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论全面依法治国：既不能罔顾国情，也不能因循守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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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北京11月13日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工作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习近平指出，走什么样的法治道路、建设什么样的法治体系，是由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既不能罔顾国情、超越阶段，也不能因循守旧、墨守成规。
近日，《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出版，该书摘自习近平讲话、报告、批示、指示等11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该书第四部分为全面依法治国，部分精彩讲话如下：&
――《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四），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579页
――《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关于中央政治局工作的报告》（日）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四），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791页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四），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792页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四），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页
――《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日）
――《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日）
――《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日）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四），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827页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四），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828页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四），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页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四），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831页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四），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页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日），《求是》杂志2015年第1期
――《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日），《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1页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日）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日）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日）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日），《人民日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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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5678910&&&&&&&&&&&&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陈炽卷&张登德&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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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炽是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虽仅任军机章京、户部郎中等中小官职，但在戊戌变法前后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他积极探求经国利病，留下不少论著，曾在中国近代思想目前产生重要影响。本卷除收录其《庸书》《续富国策》《重译富国策》《春林屋诗》外，还辑到学界很少使用的奏片、函札、诗词联赋等资料，同时尽量加以考释，以为陈炽研究及中国近代历史研究提供便利。
张登德，男，1973年8月生，山东昌乐人。历史学博士，先后毕业于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山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现为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国现代化史、山东地方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曾出版《寻求近代富国之道的思想先驱――陈炽研究》、《求富与近代经济学中国解读的*初视角：〈富国策〉的译刊与传播》、《山东对外交往史》（合著）、《齐鲁烽火――辛亥革命在山东》（合著）、《甲午战争的和战之争》（合著）等著作，主编、参编著作多部，发表论文数十篇。
《里坑陈氏四修族谱》序（1878年4月）
《尊闻居士集》跋（1881年6月）
三江既入义（1882年9月）
请开艺学科说（1882年）
请锡刘永福以重衔片（日）
致盛宣怀等电（日）
请整顿西藏事务片（日）
请将大凌河牧厂移往蒙古草地片（1884年10月）
上李鸿章书（1885年）
务农恤商劝工说帖八条（1888年3月）
为胪陈直省及沿边险要地形宜绘制分总舆图等各
条款事禀文（1889年）
上陈宝箴书（1891年1月）
《里坑陈氏四修族谱》序（1878年4月）
《尊闻居士集》跋（1881年6月）
三江既入义（1882年9月）
请开艺学科说（1882年）
请锡刘永福以重衔片（日）
致盛宣怀等电（日）
请整顿西藏事务片（日）
请将大凌河牧厂移往蒙古草地片（1884年10月）
上李鸿章书（1885年）
务农恤商劝工说帖八条（1888年3月）
为胪陈直省及沿边险要地形宜绘制分总舆图等各
条款事禀文（1889年）
上陈宝箴书（1891年1月）
致李盛铎书一（日）
致李盛铎书二（1891年）
古今工程异同说（1891年）
呈递出洋游历人员应行采访事宜节略（1891年）
宁都州城内白溪陈氏俊卿翁祠堂记（1892年8月）
《瑞金合邑宾兴谱》序（1892年10月）
陈长者墓志铭（1892年）
《盛世危言》序（1893年8月）
致盛宣怀函一（日）
上清帝万言书（1895年6月）
复康有为（1895年9月）
致王秉恩、丁立钧、沈曾植、文廷式札（1895年12月）
茶务条陈（1896年1月）
致云阁仁弟（1896年3月）
大学堂章程（代孙家鼐拟）（1896年8月）
呈为请假五个月回籍省亲事（1896年10月）
中日之战六国皆失算论（日）
致盛宣怀函二（日）
致盛宣怀函三（日）
致李盛铎书三（日）
关于设立官银行的条陈（日）
致汪康年书一（日）
铸银条陈（日）
关于银行招商宜入官股折（日）
致汪康年书二（日）
致汪康年书三（1896年11月）
致盛宣怀函四（日）
致盛宣怀函五（日）
致李盛铎书四（日）
俄人国势酷类强秦论（日）
贵私贵虚论（日）
致李盛铎书五（日）
致张之洞论借款电（1897年4月）
致盛宣怀函六（日）
美德宜力保大局说（日）
致盛宣怀函七（1897年5月）
英日宜竭力保中说（日）
论农会书（1897年9月）
致李盛铎书六（1897年）
致王之春函（1897年）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陈炽是*国近代**有才华、有见识，起过重要影响的人物。光绪举人，官至户部郎中、军机处章京等职。所著《庸书》百篇倡议*国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废除厘金、实行议院等主张，颇具时代性，后此书经翁同推荐，为光绪皇帝御览。甲午战争以后陈炽积极参加维新运动，曾与康有为等人组织强学会，并担任会长。他认为国家之强皆原于富，撰成《续富国策》六十篇，同时协助《时务报》的筹建组稿工作，并在该报及《知新报》撰文纵论世界形势。戊戌政变后深受打击，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病逝于京都。陈炽一生写有大量论著，本卷尽可能完整地收录陈炽的条陈奏片、函电书信、序跋、诗词联赋、专著译著等，为研究陈炽思想和*国近代历史提供一些参考资料。
&&&&陈炽，原名家瑶、喜炽，后改名炽，字克昌，号次亮，又号用e，称中居士、瑶林馆主、通正斋生。咸丰五年（1855年）四月初七日生于江西瑞金县瑞林乡禾塘村。陈炽的祖父、父亲皆获科举功名。陈炽幼年接受严格而系统的封建教育，6岁时开始到私塾受业，他才思敏捷，聪颖超群，经常与弟弟不管寒暑，勤奋苦读，以聪敏享誉乡里。“少小富文史，六艺资藻缋。弱冠读阴符，议论绝时辈。”陈炽：《绍古辞》，见《春林屋诗》，光绪辛巳年刻本。同治六年（1867年），13岁时赴宁都州参加院试，得中秀才，引起轰动。同治十二年（1873年），陈炽以生员身份，由江西学政许庚身择优保送入京参加全省科考拔贡，以优异成绩，取为拔贡生。第二年，他赶往京城参加朝考，录为一等第四名，授七品京官，签分户部山东清吏司见习。同年，陈炽在京师结交江西新建人陶福祖，时陶福祖正在礼部参加考试，两人多次进行文酒之会。
&&&&光绪元年（1875年）陈炽告假回乡。江西萍乡人文韫山欣羡陈炽的才识，即让其题写条屏。陈炽不好推辞，即为其题写了吴匏庵的《赤壁诗》。不久，江西丰城诗人欧阳元斋得知瑞金出了个年轻的京官，便前来拜访，两人遂“叙情谈诗”，结为知音。陈炽的家乡人也很自豪，遂让其为家族族谱、乡贤写序作跋。光绪四年（1878年）春，陈炽为同邑里坑陈氏族人重修其族谱作序；光绪七年（1881年）又为瑞金先贤罗有高的遗著《尊闻居士集》写跋。
&&&&在家休假期间，陈炽对于家乡的教育事业也很关心。光绪七年（1881年）夏，他与邑人钟小溪、杨云樵等人筹款倡设宾兴会，以济助本地应考之生员。同年，陈炽因事赴省城南昌，巧遇江西人陶福祝、勒深之。陶、勒二人均负诗名，遂与陈炽相约举行诗会，相互切磋技艺。他们互相唱和之诗，加之欧阳熙的《荣雅堂诗》，汇集为《四子诗录》出版。陈炽所作《春林屋诗》，或为酬答朋友之作、或为借物咏人感叹时光流逝之作、或为表达怀才不遇之作、或为时事而作等。其中，《出虎门洋有感》《感事》等诗，展露出爱国忧民的思想，从中人们已能体察到作者的忧国忧民之心。当然，《冰溪行为徐烈妇作》系为烈妇所作序和诗，也反映他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具有保守的一面。
&&&&光绪八年（1882年）为乡试之年。在封建社会中，虽然举人与贡生都为科举正途，但是举人的社会地位高于贡生。陈炽自同治十二年（1873年）即成为拔贡生，至此已经九年，自然不想错过中举机会，恰好他在家休假，就参加了壬午科江西省乡试，中第46名举人。第二年即光绪九年（1883年）陈炽销假回到京师任职。参见秦国经主编：《清代官员档案履历全编》，第6册，206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自此到甲午战前这十年时间内，是陈炽目光投诸现实问题以及维新思想的形成时期。光绪十二年（1886年），陈炽参加军机章京考试，夺得八人中首名。军机章京处理军机处日常事务，如处理文书、记注档册、撰拟文稿等，陈炽因长期担任军机章京，故对朝廷的典章奏疏较为熟悉。后又外出游历沿海及港澳地区，翻阅过大量西书译本，咨询过游历归国人员。所有这些经历使陈炽对封建政权内部的吏治、财政危机等问题具有深入的认识，因此他慷慨论谈时务。光绪十年（1884年），他曾上奏清廷，建议清廷赐刘永福以稍重之衔，使其在边外练勇屯田，以为国家御侮；由户部代奏将大凌河牧厂移往蒙古草地片，建议将大凌河西岸牧厂移往蒙古草地，开展“屯田，以为东三省及朝鲜援应”；由户部代奏整顿西藏事务折，建议清政府在西藏通商、惠工、开矿、劝学等。光绪十一年（1885年），由户部代奏敬陈东三省情形管见事，主要谈论东三省练兵之事。他还多次上书李鸿章、翁同、陈宝箴、刘坤一等清廷高官大员，就朝鲜问题、黄河改道、筹饷、教案、修建铁路等问题发表意见。例如，光绪十一年（1885年）陈炽致函李鸿章，分析朝鲜内乱发生原因，并提出处理朝鲜问题的看法。光绪十三年（1887年）黄河从郑州决口后，陈炽向翁同呈送议河说帖；次年上翁同务农恤商劝工八条；光绪十七年（1891年）上书翁同谈论筹饷的问题。光绪十七年（1891年），陈炽在给陈宝箴的书信中表示，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建成后，必然会对*国边防构成威胁，而*国东三省“千里平原，隘口岐出，实非铁路不能守”，认为应早建铁路，“俾得早竟全功，或可豫弭隐患耳”陈炽：《上陈宝箴书》，见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六辑，184~18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同年秋，陈炽致函刘坤一，询问芜湖等地教案后事。
&&&&光绪十六年（1890年），陈炽担任户部浙江司主事。次年任职户部四川司员外郎，兼值军机章京汉头班。光绪十七年（1891年）冬，陈炽因父亲去世，请假回籍。在为其父亲营葬守孝期间，陈炽曾致书陈三立请为其父撰墓志铭，致函李盛铎让其推荐会看风水之人。同时，他为宁州城内白溪陈氏俊卿祠堂撰记、瑞金合邑宾兴谱写序，为父亲生前好友陈为理撰写墓志铭，筹建瑞林禾塘陈氏宗祠等。光绪十八年（1892年）春，他为好友郑观应参订《盛世危言》，次年又为其写序，初步表达了自己的维新变法思想。虽然仅仅是一篇序言，但这却是陈炽由封建知识分子向早期维新派转化的里程碑，在陈炽思想发展过程中是至关重要的。受郑观应《盛世危言》影响，光绪十九年至二十年（年）陈炽著成《庸书》百篇，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方面对*国社会进行了剖析，尤其是倡议实行君民共主政体，采用议院制，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等思想，标志着其维新思想体系初步形成。
&&&&甲午战争爆发后，陈炽对时事*常关注，积极上书献策。他曾上书刘坤一，陈言军国大计；致函翁同评论战局，旁征博引，翁氏阅后赞其为“通才”。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翁同将陈炽《庸书》进呈光绪皇帝御览。是年四月，陈炽守孝期满返京复官，仍以员外郎任职户部，同时兼值军机章京上额外行走。
&&&&甲午战败后，为救亡图存，**各地掀起变法的热潮。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大声呼喊“变亦变，不变亦变”。康有为等会试举人联合上书，要求废约、迁都、变法。陈炽痛感时艰，遂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五月上清帝万言书，反思战败原因，请求清政府“一意振作，变法自强，以巩皇图而湔国耻”，并且提出下诏求言、阜财裕国、分途育才、改制防边、教民习战、筑路通商、变法宜民等善后措施。当清廷筹措对日赔款时，陈炽与李盛铎积极参与协商，并多次与翁同通信提出自己的建议。
&&&&在这一时期内，陈炽的维新思想由激进到退缩，行动上有一个从积极参与到游离的过程。《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陈炽曾送给翁同善后封事八条，得到翁氏称赞，认为皆善后当办者。在翁同的推荐下，陈炽曾参与纂修《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钦定平定苗匪纪略》《钦定平定陕甘回匪方略》，因纂修有功，升户部郎中，外任以道员用。当时，维新运动如火如荼，翁同受形势影响倾向于变法，而康有为也想通过他推动变法事业。陈炽作为翁同的亲信僚属，在康有为与翁同之间，穿针引线，积极为变法奔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五月，翁同与康有为商谈改革大计，陈炽为之草拟十二条新政意旨，准备次第实行。后因恭亲王奕反对没有实现。同时，他为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修订建议改革的《新政策》。当康有为屡函促责翁同抓紧推动变法时，陈炽曾代翁氏到康有为处谢答，并建议康有为“办事当以办报为先”，捐助其办报事业。然后陈炽与康有为等人筹建强学会，往返于京沪之间，为学会购置图书仪器奔忙。京师强学会成立后，陈炽被推选为会长。强学会得到了许多督抚大吏的支持和帮助，李鸿章也欲捐三千金入会，为陈炽等人拒绝。是年底，因御史杨崇伊弹劾强学会“植党营私”，清廷下旨意令封禁强学会。后在翁同、御史胡孚辰的建议下，清廷允准将强学会改为官书局，由孙家鼐管理，陈炽仍留任事。
&&&&此后，陈炽用很大精力研究经济问题。他认为改变*国贫弱之原的途径之一是发展经济，先后由户部代为专奏《茶务条陈》《铸银条陈》等，就有关国家利权问题陈述己见。前者专论在对外贸易中占很大比重的“茶务”，分析昔盛今衰的严重形势，提出振兴茶务的参用机器、准设小轮、创立公栈、暂减捐厘等四条办法；后者根据世界货币发展趋势，分析*国不铸金钱之弊，建议*国应该自铸金币，同时通用外国金币，并提出引进西方机器、自铸钱币、革新圜法的具体办法，强调这是整顿财政、发展经济、富强国家的根本举措。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陈炽撰成《续富国策》60篇，分农书、矿书、工书、商书四卷，系统地提出了当时*国发展经济的方案。另外，他曾从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中了解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时称《富国策》）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于是与友人重译《富国策》，在《时务报》连载。不过，陈炽所译的《富国策》，不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而是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法思德（Henry&Fawcett）的《政治经济学手册》（Manual&of&Political&Economy）。同时，陈炽继续关注世界大势，在《时务报》《知新报》上发表《中日之战六国皆失算论》《美德宜力保大局说》《俄人国势酷类强秦论》等系列探讨甲午战争后国际关系的论文。
&&&&为推动维新运动的发展，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七月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创立《时务报》。陈炽积极参与此事，除为之撰稿外，亦行在北京代收捐款、发行等事。他曾四次与《时务报》总经理汪康年通信，谈论《时务报》篇首论说、《重译富国策》刊载及京师吏治等事。后因《时务报》内部矛盾重重，陈炽与李盛铎在上海劝说梁启超在《时务报》之外，再开日报《公论报》。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刑部左侍郎李端鄙稀锻乒阊Ｕ邸罚髡啪┦σ约案鞲菹亟陨枇⒀茫鲁阋不粲跚逋⒕】炜欤⑽锛邑静菽獯笱谜鲁獭９庑鞫哪辏1898年）四月，京师大学堂筹备工作已臻完毕，孙家鼐欲聘请康有为任总教习，陈炽为总办。康有为辞之，陈炽等曾劝其就任。
&&&&陈炽在维新运动中异常活跃，深受各派人士重视。不过，陈炽的行动一开始就带着小心翼翼的烙印。《万国公报》（强学会初期刊物）创刊之初，因宣传新的思想观点引起顽固派徐桐、成博的反对，他们要弹劾康有为。陈炽得知风声后，不是与康有为商量积极应付的对策，而是规劝其出京暂避风头。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底，强学会遭查封后，陈炽与文廷式、李盛铎一并被御史杨崇伊弹劾，文廷式因此被革职。陈炽虽没有受到处理，但也受惊非小，开始变得谨小慎微，唯恐触犯清律。他曾忧心忡忡地告诉汪康年：“*国君权太重，都中一事不办，外间遂欲办一事而不能，自上下无一不揣摩迎合也。”同时，对于《时务报》刊发的关于民权学说的文章，陈炽也感到有些惴惴不安，于是两次写信给汪康年，表明他此时的态度：“从强学会封禁，《立言》恐招忌恨，非本报所译。弟引此以证议院民权之不可再说耳。”“公度事可疑可诧，渠至都即讲民权，弟已规之，大约不能从耳。”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鉴于政治形势严峻，陈炽自己是不敢奢谈议院了，并且规劝别人也少谈为佳。
&&&&此时，他与翁同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翁氏在日记中载：“陈次亮以折示我，全是风话，内有涉余名者一句，以墨笔捺出，还之，不如此不能断此妖也。”陈义杰整理：《翁同日记》，第六册，301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8。从共同呼吁变法至两人关系开始出现矛盾，说明了维新变法进程的复杂性。不久翁同被黜，陈炽更是失去了靠山和希望，变法的热情再度受挫。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他常与江标、赵炳麟等一批具有维新思想的中小官僚相聚，议论时政，注视着变法进程。他曾将所著《庸书》上之当道，又告康有为皇上实英明通达，过于群臣。戊戌变法*终还是失败了，六君子喋血菜市口，陈炽虽然没有受到追究，不过也遭到很大打击，往往酒前灯下，高歌痛苦，若痴若狂，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病逝于北京城。
&&&&作为*国近代早期维新思想家，陈炽在*国近代思想**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力陈*国引进西法以变革的重要性
&&&&陈炽认为当时*国面临“千古*常之变”，世界已形成了“地球一统，万国会同”的格局，变成了“一维新之宇宙”，世界各国之间已不再是彼此隔绝的状态，*国如果仍据守旧道，不思变法，就会落到像越南、琉球等国因不变法而“亡不旋踵”的结局；如果像日本那样变法，既能存在于当世，又能使国家“强且富”；如果像暹罗、朝鲜那样当断不断，“欲变而未变者也，其势岌岌然，如不终日”陈炽：《庸书&自强》，光绪二十二年刻本。。他既反对顽固守旧者“深闭固拒，尊己而抑人，事变既来，茫昧昏蒙，束手无措”，又反对激进维新者“不深察*国之人情与国家创制显庸之本意，又张皇震讶，欲一切舍己而从之”，主张“法之宜守者，慎守之，实课以守法之效，毋庸见异而迁也；法之当变者，力变之，实责以变法之功，毋俟后时而悔也”《庸书&名实》。。所以陈炽认为“西法之本出乎中，则无俟概行拒绝。然而受之则富，否则贫，得之则强，否则弱”，“此言虽小，可以喻大，空谈无补，实丧易危”《庸书&自强》。。他强烈要求学习西法以变法自强。为了减少阻力，他多次采用西学中源的办法，主张*国从多方面学习西方国家，而不是仅仅学习船坚炮利和声光化电的自然科学知识。同时，陈炽批评洋务派的孜孜于“利炮坚台、鱼雷铁舰之属”是“遗其大体而袭其皮毛”，“弃其菁英而取其糟粕”《庸书&自叙》。。显然，陈炽希望*国学习“大体”“菁英”，要进行一场比洋务运动更加深刻的变革，即应该是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改革。
&&&&（二）政治改革思想
&&&&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陈炽对当时的吏治情况及政治制度的运行较为了解，因此对封建吏治的揭露和君主专制制度的批评即更加深刻。他指出当时清政府的官僚体制已经存在各种弊端。“法日改而日精，网日张而日密，文日积而日繁，内外官吏营私]弊之方，亦日趋而日巧”。“文法拘牵，是非淆杂”《庸书&名实》。，“部饭则彼此分肥，工程则相将染指”《庸书&养廉》。。“偶有尽心民事者，则上官掎之，同僚笑之，众庶疑之，不入考成，不登荐牍，群掣其肘，必溃于成而后已。不肖者，专揣缺分之肥瘠，以图饱私囊；其贤者，亦第求案牍之清厘，以规避处分。于设官为民之本意，上下泰然，久已忘之，而且习之矣”《庸书&教养》。。“天下万国，*贪者，*国之官”陈炽：《上清帝万言书》，见孙祥吉：《晚清史探微》，142页，成都，巴蜀书社，2001。。另外，他还指出捐例的存在败坏吏治，大蠹民生；胥吏盘踞要津，索贿营私，殃民害政；京官与外官之间勾结、积案问题严重、考核官吏时徇私枉法等皆是吏治中存在的问题。因此，他提出必须整顿吏治，严格考绩。
&&&&陈炽继承*国古代“立君为民”的思想，“天生民而立之君，君者群也，所以为民也”，但他认为三代以前“君”是为民之君，秦以后君是害民之君，特别是君主专断于上，百官横行于下，“民之视官如帝天，官之视民如土芥”，“吏役之爪牙四布，以养民则不足，以虐民则有余”，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封建君主专制的“贵私”、“贵虚”、愚民而致。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呢？陈炽认为要破除这种言路堵塞、上下隔绝的痼弊，一个很好的办法是仿照西方，广开报馆，开通言路。当然，更重要的是政治制度改革。他比较了当时世界上存在的君主、民主与君民共主这三种政体形式，认为前两种均存在着弊端，唯有君民共主能够“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能够通上下之情，而且可以敌外患，“即敌国外患纷至沓来，力竭势孤，莫能支拄，而人心不死，国步难移。积土成山，积流成海，能胜而不能败，能败而不能亡”《庸书&议院》。。同时，他又设计了君民共主体制下的上下议院的组织原则和议员选举的具体办法。甲午战争后，陈炽在《上清帝万言书》中明确指出国家欲自强，必须变法，以练民兵、开议院为成功。陈炽批判选官制度弊端重重，提议去除捐例，严肃吏治，尤其是建议*国设议院、采取君民共主的政体，是其政治上*有特色和时代*进性的思想，也是其思想体系中“*闪光的部分”孔祥吉：《晚清政治改革家的困境――陈炽〈上清帝万言书〉的发现及其意义》，载《广东社会科学》，2000（2）。，是陈炽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标志。
&&&&虽然陈炽在政治领域提出一些设想和建议，但也出现过保守和动摇。除了政治策略考虑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陈炽在思想观念上仍然是封建三纲五常的维护者。他认为“西人忠信明决，实为立国之原，而三纲不明，五伦攸，则他日乱机之所伏，即衰象之所由成也。夫君为臣纲，古有明训。西人倡自主之说，置君如奕棋，其贤者尚守前规，不肖者人思自取，若巴西诸国，彼此相攻，大乱方滋，隐忧未艾。此无君臣之伦者，不足以致太平也”《庸书&审机》。。同时，他还指出：无父子兄弟之论，不足以存种族；无夫妇之论者，不足以广似续。因此，陈炽认为学习西方不能以损害三纲为度，这影响了他的思想继续深化。
&&&&（三）经济思想
&&&&这是陈炽思想*为丰富的部分。陈炽不仅在《庸书》中有多篇文章探讨经济发展，而且在甲午战争后上过专门论述茶务和铸银方面的条陈，特别是所著《续富国策》，更以60篇文章对农、矿、工、商各业的变革与发展做了深入探讨。
&&&&1.农业思想。*国是一农业大国，经济近代化离不开农业的近代化。陈炽对*国农业近代化提出不少见解，例如强调农工商协调发展、政府的督导作用、科技兴农、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等，为*国农业的近代转型起到了前驱先路的作用。
&&&&其一，提出农业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性。“经制国用，举出于农”，“五谷之利，在各业中为至微，而耕作之功在各事中为至苦。然一日不耕，天下有饥者，农政之所关，又在各务中为至重”陈炽：《续富国策&讲求农学说》，光绪二十三年豫宁余氏校刻本。。农业是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发展的基础，“商之本在农，农事兴则百物蕃，而利源可浚也”《续富国策&创立商部说》。。农业能为轻工业的发展提供原料和为商业提供产品。因此，陈炽提出农业经济作物生产应与农产品加工业密切配合，如“葡萄制酒”“种棉轧花”“种竹造纸”“种橡制胶”“种茶制茗”“种蔗制糖”等，即发展能够生产出口商品和工业原料的农业。
&&&&其二，兴修水利。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而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国自古水患严重，对农业生产造成极大破坏。陈炽对水利与农业生产的关系有着深刻认识。通过比较南北方对水利的重视程度对农业生产的不同影响，陈炽强调兴修水利，提高抵御水旱灾害的能力，同时指出解决办法是开渠种树，以及治理那些贪污兴修水利之费的官吏绅商等。
&&&&其三，强调政府及农官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国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但缺乏管理农业的专门机构。陈炽认为“水利沟渠，备旱备潦，非一人一家之力所能为者，无以董之则废而不修矣”《庸书&教养》。。陈炽与孙中山、郑观应、康有为等人皆提出仿效西方设农官的建议，以加强对农业改革的管理和指导，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
&&&&其四，提倡科教兴农，发展农业机械化。近代*国农业生产技术落后，所产产品很难在国际市场上竞争。陈炽认为农学不发达是主要原因。他指出：“天下农民大都愚拙，安常习故，不愿变通，又恐舍旧图新，利未形而害已见，此中外古今之通弊也。”所以他认为对农民进行教育是当务之急。为此，他介绍了泰西各国运用科技兴农的做法，并提出改良土壤，化瘠为腴；因地制宜，多种经营等主张。同时，他建议开展农业科技知识的普及工作。另外，陈炽认为不仅工业上使用机器能获利，就是农业上使用机器也能提高产量。他说，英国采用机器已经收到“一人之力，足抵五十人之工，一亩之收，足抵五十亩之获”的效果，建议*国有多田之富人，可以购买机器，“俾用力少而见功多，如伊尹之区田，亩收数十倍”《续富国策&讲求农学说》。；主张*国要改良农业生产工具，走农业机械化的道路。
&&&&其五，对与农业有关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深切关注。《续富国策》中的《水利富国说》《种树富民说》《种果宜人说》《种木成材说》等文均与环境问题有着密切关系。《种桑育蚕说》《葡萄制酒说》《种竹造纸说》《种樟熬脑说》《种茶制茗说》等文虽主要是从发展商品性农业与外国争夺利源的角度出发，但是这些树木的栽植，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的关系问题。陈炽明确指出*国北方灾害频仍的原因之一是因森林的大量被破坏而致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因此，陈炽指出治国要务“以种树为**事”，并设计了种树的计划，建议设立各级专任官吏，“郡守牧令，总揽其成”，“同知、通判、县丞、主簿等闲官，专任其事”《续富国策&种树富民说》。，并把植树多少作为官吏升迁考核的一个标准。陈炽对森林与人类的关系的认识之深刻，在*国近代思想**无出其右者。
&&&&2.工矿业思想。陈炽认为“工者，商之本也，生人利用之源也”《庸书&考工》。，因此“劝工”关系国家兴亡，“一富一贫，一强一弱，一兴一废，一存一亡，而皆以劝工一言为旋乾转坤之枢纽”《续富国策&劝工强国说》。。
&&&&发展以铁路、轮船为主的水陆交通运输业和通信业。工业化的发展不仅需要强大的物质基础，还要有便利的运输条件。晚清*国交通运输落后，制约着经济领域各部门的发展，所以不少人极力提倡发展轮船和火车为主的近代交通业。陈炽谈论兴修铁路不仅是应用于国防用兵方面，而且是从国富民生的角度来考察，认为“天下万国之贫富，以铁路之多寡定之”《续富国策&急修铁路说》。孙中山在1912年也说：“国家之贫富，可以铁道之多少定之；地方之苦乐，可以铁道之远近计之。”（《孙中山全集》，第2卷，382~38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与郑观应主张商办不同，陈炽认为铁路干路官办为宜。公路建设思想主要体现在《上清帝万言书》、《庸书》中的《虞衡》、《续富国策》中的《治道之工说》三文中。陈炽指出道路一端为万国富强之根本，道路不仅关系到国家体制尊严，也与工商各业发展、国势盛衰息息相关，所以*国应该参酌中西，专派一工部侍郎主持其事，街道以京师为主，而后渐及于城镇乡村。至于水路交通计划，陈炽主要是从降低生产成本的角度指出发展内河航运的重要性，并做了具体规划。同时，陈炽从商业发展的角度呼吁在“繁盛之乡”和“荒僻之处”广泛设置邮电局。但是邮政大权不能交给外国人，电报部门不应收费过高，否则会影响商业的发展。
&&&&发展机器制造业。机器生产比手工生产效率高的优越性得到了许多人士的认可，如钟天纬、薛福成、郑观应等人都指出发展机器生产的重要性。陈炽也是使用机器生产的积极倡导者。他曾论证机器生产的三大作用。**，机器可以从事人工无法完成的事业，形成巨大的生产力。“人之目所不能见者，以机器见之；人之耳所不能闻者，以机器闻之；人之手所不能举者，以机器举之；人之足所不能及者，以机器及之；人之心思智慧千力万气所不能成者，以机器成之”《续富国策&工艺养民说》。。第二，机器生产可以夺回利权。“外洋入口之货，皆工作所成，*国出口之货，皆土地所产，工拙相越，贵贱相悬”《庸书&考工》。。“以贱敌贵，以粗敌精，以拙敌巧”，“*国虽强，安得不弱？*国虽富，安得不贫？”《续富国策&器用之工说》。*国可以采用机器生产，用国货战胜洋货，在国际市场上与洋货争高低。第三，机器养民论。陈炽驳斥了守旧派阻挠发展机器工业的言行，认为“自机器大兴，而一人之工足给十人之食，富人出资立厂，而贫民之工作者辄数千人，富民之获利一二分而止，而贫民之工资增至倍蓰什佰而未已焉。故机器之兴，专以为贫民计也”《庸书&养民》。。“使*国各行省工厂大开，则千万穷民立可饱食暖衣，安室家而养妻子，向日之手工糊口者，亦各免艰难困苦、忧冻啼饥，咸得享豫大丰亨之福也”《续富国策&工艺养民说》。。当然，陈炽认为*国不仅在军械制造方面可以使用机器，就是很多器用食用之物，如酿洋酒、炼洋糖、备牛乳、造烟卷、贮鲜果、蓄干酢、制饼饵、种咖啡等，也可采用机器自造自用，以收利权。
&&&&发展矿藏开采业。*国历朝对采矿业采取严格的控制政策。清朝鉴于明朝矿税之弊端，封禁犹严。鸦片战争后开始出现开矿助饷之说。洋务运动时期，矿利富国之说成为多数人的共识。陈炽认为*国矿藏*常丰富，由于“守旧者胶执成见，谋新者任用非人，遂使古今以来良法美意，悬为厉禁，视若畏途，而山川无尽之藏，终无由一见于世，日皇皇然忧贫患寡，怀金玉而啼饥”《庸书&j人》。。所以他主张“各山各矿一律驰禁”《庸书&奉吉》。，提出采用习矿师、集商本、弥事端、征税课的办法来处理矿政。他着重提出开采煤矿、铁矿、石油、金矿等。陈炽的发展采矿业的思想是与甲午战争后*国面临的危局紧密相关的。当时，为图富强，维护利权，应付赔款，清政府发布上谕讲求练兵、筹饷。不少官员请求开矿。清廷接受了朝臣的建议，改变了甲午战争之前的禁止或限制私人开矿的政策，鼓励私人投资办厂，成立路矿总局，民间采矿业获得了发展。但是由于民族资本较少，外国侵略势力在*国的矿产开采占据*导地位，使*国的利源不能完全为己所用。
&&&&发展工矿业要有推动力，要有鼓励措施。陈炽建议对能出新意、制成有益民生之物的人，准上之工商二部，赏给护照宝星，许其专利。同时，他建议开技艺学堂，培养科技人才；选派人员游历各国，博访良法，以推动*国经济发展。
&&&&3.振兴商务思想。两次鸦片战争之后，*进的*国人看到了对外通商是大势所趋。陈炽指出：“今日者，五洲万国，贸迁有无，风气大通，舟车四达，可知道里广远，货币往还。此端既开，断难再塞，前有千古，后有万年，从兹四海通商遂将一成不变也”《庸书&商部》。。他以英、日两国富强之例强调开展商务的重要性：英国“挟其利炮坚船，遂以纵横四海”是全恃“商之力”；日本仿效西方，农工商业蓬勃发展，“VV乎国未可量”《续富国策&创立商部说》。。陈炽认为西方各国驾船东来，对*国并不见得都是坏事，至少可以增强*国人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感。陈炽在《庸书》中即有多篇文章分析商务问题，在《续富国策》商书卷中又写了18篇文章，详细阐述了自己的主张。其中较有特色的有三点：
&&&&其一，创立和发展公司制度。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钟天纬等曾分别撰文论述过公司的重要作用。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也仿照西方公司之例兴办了一批企业。对于公司的作用，陈炽也比较重视。他对西班牙、葡萄牙、英吉利等国靠公司之力“开辟新地”深有感触，指出“公司一事，乃富国强兵之实际，亦长驾远驭之宏规”《庸书&公司》。。在《续富国策》中，他又作了《纠集公司说》，对公司制度进一步加以论述。他列举了公司的益处：设立公司于官于商皆能获利；行销外国公司之利，可以避免由小商经营而易受洋商操纵市价造成的损失。虽然当时*国已经仿照西方设立了一些股份制公司，但是由于多采取官督商办经营形式，企业内部产权关系不明，经常出现公司官员侵吞商贾利益的现象。陈炽将西方股份制难以在*国推广归因于缺乏相应的法律保护，指出为公司立法是解决问题的途径，应该“将英美各国公司章程择要删繁，通行刊布，使商人传诵揣摩，以明其理”。此前的郑观应、薛福成等人，此后的汪康年、康有为、张之洞、盛宣怀等人也有呼吁制定商律之议。在社会各界的呼吁下，清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经济政策与法规，并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正式颁布了*国**部《公司律》，为晚清公司制度的建设提供了法律保障。
&&&&建立一个公司，公司信誉问题也至关重要。陈炽指出：“公司者，秉至公而司其事之谓也”。“公司一也，而有行有不行、有胜有不胜者，无他焉，公与不公而已矣。宁失信于天下，而决不能失信于同人；宁受亏于一身，而决不能亏及于同事。此英国商会之所以恢宏光大、冠绝万国之根原也。”反观*国所开公司，“各牟其利，各怀其私”《续富国策&纠集公司说》。，不能维护投资者的利益，企业内部没有统一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人人为己，缺乏一股向心力，取得更高的效益和利润则是难上加难。陈炽提出的企业文化建设问题，不仅对当时塞漏卮、挽利权有重要意义，就是对目前*国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也有借鉴作用。
&&&&其二，市场信息对商业发展的重要性。企业要发展，产品要销售，注重信息的搜集至关重要。洋务运动期间虽建立了一些股份公司，但官督商办的经营形式使官与商之间矛盾重重，从而使二者并无暇顾及经营销售策略中的商业信息问题。对于如何准确掌握国际市场信息发展商务，陈炽提出派人出国考察游历、举行博览会、发挥报纸的作用、发展邮电通信业等四点。
&&&&其三，建立商业学堂。洋务运动兴起后，国内设立了一些新式学校，但由于偏重于艺学，所以所设学校以军事学堂居多，而能够传授商业教育的学校寥若晨星。陈炽认为商学十分重要。他指出西人能够开拓疆土，大半由于商会，而“商会之所以能举大事者，一曰财，二曰人。……其人才之众多则皆出于商学”。鉴于商学的重要，西人在通商辟埠之地皆安家业，长子孙，设商学，分为总学和分学，“略视其天资之高下以为断”《续富国策&分建学堂说》。。陈炽建议*国拥有商业资本数十万、数百万或数千万金者，应该各提公积倡立各种商业学堂。虽然陈炽之前，郑观应对商学有所认识，其后张之洞也指出“不讲农工商之学，则*国地虽广，民虽众，终无解于土满人满之饥矣”张之洞：《劝学篇》，143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而能够对商业教育如此重视，提出“天下事未有不学而能者，亦即未有学而不能者”，撰专文予以论述者，综观晚清一代，唯有陈炽一人而已。
&&&&陈炽振兴商务的具体措施还有：裁撤厘金、保护关税；建立商会；设立保险公司；修举火政；在南洋等地增设领事、订立保护华商华工章程；多制兵船以护商、阜民财、丰国用、振商务、收利权；在通商各埠广设银行等。这些振兴商务的措施，既包含有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思想，也反映了甲午战争前后*国人对经济事务的认识与对策，同时为晚清设立的保护工商业法令的颁布做了铺垫。
&&&&追求国家富强是近代*国人的共同愿望。“咸丰庚申变后，忧国者感于时势阽危，经世思想，殆无不集中于富强问题。”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序》，北平，哈佛燕京学社，1939。不过他们对富强的追寻途径并不完全相同。洋务派侧重于发展工业与军事的实践活动以图富强，很少有对经济活动学理的探研；清流派弹劾官吏，指陈弊端，所提的富国养民策脱离不了屯垦、兴水利、轻徭薄赋、禁奢崇俭等传统的为富之道；顽固派则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把礼义人心作为自强的理论武器，反对修铁路、办商业的求富活动；王韬、薛福成、马建忠等参与过洋务运动的思想家，提出了工商立国的思想，但过多地强调发展对外贸易以抵制外国商品入侵；梁启超、康有为、严复等人在戊戌变法时期思想着重点在于救亡和启蒙。而陈炽认为“各国之强，皆原于富”赵炳麟：《陈农部传》，见沈云龙主编：《赵柏岩集&柏岩文存》，近代*国史料丛刊正编第31辑，1530页，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68。。从这一认识出发，他在《庸书》和《续富国策》中广泛地谈论了农、矿、工、商各业，提出了四者协调发展的理论，并明确表示撰写《续富国策》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古今虽远，天壤虽宽，他日富甲环瀛，踵英而起者，非*国四百兆之人民莫与属也”。所以，与同时代的其他人相比，陈炽更能全面、系统地研究经济问题。特别是《续富国策》一书更是近代*国人自著的**部经济专著。同时，由于在户部任职，他对国家的经济生活更为关注，提出的思想也更为独特，比马建忠、严复的经济思想更贴近*国的实际。可以说，在众多的维新思想家中，还没有哪一位像陈炽这样关心国家经济问题的。
&&&&（四）教育思想
&&&&作为近代早期维新思想家，陈炽的主要贡献并不在教育方面，但是其教育思想却有着深刻的内涵。尤其是他的重视妇女教育，倡导边疆设学，发展留学教育，重视官吏培养教育，开展职业教育、华侨教育、慈善教育等思想，不仅为当时维新运动提供了丰富的养料，而且对今天的社会主义教育建设仍有借鉴意义。
&&&&陈炽认识到人才兴衰与国家强弱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人材之消长关焉，世运之兴衰系焉”《庸书&太学》。；“国于天地，必有与立，虽有良法，不能自行，得人则治，失人则乱，伊古以来，未有能易之者”《庸书&自叙》。。因此他主张变通科举，增加技艺学科；派人留学，学习西方*进文化等。
&&&&值得一提的是陈炽提出在奉天、吉林、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设立学校的设想。例如，在奉吉两省，“宜筹款募捐，广建书院。边民椎朴，向少藏书，并立书楼，博收典籍，院中膏火，务极丰饶，山长必须得人，规制宜加整肃，无论军民人等，咸务向学，以渐化其犷悍而大启其灵明。庶有勇知方，既富且教，奇才辈出而隐患潜销也”《庸书&奉吉》。。在蒙古，“建立学校，教习汉文，已出痘者，入京就学，化以礼义，泽以诗书，大漠穷边，无殊内地矣”《庸书&蒙古》。。他还认为在南洋各地，国家应拨款建中西大学堂，“教以中西之学”，不仅“使数百万之华民智慧渐开，才能渐出”《续富国策&酌增领事说》。，而且“他日必有奇材硕彦应运而生，为海上之夫余以藩屏*国者”《庸书&南洋》。。陈炽提出在边疆和南洋华侨居住之地设立学校教化民众才是根本的主张，可谓远见卓识。
&&&&把妇女应平等接受教育与国家强弱联系在一起，也是陈炽这一时期的新认识。陈炽认为夏、商、周三代以前*国仍较重视女子教育，后来妇学失传，又让妇女缠足，阻碍她们受教的机会；泰西各国也设有“女塾”，使女子既嫁之后，皆能相夫佐子，以治国而齐家，这是富国强兵之本计。相比*国四万万人，妇女约居其半，安居饱食，无所用心，况且如果女子“弱龄失教，习与性成，始以淫贱妖蛊为长，终以暴戾奸贪为事，夫承其弊，子效其尤，人心日漓，风俗日坏，其害之中于深微隐暗之间者，永无底止也”《庸书&妇学》。。因此他建议严禁妇女缠足，应广设女学，让妇女接受教育。陈炽的妇女教育思想，与同时代的康有为、严复、郑观应、陈虬等人的思想一道形成了一股要求妇女解放的潮流，既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也是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理论在妇女问题上的具体体现。
&&&&（五）国防军事思想
&&&&19世纪七八十年代后，*国面临严重的边疆危机。英国从印度侵入西藏，法国从越南侵犯广西，俄国从中亚入侵新疆，日本吞并琉球、侵犯*国台湾。陈炽清醒地认识到“强敌在门，诸夷环伺”的危险处境，在《庸书》中用《四维》《边防》《龙江》《奉吉》《东海》《金山》《新疆》《青海》《西藏》《三省》《蒙古》《台湾》等篇幅予以说明，并提出了移民实边、招垦兴屯、增筑炮台、办理渔团、修建铁路等保卫边疆的具体办法。不过陈炽也是有所侧重的，特别是在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后，清政府内部曾有过海防与塞防的争论，陈炽倾向于塞防。他利用自己在军机处、方略馆任职的条件，结合当时的形势，对*国的蒙古、西南等省以及暹罗、南洋的状况做了分析。“*国之大患仍不在水而在陆，不在东南而在西北也”《庸书&炮台》。。“今之言洋务者，……汲汲于东南，而不知其要害乃在西北也”《庸书&自叙》。。他指出俄国是*国的*大祸患，并且在多处提醒要注意俄国在北方的隐患。俄国在东北修筑西伯利亚铁路，*国的“东北、西北之边防将无宁日”《庸书&四维》。。甲午战争后，俄国通过干涉日本归还辽东半岛，引起清政府大部分人士的好感。严复在年连续发表《中俄交谊论》等文呼吁联俄。陈炽则看清了俄国的意图，于1897年以瑶林馆主为名作《俄人国势酷类强秦论》，从十个方面把俄国与秦进行对比，呼吁“夫前事之不忘，后世之师也，前车之已覆，后车之鉴也”。陈炽对俄国为*国之大患颇为深刻的剖析，引起了不少同时代人的共鸣，孙宝u在日记中即表示陈炽的比证颇为确切。
&&&&当然，陈炽对海防也很重视。他指出台湾是*国“四维”中“东南之维”，为“通商万国之所垂涎而窥伺者”，因此台湾对*国海防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台湾一地，东南七省之藩篱门户也，台湾安，则东南半壁举安。”并把台湾与海疆的关系比作唇与齿：“台湾犹之唇也，海疆犹之齿也。台湾果失，则沿海各省其能有一日之安乎？”《庸书&台湾》。为此，他提出南洋海军提督驻台、建立台湾造船工厂、广封其域相为犄角等三项措施。当时海外华人、华侨的聚居地南洋，也是陈炽密切关注之地。但清廷对南洋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国防重点“偏于西北，而东南沿海，自台湾一岛外，均度外置之”。陈炽认为“南洋者，西人之外府也”，西人“精神命脉，均在南洋”《庸书&南洋》。。如果*国的商力、兵锋“略及于南洋各岛，彼海外诸国将惴惴然顾畏不遑”《庸书&公司》。。如果能够挽回西人在南洋的特殊权益，“则因宜制变，此虏已在掌之中矣”。为此他提醒清廷统治者：“今之筹海者，毋遽及西洋也，筹控制南洋而足矣。”《庸书&南洋》。从而建议以设官司、护商旅、建学校、举贤才的方式经营南洋作为海上屏障。另外，他还提出考察海图、重视港岛、组建渔团、建立军校、多制兵船、制造枪炮等有关海防问题的见解，不仅对当时社会带来深刻的影响，而且在我国近代海防**占有一定的地位。
&&&&同时，他对于日本的看法有所改变。甲午战争前，陈炽既看到日本对*国东三省以及朝鲜的觊觎，也赞赏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把日本看成*国实行改革的模仿对象。甲午战争后，陈炽认真反思战败原因，积极探寻国家出路，并多次以日本为例希望*国振兴商务，但在钦羡的同时增添了一分忧虑。他指出：日本“近在肘腋之间，急起而窥我心腹，其心计之精刻与西人同，其性格之阴柔与西人异，西人之所能为者，彼优为之，西人之所不肯为者，彼亦决为之。始也财力未雄，不及西人之长袖善舞耳。今一朝战胜，举国宽然，数万万之金钱取之如寄。又得台湾一岛，各国之所垂涎而目为宝山金穴者，助其商力，蠹我中邦，更有行轮造货之约章，夺我之矛，陷我之盾，纵横内地，盘踞利权”《续富国策&创立商部说》。。随后，陈炽发表《中日之战六国皆失算论》《美德宜力保大局说》《英日宜竭力保中说》等文，指出了*国与日本的利害关系及所牵涉的国际形势，主张应采取以夷制夷、合纵连横的方法。
&&&&从以上五个方面来看，陈炽思想中包含着强烈的经世意识、忧患爱国意识、“开新”与“卫道”的交织等特征。
&&&&强烈的经世意识。从《庸书》百篇文章的内容中可以看出，陈炽的视野*常开阔，论证极为严密。洋务运动开始后，学习西学者摆脱了“士林败类”“名教罪人”之类的贬称，渐渐出现“家家言时务，人人说西学”“竞言洋务”的局面。陈炽年轻时即喜欢留心天下利病，“热心科学”萧公权：《近代*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289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广泛涉猎西方译著。我们可以从其著作的言论中，看到他对天文学、化学、光学、电学、算学、地学、植物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以及国际法、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了解，透视出其科技知识的广博。难怪梁启超发出陈炽“由西学入，与之谈，无不解，洵异才”的感慨。陈炽一方面继承了前人的经世思想，一方面针对当时*国社会现实，慷慨陈言，痛斥弊端，“重伤时局”，“婉辞尚形激烈”，多“偏持”之语，能够“济国步之艰难，振愚庸之聋聩”余l：《〈庸书〉内外篇重刊序》，光绪丁酉（1897年）豫宁余氏重校付刊本。，宋育仁就很佩服陈炽经世之学的“湛深”。陈炽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其基本目的也是希望自己的维新主张能被切实加以利用，而本人亲自投入到维新运动的实践中去，亦明显反映出他的经世致用思想。当然，陈炽所处时代毕竟与龚自珍、魏源不同了，此时西学大量输入*国，*国人开始走向世界，这种变动的环境使得陈炽有机会去体验西方社会文明，虽然未能走出国门，但在沿海、港澳等地的游历也使他大开眼界，认识到西学对*国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陈炽采用中西结合之法探索近代*国发展道路，推动了经世致用思想在近代社会条件下的不断更新和内容的更加充实。
&&&&强烈的忧患爱国意识。陈炽的著述大都是感时、愤事之作，充满了忧患意识。这既是继承了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秀传统，也是甲午战争前后社会现实的反映。陈炽说“闻长老述庚申之变，亦常流涕太息，深恶而痛绝之”《庸书&自叙》。，从而萌发救亡、振兴之志。针对*国的现状，陈炽仿效南宋抗金志士陈亮，将号改为次亮，决心以民族兴亡为职志。19世纪八九十年代更是社会动荡激变的年代，西方国家侵略加深，*国内政腐败，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忧虑。陈炽的《庸书》和《续富国策》即是“感念时变”而“发愤”所作。如他在《续富国策》中指出，*国如果仍“守此而不变，再阅十载，彼之货皆贵，我之货皆贱；彼举国皆富人，我举国皆穷人。试思穷人听命于富人乎？抑富人听命于穷人乎？将使权势举无所施，愚智皆为彼用，不蹈印度、缅甸、越南之覆辙，其事不止。他日，*国四万万众神明之胄，颠连困苦，奴虏终身，济济群公，何以自解于天下万世哉！”《续富国策&维持矿政说》。句句充满着民族忧患感。他在论著中表现出对水患、民生、边患、吏治腐败等问题的忧心忡忡，并痛心疾首于列强的侵略，积极探讨御侮自强之路。可以说忧患意识、爱国精神是贯穿陈炽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
&&&&“开新”与“卫道”的交织。陈炽主张学习西方，发展科技，振兴商务，设立学堂，甚至仿效西方设立议院制度，但是同时又对西方文化持贬低态度，极力维护*国传统伦理秩序的圣学道统。为了学习西方，他曾对守旧和维新势力进行批评，认为正确的做法是“法之宜守者，慎守之”，“法之当变者，力变之”《庸书&名实》。。*国应根据实际情况学习西方，而不能墨守成规，搞闭关政策。陈炽虽认识到“中西学术，本末相殊”《庸书&艺科》。，不过在他心目中中学是永远高于西学的，“夫今不若古，犹可言也：中不若西，不可言也”《庸书&学校》。。为了论证中学的优越性，他积极倡导明末清初即已出现的西学中源说。陈炽认为不仅西学源出*国，就是西器、西艺、西政、西教以及西方人种文字也都源于*国，并且还设想了中学西传的道路。陈炽对此说的论述比近代其他思想家更全面、态度更坚定。参见张锡勤：《陈炽思想简论》，载《北方论丛》，1999（4）。这是传统的民族文化优越感在陈炽身上的反映。
&&&&与这种尊古的价值趋向相联系，陈炽虽有维新变法的思想，但深荷纲常名教的重负，以卫道者自居，思想中充满着传统和维新的交织。他说孔圣人之教，“得之则治，失之则乱”，批评西人不明三纲之说，“他日乱机之所伏，即衰象之所由成也”；“三纲不明，五伦攸”《庸书&审机》。，即使“强盛于一时，终不可以持久也”《续富国策&自叙》。。陈炽的《庸书》百篇是始以《名实》，而终于《圣道》，足以看出他的心态所向。王韬、郑观应等人虽也是西学中源说的倡导者，但是没有如陈炽这样批评西方文化、对圣道如此推崇。同时陈炽还认为孔教将会支配全世界，“我黄帝之子孙、孔门之弟子，将方行于四海，充塞于两间，成古今大一统之闳规，创亿万斯年同文同轨同伦之盛业也”《庸书&圣道》。。“他日我孔子之教将大行于西，而西人之所以终底灭亡者”《〈盛世危言〉序》。。陈炽殚精竭虑保卫圣道，用夏变夷，希望圣道同化那些西方国家，成了圣道的忠实维护者。一方面倡导学习西方，另一方面又摆脱不了儒家传统规范的束缚，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碰撞下的迷惘心境。
&&&&陈炽死后，赵柏岩为其写传，陈三立、康有为纷纷写诗以示纪念。人们在研究*国近代早期维新思潮或*国近代经济思想史时，皆把陈炽作为重要人物之一加以考察。尤其是陈炽的代表作《庸书》与《续富国策》中提出的改革思想和方案在*国近代思想**是占有重要地位的。作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进步思想家之一，陈炽的思想促进了*国现代化的进程。
&&&&陈炽一生勤奋探究天下利病，留下了不少论著。其中，《庸书》和《续富国策》两书在当时影响较大，生前即多次刻印。民国初年《新编中华国文教科书》第二册第二十三课《葡萄酿酒》《新编中华国文教科书》（1913年12月出版），见闫苹、张雯主编：《民国时期小学语文课文选粹》，123页，北京，语文出版社，2009。，即由陈炽《续富国策》中《葡萄制酒说》一文改编而成。20世纪30年代著名经济学家唐庆增专门写了陈炽关于劳工学说的文章，发表在《经济学季刊》。新*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更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陈炽，不仅出版了研究专著，而且还有多篇学位论文（包括大陆和台湾）以及几十篇学术论文问世。1990年，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曾专门召开“陈炽与戊戌维新”学术研讨会。对于陈炽的论著，江西省的赵树贵、曾丽雅两位学者做过长时间的收集，编成《陈炽集》（中华书局，1997），为后人研究陈炽提供了很大方便。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该集收录不全面，也有错讹之处，并且在其出版后的近二十年中也有不少新的资料相继面世。本书主要在中华书局版《陈炽集》基础上，就目前能够找到的陈炽资料悉数收入，分为文选、专著、译著、诗词联赋、附录等部分，同时尽可能考订源流，修正错讹，以供学界参考。
&&&&**部分为“文选”。包括陈炽所写的族谱序跋、函电书信、条陈折片等。陈炽留下的族谱资料主要是在回家乡时完成的。一次是1875年任户部京官后请假回原籍，一次是1891年因其父过世回籍为父营葬守孝。这些族谱资料，如《〈里坑陈氏四修族谱〉序》《宁都州城内白溪陈氏俊卿翁祠堂记》《〈瑞金合邑宾兴谱〉序》《陈长者墓志铭》等，已收入赵树贵、曾丽雅合编的《陈炽集》。此次编校，以此为依据并对个别地方做了标点和段落调整。书信部分，陈炽与李鸿章、陈宝箴、汪康年的书信重新按照原始资料进行编校收录。同时编者又搜集到不少《陈炽集》所无的书信，如陈炽给李盛铎的六封信，陈炽给康有为、文廷式、沈曾植、盛宣怀等人的书信。不过，遗憾的是，陈炽与翁同、刘坤一、郑观应、宋育仁等人的书信往来，只见一些间接的只言片语，而信件具体内容至今尚未见到。另编者从北京德宝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网站上看到陈炽在光绪十年的书札一封的说明，可惜无缘亲见具体内容，遗憾殊多。
&&&&条陈折片。奏折是高级官员向皇帝奏事进言的文书。陈炽在担任户部京官时虽无权利直接上奏皇帝，但由户部代递了关于整顿西藏事务、大凌河牧厂移往蒙古草地、东三省练兵、赏赐刘永福重衔等奏片。除关于清廷重用刘永福的奏片外，其他三份奏片未见具体内容。编者将《清实录光绪朝实录》《光绪朝朱批奏折》等记载陈炽奏片的相关内容录入，以帮助读者从侧面了解陈炽所言。陈炽所上《茶务条陈》《铸银条陈》，流传较广，现将完整内容收录。另外编者搜寻到陈炽的《呈递出洋游历人员应行采访事宜节略》《上清帝万言书》《务农恤商劝工说帖八条》《为胪陈直省及沿边险要地形宜绘制分总舆图等各条款事禀文》等，为《陈炽集》所无，也是很少有人使用的资料。
&&&&各种经世文编刊载陈炽的文章。《皇朝经济文新编》除收录陈炽《庸书》《续富国策》的部分内容外，还有其他署名陈炽的文章，如《矿务琐言》《论病论药说》《血去无咎说》《请开艺学科说》《精技艺以致富说》《资格说》等，均收入本书。其中有一篇《电气利于园圃》文章，署名“陈炽”，但经编者考证不是陈炽作品而没有收入。同时从《皇朝经济文编》中收录陈炽《古今工程异同说》文。
&&&&第二部分为“专著”。《庸书》《续富国策》是陈炽的代表性著作。两书自1896年刻印后，先后有不少版本问世。《庸书》有1896年刻本、潍县实雅书局铅印本、文茂山房刻本，1897年上海慎记书庄石印本、文瑞楼铅印本、豫宁余氏重校付刊本，1898年成都志古堂刻本、上海书局石印本、时务学堂刻本、知今斋石印本、大雅书局刻本，1904年潍县实雅书局排印本等。编者在编校时采用1896年刻本为底本，参校1897年上海慎记书庄石印本。《续富国策》有1896年刻本，1897年豫宁余氏校刻本、上海慎记书庄石印本、桂垣书局刻本，1898年中江室刻本、上海飞鸿书庄石印本、古果州六也楼仁记校刊刻本，1902年鸿宝书局石印本，1905年新学书局刻本等。编者以1897年豫宁余氏校刻本《续富国策》为底本，参照上海慎记书庄石印本编校而成。
&&&&另有《中外政治艺学策论》六卷，光绪壬寅（1902年）孟春沪上书局石印本，藏于厦门大学图书馆，表明陈次亮（即陈炽）撰。该书前有宋育仁序言，称“政治内外叙”，叙后表明宋育仁作于“光绪二十七年夏四月”，实际为宋育仁在光绪二十二年为陈炽《庸书》所作之序言。卷首序言为陈炽《续富国策》一书的序言，只是开头首句变为“艺学新策胡为而作也？曰：为救*国之贫弱而作也”。其后分为《政治内篇》《政治外篇》《艺学新策》三部分。编者经过查证，发现该书绝大部分是陈炽《庸书》和《续富国策》的内容，但有11篇文章并非陈炽所作，如《权谋》篇为刘向《说苑》中的内容，《持权》为徐铉《持权论》中的内容，《养才》为苏洵所写，《豪侠》为李德裕所写，《创守》为《全唐文》中的内容，《隐逸》为《宋书》中的内容，《阅武》为《道藏》中的内容，《游侠》为《史记》中的内容，《逸民》为《汉书&王贡两龚鲍传》中所载，《损益》为《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中的内容，《守兵》为《全宋文》中的内容等。该书还有一种版本，封面有“江右陈次亮农部奉谕旨撰述”等字样，京师新政学会印行（光绪壬寅季夏上海书局石印），书内收载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六日慈禧太后发布的改革科举的上谕。书中表明“书经西商存案，翻印定必究治”，“近有无识书贾，纷纷将别种书改头换面，假冒此名，则知射利，不问名实符否？以伪乱真，购者慎之”，但从内容上看仍然是选自《庸书》和《续富国策》，故没有将该书收入本卷。
&&&&第三部分为“译著”。收录陈炽与朋友合译的《重译富国策》部分内容。《富国策》原为京师同文馆副教习汪凤藻在1880年所译的经济学教材，陈炽曾阅读过，但发现原译存在很大问题，遂与友人合作在1896年重新翻译，以《重译富国策》之名在《时务报》上连载（但未译完），影响较大。因晚清时期士人翻译多采用“西译中述”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笔述者的思想，且《重译富国策》中有不少按语为英文底本所无，这些内容对全面了解陈炽的思想是很有帮助的。
&&&&第四部分为“诗词联赋”。主要收录《春林屋诗》《云m词录》《簪笔集》。《春林屋诗》有光绪辛巳年（1881年）刻本和光绪壬午年（1882年）京师刻本，编者对两版本内容做了核实对照后予以收入。《云m词录》《簪笔集》藏于国家图书馆古籍部，此前很少有人注意利用，这次予以完整收录。编者还搜集到散见他处的陈炽部分诗词联赋。这些资料与陈炽的《庸书》《续富国策》等论著相辅相成，更显示出陈炽人格思想的魅力，并且对于全面研究陈炽的思想有所帮助，故收入。
&&&&第五部分为“附录”。维新运动时期，陈炽曾为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笔述、修订过《新政策》。尽管其内容与陈炽思想内容有差异，但因与陈炽仍有关联，故经考核录入，并供鉴裁。另外，还有刘坤一、梁启超、盛宣怀、郑观应等人致陈炽的信函，赵柏岩、陈焘所写陈炽传记，陈三立为陈炽父亲所写的墓志铭，康有为纪念陈炽诗歌等，皆有助于陈炽生平思想的研究，也一并收入，以供读者参考。
&&&&编者在编校过程中，对每部分资料重新考订，按时间顺序编次。凡陈炽生前定稿时间的，一般保持原状。散见在报刊上的文章，以撰成或发表时间为序。书信等没有明确时间的予以考订说明，均加题注，以*号表示。所收录资料均在题注中注明来源。一般沿用原有标题，如遇有原无标题者，则由编者根据内容酌加，并为注明。凡有可以对照互相校勘者，尽可能使用不同的版本相较，歧异之处出校记予以说明，缺字或难以辨认处，用□标出；转录资料保留原校的标记。
&&&&*后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编者在收集中做了很大努力，但个别篇目仍未找到，此外遗漏者也难免，有待日后补充，敬希读者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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