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作文《我心目中的范仲淹》十篇 300字|500字|600字|800字|1000字_zuciw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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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作文《我心目中的范仲淹》十篇 300字|500字|600字|800字|1000字
作文一：《我眼中的范仲淹》1100字似乎是到了初中才接触范仲淹的作品。所以要说我眼中的范仲淹，就先要从读范仲淹的作品时的感受说起。这感受包含了从作品中推测想象作者的的性格和情感。最初只是通过我对范仲淹几个的作品的品析，浅浅的勾画出了范仲淹在我眼中的形象。
初二时，学习了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这首诗的画面感很强，刚开始读的时候脑海中就随着文字浮现了一幕幕的景象，语言出现了很多对偶句，也很优美动人。根据这些婉转悠扬描写岳阳楼的句子，我那时想他应该是个感情细腻，充满才情的诗人。而后来读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处庙堂之高则有其民，处江湖之远则有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些富有哲理，议论性的诗句子时，感到范仲淹是个心胸豁达，不光只是有才情还是充满智慧的文学家，从景物的描写中而引出发人随身醒，启迪后世的千古绝句。袁行霈在评价岳阳楼记时说：“　《岳阳楼记》的著名，首先是因为它的思想境界崇高。”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话，概括了范仲淹一生所追求的为人准则，也是他忧国忧民思想的高度概括。《岳阳楼记》现在读起来还是颇有感受，每次读总能改变一些我对事物价值观，建立一种向上的态度。到初三时，又学习了范仲淹的《渔家傲》。《渔家傲》的写作思路和《岳阳楼记》比较相似。前部分是对塞外风光的描写，而后部分是作者将直抒胸臆和借景抒情相结合，抒发出边关将士壮志难酬和思乡忧国的情怀
通过这两个作品，我觉得范仲淹富有文采，但文章却不是风花雪月，无病呻吟，他的文字中闪烁着智慧与责任，他的血液是热的，是可以为他挚爱的祖国沸腾的。只是浅显的学习了范仲淹的两个作品，谈不上很深的了解，虽然只是粗略的感知，但那些对范仲淹的感受却很深的影响着我。
光从作品上分析范仲淹，是不够全面的和深入的。所以下面我想就他的人生经历，更全面地完善我眼中的范仲淹。
每个有所成就的伟人，都离不开他们少时的勤奋和艰辛。范仲淹的幼时也是这样的。范仲淹幼时的家境是比较富有的。但他并没有坐享其成，为了励志，常去附近长白山上的醴泉寺寄宿读书，晨夕之间，便就读讽诵，生活十分清贫。范仲淹的这种精神，很令我感动，他不满足生活一番顺利，为自己制造磨难，使意志坚强，这也为后来他在政治道路上的奋斗，被奸人诬陷时的坚强反抗作了铺垫与支持。
在他的故事中，有一件事也让我感触很深：皇帝出游，有人劝范仲淹去看，但他只随口说了句：“将来再见也不晚”，便头也不抬　地继续读他的书了。果然，第二年他就得中进士，见到了皇帝。范仲淹是个胸怀大志的人，少时就能有远大的宏图，也似乎是个与世尘不染的人，少时的他略带几许孤傲。
范仲淹因为向皇上直谏朝廷中的腐朽，危及了一些强大势力的利益，造成了他三次被贬。一方面佩服他为了国家和人民，一身正义，不向强大势力所屈服，另一方面也为他感到惋惜，这样一个人才，那么有才学和智慧，应该用一些巧妙的方式去劝谏，直谏虽显勇气但却有些鲁莽。
范仲淹在我眼中的形象是很多面的，他是个很有才气的文学家，是个爱国爱民，满腔热血，心中充满责任感的官使，是个与世俗不染，敢说敢做，不畏邪恶势力的政治家，是能启迪后世的思想家。范仲淹也有些执着或是不变通吧，他满腔热血却捎带些莽撞。
他的诗篇一千年以来影响着祖祖辈辈的中华儿女，澎湃着我们的血液,,
作文二：《我眼中的范仲淹》900字我眼中的范仲淹（一）
一千多年了，多么遥远的岁月，足以让沧海化作桑田。又是多么短暂，就像光阴的火，一闪一灭的距离。历史的时空风云浩荡，曾经显赫辉煌的北宋王朝也不过是在史册上做了一场春秋大梦，多少盛极一时的帝王将相，也只是在北宋的天空上闪烁过的一颗流星，稍纵即逝的璀璨，瞬间灰飞烟灭。
曾经富丽堂皇的宫城，如今是一座寂寥的遗址，白天有摩肩接踵的过客，夜晚却是亡灵的影子在徘徊；曾经叱咤风云的帝王，也只能在自己专有的那片天空，君临天下。而一代又一代的文武百官、后宫嫔妃，以及太监宫女更是渺小如粉尘。但我们依旧可以在皇城，闻到他们微弱的呼吸；在那片曾经属于北宋的土地上，感受到他们余留的温度。北宋王朝，留给我们的是一种深邃的孤独，一种高贵的寂寞。
时光仍在，是我们在飞逝。推开北宋朝关闭的重门，封尘的记忆如同冰河破裂，在历史的河道奔涌。退隐在岁月帷幕后面的，是无数风流帝王，金戈铁马、逐鹿中原的故事；无数折腰的英雄，驰骋疆场、碧血黄沙的故事；甚至还隐藏着许多儿女情长，肝肠寸断、催人泪下的故事。有这样一个人，用他旷世才华、傲然风骨、坚韧意志，拨动了北宋朝那根冷韵冰弦，在庆历年间弹奏一曲人间绝响。
他，范仲淹。公元９８９年８月２日，一个酷暑的时节，降生在徐州。这么一个幼小的生命，与生俱来就好似有着坚强的意志。
仲淹两岁便没了父亲，母亲谢氏贫困无依，无奈抱着两岁的仲淹改嫁到山东淄州长山县河南村朱文翰。范仲淹也改从其姓，取名朱说，在朱家
长大成人。
仲淹虽是朱文瀚的继子，但继父仍是对他关爱有加。但当他得知抚养自己多年的父亲竟是自己的养父，毅然离去，不顾朱家与母亲的阻拦，血浓于水，骨肉之情不可磨灭。这样一个被后世称为传奇的人物，一个才华横溢、风骨傲然的政治、思想、文学、军事家，他的成长历程，必定有着不同凡响的故事。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两句诗，是他一生的写照。每个人都有双重性格，仲淹也不例外，他耿直、坚毅、多愁善感，无疑，他还是个不折不扣的乐天派。因为他雷厉风行的去除贪官污吏，他被贬做了知州，可他并没有因为被贬谪而颓废，从他在那些年中写的一篇文章《岳阳楼记》就可以看出，他忧虑国计民生，爱国爱民，虽在偏远的小城中，仍然没有使自己高尚的品德沦落，无论身处何方，总会心系国家与人民，始终如一的保持着自己高尚的品德，不会因外物的改变而改变什么。
我喜欢范仲淹，不管是从哪个角度来探究他。吕中说：“先儒论宋朝人物，以范仲淹为第一。”朱熹评说：“范文正杰出之才。”众说纷纭，评价各不相同。这样的一个传奇人物，在他仙逝后，在历史文坛上，留下了他浓浓的一笔。
作文三：《二十五史中的范仲淹》12300字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后。其先邠州人也，后徙家江南，遂为苏州吴县人。仲淹二岁而孤，母更适长山朱氏，从其姓，名说。少有志操，既长，知其世家，乃感泣辞母，去之应天府，依戚同文学。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举进士第，为广德军司理参军，迎其母归养。改集庆军节度推官，始还姓，更其名。
监泰州西溪盐税，迁大理寺丞，徙监楚州粮料院，母丧去官。晏殊知应天府，闻仲淹名，召寘府学。上书请择郡守，举县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选举，抚将帅，凡万余言。服除，以殊荐，为秘阁校理。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所倦。尝推其奉以食四方游士，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天圣七年，章献太后将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寿。仲淹极言之，且曰：“奉亲于内，自有家人礼，顾与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为后世法。”且上疏请太后还政，不报。寻通判河中府，徙陈州。时方建太一宫及洪福院，市材木陕西。仲淹言：“昭应、寿宁，天戒不远。今又侈土木，破民产，非所以顺人心、合天意也。宜罢修寺观，减常岁市木之数，以蠲除积负。”又言：“恩幸多以内降除官，非太平之政。”事虽不行，仁宗以为忠。
太后崩，召为右司谏。言事者多暴太后时事，仲淹曰：“太后受遗先帝，调护陛下者十余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帝为诏中外，毋辄论太后时事。初，太后遗诰以太妃杨氏为皇太后，参决军国事。仲淹曰：’太后，母号也，自古无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无母后之助矣。”
岁大蝗旱，江、淮、京东滋甚。仲淹请遣使循行，未报。乃请间曰：“宫掖中半日不食，当何如？”帝侧然，乃命仲淹安抚江、淮，所至开仓振之，且禁民淫祀，奏蠲庐舒折役茶、江东丁口盐钱，且条上救敝十事。
会郭皇后废，率谏官、御史伏阁争之，不能得。明日，将留百官揖宰相廷争，方至待漏院，有诏出知睦州。岁余，徙苏州。州大水，民田不得耕，仲淹疏五河，导太湖注之海，募人兴作，未就，寻徙明州，转运使奏留仲淹以毕其役，许之。拜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召还，判国子监，迁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　　　时吕夷简执政，进用者多出其门。仲淹上《百官图》，指其次第曰：“如此为序迁，如此为不次，如此则公，如此则私。况进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简不悦。他日，论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阳险固，而汴为四战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阳。当渐广储蓄，缮宫室。”帝问夷简，夷简曰：“此仲淹迂阔之论也。”仲淹乃为四论以献，大抵讥切时政。且曰：“汉成帝信张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祸。臣恐今日亦有张禹，坏陛下家法。”夷简怒诉曰：“仲淹离间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党也。”仲淹对益切，由是罢知饶州。
殿中侍御史韩渎希宰相旨，请书仲淹朋党，揭之朝堂。于是秘书丞余靖上言曰：“仲淹以一言忤宰相，遽加贬窜，况前所言者在陛下母子夫妇之间乎？陛下既优容之矣，臣请追改前命。”太子中允尹洙自讼与仲淹师友，且尝荐己，愿从降黜。馆阁校勘欧阳修以高若讷在谏官，坐视而不言，移书责之。由是，三人者偕坐贬。明年，夷简亦罢，自是朋党之论兴矣。仲淹既去，士大夫为论荐者不已。仁宗谓宰相张士逊曰：“向贬仲淹，为其密请建立皇太弟故也。今朋党称荐如此，奈何？”再下诏戒敕。
仲淹在饶州岁余，徙润州，又徙越州。元昊反，召为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改陕西都转运使。会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进仲淹龙图阁直学士以副之。夷简再入相，帝谕仲淹使释前憾。仲淹顿首谢曰：“臣乡论盖国家事，于夷简无憾也。”
延州诸砦多失守，仲淹自请行，迁户部郎中兼知延州。先是，诏分边兵：总管领万人，钤辖领五千人，都监领三千人。寇至御之，则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将不择人，以官为先后，取败之道也。”于是大阅州兵，得万八千人，分为六，各将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贼众寡，使更出御贼。时塞门、承平诸砦既废，用种世衡策，城青涧以据贼冲，大兴营田，且听民得互市，以通有无。又以民远输劳苦，请建鄜城为军，以河中、同、华中下户税租就输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籴十之三，他所减不与。诏以为康定军。
明年正月，诏诸路入讨，仲淹曰：“正月塞外大寒，我师暴露，不如俟春深入，贼马瘦人饥，势易制也。况边备渐修，师出有纪，贼虽猖獗，固已慑其气矣。鄜、延密迩灵、夏，西羌必由之地也。第按兵不动，以观其衅，许臣稍以恩信招来之。不然，情意阻绝，臣恐偃兵无期矣。若臣策不效，当举兵先取绥、宥，据要害，屯兵营田，为持久计，则茶山、横山之民，必挈族来归矣。拓疆御寇，策之上也。”帝皆用其议。仲淹又请修承平、永平等砦，稍招还流亡，定堡障，通斥候，城十二砦，于是羌汉之民，相踵归业。
久之，元昊归陷将高延德，因与仲淹约和，仲淹为书戒喻之。会任福败于好水川，元昊答书语不逊，仲淹对来使焚之。大臣以为不当辄通书，又不当辄焚之，宋庠请斩仲淹，帝不听。降本曹员外郎、知耀州，徙庆州，迁左司郎中，为环庆路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初，元昊反，阴诱属羌为助，而环庆酋长六百余人，约为乡道’事寻露。仲淹以其反复不常也，至部即奏行边，以诏书犒赏诸羌，阅其人马，为立条约：“若仇已和断，辄私报之及伤人者，罚羊百、马二，已杀者斩。负债争讼，听告官为理，辄质缚平人者，罚羊五十、马一。贼马入界，追集不赴随本族，每户罚羊二，质其首领。贼大入，老幼入保本砦，官为给食；即不入砦，本家罚羊二；全族不至，质其首领。”诸羌皆受命，自是始为汉用矣。　　　改邠州观察使，仲淹表言：“观察使班待制下，臣守边数年，羌人颇亲爱臣，
呼臣为‘龙图老子’。今退而与王兴、朱观为伍，第恐为贼轻矣。”辞不拜。庆之西北马铺砦，当后桥川口，在贼腹中。仲淹欲城之，度贼必争，密遣子纯祐与蕃将赵明先据其地，引兵随之。诸将不知所向，行至柔远，始号令之，版筑皆具，旬日而城成，即大顺城是也。贼觉，以骑三万来战，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顺既城，而白豹、金汤皆不敢犯，环庆自此寇益少。
明珠、灭臧劲兵数万，仲淹闻泾原欲袭讨之，上言曰：“二族道险，不可攻，前日高继嵩已丧师。平时且怀反侧，今讨之，必与贼表里，南入原州，西扰镇戎，东侵环州，边患未艾也。若北取细腰、胡芦众泉为堡障，以断贼路，则二族安，而环州、镇戎径道通彻，可无忧矣。”其后，遂筑细腰、胡芦诸砦。
葛怀敏败于定川，贼大掠至潘原，关中震恐，民多窜山谷间。仲淹率众六千，由邠、泾援之，闻贼已出塞，乃还。始，定川事闻，帝按图谓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无忧矣。”奏至，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进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仲淹以军出无功，辞不敢受命，诏不听。
时已命文彦博经略泾原，帝以泾原伤夷，欲对徙仲淹，遣王怀德喻之。仲淹谢曰：“泾原地重，第恐臣不足当此路。与韩琦同经略泾原，并驻泾州，琦兼秦凤、臣兼环庆。泾原有警，臣与韩琦合秦凤，环庆之兵，掎角而进；若秦凤、环庆有警，亦可率泾原之师为援。臣当与琦练兵选将，渐复横山，以断贼臂，不数年间，可期平定矣。愿诏庞籍兼领环庆，以成首尾之势。秦州委文彦博，庆州用滕宗谅总之。孙沔亦可办集。渭州，一武臣足矣。”帝采用其言，复置陕西路安抚、经略、招讨使，以仲淹、韩琦、庞籍分领之。仲淹与琦开府泾州，而徙彦博帅秦，宗谅帅庆，张亢帅渭。
仲淹为将，号令明白，爱抚士卒，诸羌来者，推心接之不疑，故贼亦不敢辄犯其境。元昊请和，召拜枢密副使。王举正懦默不任事，谏官欧阳修等言仲淹有相材，请罢举正用仲淹，遂改参知政事。仲淹曰：“执政可由谏官而得乎？”固辞不拜，愿与韩琦出行边。命为陕西宣抚使，未行，复除参知政事。会王伦寇淮南，州县官有不能守者，朝廷欲按诛之。仲淹曰：“平时讳言武备，寇至而专责守臣死事，可乎？”守令皆得不诛。
帝方锐意太平，数问当世事，仲淹语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后，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赐手诏，又为之开天章阁，召二府条对，仲淹皇恐，退而上十事：
一曰明黜陟。二府非有大功大善者不迁，内外须在职满三年，在京百司非选举而授，须通满五年，乃得磨勘，庶几考绩之法矣。二曰抑侥幸。罢少卿、监以上乾元节恩泽；正郎以下若监司、边任，须在职满二年，始得荫子；大臣不得荐子弟任馆阁职，任子之法无冗滥矣。三曰精贡举。进士、诸科请罢糊名法，参考履行无阙者，以名闻。进士先策论，后诗赋，诸科取兼通经义者。赐第以上，皆
取诏裁。余优等免选注官，次第人守本科选。进士之法，可以循名而责实矣。四曰择长官。委中书、枢密院先选转运使、提点刑狱、大藩知州；次委两制、三司、御史台、开封府官、诸路监司举知州、通判；知州通判举知县、令。限其人数，以举主多者从中书选除。刺史、县令，可以得人矣。五曰均公田。外官廪给不均，何以求其为善耶？请均其入，第给之，使有以自养，然后可以责廉节，而不法者可诛废矣。六曰厚农桑。每岁预下诸路，风吏民言农田利害，堤堰渠塘，州县选官治之。定劝课之法以兴农利，减漕运。江南之圩田，浙西之河塘，隳废者可兴矣。七曰修武备。约府兵法，募畿辅强壮为卫士，以助正兵。三时务农，一时教战，省给赡之费。畿辅有成法，则诸道皆可举行矣。八曰推恩信。赦令有所施行，主司稽违者，重置于法；别遣使按视其所当行者，所在无废格上恩者矣。九曰重命令。法度所以示信也，行之未几，旋即厘改。请政事之臣参议可以久行者，删去烦冗，裁为制敕行下，命令不至于数变更矣。十曰减徭役。户口耗少而供亿滋多，省县邑户少者为镇，并使、州两院为一，职官白直，给以州兵，其不应受役者悉归之农，民无重困之忧矣。
天子方信向仲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诏书画一颁下；独府兵法，众以为不可而止。
又建言：“周制，三公分兼六官之职，汉以三公分部六卿，唐以宰相分判六曹。今中书，古天官冢宰也，枢密院，古夏官司马也。四官散于群有司，无三公兼领之重。而二府惟进擢差除，循资级，议赏罚，检用条例而已。上非三公论道之任，下无六卿佐王之职，非治法也。臣请仿前代，以三司、司农、审官、流内铨、三班院、国子监、太常、刑部、审刑、大理、群牧、殿前马步军司，各委辅臣兼判其事。凡官吏黜陟、刑法重轻、事有利害者，并从辅臣予夺：其体大者，二府佥议奏裁。臣请自领兵赋之职，如其无补，请先黜降。”章得象等皆曰不可。久之，乃命参知政事贾昌朝领农田，仲淹领刑法，然卒不果行。
初，仲淹以忤吕夷简，放逐者数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为朋党。及陕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属，拔用之。及夷简罢，召还，倚以为治，中外想望其功业。而仲淹以天下为己任，裁削幸滥，考覈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更张无渐，规摹阔大，论者以为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举劾，人心不悦。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浸闻上矣。　　　会边陲有警，因与枢密副使富弼请行边。于是，以仲淹为河东、陕西宣抚使，赐黄金百两，悉分遗边将。麟州新罹大寇，言者多请弃之，仲淹为修故砦，招还流亡三千余户，蠲其税，罢榷酤予民。又奏免府州商税，河外遂安。比去。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请罢政事，乃以为资政殿学士、陕西四路宣抚使、知邠州。其在中书所施为，亦稍稍沮罢。
以疾请邓州，进给事中。徙荆南，邓人遮使者请留，仲淹亦愿留邓，许之。
寻徙杭州，再迁户部侍郎，徙青州。会病甚，请颍州，未至而卒，年六十四。赠兵部尚书，谥文正。初，仲淹病，帝常遣使赐药存问，既卒，嗟悼久之。又遣使就问其家，既葬，帝亲书其碑曰“褒贤之碑。”
仲淹内刚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时方贫，其后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泛爱乐善，士多出其门下，虽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四方闻者，皆为叹息。为政尚忠厚，所至有恩，邠、庆二州之民与属羌，皆画像立生祠事之。及其卒也，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四子：纯祐、纯仁、纯礼、纯粹。
纯祐字天成，性英悟自得，尚节行。方十岁，能读诸书；为文章，籍籍有称。父仲淹守苏州，首建郡学，聘胡瑗为师。瑗立学规良密，生徒数百，多不率教，仲淹患之。纯祐尚未冠，辄白入学，齿诸生之末，尽行其规，诸生随之，遂不敢犯。自是苏学为诸郡倡。宝元中，西夏叛，仲淹连官关陕，皆将兵。纯祐与将卒错处，钩深擿隐，得其才否。由是仲淹任人无失，而屡有功。仲淹帅环庆，议城马铺砦，砦逼夏境，夏惧扼其冲，侵挠其役。纯祐率兵驰据其地，夏众大至，且战且役，数日而成，一路恃之以安。纯祐事父母孝，未尝违左右，不应科第。及仲淹以谗罢，纯祐不得已，荫守将作监主簿，又为司竹监，以非所好，即解去。从仲淹之邓，得疾昏废，卧许昌。富弼守淮西，过省之，犹能感慨道忠义，问弼之来公耶私耶，弼曰“公”。纯祐曰“公则可”。凡病十九年卒，年四十九。子正臣，守太常寺太祝。
纯礼字彝叟，以父仲淹荫，为秘书省正字，签书河南府判官，知陵台令兼永安县。永昭陵建，京西转运使配木石砖甓及工徒于一路，独永安不受令。使者以白陵使韩琦，琦曰：“范纯礼岂不知此？将必有说。”他日，众质之，纯礼曰：“陵寝皆在邑境，岁时缮治无虚日，今乃与百县均赋，曷若置此，使之奉常时用乎。”琦是其对。还朝，用为三司盐铁判官，以比部员外郎出知遂州。
沪南有边事，调度苛棘，纯礼一以静待之，辨其可具者，不取于民。民图像于庐，而奉之如神，名曰“范公庵”。草场火，民情疑怖，守吏惕息俟诛。纯礼曰：“草湿则生火，何足怪！”但使密偿之。库吏盗丝多罪至死，纯礼曰：“以棼然之丝而杀之，吾不忍也。”听其家趣买以赎，命释其株连者。除户部郎中、京西转运副使。
元祐初，入为吏部郎中，迁左司。又迁太常少卿、江淮荆浙发运使。以光禄卿召，迁刑部侍郎，进给事中。纯礼凡所封驳，正名分纪纲，皆国体之大者。张耒除起居舍人，病未能朝，而令先供职。纯礼批敕曰：“臣僚未有以疾谒告，不赴朝参先视事者。耒能供职，岂不能见君？坏礼乱法，所不当为。”闻者皆悚动。御史中丞击执政，将遂代其位，先以讽纯礼。纯礼曰：“论人而夺之位，宁不避嫌邪？命果下，吾必还之。”宰相即徙纯礼刑部侍郎，而后出命。转吏部，改天
章阁待制、枢密都承旨，去知亳州、提举明道宫。
徽宗立，以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前尹以刻深为治，纯礼曰：“宽猛相济，圣人之训。今处深文之后，若益以猛，是以火济火也。方务去前之苛，犹虑未尽，岂有宽为患也。”由是一切以宽处之。中旨鞫享泽村民谋逆，纯礼审其故，此民入戏场观优，归途见匠者作桶，取而戴于首曰：“与刘先生如何？”遂为匠擒。明日入对，徽宗问何以处之，对曰：“愚人村野无所知，若以叛逆蔽罪，恐辜好生之德，以不应为杖之，足矣。”曰：“何以戒后人？”曰：“正欲外间知陛下刑宪不滥，足以为训尔。”徽宗从之。
拜礼部尚书，擢尚书右丞。侍御史陈次升乞除罢言官并自内批，不由三省进拟，右相曾布力争不能得，乞降黜次升。纯礼徐进曰：“次升何罪？不过防柄臣各引所亲，且去不附己者尔。”徽宗曰：“然。”乃寝布议。
吕惠卿告老，徽宗问执政，执政欲许之。纯礼曰：“惠卿尝辅政，其人固不足重，然当存国体。”曾布奏：“议者多忧财用不足，此非所急也，愿陛下勿以为虑。”纯礼曰：“古者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今大农告匮，帑庾枵空，而曰不足虑，非面谩邪？”因从容谏曰：“迩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丰而非元祐。以臣观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失当，以致病民。宣仁听断，一时小有润色，盖大臣识见异同，非必尽怀邪为私也。今议论之臣，有不得志，故挟此藉口。以元丰为是，则欲贤元丰之人；以元祐为非，则欲斥元祐之士，其心岂恤国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奸，不可不深察也。”
又曰：“自古天下汨乱，系于用人。祖宗于此，最得其要。太祖用吕余庆，太宗用王禹偁，真宗用张知白，皆从下列置诸要途。人君欲得英杰之心，固当不次饬拔。必待荐而后用，则守正特立之士，将终身晦迹矣。”左司谏江公望论继述事当执中道，不可拘一偏。徽宗出示其疏，纯礼赞之曰：“愿陛下以晓中外，使知圣意所向，亦足以革小人徇利之情。乞褒迁公望，以劝来者。”
纯礼沉毅刚正，曾布惮之，激驸马都尉王诜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诜怒。会诜馆辽使，纯礼主宴，诜诬其辄斥御名，罢为端明殿学士、知颍昌府，提举崇福宫。崇宁中，启党禁，贬试少府监，分司南京。又贬静江军节度副使，徐州安置，徙单州。五年，复左朝议大夫，提举鸿庆宫。卒，年七十六。　　　纯粹字德孺，以荫迁至赞善大夫、检正中书刑房，与同列有争，出知滕县，迁提举成都诸路茶场。元丰中，为陕西转运判官。时五路出师伐西夏：高遵裕出环庆，刘昌祚出泾原，李宪出熙河，种谔出鄜延，王中正出河东。遵裕怒昌祚后期，欲按诛之，昌祚忧恚病卧，其麾下皆愤焉。纯粹恐两军不协，致生他变，劝遵裕往问昌祚疾，其难遂解。神宗责诸将无功，谋欲再举。纯粹奏：“关陕事力单竭，公私大困，若复加骚动，根本可忧。异时言者必职臣是咎，臣宁受尽言之罪于今日，不忍默默以贻后悔。”神宗纳之，进为副使。
吴居厚为京东转运使，数献羡赋。神宗将以徐州大钱二十万缗助陕西，纯粹语其僚曰：“吾部虽急，忍复取此膏血之余？”即奏：“本路得钱诚为利，自徐至边，劳费甚矣。”恳辞弗受。入为右司郎中。哲宗立，居厚败，命纯粹以直龙图阁往代之，尽革其苛政。时苏轼自登州召还，纯粹与轼同建募役之议，轼谓纯粹讲此事尤为精详。
复代兄纯仁知庆州。时与夏议分疆界，纯粹请弃所取夏地，曰：“争地未弃，则边隙无时可除。如河东之葭芦、吴堡，鄜延之米脂、羲合、浮图，环庆之安疆，深在夏境，于汉界地利形势，略无所益。而兰、会之地，耗蠹尤深，不可不弃。”所言皆略施行。纯粹又言：“诸路策应，旧制也。自徐禧罢策应，若夏兵大举，一路攻围，力有不胜，而邻路拱手坐观，其不拔者幸尔。今宜修明战守救援之法。”朝廷是之。及夏侵泾原，纯粹遣将曲珍救之，曰：“本道首建应援牵制之策，臣子之义，忘躯徇国，无谓邻路被寇，非我职也。”珍即日疾驰三百里，破之于曲律，捣横山，夏众遁去。元祐中，除宝文阁待制，再任，召为户部侍郎，又出知延州。
绍圣初。哲宗亲政，用事者欲开边衅，御史郭知章遂论纯粹元祐弃地事，降直龙图阁。明年，复以宝文阁待制知熙州。章惇、蔡卞经略西夏，疑纯粹不与共事，改知邓州。历河南府、滑州，旋以元祐党人夺职，知均州。徽宗立，起知信州，复故职，知太原，加龙图阁直学士，再临延州。改知永兴军。寻以言者落职，知金州，提举鸿庆宫。又责常州别驾，鄂州安置，锢子弟不得擅入都。会赦，复领祠。久之，以右文殿修撰提举太清宫。党禁解，复徽猷阁待制，致仕。卒，年七十余。
纯粹沉毅有干略，才应时须，尝论卖官之滥，以为：“国法固许进纳取官，然未尝听其理选。今西北三路，许纳三千二百缗买斋郎，四千六百缗买供奉职，并免试注官。夫天下士大夫服勤至于垂死，不沾世恩，其富民猾商，捐钱千万，则可任三子，切为朝廷惜之。”疏上，不听。凡论事剀切类此。
纯仁字尧夫，其始生之夕，母李氏梦儿堕月中，承以衣裾，得之，遂生纯仁。资警悟，八岁，能讲所授书。以父任为太常寺太祝。中皇祐元年进士第，调知武进县，以远亲不赴；易长葛，又不往。仲淹曰：“汝昔日以远为言，今近矣，复何辞？”纯仁曰：“岂可重于禄食，而轻去父母邪？虽近，亦不能遂养焉。”仲淹门下多贤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之徙，纯仁皆与从游。昼夜肄业，至夜分不寝，置灯帐中，帐顶如墨色。
仲俺没，始出仕，以著作佐郎知襄城县。兄纯祐有心疾，奉之如父，药膳居服，皆躬亲时节之。贾昌朝守北都，请参幕府，以兄辞。宋庠荐试馆职，谢曰：“辇毂之下，非兄养疾地也。”富弼责之曰：“台阁之任岂易得？何庸如是。”卒不就。襄城民不蚕织，劝使植桑，有罪而情轻者，视所植多寡除其罚，民益赖
慕，后呼为“著作林”。兄死，葬洛阳。韩琦、富弼贻书洛尹，使助其葬，既葬，尹讶不先闻。纯仁曰：“私室力足办，岂宜慁公为哉？”
签书许州观察判官、知襄邑县。县有牧地，卫士牧马，以践民稼，纯仁捕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隶县，主者怒曰：“天子宿卫，令敢尔邪？”白其事于上，劾治甚急。纯仁言：“养兵出于税亩，若使暴民田而不得问，税安所出？”诏释之，且听牧地隶县。凡牧地隶县，自纯仁始。时旱久不雨，纯仁籍境内贾舟，谕之曰：“民将无食，尔所贩五谷，贮之佛寺，候食阙时吾为籴之。”众贾从命，所蓄十数万斛。至春，诸县皆饥，独境内民不知也。
治平中，擢江东转运判官，召为殿中侍御史，迁侍御史。时方议濮王典礼，宰相韩琦、参知政事欧阳修等议尊崇之。翰林学士王珪等议，宜如先朝追赠期亲尊属故事。纯仁言：“陛下受命仁宗而为之子，与前代定策入继之主异，宜如王珪等议。”继与御史吕诲等更论奏，不听。纯仁还所授告敕，家居待罪。既而皇太后手书尊王为皇，夫人为后。纯仁复言：“陛下以长君临御，奈何使命出房闱，异日或为权臣矫托之地，非人主自安计。”寻诏罢追尊，起纯仁就职。纯仁请出不已，遂通判安州，改知蕲州。历京西提点刑狱、京西陕西转运副使。
召还，神宗问陕西城郭、甲兵、粮储如何，对曰：“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粮储粗备。”神宗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为皆言粗？”对曰：“粗者未精之辞，如是足矣。愿陛下且无留意边功，若边臣观望，将为他日意外之患。”拜兵部员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奏言：“王安石变祖宗法度，掊克财利，民心不宁。《书》曰：‘怨岂在明，不见是图。’愿陛下图不见之怨。”神宗曰：“何谓不见之怨？”对曰：“杜牧所谓‘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是也。”神宗嘉纳之，曰：“卿善论事，宜为朕条古今治乱可为监戒者。”乃作《尚书解》以进，曰：“其言，皆尧、舜、禹、汤、文、武之事也。治天下无以易此，愿深究而力行之。”加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
神宗切于求治，多延见疏逖小臣，咨访阙失。纯仁言：“小人之言，听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盖知小忘大，贪近昧远，愿加深察。”富弼在相位，称疾家居。纯仁言：“弼受三朝眷倚，当自任天下之重，而恤己深于恤物，忧疾过于忧邦，致主处身，二者胥失。弼与先臣素厚，臣在谏省，不录私谒以致忠告，愿示以此章，使之自省。”又论吕诲不当罢御史中丞，李师中不可守边。
及薛向任发运使，行均输法于六路。纯仁言：“臣尝亲奉德音，欲修先王补助之政。今乃效桑羊均输之法，而使小人为之，掊克生灵，敛怨基祸。安石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异己者为不肖，合意者为贤人。刘琦、钱顗等一言，便蒙降黜。在廷之臣，方大半趋附。陛下又从而驱之，其将何所不至。道远者理当驯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材不可急求，积敝不可顿革。傥欲事功亟
就，必为憸佞所乘，宜速还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不听。遂求罢谏职，改判国子监，去意愈确。执政使谕之曰：“毋轻去，已议除知制诰矣。”纯仁曰：“此言何为至于我哉，言不用，万钟非所顾也。”
其所上章疏，语多激切。神宗悉不付外，纯仁尽录申中书，安石大怒，乞加重贬。神宗曰：“彼无罪，姑与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徙成都路转运使。以新法不便，戒州县未得遽行。安石怒纯仁沮格，因谗者遣使欲捃摭私事，不能得。使者以他事鞭伤传言者，属官喜谓纯仁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谤，请闻于朝。”纯仁既不奏使者之过，亦不折言者之非。后竟坐失察僚佐燕游，左迁知和州，徙邢州。未至，加直龙图阁、知庆州。
过阙入对，神宗曰：“卿父在庆著威名，今可谓世职。卿随父既久，兵法必精，边事必熟。”纯仁揣神宗有功名心，即对曰：“臣儒家，未尝学兵，先臣守边时，臣尚幼，不复记忆，且今日事势宜有不同。陛下使臣缮治城垒，爱养百姓，不敢辞；若开拓侵攘，愿别谋帅臣。”神宗曰：“卿之才何所不能，顾不肯为朕悉心尔。”遂行。
秦中方饥，擅发常平粟振贷。僚属请奏而须报，纯仁曰：“报至无及矣，吾当独任其责。”或谤其所全活不实，诏遣使按视。会秋大稔，民欢曰：“公实活我，忍累公邪？”昼夜争输还之。使者至，已无所负。邠、宁间有丛冢，使者曰：“全活不实之罪，于此得矣。”发冢籍骸上之。诏本路监司穷治，乃前帅楚建中所封也。朝廷治建中罪，纯仁上疏言：“建中守法，申请间不免有殍死者，已坐罪罢去。今缘按臣而及建中，是一罪再刑也。”建中犹赎铜三十斤。环州种古执熟羌为盗，流南方，过庆呼冤，纯仁以属吏，非盗也。古避罪谰讼，诏御史治于宁州。纯仁就逮，民万数遮马涕泗，不得行，至有自投于河者。狱成，古以诬告谪。亦加纯仁以他过，黜知信阳军。
移齐州。齐俗凶悍，人轻为盗劫。或谓：“此严治之犹不能戢，公一以宽，恐不胜其治矣。”纯仁曰：“宽出于性，若强以猛，则不能持久；猛而不久，以治凶民，取玩之道也。”有西司理院，系囚常满，皆屠贩盗窃而督偿者。纯仁曰：“此何不保外使输纳邪？”通判曰：“此释之，复紊，官司往往待其以疾毙于狱中，是与民除害尔。”纯仁曰：“法不至死，以情杀之，岂理也邪？”尽呼至庭下，训使自新，即释去。期岁，盗减比年大半。
丐罢，提举西京留司御史台。时耆贤多在洛，纯仁及司马光，皆好客而家贫，相约为真率会，脱粟一饭，酒数行，洛中以为胜事。复知河中，诸路阅保甲妨农，论救甚力。录事参军宋儋年暴死，纯仁使子弟视丧，小殓，口鼻血出。纯仁疑其非命，按得其妾与小吏奸，因会，寘毒鳖肉中。纯仁问食肉在第几巡，曰：“岂有既中毒而尚能终席者乎？”再讯之，则儋年素不食鳖，其曰毒鳖肉者，盖妾与吏欲为变狱张本，以逃死尔。实儋年醉归，毒于酒而杀之。遂正其罪。
哲宗立，复直龙图阁、知庆州。召为右谏议大夫，以亲嫌辞，改天章阁待制兼侍讲，除给事中。时宣仁后垂帘，司马光为政，将尽改熙宁、元丰法度。纯仁谓光：“去其太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当熟讲而缓行，不然，滋为民病。愿公虚心以延众论，不必谋自己出；谋自己出，则谄谀得乘间迎合矣。役议或难回，则可先行之一路，以观其究竟。”光不从，持之益竖。纯仁曰：“是使人不得言尔。若欲媚公以为容悦，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贵哉。”又云：“熙宁按问自首之法，既已行之，有司立文太深，四方死者视旧数倍，殆非先王宁失不经之意。”纯仁素与光同志，及临事规正，类如此。初，种古因诬纯仁停任。至是，纯仁荐为永兴军路钤辖，又荐知隰州。每自咎曰：“先人与种氏上世有契义，纯仁不肖，为其子孙所讼，宁论曲直哉。”
元祐初，进吏部尚书，数日，同知枢密院事。初，纯仁与议西夏，请罢兵弃地，使归所掠汉人，执政持之未决。至是，乃申前议，又请归一汉人予十缣。事皆施行。边俘鬼章以献，纯仁请诛之塞上，以谢边人，不听。议者欲致其子，收河南故地，故赦不杀。后又欲官之，纯仁复固争，然鬼章子卒不至。
三年，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纯仁在位，务以博大开上意，忠笃革士风。章惇得罪去，朝廷以其父老，欲畀便郡，既而中止。纯仁请置往咎而念其私情。邓绾帅淮东，言者斥之不已。纯仁言：“臣尝为绾诬奏坐黜，今日所陈为绾也，左降不宜录人之过太深。”宣仁后嘉纳。因下诏：“前日希合附会之人，一无所问。”
学士苏轼以发策问为言者所攻，韩维无名罢门下侍郎补外。纯仁奏轼无罪，维尽心国家，不可因谮黜官。及王觌言事忤旨，纯仁虑朋党将炽，与文彦博、吕公著辨于帘前，未解。纯仁曰：“朝臣本无党，但善恶邪正，各以类分。彦博、公著皆累朝旧人，岂容雷同罔上。昔先臣与韩琦、富弼同庆历柄任，各举所知。常时飞语指为朋党，三人相继补外。造谤者公相庆曰：‘一纲打尽。’此事未远，愿陛下戒之。”因极言前世朋党之祸，并录欧阳修《朋党论》以进。
知汉阳军吴处厚傅致蔡确安州《车盖亭诗》，以为谤宣仁后，上之。谏官欲寘于典宪，执政右其说，唯纯仁与左丞王存以为不可。争之未定，闻太师文彦博欲贬于岭峤，纯仁谓左相吕大防曰：“此路自乾兴以来，荆棘近七十年，吾辈开之，恐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及确新州命下，纯仁于宣仁后帘前言：“圣朝宜务宽厚，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诛窜大臣。今举动宜与将来为法，此事甚不可开端也。且以重刑除恶，如以猛药治病，其过也，不能无损焉。”又与王存谏于哲宗，退而上疏，其略云：“盖如父母之有逆子，虽天地鬼神不能容贷，父子至亲，主于恕而已。若处之必死之地，则恐伤恩。”确卒贬新州。
大防奏确党人甚盛，不可不问。纯仁面谏朋党难辨，恐误及善人。遂上疏曰：“朋党之起，盖因趣向异同，同我者谓之正人，异我者疑为邪党。既恶其异我，
则逆耳之言难至；既喜其同我，则迎合之佞日亲。以至真伪莫知，贤愚倒置，国家之患，率由此也。至如王安石，正因喜同恶异，遂至黑白不分，至今风俗，犹以观望为能，后来柄臣，固合永为商鉴。今蔡确不必推治党人，旁及枝叶。臣闻孔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则是举用正直，而可以化枉邪为善人，不仁者自当屏迹矣。何烦分辨党人，或恐有伤仁化。”司谏吴安诗、正言刘安世交章击纯仁党确，纯仁亦力求罢。
明年，以观文殿学士知颍昌府。逾年，加大学士、知太原府。其境土狭民众，惜地不葬。纯仁遣僚属收无主烬骨，别男女异穴，葬者三千余。又推之一路，葬以万数计。夏人犯境，朝廷欲罪将吏。纯仁自引咎求贬。秋，有诏贬官一等，徙河南府，再徙颍昌。
召还，复拜右仆射。因入谢，宣仁后帘中谕曰：“或谓卿必先引用王觌、彭汝砺，卿宜与吕大防一心。”对曰：“此二人实有士望，臣终不敢保位蔽贤，望陛下加察。”纯仁将再入也，杨畏不悦，尝有言，纯仁不知。至是，大防约畏为助，欲引为谏议大夫。纯仁曰：“谏官当用正人，畏不可用。”大防曰：“岂以畏尝言公邪？”纯仁始知之。后畏叛大防，凡有以害大防者，无所不至。宣仁后寝疾，召纯仁曰：“卿父仲淹，可谓忠臣。在明肃皇后垂帘时，唯劝明肃尽母道；明肃上宾，唯劝仁宗尽子道。卿当似之。”纯仁泣曰：“敢不尽忠。
宣仁后崩，哲宗亲政，纯仁乞避位。哲宗语吕大防曰：“纯仁有时望，不宜去，可为朕留之。”且趣入见，问：“先朝行青苗法如何？”对曰：“先帝爱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法过甚，激以赏罚，故官吏急切，以致害民。”退而上疏，其要以为“青苗非所当行，行之终不免扰民也”。
是时，用二三大臣，皆从中出，侍从、台谏官，亦多不由进拟。纯仁言：“陛下初亲政，四方拭目以观，天下治乱，实本于此。舜举皋陶，汤举伊尹，不仁者远。纵未能如古人，亦须极天下之选。”又群小力排宣仁后垂帘时事，纯仁奏曰：“太皇保佑圣躬，功烈诚心，幽明共监，议者不恤国事，一何薄哉。”遂以仁宗禁言明肃垂帘事诏书上之。曰：“望陛下稽仿而行，以戒薄俗。”
苏辙论殿试策问，引汉昭变武帝法度事。哲宗震怒曰：“安得以汉武比先帝？”辙下殿待罪，众不敢仰视。纯仁从容言：“武帝雄才大略，史无贬辞。辙以比先帝，非谤也。陛下亲事之始，进退大臣，不当如诃叱奴仆。”右丞邓润甫越次曰：“先帝法度，为司马光、苏辙坏尽。”纯仁曰：“不然，法本无弊，弊则当改。”哲宗曰：“人谓秦皇、汉武。”纯仁曰：“辙所论，事与时也，非人也。”哲宗为之少霁。辙平日与纯仁多异，至是乃服谢纯仁曰：“公佛地位中人也。”辙竟落职知汝州。
全台言苏轼行吕惠卿告词，讪谤先帝，黜知英州。纯仁上疏曰：“熙宁法度，皆惠卿附会王安石建议，不副先帝爱民求治之意。至垂帘之际，始用言者，特行
贬窜，今已八年矣。言者多当时御史，何故畏避不即纳忠，今乃有是奏，岂非观望邪？”御史来之邵言高士敦任成都钤辖日不法事，及苏辙所谪太近。纯仁言：“之邵为成都监司，士敦有犯，自当按发。辙与政累年，之邵已作御史，亦无纠正，今乃继有二奏，其情可知。”
纯仁凡荐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议，其人不知自纯仁所出。或曰：“为宰相，岂可不牢笼天下士，使知出于门下？”纯仁曰：’但朝廷进用不失正人，何必知出于我邪？”哲宗既召章惇为相，纯仁坚请去，遂以观文殿大学士加右正议大夫知颍昌府。入辞，哲宗曰：“卿不肯为朕留，虽在外，于时政有见，宜悉以闻，毋事形迹。”徙河南府，又徙陈州。初，哲宗尝言：“贬谪之人，殆似永废。”纯仁前贺曰：“陛下念及此，尧、舜用心也。”
既而吕大防等窜岭表，会明堂肆赦，章惇先期言：“此数十人，当终身勿徙。”纯仁闻而忧愤，欲斋戒上疏申理之。所亲劝以勿为触怒，万一远斥，非高年所宜。纯仁曰：“事至于此，无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系大矣。不然，死亦何憾。”乃疏曰：“大防等年老疾病，不习水土，炎荒非久处之地，又忧虞不测，何以自存。臣曾与大防等共事，多被排斥，陛下之所亲见。臣之激切，止是仰报圣德。向来章惇、吕惠卿虽为贬谪，不出里居。臣向曾有言，深蒙陛下开纳，陛下以一蔡确之故，常轸圣念。今赴彦若已死贬所，将不止一蔡确矣。愿陛下断自渊衷，将大防等引赦原放。”疏奏，忤惇意，诋为同罪，落职知随州。
明年，又贬武安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时疾失明，闻命怡然就道。或谓近名，纯仁曰：“七十之年，两目俱丧，万里之行，岂其欲哉？但区区之爱君，有怀不尽，若避好名之嫌，则无为善之路矣。”每戒子弟毋得小有不平，闻诸子怨章惇，纯仁必怒止之。江行赴贬所，舟覆，扶纯仁出，衣尽湿。顾诸子曰：“此岂章惇为之哉？”既至永，韩维责均州，其子诉维执政日与司马光不合，得免行。纯仁之子欲以纯仁与光议役法不同为请，纯仁曰：“吾用君实荐，以至宰相。昔同朝论事不合则可，汝辈以为今日之言，则不可也。有愧心而生者，不若无愧心而死。”其子乃止。
居三年，徽宗即位，钦圣显肃后同听政，即日授纯仁光禄卿，分司南京，邓州居住。遣中使至永赐茶药，谕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宫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虚相位以待，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医之。”纯仁顿首谢。道除右正议大夫、提举崇福宫。不数月，以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一宫使诏之。有曰：“岂唯尊德尚齿，昭示宠优；庶几鲠论嘉谋，日闻忠告。”纯仁以疾，捧诏而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余责。”徽宗又遣中使赐茶药，促入觐，仍宣渴见之意。　　　纯仁乞归许养疾，徽宗不得已许之。每见辅臣问安否，乃曰：“范纯仁，得一识面足矣。”遂遣上医视疾。疾小愈，丐以所得冠帔改服色酬医。诏赐医章服，令以冠帔与族侄。疾革，以宣仁后诬谤未明为恨。呼诸子口占遗表，命门生李之
仪次第之。其略云：“盖尝先天下而忧，期不负圣人之学，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资以事君。”又云：“惟宣仁之诬谤未明，致保佑之忧勤不显。”又云：“未解疆埸之严，几空帑藏之积。有城必守，得地难耕。”凡八事。建中靖国改元之旦，受家人贺。明日，熟寐而卒。年七十五。诏赙白金三十两，敕许、洛官给其葬，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曰忠宣，御书碑额曰：“世济忠直之碑”。
纯仁性夷易宽简，不以声色加人，谊之所在，则挺然不少屈。自为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所得奉赐，皆以广义庄；前后任子恩，多先疏族。没之日，幼子、五孙犹未官。尝曰：“吾平生所学，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尽。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亲睦宗族，未尝须臾离此也。”每戒子弟曰：“人虽至愚，责人则明；虽有聪明，恕己则昏。苟能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圣贤地位也。”又戒曰：“《六经》，圣人之事也。知一字则行一字。要须‘造次颠沛必于是’，则所谓‘有为者亦若是’尔。岂不在人邪？”弟纯粹在关陕，纯仁虑其于西夏有立功意。与之书曰：“大辂与柴车争逐，明珠与瓦砾相触，君子与小人斗力，中国与外邦校胜负，非唯不可胜，兼亦不足胜，不唯不足胜，虽胜亦非也。”亲族有请教者，纯仁曰：“惟俭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书于坐隅。有文集五十卷，行于世。子正平、正思。
正平字子夷，学行甚高，虽庸言必援《孝经》、《论语》。父纯仁卒，诏特增遗泽，官其子孙，正平推与幼弟。绍圣中，为开封尉，有向氏于其坟造慈云寺。户部尚书蔡京以向氏后戚，规欲自结，奏拓四邻田庐。民有诉者，正平按视，以为所拓皆民业，不可夺；民又挝鼓上诉，京坐罚金二十斤，用是蓄恨正平。　　　及当国，乃言正平矫撰父遗表。又谓李之仪所述《纯仁行状》，妄载中使蔡克明传二圣虚伫之意，遂以正平逮之仪、克明同诣御史府。正平将行，其弟正思曰：“议《行状》时，兄方营窀穸之事，参预笔削者，正思也，兄何为哉？”正平曰：“时相意属我，且我居长，我不往，兄弟俱将不免，不若身任之。”遂就狱，捶楚甚苦，皆欲诬服。独克明曰：“旧制，凡传圣语，受本于御前，请宝印出，注籍于内东门。”使从其家得永州传宣圣语本有御宝，又验内东门籍皆同。其遗表八事，诸子以朝廷大事，防后患，不敢上之，缴申颍昌府印寄军资库。自颍昌取至，亦实。狱遂解。正平羁管象州，之仪羁管太平州。正平家属死者十余人。
会赦，得归颍昌。唐君益为守，表其所居为忠直坊，取所赐“世济忠直”碑额也。正平告之曰：“此朝廷所赐，施于金石，揭于墓隧，假宠于范氏子孙则可；若于通途广陌中为往来之观，以耸动庸俗，不可也。”君益曰：“此有司之事，君家何预焉？”正平曰：“先祖先君功名，人所知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异时不独吾家诒笑，君亦受其责矣。”竟撤去之。正平退闲久，益工诗，尤长五言，著《荀里退居编》，以寿终。
论曰：自古一代帝王之兴，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诸贤，无愧乎此。仲淹初在制中，遗宰相书，极论天下事，他日为政，尽行其言。诸葛孔明草庐始见昭烈数语，生平事业备见于是。豪杰自知之审，类如是乎！考其当朝，虽不能久，然先忧后乐之志，海内固已信其有弘毅之器，足任斯责，使究其所欲为，岂让古人哉！”纯仁位过其父，而几有父风。元祐建议攻熙、丰太急，纯仁救蔡确一事，所谓谋国甚远，当世若从其言，元祐党锢之祸，不至若是烈也。仲淹谓诸子，纯仁得其忠，纯礼得其静，纯粹得其略。知子孰与父哉！
作文四：《范仲淹简介 范仲淹的故事 中国名人故事》4400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　这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卓越的文学家和教育家范仲淹在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中的两句光彩照人的名句。这两句名句已成了　“中国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史上闪灼异彩的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朱熹称范仲淹是有史以来天地间的第一流人物　！
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今江苏吴县）　（公元９８９　－　１０５２　年）人。他是唐朝宰相范履冰的后代，其父范墉，曾任宁武军节度使掌书记。范仲淹两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他随母亲改嫁，过着贫寒孤苦的生活。少年时的范仲淹尽管家境贫寒，但胸有大志，学习刻苦，他常到离家不远的鳢泉寺僧房寄宿，晨夕之间，便就读讽诵。他苦读不懈的精神，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晚煮两合（一升的五分之一）粟米粥，次日用刀划为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几根腌菜，调半盂醋汁，吃完继续读书。他昼夜不停地刻苦学习，读书十分疲乏时，就用冷水浇脸。三年过去了，这里的存书已不能满足他的需要，他就徒步游学，来到当时颇有名气的天府书院（今河南商丘县）。范仲淹十分珍惜这里的学习环境，从春至夏，经秋历冬，连岁苦读。凌晨舞一通剑，夜半和衣而眠，别人看花赏月，他在六经中寻乐。一次，当朝皇帝宋真宗路过，大家争相前趋观望，而范仲淹却闭门不出，坐诵如旧。一位同学怪他错过了良机，他却回答：　“日后再见，未必为晚　！”有人看他终年吃粥，生活清苦，给他送来美食。他竟一口不尝，听任佳肴发霉变质，直到人家怪罪起来，他才长揖致歉，从容说明：　“我已安于过喝粥的生活，一旦享受美餐，日后怕吃不得苦。　”　　“功夫不负苦心人”　。数年之后，范仲淹对儒家经典早已滚瓜烂熟，　大中祥符七年（公元１０１４　年）秋和八年春，他通过科举考试，中榜成为进士，从此，开始了他近四十年的政治生涯。在崇政殿参加御试时，第一次看见了年近五旬的真宗皇帝。
天禧五年（公元１０２１　年）　，范仲淹任泰州海陵西溪镇（今江苏东台县附近）盐仓监官。他很快发现，当地年久失修的海堤已坍圮不堪，不仅盐场亭灶失去屏障，而且广阔的农田民宅也屡遭海涛威胁。遇上大海潮汐，甚至水淹泰州城下，成千上万灾民流离失所，官府盐产与租赋均蒙受损失。为此，他上书给江淮漕运张纶，痛陈海堤利害，建议在通州、　泰州、　楚州、　海州（今连云港至长江口北岸）沿海，重修一道坚固的捍海堤堰。张纶慨然批准了这项浩大的工程，并奏请朝廷调范仲淹做兴化县令，全面负责治堰。工程开始不久，数万民夫却遇上了夹雪的暴风和大海潮。吞噬了一百多民工。在挫折面前，部分官员认为是天意，主张取缔原议，彻底停工。事情报到京都，朝臣们也踌躇不定。而范仲淹则临危不惧，镇定自若。尽管其他官员张惶失措，兵民纷纷惊避，而范仲淹在风急浪高中屹立不动。在他的影响下，官员情绪渐渐稳定，治堰工程全面复工。不久，一条绵延数十里的长堤便横亘在黄海滩头。盐场和农田生产及百姓的生命财产从此有了保障。往年因受灾而流浪外地的百姓，又扶老携幼返回家园。人们感激范仲淹的功绩，都把捍海长堤叫做　“范公坝”　，不少灾民竟跟着他姓了　“范”　。
景皊元年（公元１０３４　年）　，范仲淹任苏州知州，苏州发大水，民田不能耕种，他带领百姓疏凿了五条河渠，导引太湖水流入大海，解除了苏南水患，又为民造了福。
范仲淹是位博学之士，他通晓《六经》，长于《易经》，学习经学的人大多向他请教求正是非，他手持经典为他们讲解，不知疲倦。每当他激动地谈论起天下大事时，就奋不顾身。从四面八方前来专意向他求教问业的人络绎不绝，范仲淹热诚接待这些迢迢而来的学者，他甚至拿出自己的俸禄供养前来求学的四方游士，而自己的几个孩子要轮换穿一件好衣服才能出门，他却处之泰然。有一次，有位游学乞讨的孙秀才，前来拜谒他，范仲淹即刻送给他一千文钱。过了一年，孙秀才又来了，范仲淹一边送钱给他，一边问他为何匆匆乞讨，不坐下来静心读书。孙秀才悲戚地说：　“家有老母，难以赡养；若每天有一百文的固定收人，便足够使用。　”　范仲淹对他说：　“听语气，你不像乞客。待我帮你在本校找个职事，让你一月得三千文，去供养老人，这样你能安心治学吗　？　”　孙秀才大喜拜命，从此，跟着范仲淹攻读《春秋》。第二年，范仲淹离开南京，孙秀才也辞去职事。十年之后，朝野上下传诵着有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在泰山广聚生徒，教授《春秋》，姓孙名复。
就连山东著名的祖徐先生石介，也师事于他。这位学者，便是当年那位孙秀才。范仲淹感慨地说：　“贫困实在是一种可怕的灾难。倘若孙复一直乞讨到老，这杰出的人才岂不湮没沉沦　！从海陵到高邮，从苏州到?州（今陕西彬县）　，范仲淹每到一处，总是首先兴学聘师，关心教育。后来做到宰相时，下令所有的州县一律办学。而经他指教和影响过的许多人，往往都各有所成。当时士大夫间注意矫正世风，严以律己，崇尚品德节操，也是范仲淹首先倡导的。　　早在范仲淹因母去世服丧期间，晏殊听说范仲淹的名声，召请他到府学任职，范仲淹就上书朝廷，请求选择郡守，举荐县令，斥逐游散懒惰之人，裁汰冗员和不守本分的人，慎重选举官员和慰抚将帅，这封上书长达万余字。乃至服丧期满，晏殊推荐他荣升为秘阁校理—　—　—负责皇室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实际上属于皇上的文学侍从。这就使他有机会经常见到皇帝。耳闻目睹朝廷机密，　此乃飞黄腾达的极好机遇。但范仲淹一旦了解到朝廷的某些内幕，便大胆介入了上层社会险恶的政治斗争。他发现仁宗皇帝年已二十，但朝中各项军政大事，全凭六十开外的刘太后把持，而且听说这年冬至那天，太后要让仁宗同百官一起，在前殿给她叩头庆寿。范仲淹认为，家礼与国礼不能混淆，损害君主尊严的事，应予制止。于是他奏上章疏，批评说：　“在内宫事奉亲长，自当有家人礼仪，但在朝廷上天子和百官站在一起，朝南礼拜太后，不可成为后世的礼法。　”　范仲淹的奏疏，使晏殊极为恐慌。他匆匆把范仲淹叫去，责备他不该如此轻狂。可是，素来敬重晏殊的范仲淹此次却寸步不让，沉脸抗辩：　“我正为受了你的举荐才常怕不能尽职，让你替我难堪，不料今天因正直的议论而获罪于您　！”　一席话，使得晏殊无言以对。
回到家中，范仲淹索性再上一章干脆要求刘太后撤帘罢政，朝廷始终保持缄默，却降下诏令，贬范仲淹离京，调任河中府通判。秘阁的僚友们送他到城外，　大家举酒饯别说：
“范君此行，极为光耀啊　！”
当时朝廷为建造太一宫和洪福院，在陕西征购木材，范仲淹说：　“昭应宫、　寿宁宫毁于火灾，上天的惩戒刚过去不久，如今又大兴土木，　破费百姓财产，这不是顺乎人心、　合乎天意的事情。应该停止修建寺观，减少平常年份征购木材的数量。　”　又说：　“受到恩宠的人多由皇宫里直接降敕授官，这不是太平治世的政策。　”　三年过后，刘太后去世，仁宗皇帝把范仲淹召回京师，派他专门做评论朝事的言官—　—　—右司谏。这时上疏议论国事的臣僚们大多揭露章献太后听政时的事情，范仲淹说：　“太后接受先帝遗命，调理保护陛下十几年。应该遮掩她的细小过错，以成全太后的德誉。　”　仁宗因此诏谕朝廷内外，不要每次都谈论太后听政时的情形。当初，章献太后立下遗诏以皇太妃杨氏为皇太后，参与政策的制订和讨论军国大事。范仲淹说：　“太后，是皇帝母亲的称号，自古以来没有因保育皇帝有功而代皇帝立太后的。如今一位太后去世，又立一位太后，天下人恐怕要怀疑陛下一天也离不开母后的扶助了。　”　这时，干旱和蝗灾正蔓延山东半岛和淮河、　长江流域，范仲淹请求朝廷赶快派遣使臣往灾区巡视，可是一时没有得到回答，他便当面质问仁宗：　“如果宫廷之中半日停食，陛下该当如何　？”　仁宗悚然惭悟，　便派范仲淹去赈灾安抚。范仲淹所到之处开仓赈济灾民，并且禁止灾区百姓过分的祭祀活动，奏请朝廷免除了折役茶、　丁口盐钱。他归来时，还带回了几把灾民充饥的野菜，送给了仁宗和后苑官眷。
这时的宰相吕夷简，当初靠讨好刘太后起家，太后一死，他又赶忙说太后坏话。他的狡诈行径，被仁宗的郭皇后揭穿，宰相职务一度被罢免。但此人根深蒂固，不久又重登相位，借仁宗的家庭纠纷。企图废掉郭皇后，并禁止百官参议此事。范仲淹率领谏官、　御史径趋垂拱殿，求见仁宗面。他们伏阁吁请多时，无人理睬，司门官又将殿门砰然掩闭。范仲淹等人手执铜环，　叩击金扉，隔门高声质问：　“皇后被废，　为何不听台谏入言　！”　眼看无济于事，准备第二天早朝之后，留下百官，当众与吕相争论。不料次日凌晨，范仲淹刚到待漏院，忽听降诏传呼，贬他远至江外，并催促即刻离京。此次到城郊送别者已为数不多，但仍有人举酒赞许说：　“范君此行，愈觉光耀　！”
过了几年，范仲淹由睦州移知苏州，因治水有功，又被调回京师，并获得天章阁待制的荣衔，做了开封知府。当时，吕夷简仍执掌朝政，　他广开后门，滥用私人，使朝政腐败不堪。范仲淹根据调查绘制了一张　“百官图”　，在景?三年（公元　１０３６　年）呈给仁宗。他指着图中开列的众官调升情况，对吕夷简用人提出尖锐抨击。吕也不示弱，反讥范仲淹迂腐。范仲淹便连上四章，论斥吕夷简狡诈，吕更诬蔑范仲淹勾结朋党，离间君臣。毕竟吕夷简老谋深算，善于利用君主之势而最终取胜，范仲淹被剥夺待制衔，第三次被贬，差点死于岭南。这次到都门外送行的更寥寥无几，但正直的王质抱病载酒前来送行，并称许　“范君此行，尤为光耀　！”　范仲淹笑着说：　“仲淹前后已经　‘三光’　了，下次如再送我，请备一只羊，作为祭品吧　！”　范仲淹刚直不阿，置个人于度外的品格，由此可见一斑。　　范仲淹是个富有谋略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在边关危急时，他以５２　岁的高龄挂帅出征。经过亲临前线视察，他发现宋军官兵、　战阵、　后勤及防御工事等诸多弊端，如不改革军阵体制，并采取严密战略防御措施，实难扭转战局。范仲淹的战略防御并非单独或消极的防守措施，他初至延州，便全面检阅军旅，实行认真的裁汰和改编，他从士兵和低级军官中提拔了一批猛将，在当地居民间选录了不少民兵，又开展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取缔了按军阶低高先后出阵作战的机械临阵体制，改为根据敌情灵活出兵的应变战术。
他还采纳建议，构筑堡寨，加强城防。对沿边少数民族居民则诚心团结，慷慨优惠，严立赏罚公约。他号令清楚，爱护士兵，对前来归附的各部落，都能诚恳接纳，信任不疑。他的上述措施，渐渐地在边疆屹立起了一道坚固的屏障，使当时西夏人相戒说：　“小范老子胸中有数万甲兵。　”　因而再也不敢轻易来侵犯。
庆历三、　四年（公元　１０４３—１０４４　年）间，急待稳守政权的仁宗皇帝，多次询问当世急需办理的大事，范仲淹退朝回家，冥思苦想，奏了十件：一是严明官吏升降制度；二是抑制侥幸；三是严密贡举制度；四是选择地方长官；五是均公田；六是重视农桑生产；七是整治军备；八是落实朝廷的恩泽和信义；九是慎重发布朝廷命令；十是减轻徭役。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庆历新政”　。短短几个月间，政治局面焕然一新；官僚机构开始精简；以往凭家势做官的子弟，受到重重限制；昔日单凭资历晋升的官僚，增加了调查业绩品德等手续；有特殊才干的人员，得到破格提拔；科举中，突出了实用议论文的考核；全国普遍办起了学校。　　范仲淹在宦海多年，深谋远虑，经验丰富，对有些问题的处理自有他的独到之外。
例如，宋仁宗皇?二年，吴中农业欠收，发生了大饥荒。当时范仲淹在浙西做官，他向富户募捐积极储备粮食，采取了一系列救灾措施。与此同时，他还鼓励老百姓赛龙舟，提倡寺庙兴土木，让公家修建仓库官舍，每天役使佣工数千人。有人由此弹劾范仲淹不体恤民间疾苦，游宴作乐，劳民伤财，皇帝也因此下诏怪罪他。而范仲淹认为，凡准备出游的人，必定行资充足，游览的是一个人，但依靠他活命的可能是几个人、　几十个人，他用事实向皇帝递上奏折说，他之所以这样做，　其目的正是为了发掘余财，使贫困百姓得到好处，让那些以卖苦力为生的人，都能从公私两家获得温饱，不致饿死、　冻死而暴尸于沟壑。又如，北宋时，大盗张海将要经过高邮，知军晁仲约估量自己的兵力不足以抵抗，就通知郡内的富户，可以拿出金帛和酒肉去迎接犒劳张海他们。此事传开后，皇帝很生气，富弼提议杀了晁仲约。范仲淹说：　“凡郡县的武装足以作战，遇到盗匪不抵抗，反贿赂他们，这是国法所不允许而必须杀头的。可是现在高邮既无兵力，又无武器，况且老百姓的想法是能凑些财物免于杀掠也就高兴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晁仲约杀了，是不合乎国法本意的。　”　宋仁宗听后，就将晁仲约释放了。富弼不高兴地说：　“正要行使法纪，而你却多方阻挠，这怎么能够整饬众人呢　？”　范仲淹私下里告诉富弼说：　“自太祖皇帝以来，从未轻率处死过臣子，这是桩好事，为什么要随便破坏它呢　？　那样下去的话，将来对臣子的处罚越来越严厉，恐怕连我们也未能保全了。　”　富弼听后，很不以为然。等到后来二人出任外职，富弼自河北返朝，到了商都，却不许入城，他也搞不清皇帝是何居心，整夜惶惶不安，绕床叹息道：　“范仲淹有先见之明，真是圣人啊　！”
作文五：《我最喜欢的历史人物——范仲淹》500字古人不远：我最喜欢的历史人物——范仲淹
在中国５０００年的历史中，涌现出许许多多的名人，他们或勇敢，或聪慧，或勤奋，或执著，而我最欣赏的还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文学家范仲淹。
范仲淹生活一直很艰苦，年轻时曾在长白山醴泉寺寄宿读书，晨夕之间．读书吟诵。其时范仲淹生活极其艰苦，每天只煮一锅稠粥，凉了以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几根腌菜，调半盂醋汁，吃完继续读书。但他对这种清苦生活却毫不介意，继续刻苦努力，此事后来传为佳话。在这样贫穷的条件下，范仲淹几十年如一日的学习，读书，坚持不懈。
范仲淹到睢阳应天府书院求学时，曾有一次，真宗皇帝路过南京，大家都争相前趋观望，范仲淹却闭门不出，坐诵如旧。一位同学怪他怎肯错过观望皇上的良机，他却回答：“日后再见，也未必晚。”范仲淹一直这样珍惜学习机会，所以最后才能取得成功，真正在朝堂上面见皇上，与皇上商讨政事。
范仲淹不仅勤奋好学，而且刚直不阿，诚实守信。
范仲淹的一位朋友是一名道士，掌握一门点金的技术，而这位道士重病，很快就要离世，便把点金的秘方和一些金子包在一个包裹里，做好标记，托付范仲淹带道士的儿子长大以后将这包东西交给他的儿子，十几年过去了，道士的儿子成年了，范仲淹将物品原封不动的交给了他。
范仲淹为人善良，总是替他人着想。范仲淹为官多年攒下的钱全部都用来救济家乡的父老乡亲，以至于死后他的儿子没钱安葬范仲淹。
范仲淹自幼便有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远大的抱负，且一直按着自己的政治理想执政，做人，深得人们景仰。
范仲淹便是这样一个为政清廉，体恤民情，刚直不阿，勤奋好学的伟人。
作文六：《中国传统中的家规之三十:范仲淹》300字详细
志高远　勤读圣贤书，尊师如重亲。且温习文字，清心洁行，以自树立平生之称。当见大节，不必窃论曲直，取小名招大悔矣。
厚人伦　家族之中，不论亲疏，当念同宗共祖，一脉相传，务要和睦相处，不许相残、相妒、相争、相夺，凡遇吉凶诸事，皆当相助、相扶，庶几和气致祥，永远吾族家人炽昌般。
睦四邻　礼义勿疏狂，逊让敦睦邻。敬长舆怀幼，怜恤孤寡贫。乡里、外姻亲戚，如贫窘中非次急难，或遇年饥不能度日，诸房共同相度诣，即于义田米内量行济助。
俭养德　谦恭尚廉洁，绝戒骄傲情。字纸莫乱废，须报五谷恩。惟俭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清白吏　汝守官处小心，不得欺事，与同官和睦多礼，莫纵乡亲来部下兴贩，自家且一向清心做官，莫营私利。当看老叔自来如何，还曾营私否？自家好，家门各为好事，以光祖宗。
守规矩　“作事循天理，博爱惜生灵。”做事要顺从自然法则，对生灵万物要有博爱之心。
作文七：《《范仲淹的故事》中的情感教育》1500字《范仲淹的故事》是语文Ｓ版五年级下册第四单元的课文。这篇文章文质兼美，有丰富的精神内涵，我在教学中充分利用教材实施情感教育，效果显著。　　　一、读中感悟，激发情感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教学中，我让学生找关键词句反复读，在读中感悟少年范仲淹生活的俭朴，学习的刻苦，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如“累了，就用冷水洗洗脸；饿了，就用稀粥充充饥。”“范仲淹十分珍惜这宝贵的学习机会，废寝忘食地苦读诗书，钻研学问。”这些关键词对文章内容的理解至关重要，在读的过程中，指导学生注意加点字的语气要稍重，读出句子蕴含的情感。然后，我引导学生展开丰富的想象，设想一下范仲淹是怎样废寝忘食钻研学习，充分感受到范仲淹苦读的精神。有的学生这样答道：“夏天，他忍受着蚊叮虫咬，汗流浃背，在昏黄的油灯下奋笔疾书；冬天，他忍受寒风刺骨，用破棉袄裹着身子十分投入地读书……”熟读精思，学生的情感储蓄也在读的过程中得到激发，引发思想的共鸣。有感而发，使他们感受到自身学习条件之优越，要珍惜宝贵的学习时光，努力掌握知识。　　　二、创设情景，渲染情感　　　多媒体教学，具有信息量丰富，内容直观和易于接受的特点，只要运用运用恰当，就能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教学中，我发挥多媒体辅助教学的功能，把文字、声音和图片紧密结合，创设生动的教学情景，把学生带入故事的情景之中。比如学习故事“谢绝佳肴”，我先用一段悠扬轻缓的背景音乐烘托情感，然后用ＰＰＴ出示问题：１．　好朋友来看望范仲淹，发现他的饮食如此之差，心里想些什么？２．　朋友送银子给范仲淹改善生活，而范仲淹心时里会想些什么，最终委婉谢绝了呢？３．　看到范仲淹不肯接受银两，朋友便送来美味佳肴，他会想些什么呢？我安排学生根据情景的想象去思考问题。在舒缓的背景音乐声里，学生们兴致勃发，深入思考，积极探讨，揣摩人物的心理活动，最终完成了情景对话。在此基础上，我继续提问：“１．　为什么范仲淹谢绝好朋友的美味佳肴呢？２．　如果是你，能做到吗？”学生找到文中的话回答：“我不是想吃，而是不敢吃。我已经习惯了粗茶淡饭，担心现在吃了鸡鸭鱼肉，以后就咽不下粥和咸菜了。”与此同时，我展示了金钱和诱人的美食图片，让学生结合个人生活实际谈体会，最后引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就必须学会抵制各种诱惑，向生活陋习说‘不’”的道理。用多媒体创设情景，使教学情景由以往单一变为立体，渲染了情感，拉近了时空距离，有利于学生迅速进入到情景中。再进行情感教育便水到渠成，事半功倍。　　　三、对比阅读，加深感悟　　　中国古代名人读书的故事有很多，今天仍有着十分积极的教育意义。通过课堂的有效拓展，使学生充分的领略到古人读书的风采，也从古人刻苦求学的历程中感受到追求知识的无止境。我在教学“拓展与交流”的环节中，展示几个古代名人读书的故事典故，如“韦编三绝”“悬梁刺股”“囊萤映雪”“凿壁偷光”等，再配以动画片，加深学生印象。然后展示学生平日里学习偷懒的图片，通过对比阅读，组织学生谈体会。让学生真正体会到范仲淹读书决心之坚决，要端正学习态度，珍惜学习的好时光。当今社会，在独生子女的家庭里，由于父母的过分宠爱，容易学生意志力不坚，学习不够用功，不愿吃苦，成绩不良。通过本课的学习使这部分学生端正学习态度，明确方向，敢于进取，不断向上。　　　四、随堂练笔，升华情感　　　听、说、读、写的能力训练是小学语文教学的重点，也是为学生打好学习基础的重要方法。在本课学习中，我特意安排“课堂小练笔”，让学生在学习本课后，写写自己的感受或收获。既可以围绕范仲淹的故事来写，也可以结合自身实际谈感受。目的在于让学生能“文从字顺地表达自己的见闻、体验和想法”，从而升华情感。随后我利用多媒体随堂练笔的成果展示。有的学生这样写道：“通过本课的学习，我体会到范仲淹少年时代立下远大志向，他做宰相之后，忧国忧民，制定了很多有利于人民的政策，使老百姓安居乐业，很伟大。他用行动践行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抱负，值得我尊敬。有的学生写道：一个人最大的价值，就是为国家民族做贡献。范仲淹用实际的行动展示高尚的人格，‘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我将来也要做一名利国兴家的人。”　　　为什么学生有如此之深的感悟呢，原因在于对教材的充分挖掘，透彻理解教材，把教材蕴含的情感因素灵活安排在教学环节中。巧妙的引导加上适当的渲染，从而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打开学生的情感大门之后，再进行情感教育便容易多了。　　　责任编辑　黄日暖
作文八：《从范仲淹诗中的酒魂写起》2000字从范仲淹诗中的酒魂写起
（一）范仲淹词中的酒魂
自古以来，酒与愁似乎总是纠结在一起。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掸。因而他们总是表现得很刚强，内心深处的愁苦无处泄放。此时，酒成了感情泄放的最佳掩饰工具。酒入愁肠，不醉亦可装醉，故而能“酒后吐真言”。
在范仲淹的词中多次出现了“酒“这一意象。比如《苏幕遮》的“明月高楼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御街行》中的“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渔家傲》中的“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在这些词中，范仲淹将他的愁思、柔情融入酒中，铸造了他词中独一无二的酒魂。读范仲淹的词犹如饮一杯酒，酒虽一饮而尽，酒魂却荡然于胸，何以能忘哉？
李太白有诗日：“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这位酒仙是以一种狂人的姿态来道愁的，酒中更多的是狂放和不羁。而范仲淹是以一个豪饮的人来道愁的，他的愁是深沉的、悲壮的。如《渔家傲》“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燕然何时归？无限愁思付与浊酒中。豪爽的背后藏着悲凉，带着铿锵男儿的一丝柔情，让人心碎。
柳永也在词中写酒与愁，如《雨霖铃》“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的词胭脂粉太重，总让人觉得柔柔的、腻腻的，如欣赏一个哀怨的江南女子，“争知我，倚阑干处，正恁凝愁”。
范仲淹的词中有酒见愁，悲壮凄凉，强作豪放。而苏东坡的词中有酒见思，云淡风轻，豪放浑然天成。苏轼自言平生三不如人，谓著棋、吃酒、唱曲也。或许，苏轼没有范仲淹那种酒量，无法豪饮。或许也正是酒量少的缘故，因而使他能够一喝即醉，一醉即醒。他常常能在醉醒后保持清醒的头脑，理性的思绪。如《临江仙》中“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定风波》中“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在夜饮东坡归来时依然记得三更时，在“料峭春风吹酒醒”后，他能够看到“山头斜照却相迎”。
可以说，范仲淹是词中豪放派的开山鼻祖，苏轼将那种豪放之风推向了极致，辛弃疾则是豪放派的最佳继承者。
（二）宋词坛与今之流行乐坛
词最初是为了配合燕乐的演唱而产生的。乐工、歌伎们常按乐谱的节拍填写歌辞，于是长短句式的曲子词逐渐兴起。词首先盛行于民间，到最后，经过宋词人的倾情投入，宋词得以在中国古典文坛上与唐诗平分秋色。
宋词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歌词，两者均按乐谱填词或按词谱曲。现在的歌词大部分也是押韵的，当然没有宋词那么严格。晁无咎云：居士（苏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韵律，然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苏轼的词在当时之难唱，让我很自然地想到了周杰伦的歌词在今之难唱。当初，周杰伦以歌词写手的身份入道。开始整整两年，他呆在阿尔发公司的那栋灰色小楼里写了很多歌词，却很难唱，别人总是唱不好他的歌，因而很难听。后来，李宗宪把他所写的歌词全部退给他，说：“把你的歌词全部拿回去，你自己写的歌词你自己唱，三个月后出唱片。”于是，他的第一张专辑《ＪＡＹ》问世，并以一首《龙卷风》狂卷乐坛。我想，音乐是自由的，词和曲都不应该受到彼此的束缚。
当然，提到周杰伦就不能不说方文山，那位以素颜韵脚诗将中国古典文字之美推向极致的词手。他擅长拆解文字语言使用的惯性，重新浇灌文字重量，赋予其新的意义，构建
后现代新词风。与此同时，很多乐人也开始回归到一千多年前的宋词坛，探寻中国古典文学里那股清新的中国风。
苏轼的词被认为是“词虽工，而不入腔，正以不唱曲耳”，可苏轼的词却是被现今乐人化用最多的词人。最广为人知的就是《水调歌头》，旧词谱新曲，由邓丽君唱红。还有《卜算子》“拣尽寒技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周传雄在他的《寂寞沙洲冷》中唱道“依然拣尽寒枝不肯安歇微带着后悔，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还有《洞仙歌》“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王菲有一首歌叫《流年》唱道：“懂事之前，情动以后，长不过一天。留不住，算不出，流年。”苏轼曾为自己的词能“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而绝倒，现在若是看到人们断章取义，仅从他词中“撷取”只言片语便写入娱乐歌曲中，他本人会怎样想呢？宋词被人们以这种残缺的形式写入主流音乐中，或许，我们都应该反思一下，这到底是宋词坛的悲哀还是当今流行乐坛的悲哀。
（三）豪放派的世外桃源
综观两宋词坛，非愁即恨，其中表现喜的词少之又少。而词中抒发的感情大多都是悲、愁、恨、怨、哀。“愁”是宋词中出现最多的一个字眼，其中以辛弃疾和李清照的为最多。即使词中没有“愁”等这些字眼，我们也要“深度挖掘”，说它“表面写喜，背后是忧”，或者“无一字写愁情，却字字道愁情”等等，总之，整个词界弥漫的都是这种哀愁的情感主流。
而苏轼刚以五首《浣溪沙》在两宋词坛上开辟了一片独一无二的桃花源地。后来，辛弃疾也写了不少很好的乡村词，但他在词中融入了个人更多的感情，读来无法让人释怀。对于豪放派，世人多以苏辛并称。但豪放派的词不但豪放，更是别有一番桃源风情。
苏轼的《浣溪沙》前四首以一种纯叙事的手法叙述着他在前往龙潭谢雨途中的所见所闻，表达了他内心抑制不住的喜悦。最后一首“何时收拾耦耕身。日暖桑麻光似波，风来蒿艾气如熏。使君元是此中人。”有人据此认为这是苏轼志于归隐的内心独白。我个人不太赞同这种观点。
首先，古来仕者产生归隐之心大多源于他们仕途不顺利，对现实的不满，内心苦闷彷徨而生出心理。而此时，是神宗元丰元年（１０７８）。苏轼的仕途开始走向下坡路是在乌台诗案之后，而乌台诗案发生在宋神宗元丰二年（１０７９），也就是苏轼龙潭谢雨后的第二年。当时苏轼新官上任，求雨而得雨，政绩不错。而且，能为百姓解除干旱之忧，苏轼的内心应该是喜悦的，而不是苦闷。
其次，从苏轼的人生经历来看，他多次被贬，但他从未静心于村野，他豪放，他豁达，实际上是对自己处境的一种自我安慰，自我解忧。
所以，“使君元是此中人”，可以说是苏轼对乡村悠闲生活的一种喜爱和羡慕。但不管怎样，做官依然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代表了中国历代文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这一人生信条。
作文九：《范仲淹-一语道破中国的管理精神》3800字范仲淹：一语道破中国千年的管理精神
２０１５－１１－２７刘文瑞长江商业评论
导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每当读到这句话时，我想很多人都会被范仲淹这种博大的情怀所动容，为其视天下为己任的豪情所感慨。细观范仲淹，深入品析其思想世界，隐约间，你会看到儒家管理思想正蜿蜒曲折地向你移来。
文／刘文瑞｜来源：价值中国网
后人论及范仲淹，往往称道他的操守和事功。但从管理思想角度看，范仲淹的重要性并非在直言进谏、抗击西夏、主持新政这些方面，而是在他确立的士大夫精神方面。
所谓士大夫精神，是孟子的大丈夫精神与治理天下之志的结合。孟子曾经强调，普通人的思想与态度与其物质产业相匹配，“有恒产者有恒心”；只有那些德行修炼达到一定高度的士，才能不依赖于产业支撑而成为社会中坚。“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范仲淹则把这种思想推演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而且强调士大夫以忧患意识为主导，“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无论在朝还是在野，都要胸怀天下；“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段话，说明了士大夫的担当和责任，所以脍炙人口，千古传诵。思孟学派在修身方面弘扬了儒学的基本精神，而且为由修齐到治平构思出德治仁政的思想路线，但没有提供由修齐到治平的操作路线。所以，汉代以后，独尊儒术更多的是一种思想上的指导。到了范仲淹，则变为一种行为上的践履。可以说，范仲淹是儒者从政的提倡者。
这种从政已经不再是从五经中寻求答案，而是要追求士大夫的自我实现。这种自我实现不再局限于儒者个人，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担当。所谓从政，不仅在庙堂，而且在江湖。也就是说，以天下为己任，不仅仅是一种职责，更重要的是一种人生使命。
忧国爱民，心怀天下，“进则持坚正之方，冒雷霆而不变；退则守恬虚之趣，沦草泽以忘忧。”（《润州谢上表》）“进则尽忧国忧民之诚，退则处乐天乐道之分。”（《谢转礼部侍郎表》）钱穆认为，这是一种时代精神，被范仲淹呼唤出来，此即他的伟大之处。同孟子的“夜气”“浩然之气”相比，孟子所说的大丈夫，是儒者个人意义上的大丈夫，而范仲淹则把其变成了社会意义上的大丈夫，由此打通了修身到治国、内圣到外王的践履通道。
在士大夫的养成上，范仲淹重视名教。他曾教导青年张载放弃抗击外敌的追求而去读《中庸》，理由是“儒家自有名教，何事于兵”？他曾赞颂东汉严光“大有功于名教也”。今人言及儒学名教，多持批判角度。而范仲淹所说名教，无非怀仁抱义，尊礼贵德，以诚立人，弘扬三纲五常。“道从仁义广，名由忠孝全。”朱熹认为，在学问上，范仲淹粗放而不精密，但在风气上，范仲淹“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故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朱子语类》卷１２９）。
委以人臣之职，不委以人君之权
范仲淹治理国家的基本思路，见于他的“四论”。在《帝王好尚论》中，他并不赞成老子主张的无为，认为帝王是天下的表率，所以其好尚关系到政风民俗。“圣帝明王岂得无好，在其正而已。”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所为正，故能天下归心；桀纣秦隋，所为不正，故招丧乱之祸。在《选任贤能论》中，他强调“得士者昌，失士者亡”，选人之道应当遵循孔子的四科（德行、政事、言语、文学），重俊义，斥柔讷，勿使英雄失望于时。在《近名论》中，他反对老庄的养生保身，主张弘扬儒家名教，以激励天下之忠臣烈士。在《推委臣下论》中，他主张强化君权，委政大臣。
关于君主与大臣的关系，是范仲淹最上心的问题。他认为，君主离不开大臣辅佐，然而重用大臣又可能导致君权旁落，所以在君臣关系上必须做到“委以人臣之职，不委以人君之权”。
凡是治理国家的内政外交、文治武功、莅民治事、上下庶务，都属于人臣之职，均可委任臣下办理；凡是“区别邪正，进退左右，操荣辱之柄，制英雄之命”，都属于人君之权，必须由帝王亲掌，绝不能委给臣下。
按照范仲淹的这种思想，执行权乃至决策权均可委之大臣，但清要雄剧之职的用人权、组织制衡的职能配置权以及组织运行的监控权，一概归之君主。皇帝之下的国家治理系统，以宰辅（文）和将帅（武）为主体，以御史监控整个系统，以京尹管控核心区域，以有司分理金谷刑法，以州县教化黎民百姓。而君主则掌握不同类型的人才储备，区分宰辅人才、顾问人才、谏诤人才、将帅人才，然后恰当使用。用人大权独揽，庶务小权分散。“圣帝明王常精意于求贤，不劳虑于临事。精意求贤，则日聪明而自广；劳心临事，则日丛脞而自困。”在这些方面，范仲淹并未超出前代儒者的思想水平。
不得为宰相，必为谏官，谏官虽卑，与宰相等
范仲淹和欧阳修，在儒家强调的谏诤方面不愧为出色的代表，他们二位为人的正派，意志的坚定，儒学修养的深厚，加上宋朝对台谏的重视，政治环境的宽松，使他们的谏诤行为垂范史册。如果说，唐代魏徵的进谏和太宗的纳谏，还属于小心翼翼的政治改良，那么，宋代范仲淹和欧阳修等人的强谏，则已经形成大张旗鼓的习惯性制度。史称“尝考宋之立国，元气在台谏”（《宋史》卷３９０论曰）此时的谏诤，已经成为政治体制的组成部分。而言谏的荣耀，既要立足于谏官的个人品质，又不仅仅来自于个人品质。儒家的批评者角色，已经被职业化制度化。
欧阳修自己称，为官“不得为宰相，必为谏官，谏官虽卑，与宰相等”。不妨说，儒家的道统传承，在宋代的台谏中有了淋漓尽致的表达，并且以近乎严苛的眼光审视着政统的正当性和治理的合法性。
在体制建构上，皇帝与宰执的互动，构成政务决策系统；台谏对宰执的制衡，构成决策检验系统；台谏对皇帝的进言，构成决策纠错系统。台谏与宰执之间的张力，形成中国特有的权力制约。皇帝以任
免两部分官员的权力，调整这种张力的大小和方向。这种话语权和行动权之间的制衡体制，正是儒家道统与帝王政统互为作用形成的。
顺便指出，从南北朝以后，中国的监察制度就形成了“风闻奏事”的传统。史称御史台“旧制但闻风弹事，提纲而已”。注曰：“旧例，御史台不受诉讼，有通辞状者，立于台门，候御史，御史竟往门外收采。知可弹者，略其姓名，皆云：风闻访知。”（《通典·职官六》）可见，所谓风闻奏事，并非没有根据，而是略去举报人姓名的一种保护方式。即便是道听途说，也应当有确切来源。很多人都把风闻言事作为台谏可以言事不实的证据。王安石就是这样理解的，他说：“许风闻言事者，不问其言所从来，又不责言之必实。若他人言不实，即得诬告及上书诈不实之罪。谏官、御史则虽失实，亦不加罪，此是许风闻言事。”（《长编》卷２１０，熙宁三年四月）但言事不实是否加罪，要根据具体情况。在宋朝鼓励进谏的情况下，不加罪意味着朝廷宽大，而不是允许捕风捉影。批评可以有误，但弹奏官员必须有据。
微斯人，吾谁与归？　范仲淹、欧阳修的治国实践中，真正遇到的难题是朋党问题。人们往往只赞扬《岳阳楼记》的士大夫精神和社会责任担当，而忽视其结尾的“微斯人，吾谁与归”之反问。修齐治平，修齐可以独行，而治平则须群力。
在儒家思想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金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则有可能存在障碍。从逻辑上讲，立人达人，必须以立人者和被立者、达人者和被达者在“立”与“达”上认知一致为前提。如果“立”的标准不同，“达”的方向各异，那就很有可能甲认为是立人，乙认为是害人；甲认为做出社会贡献才是达人，乙认为自己荣华富贵才是达人。一旦“立人”和“达人”的认知对立，那么行为冲突就在所难免。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朋党问题才在宋朝频频出现。
平心而论，仁宗在古代算是比较开明的皇帝，然而，当仁宗拒谏时，按照儒家学说，他就被贴上了“昏君”的标签。早期儒家孔子和孟子在统治者那里不断碰壁，这是重要原因之一。
在宋朝，出于对皇帝权威的维护，大臣同皇帝的冲突不难解决，儒学的熏陶使大臣做好了自我牺牲的准备。但是大臣之间的冲突就不一样，较为极端的儒者，会把与自己价值观念不同的其他大臣都归入奸佞而加以排斥；即便不是奸佞，起码会归入小人，而决不会把他们当作君子。就以先后同范仲淹、欧阳修发生冲突的大臣为例，宰相吕夷简尽管有种种不足，但是相比较而言把他归入奸佞或者小人并不恰当，但在范、欧的言谏中，无疑是把吕夷简划入了敌对一方。更严重的问题在于这种冲突往往最后被小人所利用，旁生枝节，造成严重的内耗。即便是公认的正人君子之间，行为矛盾和认知不一也普遍存在。范欧二人与其他正人君子，如范与梅尧臣、欧与富弼，都有过不和与冲突。
言谏之外政务处理中的矛盾，何为可容忍的分歧，何为不能容忍的分歧，儒学并未给出确切标准和尺度。在理论上，技术分歧可以协商，而价值趋向分歧就无法接受。正是这一点，反映出儒家管理思想是一种精英学说，尚未解决群体行为问题。
儒家管理思想本来就隐含了改造和同化他人思想的内在逻辑。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实际上就充满了改造小人的自信。儒学往往自信教化的作用，然而一旦教而不化，非强制别无他法。而儒学提倡的君子人格和大丈夫气度，恰恰要求人不能随风倒。正是这个环节，成为由内圣到外王的逻辑障碍。范仲淹倡导的士大夫精神，欧阳修主张的道义忠信，都未能消除这个障碍。范仲淹试图用先忧后乐、欧阳修试图用同心共济，以取得最大公约数，这不失为一种思路。然而，当利益多元、价值多元成为社会常态时，这一思路在精神层面虽然可以鼓舞人心，而在实践层面未免效果递减。
实际上，范仲淹和欧阳修都已经觉察到了这一问题。他们并未从理论上回答这一难题，而是在实践中摸索解决办法，代表性事例就是范吕和解。范仲淹和吕夷简死磕，两人是否和解，至今在史学界有争
论。原因在于欧阳修为范仲淹所写碑文中有“及吕公复相，（范）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两公欢然相约，戮力平贼，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之语。问题是，范家后人删去了这句话，而这一删改据说又是韩琦审定的，富弼更反对欧阳修这样写。欧阳修为此大怒，指责范家后人说：“此吾所目击，公等少年，何从知之？”并托人转告富弼，自己坚持不改，除非请他人重写。苏轼直言：范公身历宰执后知行事之难，因而悔过，“二公晚年欢然相得”。司马光也称吕夷简为长者，不念旧恶。如果从对朋党问题的反思来看，范、欧二人，实际上是在试探政见不同者之间的求同路径。
在整个宋代儒学向理学的发展过程中，正是因为朋党之争，导致理学由追求外王出发，落脚于追求内圣。这一思想演变轨迹，是由范仲淹发端。
追求外王，还有一个难题没有解决，即皇帝的作用问题。儒家治国理念要付诸实践，需要皇帝的支持；而皇帝权力的加强，又可能反过来排斥儒家道统对皇权的约束。对此，范仲淹和欧阳修都是强化皇权的支持者，在这一问题上，他们比唐代的陆贽退了一步。不过，他们并不是无原则地向皇权让步，而是主张对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