办法。人在医院里头，心头还想着他的学生。在德江输的液，输到还有一小点，像这点哈（她用大拇指掐着第一节食指），就一小点，他都等不及了。“马上要七点钟了哈。”他说，“三点钟就开始输，输到现在，真急死个人！”我说就这丁点了，你命都不要哈？你这丁点输完再去吧。迟点就迟点嘛，要不，就回家就放假这一天哈。他听了这话，拿眼睛凶我：“你当你是哪个，你说放假就放假哈？”我拗他不过，只好顺了他。他就这样，一边输液，一边坚持给学生娃儿上课。上了一个月，是得心脏病死的。讲到这里，她声音哽咽，好半天了，再没话说。“死的时候，他全身浮肿，好造孽哟。”过了好久，她又说。周明道去世后，望海小学的60多名大大小小学生，村子里的父老乡亲，围在周老师的遗体前痛哭不止。遗体的入殓，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往后推延。入殓的时刻终于到了！两个汉子抬起遗体，慢慢走向停放着的棺木。马上就要入殓了，先前淅淅沥沥的雨水，突然下得猛了，像是在为入殓者哭泣！受此感染，参加追悼会的人们放大了哭声。悲痛的哭声掺和着生猛的雨声，哗哗啦啦的，像是要把整个天地给洗涤一遍！遗体装进棺材，雨水开始变得小了些，悼念者却没有因此停止哭泣，默默持续着的泪水，长时间地在人们的脸上流淌，与房檐上滴答滴答的雨水交融在一起，汇入周边的大小河沟，流进望海小学孩子们的心田&&巨大的悲恸中，孩子们心目中的“大海”——尊敬的周明道老师——越来越远了&&时候到了，几个壮汉矮下身子，发一声喊，合力将棺材抬离地面，就在这一刻，奇迹发生了！围着棺材的学生，好几个冲上前去，死死攥着拴棺材的绳子不许抬上山。抬棺材的壮汉们稍微迟疑一会儿，然后咬牙，使劲，硬抬着往前走。随着棺材的前移，攥着绳子的手慢慢松开了。却有一双手，任凭你怎么抬就是不松，非但不松，还比先前攥得更紧——五年级学生杨丽，不止两只手吊着绳子，还把整个身子也压了上去，两只脚板则死死蹭着地面，蹭了好长一截路！“周老师去世后，我跟我们学校的梁中华老师、牟增贵老师、杨银桂老师，到他生前的桂花小学进行走访。”与周明道熟悉，两家隔得又近，中间还有些亲戚关系的村小老师张太芬谈起周明道，一个劲儿地唏嘘感慨。周老师一个人教四个年级五个班，一年级、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加学前班，一共六十几个学生。那个学校——开始根本就算不上什么学校，说实在的，有了周老师，才在一个学生家的堂屋里教书，才慢慢成了一个学校。望海小学的校名，是青岛海洋大学的支教团学生给取的。他们一心要帮助这些贫困的孩子，希望他们走出大山，看到大海，所以取名叫望海小学。但它至今不能叫学校，因为没有一间稍为像样点的教室，只有勉强安放得下桌椅板凳的简陋破败的屋子。周老师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学校，奉献给了乡村教育事业，还奉献给了桂花村的村民，他为好多村民治过病。可他呢，每个月的工资却只有一点点。比如说吧，在没有实行两免一补，没有实行教育公用经费下拨的时候，他教一个学生，一个学期还可以收几十块钱，还有四五斤大米。但是自从那个教育经费下拨后，学校不准收钱了，可这个公用经费拨下来又不准用，不准用于教师福利和工资。村民讲，周老师的工资，有一个学期，什么都除尽后，拿到手头的只有500块钱，平均一个月100多块钱。平常呢，一个月200多元。钱虽然很少，可周老师从来没有因为待遇差离开过学校，离开过他的学生。噢，对了，有过一次，很短，十多天吧，离开十多天，马上又回来了。2009年暑假，家里两个孩子在煎茶中学读初中、高中，花费比较大，周老师的工资又太少，实在难以支付家庭的日常开支。这时，德江县城一所学校的负责人，慕名来邀请周老师（他在我们这个地方教课很出名）去他掌管的学校执教。待遇么，明显比在望海小学好得多。考虑到家庭经济确实困难，考虑到妻子的艰辛，也考虑到自己转正的无望，他就到那里去上课了。人虽然去了那里，可他的心还系在望海小学几十名娃儿身上。当然，还有另外原因。一次，班上那个衣着光鲜、家境富裕的学生，在上课时大声讲话。他几次叫他不要讲，可他一转背，那孩子又讲了起来。这回像是说了一句搞笑的话，课堂上一片起哄。他生气了，叫他站起来。从座位上站起来的学生斜着肩膀，挑衅性地看他。他直视着面前这双稚气却明显掺杂着些许污秽的眼睛，心头明显痛了一下。他压抑住火气，让对方再说一遍。“说就说！”那学生歪咧着嘴，“可乐？你喝过可乐吗？”“你说什么？”他问。“没听说吧，那肯定没喝过了。”那孩子更加得意，“连可口可乐都没喝过的人，还教我们？”他气坏了。他跟邀请他的学校负责人说，他水平低，教不了这样的孩子。负责人找来那个学生，狠狠训了一顿。隔日，他发觉那孩子用一种仇视的眼光看他。与这样的目光对视，他的心头突然生出一种既担忧又愧得慌的感觉：为孩子父母的娇惯担忧，为自己没有教好这样的学生惭愧。他决意要回到他的乡村学校去了。他找校方负责人表明了态度。对方只好答应。但表态说，你什么时候想转来，我这儿随时随地都欢迎你。他收拾好东西，立马往回赶。快要走到望海小学时，他跑起来了，心跳也剧烈起来：有十多天了，他没有见到这些闭上眼睛也能辨认得出来的孩子呀！快要进村子时，远远地，他停了下来，他看见，全校的学生、孩子们的家长，齐刷刷地站在村口欢迎他的归来！看见这一幕，他流泪了，他咬着嘴唇对自己发狠：再也不走了，不管什么样的学校来聘请，不管人家给我多高的待遇，都不走，一辈子不离开这所学校！随着周老师的归来，停歇了十来天的上课铃声——挂在草房横梁上的锈迹斑斑的犁铧——重新敲响，村民的堂屋里重新传出了朗朗的读书声。周老师手握书本，走向孩子们，声音依旧，风采依旧；精气神呢，似乎就不那么依旧了。渐渐地，家人发现，上完课回到家的周明道的精神较过去似乎容易倦怠了，原先要备课到很晚的他，经常提前一个多小时就上了床&&与周老师日渐式微的精气神类似，那挂在草房横梁上的锈迹斑斑的犁铧声，听上去竟有些像彳亍在山区机耕道上老牛拉的破车的吱嘎声&&周老师的劳累，不是一般的劳累啊！张老师继续讲述着。他不光要教六十几个学生，而且还当了黄家嘴、桂花、蒋家沟三个村民组的组长，有什么事他还要去村里开会。在我们这些地方啊，大多数像他那个年龄的中年人，都出去打工了。剩下的老的老、少的少，不能做什么事了，一切重担都落在了他的肩上。还有一个就是他能为沟上沟下的几个村民组看病，包括他的学生。这些人病了，从来都是他医。说他既是学生的老师，又是学生的父母，还是他们的医生，恰当得很哩。他所在的组叫德江县煎茶镇新场村，从家里走到公路边后，还要走很远。他来学校的时候总有很多同学跟着他，来的时候要过一条河，河上原先有一座石桥，几年前一场山洪将石桥冲毁了，只剩下石桥墩立在河里，要过河只能踩着桥墩过。碰上下雨就更危险。所以呀，周老师每次来学校，都要带着孩子来，并且由他一个一个地把学生背过河。从学校回家的时候，再一个一个地背过河去。去年，在他们家门口，我跟他聊了一下。我说周老师啊，你教书这么多年，你心里是什么想法？他说，开始教书那几年，真的想挣钱，确实有很多时候都想走出去。后来由于时间教长了，和学生有感情了，而且看到学生们考上了大学回来，对他的慰问啊，对他的鼓励啊，他就觉得这些比钱重要多了。我说，我很佩服你呀，但你还是去想办法把那个正转了吧，转了正像你这么长工龄的人应该有一两千元的工资了，就可以够家里用了，因为两个孩子要读书呀。他说，有很多时候交通不方便，我们的信息也不怎么畅通。人家让办这个证的时候，我没有接到通知，人家也不会走路到这个地方来通知你。跟你讲啊，最让我痛心的就是他跟我讲“办证的时候没有接到通知”这句话。你想啊，才刚刚工作了5年的教师都转正了，唯独他工作了21年还没有转正？一辈子都没有转正，到死还是一个代课教师！加上他的孩子又没有成年，所以在煎茶中学的时候，碰到他的两个孩子的班主任，我就跟他们讲，凡是上面有什么资助，都尽可能考虑一下周老师。他还在世时，我们去他家，他的妻子一说起这些事就眼泪汪汪，边说边抓住我的手：太芬啊，你们要想尽办法，意思是说给他们家找一点补助什么的，因为家里确实困难。十多年来，他的那个家都是欠账的，都是负债的。他家属有病，两个孩子要读书。现在他去世了，他的家庭经济就更恼火了。他代了21年课，没有给孩子、没有给妻子留下什么，什么生活保障都没有。他就这样走了后，我们家乡的一些村民、学生，大家都为他的走泪流满面。他就这样走了，才44岁呀，44岁的人生太短暂了！在贵州山区代课21年的周明道走了，挂在草房横梁上的锈迹斑斑的犁铧声一度沉寂。望海小学孩子们的学业随着沉寂的犁铧声也一度停歇。日子在煎熬中过去了好久。新来的老师接过周明道生前用过的木棒，对准草房横梁上的犁铧再度敲响时，犁铧声中，悠悠颤动着一个中国乡村代课教师灵魂的背影！犁铧叫人想起吆牛耕田的农民。教书的农民、种田的教师——这是有人对民办教师的形容。较之民办教师，“继任”的代课教师的生存现状更让人担忧。周明道去世前两个月，2010年春节，云南省宜良县竹山乡麦地山村小学代课教师计家伟正经历着一生中最无奈的时刻。年前，竹山乡中心学校召开了一个会，计家伟与乡里23名代课教师被召集到一起。会上，副乡长柴艳辉拿出一张乡里和宜良县签订的责任书，并以此说明“清退”是必须的。之后，计家伟就一直在忐忑中给学生上课。2010年元旦刚过，计家伟打电话询问相关部门，得到的回复是“你们安心教书，我们正在努力争取留下你们”。不久后，竹山乡安排计家伟们成为学校的后勤人员，继续教书。23名代课教师面临着清退不辞退、转岗不转正、整理不处理的尴尬状况。经过一番挣扎，计家伟仍然选择留下来教书，待遇仍然是每个月400元。只是这一次，连“代课教师”这个能挨上“教师”称号的安慰性称谓都被剥夺掉了，仅仅是一名后勤“临时工”。“我经常跟朋友说自己是拿着&年薪&的代课教师。”计家伟苦笑着说。从1993年入行时，每月82.5元到如今的400元工资，计家伟的贫困在村里数得着，而每年年底才一次性发放全年工资的情况，更是让计家的生活捉襟见肘。17年的教书生涯，计家伟欠了5000多元的债务。云南的计家伟，代课17年，没有积攒一分钱，反欠人债务的例子不是个案，贵州的周明道因积劳成疾患病去世也不是首例，套用一句流行歌词，代课教师便是：“代课”两个字好辛苦！不，好沉重好辛酸的代课教师！前不久，中国新闻网上发布一条消息：河北省蔚县宋家庄镇大宁村小代课20年的残疾人郭省，因残疾有损教师队伍“形象”而不能转正。2007年，蔚县领导班子开会讨论清退代课教师，有人提议获得过“蔚县十大杰出青年”称号的郭省转正，时任县委书记却说：“郭省不能转正，他有损蔚县的教师形象。”后来，这位书记大人因贪污受贿进了监狱。说有损形象的人反倒没了形象，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而被污蔑有损形象的身残者依旧拄着双拐，站在长条板凳上，一如既往地为乡村的孩子们教学。第二章 向着西南山村进发在停放着棺材的堂屋给学生上课巴中，以盛产通江银耳闻名于世。巴中通江县的文胜乡村小代课教师徐本柏，其代课近50年的经历不只在通江县绝无仅有，在中国乡村代课教师队伍中恐怕也属罕见。48年前，18岁的徐本柏，怀着一腔热情和对未来的打算，信心满满地走在文胜乡庞家院、涌溪沟、斋堂里、马家岩、狮子梁、文溪口、白石寺、谭坪、瘟祠堂等多个校点的山路上。从那时起，文胜乡的山山岭岭，沟沟坎坎就留下了他的足迹。假如将他走过的路一截截接起来，恐怕也够得上绕地球一圈了吧？从那个时候起到今天，半个世纪过去，快70岁了，按说，该是儿孙绕膝，尽享天伦之乐了，可他依然还踯躅在这条代课的山路上。山是熟悉的山，路也是熟悉的路，行走起来却总是那么艰难，总也走不完。可他又怕一下子走完，一下子走完了，没得路走了，剩下的余生怎么过？年岁高且多病的老伴怎么办？&&徐本柏现在任教的文胜乡王堡山村小校舍，是20世纪70年代，村上专业队把三个校点（井垭子小学、斋堂里小学、涌溪沟小学）拆并修建的。柱头、梁木、挑木、檩棒、椽子、青瓦都是从庙宇上拆下来的，年深日久，早已破败不堪。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经有关部门鉴定被确定为B级危房。2009年，文胜乡党委、政府将县里中国伊斯兰教教会捐赠项目定在王堡山村，100万元拨款资金中，50万元用于修建该村乡村路，余下的50万元用于村委、村卫生站和村小校舍的修建。校舍重建，原本是喜事，可徐本柏却高兴不起来。为何？原来的两个年级42名学生，听说学校没有了房子，有的转到亲戚家就读，有的被父母带去工地就读，剩下28名，没地方可去。走了的就走了吧，但留下来的必须读书呀。我不可能，也没有任何权利把留下的娃儿解散了回家放牛吧。徐本柏焦急地跟我说。通过多方想办法，总算想出来一个解决的法子，那就是在村上借房教学。看在乡里乡亲的面子上，更看在徐老师为了20多个娃儿的份上，有人终于同意将自家堂屋让出来租给学校，每学期200元租金，学生每天中午可以在他们家煮饭烧开水。村上同意了徐本柏的方案，钱却成了问题。村上答应给100元，学校却推辞说不该校方负责。无奈之下，徐本柏只好自己掏腰包将100元缺口补上。终于有了教室，也解决了学生在校吃饭、喝水的问题，徐老师别提有多高兴了。可是，一间仅仅30平米的堂屋，里面要放下28套课桌凳，一张黑板和学生的卫生用具，还停放着出让堂屋的村民家的几口棺材！整个“教室”课桌挨课桌，板凳抵板凳。上课时虽然拥挤，勉强还能容纳得下。一下课就麻烦了，学生出教室，得将身子横了，两手举得高高，小心翼翼地挪着步子过，一不留神，不是撞翻了板凳，就是将其他同学的书本从桌子上带下地来。一到雨季，屋外下大雨，屋里下小雨，整个屋子里脏兮兮的。下了课，学生们只能倚靠在柱头旁、扶栏边默默地站着。在这样的“教室”里给乡村娃上课，徐本柏感慨万千。旧时乡村的堂屋主要具备两个功能，一是敬奉先人，一是接待宾客。往往在迎面墙上挂有历代祖先牌位的中堂，配有对联、画像或照片；正面放一张长条案，案前是方桌。逢节日、先人生辰忌日时，系上桌帷，上置香炉烛台，供祭祀行礼，以追念怀远。余下的大半间屋里，摆设茶几、椅凳、半圆桌、衣架等，挂上字画，是接待宾客喝茶吸烟的所在。你是说，旧时乡村堂屋的两大功能在这间做了“教室”的堂屋里仅剩下了敬奉先人一项？停放着的几口棺材也算是一种敬奉先人的行为吧，因为老人是即将成为先人的人。徐本柏朝我点点头。要说，比敬奉先人更要紧的是教育好后辈子孙，因为敬奉先人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教育好后人，后人强则族人强啊。蓦地，一种奇妙的声音在窄小的堂屋内响起，类似铃声，又像极了行驶在崎岖山路上的破旧的老牛车碾在路面上发出的吱嘎声。哦！是木棒敲击着草房横梁上的犁铧发出的声音&&资料载，人口大省四川有代课教师近2万名，地处四川最偏远山区的巴中有代课教师近3000名。代课近50年的徐本柏属于巴中的三千分之一，其与各种机会——民转公、代转公、新农保养老金等——错失的个案不仅在巴中，在四川，在全国都是少有的事例。教育专家储朝晖在分析乡村代课教师产生的原因时指出：产生这么多的代课教师，根本原因不是西部地区交通不便或信息闭塞，而是现行的教师管理制度和实际情况不能吻合。哦哦！神圣肃穆却窄小的堂屋啊，装不下神圣而苦涩的乡村教学！由苞谷折算到领取“裸体工资”位于贵州乌蒙山深处的石门坎乡新龙村小，与代课教师张国剑一同诞生于1958年，是一所由村民自筹创办的学校。刚当代课教师时没有工资，每个学期由学生凑粮食给老师，一个学生凑七斤苞谷。七斤为一升，十升等于一斗。全校三个班，大约六七十人，一个班二十来人。这期间，校长兼老师的张国柱卸任，新龙小学两个老师，一个是张国剑，另一个叫陈顺德。听说代课没有工资，妻子不干了，说哪有干活不拿钱的？干活不拿钱是不大合理，但张国剑还是想干，教书毕竟是他的人生目标。他对妻子说，苞谷不算钱吗？苞谷也要用钱买呀。再说，孩子需要嘛。看妻子还是不乐意，又说，正式老师不愿意来，我再不去，你说咋办？他看一眼妻子，莫非让这些娃儿漫山遍野撒野去？再说了，我们的孩子也要上学呀。妻子一听，是呀，人家的娃儿上不上学她管不着，可自家的孩子总得念书吧？察言观色的张国剑一看有戏，赶紧补上一句：村里的孩子去村子外面的公办学校读书，走路太远，最近的也有五六公里，路还不好走，坡陡路滑，碰上雨天就更麻烦。好了好了，妻子截住他的话头，横了他一眼，就你逞能，你行你去教呗，关我屁事！这是第一次吵架，但不是最后一次，以后凡是家里生活出现拮据，两口子总要因他当代课教师闹架。一次，村子里一位学生家长听说张国剑又为教书不教书跟老婆吵了架。这位家长找到他家，近似恳求地说，如果你不教书，村里就再也没有老师了，没有老师就没有学校了。我们也知道你们代课教师的待遇很低，但无论如何请你看在村里孩子们的份上，教他们吧！如果来了其他民族的老师，不懂苗语，孩子们又听不懂，哪咋个办哟？这虽然只是一个家长的话，但代表了村里众多孩子家长的心愿，这更坚定了张国剑要教下去的决心。为了安慰妻子，他当着家长的面，说，等我把这些孩子教到三四年级，大一些了，他们可以走五六公里远到别的学校去读书，我就不教了。张国剑教书时，不只是离学校最远的新龙村没有安上电灯，其他好多村组也没安上电灯。家在新龙村六组的那些孩子，每天早晨上学，得打着火把，走五六公里山路来学校。冬天呀，六点钟，天还没有亮，就得爬起来，背上书包，举着火把，沿着山路，走上近两个小时到学校上课。作为老师，他得比学生还起早。冬天，早上还漆黑一片的时候，他就起来了。山路上，他在前面走，身后跟着一群燃着火把的学生。从山对面看过来，这边山梁上燃着的火把，在黑黢黢的天幕上晃动，就像一颗颗橘红色的星星，闪啊闪地往前面赶&&正是由于有了这些追赶光明的星星闪耀在心头，张国剑知道自己说的“等把这些孩子教到三四年级，大一些就不教了”的话，不过是为了敷衍妻子。一走进教室，站到讲桌前，他就亢奋，就忘记了同老婆争吵的不快。新龙小学是复式班，一个班两个年级。什么叫复式班？就是在一间教室同时给两个年级的学生上课。比如，一年级学生面朝黑板；二年级学生背朝黑板。一边是一年级在上课，一边是二年级在做作业。他一会儿面朝黑板，教一年级的学生念b、p、m、f；一会儿又面向着孩子们，给二年级学生讲加减乘除运算&&代课半年后，县教育局开始实行每年拨给村小教育经费，标准为每年每人60元，月工资14元，暑假和寒假没有工资，这种状况维持到1993年。这一年起，县教育局拨给村小的教育经费为每年人均175元，月工资40余元，寒、暑假照样没工资的现象持续到1998年。这一年，代课教师实行考试整顿。也是这年，代课教师的月工资涨到100元，一直延续到2008年。2009年以后，月工资有了较大幅度增加，涨成550元，扣除养老金100余元，拿到手有430元，直到现在。再看四川巴中南江县代课20年的何春梅的工资（寒暑假同样没有工资）收入：1991年至1994年，月工资45元；1995年月工资为60元；1996年月工资为80元；1997年至1999年，月工资为90元；2000年月工资为120元；2001年至2003年月工资为250元；2004年至2007年，月工资为400元；2008年至2010年，月工资为600元。石门坎，巴中，分别隶属于贵州、四川两省，两省代课教师的工资却有着类似的地方。那么，相同地域（同在一个乡）不同性质（一为代课一为公办）教师的工资收入呢？下面是与何春梅同在河坪乡的公办教师庞晓林1991年至2010年的工资收入：1991年至1994年的月工资为400多元，是代课教师的10倍；1995年月工资700～800元，是代课教师工资的11倍；1996年至1999年月工资为800～900元，是代课教师工资的近10倍；2000年月工资为1200多元，是代课教师的10倍；&&2009年下半年，工资卡上显示为2300元，是代课教师的4倍；2010年，月工资为2400元，是代课教师的4倍。可见，代课教师与正式教师的待遇差别，最大时在10倍以上，最少也有4倍左右。1994年施行的《教师法》和2006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都明确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可是，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庞丽娟在贵州、安徽、甘肃、宁夏、四川等地调研时发现：许多农村贫困地区教师基本上只有国拨工资，他们戏称为“裸体工资”。还有连“裸体工资”（目前代课教师的月薪平均在400多元）也拿不够的代课教师。2012年6月，网上流传贵州省纳雍县锅圈岩乡几位代课教师的工资单，工资单显示老师们每月只能领到25元的代课费。去年1月31日，该县锅圈岩乡的孙艳、吴学敏、刘兴有、黄佑军、李林贵等人还能领到60元的工资；日，五名代课老师的代课费下降到25元。天下奇闻，GDP世界第二，代课教师月薪25元！不错，贵州纳雍县锅圈岩乡代课教师月工资25元的现象是少数特例，并不代表代课教师群体生存现状的全部，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教师之前一旦冠以“代课”二字，几与“农民工”“临时工”“黑砖窑童工”等的命运没什么两样。地处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交界处的贵州赫章县辅处乡茶花村，受地理环境、交通不便等影响，当地的苗族同胞还过着靠天种庄稼，半饥半饱的生活。村里的46个孩子分别在茶花村小读一、二、三年级。破烂不堪的校舍看上去跟牛棚没有两样，教室的黑板是用墨汁直接刷在墙壁上的。学校没有国旗，孩子们也没有红领巾。两年前，各地的大学生从网上知道了茶花村，纷纷自费奔赴茶花村义务支教。学医的学生为生病的村民看病。从此，茶花村立碑小学的天空第一次升起了五星红旗！学校升起了红旗，孩子们戴上了红领巾，给孩子们上课的张老师的心头依旧暗淡。为了一家的生存，只有120元月薪（寒暑假没有）的代课教师不得不到村子附近的黑煤窑去挖煤。没有钱买矿灯，张老师就捏着手电筒下洞&&与贵州毗邻的云南省有代课教师2.3万余名。我没有查找到贵州的代课教师的人数，依据贵州的经济发展落后，以及一份调研贵州最贫困的毕节地区代课教师的文章推测：贵州的代课教师少说也有两万多名。该文在“贵州省贫困山区农村代课教师的现状分析”一节中指出：“代课教师数量大，分布广。全市几乎每个农村乡镇都有代课教师。”“教学任务重，工作条件差，工资待遇低，是毕节市代课教师的真实写照，也是当前贵州省贫困山区农村代课教师的现状。”“每月&裸体工资&400多元，单靠这点工资不可能养活这个家，除了糊口，还得管几个孩子读书。”张国剑说，“四个孩子，三个读完了初中，老二读到了初一，实在供不起了，只好辍学，然后外出打工。”在石门坎，苞谷和洋芋是主要粮食作物。张国剑家五口人，他，老伴，加外出打工的老二、老三、老四（户口留在当地，还分有土地），五口人四亩地，人均八分。土地少，单靠种地自家都不够吃，还得弄点养殖业，喂猪、牛、马，还养鸡，养殖业一年可挣两千元纯利润。日子艰难不怕，怕就怕天降横祸。2006年春季的一天，结婚分家过的老大张礼铭的媳妇在石门坎新龙二组生孩子，产后大出血。那天，张国剑正在云炉小学上课，接到家里的电话，他赶紧往回撵。赶到家时，一切都完了，流血过多的儿媳，已经停止了呼吸。从此，在繁忙的教书生涯和帮妻子干农活的双重劳作下，代课教师张国剑又多出了抚养照料两个孙儿的任务。白天，走十多里山路去上课。晚上，除了批改学生作业，就是照料孙子。喂奶粉、刷奶瓶、把屎尿。一有感冒、腹泻，赶紧背去村、乡卫生院所，打针、输液。2007年冬月，一个星期六早上，他、妻子，还有老四，3个大人，背着两个腹泻的孩子赶去村卫生所输液。那天，天上下着雨雪，很冷。路，很滑。几个人一路跌跌撞撞地赶到卫生所。病床前，爷爷、奶奶、父亲，一刻不离地守着张家的两条血脉，看着生命的液体，通过橡皮管，缓慢地汩汩地注入脆弱的小生命体内&&一整天的输液，两代人的精诚，依然没有唤回生命的起死回生。晚上，他们背着极度衰弱的孩子回到家里。那个夜晚的黑暗比任何一天都更长久，都让人恐慌。天终于要亮的时候，大的一个没有了呼吸。人们常说一句话，老天有眼。现在想来，老天在那一刻没有睁眼啊！大的喂养了九个月，走了。小的喂养到两岁多一点，最后因为营养不良，加上医疗条件落后，死了。“即便这样，我也没有耽误一堂课。”张国剑狠劲地吧嗒完最后一口烟，又说。“尽管我们待遇很低，当地老百姓（苗族、彝族、布依族、汉族）评价我们：你们每年拿的这点钱不可能养活一家人，你们了不起。也有人说，当年的外国传教士柏格理处在那样的环境下，能干出那样的事业来；你们这些代课教师拿这点工资，也坚持了下来，你们的精神也是伟大的。”代课教师是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其产生的原因有三：一是由于一些地方经济欠发达，尤其是基层政府财政拮据，导致教师有编不补，大量聘请报酬低微的代课教师；二是部分地区办学条件艰苦，本、专科毕业生不愿去，即使去了也留不住，别无他法，只有聘请代课教师；三是由于城乡教师编制标准存在差距，很多地方普遍存在城市学校超编与农村学校缺编并存的现象，造成一些区县教师编制不足。针对代课教师现状，日，教育部再次表示要严格禁止聘用新的代课人员，反对中小学这种不规范的用人行为，并提出各级地方政府在清退中小学代课人员时可以考虑“择优招聘、辞退补偿、纳入社保”，多途径妥善解决代课人员问题。只是，“择优招聘、辞退补偿、纳入社保”的政策在不少地方得不到贯彻执行。不执行的地方也有其理由：一是经济发展落后，二是教育部说的“可以考虑”——我们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能力考虑。没有能力考虑的地方就包括张国剑所在的石门坎以及威宁地区。代课，比种烤烟更苦“代课教师苦不堪言。”与马贵荣同在石门坎云炉小学任代课老师的周再伟一开口就说。“哦？”我问。“这样说吧，”周再伟看我一眼，“了解贵州的人都知道，烤烟是贵州的一大经济支柱，可种烤烟却是件苦差事。”“其实呀，种烤烟再辛苦，也没有当代课教师苦。”教务主任赵顺军在一旁插了话，“种烤烟效益好啊！一年烤烟种得好的，一株烤烟按4元钱算，种上1.5万到2万株（15亩土地），就可以挣七八万块钱。而代课教师一年的工资原先1200元，现在一年4000元（代课教师每年算十个月，月工资400元）。当然，我是按李朝军老师家的土地算的，李老师家5口人，20亩土地。周老师家的土地没有这么多。”农村苦，农民穷，农村的代课教师其实更苦。说起身兼多职的代课教师，现年39岁的周再伟叹了一口气。山区代课教师待遇尤其低，连当地老百姓也看不上。老百姓挖煤，一二天就能挣代课教师一个月的工资。即便不挖煤，到外面打工，回到家乡把头发染黄了，穿一身稍为讲究的衣服，身上哪怕没有一分钱，他们也觉得自己比代课教师体面！“看看，咱哥们儿这身行头，少说也值几百元吧。就你那窝囊样，衣服皱巴巴的，每个月挣100来元工资，哼，太没出息了！”周再伟学说着那些外出打工回家者的样，心头酸酸的。周再伟的话再次引起赵顺军的共鸣。“可大部分学生家长不这样看，他们认为代课教师很辛苦，很负责。当然，代课教师有时也发牢骚，私下讲点泄气话，但一走进教室，他们就忘掉了自己的烦恼和痛苦。因为在他们内心深处，他们是把教书当成良心工程来做的。因为讲良心，再苦再累，他们也没有离开学校，没有离开学生。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归结起来有两点：一是校园情结（学校、学生），二是心灵深处体现出来的人性美。把自己的青春年华都奉献给了山区学校，奉献给了这里的每一条山沟。当然，他们也有局限，最大的局限就是自卑，根深蒂固的自卑。我接触过不少的代课教师，我发现他们代了这么多年课，却从来没有一天昂起过头颅，信心满满地往家走。换句话讲，就是没有真正扬眉吐气过。由于骨子里的自卑，连我们这些正式老师对他们的尊重，也常常被忽略掉。”赵顺军说，“比较典型的像我们去旁听他们讲课，他们就着急，就乱了方寸，讲课水平比没有人去听的时候下降许多。其实，代课教师中有很大一部分教学质量比有些正式老师要高。为什么？一般教师是把学生当学生，而代课教师不同，他们是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自家的孩子与别人家的孩子，那会一样吗？”上个世纪末以前，石门坎乡的代课教师占了全乡村小学校教师的50%以上，撑起了半边天！赵顺军的“石门坎乡的代课教师占了全乡村小学校教师的50%以上”，叫我记起一份资料上的话：代课教师问题仍是贵州农村教育的一个难点。人说边远山村的学校，往往是“一栋房、一个代课教师、几本教材”。“代课教师自卑，但不自弃。”赵顺军又说。我们云炉小学的三名代课教师，目前都在读电大的小学教育。小学教育学两年半，每年两次（一月和七月）去威宁职业学校参加考试，考五门课程，一天一门，加上路程，来回一个星期，四五百元的费用完全自理。而且，即便五门课都过了，也不一定能参加代课教师转正的资格考试。对此，他们说，我们知道，但我们至少作好了准备。“多好的代课教师啊。”赵顺军感叹道，“我想这就是柏格理精神的最好传承。生活在石门坎，既是苦难，又是幸运。苦难是因为贫困和严重的地氟病——不知你注意到没有，石门坎这儿的人，普遍牙齿黑黄，关节萎缩。你在街上看见那些弯腰驼背的人了吧，别以为他们有多大年纪，也就40来岁罢了。导致这种地方病的主要原因，就是这儿含氟超标的水质！石门坎的饮用水水质本来就差，大量地采伐煤窑（煤炭里面含氟），导致水质愈加恶化。幸运则是这儿有柏格理——听说，中国人现在普遍缺乏信仰，但我们不缺，我们苗族信柏格理，追随柏格理的精神。这样跟你说吧，凡是在石门坎当老师的，尤其是代课老师，多数都以柏格理为榜样，以追随他的精神为目标。呃，你要有空，最好去石门坎镇上看看柏格理先生的墓地，他的周围有不少土堆，这可不是一般的土堆，是那些追随先生，死后以埋在他身边为荣的苗族人的坟冢呀。”是这样吗？我很惊讶。当然。他说。三种文字的碑文及四周的坟冢赵顺军引着我，沿着石门坎教堂边安有金属栏杆的高梯坎，一级级往上爬。上了山，踩着脚下用水泥铺设的窄窄的山间小道，我们来到了山坡上的柏格理墓前。与柏格理墓并排的是先生的助手高志华。墓的下面按中国风俗修建，墓的上面竖着一个醒目的十字架。更奇的是，碑文共有三种文字：英文、汉语、苗文（由柏格理创建）。同时用三种文字抒写碑文，世间少有。可见先生功勋盖世，其超越国度、超越时空的至高品德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存。很多人来石门坎是冲着柏格理来的，走马观花游览了一遍，回去在网上发表文章，说石门坎先前怎么怎么辉煌，现在怎么怎么穷，怎么怎么落后，唯独看不到石门坎精神。石门坎精神？我问。对呀，石门坎精神。面朝柏格理墓的赵顺军语气铿锵：我们学校的那些代课教师，你采访过的新龙小学的张国剑老师，没有采访到的从东北来支教的卞淑美老师，还有好多老师。小赵看我一眼，与张国剑老师一样，我也是从《〈“窄”门前的石门坎〉——基督教文化与川滇黔边苗族社会》一书中知道的柏格理。石门坎，原先叫狮子洞，因为村口有一个天然的石门而改名叫石门坎。听老一辈人讲，以前这里修有栅子门，有专人值守。石门坎虽然道路狭窄，却是通往云南的交通要道，当年的柏格理就是经石门坎由云南昭通走进石门的。柏格理到石门坎以前，这儿还处于奴隶制，苗族人当牛做马。柏格理来了以后看到了，决心通过办教育来改变这种现状。“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这是一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真的，当时我读柏格理联想到的就是这几句话。在我看来，柏格理更了不起，白求恩是救死扶伤，柏格理则是拯救人的灵魂，让弱小的精神变得强大。“说得好！柏格理是拯救人的灵魂，让弱小的精神变得强大。”我赶紧说，“你们这些老师的坚守，将所有的乡村孩子视同自家孩子的那份浓得化不开的爱，对乡村教育不离不弃的坚守，就是柏格理精神的传承，而这种传承就是石门坎精神。”“是这样的。”赵顺军目光炯炯地看我一眼，然后离开墓碑，朝墓碑前的树丛里走去，“你来看这儿！”他走进树丛，站在一个不起眼的土堆前。我跟了过去，有些不解地望着他。他用手指着脚下一个又一个看上去毫不起眼的土堆，这绝不是一般的小土堆，而是那些崇敬先生人格，追随先生风貌，传承先生精神，死后以埋在先生周围为荣的苗族人的魂灵！当我的目光移向柏格理墓周围那些坟冢，我就望向了时光的深处，那里，正在经久不衰地演绎着柏格理的传奇故事&&于是我总在想：是什么力量支撑他在这贫瘠的异国土地上生根，并创造出一项又一项的奇迹？雨无声，墓无语；唯有墓碑上指向蓝天的十字架，在向人们深沉地讲述着什么&&对于先生，我先是崇敬，然后是走进，最后才有了发现。发现先生的品质，发现先生的奉献，更发现先生的伟大。在我心头，柏格理先生不仅是苗族心目中的英雄，也是我们石门坎人心中的英雄，还是整个教育界的英雄。柏格理先生是上天派来拯救苗族的一个救星！如果说先生是这片土地和天空的恒星，那么，先生墓地周围的追随者就是围绕在先生身旁的卫星。当地人说，柏格理下葬的地方是石门坎风水最好的地方。选风水最好的地方下葬，一是让先生的灵魂得到安宁，一是让先生在另一个世界看到石门坎的变化。那么，石门坎变化了吗？石门坎因为柏格理，曾经创下了多项全国第一。如今，这多项第一仍旧彪炳史册。按说，在这么一块曾经是民族教育的“圣地”上，无论文化的传承，无论教育的延续，还是苗族文化的发展，理应位居全国前列，事实却并非如此。1985年，刚刚上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和当地干部谈起一个外国人和石门坎的故事：“公元1904年，一个名叫柏格理的英国人来到了贵州毕节地区威宁县的一个名叫石门坎的小村，那是一个非常贫穷、荒凉的地方。他带来投资，在这块土地上盖起了学校，修起了足球场，还建起了男女分泳的游泳池。他用英文字母仿拼当地的老苗文，自编了&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这样的教材，免费招收贫困的学生。后来，一场瘟疫，当地的百姓都逃走了，他却留下来呵护他可爱的中国学生。最后，瘟疫夺走了他的生命。柏格理去了，在中国一个荒凉的小村里，留下了他的一个坟墓，留下了他培育出来的一代中华精英&&柏格理用实践告诉人们：进步的科学文化和艰苦创业，可以在贫困落后的地区，实现教育的超常规发展。”站在先生的墓地前，耳畔回荡着总书记展望中国教育的话语，想着石门坎的现实，我的心头涌起阵阵酸楚！现在的石门坎，农村教育同多数贫困乡村一样步履艰难，从2006年（这一年的冬月，胡锦涛总书记当年同当地干部谈起的柏格理的故事在新华网发布）起总算开始实施九年义务制教育，计划至2011年底结束。用五年时间实施义务教育，收效如何，没有掌握这方面的数据，不好下结论。那天，我转悠到石门民族中学，校门口竖立着大大的标语牌，上头醒目地书写着：“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按说，实现“两基”（尤其是“普九”教育）该是好事，可我却从中生出了莫名的忧虑：在我们这个国度，我们有过太多的“基本”和“准基本”！一句话，太多的模糊性和不准确性！更悲哀的是，我们习惯且认同了这种模糊性和不准确性！习惯且认同，才使得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掉队，不，是跌落：一个经济基础极其薄弱的地区，经历了从文化边缘跃升到文化中心的历史，又步入从文化中心跌落到文化边缘的现实。这是石门坎的历史，也是石门坎的现实。从这个角度讲，石门坎变化了，变得更落后了。面对这样的变化，有人撰写文章，叙述石门坎：我们苗族从穷苦人民走向奴隶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它有1000年的历史，从奴隶走向博士只有100年的历史&&我想应该在后面添上一句：从博士走向民族教育的衰落只有不到100年。面对变样的变化，天堂里的柏格理不会瞑目；九泉之下的柏格理的追随者们也不会心甘。第三章 被严重边缘化的教师群体怒江两岸萧条了的桐子花我在云南福贡的怒江边上走着走着，突然就没有了路。不，不是没有了路，是被开满岸边的桐子花遮蔽了眼。眨眼间，眼前的桐子花消失了，河流两岸的繁华转换成了萧条。江边没有了路，就循着山路上山。山上有一所达普洛村小，校长邓四叶，便是给我讲述怒江两岸桐子花由繁华转换成萧条的人。早在“文革”前，这所学校就有了。当年是茅草房，后来盖了瓦片，再后来盖了石棉瓦。学校历史长，教育整合得也比较早。2008年初，在福贡县范围内，实行基础教育整合最早的是马吉乡。马吉乡教育整合刚刚落幕，达普洛村小便在上帕镇率先开始教育整合，由此推动和促进了全镇的教育整合。上帕镇实行基础教育整合前共有47所村小（包括完小）、初小，整合后剩下14所。同年9月，福贡开始“普九”教育，实行“三免一补”，即免学费、书本费、学杂费，补学生的伙食费。即便实行了“三免一补”，在福贡县，在上帕镇，乡村孩子也少有读到高中的，通常读完初中，能够认得一些字就够了。一般情况下，一个村委会4所学校，能够进入初中的有100个左右，这100个里面通常只有一个能读到高中。能读高中的不只是成绩好，还要家庭经济好才行。邓四叶说他教了8年书，按一年教30多人算，共教了200多个学生，只有一个女生上了高中。女生父母尽管也是农民，但有手艺，会盖房、粉刷屋子，靠着手艺收点费用。在多数村民眼里，读书没大用，一点不读也不行。说没大用，是因为读书很难挣到钱。一点不读吧，连起码的与人打交道都不懂，怎么外出打工？福贡山区的村小条件差，教师的待遇差，代课教师的待遇就更差。年，代课教师月工资140元。到了2009年春季开学，代课教师的月工资才提为400元。待遇太低，代课教师不好找，邓四叶便向上帕镇中心校领导建议整合乡镇村小。建议引起了中心校领导的重视，领导考察了村小，向村委会了解情况后，将分散在各个村寨的村小、初小，整合到了各个完小片区。20世纪80年代末，达普洛村委会有四所学校：施朵村小、达普洛村小、黑阿洛村小、实利底初小。四所学校中，唯有大队所在地的实利底学校叫初小，初小有一至四年级四个班；村小通常是一个年级一个班，多的有两个班。当时的达普洛村小一个年级一个班，班里学生人数不等，有时候十几名，有时候二十几名，有时候三十几名。学生的多少，要看当年的招生情况。村小老师苦，村小的学生也苦。学校整合前老师缺，整合后学生上学则更远了。邓四叶的一句“上学更远了”，叫我想起搭他的摩托，从碧罗雪山脚下沿着机耕道盘旋而上，快到达普洛村小时，走在前面窄穿的机耕道上的几名学生，远远地见了他们的邓老师，赶紧在路边站定，一只手拎鞋——孩子们怕鞋被泥水弄脏，一只手举过头顶，齐刷刷向老师行队礼，问候“老师好！”“同学们好！”邓四叶赶紧回应。多好的学生！多么可爱的孩子！这些孩子的确很可爱。邓四叶说，他们除了学习成绩差一点，反应慢一点外，几乎让你挑不出什么毛病。最让人感动的是他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搞勤工俭学。每年的10月份，学校用一个星期时间，组织全校120名学生去野外捡掉落在地上的桐子。一斤干桐子能卖一元钱，一天能捡50斤，最多时能捡一二百斤。卖了桐子的钱用作学校资金，这些资金多数用于复印试卷，还有学生生病时的门诊费。复印试卷得去县城。主要是复印单元测试卷，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卷由上帕镇中心校发。一个科目按每张0.4元计，一次得花12～13元。一二年级三门课：0.4元（复印费）&20（学生数）&3（科目）=24元；三四年级四门课：0.4元（复印费）&20（学生数）&4（科目）=32元。一次测试（8个单元），复印测试卷一次就五六十元。两个班级（一二年级和三四年级）共有16次测试，一个学期下来复印试卷费就得800～900元。这笔钱从哪里出？就从学生们捡的桐子里出，当然，是出一部分。剩下一部分由学校的4个正式教师和校长分摊。学校从创建到现在，50年了，一直没有一台复印机。我们向县、镇都申请过，上头却一直没给。要是有了复印机，就不至于每次复印单元测试卷的钱还得由学校的老师分摊了。桐子捡了几年，到了2009年，突然就捡不到了。原因么，一是气候变热了，到桐子收获季节，桐子不饱满了。二是由于桐油贬值，桐子不值钱了，每斤干桐子从先前的1元/斤（卖得最好时能卖到2元，这样的价格卖了一年），跌到现在的0.3元/斤，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伤了心的农民开始逐年对怒江两岸的桐子树进行砍伐，砍了桐子种苞谷。农民不种了，学校勤工俭学搞不成了，学生的单元测试卷复印费呢？就全部由学校的4个正式教师和校长分摊。小时候记事起，怒江两岸全是桐子树，每年桐子开花季节，雪白灿烂的桐子花，从六库（今怒江州府所在地）一直开放到马吉乡这边，长达200公里的桐子花树哦，就像一支行进着的服装整齐的队伍，巍峨壮观。渐渐地，灿烂雪白的桐子花没有了，繁华瞬间转换成了萧条。怒江两岸的桐子花消失了，不是因为季节，而是因为时代。时代不同了，桐子花落伍了。“清退”、清而不退与有情执行2010年7月，我去了四川的巴中。一年多后我去了贵州的铜仁、威宁，云南的福贡和贡山一带采访代课教师。乡村代课教师的生存困境以及所遭遇的尴尬，让我想起怒江两岸萧条了的桐子花。其实，贫困的乡村教育还不如这桐子花。桐子花毕竟繁华过灿烂过；乡村教育呢，却一直低迷，不，一直羞涩一直尴尬一直难与人言说。代课教师之前，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教育界的一个特殊群体是民办教师。中国现代教育起步较晚，旧式的启蒙教育，或曰基础教育，是以乡村私塾为主体的。新中国成立后，国力不强，基础薄弱，在旧式私塾教育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学校教育，逐步对旧的教育模式加以改造，由私家供养到集体办学、民间办学（“民办”），才有了民办教育这种特殊的乡村教育形式，才有了民办教师这样的特殊群体。按照有关规定，只有持有教育部门发放的“民办教师聘用证”，才有资格称为民办教师。代课教师，则是在没有经过国家相关部门的正式认定的情况下走上讲台的。代课教师与学校之间，是一种临时聘用的关系。按照教育部的官方说法，代课教师是以不合法的形式，或者不合规定的形式存在的。这种以既“不合法”也“不合规定”的形式存在的代课教师，在目前的中国还有36万名！36万名是教育部对代课教师实行“清退”以后，截至2009年底的统计数据。早在日，教育部例行发布会上，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宣布，“预计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将把44.8万中小学代课人员全部清退。”44.8万名代课教师中，分布在农村公办中小学的大约有30万人，占农村公办中小学教师总数的5.9%。从2006年3月起实行对代课教师的“清退”，三年多时间过去，中小学代课教师由原先的44.8万减少到36万，仅仅“清退”了8.8万。至此，我们有必要追问一下：这些被“清退”的代课教师都是怎么“清退”的？“清退”时都有什么安置政策？没有“清退”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清而不退？王安治，甘肃省渭源县五竹学区黑鹰沟小学原代课教师。2009年秋季开学前一天，是老师们报到的日子。该校的4名教师中，王安治是唯一的代课教师。快到中午了，学校还没让他报到，去找校长张春林，说让他再等等。等到下午两点多，校长说，学校要合并了，公办教师要分到其他学校去，让王安治回家。显然，回家是被“清退”的代名词。王安治从18岁起在这所学校代课，如今人过半百，一句轻描淡写的“回家”，就将34年的辛苦给抹掉了。2010年5月，有同事给他捎了话，说省里、县里对清退的代课教师有了新政策，答应给被清退的教师一定补偿，对教龄20年的代课教师一次性补偿800元，教龄20年以下的一次性补偿600元；被清退的教师年满60岁后按月发补助，标准按以前的教龄每年8元。54岁代课34年的王安治每月可领取272元。王安治分别去找了学区和乡政府，一次性800元的补偿没能领到，领到一张清退证明。他说他就指望活到60岁后，拿着这张清退证明能按月领取一点养老钱。与被“清退”的王安治相比，代课近50年、年近70岁的四川巴中的徐本柏似乎还幸运些，因为没有被“清退”。然而，这种看似没有被“清退”，实则随时可能被“清退”的际遇，最是让人难以忍受。20世纪90年代，徐本柏所在的通江县实行民办教师公开招考录用（民转公），他因多种原因错失良机。之后，通江县实行代课教师招考录用（代转公），他的年龄又一次超标（民转公规定不超过45周岁，代转公规定不超过58周岁）了。已逾花甲之年的徐本柏于2008年接受校方建议，将自己转成居民户口，本想通过缴费的方式解决好自己的养老保险。可高达38000元的金额，对于一生贫苦寒酸的家庭无异于一笔天文数字！因为转成了居民户口，2010年徐本柏又错失了该县作为全国10%新农保试点县所享有的政策待遇。撇开一次次的阴差阳错不提，单单只说养老保障。一位66岁的山村小学代课教师，从工作那天起就没有分到过土地，依靠着微薄的代课薪水，支撑到摇摇欲坠的今天。设若真的有一天他倒下去了，留下老伴和两个孙子又由谁来抚养？即便不倒下去，只要上头不叫代课了，他也就完了。他说每每想找校长反映一下自家的生存状况，一见到校长时又总是缺乏勇气。校长那句：“你是不是不想教了？不想教就明说，还有人等着要教！”最是让他胆战心惊。如果说四川巴中的徐本柏没有被“清退”是冷水煮青蛙，随着冷水的逐渐“升温”而消亡的话，云南昭通盐津县身陷假证门的13名代课教师的际遇，就有些类似荒诞剧了。日，云南昭通盐津县教育局在全县范围内下发公开招考贫困边远地区村完小以下学校教师的公告后，全县133名代课教师纷纷汇集到县教育局人事股，工作人员告知他们：“报名必须要有普通话等级证书和教师资格证。”12月16日，38岁的黄老师前去报名，由于没有普通话等级证书，按照教育局规定，向人事股的赵安海交付了办理普通话等级证书的600元。3天后，另一位来报名的33岁的陈老师也遇到类似情况。不同的是，陈老师交付的办理普通话等级证书的钱比黄老师的多出了800元。赵安海对陈老师说了多出的理由：“去年办普通话等级证书需要1200元，今年涨了，要1400元。”10多天后，找亲戚借钱交付了的陈老师，拿到了县教育局颁发的教师资格证。随后，陈老师在县教育局大门口，拿到了一名陌生男子送来的“昆明普通话测试中心”的等级证书，级别为二级乙等。拿到证书后，代课教师们用尽平生所学，参加了县教育局组织的笔试、面试、体检、政审，被录取者随后选定了任教岗位，只等日到昭通市教育局参加岗前培训后，便可走上钟爱的三尺讲台。就在临近参加上岗培训前的2月19日、20日，交了办证费用的黄老师、陈老师在内的13名代课教师，接到了县教育局的电话通知：“你的普通话证书不合格，主要是无考试记录，暂时不参加岗前培训。”老师们没有想到，他们手持的在教育局办的普通话证书确实是假证。这些证书，在网上查不到任何考试和成绩记录。任教资格由此被取消。3月9日，涉嫌办理假证的2名工作人员、1名考生的父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身陷假证门的13名代课教师原本可以通过参加招聘考试合格后被录取，没想到却被花钱购买的假证剥夺了资格，且剥夺得如此彻底如此荒唐。彻底是连原先拥有的“代课”资格也没有了，荒唐是予以办理假证的竟然是冠冕堂皇的教育部门！不错，涉嫌人员因此被拘留了，可原本即使参加考试不合格，也有可能继续代课的13名代课教师却因此丢掉了饭碗！从这个角度上说，这样的招聘远比名正言顺的“清退”来得更无情更不要脸。比较之下，教育部人事司副司长吕玉刚对“清退”的解释还让人感到了些许温情。“妥善解决代课人员问题并不是否认他们曾经付出的努力和劳动，也不是简单地让所有代课人员都回家。”吕玉刚说，“对在岗代课人员要通过多种途径妥善解决，其中最关键的是地方各级政府要切实负起责任。”对现在还在岗的代课人员，吕玉刚提出要按照“以人为本、政府统筹、坚持标准、有进有出、积极稳妥、标本兼治”的思路，把妥善解决在岗代课人员问题与建立完善教师正常补充机制结合起来。允许那些具备教师资格、符合教师任职条件、素质较好、有一定教学经验的代课人员参加公开招聘，择优进入到教师队伍是“清退”代课教师的第一要义。其次，对那些被辞退的代课人员，则要给予一定的补偿，并随着各地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积极研究争取通过纳入城乡社保、农村合作医疗等办法，解决他们的实际生活困难。可以说，“择优招聘、辞退补偿、纳入社保”给这项刚性政策予以了有情执行的空间。其中，“择优录取”不用多说，想要“辞退补偿”，就得要由地方财政进行支付，并纳入年度预算；而要“纳入社保”则需要由社会保障部门进行规划。除此，还需要国家层面出台配套政策，省级政府制定统一的择优政策和补偿标准，并给予贫困县经费支持。如此才能体现公平，才能保证代课教师有序退出。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指出，我们有超过70%的人都在农村，有一些农民工走出去了，但是他们的孩子还在农村。2009年云南省投资了347亿元在教育上，其中75%都投到了农村。现在我们任务很重，比如说学前教育，学前三年的教育资源70%在城市，30%在农村，但是只有30%的孩子能享受到这70%的学前教育资源。城乡教育之间的差异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所以我们的任务更重了。如果不加快农村教育，特别是学前教育的发展，今后城乡教育之间的差距还会很大。罗崇敏的讲话从一个侧面道出了代课教师清而不退的主要原因。罗崇敏将教育的重要性提高到一个民族优劣的高度，他说，“任何一个民族之间的差距、任何一个区域之间的差异，我认为就是教育的差距、教育的差异。”值得期待和欣慰的是，有情执行在一些地方得到了推行，广西、重庆、广东、甘肃的兰州都在积极解决代课人员问题方面积累了不少好的经验和做法。广东省有中小学代课教师52185人，其中35075人分布在欠发达地区，占了67.2%。广东两年内省财政拿出20.7亿元解决代课教师问题，主要采取分批考试、免费培训、招聘和转岗结合等多种方式解决代课教师问题，并根据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不同情况分类解决。除此，广东省计划于2013年1月，在全省经济欠发达地区中小学代课教师中，通过考试招录公办教师。这是广东自1986年对民办教师实行“关、转、招、辞、退”后，首次统一组织的“代转公”考试。直辖市重庆农村共有1万名代课教师，占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岗位教师的6.78%，比全国的平均水平高1.49个百分点。重庆市政府此前出台了《重庆市在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代课教师中招聘公办教师实施方案》，通过公平考试、择优聘用的方式，从在岗的1万多名代课教师中招聘8000名公办教师，其中小学7000名，初中1000名。甘肃省兰州市从2008年开始，由市财政补贴，计划两年内清退兰州市最后1240名代课教师。2009年底，兰州市政府一次性拿出1117.18万元的补偿经费，每位被清退的教师可以根据代课年限拿到每年1000元的补助。广西壮族自治区就代课教师参加养老保险问题，专门下发了《关于解决原民办教师代课人员参加养老保险有关问题意见》的通知，“通知”分别从参保办法、补助对象、财政补助标准和责任分担、时间要求和工作要求等五个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目前，四川省级相关部门正按照国家关于妥善解决中小学代课教师问题的指导意见，抓紧研究制定我省具体贯彻意见。解决方案大致为：通过公开招聘择优招聘一部分为公办教师；多途径转岗使用，学校空缺和新设工勤、生活服务岗位及农村公益事业空缺岗位，用于优先选聘代课教师；依法依规纳入社保，根据不同情况，将代课教师纳入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或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这条适合巴中的徐本柏）；鼓励代课教师参加职业培训，增强就业创业能力。省长蒋巨峰在有关会议上明确要求：力争在2012年妥善解决好近2万名代课教师问题。这是全省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任务。广东省、重庆市属于经济较为发达的省市，“清退”政策力度大，政策相对优惠似在情理中。但甘肃兰州却属经济欠发达地区，仍然一次性拿出1100多万元作为清退补偿费。那么，经济同样欠发达的贵州呢？一如未能查找到目前贵州省代课教师的人数，在对代课教师的安置方面，贵州似乎也没有出台具体的政策。不错，经济发达与否对妥善安置代课教师会有一定影响，但不是主要的，对代课教师问题重视与否才是关键。叙述至此，想起一句老话“不怕慢，就怕站。”有5万余名代课教师的广东省，其代课教师人数在全国算得上最多之一，甘肃兰州的经济欠发达在全国恐怕也排得上号，但广东和甘肃兰州在“清退”政策方面均能程度不同地做到有情执行。可见，人数多不怕，经济欠发达也不怕，只要肯做，尤其是在做的过程中努力做到有情执行，“清退”工作就会做得不留或少留后患。在京城遭遇尴尬的乡村民办校长资料载：世界公共教育经费投入平均占GNP的比例为5.1%，发达国家为5.3%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为4.6%，印度为3.5%，最不发达国家为3.3%，中国为2.3%（成为世界上投入最少的国家）。2002年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41%，2003年为3.28%，2004年为2.7%，逐年减少。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受教育人口的中国，只用了占世界各国教育总开支的1.5%！美国2亿人口，教育经费为7000亿美元；中国13亿人口，教育经费仅400亿！“过去国家穷，教育投入少，我能够理解。可是现在我们不穷了呀，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的经济发展这么快，听说2010年我们的GDP排名已经超过日本，世界第二了，可我们的教育投入却倒数世界第一！”给我看资料、说这话的是四川省资中县鱼溪镇利民小学招聘副校长钟杨。我说我也搞不懂。就说义务教育吧，只能理解成家长对自家的孩子有义务教育的责任，而不是国家有义务教育她的后代公民。终于开始实行义务教育了，但也只是免除了适龄教育儿童的学费，书本费，杂费是免不了的。所以啊，我们的义务教育也是打了折扣的，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从2003年开始，经济落后的肯尼亚，克服重重困难，破天荒地实行了小学义务教育，人家可是真正的货真价实的义务教育，学生完全不交书本费、学费和杂费等一切学习费用。继肯尼亚之后，马拉维、莱索托、乌干达、坦桑尼亚和莫桑比克等国也都实行了小学免费教育。2/3非洲国家的教育经费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4%，我们的教育经费却只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3%！“是的，人不能只为物质而活，但离开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就会活得窝囊，活得寒碜。”钟杨说，“就说我们吧，每次外出开会，总觉得低人一等，会议安排吃工作餐，都偷偷溜了，去路边店悄悄吃碗面条，然后坐车回学校。”乡村民办校的老师寒碜，校长也好不了多少。不，从某种角度上讲，利民小学校长陈平比他的老师还要显得穷酸。2008年“5&12”地震后几天，5月17日，校长陈平被县教育局推荐去北京，参加由中国教育协会举办的“中国第一届民办教育家大会”。会议开了三天，来自川南小镇民办小学的校长陈平的“吝啬”引起了与会者的注意。会议开始时，为灾区举行捐款仪式，代表们纷纷响应，少的捐几百元，多的几千、几万元，陈平捐得最少，只捐了200元。捐款仪式上，很多人用诧异的眼光看他：这个老板可是吝啬到家了呀，发生在他们家乡的大地震居然只捐了区区200元！可他们哪里知道，这个貌似与大家无异的民办学校校长，穷酸得在开会期间都住不起宾馆，只好与家乡农民工共挤一张床！其实，陈平何尝不想多捐一点哪，可干瘪的口袋无法撑直柔弱的腰杆。北京之行回来，寒碜的陈平重新鼓起了劲头，他相信国家对教育终归会有政策，因为在这个会上开始有了关注利民小学的人士。他心头揣着“民办教育促进法”去找县教育局有关领导，领导对他说，你那个法只针对你，对我们不起作用。他顿时蒙了，心想去北京参加会议是你们推荐我去的呀，既然推荐，说明对民办教育多少也是持肯定的吧，怎么突然态度又变了呢？可他哪里知道，人家推荐实属不得已——教育局黄股长私下帮他填了表。表都填了，就让去吧，再说在资中还找不到一所像利民小学这么有名的民办学校。你不就是去参加一个会嘛，谁让你促进民办教育了？再说你促进得了吗？陈平或许促进不了民办教育，但至少能够脚踏实地干好有关促进民办教育的事。继2011年第四届全国民办教育家代表大会之后，日，陈平应邀去北京参加“第五届全国民办教育家代表大会”暨“民办教育表彰大会”。会上表彰了民办教育优秀学校148所，民办教育优秀办学者和校长120名，民办教育优秀教师186名。中央电视台、中国网络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人民代表报、人民政协报、中国教育报、光明日报、中国教师报、现代教育报、人民网等十多家新闻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在受表彰的19所民办教育优秀学校中，四川省资中县鱼溪镇利民小学位列第二。主办方在会上宣读该校受表彰的理由：四川省资中县鱼溪镇利民小学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填补了平民教育的空白！填补了中国近代史上平民教育空白的陈平了不起。了不起的陈平却填补不了自办学以来每学年（迄今依然存在）始终有四五十万元的资金“空白”。为填补这“空白”，每年的两个假期，他都要重操旧业——到建筑工地打工挣钱义务办学。但愿这样的“重操旧业”早一点结束。第四章 第三次承诺刍议2012年，新一个龙年开始，在中国教育史上，堪称最抢眼球的当数国家教育部面对全国所有学校和教师，面对全国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就一个民族的未来来说，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教育与之关联得更紧密了。庄严的承诺即国家教育纲要和2011年全国“两会”都提出，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要达到4%。这样的承诺最早可以追溯到1993年。那一年，4%承诺的分母是国民生产总值，即GNP。而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1个5年（年）规划纲要》中，4%的承诺再次得到重申，只是分母由国民生产总值GNP变成了国内生产总值GDP：“保证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幅度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逐步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只是，这第二次承诺的目标同第一次一样，依旧没有实现。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年）》中又一次提出：“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2012年达到4%。”这已经是第三次承诺了。2011年全国“两会”，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这一庄严承诺。这样的承诺，让人想起共和国成立时，毛泽东代表执政党向全国和全世界庄严承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如今想来，这“站起来了”不过是一句口号，或者说是一句宣言，真正站起来了，该是中国政府实行经济改革开放以后。而且，这站起来了也仅仅是经济上的站立，是为数不多的先富起来的“少数人”的站立。如果将这站立的含义延伸开去，比如民族精神的强大，还为时尚早。由此可见，一个民族要真正站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与一个民族的站立相比，民族的教育要站立也有待时日，但承诺的兑现却是指日可待的。我们期待这承诺兑现。期待中国教育，尤其是乡村教育在承诺兑现后获得公平。更期待中国的教育从此不再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比如，贵州的石门坎。石门坎是个非常特殊的地方，特殊就特殊在出了个英国传教士柏格理，创造了苗文和创办了苗族学校的柏格理。办教育，创办苗族学校，创造了多项全国第一，培养了两个苗族博士。可惜，一百余年过去了，柏格理先生当年创下的辉煌至今无人比肩，更遑谈改写。在柏格理之前，英国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于1870年来到中国，他对中国社会发表过很多看法，其中有一条至今读来让人感慨颇多。1887年，他向李鸿章建议进行教育改革，为此，要求清政府每年在教育上投入100万两白银。对于李提摩太这个建议，李鸿章的答复是，中国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大一笔开销。李提摩太说：“那是&种子&钱，必将带来百倍的收益。”李鸿章问：“什么时候能见成效？”李提摩太回答：“至少需要20年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所带来的好处。”李鸿章说：“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11年后的1898年，近代改革家王照对康有为说：“我看只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一天改变，才能实行一切新政。”康有为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王照、康有为对话七年后，1905年，严复与孙中山在伦敦会面。严复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教育，革命非当务之急，他说：“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中山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以上三次对话实在意味深长。或许，近代中国的诸多悲剧根源就蕴藏于此。三次对话，尤以严复所言“根本问题在于教育，革命非当务之急”叫人感慨良多！今日之中国，经济发展早已不应该是当务之急，官民素质的整体提升，对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进行修复，才是至关重要的大问题。否则，经济再发展，GDP再增长，中国仍然会出现严复断言的“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换句话讲，中国即便GDP全球第一，仍然成不了真正意义上的强国。有意思的是，一百多年后，中国政府对教育作出的承诺竟然与中国近代史上关于教育的著名对话相吻合：刚好也是三次！是的，与抓其他政绩相比，抓教育实在来得太慢，实在有些得不偿失。这样，“不耐烦”的心便咏叹出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壮丽诗篇，这块土壤上便适时地长出一批又一批指点眼前江山的风流人物！只是，苦了那些用脚板一辈子默默不语在山区行走的教书匠，以及为了城市建设日渐被城镇化了的父老乡亲和他们的孩子！美国最新（2012年春）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全球28个国家的教师工资排行榜中，中国的教师工资几乎垫底儿。以刚入行的大学老师工资为例，加拿大教师的月薪是中国的22倍。大学教师尚且如此，乡村教师呢？恐怕就只是人家月薪的百分之几了，甚至连这个之几也不一定达得到。2008年《国家教育督导报告》表明，部分地区教师收入水平偏低。2006年，全国有273个县（占区县总数的8.5%）的小学教职工和210个县（占6.5%）的初中教职工，人均年工资收入低于1.2万元，人均月工资收入不足1000元。报告显示，教师工资收入水平城乡差距依然较大。目前，深圳、佛山、珠海的中学教师年薪8～10万元，广东番禺教师月平均收入可达7400元。广东农村代课教师月薪仅300元。之所以出现同工不同酬的现象，是因为代课教师的人员经费由其聘用的学校自行筹集，而不是由市、区财政统一核拨。《国家教育督导报告》披露的是经济发达的广东省城乡教师的差别。较之广东，经济落后的贵州的农村代课教师的工资更少些。在贵州有月工资不到100元，甚至有日薪一斤苞谷的代课老师！这是工资收入的差别，也是同工不同酬的差别，更是政治上的歧视。在四川巴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连续七年（从1998年至2004年）每年一次的被“清退”——为了逃脱保险责任——和请回政策。要说，这种临时聘用代课教师的政策，是国家最困难时期大办教育的临时性国策。从一定程度上看，是让代课教师极不公平地承担了国家的困难，劳动没有获得应有的报酬，只有当时公办教师1/10的月工资！这在全世界的所有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另一种政治上的歧视则带有蒙蔽性。2008年4月，贵州省织金县马场乡拄着双拐，给乡村孩子们代了20多年课的50多岁的王瑞伦，在代课26年后被政府授予“贵州省优秀农民工”荣誉证书。这荣誉让人既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拄着双拐代课26年的王瑞伦终于被社会所承认。难过的是，王瑞伦干的是教书育人的事而不是农民工的活，怎么会是优秀农民工？在相当多的政府官员眼里，代课教师的身份是“代课”，但本质上还是农民。我今天要你代课你是教师，明天我不要你代了，你就成了农民。弄懂了这一点，王瑞伦获得的荣誉证书其实不是荣誉，而是罩上了一层虚假光环的另一种身份证——优秀农民工身份证。与王瑞伦类似的还有始终与各种机会无缘、与“代转公”错失的大巴山的徐本柏、何春梅，贵州石门坎的张国剑，河北省蔚县的残疾人郭省&&正式教师，临时教师；正式工，临时工；体制内与体制外&&有着五千历史，人口众多的中国，沿袭并发展着自古以来人分三六九等的社会习俗，在体制范围内轻轻画了一条线，便将她的子民不着痕迹地分出了级别，权势者的智慧呀！然而，时间毕竟行进到了2012年。国家教育部毕竟再次向全国所有学校和教师，向全社会和全国人民作出了让整个民族再次看到曙光的第三次承诺。但愿这次承诺能够实现，不再成为中国教育的一个情结。要实现就得付诸行动。关键的是，这样的行动是要在积重难返的历史问题上起步，步履维艰呐！已逝的党的领导人，正在台上的国家领导人，都清楚地看到并严肃地指出了这沉淀已久的历史问题。1989年3月，邓小平同志就说过我们最失败的是教育。第二个十年结束的时候，上学难、上学贵成了关键词。第三个十年结束，教育之病仍未见缓解。新华社北京日电，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4日在此间说，最觉得痛心的问题是这三年的工作，还没能够把人民最关心的医疗、上学、住房、安全等各方面问题解决得更好。党和国家领导人倒是重视了，为此也采取了或大或小的行动，可地方政府和教育部门呢？就在政府第三次承诺引发社会各界热议时，2012年6月上旬，湖南省教育厅就“崔永元公益基金第六期乡村教师培训八月培训100名湖南乡村教师”一事回复：不反对、不支持、不参与。崔永元先生对此很是愤怒，在个人微博上怒斥湖南省教育厅：不努力、不作为、不要脸！南方那家有影响的杂志在提及国家承诺财政性教育经费达到4%这个话题之后，进一步指出：一个政府对于教育的任何承诺都是很严肃的事情，其背后是一个社会对于公平正义的具体感知。数字是枯燥的，但的确涉及众多个体的命运。同样是4%，今天教育体制改革面临的问题与20年前已经不可比：总量不足和分配不公并存；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落后地区教育的鸿沟在进一步拉大，即使在经济发达地区内部，有的也存在同样的鸿沟；外来工子女受教育问题，受制于体制不顺，迟迟得不到明显改善&&我去贵州采访，途经威宁，在威宁一家农户的墙上看到一则标语：“读完初中再去打工。”墙上的标语像一支飞镖瞬间将我命中！顿时，胸口那儿在隐隐作痛&&这还只是开始。当我深入山地省贵州和少数民族最多的云南省乡村，与一个又一个乡村老师交谈后，方才发现“读完初中去打工”的残酷现实，于偏远贫穷的山村孩子既非个案，也算不得太差。五千年历史的国度哟，你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让贫穷的乡村孩子像城市孩子那样享受国家的阳光教育！近来，网上将教育行业列在中国最缺德的十大行业之首，稍有良心的人都会为之感到羞愧。最应该有道德良心的行业却坠落成为最缺德的行业榜首，根源便是教育的金钱化和产业化！相比之下，与我们各方面（除了社会制度）都可以进行类比的邻国日本的教育却是推动国家和民族前进的最大的软实力之一！原日本文部大臣荒木万寿夫所说：“明治至今，我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特别是战后经济发展的速度惊人，为世界所注视，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可归结为教育的普及与发达。”有资料显示：中国的初级教育相当于日本1900年的水平，落后 100年；中等教育相当于日本1910年的水平，落后90年；高等教育相当于日本1920年的水平，落后80年；教育经费相当于日本1920年左右的水平！我们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和三千年文明，号称礼仪之邦的古老国度，可支撑文明的教育却如此落后。如此落后的教育怎么去书写古老的文明？礼仪之邦又靠什么来彰显？但，最新读到的一则资料又让我重新陷入了困惑。资料载，2010年，我国财政支出将近9万亿元，其中，中央财政约为7.3万亿元，包含了23个项目，其中最多的是教育支出，约为1.2万亿元，较2000年增长了721%！令人费解的是在这十年里，我国农村普通小学减少了近一半，这期间还对44.8万名代课教师实行了清退。一边是教育经费投入世界排名靠后，一边是教育经费支出为国内各项支出之首！如此大的反差不只是让不明就里的老百姓看不懂，也让社会各界关心教育的人士深感困惑：我们不是爱讲有多少钱办多大事吗？既然教育投入如此之少，那么，教育支出理应就该比其他项目少才说得过去，为什么投入少却支出多？这笔支出如此大的费用都用到了哪些地方呢？我们看啊，近十来年的火爆的高校扩招，名目繁多的学术项目以及数额惊人的项目经费。除此，每年高达几十万元的县教育局的接待费用，如此一梳理，教育经费为什么高支出的答案或许就不难解答了。要说啊，解决教育经费投入少与支出大这样一组看似完全不搭调的矛盾，办法其实很简单，这办法就是让各类高校从脱离正轨的高校扩招思路和争抢各种项目经费的怪圈中挣脱出来，使教育的高支出真正成为教育的资源。“我们希望通过第三次承诺的4%这样一个数字所呼吁的，不是行政化的狭隘的东西（比如提高教育部门在权力体系中的地位），而是希望加快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的步伐。”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言，无论对于一个国家还是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钱总是不够花的，关键看你怎么花。一个普通农妇可以节衣缩食，甚至举债供养子女上学；与之相反，许多政府会认为修大马路、大广场是更重要的，甚至将大量的钱用在购买美国国债上头。针对这一点，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教授指出：对经济资源的分配实际是对价值的分配，即对事物重要性的排序。这就说到点子上了。更重要的是要做到点子上。但愿国家第三次承诺兑现之日，中国的教育从此不再成为教育界和全国人民揪心的沉重话题。作者简介：向思宇，男，四川安岳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散文》《小说家》《报告文学》《北京文学》《时代文学》《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南方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散文、随笔、小说、报告文学多部（篇）。有作品被《新华文摘》转载、进入中国最新文学作品排行榜及入选中国报告文学年选。报告文学《筑巢》获新世纪第五届“《北京文学》奖”。出版长篇报告文学《太阳照常升起》《中国甜城兴衰记》，中短篇报告文学集《太阳祭》。责任编辑 师力斌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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