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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于2013年发表在《南方文物》第4期。之后《江南都市报》就《高安元代窖藏之再研究——窖藏埋藏年代及其主人身份考》采访了作者，并将部分内容进行了刊登。同时，江西新闻网也对该部分内容进行了转载。现将全文发在我的博客和微博上。由于篇幅较长，分为上、中、下三篇，供朋友们一同探讨
高安元代窖藏之再研究
——窖藏埋藏年代及其主人身份考
&&&&&刘金成&&江西省高安市博物馆研究员
摘&&要：高安元代窖藏自发现至今，仍属国内外专家关注的热点。究其原因当属窖藏出土的青花釉里红瓷器其数量之多、品质之精、造型之众、器型之硕大令世人瞩目。窖藏发现30余年来，虽先前的窖藏研究对主人早有定论，然而随着近来对其出土器物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关主人及身份出现的诸多疑点也逐渐显露。此次对窖藏主人的再研究，是在剖析窖藏器物的文化属性、使用功能基础上，以高安明正德《瑞州府志》之所载的、元代瑞州路与之有关的史料为佐证，再结合《元史》中的相关记载进行了比较分析，从而推论出窖藏主人及其身份。在现有条件下，该文最大限度地还原了窖藏主人的真实面目及其埋藏时间等诸多与窖藏有关的历史信息。
关键词：主人疑误；瑞州府志与窖藏；器物分析；主人及埋藏时间的推定
&&&&&&&&&&&&&&&&&&&&&&&&&&&&&引&&言
日，在高安城南（原江西第二电机厂）一基建工地发现大型窖藏，随后共整理出251件文物（含残破件）。其中瓷器244件，涵盖元代4个窑口7个类型的瓷器。另7件为青铜铁器。其中，大量元代青花及瓷器之精为世人称奇。然而，作为研究这批窖藏始终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其窖藏主人的真实身份，乃则是从出土至今仍困扰我们的一个重大难题。
&&&&&&&&&&&&&&〔表一〕窖藏出土器物数量一览表
数量（件&）
9（含残件）
40（含残件）
168（含残件）
3（含残件）
低温绿釉瓷
&7（含残件）
一、原窖藏主人认定之疑误
在关于窖藏主人这个问题上，高安元代窖藏的发现与国内其他同时代窖藏的发现有着惊人的雷同：窖内均未发现可用来证明主人及其身份的窖劵。
《南方文物》于1990年第2期刊发了高安市博物馆刘裕黑、熊琳二位先生的文章《关于高安元瓷窖藏的几个问题》〈1〉中以明正德《瑞州府志·人物志》为主要线索，将元驸马都尉伍兴甫、伍良臣，父子二人认定为该窖藏的主人。
近来，从查阅高安明正德《瑞州府志》及《伍氏宗谱》表明，该主人的认定无法与窖藏器物相衔接，存在诸多疑点。现将1990年《南方文物》第2期刊发的刘裕黑、熊琳二位先生的《关于高安元瓷窖藏的几个问题》中有关对窖藏主人的推测，将其与有关史料记载相对照，剖析出该认定存在的疑点。
1、原主人认定疑点之一
《关于高安元瓷窖藏的几个问题》（以下称《几个问题》）一文中将高安元代驸马都尉及其子认定为窖藏主人的原观点：“查明正德《瑞州府志·人物志》，有这样的记载‘伍兴甫，元驸马都尉，高安人。……清同治《高安县志·人物志》记载，伍良臣，字云从，元驸马都尉、兴甫之子……壮游京师道，不谐于俗。后辟为临江经历，八十日即弃去……’可以推断伍兴甫于元代中期在元大都宫室为官，伍良臣于元代晚期壮游京师道。父子二人为官之时与瓷器年代相吻合。”
查《伍氏宗谱》载〈2〉：“兴甫：字兴甫，号乐泉。宋咸淳二年（1266年）丙寅生，尚世祖公主名也先忽都官。驸马都尉，延祐三年（1316年）丙辰，钦除拔都儿民户总管松滋府事。敕，扈驾南伐，其在官事迹俱详《传》并《柳文肃公墓名》。卒于元泰定二年（1325年）乙丑，葬于临川十五都招贤乡白竹坑祖茔。”
以上《伍氏宗谱》的记载所反映伍兴甫，字兴甫，号乐泉。生于宋咸淳二年（1266年），娶元世祖忽必烈之女也先忽都官为妻。延祐三年（1316年）朝廷钦命驸马都尉伍兴甫为松滋府（今湖北省松滋市）总管。世祖忽必烈在位期间，伍兴甫护驾皇帝南伐。元泰定二年（1325年）59岁伍兴甫病逝，葬于当时的临川（今江西抚州临川市）十五都招贤乡白竹坑祖坟山。
《几个问题》对伍氏父子属窖藏主人的引用，其只能说明伍兴甫为元朝世祖皇帝忽必烈在位时期的女婿。而忽必烈在位35年（年），之后元贞元年（1295年）大德皇帝铁木耳即位，到元泰定二年（1325年）伍兴甫去世。也就是说伍兴甫其驸马都尉的显赫身份是忽必烈在位的时期，伍兴甫从元贞元年（1295年）至泰定二年（1325年）的30年间，他不再是当朝驸马，况且延佑三年（1316年）之后已离开皇宫为松滋府总管任用，而这一时期窖藏中的青花釉里红等大部分器物应还没有烧造生产。所以文中将窖藏的器物与伍兴甫的驸马都尉身份无法相连。
至于记载其子元末“壮游京师道，不谐于俗。后辟为临江经历，八十日即弃去”的记载，那也只能说明其曾有过在京城找亲或访友的经历，却无法成为与其父共为窖藏主人的证据。何况伍良臣元晚期在临江路（今江西省樟树市临江镇）只为一小吏（经历，元代八品官衔），且仅80日即辞官归隐。故以“父子二人为官之时与瓷器年代相吻合”认定的结论与器物烧造的时间存在之疑误。
2、原主人认定疑点之二
《几个问题》一文中谈到：“元代有关于龙爪数的规定，《元史·顺帝纪》记载至元二年（1336年）夏四月丁亥的禁令‘禁服麒麟、鸾凤、白兔、灵芝、双角五爪龙、八龙、九龙、万寿、福寿字赭黄等服。’上有明确禁止民间使用五爪龙的记载。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批器物中，有九件胎骨极薄的卵白釉印花五爪行龙纹高足杯。这种五爪龙纹的器物当然不是一般民间所能使用的，应是当时的官用瓷或皇宫用瓷。〈3〉”
高安窖藏出土的龙纹瓷器分别为元代青花梅瓶、青花荷叶盖罐、青花兽耳盖罐、元釉里红蟠螭龙高足转杯、龙泉窑龙纹大盘及卵白釉高足杯等。除9件卵白釉高足杯为五爪龙之外，窖藏的青花、釉里红、卵白釉、龙泉青釉瓷器上的龙纹均为四爪或三爪。
从窖藏出土的器物特征研究表明，以青花釉里红瓷器为例，目前没发现有史料记载元代曾在景德镇烧制了青花、釉里红的皇宫御用瓷器。况且高安窖藏出土的青花龙纹饰均为三爪或四爪，如将烧有三爪或四爪龙纹瓷器送入皇宫，始不犯有欺君之罪？又若9件印有五爪龙纹的瓷器为地方官员所用，那始不犯有忤逆之罪。
因此仅以龙纹定“官用瓷或皇宫用瓷”的理论，存在等级与制度上的紊乱。故窖藏器物应与驸马都尉伍兴甫、伍良臣父子无关。
3、原主人认定疑点之三
《几个问题》作者在文章中又提到：“伍良臣的为人是‘塵视富贵，致力经籍，为诗文畅达清润……’说明伍良臣崇尚《周礼》、《礼记》等儒学，通晓‘中庸’之道。窖藏出土的六件青花梅瓶盖壁内与器底内所墨书‘礼’、‘乐’、‘书’、‘数’、‘射’、‘御’为《周礼》‘六礼’；14件卵白釉印花高足杯圈足内素胎所墨书‘中和’二字，是《礼记》‘中庸’之道。这些与伍良臣的伦理思想是一致的〈4〉。”&
窖藏中六件青花梅瓶器底及盖内所墨书的“礼、乐、书、数、射、御”为《周礼》中的“六艺”&，9件卵白釉印花五爪龙纹高足杯圈足内所墨书的“中和”二字，则为我国古代八卦中的术语。笔者认为儒道两家文字在部分窖藏瓷器上的出现、结合器物的五爪龙纹分析，《几个问题》对原主人的推论忽略了其属特殊使用器的作用，并不能与伍良臣通晓“中庸”之道建立起直接联系。况且古代儒家“六艺”是大多数求知者所需掌握的六种基本才能。所以《几个问题》将窖藏青花梅瓶上所墨书的儒家“六艺”和卵白釉高足杯柄内出现的“中和”二字、与伍良臣“塵视富贵，致力经籍，为诗文畅达清润”的记载相联系实乃牵强附会。
4、原主人认定疑点之四
《几个问题》一文中关于对窖藏主人的认定又谈到：“伍兴甫是高安县城锦江南岸上泉伍家村人，至今该村仍有40多户，200多人，地处城区范围。这里在清代以前，并非城区街坊，而是民居村落，也许伍兴甫父子就生活在这一带。与窖藏地望相接近。上述种种，说明伍兴甫父子最有可能是这批窖藏的主人”&〈5〉。
笔者查考《伍氏宗谱·卷三·迁徙》一章，发现有如下记载〈6〉：
（1）六世孙延庆公自豫章社溪迁居高安下十二都之上泉里，而为上泉分派之始祖。
（2）延庆公五世孙良世公自上泉卜居花苑之下屋（元末避红巾害）。
（3）良世公五世孙礼高公偕二弟花苑下屋迁居筠南之西安门。
从《伍氏宗谱》以上记载得知，宋代延庆公从豫章城东社溪（今南昌市）迁居高安上泉里（位于今高安市建山镇上前行政村上泉街伍家自然村，现有六户，人口约30人），为高安伍氏始祖，距今高安市区约60余公里。元末至正十二年（1352年）红巾军将领况普天攻陷瑞州〈7〉，延庆公五世孙良世公为避战乱由上泉伍家迁居花苑下屋（今高安市灰埠镇小港行政村下伍自然村），距今高安市区约30余公里。明中期，良世公五世孙礼高公又偕二弟从花苑下屋迁居今筠阳街道办事处南门行政村伍家自然村，与市区相望，距约1.5公里。也就是《几个问题》中所指的“伍兴甫是高安县城锦江南岸上泉伍家村人”村庄。
&从以上宗谱记载，我们不难发现。《几个问题》一文中有关“伍兴甫是高安县城锦江南岸上泉伍家村人”有着明显的历史断代错误，《伍氏宗谱》记载的上泉伍家村是宋代伍氏家族自豫章城东社溪迁居高安下十二都之上泉里的上泉伍家，而现位于城郊“与窖藏地望相接”的伍家是西安门伍家，晚至明代中期才从花苑伍家迁徙立居，与伍氏父子生活的元代相去甚远。
&据以上四点释疑，我们可以认定窖藏器物与今生活在高安境内的伍氏家族没有任何联系。《伍氏宗谱》记载生活于元代的伍良臣父子也与元末窖藏的埋藏时间、地点实不相干。所以《几个问题》一文中推测窖藏主人为伍氏父子的论断无据可考〔图一&、图二〕。
二、明正德《瑞州府志》与窖藏
上一章节，本文就高安元代原窖藏主人的误认进行了举证质疑，那窖藏主人究竟是谁？在研究窖藏主人归属这一问题上，由于窖藏没有出土直接表明主人身份的证据，由此只能从高安历史文献中查找相关线索。
&&此次窖藏主人的再研究，系以高安明正德十年乙亥三月所撰《瑞州府志》有关元代〈8〉记述的《瑞州路重修郡学记》为轴线，结合《元史》中的史料，从中分析窖藏与其主人存在的关系。明正德《瑞州府志》原版现藏于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已然为孤本。此研究使用版本为1981年6月高安史志人员于天一阁的手抄本。所引用的元史资料为1976年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明代宋濂等人编著的《元史》为依据〔图三、图四〕。
&&&&据《元史·地理志》载：“唐改建成县曰高安，即其地置靖州，又改筠州。宋为高安郡，又改瑞州。元至元十四年，升瑞州路，领一司、三县（今高安市、上高县、宜丰县）。〈9〉”
&&&&又据明正德《瑞州府志》州国郡路府载：“元至元十三年，瑞州时更天下州郡为路，以统州县，设总管万户府，隶江西行中省。〈10〉”
《元史·地理志》记载瑞州升路在至元十四年（1277年），而明正德《瑞州府志》则记载瑞州改路在至元十三年（1276年），尽管以上记载只一年之误，但自南宋德佑二年（1276年）元军南下攻陷临安（今杭州市），南宋朝廷由此宣告灭亡，元帝国因此完成了南北一统。直至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瑞州路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在元政府统治下影响近一个世纪。尤其在宗教方面《元史·祭祀志》载：“至元十年八月甲辰朔，颁诸路立社稷坛壝仪式〈11〉”至元十年八月（1273年），元政府颁布政令，全国诸路立社稷坛围及祭祀场所，设祭祀仪式。瑞州路的祭祀场所及祭祀文化等也因此兴盛，并为此出台了专用于保障祭祀经费的政策〈12〉。
&以下根据明正德《瑞州府志》中有关瑞州路元代与祭祀相关史料记实片段，用以佐证窖藏器物所产生的背景及因果关系。
1、《瑞州府志》史料之一
查考高安明正德《瑞州府志(瑞州路重修郡学记)》中有以下描述：“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戊子四月，中书奏旨以平江路（今江苏省苏州市）达鲁花赤禹苏福，授正议大夫、瑞州路总管。其年十月始视敷政，听辩之余，询民惠苦，兴其便于民者，而治其顽不用命者，郡县之六事及小大之务次第举行，谒先圣庙，顾瞻敝缺……〈13〉”
元代晚期瑞州路政治腐败，经济落后，文化设施及宗教场所破败不堪，时在至正八年（1348年）,&元中书省向皇帝推荐平江路（今江苏省苏州市）的达鲁花赤禹苏福封为正议大夫，改任瑞州路总管。这年十月，禹苏福即赴任掌管瑞州路一切事务。在施行教化，治理政务之余，经常询问百姓享受到的好处和遭受的苦难，决定兴修那些既方便百姓、又能惩戒那些愚昧而做事又不出力的贪官污吏的设施，如郡县的六项中心工作（即开垦田地、增加人口、平衡赋税、禁止偷盗、军民和乐、减少官司）以及大大小小的政务一个接一个展开。禹苏福到任之初先是拜谒文庙，巡察那些破旧残缺的（文庙）建筑，为统治教化汉地民众，他将重振宗教的工作放在了首位。
在禹苏福励治之下，元末瑞州路出现短暂兴盛。也就在这一时期，高安窖藏中的器物与其发生着直接关系，并因此浮出水面。且这一时政，被时任江州路（今江西省九江市）总管的李铺以《瑞州路重修郡学记》一文载录于元代瑞州路政绩史〈14〉。
2、《瑞州府志》史料之二
明正德《瑞州府志.瑞州路重修郡学记》中记载：“……视庾则空，问帑则匮……于是饬士职谨簿籍明，出内理逋负，若祀若奉常给外，锱铢必较以绝其奸欺……〈15〉”
到任后，总管禹苏福随即查看瑞州路的财政收支情况，来到露天的谷仓一看，谷仓是空的；到收钱的府库一问，府库没钱。禹苏福便说：“要掌握财政的支出与收入，清理拖欠的税赋债务。除祭祀、官员的俸禄所需确保供给外，其他方面即使用钱很少也要计较，以阻止那些奸诈、欺骗套用财政的人和事发生。”
&&&&从记述中不难发现，元晚期的瑞州路尽管财政严重赤字亏空，禹苏福为保“祭祀”这一国之要务，费用开支明确用府库财政作为保障，并位列官员的俸禄之前。由此推论元至正年间，瑞州路的“祭祀”已成为地方政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3、《瑞州府志》史料之三
明正德《瑞州府志·瑞州路重修郡学记》又记载：“痒门讲堂各有楼，朽腐倾乃增葺而新之，西从祀乘高架虚木朽将压，乃累梁之而构庑其上。书籍、祭器则专库以藏……〈16〉”
该史料记载郡学校门、讲台之上各有楼层，凡腐烂倾斜倒塌的部分，总管禹苏福将其全部扩展修整，使它焕然一新。在礼殿西面的祭祀场所，朽木将压至高架的支撑梁，于是砌砖墙用以支撑屋架。书籍、祭器就设专库来收藏。
又据明正德《瑞州府志》卷之四载：“府学在府治西半里许，凤山之右……至正八年达鲁花赤禹苏福前后修葺，元末灾难，文庙讲堂仅存。〈17〉”
&&&&从前段记述分析，至正年间瑞州路一批用于祭祀的礼祭器和书籍有专用库房保管。但这里没有交代其所在的位置。
&&&&后段的记载虽是明代学府概况，但从“至正八年达鲁花赤禹苏福前后修葺，元末灾难，文庙讲堂仅存”的内容分析，明代府学所处的位置，也是元代《瑞州路重修郡学记》中提到的郡学、文庙讲堂、祭祀库原址所在地。由此可见，元晚期瑞州路有一批供官员祭祀用的礼祭器就存放于此。
4、《瑞州府志》史料之四
明正德《瑞州府志.瑞州路重修郡学记》最后记载：“……筠之俗，山谷所谓独不嚣于讼而有道院之称也。况今俗益厚，文益明，勉学之士，其肯负公之心哉。公，西域人，汉卿乃其字……。〈18〉”
该段记述不仅交代了元代筠州（高安）的风俗不仅是山谷先生（黄庭坚）所说的不喜奸诈争讼的地方，还有着道院的美称。而且瑞州路的民俗民风醇厚，文人雅士更加清明，尽力求知的人们怎么会辜负禹苏福的一片苦心呢！尤其最后：“公，西域人，汉卿乃其字”。这里交代了禹苏福，是西域人，汉卿是他的字。
至正八年（1348年），禹苏福从江州路达鲁花赤之职改任瑞州路总管，其西域人的身份与大元帝国将国民分为四等任用也相一致。《元史·选举志》载：“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汉人、南人作一榜。〈19〉”在科举时蒙古人为一等、色目人为二等作一榜选拔任用，北方汉人为三等、南方汉人为四等作二榜选拔任用。元代瑞州路不仅有一等任命的蒙古官员，还有来自元代西域四大汗国、类似于禹苏福这样的色目官员。在宗教信仰上他们与伊斯兰教相互融合，《瑞州路重修郡学记》记述的维修祭祀场所，表明官员在落实元政府宗教政策的同时，不排除一些来自西域汗国的少数民族官员、将西域祭祀中的部分文化元素融入中原，助驱了元代祭祀文化的发展。
由此不难看出《瑞州府志·瑞州路重修郡学记》所反映出当时瑞州路祭祀文化的兴盛，衍生出来的有一批祭祀用礼器。而从众多窖藏器物分析，且是与这一历史记载相符的。
&三、从出土器物剖析窖藏主人
为了进一步印证窖藏与主人间存有的关系，我们不妨以窖藏器物的属性为切入点，从中选取代表性的器物进行解读，分析其背后的主人及身份。&
1、窖藏青花瓷器
（一）青花蕉叶纹觚。窖藏出土的19件青花瓷器中，青花蕉叶纹觚显得尤为醒目。觚是中国古代用于祭祀的礼器，也可用作饮酒的容器。其造型为圈足，敞口，长身，主要盛行于商代和西周。
觚在宋代以陶瓷烧制不在少数，如宋五大名窑就不乏觚类精品的出现。以青花钴料烧制觚则始于元代晚期，存世量极少。此青花觚属元代青花觚中的上品，极其珍贵。它的出现，是窖藏244件瓷器中在造型上明了其属祭祀用途的器物，其用途并与明正德瑞州府志《瑞州路重修郡学记》中“操觚弄翰”的记述惊人的吻合〔图五〕。
（二）青花梅瓶。窖藏中有梅瓶共6件，它们造型相似，且均为短颈、小口、带盖，4件梅瓶盖的盖内置有锥管，锥管状结构使得瓶与盖套合后不易脱落的同时，又使梅瓶盛酒后易于密封。此类梅瓶的烧制既与大元帝国引进蒸馏酒的制作不无关系。但更多则是元官府用以满足祭祀的需要。
这6件梅瓶中有4件龙纹装饰为蓝白交替的效果，尤为醒目，可视作与大元帝国草原民族崇拜蓝天白云的祭祀文化相关。从《元史·祭祀志》有：“衣冠尚质，祭器尚纯”的记载〈20〉，应得出如下推论：在元代晚期，瑞州路官府根据朝廷对祭祀时官员衣着“尚质”、祭祀器“尚纯”的标准，结合自身祭祀的需要，获得了一批类如青花、卵白釉、青釉等“祭器尚纯”的祭祀器；尤其是窖藏中蓝白相间的青花瓷为代表，更符合其盛酒祭祀器的用途。窖藏中青花瓷的功能应与现藏于英国大卫德基金会“至正十一年青花云龙纹象耳瓶”纯蓝纯白的祭祀用途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6件梅瓶在功能上与至正十一年象耳瓶略有区别，前者用于盛酒的祭祀用礼器，而后者则“铭文”专用于菩萨座前的供奉器〔图六〕。
&&&&另外，在窖藏6件梅瓶底部及盖的内壁，分别用墨书楷体写有“禮、樂、書、数、射、御”儒家六艺，部分瓶底部的墨书虽然年代久远受土壤侵蚀严重,&但都能依稀可辨。从中不难看出窖藏主人崇尚儒家文化之用意，并巧妙地用“六艺”将梅瓶编号成为了一个组合体。
在明正德《瑞州府志》卷之十三《瑞州路重修郡学记》中载有：“……积二年，廪有余粟，库有余财，而公之志乃得行焉。乃饰礼殿而易其丹碧，肃神仪而正其章服之戾制者。〈21〉”
从该记述中我们看到禹苏福到任瑞州路总管二年后，谷仓里便有了余粮，府库中便有了余财，致使其重修学堂的计划得以实施。于是维修郡学，装饰礼殿（郡学中的一部分文庙，祭祀孔子的场所），更换了原建筑中的红墙、碧瓦，揖拜先贤神像（郡学中的孔子像），修正那些有违礼制（孔孟之道）的地方。
&&&&瑞州路的郡学书院及社稷祭祀，是元代统治者用来教育培养人才及教化汉民的场所。他们遵崇汉人传统的“孔孟”之道，修建文庙和祭祀先贤，以稳固蒙古帝国的社稷，从而达到长久统治汉地的目的。作为瑞州路官员使用的祭祀礼器梅瓶，用汉字在其上书写“六艺”是符合其崇尚儒学文化祭祀的理念。
另据《元史·祭祀志》中有：“礼仪、乐仪、射仪、御仪〈22〉”的记载，这均是元宫廷在祭祀活动中需进行的礼节仪式。这些祭祀术语出现于祭祀的梅瓶上，也是瑞州路官员们从祭祀器礼仪的角度、虔诚地在梅瓶上书之。至于梅瓶上的“书、数”二字，虽不见于《元史·祭祀志》中的注释，但作为6件梅瓶组合器中不可或缺的2件，“书、数”的用意是否可定位在源于瑞州路郡学用于祭祀“先贤”的诠释。
&&&&因此，6件梅瓶由于其长期处于元瑞州路郡学及祭祀场所，其所书“六艺”的出现不仅与《元史·祭祀志》的祭祀记载礼仪相一致，也与《瑞州路重修郡学记》中的史料相吻合，是元政府向先进汉文化学习用于统治其帝国的体现〔图七、图八、图九、图十、图十一、图十二、图十三〕。
（三）青花云龙纹兽耳盖罐。通体用青花装饰，纹饰多达12层，肩部两侧各贴塑模印铺首一只，口中衔有铜环。查考史料，铺兽衔环装饰多出现于宫廷建筑物之上，以彰显皇家君临天下气势的威严。如该装饰出现于庙宇祭祀场所，则以示宗教场所的肃穆圣洁；官府衙门上出现兽耳装饰，则更多用于表达的是威严；大户富裕之家的门宅上出现兽耳装饰，更多地用于镇宅辟邪和主人听叩门声迎客。
窖藏兽耳盖罐铺首衔铜环的出现，既区别了皇宫禁地的森严等级，也有别于富裕人家宅门上兽铺衔环的用途。从目前考古出现实物看，宋代瓷器上少见有兽耳衔环装饰。但进入元代，瓷器上贴塑铺首衔环装饰大量出现，且多出自于随葬陶瓷品的对瓶上。从中我们不难推论，兽耳盖罐出自元末窖藏用意，虽不是随葬品，也不能简言之视为陈设实用器，根据其造型分析，该青花兽耳大罐与我国古代商周以来盛行的青铜礼器罍类似，它在文化内涵中应与庙宇祭祀中的铺首衔环相联系，与祭祀是同一文化属性。故其出现于窖藏，应将其视为元代瑞州路官僚们用来盛酒祭祀的礼器较为贴切〔图十四、图十五〕。
（四）青花荷叶盖罐。罐盖以荷叶为造型作为罐的盖面在元代广为流行，属该朝代的典型器物造型。高安窖藏中的青花瓷器，大多出现绘有与荷莲相关的纹饰。荷莲纹饰在古代多用于与宗教建筑及宗教信物相关的物品上，其寓意突出表现为圣洁和出淤泥而不染。莲花是佛教经典中常常提到的象征物，故荷叶与莲花是宗教花卉的象征物。
&高安窖藏出土的荷叶盖罐共一对。罐盖作覆荷叶状，配以卷曲莲杆状把柄钮，用青料绘叶脉及鱼纹，罐的盖面似从荷塘中徐徐升起来一片荷叶，圣洁无比。从荷叶盖罐造型上看似乎适合用于陈设，但将它与今分别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和九江市博物馆的一对“元代青花塔式荷叶盖罐”一比对，就能发现其制作荷叶盖面的用途。塔式盖罐为随葬品中谷仓类瞑器，其上荷叶纹饰，在宗教中还有“起死回生、超度亡灵”的寓意。
很显然，窖藏中的一对青花荷叶盖罐烧造用途较为明确，应推断为元代瑞州路官僚用于祭祀时盛放五谷杂粮的祭器，并与其它祭祀器物组合，属瑞州路祭器中的一种〔图十六、图十七〕。
（五）青花高足杯。窖藏出土244件瓷器中青花高足杯有9件，数量较为罕见，其大小大致相同，属窖藏青花类型器物中比例最多的器型。青花高足杯上部均为碗形，口沿微外撇，杯心平坦，下承喇叭状、竹节型高柄足，足中空，足端平切露胎。纹饰分别为诗文、一束莲纹、“岁寒三友”一束莲纹、菊纹、松梅纹、牡丹纹、“岁寒三友”蕃莲纹等。其中尤以“青花诗文高足杯”最为突出，从高足杯内所书“人生百年长在醉，算来三万六千场”铭文来看，窑工制作的是“高足酒杯”，而目前有学者在研究元代该类型器物时将其归纳为“高足碗”的范畴，实属误判。此杯通高高9.4厘米，口径10.7厘米，足径3.9厘米，从尺寸大小与高足杯的造型分析，该器的确无法用来盛饭，与碗的用途相悖。
&青花高足杯由于造型上的匹异，它出现在高安窖藏，在元代的高安只有一个群体适用它——瑞州路的蒙古人及来自西域的官僚们，它们在草原游牧或迁徙过程可将其用作饮酒或喝奶茶。如将与窖藏祭祀器用途并列，又与元代统治者——蒙古人特有的“敬献饮食致祭〈23〉”的祭祀礼仪相一致。元代祭祀者的祭祀方法是把酒食“洒奠”在偶像上面，或抛洒在地上，这一传统的祭祀乃至影响至近代。在今天高安的民间，不管哪一行当，凡是上了年纪的手艺人，仍然有酒祭的这一习俗：他们坐上酒桌在饮酒之前，会先将手指在酒杯中蘸酒举过头顶往上一弹——祭天，第二下用手指蘸酒向下弹——祭地，第三下则将蘸酒的手指向桌面轻轻一弹——祭祖（师傅）。由此可见元代的瑞州路，不管是蒙古人用的高足杯还是汉人用的圈足杯，人们不仅将它用来饮酒，还是祭祀文化中的祭器〔图十八、图十九、图二十〕。
&故窖藏中的青花高足杯既源于草原民族的生活习性而烧制，又可与窖藏的其他祭祀器相组合用于盛酒祭祀。该推理也是符合此类器物的文化属性，从而进一步印证了明正德《瑞州府志·瑞州路重修郡学记》中“祭器”的记载。9数在这里的出现绝非偶然，还应与古代九五之尊、长治久安的祭祀文化相衔接。
〔表二〕&&窖藏青花器物名称、数量、用途、拥有者及储藏地图表分析
青花蕉叶纹觚
瑞州路总管府
瑞州路郡学祭器库
祭祀礼器、酒尊
青花云龙纹兽耳盖罐
祭祀礼器、酒尊
青花荷叶盖罐
祭祀礼器、盛食罐
青花高足杯
祭祀礼器、酒具
2、窖藏的龙泉窑瓷器
窖藏出土龙泉瓷器共168件，含盘、碗、碟、洗、高足杯、罐共6个品种。尤其是龙泉窑大碗有62件，占窖藏龙泉窑瓷器数量的37%，所占比例如此之大，也是值得关注的重点线索之一。
查阅明正德《瑞州府志·群祀志·坛遗》记载：“社稷坛在阜成门外，洪武初设缭以周垣，厨库祭器并如二，坛左斋房十间，每岁春秋仲月上戊日，本府官率僚属致祭。〈24〉”
以上记载的虽是明代社稷坛的基本概况，但从“洪武初设缭以周垣”一句中不难发现，该社稷坛元代就已有之，只是洪武初（约1368年）加设了围垣。从“厨库祭器并如二，坛左斋房十间”分析，说明该厨房、祭器库共两间在元代与社稷坛并存。坛左边斋房十间，也就是说，该社稷坛除明洪武初加设了围垣，其用于祭祀官员饮食的十间斋房也是元末遗存。同时该记载的祭祀时间，也与《元史·祭祀
志》中颁布郡县祭祀伏羲、炎帝、黄帝应在“有司岁春秋二季行事。〈25〉”的时间相同。
又查明正德《瑞州府志》元晚期瑞州路户籍人口情况〈26〉，瑞州路户籍人口史料所反映所辖的高安县、上高县、新昌州（今宜丰县）实为统计瑞州路的总户数和总人口数，没有发现记载有大量人口群聚一处生活的记载。
由此推论，窖藏62件龙泉窑大碗，为元代晚期瑞州路社稷坛厨房餐具。从一些大碗釉面留有使用过的痕迹表明，这批大碗应属瑞州路总管府率领本府幕僚、在每年春秋两季、于社稷坛祭祀时斋房用餐所为。
再翻阅《瑞州府志·秩官志封·爵》载：“本路达鲁花赤一员，总管一员，同知、治中、判官、推官各一员，经历、知事、提控案牍蒹照磨承发架阁各一员，路儒学教授、学禄、学正、直学各一员，司狱司司狱一员，禄事司达鲁花赤一员，禄事、判官、典史各一员。〈27〉”以上合计瑞州路总管府有官员共19人。
&&&&又查明正德《瑞州府志》中记载，高安至正年间瑞州路设万户府，官员构成如下：“达鲁花赤一员，万户、副万户各一员，经历司经历、知事提控案牍各一员，镇抚所镇抚、吏目各一员，龙兴上下千户所、手额号千户所各达鲁花赤一员，千户、副千户弹压百户各一员。〈28〉”瑞州路万户府共有官员10人。〔图二十一〕
从以上两处史料的提示，元代至正年间的瑞州路总管府和万户府共计有从职官员29人，也是蒙古人和色目人（西域人）官员最为集中庞大的一个群体。如瑞州路召集所管辖二县（高安县、上高县）一州(新昌州，今宜丰县)官员举行大型祭祀活动〈29〉，那因祭祀而聚集的人员将成倍增加。因此，从窖藏龙泉窑大碗的数量及部分盘碟与当时瑞州路总管府用以在社稷坛祭祀的人数比对，出现了惊人的吻合。其中高足杯、大盘既是实用器，亦可作祭祀器交替使用。
&如要进一步证明窖藏龙泉窑瓷器与元代祭祀存在联系，现可将《元史·祭祀志》中的记载举证做一简单诠释。
&《元史·祭祀志》有关祭器的记载：“罍一、洗一、篚一，中统以来，杂金、宋祭器而用之。至治初，始造新器于江浙行省，其旧器悉置几阁。〈30〉”
从该《元史》记载，明确了元政府使用祭器中囊括罍、洗、篚。自元中统以来（约年），元朝廷用于祭祀的器物均为金宋时期遗物，到至治初年（约1321年），元政府于浙江行省始造新器用于祭祀，原祭祀旧器搁置不用。由此推论，在元代的浙江行省只有龙泉窑才可担当此重任，以满足朝廷祭祀之急需。高安窖藏中的168件龙泉窑瓷器，应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由瑞州路总管府于至治初年（约1321年）之后效仿朝廷的做法，在浙江行省龙泉窑订购的祭祀器。其中的高足杯、大盘既是实用器，也可作祭祀器物交替使用。
&有关窖藏中的29件龙泉窑洗，按该《元史·祭祀志》的记载它既是祭祀中的必需祭器，而又可做为瑞州路郡学祭祀先贤的祭器及文房用具。这也可从《瑞州路重修郡学记》中：“书籍、祭器则专库以藏，先贤旧祠则增拓而大其制……〈31&的记载中得到印证（图二二、图二三、图二四、图二五、图二六、图二七、图二八）。
〔表三〕窖藏龙泉窑器物数量、用途、使用者及来源图表试析
窖藏出土龙泉窑瓷数量168件
类型总数量
使用者地点
龙泉窑大碗
瑞州路社稷坛斋房
龙泉窑小碗
龙泉窑大盘
祭祀或手抓餐具
龙泉窑中型盘
龙泉窑小盘
祭祀礼器、文房用具
瑞州路郡学祭祀场所
高足杯29件
龙泉窑撇口高足杯
祭祀器、酒具
瑞州路社稷坛斋房
龙泉窑敛口高足杯
龙泉窑荷叶盖罐
祭祀器、盛食罐
&3、窖藏卵白釉印花龙纹高足杯
&&&&窖藏出土卵白釉高足杯共17件，其中9件印有五爪龙纹，较为醒目。该9件高足杯与窖藏其它瓷器不同之处还在于杯把的柄内墨书有“中和”二字，极为独特，在历代瓷器款记上也较为罕见。
&&&&查找“中和”词汇释义，其源于古代八卦术语，意为：八卦中上部要求和、下部要逢中，这是个口诀。在八卦六爻里，第2爻为逢中，是精神领袖的意思；上部第5爻为和，是皇帝的位置。处于上位但是恩惠下位和逢中2爻呼应，假如与2爻不和，失去呼应，那么这个位置就解释为没有保证跌落而群龙无首。根据八卦对“中和”二字的释义，结合高足杯五爪龙纹及柄内所墨书的“中和”二字，说明它不只是9件简单瓷器。
据《元史·百官志》载，世祖忽必烈即位后，于中统四年（1263年）5月，设立枢密院，序从一品〈32〉，权力仅次于中书省，主要掌管全国军事机密事务、边地防务，并兼禁卫。战时，并设有行枢密院，作为枢密院的派出机构统辖一方军政事务。又据清代蓝浦所著《》中记载，元中晚期中央枢密院在景德镇烧造印有“枢府、太禧、福禄”等字样的卵白釉瓷器，并委任饶州路总管代行管理及课税权〈33〉。由此不难分析，窖藏出土的高档次卵白釉龙纹高足杯应属元代“枢密院”所为，其生产时间在元代的中晚期。
查阅《元史·祭祀志》郡县三皇庙载有：“元贞元年，初命郡县通祀三皇，如宣圣释奠礼。太皞伏羲氏以勾芒氏之神配，炎帝神农氏以祝融氏之神配，轩辕黄帝氏以风后氏、力牧氏之神配。〈34〉”元贞元年（1295年），朝廷首次颁布政令，要求郡县各级地方政府与朝廷共同祭祀“伏羲氏、炎帝神农氏、轩辕黄帝氏”。高安窖藏有卵白釉高足杯17件，唯独该9件为五爪龙纹，“中和”二字也墨书其上。照此推测，不排除该9件五爪龙纹高足杯所针对的祭祀对象、是经朝廷颁布政令、要求地方各级政府祭祀的我国远古的三位皇帝。其“中和”二字也与该祭祀对象相吻合。&&
另外9件墨书“中和”二字的卵白釉五爪龙纹高足杯，它与窖藏9件青花高足杯在数量上是惊人的一致。不知是巧合还是当时瑞州路官府出于祭祀的需要而有意为之，此乃仍存有未解之谜〔图二十九、图三十、图三十一、图三十二、图三十三〕。
&&&〔表四〕窖藏卵白釉印花龙纹高足杯龙纹爪数、作用及拥有者图表分析
卵白釉印花龙纹高足杯
祭祀礼器、酒具
瑞州路社稷坛
四爪龙纹（重残）
三爪龙纹（3件重残）
荔枝纹印花
素面（重残）
&4、窖藏釉里红高足转杯
&高安元代窖藏出土釉里红高足杯共2件，一件为釉里红彩斑贴塑蟠螭龙纹高足转杯，另一件为釉里红梅菊纹高足转杯。以窖藏出土的2件釉里红高足转杯为例，窑工在制作过程中或将草原民族的宗教信仰融入其中。&&
&早在公元前的西汉，印度佛教从古西域不断地传入我国，经由青藏高原辐射中原，期间长时驻足于草原，与草原分支的蒙古族萨满教相融合，成为今蒙古族人信奉的藏传佛教的一支，影响广泛。藏传佛教在今蒙古族的生活中仍随处可见，诸如其使用的手摇传经筒是最具代表性的宗教礼仪信物。此般造型，与窖藏出土釉里红菊纹高足转杯在造型上惊人的相似。釉里红高足转杯上的整体造型和藏传佛教手摇传经筒相差无几，而且杯体与柄部都能转动。釉里红高足转杯因其与窖藏中其它祭祀器物同属一个主人，可将其理解受藏传佛教的影响在景德镇定烧，是草原民族宗教文化中的典型物品。
至于2件釉里红高足转杯在当时的作用，目前仍无恰当的定论。但从其360°旋转的功能分析，作为家常酒具及陈设物貌似画蛇添足，应理解更多地蕴含了民族文化的个性，将其与釉里红匜一同归纳为具备祭祀功能的礼仪之器更为妥切。此释与高安明正德《瑞州府志·瑞州路重修郡学记》中：“祭器则专库以藏……”的器物用途不相矛盾〔图三十四、图三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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