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让孩子从小诵读国学经典？－－学佛网
&为什么要让孩子从小诵读国学经典？
发布：妙音居士&［ &］&& 日期: 17:11:00&&
　　1明显提高孩子专注力，开发智力　　汉字具有促进左、右脑功能平衡发展的作用，通过汉字来开发儿童智力，儿童可较长时间(如2小时以上)集中注意力于阅读等学习活动，这能极大地开发儿童的学习能力。　　2显著提升记忆力、理解力　　0-13岁是孩子记忆力的黄金期。经过多年的实验表明，孩子进行国学经典诵读，2-3个月后就会有一个明显的转变。从开始的能识记20-30个字到后来每天能识记100-200个字，很多孩子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能把一万六千字的《论语》熟背，其记忆潜能在经典诵读中得到开发。几万字的古文对他们来说都不是难事!实践证明，有多动症、感觉综合失调甚至自闭症的孩子在学习国学经典一段时间后，境况都会得到大大改善!　　3孩子从小诵读经典，符合孩子学习的天性　　在中国古代，诵读是一种普通的教育方法。处在记忆力最佳状态的儿童，即使不引导他们记住有价值的经典作品，他们也会去背诵广告词，流行歌曲。因为重点不在理解，而在记忆，所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与“小猫叫，小狗跳，猫叫狗跳好热闹”的难易程度完全一样，而前者对文化生命而言更有意义。经典名著有益于人格智能的培养、对历史文化的了解和对文学造诣的训练。让儿童自小就接触最有价值的书、永恒之书，只要有价值，不管艰深不艰深，让儿童多念、多反复乃至背诵。　　这些内容不仅会存入大脑记忆，而且会烙印在潜意识里，而潜意识的妙用就在于无需经过意志的运作，能直接地、默默地、自然地影响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所以儿童读经典，选择古代圣贤的智能精华是正确的。因为假以时日，诵读经典的人多少都会受到经典的潜移默化，陶冶性情，使心性向善、向上。读经儿童“有口无心”，没有考试的压力，亦不必要求理解，在不知不觉中就完成了文化教育的目的。　　4提升孩子淳静、儒雅的气质，为孩子以后的“薄发”“厚积”力量　　国学经典，是最有价值的书，是智慧的结晶，它凝聚着我国数千年的文明，体现着我国博大精深的文化精髓。孩子从小就熟读国学经典，就好像师从圣哲，从人生的第一步就站在文化巨人的肩膀上，从高起点展开人生。　　5培养良好行为习惯，奠定优美人格　　儿童品德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不断“内化”与“外化”的过程。所谓“内化”就是把外在的社会的各种道德规范变为个体内隐的心理的东西;所谓“外化”就是把个体内隐的心理的东西变为个体外显的行为和习惯。实现这两个“转化”的关键是习惯。　　孔子云：“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童蒙养正，幼儿养性”，习惯培养的训练从一开始就要求蒙童“朝夕模仿、正确做到”，然后“积久成熟”，从模仿转化为“自成方圆”，不需用心就自然而然地不越矩。因为，道德教育除了传授道德知识外，最重要的还是教化人们的行为。道德的“知”是需要实践来体现的，必须要落实到“行”上，必须要转化成行动。各地实践表明，开展国学教育的学校和幼儿园，小朋友通过系统地学习《弟子规》《三字经》等国学经典，班风、校风明显好转;家长纷纷表示：孩子变得讲礼貌，讲卫生，更加懂事、孝顺了。　　国学大师们说　　胡适(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　　我四岁时，就读父亲所作的诗，五六岁上私塾还是读古文，大概在十一岁时，我已经能够自己看古文书了。我看《纲鉴易知录》，又看《御批通鉴辑录》，并点读《资治通鉴》。这便是我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步。　　楼宇烈(北大国学研究院中国传统文化博士生导师)&：　　一个对于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没有了解的人，对自己国家的文化传统没有自信心和尊重的人，是很难让他生起爱国心的，我想在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当中要加强传统文化的教育，提倡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是十分重要、十分必要，也是十分迫切的。　　南怀谨(著名国学大师，诗人，传统文化积极传播者)&：　　不管四书五经，或是其他古书，任何一段，教小孩子像唱歌一样，很轻松愉快地背诵，不给他讲解，偶尔稍稍讲一点。这样背下去以后，一辈子都有用，一辈子都忘不掉。人类原始的教育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背诵。尤其是读中国书，更要高声朗诵。朗读多了，音韵和字义等因素都会逐渐影响读者，“书读百遍，其义自现”，慢慢悟进去，将来长大后的学问就广博了。　　季羡林(著名国学大师，北大教授)&：　　中国可以成为一个经济大国，也可以成为一个科技强国，但最根本的，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对于本民族文化的珍视是一个国家屹立千年的基石。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正在将文化的种子撒播在孩子的心里，撒播在希望的田野上，春华秋实，它的作用在不久的将来必会凸现，为这项工程所做的任何努力，都会使安放我们灵魂的精神家园更加美好。　　牟宗三(国学大师，智者型哲学家)&：　　少儿读经是中华文化的储蓄银行，中华文化最好的货币就是经典，在年幼时将最好的货币存在他们心中，他们长大后一定会知道怎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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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齐勇：现代社会为什么需要国学经典（2）
核心提示：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其对一代又一代民众的养育是中国的实际。国家的兴盛与国学的复兴是“一体两面”的事情。国学是软实力。在文化小传统中，勤俭、重教、敬业、乐群、和谐、互信、日新、进取的观念，无疑是经济发展过程的文化资本。
经典中有治国理政的经验与智慧
国学经典中的治世经验与智慧，首先是富民教民，制民恒产。
孔子以&庶、富、教&为治国方略，强调养民、富民，富而后教。孟子的民本思想以解决民生为急务，即所谓&民事不可缓也&。孟子明确提出&恒产恒心&&制民之产&说，主张政府一定要解决黎民百姓基本生产与生活资料的保障问题，此为养民安民的基础。百姓的生计解决了还不够，还须施以教化，如此方能调治民心，和谐人伦关系，安定社会秩序。
第二是礼乐刑政的相互配置。古代礼乐刑政的配置，礼乐是文化，有价值。在&礼&这种伦理秩序中，包含了人道精神、道德价值。荀子推崇&礼&为&道德之极&&治辨之极&&人道之极&，因为&礼&的目的是使贵者受敬，老者受孝，长者受悌，幼者得到慈爱，贱者得到恩惠。礼乐文化不仅促进社会秩序化，而且有&谐万民&的目的，即促进社会的和谐化，并提升百姓的文明水准。
就现代生活而言，在外在强制的法律与内在自觉的道德之间，有很大的空间，即包含社会礼俗在内的成文与不成文的规范，这就是&礼&。提高国民的文明程度，协调群体、社区的关系，促成社会健康、和谐、有序地发展，不能没有新时代的礼仪文化制度、规矩及与之相关的价值指导。我国历来是礼仪之邦，今天我们仍然面临提高国民的文明程度的任务。在这一方面，礼学有深厚的资源。
第三是扩大社会空间，提倡社会自治。传统中国是儒家式的社会，是小政府大社会的典型。传统中国的社会管道、中间组织很多，例如以宗族、家族、乡约、义庄、行会等，这些血缘、地缘性的自然团体及扩大化的社会团体，以民间礼仪、节日与婚丧祭祀活动，村社活动，学校、书院讲学活动，士农工商的交往等为契机，在一定意义上实现社会自治、地方自治。民间组织与民间自治，士人的积极参与，以及儒学传统所倡导的公共品德，是公民社会的人的成长与全面发展的基础，也是现代性政治的基本内容。儒家的人禽之辨、公私义利之辨、君子小人之辨、天理与人欲之辨，是当代公民道德重建，并以此美政美俗的重要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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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蔡畅校对：杨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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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为什么需要学习《道德经》&
我们所生活的时代，生产力水平达到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急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和空前规模的经济全球化，本应像西方启蒙运动时期的哲人们所预言的那样，给全人类带来平等、自由、民主、博爱，给世界带来和平与安宁。但是，人们所经历的和所看到的却是相反的情景，科技越发达，生活越富裕，人类越不健康，越不自由，越不幸福，越不安宁。世界已经被撕成无数碎片，出现了无数对立争斗；人类的灵魂也已经被对物质的追求扭曲、抽空，甚至被切割成了多面体。当今是一个分裂的时代，人类分裂，人的精神也分裂了；当前也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时代，人类的生存处于危险之中，大自然的惩罚和人为的灾难随时可能从天而降；作为个体的人，也处于不知自己是从哪里来，将要走到哪里去的茫然无措的危险之中。
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结果？我们不能不反思近二三百年主导了全世界的思想和理论。基于盎格鲁-撒克逊-基督教文化的西方现代理念，以二元对立和机械论的哲学观念为核心，由人神对立延扩到认为一切都是对立的，不可调和的；再加上把达尔文学说扩展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张人类发展的规则也是各个种族之间‘人竞天择”，“文明”的民族是“上帝的选民”，“野蛮”的民族就应该在竞争中被淘汰；大自然的一切都是神赐予人类享用的，战胜自然体现了神的意志；科学技术的进步既是神的安排也必然给人类带来幸福。毋庸讳言，这些思想至今依然主导着世界大部分地区，而一些人又以这种思想的“原教旨”蛊惑着人心，制造对立和抗争，以达到特殊群体的特殊利益。
中华民族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五千年的文化，历代哲人的思考和体验，使得我们勤于思考，时时回顾。在伟大的中华文明中，儒家重在伦理与治国，但是缺少了对天人之际的探究，也就是把对主客观世界总体和根本规律的思考暂付阙如，而以《道德经》为初始和代表的道家，则在本体论和人世与自然的关系上表现出了极高的智慧，成了中华文明的支柱之一。儒家及时地不断地吸收了道家的思想成果而出现几次巨大创新，后来传入中国的佛教也从道家学说中汲取营养，逐渐中国化，儒、释、道于是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整体。在中华文明的这三大支柱中，无论是就其学说的深刻性而言还是从所覆盖的受众数量、浸润深度而言，道家都是三家中的中心骨干。
现在，人类社会、人类精神急切地需要整合。整合的途径只能是各种文明不断对话，相互了解、理解、吸收、融合，从而不断创造出新的文化。人类既在这一过程中前进，也在这一过程中获得和平安宁和幸福。人类急切地需要回归，回归到古代哲人的智慧那里。古人，没有见到过宇宙飞船和核弹，没有想象到计算机和互联网，但是也许正因为如此，也由于农耕的生产生活使他们与自然更为亲近，对自然有更为细致的观察，能够沉静其心，反观自性，思考总结人生与社会（这一点，只要对比一下人类从采集狩猎开始到游牧、农耕以及以后的工业化几个阶段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可以了然）。因而古代哲人们的体验和言说，更为接近主客观世界的真实和规律。回归古代哲人，其实就是重温人类的历史，恢复已经失去或被玷污了的人类智慧。在中华民族浩如烟海的典籍中，《道德经》中深刻而丰富的教诲就是最应该让人们珍惜重视的。因此我们可以说，今天举办这次论坛，并由此而逐步让越来越多的人们知道《道德经》，读读《道德经》，这不仅仅对在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在国际上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对挽救人类灵魂的飘荡无依也将发挥巨大的作用。论坛的举办，此其时也。
《道德经》在世上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壮大，对中华文明的延绵、丰富，对中国人精神的净化、升华，都起过无与伦比的作用。为什么今天我们大家还要聚集在一起论述和阐释它的实质和精髓呢？我认为，这是因为自西方工业革命时代起，“欧洲中心论”占据了全球思想舆论的绝对优势，不知不觉成了近代人类的主导思想，一切非欧洲的传统都被蒙上了“原始”、“落后”、“野蛮”的恶名。一些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人们，因自己的民族或国家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一时的落后，也自愧本民族的文化远不如人，恨不得把家中的一切都推倒砸烂，扫地出门，把别人的一切都拿来生吞下去。中国从20世纪初开始，就经历了这样一个阶段。经过艰难困苦的探索，我们渐渐懂得了，外来的品种需要“驯化”，需要和中华文明相融相合。中国人最初解决的是为了生存与发展最急需的国家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问题，现在是在“庶矣哉”之后，已经“富之”，需要“教之”的时候了，是“仓廪实而知礼节”的时候了。与此同时，西方的五光十色的东西鱼龙混杂地、大量地进入中华民族的社会生活之中，也正需要以我们自己的文化为基础，根据时代的需求进行甄别选汰，以使中华文明再得到丰富提高，使中国人民在物质丰富的同时，精神世界也得到极大发展。而这一动向，又恰恰与下面这一现象同时发生：西方思想界鉴于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和近二十年来世界动荡不安、烽火时时燃起的严酷现实，向启蒙运动以来所形成的“绝对真理”提出质疑，破除“欧洲中心论”，为寻求解救人类的未来道路进行思考，其中有一部分思想家开始关注东方，特别是中华文化。二者在时间上的重合不是偶然的，恐怕也是人类社会的规律。《道德经》上说：“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或许现在人类开始进入了“归根”、“复命”的阶段，而中华民族因为有《道德经》和其他圣贤留下的智慧，可以率先“知常”。这是中华民族的幸运，也是中华民族对全人类的无可旁贷的责任。
我们遇到了《道德经》又一次在中华大地上受到人们重视、主动从中吸取祖先乳汁的大好机遇。在这过程中需要克服的困难还有很多，需要我们做的事也太多太多。我认为其中最紧要的有这样几件：　　
一、首先加强中华民族内部不同亚文化、不同信仰间的对话
我曾说过，中国历史上道、儒、释之间既斗争又融合，而以融合为主，因而促进了民族昌盛。这一经验正是道家“道法自然”主张的验证，是“容乃公，公乃全”思想的实践，也是中华民族献给人类的礼物。当今时代，生产、生活已经大大不同于古代，中华民族能不能通过自己身上各个部位的对话、理解再走上新的高度呢？世界需要我们做出示范，以便进行跨民族、跨文明、更大范围的对话。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的五大宗教一直和睦相处，共兴共荣；现在时代则要求我们超越和睦的水平，彼此之间进一步了解、理解，存其异，求其同，在同与异处吸收对方思想成果，以促进自身的提高发展。这种对话并不止于劝世济人的层面，也应该包括各自教义的核心。这不但是应该的，也是可能的。例如，佛教所追求的“法”、“真如”，道家所说的“道”、“一”，基督教和天主教所信仰的主、神，其实都是人类追寻宇宙第一推动力或曰终极动力以及终极关怀的结果。又如，佛教的慈悲、普度，道家三宝中的慈，基督教和天主教的爱，儒家的仁，其实都是先民从质朴生活中归纳出的社会和个人应该遵循的规律。理念虽同，其间有无异点？至于彼此间的异处，尤其需要了解。自古以来关于三教异同的分辨与争论并非没有因缘，于今视之，自有可以借鉴之处。在这方面似乎我们还有很大的可以努力的空间。
我所说的对话，也包括了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之间的对话。无神论者在努力通过亲身验证或利用实验手段得到证明来探究第一推动力，但至今也还没有找到。宇宙大爆炸和黑洞似乎是宇宙的起源和动力，但是大爆炸之前的宇宙又是哪里来的，黑洞要把宇宙吸进去，其后又会是怎样的情景，至今也没有结论，而且现在的学说里也有很多猜想的成份。如果彼此争论，无神论者可以因为神是宗教徒通过宗教教义和体验得知的而不承认，谓之虚妄迷信；有神论者也可以指责现代科学无法证明世界的起源和终极，谓之执着不悟。相互防范而不沟通，于是陷入二元对立互不相容的陷阱。其实，双方都是在孜孜追求人类从童年时代起就在思索的从哪里来，将要归到哪里去的问题，只不过途径不同，手段有异而已。在探究未来和未知上，二者本是相通的。
我相信，一方面我们和世界各国的文化进行对话，和不同信仰对话，另一方面中华民族文明内部不断沟通，携手并进，《道德经》和中国古代所有的智慧一定能够为人类文明的对话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应该着力于普及
老子写《道德经》，不是为了供学者研究的，他是在指导社会和人生。换言之，《道德经》是一部从实践中来，又需在实际中践行的宝典。历来研究者、信奉者都是学与行并重，以行为最终目的的。由于历史的和社会的种种原因，现在的人们对它生疏了，隔膜了。据说《道德经》是世界上刊印数量最多的书之一，我们要想一想，在它的故乡是怎样的情形？
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事例：哲人对人世与宇宙的思考，通常难以普及到一般民众。在古代，识字者少，但《道德经》的核心精神，以及儒家学说的基本内容、佛教的基本教义，却能进入千家万户、山村水寨，做到妇孺皆知。何以故？儒家基本上是靠学者通过讲学教书进行传播的，宗教则以一般信众所能理解的语言弘法宣道。现在，学术界和宗教界应该学习古人的精神，携起手来多做些普及的工作。
要弘道，要满足人们把握《道德经》精髓的需求，就需要我们对《道德经》的原意进行深入的研究。后世研究前世的元典，总要借鉴前人的成果；但是任何人都逃不脱时代的和个人的种种因素，包括释古以为今用这一目的性的制约。因此，现在更应该由今人深入研读，吸收一切有用的成果，比古人更客观、更科学地研究，做出适应现代需要、超越前人的诠释。这样，道教的教义也自然可以得到发展，帮助世人找到精神的家园。这些年来，我们看到了不少成果，我觉得还需进一步加强和提高。与此同时，道教教义也需要面对现实做出新的阐释，以回答时代所提出的种种问题。例如前几年张继禹道长提出了“生活道教”的理念，与太虚大师提出的“人世佛教”、赵朴老提倡的“人间佛教”有异曲同工、前后呼应之意，就是可以继续探索的问题。在道教中，有很多道行深厚的高道，学术界有很多造诣深邃的学者，在这方面道教界和学术界又可以联手了。
近年来，我国大陆和港台出版了很多研究、注释、翻译《道德经》的著作，但都是以纸为介质，通常只见字不见图，读者有限。现在人们已经习惯了看电视，翻漫画，吃快餐，我们能不能用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用现代化的手段把《道德经》生动活泼地呈现在男女老少的面前呢？我想，这样做不是不严肃，不是对古代哲人的不敬。老子当年尽量把五千言基本上写成韵语，在我看来就是利用了当时的顺口溜形式，这是他为了人们好懂，好记，便于流传；我们今天以新的形式作为辅助手段，和老子的目的一样。何况我们还有佛教变文的物证。我想，如果老君知道了，即使我们做得不够好他也不会责怪的，因为他的原则是“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三、研究《道德经》需要兼及佛典和外典
《道德经》问世不久，就为儒、法、兵、农、医等家所吸收，其中以儒家吸收为最多，与儒家的融会也最为深入。此后，南北朝、隋唐、宋明，道家和儒、释的相融更为明显。因此在《大藏经》的“论”部中、在宋明理学的著作中都有经吸收又发展了的道家思想。联系之，对比之，就会对《道德经》这一珍宝有更生动、细致、深入的认知，也会对发展道教教义有所启发。也许现在各大道观的高道们早已这样做了，那就请原谅我过去拜谒楼观太少，说了多余的话吧。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在诗意与理性之间的中国法治 现代社会为什么需要国学经典
更新时间： 13:27　来源：
关键字： 在诗意与理性之间的中国法治
如何获得良善的生活，这是古今中外那些伟大的思想家们一直思考和讨论的问题。为了追求良善的生活，不同民族形成了不同的政治社会组织方式，而这种社会组织方式又是由特定的价值体系与思维方式决定的，反映出特定时代人们的秩序观。揆诸东西方的历史，先贤们都渴望以自然为模式建立人间的理想秩序，法学家於兴中先生从人的秉性出发，探讨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人的秉性包括了理性、感情和信仰三个维度，也就是智性、心性和灵性，这三个维度的各种表现形态造成不同的文明秩序。智性对应于法治文明秩序，心性对应于道德文明秩序，灵性对应于宗教文明秩序。“古代中国人以法自然始，以道德秩序终；西方人以自然为模式，最终以宗教秩序和法律秩序交替并存”。这一论述是具有启发意义的。先秦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形塑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孔子把人的情感心理消融于以亲子关系为核心的人与人的关系之中，要求人们在日常伦理中践行善德的要求，从而不用借助于宗教的信仰体系，就能获得经验世界与超验追求的统一。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然和伦理始终没有超脱世俗理性的支配，“人们看重修身养性，醉心于追求理想人格，以及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凡此种种最终凝聚为充满了诗意和哲理的处世智慧，而和谐也成为中国传统秩序观中最重要的价值”。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建立在基于家族关系之上的等差秩序之中，个体的人只有在一定家族伦理秩序之中才是有意义的。中国古代，家庭是社会关系的起点，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政治和道德实体，正如著名汉学家史华兹所说:“在家庭内部，亲属成员无论是在此岸世界还是在彼岸世界，都在一个角色关系网络中而被凝聚到一起。理想上讲，该网络是由宁静的、和谐的鬼神、仪式礼节支配的。在这里，秩序的价值最为重要……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秩序的模型，它所反映的是一种以清楚界定的角色和地位，并且从理想上讲是通过神的体系而凝聚在一起的网络”。国家的治理及社会人伦关系的调整，都要从“家”开始，先有家然后才有国，国是家的放大和延伸，二者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因而在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中，首先要确定“人”在家族中的位置、角色和伦理，再由此出发逐步推衍出国家体制。国家权力也并非个人权利的延伸，而是家长权的延伸。在传统中国，理想的国家君主与臣民的关系就如同家父与子女的关系:君主对臣民有“如保赤子”的义务，臣民则忠顺君主。史华兹指出:“理想化的家庭为如下的价值观提供了终极的源泉:它为任何文明社会中都会存在的权威和等级制的关系注入了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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