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里和省里的化验结果截然不同 英语请给我们一个说法

省管县:“省里的奶水”让县域经济尝到甜头_沭阳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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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管县:“省里的奶水”让县域经济尝到甜头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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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管县”调查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锁定“三农”,确立了省管县体制改革的路径。 这条改革路径包括两个互相衔接的部分,一是在财政体制上推进省管县改革;二是在有条件的省份,依法探索财政体制和行政体制统一的省管县改革。实施省管县,必须逐步废除目前施行的市管县体制;而江苏省是当年在全国第一个实施市管县体制的省份。面对新的形势,江苏目前省管县改革进行得如何?是否已经设计了具体规划?遇到了哪些难题和挑战?日前,快报记者兵分两路,一路到已经实施财政省管县的部分县进行实地调查;一路到与省管县改革密切相关的省财政厅,负责为省管县调研、设计方案的省社科院,走访知情人士——江苏省管县的面貌由此变得清晰起来。  江苏行政省管县“试点说”曾让几个传言中的试点县兴奋不已——苏北的沭阳,苏中的靖江和苏南的昆山,在当地论坛上,网民们无不认为这是家乡面临的一个巨大契机。  但记者在沭阳和靖江采访后却发现,“试点”无从谈起,所有的被访部门都称,并没有收到正式的文件,更没有具体的措施出台。而在江苏省社科院新近的一份报告中,仍然建议能在省内选取一些县试点省管县。  虽然行政省管县的试点尚在酝酿之中,但人们对这一制度寄以厚望,已对一些细节问题予以了高度关注,并进而形成了很多截然不同的看法。   “省管县”在江苏财政系统的官方说法是“省直管县”。一个“直”字,道出了这个自2007年运转的财政管理体制的所有外延和内涵。  配置ZF资源的财政体系,虽然远离公众视线,却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而对于对农村建设起着关键作用的县域经济,更具非同寻常的意义。  省管县改革的初衷,正是直奔县域经济而去。而作为省管县改革的第一步,江苏财政省管县的试水已一年有余,对于财力多半并不丰裕的全省各县而言,这无异于一次解放:摆脱了地级市这台“抽水机”,也更容易获得省级财政的慷慨支持。   小归小 能到县里吃吃草   回忆起不过四五年前自己的境遇,苏北某县的林老师觉得既酸楚又好笑。  “gongzi发不出是正常的事,最久的一次发gongzi能拖达半年甚至更久,”他告诉记者,往往是到了发gongzi的时候,学校会计两手一摊:账上没钱。而在有gongzi发的时候,种种名目的“捐款”则无需通知,就从老师们本就不多的gongzi里直接扣除。  而在邻近的县,更出现了以酒和烟之类的物品抵gongzi的情形。gongzi尚且如此,福利更无从谈起,一时jiaoshi和公务员的工作积极性大受打击。  林老师遇到的情况在当时的苏北随处可见。其反映出来的实质,正是当时已经无以为继的县乡两级财政体系。  财政没钱,社会保障和教育首当其冲。jiaoshigongzi发不出,教育经费短缺,各种名目的收费随之而来,而社会保障则首先是离退休人员的gongzi无法保证,上述用烟酒抵gongzi的情形就发生在一个退休干部的身上,而能有烟酒发出,纯粹是因为那个县所在的市有这两项产业而已。  同时,各种额外的、超标准的摊派也指向了农民。以修路、改造水利等为名义的农民摊派被收到乡镇后,又因为有更为需要的地方——比如久拖不决的jiaoshigongzi问题,这些钱又被挪作他用,农民们对诸如此类的收费自然开始抵触,干群关系紧张。  脆弱的县乡级财政不堪一击,一些乡镇欠下的巨额债务甚至影响了正常的办公。归结到根本,问题还是出在了行政体制上。  “小归小,可以到县里吃吃草,”这是一名苏北地级市官员的说法,这形象地勾勒出了市管县的财政体系和运作模式。  “(在苏北)由于地级市自身实力不够强大,伴随着财政吃紧,不仅无法拉动县域经济,反而越来越多地出现了与县争利的现象,事实上成为了县域经济的‘抽水机’。而在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和分税制的情况下,地级市为了中心城市的发展,往往截留所辖县的资金,导致城市差距越拉越大,”一名网友在宿迁的政务论坛上的发言,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县乡财政紧张的根本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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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据江苏省社科院的一份调查发现,地级市从县抽调财力形式多样:不仅仅是让县为地级市的市区公共设施建设“埋单”,还包括截留省给县级财政的补助资金,更有甚者,将县属的富裕乡镇以及创收大户企业收归市有。  典型就是,2004年洋河镇被并入了宿迁市区的宿城区。而大名鼎鼎的洋河酒厂也随着此次的行政区划调整,脱离了泗阳县,成了主城区的企业。宿迁的另一大企业、年销售额达15亿元的双沟酒厂则因离市区太远,没有办法通过行政区划调整的方式成为“市区企业”,但宿迁还是把它变成了市属企业。  事实上,苏北的一些市的市区财政状况并不比县好到哪儿去。在现有体制下,地级市可以有绝对的权力调动县级资金,是成本最小的融资方式。  其直接结果是,县级财政日趋紧张。   资金高速公路   2007年,江苏在全省全面推广财政省管县,在江苏省财政厅的网站上,这个模式被称为“财政省直管县”,这个制度的唯一特征就是将地级市在财政上与县同级对待,虽然行政上市县仍属隶属关系。  苏北某县财政局副局长告诉记者,最大的变化有两个:一是转移支付的款项终于不用等,不用催了,“在以前要从市里转手才能到达的款子,现在省里都会在约定的时间到账。”而另一个现象是,招待费用大大减少。  财政省管县让县委书记和县长们也轻松了很多。在宿迁沭阳,超过50%的财政供养人员gongzi发放都要由省级财政拨款给付,相比较之前的艰难调度,现在定时省里的钱就能到位,财政的压力几乎没有了。  除了钱的保证,县级财政官员还切实感受到了省级财政的高效和高素质。“省级财政人员的素质确实高,对人很和善。而且他们对政策的把握准确,比如这次扩大内需问题上,我们就能从省里即时获得准确的政策指导。”  这位县级财政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减少了市级中间管理环节,能够避免信息传递过程中的政策口径曲解,对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而言,财政省直管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有奶便是娘,何况省财政的奶水还很足,而市里说不定连奶水都没有,只能提供营养不如母乳的奶粉,”一名地级市官员笑着打这个比方。  除了有奶水,对待表现好的县,省财政还设置了一套奖励返还机制刺激县级财政的积极性。“省里为我们这样的重点扶持县,设置了激励约束机制,还有返还集中增量,充分调动了我们的积极性。”  在这样的体制下,县级财政增收不断。以宿迁市沭阳县为例,2008年该县实现财政总收入25.06亿元,总量不大,但同比增长了67%!而一般预算收入则增加了56%。  而在省里的扶持力度上,苏北各县也都尝到了甜头。以徐州丰县为例,2007年省补助总额达8.67亿元,比2006年增加2.14亿元,确保了全县财政收支平衡,gongzi、社保及涉及民生、公益事业等各项重点法定支出得到了较好的保障。  有人担心,由对应13个地级市,到现在的对应65个单位(包括地级市、县级市和县),省财政的效率如何能保证?对这个怀疑,已经和省财政打了多年交道的某县财政局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说法不能成立:“现在的高速公路遍布全省,办公又可以全部在网络上完成,事实上效率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财政省管县架设的是一条高速公路,财力充裕的县级财政也应势而变,在县和乡镇之间,打通了一条高速公路。因为财政省管县只是省管县行政体制改革的一环而已,省管县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发展农村,因此乡财县管也应势而生。  乡财县管的最大受益者,正是像林老师这样的老师们。乡级财政再也不能为所欲为,将老师们的gongzi挪作他用了。  据了解,乡财县管已经在全省各地得到了全面推广。   更多部门“下放权力”   在财政省管县上江苏作出了有益尝试,在此基础上,江苏更将省管县的改革继续向前推进。  2008年6月,省委办公厅、省ZF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县(市)经济管理权限的通知》。省社科院的一份调查显示,“权力下放”成为省多个部门的“自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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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环保厅于2008年下发文件,要求逐步建立省直管县(市)的环境管理体制,调整环境管理审批权限。与此同时,环保厅下放6项环境管理审批权限至全省52个县(市)。  省发改委于2008年9月出台文件,实行省对县的直接管理。在落实发展规划、安排资金、部署经济发展任务等工作时,直接安排到省辖市和县(市)发展改革部门。  循着由财政省管——扩权强县——行政区划调整——市县分治的脉络,江苏稳步推进全面省管县。 行政省管县:多出来的市级官员干吗去?   省管县后 谁来监督县委书记?   一个观点认为,现有的市管县就算有诸多不足,但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监督。  宿迁市委副秘书长申斯春认为,市级党委和ZF在对县级的监督问题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一个市委书记一年可能会到县里跑个十几趟,县长、县委书记就生活在市的眼皮底下,一举一动都被盯着。地级市对县级的巡视监督,可以遏制‘土皇帝’的产生。”而如果市级部门不再承担此项功能,那么省里能管得过来吗?  江苏省人民ZF参事,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徐元明认为,监督的方式有多种。除了行政上的监督,还有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而交通和通讯的快速发展,也使得省对县的监管的效率大大提高。  “必须要看到省管县的积极面,省管县改革的最大作用就在于打破现有的行政层级,充分激发县的积极性和潜能,”徐元明说,监督体系的完善需要时间和相关的配套,但这绝不是主要问题。   市中级法院还要不要?   采访中,申斯春提出了一个省管县讨论中鲜有人谈及的问题——市级司法机关怎么办?  “中级人民法院和市级检察院怎么办?”申斯春担心,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可能会带来一个尴尬的现象:市级在行政上管不了县,却能在司法方面管得了县,“领导不了你,但能抓你。”  法院和检察院在此问题上面对的情况还不完全一样。在我国,中级法院对基层法院并没有管理的权力,只有业务上的指导关系,而市级检察机关则对基层检察机关有管理的职能。  而中院则是受理二审的法院,更在某些案件上有一审权,如在很多地方,知识产权类案件只在中院受理,而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如果可能被判死刑,则必须要在中院一审。  这就带来了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行政上没有管辖权,却在司法上有管辖权。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的耿延律师在分析这个问题时,也觉得头绪繁多,“这将完全打破现在的体系,那真是乱了套了。”他分析说,如果中级法院不存在了,岂不是所有的二审案件都汇聚到省高院?如果中级法院仍保留,那经由市级人大任命法官的合理性又如何保障?同样的问题也将出现在检察院系统内。  “比如说,泰州和靖江对省里而言都是站成了一个横队,不似之前的一列纵队,都是扁平的,那么泰州市的人大怎么能任命一个可以管理隔壁的靖江的检察官?——要知道,泰州市在省管县模式下只能管泰州市区而已。”徐元明说,前不久有关方面研讨省管县时,也曾提出这个问题。但似乎会上各方也没有达成共识。   多出来的市级官员干吗去?   申斯春有一篇博客《省管县,宿迁你准备好了吗?》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他在其中提出,省管县后干部队伍可以充实到基层去。  “把市级机关干部推向经济发展的一线,市级机关副处级干部没有乡镇经验的,全部充实到乡镇……我们的干部要能上能下,市级机关有400个处级干部,高素质人才全部集中在机关里,要发动他们到基层去。”  申副秘书长讲出了这个在干部中很敏感的话题,这也被外界认为是省管县的阻力所在——市级干部们反对、或称DZHI省管县的重要原因就是在于,他们的饭碗要被动了。  在采访中,很多受访者并不避讳这个话题:“省管县无疑是削弱了市级机关干部的权力,他们从管几个县,到只能管主城区,心理落差是相当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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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元明的看法是,在省管县模式下,官员的减员分流不可避免。“可能像现在的公务员招考、扩编就会放缓,同时中心城市(即现在的地级市)的机构也必然要精减,人员必然要向基层流动。”他说,有些市级机构和部门的精减早就应该施行:“他们对县一级的工作不是指导,实际上就是‘干扰’。”  徐元明提供了一个思路:提高中心城市即地级市的行政级别,以区别于省直管下与县的关系,并以此带动中心城市官员的积极性。   一个县多大合适?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申斯春认为,江苏的县之间的差别太大。希望能通过行政区划的调整完成县之间的合并和拆分,以达到最佳的体量,便于管理和政策的落实。  他以宿迁下属的沭阳县为例,该县人口高达178万人,而淮安的金湖县人口不过30多万人。再如,沭阳县域面积达到了近2300平方公里,而镇江的扬中市面积只有330平方公里,差异以倍计。  “扬中在沭阳只不过几个乡镇的大小,但也有四套班子,”申斯春认为,省管县的实施目的就是为了效率的提高,“就像各地都在进行的村和乡镇合并工作,为什么能合并?因为通讯和交通便利了,效率在提高,同样的四套班子可以管理更大的摊子,同样的道理,县际之间的合并也很有必要。”  他认为,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可以有效地整合资源,“我个人的观点是一个县以100万人口为标准设置。”他的理由是,一个有100万人口的县可以为下一步的城市化做准备,可以有效地聚揽人才。“有100万的人口为基础,以后这个县的县城才更像个城市。”  但在徐元明眼里,多大的县可以成为一个县,并没有办法去定量。“比如按100万人口为标准拆分沭阳,分出来的还是两个各有1000平方公里的县,面积还是远远大于人口密集的小县,这又怎么说?”  他认为,这不是以具体量化设定标准的行政划分的问题,“还涉及到管理水平、经济结构和地理环境等一系列问题,但小的调整在省管县的推进中是不可避免的。” 葛剑雄:市管县违背宪法   省管县对葛剑雄来说,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他所研究的专业“历史地理学”,和“行政区划”、“行政体制”靠得很近。而他的老师谭其骧先生在1990年,就提出过取消地级市,实施省管县的建议。葛剑雄认为省管县势在必行,但是实施起来并不容易。“这要看中央的决心,决心下得大,就坚决推行。”葛剑雄认为省管县不仅是一项惠农政策,而且通过改革,能够使得ZF行政更科学,更MZ,实现“小ZF,大社会”的行政管理体制。   市管县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星期柒新闻周刊:中央一号文件确立了省管县的路径,就是在财政省管县的基础上,探索财政与行政体制统一的省管县改革。中央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推出这项政策?  葛剑雄:市管县之前,我们国家实施的省、县、乡三级地方行政体制。年的时候,中央基于以城市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缩小城乡差别的考虑,推行了市管县,一批县改成了地级市,一些城市撤消了地委,地市进行了合并。这样一来,地级市就具备了管辖县的职能,成了一级ZF。  星期柒新闻周刊:按当时的说法,市管县是以城市带动县域经济发展。  葛剑雄:全国一下形成了这么多中小城市,有的甚至成为了人口超过一百万的大城市,而市政建设、城市建设是非常花钱的。中央本来是希望它来带动农村发展,可实际上,财政上的主要资金都用在了城市建设上,农村建设就削弱了。这非但起不到带动的作用,反而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星期柒新闻周刊:要改变这种状况,所以要省管县?  葛剑雄:中央的精神就是希望省直接支持县的建设,落实惠农的政策,增加对农业的投入。照现在的体制(市管县),省里有支农的钱,首先需要经过地级市这一级,然后再到县里。可是地级市能不能很好地贯彻省里的意图呢?我们从这几年,各个地级市盖新办公楼花了多少钱就可以看出效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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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剑雄:如果这个市的经济是建立在重视民生的基础上的,这个市是很有城市基础的,经济比较发达,比如苏锡常,相信不会有什么影响。而那些在县改市、地改市中,硬是建起来的市,不具备良好经济基础的市,靠堆积行政机构,乱建豪华办公大楼以撑脸面的市,当然有影响。  星期柒新闻周刊:现在的普遍状况是,财政省管县正在全国各地推行,而行政省管县大都没有实施。这会不会带来矛盾,影响工作效率?  葛剑雄:会产生矛盾的。财政仅仅是指财政预算、结算、拨款。而县里面的基础建设的规划,则需要报请上一级ZF的批准。打个比方,县里面要修一条路,需要钱,但是并不是打个报告,省里面就把钱批下来了。在行政省管县实施之前,县里面修路这个项目,还是需要向市打报告,需要市里批准的。而且县里面的头头脑脑的上级也都在市里面,县财政局也归市财政局领导,所以会产生矛盾。而财政省管县是不是真的有效,需要经过时间和实践的检验。   省管县为惠农也为推进现代行政   星期柒新闻周刊:围绕省管县说了这么多,您有什么建议?  葛剑雄:我的老师谭其骧先生在1990年提出逐步取消地级市的建议,他当时建议把全国划分为50个省,省小了,有利于省管县。当时时机是好的,因为很多地方地改市还没有实施,还没有新增那么多行政机构,省管县的代价还不是很高,难度还不是很大。今天难度太大了。但省管县势在必行。现代行政体制就是减政放权,尊重公民的MZ权利,很多事情照理说不应该是ZF管的,应该服务机构来管。现代行政体制应该是小ZF大社会。ZF应该管的是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农业、医保、教育等。  所以我希望这次省管县,不应该仅仅是针对发展农业、排除地级市的干扰、让惠农的政策顺利抵达县的一个措施,而是一次迈向现代行政体制的改革。   相关链接   中国历史上的行政区划   春秋时期 以县为主,边地设郡。   战国时期 边地郡大,逐步在郡下分置数县;内地事多,在数县之上逐步置郡统辖,渐渐形成郡统县的两级行政区划。   秦 郡县制正式确立。郡相当于现在的省。   西汉 郡、国并存,县级行政区划已有县、国、邑、道之别。武帝时,出现了“州”的概念。   东汉 郡、国下辖县、邑、道、侯国。州由虚的行政监察机构变为一级政区实体,开始出现州-郡-县的三级行政区划制度。   隋 州领县,两级行政区划制度开始。州、郡两名曾经迭相改用。   唐 道-府(州)-县制。后期为道-节度使-府(州)-县制。   宋 改道为路,最基本的是路-州-县;州级单位有府、州、军、监。   元 行省(省)出现,以行省-路-府或州-县四级区划系统为主。出现与路并列的直隶府、直隶州。   明 省(布政使司)-府-州-县的四级区划系统为主。   清 各地不同。概括来说是省-府/直隶州/直隶厅-散厅/散州/县三级区划。 江苏“省管县”:财政先行 行政跟进   “省管县”改革在推进中存在三个层面。首先是经济性分权,即江苏正在推行的财政体制“省管县”改革;其次是行政性分权,需要着重厘清财权与事权的匹配关系,去年开始江苏着重推行这项工作,“分税制”改革正说明了这一点;第三阶段,必然出现“政治性分权”,即市县之间在人事任免、审批等方面全部实现分治。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现任企业与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的叶克林表示,“相比较于前两步,‘政治性分权’至少要到2015年才可能进行,到时在提法上,‘政治性分权’可能还有新的说法。”   “财政管”之后期待“行政管”   2月1日,春节长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中央一号文件公布,“省管县”成为其中最受关注的字眼。  “中央的提法中,有些是我们已经做了的,有些是我们将要做的。”省财政厅有关人士告诉记者,一号文件关于“省管县”的提法其实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推进财政体制上的“直管”,二是推进行政体制上的“直管”,且后者强调是“鼓励有条件的省份率先、依法进行探索”。这也就意味着,“省管县”改革的两个方面:“财政管”“行政管”都已纳入今年的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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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全国不少地区一样,江苏从2007年已推行“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两年的实践所取得的成效已获肯定,“目前我们省里主要会以完善为主。”财政厅有关人士表示。  就在上个月中旬举行的全省财政工作会议上,“完善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被明确提出。江苏省财政厅厅长潘永和表示,今年要进一步协调省、市县、乡三级财政之间的管理关系,在“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基础上,鼓励市级财政加强对县级财政的指导和帮助,对省管县后,市对县专项拨款补助增长进行奖励。  “既强调省对县的财政直管,又鼓励市对县的补助,两者并不矛盾。”财政厅有关人士说,在“省管县”基础上的财政体制改革中,江苏采取的是“省进市不退”的策略,“基层公共投入的需要是巨大的,而省里的财力毕竟有限,对原来所属市的财力广加动员,是符合当前实际情况的。”  对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省管县”第二层意思即“行政管”,财政部门则认为这项改革的推进绝非他们一个部门所能担负的,但他们会根据全省的要求和部署,积极做好财税方面的配合工作。   江苏模式始于“单边突破”   记者追溯江苏“省管县”改革的进程发现,ZF对该课题的设计最早其实是“全面谋划”,涉及“财政管”与“行政管”两个方面。经过连续几年的研究、讨论以及各方角力,最终采取了“财政体制省管县”先行的方案,这一做法当时被媒体称为“单边突破”。  作为省ZF参事,牵头“省管县”课题调研的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徐元明,对其中的一些过程及细节记忆深刻。  2004年,徐元明在去湖北等地考察时发现,当地已经在推行财政体制上的省直管县模式,对县域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在进一步查阅国内其他地区的相关资料后,他给省ZF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江苏在借鉴这一模式的基础上,探索推行“省管县”。徐元明的建议引起了省领导的高度重视。  2005年至2006年,在省委、省ZF圈示省社科院的十大研究课题中,“省管县”改革是重点之一。省发改委等相关部门与社科院多次就课题进行研讨。作为社科院该课题的牵头人,徐元明又去了广东、浙江等多个省份做深入调研。2006年课题组拿出了一份扎实的《江苏省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研究》,包括从经济体制改革到行政体制改革一揽子建议。同年的省两会上,ZF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扩权强县”,表示将在“十一五”期间推行“省管县”的财政体制,强力推动县域经济发展……  一些迹象都表明,“省管县”改革将在江苏正式试水。不过,相关方案拿到各地、各部门讨论后,争议和阻力齐齐浮出水面。  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现任企业与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的叶克林在2005年做“十一五”全省农经规划时,涉及到的一项重要改革便是“省管县”,他就此提出了一套“省管县”改革的目标模式。在省内各地、各部门进行调研时,他清楚地记得,苏南地区的争议较多,强大的县域经济本来正是当地的一大优势;苏北地区则普遍对“省管县”改革持欢迎态度,特别是对当地的县和县级市而言,寄望于该项改革能够增加他们的财力。这些地区本来的经济实力就比较弱,上缴的财政收入中,省辖市抽走的统筹款及其他款项比例相当可观,“紧巴巴”的本级财政很难再向基本公共领域做更多投入。  同时,一些省级部门、省辖市也提出,一旦“权力下放”过大,可能会引起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例如在土地审批、项目审批中,县级地方部门会否因为发展心切,放松对环保等方面的约束?凡此种种,均在考虑之列。  相应的,如果财政体制先行,可以缓解相关事权匹配上的矛盾。于是,2007年起,江苏全面实行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并于2008年大力推进扩权强县,以扩大县域经济管理权限,促进经济发展……从总体谋划到单边突破,江苏“省管县”改革的发端模式基本成型。   试点“行政脱钩”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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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事、计划、审批等权力仍然掌握在地级市的情况下,这种省直管县财政体制导致市县关系不顺,使得实施效果不尽如人意。”2008年,徐元明认为财政体制“省管县”已初步见到成效,从江苏的实际情况出发,下一步应采取“试点——县域扩权——行政区划调整——市、县(市)分治”稳步推进的改革之路。  “对于条件比较成熟的县(市),应一步到位,在人权、事权、财权、审批权等各个领域全面实行省直管县,县与地级市在行政管理上脱钩,市与县分治。”他还提供了两种方案供选择:一是在苏南、苏北各选一个县(市)进行省直管县试点,分别是常熟市、沭阳县;二是在苏南、苏北各选择一个市进行试点,分别是无锡市、宿迁市。  第二步,放权、扩权与行政区划调整。首先是省直部门放权,其次是面上的扩权,遵循“地域相邻、传统和习惯相近、经济互补”的原则,归并小县(市),扩大县域面积, 减少县域的数量;在此基础上,重组市辖区建制,拓展城市发展空间。  第三步,全面推进省直管县,实现市、县(市)分治,市(地)与县之间,不再具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一种平等、协商与合作的关系。  “去年底,省有关部门已经召集各相关方面进行了一次研讨,进一步推行‘省管县’的方案也已经拿出来了。”作为省ZF参事的徐元明参加了这次研讨,他透露道,相关方案的提出,预示着“省管县”进一步改革基本成定势。   南京可以做“并区试验”   叶克林则提出,“现在要触及和协调的争议和利益,已经不止一个财税制度改革了,还涉及当前的形势。”中央正在推行的大部制改革,势必将对地方的“省管县”模式产生影响。  叶克林认为,“省管县”改革在推进中必然存在三个层面,三者递进同时又不可完全割裂。首先是经济性分权,即江苏正在推行的财政体制“省管县”改革;其次是行政性分权,需要着重厘清财权与事权的匹配关系,去年开始江苏着重推行这项工作,“分税制”改革正说明了这一点;第三阶段,必然出现“政治性分权”,即市县之间在人事任免、审批等方面全部实现分治。他表示,相比较于前两步,“政治性分权”至少要到2015年才可能进行,“到时在提法上,‘政治性分权’可能还有新的说法,目前称其‘政治性分权’只是暂时的。”  结合江苏的实际情况及国家大部制改革的推行,叶克林提出,南京可以进行“并区试验”,考虑将现行的几个区按照情况进行撤并。“或许这一提法有些‘超前’,但是改革设想、考虑问题都必须超前才行。”他认为,“区”这一层级消耗的财力、行政成本都比较高,“现有区划进行调整撤并后,获得的财政预算不就多了吗?减少了管理成本后,就可以提高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建设服务型ZF的能力也能由此提升。”  叶克林表示,他曾就此在苏南几个城市进行调研,相关反响认为这一做法具有一定的可行性。而作为省会的南京,因为ZF机关集聚、居住人口综合素质较高,所以具备更多的试验条件。快报记者郑春平 浙江经验:县一把手省里管   在浙江,县域经济的比重占到了全省经济的60%。这一领跑全国的县域经济,源于浙江财政的“省管县”实验。   管钱 管一把手   浙江实验“省管县”,走的是行政市管县与财政省管县“两条腿走路”的模式,通俗一点说,就是省里管钱,市里管人。县,名义上仍然是由省辖市管理,但县财政由省ZF直接管理,县委书记和县长两个一把手由省委管理(省管干部)。   县级市,由省里直管,但省里委托省辖市代管。县级市的财政由省ZF直接管理,县级市的市委书记和市长由省委管理,其余干部由省辖市管理。   浙江为什么走在前列   浙江从1953年开始,除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一段时期以外,一直实行“省管县”财政体制。  浙江之所以坚持实行这一体制,源于浙江独特的地理条件。浙江的总面积较小,各县、市之间的距离近。浙江省东西和南北的直线距离均为450公里左右,从省会杭州到各市、县(市)的距离较其他省、自治区为近,省级ZF的行政权力覆盖范围相对较大。每个市(地)所辖的县(市、区)也不太多。如果全省召开财政、地税工作会议,市(地)、县(市、区)的同志一起参加,比先开到市(地),再由市(地)开到县(市、区)省时、省钱、省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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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发了"金条";到省里变成"银条";到市里变成"铜条";到县里变成"铁条";到乡里变成"铅条";到老百姓手里的只剩下了"面条"!所以,坚决摈除市对县加的"吸血式"财政敛收管理,直接实现"省管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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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归小,可以到县里吃吃草,”这是一名苏北地级市官员的说法,这形象地勾勒出了市管县的财政体系和运作模式。  “(在苏北)由于地级市自身实力不够强大,伴随着财政吃紧,不仅无法拉动县域经济,反而越来越多地出现了与县争利的现象,事实上成为了县域经济的‘抽水机’。而在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和分税制的情况下,地级市为了中心城市的发展,往往截留所辖县的资金,导致城市差距越拉越大,”一名网友在宿迁的政务论坛上的发言,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县乡财政紧张的根本原因所在。  而据江苏省社科院的一份调查发现,地级市从县抽调财力形式多样:不仅仅是让县为地级市的市区公共设施建设“埋单”,还包括截留省给县级财政的补助资金,更有甚者,将县属的富裕乡镇以及创收大户企业收归市有。  典型就是,2004年洋河镇被并入了宿迁市区的宿城区。而大名鼎鼎的洋河酒厂也随着此次的行政区划调整,脱离了泗阳县,成了主城区的企业。宿迁的另一大企业、年销售额达15亿元的双沟酒厂则因离市区太远,没有办法通过行政区划调整的方式成为“市区企业”,但宿迁还是把它变成了市属企业。  事实上,苏北的一些市的市区财政状况并不比县好到哪儿去。在现有体制下,地级市可以有绝对的权力调动县级资金,是成本最小的融资方式。  其直接结果是,县级财政日趋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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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管县确实带动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真正要达到省管县目的,关键是要从政治体制省管县,才能消除一些历史顽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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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管县不能仅考虑财政直管还得考虑行政直管负责难免会引起大的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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