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面奶进到眼睛里了。已经两天了。有莫言的感觉。眼球变软。眼角疼痛 按压眼球疼会有痛感。

来源：蜘蛛抓取(WebSpider) 时间：2016-08-20 14:02 标签： 按压眼球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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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的底色梁永安
最近文坛的一大热闹事，是王朔的横枪复出。他矛头对着文学乃至文学界的大老新贵挑了个遍:上到95岁的季羡林，下到20来岁的郭敬明，还有中间段的余秋雨诸人，概莫能免。有人说他这般全武行打扮出场，全然是为了招揽眼球，用心颇为功利。在我看来，这样估计一位文坛老将，实在是低估了岁月的力量。王朔此番出击，有充分的信心，他再也不是那个“无知者无畏”的滚地龙，而是知天命的贤者:“我前些年一直演一个北京流氓王朔，其实我不是。我是一个有美德的人，我内心真的很美，我没有害过人，没有对不起人。我没有。”
不知道别人听到王朔这番道白是什么感觉，我可是百分之百地相信。1990年他冷不防策划了电视连续剧《渴望》，有人白眼说这是王朔对中国“刘惠芳式的”的道德的“彻底否定”。我当时也疑惑“顽主”王朔怎么会写出这样的正经作品，时至今日王朔扛着“思想武器”再出场，我彻底明白了王朔的底色:这人虽说语言是“胡同”的，但脑子归根结底还是属于“大院”，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载道意识。
人们往往喜欢看骂人(尤其是当今的娱乐化媒体)，都喜滋滋地看王朔横扫一个个“腕儿”，反而忽视了他称赞的人物。我数了数，其实他称赞的人比骂过的人多:刘恒、张承志、韩寒、章子怡、巩俐、赵宝刚、姜文、莫言……很多啊！这些人在王朔看来，都可圈可点，至少也是勤奋努力的典型。甚至对张艺谋，王朔曾经骂他“臭大粪”，如今也一再道歉“很不应该”。这样一个王朔，怎能用一个“骂”字概而言之？王朔其实把自己的动机说得很明白，他这次出山有些“行侠仗义”的心怀，既反对“大众文化”，也反对“精英意识”，尤其是后者，因为那里面有巨大的不平等。他说:“我自认为我是毛泽东时代的婴儿，我出生在那个时代，我再坏再为自己谋利，心里这个东西是有的，觉得你不能欺负人。欺负人要有度，你不能把人欺负死。我可能瞧不起这人，但我绝不在行为上欺负人，我也本能地就不喜欢那种自认为是知识精英的人。”看看，这样的王朔是不是有些《水浒传》的风貌？从中可知他“骂人”的标准。
王朔的复出，是文坛的一大幸事。绝对不能说他是真理的标准，因为他的实践中还充满着不成熟，言谈举止有时近乎愤青，不大像五十知天命的人。然而时代是如此繁杂，泥沙俱下之中，谁敢说自己耳清目明？王朔坦言:“我们这批人能不能在中年调整过来，难讲。哥儿们从1991年之后就开始调整，15年了我都没说我调整过来了。”但是，不成熟正是我们这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幸福所在。大家都不成熟，于是人生就充满了空白和未知，洋溢着探索的激情，每一天都包含着无限的可能。王朔此次高调亮相，说白了就是一次冒险的再出发，以嬉笑怒骂的方式回归到文学的队伍里。如果我们能够仔细听听他的话外之音，不难品出一些沧桑，甚至有些感伤。对于这样一位“老将”热热闹闹地归来，难道不应该多给些掌声吗？多少80年代红透天的作家们远离文学而去，倘若他们都能像王朔这样“不成熟”地重入文学，文坛的气象又该如何？
原载：《文学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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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限写作”的精神追问焦守红　　“极限写作”作为一种“酷虐文化”，“并没有一个严格的界定，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感性化的描述。它既是一种主张残酷写作的叙述姿态，也是一种推崇残酷美学的审美态度”（徐妍语）。 “极限写作”即批评家们通常所说的“往狠里写”、“往死里写”的极端化写作方式，这是一个负责的小说美学问题，它以“审酷”为美学特征，小说人物被规定向着极端化的被扭曲的方向发展，人物性格酷烈、畸形、执拗、失控。这一写作方式在当下青春文学写手中极为普遍。 　　一 　　“极限写作”在青春文学中的表现各有不同，有的表现为形式的极致，极端恐怖（如蔡骏）、极端怪酷（如张悦然）；有的是表现为一种精神的极致，如李海洋、春树的极端叛逆，苏瓷瓷的极端“病态”，张悦然的极致之“爱”，郭敬明的极致“忧伤”等。在青春文学中，一些以“悬疑”、“恐怖”小说见长的写手，将小说的看点设计在“表现透骨的冷静和理性”以及“对冰冷残忍的气氛的控制和把玩”上，“恨、报复、复仇、暗杀、死亡、恐惧、后怕等恐怖小说的构成要素与小说中的积雪一道漫天飞舞、难以消融。小说的叙述空间处处渗透着令人惊悚的冷”（徐妍语）。一些以“叛逆”小说见长的“问题”少年写手，或以“诲盗”见长，“将‘混混’确立为自己的少年理想”；或以对传统爱情的无情嘲笑为“诲淫”正名，逃学、性、斗殴、摇滚成为他们反建制的武器。某些本来有理想有追求的写手，事实上可能由于上阵仓促，其作品中的主人公所谓“成长”，不过是胡作非为的借口――成长就免不了有缺陷有痛苦，于是就以缺陷痛苦偷换了“成长”的概念，艺术处理上将人物的理想建立在“形而下”的流沙上，将“先锋”品质演绎为“审酷”风尚。 　　有记者问张悦然为何迷恋“毁灭与死亡”、迷恋“离她个人经验最远的东西”？她回答说，越美丽的东西越容易被摧毁，越完整的东西破绽越多，越宏大美好的东西背后就隐藏着越大的漏洞，有温柔就有残暴，她认为这在哲学上是一种补偿：“为什么人们都喜欢看恐怖电影？因为恐惧使人满足。人的内心总是隐匿着欠缺的一面，把这种东西挖掘出来，就填满了这个洞。”（《南方都市报》日） 　　残酷的极限写作真能填补人心的那份“欠缺”吗？人心里有欠缺，就更需要文学的力量来弥合这种欠缺而不是加深这种欠缺。人的心灵本就像鸡蛋一样脆弱，不能在鸡蛋出现裂痕时索性给它一拳将它彻底击碎，以这种方式消解原来的裂痕。用文学击碎一颗心很容易，用文学弥合一条创痕却很难，不能因为难而放弃这种努力，更不能因为眼球经济而放弃这种努力。 　　 　　二 　　我们在讨论青春文学“酷写”、“恶写”时常常是体虚的。在一个自由宽松的时代，“人性沦丧”被用作新的文学元素，“人性堕落”被视为商务卖点，难怪有人认为这“与其说体现了时代的宽容，不如说体现了时代的堕落”。雷达曾指出，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比较缺乏正面造就人的能力，比较缺乏超越现实客观真实的内在的精神能力，较多批判、揭示、否定的能力，较少正面呼吁、引导和哺育的精神能力。中国主流文学的地面上本无“暴虐”之路，自上世纪80年代后以莫言和余华等先锋作家以“暴虐”写作杀开一条血路以来，走的人多了，便成了一条“精英”之路。也许对于来自苦难环境中的写家来说，“施暴”有时是与命运抗争的最有效的手段，余华是这样，小饭也是这样。小饭是“80后”中为数不多的从乡下考入城里来的年轻作家之一，他的家庭几代人都是农民，父母不关心孩子的学习成绩，却特别崇尚强力，小饭自称童年给他带来最深切回忆是与小伙伴打架。在小饭父母眼里，孩子能把“经常欺负我的大个子打出了鼻血”是一件与收到清华北大的录取通知书同样可喜可贺的事。儿时的这种强力意志的记忆，使他能够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欣赏和追随莫言、余华、残雪的先锋残酷写作，学一个像一个。 　　正像身处“文革”当中的人们高度认同“文学为政治服务”的理论一样，身处后现代社会中的文学界正在高度认同一个“先锋”理论：似乎只有表现残酷的人性才叫真正的文学，似乎只有表现“人性恶”文学才叫“深刻”。而事实却恰好相反――当前表现“人性恶”的先锋写作正在失去先前“西学东渐”的先锋性而日益沦为最为肤浅的一种写作。长期以来我们都忽视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写“恶”比写“善”要容易获取文学和市场的双重认同。如前所指出的，我们主流文坛一些所谓大家，平生不是没有尝试过写阳光作品，可是却写来写去写不出深度，一换成写恶，立马就成功了。余华就亲口对媒体说过此种创作经历。“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到“相似”的幸福中去挖掘“相异”、去表现出平凡人生中的崇高是很有难度的，而到各各“不同”的不幸中去表现各种人性恶就相对简单得多，因为人性恶的恶法本就不同。个人认为，刻意选择表现“人性恶”的作家其实多少带有投机性质，写一篇比表现“人性恶”更深刻的表现“人性善”的东西很难，这里面有“善”的技术表达功力问题，更有“善”的心灵储备问题。如果作家本身对人类阳光的东西不屑一顾，如果作家本身内心是怪诞阴暗、以恶为美的，那么即使他在作品中刻意肯定正面价值，也会显得做作和虚假，不能收到与他们擅长的“恶写”作品同样的震撼效果。以此观之，“极限写作”不仅改写了文学书写的核心元素“人性”的内涵，将书写“人性”换成了书写“人性恶”，不仅将写作引向了投机取巧书写肤浅的误区，还误导着青春文学中最优秀的写手将书写“人性恶”当作最深刻的文学旗帜紧紧攥在手中，跟在“酷写大师”后面亦步亦趋走得头也不回。 　　三 　　必须指出，决不是说文学不能表现人性恶，“任何时代都需要批判人性恶的文学，需要的前提或者是批判否定，或者是为根除这种人性恶作出某种思考研究”，古今中外“反映人性恶的伟大作品，至少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于人性恶的否定”。法国波德莱尔因《恶之花》备受指责，但这个被许多人误为“扬恶”的诗人却说：“艺术是一种使人凉爽、使人温暖的饮料，在理想之自然的平衡中恢复胃口和精神”。如果作家在作品中不以恶为恶，只是单纯的把玩、展览病态、恶毒的人性，把人性的迷失当作深奥，那是在污染人类的精神环境；如果作家的写作仅仅是为了通过制造“看点”来牟取出版暴利，那就更不具文学的正常品质，它甚至与“人性恶”也毫无关系，因为它表现的只是一种“伪人性”。 　　文学不应是刻意打造的残酷梦境而应是人类的精神钙质、心灵家园；文学不应只是带血的文字，让人痛彻心肺，更应该是灼灼的阳光，照亮无谓的忧伤。看了不少青春文学作品，我由衷地佩服这一代年轻人的才华和想像力，但却不得不作出一个冒文坛之大不韪的结论，个别作者“极限写作”的文学快刀愈是锋利，对青少年心灵的“屠戮”就愈是深重。“时代在糜烂，文学更应该以一种清洁的精神去打捞沉沦的人性，而不是给这个不健康的机体传播更多的病菌，使其更加恶化”（李美皆语）。
原载：《文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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