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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人社部:用人单位不得以乙肝作体检标准
　　人保部昨天公布修订后的《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新修订的《规定》明确，用人单位招用人员，除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乙肝病原携带者从事的工作外，不得强行将乙肝病毒血清学指标作为体检标准。用人单位将乙肝病毒血清学指标作为体检标准的，由被责令改正，并可最高处一千元罚款；　对当事人造成损害的，将承担赔偿责任。
　　《规定》还明确，用人单位不得拒绝录用传染病病原携带者，但是，经医学鉴定传染病病原携带者在治愈前或者排除传染嫌疑前，不得从事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从事的易使传染病扩散的工作。
　　用人单位不得以诋毁其他用人单位信誉、商业贿赂等不正当手段招聘人员。用人单位在招用人员时，除国家规定的不适合妇女从事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用人单位录用女职工，不得在劳动合同中规定限制女职工结婚、生育的内容。用人单位招用人员，不得歧视残疾人。用人单位发布的招用人员简章或招聘广告，不得包含歧视性内容。违反《规定》，将受到相应处罚。
(责编：孙博洋、夏晓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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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职体检查乙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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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gdmji18609 你好，乙肝是一定会查的，如果你想用钱买健康证的话就去找体检先锋吧！去医院如果你有乙肝的话怕通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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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500强企业入职体检查乙肝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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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500强企业入职体检查乙肝调查结果
官方公共微信对“乙肝”由宽容到排斥 强制筛查两对半成拐点――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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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乙肝”由宽容到排斥 强制筛查两对半成拐点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中国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能检测乙肝标志物，但乙肝人群在就业和升学领域受到排斥，却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社会对于乙肝人群由宽容到排斥的前后变化，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
　　本刊记者/张鹭
　　日，本年度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入选了一个特别的人：24岁的乙肝病毒携带者雷闯，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候选者。
　　今年9月，浙江大学的毕业生雷闯依靠一己之力，拿到了从事食品行业的健康证，为乙肝病毒携带者群体争取到了一个公平的机会。因此，他被社会誉为“乙肝斗士”。
　　而两年前，这位当时22岁的HBVER(乙肝病原携带者)已被保送到上海交大攻读化学化工专业的研究生。“我想通过这件事，让社会更多关注、了解乙肝病毒携带者。让大家知道，我们其实并不可怕。”雷闯说。
　　“这对于社会认知的改变起到了一个拐点作用”，中国最大的HBVER论坛“肝胆相照”的原版主陆军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此前这在一般公众眼里是个根深蒂固的误区”。
　　2009年，在乙肝携带者眼里是个“历史性的一年”。
　　7月20日，《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颁布实行。在这个法规列出的“有碍食品安全的疾病”中，并未出现“乙型病毒性肝炎”的字样。这意味着，如果愿意，中国的9300万HBVER都有资格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
　　随后，7月30日颁布的《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草案)》，要求托幼机构不得拒绝乙肝表面抗原阳性但肝功能正常的幼儿入园；10月10日，卫生部在例行记者会上透露，卫生部有关司局正在就取消入学、就业体检中的乙肝血清学检测项目(乙肝五项检测，俗称“两对半”)制定指导性意见。
　　回溯乙肝携带者受歧视的历史，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就掌握了乙肝表面抗原的检测技术，但针对HBVER的这种整体性社会恐慌与排斥，却仅仅从最近10多年才开始形成。“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整个社会对于HBVER还是很宽容的”，陆军说。作为一名HBVER，陆军在1990年顺利进入大学，中途还因发病而休学过一年，但却并不影响他毕业后被分配到原单位，他身边的几位朋友也有着类似经历。
　　事实上，在大量的网络交流中，“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也是HBVER们最为认可的时间拐点――从此以后，这个群体在就业和升学领域受到的排斥逐渐明显。社会对于乙肝人群由宽容到排斥的前后变化，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
　　最初的错误
　　尽管美国科学家布隆伯格早在1963年就发现了澳大利亚抗原(即乙肝表面抗原)，但国家卫生标准《乙型病毒性肝炎的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起草人、曾任卫生部肝炎防治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的徐道振教授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对澳大利亚抗原的检测技术直至上世纪70年代才传入中国，从那以后，中国医学界才能在肝炎中区分甲肝与乙肝。“而在此以前，我们只能按传播途径把肝炎分为传染性肝炎(主要是急性黄疸型肝炎)和血清型肝炎(实际上就是乙肝)。”
　　“有了乙肝的检测办法之后，很多医院就在临床上先应用了，在各地的传染病报告里，肝炎不断增多。根据疫情报告里表现出来的发病率逐渐增高的趋势，卫生部在1979年组织了全国第一次肝炎的流行病学调查。”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副理事长、卫生部疾控司原司长王钊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那次流调的结果，乙肝表面抗原的携带率是9.75%，按12亿人口推算，当时的HBVER大概是1.2亿。
　　这个危言耸听的数据，事实上改变了后来社会对于肝炎的态度。
　　但科学新发现要体现在政策法规之中，显然需要一定的过程。王钊回忆，“上世纪70年代，在我们的传染病管理条例中规定报告的病种里，传染性肝炎仍然被整体作为一个病种，并没有从病源上分为是细菌的还是病毒的，病毒是什么型别。”即便到了1982年，《食品卫生法》出台时，在“不得参加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的疾病中，乙肝也被笼统地包括在“病毒性肝炎”的表述中被一起排除。
　　一个重要的区别是，“虽然都是病毒性肝炎，但甲肝、戊肝与乙肝、丙肝却完全不一样，属于两个系统的疾病，前两者是通过消化道传播，后两者是通过血液传播”，王钊说，“不管是细菌也好，病毒也好，在侵害人体的时候，都会有一个‘靶子’，消化道传播的细菌和病毒专门找消化道，血液传播的就专找血液，病毒性肝炎虽然都是侵犯肝脏，走的路径却不一样，就像走高速公路的绝不会走到国道上来。中国在进行乙肝研究时在黑猩猩身上做过实验，给它喂食乙肝病毒，不会产生乙肝症状；但要是把它的口腔黏膜用铁刷子刷破再去喂食，它就会感染”。
　　“这样笼统的划分，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徐道振回忆，虽然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就能检测乙肝表面抗原，但了解这种疾病是一个逐步的过程，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掌握乙肝e抗原的检测技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掌握定性DNA的检测技术。制定《食品卫生法》时，不少专家也认为密切接触会传染乙肝。王钊说，加上当时制定法规并没有现在的公示制度，少数知情的肝炎专家并没有机会对这个错误做出纠正。
　　但1982年的《食品卫生法》却为此后法规的表述做了一个坏的开头：1987年颁布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和1989年颁布的《传染病防治法》，都将“病毒性肝炎”作为一个不加区分的整体。
　　公众的认识
　　与前沿的医学研究相比，中国公众对于乙肝的认知要晚得多。王钊说，上世纪90年代以前，群众性的防病知识的宣传教育做得有限，各种信息传播的手段也少，不要说乙肝，他们对肝炎的了解都很有限。
　　直到1986年新疆的戊肝和1988年的上海甲肝大流行，才以疫情的方式唤起了中国公众对肝炎的重视。1988年的上海甲肝大流行时，王钊跟随当时卫生部的分管副部长第一时间赶到了上海。她回忆说，这场持续半年之久的疫情让上海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工厂停工、学校停课，所有的医院都住满了，连礼堂和宾馆都临时增设了病房。”
　　在疫情爆发的日子里，对甲肝的恐慌也蔓延到了其他省市。当时分管卫生工作的上海市副市长谢丽娟，曾对媒体回忆：上海生产的食品被封存；上海运出的蔬菜被扣留；上海人在外地住旅馆，迎接他们的往往是“客满”；上海人出差在外，上馆子吃饭，服务员连连谢绝；上海人到北京开会，会场要给他们单独划定区域。
　　1988年的上海甲肝疫情，客观上为普及肝炎预防的知识起到了常规宣传所不及的作用。但很难说中国公众对于乙肝的恐慌是由此点燃。“那场疫情的影响力仅限于华东地区，疫情过后，也只有华东地区实行了联防联控。”王钊说。
　　由于在食品和卫生领域的政策法规中，乙肝一直没有被从其他的病毒性肝炎中区分出来，乙肝一直都是以“烈性传染病”的形象出现在中国公众的视野里，甚至对于很多HBVER来说也是如此。作为研究乙肝的权威专家，徐道振经常要利用业余时间给那些不敢接触自己孩子的乙肝母亲、不敢谈恋爱的乙肝青年回信，这让他感到欣慰而又无奈，“光在我手中，就撮合了不少年轻人，但我一个人的力量能有多大？”
　　与对乙肝科普宣传的不足相对应的，是医疗广告的刻意误导。徐道振说，乙肝特效药和专家门诊的广告传播的“乙肝―肝硬化―肝癌”三部曲，这对社会公众造成的误导近乎“恐吓”――因为事实上，根据国际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2009年发布的连续随访22年的调查结果，在免疫清除期过后，90%～95%的HBVER会变成非活动性的携带者，只有不到10%的人会转为肝硬化。对此，2003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就曾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医疗广告活动 加强医疗广告监管的通知》，暂停就乙肝发布医疗广告，但收效甚微。
　　2005年，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曾在成都、苏州、广州做过社会对于HBVER态度的调查，结果显示，约37.5%被调查者不愿与乙肝病原携带者同时办公、同桌就餐；55.36%不愿与之组织家庭。而该基金会2005年公布的《中国病毒性肝炎的流行现状及其相关问题分析报告》对医务人员的调查结果显示：在专科医生中，能准确回答所有肝炎问题的人几乎没有；在非专科医生中，仅有不到一半的人能完全正确地回答乙肝传播途径，能正确回答所有问题的人只占0.3%，有11.6%的人不愿治疗肝炎患者。
　　政策隐患
　　在陆军的观察里，对现在9300万HBVER产生重大影响的变化发生在1994年。这一年，国家公务员制度改革启动，对公务员的招录开始实施“逢进必考”，劳动就业领域的体检筛查也由此开始。
　　1994年的《中央国家行政机关录用公务员体检项目和标准》(下称《标准》)中规定，“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或乙肝两对半阳性而肝功正常者可录用”。
　　“这个规定本身并无不妥”，陆军说，“但问题是，它开创了一个强制检查乙肝两对半的先例，造成各地方机关单位、企事业单位和学校的纷纷仿效，而后者效仿在对入职和入学者进行乙肝两对半的强制体检时，却没有效仿两对半阳性而肝功能正常者可录用的原则，变成只要是两对半阳性就拒绝录用。”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欲就《标准》中关于乙肝筛查制度的制定过程，采访人事部考试录用处当时的一位负责人，但遭到了拒绝。
　　那么，中央机关《标准》中的“两对半阳性而肝功能正常者可录用”，是如何演变成“只要是两对半阳性就拒绝录用”的？关注HBVER人权保护问题的广州大学法学院教授邓成明这样分析对于HBVER的录用，从中央到地方的变异过程：
　　人事部颁布的《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第二十六规定：“体检的项目、合格标准及有关办法由录用主管机关根据职位要求具体规定”，这实际上是将制定体检标准的权力授予了各省、市(自治区)；而全国31个各省的《公务员体检标准》均将携带乙肝病毒判为不合格(广东、四川、江西小三阳合格、大三阳仍为不合格)。
　　这样，全国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实际上被排除在公务员职业之外。这种规定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十分严重和非常广泛的。公务员招考是一面镜子――如果连国家机关都觉得携带者存在问题，那其他用人单位更有了拒绝的理由。长此以往，多数事业单位的体检标准就参照了公务员体检标准。
　　邓成明的分析得到了地方官员的证实。2003年，就著名的HBVER张先著诉芜湖市人事局的“乙肝维权第一案”，《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曾采访安徽省人事厅公务员管理处处长史甘霖，史当时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安徽省人事厅就是根据“第二十六条规定”制定了《安徽体检标准》。史甘霖说，行使一定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招录，也参照公务员的健康标准执行。
　　这种“上行下效”甚至会影响到外资在华企业。根据陆军所在的反乙肝歧视NGO北京益仁平中心发布的《2008外企乙肝歧视调查报告》，在96家接受调查的外资在华企业中，超过八成对求职者强制体检乙肝病毒标志物，并依据检测结果来淘汰乙肝病毒携带者。“当然，他们的方式都很隐蔽，会用其他借口拒绝。”陆军说。
　　而对于乙肝携带者的社会态度，与其说是“歧视”倒不如说是一种无知。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副理事长，曾任卫生部疾控司司长的王钊说，“歧视”包含着道德谴责的意味，很多社会公众会因为吸毒、性乱这样的偏见而对艾滋病人产生歧视，但对于乙肝来说，社会公众的情绪更多是由于无知而产生的恐惧。而专家徐道振更将这种社会排斥定性为“事实上的排斥”。
　　的确，当云南省卫生厅长以“防艾事业”之名，愿为大理男同性恋酒吧摇旗呐喊；1.2亿中国乙肝病毒携带者，更有待获得更为明确的社会承认。 ★
【编辑:朱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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