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诚行地产购买二手房房信得过吗_百度知道
在德诚行地产购买二手房房信得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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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日子：周恩来保健医生回忆录（全本）--- 作者：张佐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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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作为周恩来的专职保健医生在他身边工作了十年多一点时间，而这十年恰恰是 “史无前例”的年代……通过回忆录的形式展现了总理的点点滴滴。 更新时间： 09: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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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日子：周恩来保健医生回忆录 作者：张佐良 第一节、来到周恩来身边(1) 邓小平视察水陆两用坦克厂有惊无险；得知抓了坦克车驾驶员，邓小平让“马上放人”；成为“中央文革小组”重要成员的王力险些坠入万丈深渊 　　1965年深秋，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率领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和铁道部长吕正操以及三线建设副总指挥程子华等人视察云、贵、川三线建设进展情况，卫生部保健局派我随行。所谓三线建设就是国家为了战备而将重要的军工企业与重工业安排在云贵川三省。保健局交代我的任务主要是照顾好邓小平。 　　出发前，邓小平夫人卓琳同志引我见了邓小平，在为他作了简单的体格检查后，小平同志跟我交代说：“我这里没有多少事，不需要医生，但你可用我的名义跟出去，要把富春同志照顾好就是了。” 　　“好的。”我简单地回答。 　　那一次李富春夫人蔡畅大姐没有去，李富春身边随员比较少，一路上我多半随李富春一起活动。 　　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他在战争时期的赫赫功绩早被人们广为传颂。 　　邓小平青年时期赴法国勤工俭学时，同周恩来、李富春、蔡畅、蔡和森等人一起参加革命活动。留法期间，李富春、蔡畅把他当作“小弟弟”一般来照应，所以邓小平同李富春、蔡畅间的革命情谊之深非同一般，他，因此对我有这样的交代。 　　有人说，邓小平办事举重若轻，管大事，不经意小事，我不完全赞同。后来，我在同他的接触中碰到过几件不大也不小的事情，令我印象颇为深刻。 　　事情是这样的：在我随邓小平去云、贵、川视察三线工作之前个把月，我按规矩，为了熟悉他的健康情况，多接触他，让他了解我，对我这个保健医生建立信心。因此我每星期至少要到他家去一两次。主要是卓琳同志和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接待我，但他亦常看到我。按理说，他是能认识我的。可是，有一天上午，我拎着出诊包进了中南海怀仁堂西侧庆云堂胡同三号院邓小平家，他正专注地抱着一个不满一周岁的小孩子在院子里散步。 　　“卓琳，送文件的来了！”当他看见我拎着一只黑色出诊包便大声喊道。邓小平一向耳背，故他说话的嗓音比较大，咳嗽清嗓子的声音也很响。看来，他一时未认出我，把我当成办公厅机要局送文件的同志了。 　　“喔，什么送文件的来了，是张大夫，请进来坐。”卓琳招呼着我。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邓小平就被打倒，不久他被“遣送”南昌。在时隔七年后的1973年4月，那时他刚被“解放”，没有带随员，他只是同夫人卓琳一起看望因患癌症而作了手术正在玉泉山休养的周恩来。大家都高兴地到门口去迎接他们。 　　“你是张大夫，总理还好吧？”他跟我握手时这么说。 　　这一回，表明他是认识我的，尽管是件小事，况且时间隔了七八年之久。 　　我在保健工作中接触过多位中央高级领导人，当然时间短，知道得不多也不深。但从表面看，唯有邓小平、董必武和陈云等首长，家庭中三世同堂、儿孙绕膝、共享天伦。尤其是邓小平喜欢孩子也是有目共睹的，如他带着第三代到飞机场迎接外宾，参加植树节等重大活动使广大观众都在电视荧屏上看到了。他，与一般的老爷爷含饴弄孙没有什么不同。他，是伟人、是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但他也同普通老百姓一样有着温馨的家庭生活。 　　去三线视察那会儿，李富春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薄一波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邓小平带着主管国家工业和经济的重要负责人视察三线建设工程，可见此行的重要意义，此举简直可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相媲美。当时的邓小平刚进入花甲之年，他精力充沛，同老战友相处在一起情绪特别高，常听到他侃侃而谈与朗朗笑声。 　　解放战争时期，我在部队里就听到过许多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神奇故事。上级指派我跟随邓小平去云、贵、川视察工作，我感到十分荣幸。 　　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一节、来到周恩来身边(2) 邓小平视察三线建设工程，犹如他当年带着千军万马驰骋疆场一样，他任总前委书记，但他必须要有刘伯承司令员等几位能征惯战的将帅配合默契，方能度过重重难关，克敌制胜。 　　想当年，三线建设工程规模空前，在国家工业底子薄，经济尚不富裕，技术比较落后的情况下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举措。其时，咬着牙投入了大量资金、人力和物力，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去创造奇迹！当时，我看到的攀枝花（即渡口市）钢铁联合重工业基地正待开发当中。邓小平此行，带着中央主管工业、经济建设和铁路运输的主要负责人同行，无疑要去完成一次大的战役，取得重大胜利。可惜的是他尚未等到战局的结果如何，“文革”###便开始了。 　　 第二节、来到周恩来身边(1) 此次随邓小平去三线视察工作发生了一件虽说有惊无险却亦令人心悸的“意外事故”。 　　邓小平是四川人，他一到成都自然就是到了家乡，西南大区书记李井泉、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和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等人都热情接待并随同总书记视察工作。 　　一天上午，根据日程安排，大家去参观水陆两用坦克车制造厂。原先安排在嘉陵江边观看水陆两用坦克车开到江里去表演，只因天公不作美，雨下个不停，道路泥泞，不得不将坦克表演临时改在室内进行。水陆两用坦克成了“一用”，暂且只好当作普通坦克车表演了。大家未能看坦克车开进江里去的精彩表演，多少感到有点煞风景。 　　厂方负责人带领大家进了一间大厂房。真不愧是坦克工厂，厂房之大使我生平第一次开了眼界。除了厂房中央划出了一块空地停着一辆预备表演的坦克车外，里边停满了坦克车。参观人员被安排在这辆表演坦克的四周。 　　首长站在前边，随员在后。我站在邓小平右侧，同他相隔开七八个人。我的右边是铁道部办公厅主任，我们背靠停放在身后冷冰冰、硬邦邦的钢铁家伙——水陆两用坦克车。我们没有退路。 　　技术人员向首长们介绍了坦克的性能和同军事上先进国家坦克的比较情况后，便开始进行坦克车原地转动表演。一位负责现场指挥的同志手里举着一面小红旗站在坦克正前方，驾驶员在坦克车内通过一个外“八”字形的视窗按照指挥员的命令进行操作。那辆表演坦克启动时马达发出隆隆的轰鸣声，参观者被震得耳膜轻微疼痛，听不到旁边人们的说话声。 　　坦克车先作顺时针方向慢速转动一圈，中间灵活地表演了几次煞车，一切都很顺利；但它刚一停稳又突然启动进行逆时针方向高速转动，还没有令参观者反应过来，已有好几个人被掠倒在地。我摔倒在地，手里提着的出诊包被甩出数米远。紧挨我右边站着的铁道部办公厅主任也倒在我身旁。他用右手护着左胳膊，只见鲜血从他手指缝里滴下来，他的外衣已染红了。我急忙从地上站起来去检查他的伤口。他的左胳膊受了重伤：身上的军大衣、呢中山装、毛线衣、衬衫及棉毛衫等五层衣服被撕成一个大洞，伤口又大又深，骨头也露了出来，鲜血直往外流。 　　这位主任挺坚强，他只是用好胳膊托住受伤的左臂，紧皱着眉头低声地哼哼着。有人把出诊包给我递了过来，我取出急救包替他包扎好伤口，接待部门用汽车送他去医院。 　　首长们都已安全地离开了现场。我正欲拎起出诊包返回潘家坪住地时，突然感到自己右手腕剧烈疼痛，无法拎起出诊包。仔细一瞧，发现右手腕关节已肿了起来。在场的人也用汽车把我送到重庆医学院附属医院骨科门诊，经X光拍片检查发现桡骨下端裂了一条小缝，幸好并无错位。医生用中药敷贴局部并以石膏托固定右臂。我这点小伤同那位主任相比算不了什么，虽说有点痛还是可以忍受。但我不知道自己受伤后还能否继续随首长们一起活动。 　　“张大夫，疼得怎么样？我们这里事情不多，你可以回北京去治疗，养伤要紧，不要勉强。”回到潘家坪后，卓琳见到我便关切地说。 　　“……” 　　我听后默不作声，不知道自己应当怎样表示好。 　　我受了一点伤，到底应该说“没有关系，可以留下来”，还是说“我回北京去吧，另找一位医生来接班”？这毕竟不是战争环境轻伤不下火线。 　　“当然，你愿意留下来继续随我们一起活动，我们是欢迎的。”她见我未表示态度，大概看出了我的心事，又接着补充了一句。 　　后来，邓小平办公室的人真诚地征求了我的意见，我表示愿意留下来随团活动。 　　第二天中午，我听到邓小平办公室工作人员说：地方上，在我们离开后就把那个坦克车驾驶员抓了起来。 　　“马上放人，不许处分他！这件事情同驾驶员根本就没有关系。”邓小平向他的随员这样交代，并要他们赶快去办。 　　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第二节、来到周恩来身边(2) 邓小平得知地方上抓了坦克驾驶员，他在仔细了解情况后有些生气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解释：那个坦克车驾驶员坐在车里完全是听外面指挥员的命令动作。这个驾驶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立过功，为什么要抓他？要说有责任的话，还是安排这个活动的领导要负责，组织工作没有搞好嘛。事情已经发生了也不要再去追究什么责任，重要的是应该吸取教训，这么搞法不好！ 　　我听他们讲了这件事情的经过，内心非常感动，觉得邓小平真了不起，我既为那个驾驶员庆幸，感激邓小平，也为我们党有这样英明的领导人而欣慰。 　　若是碰上哪一个官僚主义的大官、昏官，这个驾驶员可就要倒霉了，即使不被枪毙也得叫你在大狱里呆上几年，起码得审查你的动机、政治背景或幕后指使者以及祖宗三代的历史。 　　“文革”中，邓小平作为我国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我跟家人和挚友曾多次悄悄地讲过上面这个真实而感人的故事，一个大人物能如此体谅与宽容基层干部，关怀平民百姓实是难能可贵。由此不难看出邓小平决不是坏人，说他有错误我不敢反对，但要打倒他，我觉得太过分了。 　　邓小平率同李富春、薄一波、吕正操等人到三线视察把基础重工业的选址与布局敲定下来。这个中央视察组庞大的车队首尾相接排成一字长蛇阵，开道车与最末尾的后卫车拉开好远的一段距离。 　　我们由成都出发，经重庆、长江上游川南港口重镇宜宾市，直往贵州省府贵阳小住。然后去参观决定中国共产党命运的遵义会议会址。地方党政负责同志请长征时期任党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与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审定参加遵义会议的人数、与会者所坐的位置等问题，邓小平和李富春给予了明确而满意的答复。 　　嗣后，再继续往西进发直到西昌（今天的卫星工业城）南边的会理住了几天。会理地处四川云南交界处，属亚热带气候，到了那里人们都换穿夏季服装。会理招待所濒临“琼海”边上。说是“海”其实是个大湖泊。据说，很久以前西昌地区突然发生剧烈地壳变化，使这儿一座城市从地平线上消失，陷入深达百米的“海底”，随即形成了美丽的湖光山色这一自然景观，后人称之为“琼海”。 　　“琼海”的湖面宽阔，湖水清澈，水面平静如镜，蓝天白云及山岭树木倒映水中，映照出一幅美丽的风景画。遥望四周云霭萦绕、林木叠翠的群山包围着这幽静的“琼海”，实乃人间仙境。我们从天寒地冻的北国来到这“琼海”之滨，腊月天气的“海水”水温仍在摄氏18度左右，我们中勇敢的同行者跃入水中畅游一番，真是痛快，亦算是不虚此行。 　　翌日上午，我们从会理出发驱车赶往视察三线建设的最后一站春城昆明。云南省委安排邓小平同志等一行住进昆明饭店。 　　那一次，我有机会跟随邓小平视察三线工程之行，一路上山高路险，不少地段公路修筑在海拔两千米以上，仍属半山腰。公路路面很窄，常常一侧是陡坡，另一边为万丈悬崖。公路急弯甚多，但没有设护栏。当时尚没有现代化的高速公路，因是泥土路，故路面状况不甚平坦。几十辆汽车快速行驶途中，我盼前顾后看不到车队首尾。汽车长龙时而盘旋而上几乎接近“山顶”；由上往下看去，只见那一辆辆小轿车简直就像“甲壳虫”，车队顺着山坡蜿蜒而下直至谷底；抬头朝上看去，只见车队过处尘埃滚滚好似在云里雾里缓行。 　　为了要赶路，整个车队速度还是比较快，我们随着公路时常忽左忽右地急拐弯，幸好司机驾车技术均属一流，否则性命交关。即便如此，乘车人中有好几位因急弯太多导致晕车，脸色蜡黄，额头出虚汗并有呕吐。 　　高原公路上白天万里无云，烈日当空，空气中湿度很低。尽管有些地段的路面用人工撒了点水，但杯水车薪解决不了问题。车队过处依旧是尘土飞扬，不得不使汽车之间拉开较长的距离，使后面的车辆少吃尘土，亦减少撞车的危险。到了夜间，高原气候寒冷，路面会结冰。后来在“文革”中那个大红大紫的王力，就在那次旅途中翻了车，险些丢了命，幸好汽车卡在两棵大树间，算他命大，没有坠入万丈深渊中。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二节、来到周恩来身边(3) 此次我看到了长征时红军不畏艰险，同敌人无数次浴血奋战、作出重大牺牲渡过天险而取得最后胜利的那几条著名江河：毛泽东长征诗词“金沙水拍云崖暖”之句中的“金沙江”；毛泽东等人率部两次突破的“乌江天险”；1935年红军在四川中西部强渡的“大渡河”等。人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云、贵、川三省确是多山地区，虽不像大西北的黄土高原那样，处处荒山秃岭，一看便知是一副贫穷落后的面貌，但大西南也不是林木繁茂的花果山。四川略为富裕一些，历史上属于“粮仓”；而贵阳的干部告诉我，当地老百姓十分形象地说解放前的贵州地区是：“路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腰无三分银。”在我去那里的时候差不多还是那种状况，没有什么改观。据说，改革开放后的现在，那里仍属需要脱贫致富的“老少边”地区。 　　尽管我有幸领略了一些大自然的山河之美，但更使我钦佩的是经历过后世永远传颂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一代革命家，这次随同首长视察三线，也领略了他们当初通过云、贵、川贫穷落后地区以及爬雪山过草地是什么样的滋味。 　　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上经历过大起大落的考验。1973年他恢复工作后只用了近两年时间“治理整顿”，便使我国已濒临破产的国民经济有了好转。 　　周恩来胸怀坦荡，目光远大。他力举邓小平接替他的工作，深知“小平肚里百万兵”，邓公具有雄才大略，堪当重任。 　　日下午3时，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周恩来的追悼会上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为他的老战友周恩来宣读悼词。这也是邓小平再度遭受劫难而靠边站的开始。在此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见他露面、不闻他的音信。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尽管当时上面对邓小平复出工作仍有非议，少数人且有阻难。但党内外、干部、群众、全国上下希望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呼声很高，因为邓小平在“文革”中作为中国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他的名字早就家喻户晓。“文革”后期，邓小平初次出山，他敏锐的政治眼光，力挽狂澜的勇气，大刀阔斧的工作作风，令人十分钦佩。老百姓昵称他“邓大人”决不是偶然的。群众同情他、信赖他，希望邓小平能再次出来工作、主持大局，中国才会有希望。 　　1976年清明节前后，天安门广场的“四五”事件就是人民悼念周总理、同“四人帮”抗争的明确态度。在那“史无前例”的年代，我不过是个人微言轻的人，深怕自己挨整全家遭殃，更重要的是自己没有胆量公开对邓小平这样的人物评头论足。但是，我在同相信不会出卖自己的家人和挚友面前悄悄地议论邓小平的伟人气质，常举出邓小平在重庆为水陆两用坦克车驾驶员解脱的故事，和他1973年复出工作后的功绩告诉大家。 　　60年代，我国政府出于战备考虑，将军工产业分布在内地大山沟里或山洞里，那些地方多半是交通与通讯困难、生活不便的地方，如当时正在建设中的工业重镇渡口市就有钢铁、煤炭与机械工业。参观途中，我们见到从沿海地区，特别是从上海抽调去的许多工程技术人员与熟练工人。那时党的威信高，人们的觉悟也很高，我有意同几个上海人交谈：“你们到这个山沟里来工作生活上有什么不习惯吗？”他（她）们朴实诚恳地笑答道：“有点不习惯，但这点困难是可以克服的，相信今后会慢慢好起来的。”解放后，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响应党的号召支援边疆和帮助内地建设，不少工厂、企业、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内迁，大批知识分子和工人随之而去，他们在那里真正安家落户，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急诊的对象竟是公安部长罗瑞卿，外伤？跳楼？他以死向林彪一伙示威1965年12月上旬，我随邓小平视察三线建设工程到达昆明，拟稍事休息数日后返回北京。一天半夜光景，值班人员接到紧急电话通知，要邓小平第二天赶到上海出席紧急会议。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第二节、来到周恩来身边(4) 第二天一早，我们便忙着收拾行装准备打道回府。邓小平、李富春等同乘一架飞机飞往上海。到了上海同住锦江饭店南楼，随员们将各自的首长安排好之后已到了午饭时间。在餐厅里，我们见到先期到达的政治局委员身边工作人员，大家坐定后正在谈笑间，有人向我们宣布了随首长来此参加会议的全体工作人员应遵守的几条纪律：不准外出，不准同外面的人打电话，相互间不准议论，首长的文件自己保管…… 　　按照上级指示，我们都老老实实呆在锦江饭店自己房间里待命。每天只有在就餐时间大家在餐厅碰面时才嘻嘻哈哈说笑一阵。 　　会议持续了个把星期，气氛相当紧张，首长们个个脸上不带笑容，一向少言寡语严肃的邓小平说话更少了。工作人员互相见面时，平常会说几句玩笑话的那种轻松一下的劲儿亦消失不见。待至会议结束的那天晚上，锦江饭店小礼堂举行了一个文艺晚会。礼堂布置典雅、灯火辉煌，我有幸在近距离内第一次见到周恩来、陈毅、叶剑英等领导人的风采。 　　到锦江饭店出席晚会的宾客们，服装与修饰大方得体。文艺界的女演员风姿绰约，她们还表演了精彩的节目。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两位唱评弹的女演员，她们修长的身材，穿着素雅的旗袍，怀中抱着琵琶，弹唱以毛泽东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和《七律两首·送瘟神》谱曲的弹词。那词好，曲美，唱腔美，情感丰富、悠扬悦耳的歌声不停地回荡空中，真是一次最好的精神享受。 　　演出中间安排了舞会，大家争着同领导人跳舞。一曲终了之后，周恩来已被许多人包围着，大家争相同他握手，他们就像许久未见面的老朋友那样毫无拘束地坐在他身旁欢快地交谈。每当舞曲响起，都争着同周恩来跳舞，常常一支舞曲中间会有几个舞伴轮换着跟周恩来伴舞。 　　“我提议，请剑英给大家唱一曲评弹，好不好啊？！”忽然间，周恩来站起身来拍了几下巴掌叫大家静一静，并大声地这样说。大厅里立刻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我心里好生纳闷，叶帅是带兵打仗出身，况且他是广东（梅县）客家人，怎么会唱江浙地区特有的评弹呢？ 　　“好吧，总理叫我唱我只好服从命令，我唱一首弹词开篇。”叶剑英听了周恩来的提议，加之场内的热烈掌声，就痛痛快快站了起来。 　　大家再次报以热烈的掌声。 　　这位不愧是多才多艺的老帅居然能用标准浓重的苏州腔来演唱。叶帅的嗓音好，底气足，曲调准确。他字正腔圆、委婉动听地唱了一曲，全场听众喜出望外，再次热烈地鼓掌祝贺叶帅唱得好极了。这也使我开了眼界，饱了耳福。 　　以后我才知道，邓小平接到电话通知赶往上海，是出席毛泽东在上海亲自主持的中央会议。 　　林彪、叶群、吴法宪和李作鹏等人在会上向罗瑞卿发起攻击。他们无限上纲、无情批判、恶语相伤，其目的十分清楚，就是要整垮罗瑞卿、夺取解放军总参谋长这个极为重要的军队领导职位。 　　有关公安部长罗瑞卿遭迫害之事，乃发端于林彪让他的老婆叶群持林的亲笔信赴杭州秘密诬告罗瑞卿。 　　1965年10月，毛泽东住在杭州西子湖畔山明水秀的汪庄别墅。 　　“我这次来，是林彪叫我带来一封面交主席的信，请你带去交给主席吧！”叶群来到杭州见到了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张耀祠同志时，她这样说。 　　“好。我交给主席。”张耀祠接过叶群给他的信件放进了自己衣袋里，叶群便告辞走了。 　　“我给林彪打了个电话，林彪说，信要我当面交给毛主席。”叶群只走开了一会儿，又返回来告诉张耀祠。 　　“好。你当面交。”张耀祠心中不悦，马上将信交还给她。 　　这时，张耀祠觉得叶群这个人变化无常，疑及她心中“肯定有鬼”。当张耀祠面见毛泽东时将叶群的情形报告了一番。毛主席听后“哦”了一声，没有讲别的什么。可是，第二天早上5点多，护士长通知张耀祠，要张立即打电话告诉叶群，主席要见她，叫她快点来。叶群在接到电话后很快赶到了汪庄。 　　书包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第三节、来到周恩来身边(1) “谈话不要超过两小时，主席还没有睡觉。”张耀祠见到叶群便这般提醒她。叶群到了毛主席那里谈话时间竟长达近五个小时。张耀祠出于关心毛泽东休息与健康，他先后进去三次提醒毛主席休息，自然也是催促叶群该早一点离开。他每次进去催他们结束谈话，主席都没有讲什么，也未见效。可见林彪信件内容之多，其重要性非同一般，不然，毛泽东不会有耐心听她絮絮叨叨地讲了那么久。 　　当谈话结束，叶群得意洋洋地走了出来，眼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虽然那时毛主席对叶群的这些话半信半疑，但主席对罗瑞卿的看法由此发生了改变。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共七十多人。政治上已经失势的刘少奇主持了会议。毛泽东仍在外地没有出席会议，但是会议的主要内容仍是按4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的精神办的。 　　会议按照林彪和康生等人的指控，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文革”中简称彭、罗、陆、杨）等人的“反党错误”，毫无根据地将他们打成“反党集团”。会议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和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职务，撤销陆定一的###部长职务，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进一步审查他们的“反党活动”。这次会议决定调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李雪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就此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5月16日的会议上，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那份著名的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此《通知》为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定了指导方针。《五一六通知》在组织人事安排上也作了明确规定，提出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陈伯达任组长，康生当顾问，副组长有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和张春桥。 　　5月18日，林彪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批判彭、罗、陆、杨等人的“反党罪行”。他说这次会议的决定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的大事。”他在会上宣扬了“天才论”、“政变经”，鼓吹“有权就有一切”的谬论，还别有用心地神化毛泽东为“天才”，以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后来人所共知的事实证明，搞反革命政变阴谋的正是林彪自己。 　　1966年初夏的一天近中午时刻，我刚好离开总值班室准备回家去吃午饭，走在北京医院院子里，碰见了我们的老护士长王如。她正急匆匆地往宿舍方向一路小跑过来找我，她一见到我的背影就喊道：“张大夫，等一等，别走了，我正找你呢！”我听出是她的声音，便停住了脚步，转过身去等着她。 　　“有急诊，您赶快出诊去！出诊包给您准备好了，急救车马上就开过来。”她快步走到我跟前，这样说。 　　“去哪儿出诊？什么病？内科还是外科？”我急切而轻声地问她。 　　“我也不知道。我刚接到电话通知，要我们马上出诊去抢救一个重病人。”看来她确是不知道具体情况。 　　我同护士长奔向总值班室，看见救护车已停在门口，二话没说便上了车。 　　“是公安部罗部长。”上了车，护士长悄声地告诉我。 　　可我仍然弄不明白。堂堂公安部长罗瑞卿大将有急病，用不着对我都这样神秘兮兮的，有必要如此保密吗？我到罗部长家里一看不就清楚了。 　　再说，一会儿抬着病人上救护车，瞒不过司机的眼睛呀；到了北京医院，病人躺在担架上叫人抬着通过走廊，进入电梯，再去病房……这能保得了密吗？！ 　　正当我在思索与稍带点埋怨情绪之时，急救车开进了罗瑞卿家院子里，在他家那座不算高的二层小楼前停了下来。 　　我从车上走下来，第一眼就看到楼门前台阶下的水泥地上有一摊鲜血！我的妈呀！真的把我吓了一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不用问，从现场情况一看便知，“病人”是外伤！跳楼？公安部长跳楼？！不可思议！ 　　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三节、来到周恩来身边(2) 罗瑞卿居住的院子大门外站着哨兵，院子里边静悄悄的，看不到有人走动，车子进门后，大门就关闭了。 　　我被人引进了罗瑞卿的卧室。房间的窗帘拉上，室内开着电灯，光线稍感昏暗。罗瑞卿仰卧在床，眉宇紧蹙，神色忧郁。 　　“你为什么不跟主席讲清楚啊？你不该做这样的傻事呀！”罗大将的夫人坐在床头，一边流泪，一边责怪和不安地嘟囔着。 　　“……” 　　片刻的沉默。 　　“你不要再说了，说什么都没有用！”罗瑞卿神情严肃地说了这么一句话之后，便缄默不语。 　　我见到这种情形，自知不便再多问什么“病情”。 　　从医学角度看，这样的病人容易造成脊柱损伤，若是脊柱骨折，易致脊髓损伤而使下肢瘫痪。所以，对这样的病人按理是不许可抱着或是背着移动他的身体，那样容易使脊柱弯曲导致脊髓损伤引起截瘫和大小便失禁等严重后果。且说，病人本应当睡硬板床，可他已经躺卧在软床上。但试想，谁家会有这种知识呢？ 　　事已至此，我只得为罗部长作检查，并请护士长立刻打电话请外科、骨科及心脏内科专家一起来为病人作全面细致的检查，尽快将他安全地移送到医院去抢救。 　　我为罗瑞卿测量了血压、脉搏，做了心电图，用手电筒看了一下眼睛的瞳孔，都没有发现特殊情况，但未敢翻动他的身体。 　　北京医院的专家很快赶来现场，他们听取了我的简要病情报告，为罗大将作了必要的检查，并给他注射了一针止痛剂后，他们指挥着叫人平稳地将病人托扶上担架，抬上了急救车，由我们护送到北京医院。 　　尽管是中午时刻，医院领导非常重视。他们接到通知后，准备好了病房，放射科医生被叫来待命，并将北京著名的骨科专家都请到了医院。 　　我们按照专家们事先商量的意见，急救车直接开到医院放射科门口，将病人抬进去作X光摄片检查，摄片结束后，便送他进了手术室。 　　麻醉科医生立刻为罗瑞卿进行麻醉。专家们检查病人各受伤部位时，放射科主任将X光片送到手术室，大家根据病情与X光片结果确定了手术方案。 　　罗瑞卿在遭受林彪严重打击和残酷迫害后又无处申辩的情况下，终于出此下策，以死抗命！向林彪示威！ 　　他在家中跳楼造成双侧多根肋骨骨折及双下肢跟骨粉碎性骨折，使这位驰骋疆场的著名将领日后落下了终身残疾。 　　当时，尽管周恩来对北京医院和解放军总医院一再嘱咐要对外保密，千方百计保护他，也无济于事。 　　在那疯狂的年月，凡林彪与“四人帮”直接插手的事情，医院是没有能力保护罗瑞卿的，也绝对保不了密。 　　所以，造反派很快便打听到罗瑞卿的“下落”。他们惨无人道地将罗瑞卿放在箩筐里抬到各处召开大会，对他进行批判、游斗和羞辱。这一幕幕惨景至今仍历历在目，令人心颤。 　　堂堂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战功赫赫的罗大将竟如此遭际，这不仅是他个人受冤受屈受辱，亦是国家受难、人民不幸。 　　令人惋惜的是，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罗瑞卿得到了平反，恢复了名誉。他去德国治疗伤残时，心脏病突然发作，经抢救无效而不幸逝世，实令人痛心疾首。 　　这是文人间的笔墨官司吗？ 　　1965年12月，“上海会议”结束后，邓小平在上海小住数日后，即飞返北京。 　　我出差回京后，补了几天假，在家休息。每天翻阅当天的《北京日报》，发现重要版面上不断刊登以黑体字作标题，关于“海瑞”的大块文章，用的都是些刺人的大字眼，我只看标题未在意内容。我不搞历史，缺乏历史知识，对历史也无多大兴趣。我想一定是文人们在打笔墨官司，故未经意。可我的同事中有一位政治上比较敏感的“老保健”（老资格的保健医生），他见着我便说了话：“张大夫，你注意到最近报纸上的文章了吗？” 　　 第三节、来到周恩来身边(3) “什么文章？”我不解其意，反问道。 　　“哎，不就是‘海瑞罢官’嘛。”他用惊疑的眼光看着我。 　　“‘海瑞罢官？’‘海瑞’是什么人？文章里讲些什么东西？” 　　“你不是刚从上海回来吗？难道什么都没有听说？” 　　“……” 　　他见我木然不知，便转身走开了。 　　我在好心的“老保健”启发提醒之下，才回家去仔细地翻阅报纸上有关“海瑞罢官”的文章。 　　史学界的文章大手笔多，文章长、专业名词多，既难懂也不容易记住，对我这个可称之为“历史盲”的人来说，读来感到枯燥乏味，实在读不下去。 　　我看报纸的习惯是偏爱国际新闻，什么美国啦，苏联呀，因为是“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嘛，当然要注意。这也可能同那时报纸上的文章可读性已经开始大为减少有关。所以，类似于我这样的人不大会去注意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姚文元其人，更不晓得他写的什么文章，这并不奇怪。 　　后来才知道，姚文元于1965年11月，写了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首都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和《解放军报》等大报都迟至12月中旬方才转载姚的文章。 　　说实在的，当时按本人的工薪尚舍不得订阅这类大报，我家只有一份《北京晚报》。我手头看的那份《北京日报》也是借邻居家的。在同事指点迷津之下，我去图书馆翻阅大报纸。 　　那时的大众传播媒体尚不发达，电视机不普及，故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好长时间并未引起公众注意。像我这样也算是在中央领导人身边工作的人，仍旧政治意识淡薄，显得比较迟钝。 　　我在“老保健”提示下，用心去翻看大报纸上刊登的姚文元文章。但横看竖看，就是看不出姚文元的文章有何深刻意义，更看不出这篇文章有何重要背景。我不知道中国有几个人能从姚的文章中能看出点“苗头”来？ 　　此后不久，姚文元的文章一炮打响，名声大噪，引起轰动！使本来是史学界专家学者间的学术争论问题慢慢演变为针对某些人的尖锐批判了，不是我辈所理解的那种文人间的笔墨官司。自然，姚文元亦随之大红大紫起来，爬到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中央新闻部门的高位、权倾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再后来便是众所周知的事了……别以为在红墙里工作的人什么都会知道。 　　回顾自己，个人经历极为简单与普通，不过年幼时丧失父母，生活中吃了不少苦头。15岁参加新四军，历经五年硝烟弥漫的战争生活；全国解放后便转业到地方补习文化，后来上大学，再去中医学院进修，一共读了九年书；完成学业后，我一心只想当一名称职的内科医生。 　　在大学念书期间，一心崇拜的是那些专业理论水平高、临床经验丰富、学问博大精深的著名教授，而且更敬重书卷气重的专家学者。他们是我心目中的榜样，指望自己将来能成为一个有真才实学、受人敬重、名望较高的医生。 　　我在政治上一直比较幼稚，上级命我去西花厅工作时虽然已是三十三岁的人了，依旧同“三门”干部差不了多少，属于阅历浅、涉世未深、不谙世事的人。无论对人或对事还是那么幼稚可笑！ 　　让我去周总理身边工作，心中实在没有底。我禁不住常自问：我能行吗？但想到自己是共产党员，应有组织观念，领导上的信任不能辜负。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四节、来到周恩来身边(1) 是年12月，我去西花厅正式报到工作时，已经朦朦胧胧的意识到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决不是件简单轻松的事情。在这样高层政治圈内工作与生活可能会遇上一些重要的事情，担心自己适应不了。我常常提醒自己要牢记“三不”，即除了本职工作外，对其他事情尽可能不看、不听与不问。保健工作要绝对仔细谨慎，按我们老部长说的“多请示、多汇报、勤观察、少用药”的精神办事。 　　周恩来爱上了海棠花盛开的西花厅，一住就是26年；陈毅说：“廉洁奉公，以正治国者周恩来也。”自天安门广场往西经过新华门继续向前直到府右街南口（六部口），由此向北转弯沿中南海红墙一直到达近府右街北口处，见到那个有国徽的西北门往里向左手一拐便是西花厅。 　　西花厅坐落在中南海大院西北角，是清末宣统年间修建的那种京城常见的旧王府式四合院建筑群。因年代久远，青砖灰瓦的屋宇，廊柱暗红陈旧，雕梁画栋亦已褪色斑驳，已不见那昔日王府的豪华气派。 　　西花厅由前后两个院落组成。前院进门不远处可见一座小假山屏挡路人视线，茂密而细长的修竹环绕着它。院内自南向北的一条弯曲长廊隔在汽车道西侧，长廊中段设一凉亭，它的南端往西拐到尽头处筑一小巧的水榭，池子里没有放水，也就没有鱼虫水草和莲藕，常年涸着。如今西花厅院内的房屋、亭子、长廊、水榭等建筑物看来已相当陈旧，但整个院子绿化得很好，树木花草繁茂，修剪整齐，院内环境幽静，空气清新，略有一点花草芳香，树上的知了鸣叫不停。 　　西花厅前院有一个漂亮气派的前厅，建在约一米高的平台上，是周恩来接待与宴请外国宾客的地方。平台下边有一椭圆形花坛，四周栽种低矮的常青树环绕，中央栽着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喜爱的芍药花和月季花。花坛亦是交通标志，是来往汽车的环形岛，周恩来和邓颖超经常来这里散步赏花。 　　西花厅的海棠花向为中南海及熟悉总理家的人士所称誉。每年初夏时节，后院里的海棠花盛开，每棵树上开满了红色和白色的花朵，芳香四溢，引来无数彩蝶纷飞、蜜蜂嗡嗡地叫着忙个不停，在此优美而宁静的环境里，蕴含着盎然生机。 　　后院的面积不大，是周恩来办公与居住区。一片绿地上满院海棠树，有几棵梨树、桃树和白皮松。周恩来办公室在坐北朝南的正房里。红色的廊柱绿色的窗框，下面的窗户镶着大块玻璃，上面是纱窗再加玻璃窗。每当天空晴朗、风和日丽与温度适宜的时候，打开面向院子的玻璃窗，拉开白色的窗幔使阳光直射进来，室内光线充足，顿时亮堂起来。 　　周恩来办公室西隔壁有一个稍大些的房间称作“活动室”。室内有一张乒乓球桌子，北侧与西墙根处立着书橱，里边藏书主要是属于文、史、哲类的图书。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将“活动室”习惯地称之为“乒乓球房”，或干脆就叫“球房”。打乒乓是周恩来在办公间隙唯一喜爱的活动腿脚的方式。常有警卫、秘书、医生陪他打球。周总理右臂肘关节伤残屈曲，活动不方便。我陪他打乒乓球时，他已年近古稀，不可能挥拍抽杀，就像董必武说的，是打“卫生球”。 　　西厢房为工作人员办公处，东厢房为临时“客房”，来客作短暂住宿用。我在西花厅十年只见过周恩来的亲侄女在这里短期住过几次外，未见过别人来住过。 　　办公室往东是客厅，现在时髦的说法可称之为“多功能厅”。这儿是周恩来、邓颖超用餐、休息的地方，也是两位房主人在此会客，与亲属团聚所在地。邓颖超在此看电视。 　　由客厅往里（朝东）便是邓颖超的办公室兼卧室。邓大姐卧室隔壁是周恩来的卧室，周恩来卧室的东墙外是一条内走廊。这里有书架，存放一些旧书刊与文史资料类图书。当初设计这条内走廊的人，谅必考虑冬季保温，夏季隔热以及隔音作用。 　　周恩来卧室内家具陈设极其简单。因为他一进卧室就上床，身后用枕头垫着斜靠在床头继续办公。他睡的是一张普通木床，下面用的是南方人喜爱的棕绷床垫。这很可能同他祖籍是浙江绍兴，生长于江苏淮安，依然保留某些南方人的生活习惯有关。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第四节、来到周恩来身边(2) 各房间和卫生间都由内走廊连接出入。走廊出口处是夜间警卫值班室，周恩来进卧室休息后，通向周恩来卧室走廊的门就锁上了，钥匙由警卫员保管。 　　周恩来若是夜间找人，只要按枕头边的电铃按钮，警卫人员会立刻跑到他的身边。厨师、医生及护士值班的房间建在走廊外的一排配房里，每个房间都装有电铃供随时呼叫之用。 　　周恩来居住在西花厅，一直过着俭朴的生活。这从他居住的房屋及院落都可以看得出来。自他住进来以后，不许装修与翻新房屋及庭院。 　　60年代初，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乘总理出国访问的机会，为了保护与加固建筑物，他们抢时间只搞了点简单的内装修，更换了窗帘、洗脸池与浴缸。周恩来回国见了十分生气，将他们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事后，他语重心长地对身边人员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们花那么多钱，把我的房子搞得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一旦大家都学着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周恩来的这一番话发人深省。自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提及装修房屋之事了。 　　邓颖超在悼念周恩来的文中说：解放初期你偶然看到这个海棠花盛开的院落，就爱上了海棠花，也就爱上了这个院落，选定这个院落，到这个盛开着海棠花的院落来居住，整整居住了26年。这里始终保持着庄严、幽静、美丽与朴素的开国总理风格。 　　正如陈毅元帅所说：“廉洁奉公，以正治国者周恩来也。” 　　邓颖超初次约见并送我一本她写的书《以革命者的坚强意志战胜慢性疾病》1965年8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北京医院总值班室接到总理办公室电话通知，说是邓颖超大姐约见我。我虽然经常出入中南海工作，但去西花厅这还是第一次。 　　不过，我热心的同事在向我交班时，对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健康情况及西花厅工作的要求都说得十分详细，为的是让我尽快熟悉和适应西花厅的工作环境。他这样做，既出于自己的责任心，也是对我的关心爱护。应该说，我对他是十分感激的。 　　周恩来对工作极其认真细致，他办事情既严格又严厉，他批评任何人时都不讲情面，这在“海里”工作的人们都是知道的。 　　再说，周恩来视时间如生命，对他来说，的确是“寸金难买寸光阴”。他没有时间，绝对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诸如健康检查或去医院看病这类事情上。 　　此外，人们只要一提起周恩来的工作，都会说他没有白天黑夜。他常加班加点地工作，连续“熬夜”好几天。可以说，这在党中央领导人中恐怕很难有能够超过他的人。 　　邓颖超大姐曾讲过一个小小的“故事”：以前中央考虑请刘伯承给恩来当参谋长，刘帅知道后忙说：恩来熬夜的本事实在大，我可熬不过他，还是另外请人吧。周恩来听说后并未介意，仅是一笑置之。 　　所以，保健医生要跟上周恩来的工作与生活节奏，你必须掌握好“火候”，即尽可能在他工作的“空隙”（实际上很难说有什么“空隙”），或者说是不太“忙”，情绪比较轻松，起码少影响他的工作情况下，设法得到周恩来对保健工作的“配合”与“默契”。这可算是保健医生工作的“技巧”，相当重要。在这方面，邓颖超的帮助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也是如此。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当好周恩来的保健医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就本人而言，我只能说是在照料周恩来的医疗保健工作上尽了一点心出了一点力。 　　中南海里要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挑选符合要求的服务人员，有关部门考虑政治标准第一是应该的。这不仅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即使在今天的中国，或者西方国家也都这样做。因此干部部门对被遴选的人员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是绝对必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认为自己所以被选为周恩来的保健医生，除了本人根正苗红出生红小鬼、曾在多位中央领导人身边服务过以及有人推荐等因素以外，我学习过三年中医大概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邓颖超的母亲是一个很好的中医。邓颖超十分敬重她的母亲，她也很相信中医，常请著名老中医给周恩来看病，她本人看中医、吃中药常年不辍。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四节、来到周恩来身边(3) 邓颖超约见我那天，我骑着自行车急急忙忙由北京医院赶到西花厅时，周恩来还没有起床。总理值班室的工作人员将我引进客厅休息等候，茶几上已泡好一杯清茶。 　　客厅西墙边竖放着一面很大的穿衣镜。我站在那儿用手理了一下头发，扶正了眼镜，仔细看看自己衣着等有何不妥。 　　这时，我心里正在想邓颖超大姐约我来之前，肯定已看过我的档案材料，她还会从各方面了解我的情况。她现在叫我来，谅必是要亲自见见我这个人，通过与我交谈对我有更多的了解。这毕竟是要为周恩来物色一个成天跟随在身边工作的保健医生，她也想“选”得准一点。只等了片刻工夫，邓颖超从她的办公室向客厅缓缓走来。我立刻起身迎上去同她握手，并轻轻搀扶着她坐到小沙发上。 　　邓颖超正在病中，她的身体显得瘦削而虚弱，面部气色稍有点苍白。她笑盈盈地跟我打招呼： 　　“你是张佐良大夫吧？我早就想见见你，因为身体不好，一下子拖到今天，这两天天气太热，你是骑自行车来的吧？” 　　“是的。”我答道。 　　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第五节、来到周恩来身边(1) 她见我有点拘谨的样子就说，“你在这里不必拘束。”她指着茶杯又说，“先喝点茶，咱们慢慢聊。” 　　大姐说话声音轻微，慢条斯理，吐字清晰。她的话音带着一口好听的京腔。她一面跟我说话一面从茶几上拿起一把蒲扇递给我。邓大姐的和蔼可亲消除了我来西花厅之前的紧张心理。 　　她在简短地询问了我的家庭成员及个人经历后关切地说：“你从小没有爹妈是个孤儿，吃了不少苦，15岁参加革命队伍又是个红小鬼。你现在大学毕业，当上了大夫，这很好，但也不容易啊。我的身体一向不太好，常年看病吃药，是个药罐子，所以跟大夫打交道多，大夫是个治病救人的崇高职业。” 　　稍停后，邓颖超向我介绍了自己的健康状况。她正患着胆道疾病、轻度甲状腺机能亢进、植物神经功能失调和过敏性结肠炎等多种疾病，睡眠差，食欲欠佳、消化不良，身体瘦弱。说话间，我见她不时用手帕擦汗，并有一点气急。 　　“今天说话时间太长了，请大姐先休息吧，别累着了。”我建议道。 　　“有点累，但还好。你随我到房间去，我躺着再跟你聊一会儿。”我待她说完便扶她进卧室躺下。 　　邓颖超卧室兼办公室的房间不大，陈设简单、朴素实用。房间中央头南脚北地放着一张双人床，床头两侧各置一个床头柜，右侧放一部手摇电话，左侧放闹钟及手电筒等物；靠南墙玻璃窗处安放桌面铺绿呢的大办公桌；一对扶手小沙发置于东墙边，沙发中间设一只茶几，两个玻璃书橱靠墙而立；朝脚跟的墙上面挂着她母亲一张放大的半身肖像。相片上老人露出慈祥的微笑，只要邓颖超一躺下便面对母亲慈爱亲切的笑容，可见她对母亲孝心至深。此外，房间里再没有任何装饰品。我端了一把椅子坐在她右侧床旁。 　　“你到我们这里来，不必紧张，也不要拘束，可以随便一些。以后我们会常见面，我向来尊重大夫，我把你们大夫当同志和朋友。我的身体不大好，经常跟大夫打交道，得到大夫不少的帮助。我同他们合作得很好。”她又接着说了起来。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组织上派你到我这儿来工作，你的任务很重啊。”她停了一下又说道。 　　少息，她向我介绍了总理办公室的秘书、警卫、司机、厨师和服务员等情况。 　　“我们这儿人不多，就我跟总理两个人，无儿无女，没有家属给你添麻烦。大家对总理就称呼‘总理’，这是他的职务；对我，他们都叫我‘大姐’；这样称呼很随便，很自然，千万不要叫我们‘首长’。总理的工作很忙，他一天到晚只知道工作，不注意休息，自己觉得身体好，不在乎，又不听别人劝。他是个急性子，你跟他说话要简明扼要，不要绕圈子，以后，你常跟他在一起，就会知道这些的。”她说完，便拿起一把小蒲扇在手里摆弄着。 　　“还有，他问你什么事情，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不懂的就说不懂，只要老老实实，他是不会怪你的。今后，你在工作上遇到什么不明白，或难办的事情，可以来问我，我会帮助你的。那些警卫同志也会帮助你的，大家一起努力把工作做好。”她讲完这几句话，即侧过身去拿起手表看了看说，“哎呀！快11点了。好吧，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以后我会跟你联系，我会尽快找一个机会让你跟总理见见面。”邓颖超伸手按电铃叫服务员进房间来帮助她起床。 　　“谢谢大姐对我的关心，向我介绍了这么多情况，我会牢牢记在心里。我有信心做好工作，请大姐放心，您多保重身体。您什么时候需要我，我一定随叫随到。”看来谈话到此结束，我站起身来说。 　　“等一下，还有件小事情。”她边说边向办公桌走去，从桌上拿起一本《以革命者的坚强意志战胜慢性疾病》为书名的红色封面简装书。说：“这本书，你拿去看看，我对待疾病的态度都写在这里面了。” 　　我打开扉页，只见用钢笔写的娟秀字迹跃然纸上：“佐良同志惠存！邓颖超日”。我小心地将书放进书包，激动地说：“谢谢您，大姐。” 　　 第五节、来到周恩来身边(2) “回去向你家里人问好。”邓大姐伸过手来同我告辞时说。 　　“谢谢，谢谢。”我用双手轻轻地握着大姐瘦骨嶙峋的手连声道谢告辞回家。 　　此后，我有幸在西花厅整整工作了二十年。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亲切教诲及言传身教的熏陶之下，使我在怎样做一个光明磊落、正直的共产党人，正确对待工作和生活态度问题上获益匪浅，终身受益。 　　周恩来对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贡献是举世公认的，这在我担任周恩来保健医生之前尚没有后来那样深刻的认识。 　　周恩来的“第二办公室”和“第三办公室” 　　解放初期就在西花厅工作的老同志把周恩来的卫生间戏称为“第二办公室”。正如邓颖超所说的：“他呀，一天到晚只知道忙着干工作，就是不注意自己的身体。” 　　周恩来一天的工作时间是从“早晨”醒来一睁开眼睛就开始了。他睡得晚，起床也晚，这里所谓的“早晨”大多是近中午时刻，甚至到下午一两点钟，偶尔会更晚些才起床。 　　西花厅的服务人员一清早便将卫生间打扫干净，一切生活用品都备齐；白天拉开窗帘打开窗户进行通风换气，夜间则关上窗户拉上窗帘使室内既保持空气清新亦使室温相对恒定。 　　有人向我介绍，周恩来很注意自身的修饰和仪表。他穿的中山装及衬衫都熨烫得平平整整线条笔挺；皮鞋擦得锃亮锃亮的。他花白的头发向来梳理得很整齐，隔一天刮一次胡子，若有外事活动则每天刮一次。他本人如此，自然也要求身边工作人员服装穿戴必须整洁，不可邋遢。这些看来是生活上的小事情，实质上同周恩来年轻时所接受的教育，同他以后的自身修养洁身自好有关。对一个领袖人物来说，其外表形象亦不能说是他个人的“小事情”，因为他是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与人民的素质。 　　有一次，周恩来在卫生间洗漱，看到一位工作人员的皮鞋比较脏，他就说：“你的皮鞋这么脏也不擦擦，你没有皮鞋油啊？快去，用我的皮鞋油擦一擦！”这件事很快在工作人员中间传开了，后来，大家都注意服装整洁、皮鞋干净、及时理发和刮胡子。 　　周总理每天起居作息等生活习惯与工作安排是，“早晨”醒来一睁开眼睛便看手表。他偶尔按电铃叫人进去询问有何急事需要处理。要是时间许可，他也觉得困乏而没有睡够便接着睡。不然，他便按枕头边的电铃呼叫值班警卫人员。他们听到铃声，便进周恩来卧室随他一起到洗手间。 　　周恩来进卫生间后，有时坐在抽水马桶上就按电铃（电铃按钮在马桶旁的小条几上），把值班秘书叫进来，向他报告电话记录、待批阅的紧急文件和一天的工作安排等。有时候，他叫人（多半是周恩来熟悉的老部下）到卫生间来汇报工作，交谈的时间是几分钟，也可长达几十分钟。所以，日子一长，西花厅的工作人员赋予卫生间一个雅号叫做“第二办公室”。 　　1965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医院值班人员通知我马上去西花厅。我骑上自行车急急忙忙赶到了西花厅。 　　自从1964年毛泽东严厉的批评了卫生部在医疗保健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不合理制度和脱离群众的现象后不久，我调到了医院总值班室工作。 　　那时候，由于取消了专职保健医护人员，每一个医生或护士要兼管多位医疗对象。我一个人就兼顾了六、七位中央首长的保健工作。况且我正准备随邓小平去云、贵、川三省视察三线建设工程。所以直到12月“上海会议”结束返京后方去“总理办公室”报到。 　　1965年8月那一次邓颖超约见我，主要是她在看过我的个人档案材料后，再想看看我本人，彼此认识一下，通过谈话可以对我有更多的了解，亦便于她向周恩来作介绍。果然，在邓大姐约见后不几天，周恩来便在“第二办公室”接见了我。 　　“不要急，总理还没有起床，我们估计他快要打铃了，叫你提前到这儿来等着，怕你来不及。这是邓大姐交代的。”值班室的人向我解释道。 　　 第五节、来到周恩来身边(3) 若在近中午时刻，周恩来卧室电铃响的时间比较长，便是他“清晨”起床，召唤管理他生活值班人员的信号。 　　不一会儿，值班室的电铃“吱……吱吱……”响了起来。 　　他们进去照料总理起床洗漱和更衣。我走进客厅，对着大穿衣镜擦去了额头的汗水，用手理了一下头发，整整衣裤，看看没有什么不妥，便想去叩邓颖超办公室的门。 　　“你来得正好，总理刚起床，到卫生间去了。我跟他说好了，让他见你一面，你先在这里坐一会儿，等秘书出来，我会叫你一起去见他。”邓颖超来到客厅笑盈盈地对我说。 　　 第六节、来到周恩来身边 周恩来的工作太忙，生活节奏快，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决不能迈着四方步慢悠悠地走路，他们听到电铃声都是跑步到总理身边。今天，邓颖超见缝插针安排我来见周恩来真是不容易。 　　片刻工夫，就有人来到客厅引我去“第二办公室”。大姐在卫生间门口见到我，她轻轻地叩了一下门即推门进去，我跟在她的后面。 　　“这一位，就是我跟你说的张佐良大夫。”她向周恩来介绍说。 　　这时，周恩来刚做完晨间操，身上穿着白底蓝条睡衣在洗漱。 　　以前，我多次在天安门城楼与人民大会堂等地方见过周恩来，都没有靠近过他。但伫立在总理面前同他说话还是头一次。我时刻牢记上级领导的嘱咐：“保健医生在中央领导人面前要做到不卑不亢与落落大方。”此刻，我内心虽感到有点紧张，但尽力克制住，保持镇静和注意言谈举止。但我可以想象自己当时那副“尊容”：一定是融兴奋、激动、紧张、不自然于一脸。 　　我看见年近古稀的周恩来面部气色很好，皮肤白皙略微红润，细看有一些“老年斑”。他头发斑白，两鬓染霜，额头和眼角处皱纹较浅，眼袋不明显，两颊的络腮胡子刮得发青，浓眉下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精神矍铄。 　　“哦，张大夫，听说你是个孤儿，你家乡在什么地方？”他面带笑容同我握了一下手，右手拿毛巾继续擦脸，并用人们熟悉的苏北口音问道。 　　“我出生在上海，故乡在浙江硖石，幼年时由大人领着去过几次，现在已没有什么印象了。‘八一三’战争使我家破人亡，成了孤儿，在上海流浪。后来被人领养到了苏北，1947年参加新四军，解放后经过补习文化考进上海第一医学院学习。”我怕耽误他的时间，将事先准备好的“腹稿”简要急促地向他作了自我介绍。 　　“你也不容易啊，上了大学，当了大夫。”他停顿了一下，接着问，“你有几个孩子？” 　　“一男一女共两个。” 　　“好么，你来了，我这里也没有多少事情。大姐的身体不大好，你多照顾她就行了，好，就这样吧。”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我马上告退出来随邓大姐到客厅。 　　“今天，他总算见了你一面，又跟你说了几句话，看样子对你的印象还不错。你也见到了吧，他实在太忙了，时间不够用。我跟他一天说不上几句话，有时，甚至一两天都见不上面。说起来，别人还不会相信呢。”我们回到客厅在沙发上坐定后，邓颖超说。邓颖超苦费心机安排在“第二办公室”让周恩来见我一面，目的是看他对我的印象如何，是否适合到他身边工作，这毕竟是为周恩来挑选保健医生，应得到他的认可。虽说我被周恩来初次召见是在卫生间，时间只有几分钟，说话三言两语，却使我同他老人家之间有了长达十年的缘分，直到这位人民的总理告别人间。 　　假如“老资格”的周恩来办公室工作人员将卫生间戏称为“第二办公室”的话，我可将卧室称之为“第三办公室”。周恩来起床后便到“第二办公室”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日程，但周恩来是在卧室的床上结束一天工作的。 　　周总理每天深夜或凌晨离开办公室去卧室时总抱着一大摞文件。邓颖超把这一摞文件戏称为“他每天总抱着金娃娃”去睡觉。 　　周恩来洗漱完毕进卧室躺到床上，继续看着“金娃娃”，批阅文件，常常在疲惫不堪时打瞌睡。手里拿着的红铅笔在文件上圈、点、画，到后来则画出一道道弯弯曲曲不规则的线条。有时，我站在旁边劝他休息。他很少答应，只是叫人拿热毛巾擦一把脸，拿点花生米或者苏打饼干给他“充饥”，我看出，其实他是想借此驱除“瞌睡虫”。有时，等人家取来花生米，他已呼呼地靠在床头睡着了，握在手里的铅笔已掉在了地上。 　　 第一节、周恩来最后的1323天(1) 四个红细胞的警示；专家诊断周恩来患“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 　　我到西花厅工作的第二年起，就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年代。周恩来以令人难以想象的毅力肩扛着行将倾倒的大厦。 　　长年的超负荷工作与抵挡明枪暗箭，终于把他整垮、累倒了。 　　日，在为周恩来作每月一次的小便常规检查时，在显微镜高倍视野下发现了4个红细胞。啊！4个红细胞，竟然有4个！我的心里为之一怔。一般认为，男性尿常规检查发现4个红细胞虽是多了点，但亦不一定有何特殊意义。不过，问题是发生在像周恩来总理这样的伟人身上，即使是小问题也就成了大问题。因此，绝不能粗心大意，抱任何侥幸心理。我必须顺着这4个红细胞紧紧地追查下去，弄个水落石出。 　　在那“特殊”的年月，人民把期望都寄托在周恩来身上，谁都明白，周恩来不能病倒、周恩来不能垮下来。我是他的保健医生，岂容马虎。这一小小的信号是否提示他体内确有隐患，心里没有底。 　　在问题还没有搞清楚之前，我不敢声张，怕西花厅的工作人员都跟着紧张与惊慌，更重要的是以免惊动邓大姐。 　　于是，我避开了他人，急忙给我国著名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打了一个电话，向他通报总理在尿常规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吴阶平听后，不无忧虑地说：“张大夫，你想办法再多复查几次小便常规，建议你们请病理科专家作尿细胞学检查。” 　　同时，我将周总理的尿常规化验发现4个红细胞，跟吴阶平通电话以及吴院长的建议等情况，向中南海门诊部主任作了口头汇报，请他尽快将情况及时报告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同志，以便汪主任掌握适当时机报告毛泽东。 　　吴阶平的建议，无疑是正确的。若是对待一个普通病人就好办了，只要叫他每天留小便标本，随时去医院复查便是了。但是，这疾病发生在周恩来身上，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你想要他复查小便，他会刨根问底，向你提出许多个“为什么？”你若没有把握向他解释清楚，令他听了觉得有道理，那你准会碰钉子。周恩来一天到晚，党、政、军各方面的大事，内政外交工作排得满满的，真叫日理万机，绝不可，也不该轻易去打扰他。 　　那么，怎样才能说服总理接受小便复查呢？这件事使我食不甘味、夜不成寐，真叫伤透了脑筋。过了两三天，我看了一些有关的医学文献，又向泌尿科专家讨教了相关知识，头脑稍微冷静了一点，最终归纳出“说服”周恩来有可能接受小便检查的五点理由：(1)老年人血管硬化，管壁通透性增加，可能使红细胞渗透出血管壁；(2)泌尿系统结石，长期摩擦出血；(3)膀胱内炎症，引起粘膜充血；(4)肾脏血管畸形；(5)膀胱内长肿瘤。 　　尿常规复查与专家会诊势在必行，但不知道这五条“解释” 　　周恩来是否能听得进去，我考虑只好先去讨教邓颖超，必须事先让她理解请她指教。她耐心地听完了我的“解释”。 　　“你是好意，下了不少功夫，但不能太急；他正忙的时候不要去跟他说，说了也听不进去，得找机会。你的说法，我听了没有什么意见。”邓大姐的首肯亦很重要，得到她的支持，起码给了我勇气。 　　一天下午，我从秘书那里得知总理不外出开会，在家办公。 　　我耐心地等到了周恩来去洗手间的时机，紧随其后，待他一切都办利索了，到洗脸池旁洗手的工夫，我凑过去抓紧机会发表“演说”：“总理，我向您报告一下这次检查身体的结果。” 　　“有什么问题吗？”他问道。 　　我将这次体格检查的其他各个项目都属正常的事先说完以后，再以平和的语气说道：“这次小便化验，发现有几个红血球……” 　　“有多少红血球？有问题吗？”他未待我把话说完，就接着问。 　　“有4个红血球。”我边说边注视着他的神情变化，故缓缓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因为周恩来曾因我说话太快批评过我。 　　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一节、周恩来最后的1323天(2) 周恩来懂得不少医学知识，他曾亲自过问毛泽东，以及当时中央几位患有恶性肿瘤的重要领导人的医疗问题，如陶铸、陈毅、彭德怀、谢富治等人。对于他们的病情以及后果，他是一清二楚的。 　　“小便里有几个红血球，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他故意提高了嗓门说。 　　 第二节、周恩来最后的1323天(1) “总理，不是发现几个红血球觉得大惊小怪，应该把尿中发现红血球的原因搞清楚。”我继续解释道。 　　周恩来平素认为我这个人“好辩”，凡事总想多解释几句。其实，我哪里敢同总理“辩”呀。我心里想的只是要把问题解释清楚就是了。但有时也引起误解，他对我的“解释”认为是“好辩”，或以为我故意顶撞他，这就变“争辩”为“强辩”了；自然，我亦担心他不要把“强辩”再升级为“狡辩”。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周恩来并不介意我对他的“好辩”或“强辩”，更没有认为我有意顶撞他。关键问题是周恩来的性格是不喜欢别人一味地对他阿谀奉承，看他的脸色行事，那样的话，他便听不到真实的意见了。我这个人是直性子，说话、做事快人快语，决不善观气色、见风使舵，而是讲老实话。 　　这时，周恩来洗完了手，朝卫生间门口走去，我心想，这一回把事情办糟了。但见他走得比平时慢，好像愿意继续听我说下去的样子。我便接着说：“我们已请几位专家讨论过了，大家认为有五种可能性：第一、血管硬化；第二、泌尿系统结石；第三、泌尿系统感染……” 　　“你不要第一、第二的跟我兜圈子嘛!有话就直截了当说出来。我看，你们最不放心的是怕我长肿瘤吧？嗯？”周恩来有点不耐烦了，打断了我的话。其实，他这样说倒是一矢中的，切中要害，把问题点破了。 　　看来，问题已经说开了，我也就大着胆子试探着继续往下解释：“总理，在各种肿瘤中，膀胱癌的恶性程度是最低的，只要治疗得早，大多数可以根治。根据国内外的经验和统计资料表明，膀胱癌的预后情况是这样的：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病人可以根治；另外三分之一病人则会反复发作反复地治疗；其余三分之一病人的后果是……” 　　“最后那三分之一的病人就是死亡，对吗？”从表面看来，周恩来似乎心不在焉，没有仔细听我“宣讲”什么学术论文似的。其实，他听得很仔细，他未等我讲完，便直截了当地说。 　　我想，他大概认为一个人只要患了癌症，治愈的希望是非常渺茫的；况且，在“文革”期间，他曾亲自过问的多位患恶性肿瘤的中央领导人，都是久拖不治痛苦地离开了人间。若是按照医生的意见，把我周恩来弄进医院里去七查八查的折腾，且不说是否能把毛病查出来，即使查出来也是恶性肿瘤，从根本上说，亦没有好的治疗办法，而身体则可能彻底搞垮了。那样，自己吃了苦头还不算，又会误了许多工作，所以他才那样心不在焉。 　　“是的。”到了这个时候，我只好如实汇报了。 　　“那么，你说了这么多话，到底想要我做什么呢？”此时，总理倒是认真起来了。 　　“专家们希望，要反复多做几次小便化验，方能作出最后诊断。”我明确地向他报告了专家的意见及建议。 　　这一次，周恩来几乎是笑着说：“原来是要化验小便，你不早说，这有什么难啊，什么时候化验？现在就要查吗？” 　　“是的，如果有小便，最好马上留下标本送北京医院检查。” 　　我抓住机会不放。 　　他转身向抽水马桶走去。我拿起原已准备好的玻璃尿壶请总理留下了少许小便标本，随即派人送往北京医院病理科检查。 　　第二天，尿化验报告单出来了。化验单上写着“8个红细胞”！离上次尿常规检查仅仅三天时间，红细胞数量竟增加了一倍。更糟糕、更令人揪心的事——那要命的“癌细胞”还是出现了！尿细胞病理学检查报告单上赫然写着：“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这九个无法更改的大字，使我的心情非常沉重。 　　我们几个值班室里接触到这张化验报告单的人，不论是医生、护士或是其他工作人员，一瞬间，都像是被哪一个妖道使了什么“魔法”一样，大家一动不动无言地愣在那儿，目光都紧盯在这张化验单上，希望自己的眼睛的确是“看错”了。总之，人们不愿意接受这一令人惊悸的事实。但是，此时的人们都情不自禁地满含热泪，有人忍不住抽泣起来，有人忽然间离开值班室奔向自己的房间去大哭一场。 　　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第二节、周恩来最后的1323天(2) 我不能在此耽搁过久，尚有许多事急等着我去处理。首先必须将此情况报告上级领导，并请示下一步工作如何进行，是否先组织专家会诊，具体列出专家名单，同时，应考虑向党中央作书面及口头汇报等。 　　北京医院病理科主任极为负责，他请最著名的细胞病理学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附属肿瘤研究所的杨大望教授，协和医院及解放军三〇一医院病理科的主任共同来会诊，仔细研究尿涂片染色细胞病理学检查结果，大家一致认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的诊断可以确定。 　　在那“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岁月里，“老爷卫生部”已被整垮了，一些高级保健医疗单位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我们没有真正的上级业务领导部门指导工作。专家队伍中，大多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国的特务”或者是“牛鬼蛇神”等帽子而不能工作了。许多专家已被下放劳动、参加医疗队，一时间，几乎找不到几个专家为中央领导人看病。 　　这时候，幸有“北京第二医学院”吴阶平院长尚没有被打倒，一直得到中央领导人的信任，真可算是“硕果仅存”了。吴阶平学识渊博、平易近人、治学严谨，没有一点大专家的架子。我们这一代从事中央领导人保健工作的医生都很敬重他，认为他对工作热情负责，乐于助人，且从不借故推托。自然，我们在工作中不仅会遇到业务问题，也会碰上一些同业务不搭界却较难办的事情；我们常常向他求教，他也总是中肯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现在周恩来得了膀胱癌，我们感到事关重大，立刻将病理学专家们一致得出的“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之结论，打电话通报了吴阶平。 　　“佐良，你还是多请几位泌尿外科大夫一起看看吧，大家在一起再多商量一下，集思广益，看看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吴院长如是说。 　　吴阶平提出请友谊医院泌尿外科主任于惠元、协和医院泌尿外科吴德诚教授等人，一起集中到中南海会诊。 　　专家们会诊时提出，即刻派专家携带细胞病理学检查的涂片标本等资料，赶赴天津、上海两地，请那里的专家“背对背”会诊(即不告诉病人姓名)。当即决定，由中南海门诊部派一名医生随吴德诚教授一同前去。他们到天津，请虞颂庭，在上海，请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泌尿外科老前辈熊汝成教授等人会诊。 　　至5月18日，我们将京、津两地泌尿外科临床及病理学专家的意见汇总，跟北京病理学专家在看法上没有异议。 　　最后，为慎重计，我们很快将京津沪三地会诊过的专家都请到北京来，进行了多次讨论，大家对于周恩来患“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的诊疗意见完全一致。 　　这时，我们同吴阶平等一起商量将周恩来的病情，向党中央写了一份书面报告，详细叙述了目前病人没有任何症状、应争取尽早治疗的好处，制订了切实可行的诊疗方案和疾病发展的不良后果等。 　　自从说服周恩来接受反复化验小便以来，他很认真，每次去卫生间解小便，都注意叫人帮他留取尿标本作化验。与平时不同的是，他不再像以往那样询问小便化验的结果如何。我认为，这并不是周恩来的疏忽大意，亦不是他对自己的病情不在意。谅必，他已经敏锐地从保健医生及专家的言谈举止中察觉到问题的某些症结。比如，按惯例，保健医生应当主动向他汇报每次化验尿的结果。现在，小便化验已经做了好几次，结果早已出来了，但医生及专家们同他见了面，没有人主动跟他提及此事，似乎有意在回避他。 　　作为中国共产党###级政治家的周恩来，他知道正确地对待这件事，不愿难为医生。医疗组成员的心情是极为矛盾的，既不希望周恩来向医生直接提出难以回答的问题，可又希望他能得到及时的治疗。 　　在此期间，周恩来的工作实在太忙，抽不出时间作进一步检查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而早期膀胱癌患者没有任何自觉症状，无丝毫痛苦或不适而影响到他的工作及生活，是次要原因。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第二节、周恩来最后的1323天(3) 第一次突然尿血日，正值隆冬季节，农历三九寒天滴水成冰。寒冷刺骨的西北风呼呼地刮了好几天，把天空“清扫”得干干净净没有一片云彩。这天大清早6点多钟，周恩来批阅完大量文件离开了办公室。按他的老习惯，仍然怀抱着一大摞文件放到卧室床头边。然后，他去卫生间洗漱。解小便时，突然排出大量鲜红色血尿，使整个抽水马桶里的水都变成红色，把照顾他生活的当班警卫老张吓坏了。 　　此时，我在内院东厢房里刚洗漱完毕，吃了安眠药躺到床上。忽然，房间里平时只响几下的电铃呼叫声，此时“吱、吱、吱吱……”持续不停地响了起来，紧接着，我听到急匆匆的脚步声来到我的房门外，随后是一阵“咚咚，咚咚”的敲门声。我只说了声：“请进！”老张已推门进来了。 　　只见老张神色紧张，气喘吁吁，手里举着玻璃尿壶。这时天色已经大亮了，他高声嚷道：“张大夫，你瞧，这下子可糟了，小便全红了！怎么办？你快去吧，总理正在卫生间里等着你呢！” 　　我急忙穿衣起床，拉开了窗帘，室内亮堂了，看到老张举着尿壶的手在抖动，玻璃尿壶中有大约二百多毫升的鲜红色血尿在晃动。 　　“总理怎么样？他说了什么吗？”我一面穿衣服，一面急切地问道。 　　“你快去卫生间吧，他在等你哩！”他说完话，便独自走了。 　　我赶紧追出房间去，紧跟在他后边一路小跑来到总理身边，他正穿着睡衣，平静地躺在大沙发上等着我。 　　我见了总理，简单地问道：“我看到了血尿，您排尿时有没有特殊的感觉，身上有无不舒服？” 　　“没有特别的感觉。”他说。 　　这时，我看出来，他还是有点紧张。他说话时脸上没有任何表情，非常严肃的样子，眼睛不看我，而是盯着天花板。他违反“常规”地没有问我为什么会有血尿——这样一个通常他是不会轻易放过的问题。 　　我见周恩来不再说话，我也不愿再引出别的什么叫我难以应答的话题。我觉得此时此刻说什么话均是多余的，没有任何意义，倒不如请他早些上床睡觉。于是，我向他建议道：“您先服一点安眠药睡觉，我马上请吴阶平院长和卞大夫来，一起商量诊断及治疗问题。” 　　“好么。”周恩来只说了两个字。当我要离开时，他从沙发上起身，说：“我要解小便。” 　　我立即扶他到抽水马桶边，并拿着玻璃尿壶去接尿，玻璃尿壶里大约有几十毫升鲜红色血尿，不，那是鲜血。泌尿科临床医生称此为“全程血尿”，即整个排尿过程中排出来的都是血尿。另一些病人，他们排尿开始时排出的是颜色正常的小便，到排尿行将结束时排出的尿呈“鲜红色”，专家们称之为“终末血尿”。 　　看来，对于“膀胱癌”这三个字，再也无法跟周恩来捉迷藏下去了。周恩来患早期膀胱癌，只要不及时治疗，血尿是迟早会出现的，这本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但是，今天早晨突然出现了血尿，我又亲自用玻璃尿壶接下了他排出的鲜红色尿液，预料已成为事实。此时，我的心里相当紧张，尤其在见到周恩来那种难以名状的无言，又似有点苦涩的神情，我感到很难过。 　　周恩来解完小便回卧室去睡觉。见他未向我提什么问题，亦没有话要对我交代，我即吩咐护士给他加服止血药、镇静药和防止发作心绞痛的药物；若他在睡眠中醒来有何不适，或是起床解小便，都要叫醒我去观察病情。 　　因为是清晨，估计吴阶平院长尚未离家到单位去，我向护士交代完事情，马上出来给吴院长挂通了电话，将清晨发生血尿等一切情形，简短地向他叙述了一遍，并商定派汽车接他到西花厅来。吴院长听后很焦急，希望立刻亲自来看望周恩来。 　　吴阶平院长是著名的泌尿外科专家，更重要的是他不仅熟悉我们的保健工作，并且对党中央许多领导人都很熟悉，我们同他讨论任何问题可以直截了当，不必有何忌讳。 　　 第二节、周恩来最后的1323天(4) 吴阶平、卞志强和我，对周恩来的病情都是清楚的，可能预见到的各种病情变化及其可采取的相应措施都有预案；有关情况，我们也曾在1972年5月向党中央作过口头与书面报告。现在我们聚在一起要商量的首要问题是，根据今天早晨周恩来发生血尿的情况，立即提出请求，向党中央负责同志口头汇报，同时写一份书面报告呈中央各有关领导同志，希望周总理能尽早住院治疗。 　　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三节、周恩来最后的1323天(1) 清晨，邓颖超起床后，待她从盥洗室里出来，我们立刻向她报告总理的病情变化；向她说明，一旦出现血尿，就再也无法对总理隐瞒病情了。我们告诉邓大姐：已经将情况与当前的应急措施通报了中央办公厅主任，一方面是让她了解真实情况，同时也为听取她的意见，想得到她的理解与支持。 　　“这几天，总理实在太累了，应该让他多睡几个好觉。”邓颖超听完了我们的汇报后，镇静而又不无忧虑地说。她没有表示其他不同的意见，我们随即告退出来。 　　我们一方面等待上级对医疗组所写报告的批示，同时通过有关渠道打听和吁请中央尽快批复医疗组的“病情报告”。 　　吴阶平提议，由卞志强报请党中央批准，邀请全国最著名的泌尿外科专家：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泌尿科主任熊汝成教授、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泌尿外科虞颂庭教授、北京友谊医院泌尿外科主任于惠元教授、协和医院泌尿外科吴德诚教授等；心脏内科专家有刚从上海调来北京阜外医院的陶寿淇、协和医院心内科方圻教授；我国麻醉医学权威、阜外医院麻醉科主任商德延教授，以及北京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麻醉科主任谢荣教授；普外科专家吴蔚然教授等十余人到北京集中，共同会诊，讨论诊疗方案。我们尽力采用内科保守疗法维持，居然又勉强地拖了一段时间。 　　一直拖到了日，周恩来才有可能离开工作岗位，当时出于保密考虑，故没有让他住医院，而是安排他住在玉泉山进行第一次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术治疗。 　　这次膀胱镜检查发现肿瘤比预先设想的情况要好，肿瘤只有公分直径，呈绒毛状，很表浅，因而治疗效果非常显著，只在电灼术后数天，尿色就完全清澈透明。 　　但是，已经75岁高龄、身患癌症而且持续尿血的周恩来，他仍然带病坚持工作两个多月后才去玉泉山治病。可他治疗后只休息了近两周左右时间，便返回西花厅不停地忙碌起来了。 　　自然，周恩来也确有他的难处。原先，周恩来几乎每天通过大众传播媒体——各大报纸、电台、电视台同广大人民及海内外朋友见面。此时，忽然间，周恩来“失踪”近两周音讯全无，有谁知道他去了玉泉山治病呢？尤其在那样的年月势必引起海内外舆论界议论纷纷。各种各样的传言和猜测也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外交部与联络部以及对外友协等外事部门向中央提出请总理接见外国贵宾的报告不断地传到周恩来值班室。周恩来在玉泉山呆不下去了。 　　4月上旬，周恩来借日本相扑队来华访问，在东郊体育场进行首场表演的机会，从玉泉山下来直接驱车到体育场接见、观看表演与对外亮相——周恩来没有倒，让人民高兴，请朋友们放心。 　　周恩来对于这一次治疗十分满意，在5月份，他于百忙中抽时间愉快地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设晚宴——“烤鸭席”款待专家、医生及护士。席间，周恩来和邓颖超多次起来举杯祝酒，向大家表示感谢。 　　但是，在给周恩来治病过程中发生的许多事情，往往既在预料之中，又在预料之外——工作忙、离不开是常有的事；但周恩来挨整，是我们谁也想不到的事。 　　因此，按照医疗组制订的治疗方案，在这次电灼术以后，膀胱粘膜表面肉眼所见肿瘤确实都被烧掉了。但是，为了巩固疗效、防止复发，待电灼伤表面痊愈之后，应当定期进行膀胱内化学药物灌注治疗。原定每星期灌注两次，后来却因种种缘故，使化疗未能按预定方案进行。专家们着急也没有用，周恩来和邓大姐也都清楚，整个化疗只是断断续续地进行着…… 　　政治局开会对周恩来进行“帮助”，工作人员不满，私下议论：“他们明明是整总理嘛！”要说“文化大革命”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那么，周恩来在“文革”期间拼命工作、苦撑危局，他已经到了心力交瘁的地步。 　　1972年6月份，原先，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总之，无论是内政外交等方方面面的工作使得周恩来一年到头、日夜忙碌不堪；忽然间，他却整日闷在办公室里写起“文章”来了。他一不接见外宾、二不出席任何会议，连西花厅的大门都不迈出一步，他趴在桌子上整整写了十来天。当然，其时我并不知道总理在写什么。 　　 第三节、周恩来最后的1323天(2) 周恩来由于长时间坐着办公，两腿下垂活动少，故肿得很厉害，从足踝部起一直肿到膝盖以上部位。因日夜埋头写作，睡眠不足，上下眼睑和整个面部都虚肿了。我见他整日紧绷着脸，沉默少语，郁郁寡欢地思考着问题。在那些日子里，他很少到户外散步，乒乓球也不打了。身边人员常提醒他到户外呼吸新鲜空气，活动身子，他均未予理睬。 　　一向很注意修饰的周恩来，这期间，不理发，也不刮胡子。往日，周恩来起床后必定要正规地穿上中山装，不单扣好每一个钮扣，连领口也扣紧；即使不外出，在家里办公也如此。可是，他在写“文章”的日子里，成天穿着那件淡蓝色条子的毛巾睡袍坐在办公室里，这种不修边幅的样子是我来到西花厅后没有见过的。他不再神采奕奕、精神矍铄、步履矫健，而是失去了往日周恩来特有的风范。 　　大家心里都很难过，不知道总理为什么心情如此沉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于周恩来的事，我们不知道就只能是不知道，有谁敢去打听个究竟。当然，我们即便是知道了些什么，肯定亦帮不了他的忙。 　　8月的北京正是酷暑难当，一天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集了中组部、中联部、###、中调部、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等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开会，由他给大家讲建国前的“党内六次路线斗争史”。 　　那次会议允许中央负责同志的随员旁听，我亦有机会听了总理的讲话。我对党内多次“路线斗争”的历史不太熟悉，加之，会议中间我要去为总理做事，周恩来讲话时间比较长，讲了好几个小时，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那开场白的大意。 　　“今天，我请大家到这里来，是想跟你们讲讲我们党内在历史上几次重要的路线斗争。有‘左倾’错误，也有‘右倾’错误。这个问题，不久前，我在京西宾馆已经讲过一次了”。在长达三个多小时的讲话中，他不断地作自我检讨与自责。 　　参加会议的人中有不少老革命，他们熟悉党的历史。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在这长达三个多小时的会议中，对周恩来的检讨、自责甚至自贬过多感到不甚理解，心里也不好受，因而会议开得较沉闷。我在那个会场里只不过是个小字辈，更理解不了周恩来花了那么大的精力作准备，召集这样规模的会议来专讲“党内路线斗争”，且主要是自我检讨，……心中不甚了了。 　　其实，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的处境不太好，比较孤立，周恩来一直是想方设法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及领导地位。现在，周恩来为什么要面对党中央直属单位负责同志对那一段历史独自承担起责任呢？我迄今也难理解他老人家当时的心情，为什么要那样做，难道他有压力？ 　　日，毛泽东对于周恩来处理对外事务等问题上表示出极为不满的意见，同时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云云。 　　于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在11月底12月初召开会议批评对周恩来的所谓“错误”。 　　毛泽东一言九鼎，此话一出，江青一伙立刻感到这千载难逢整周恩来的良机不可失，他们狠狠地整了周恩来十多天。 　　会议是在极端保密情况下进行的。出入会场，专为会议服务的人员都经过挑选和特殊的交代。但正如俗话所说，“没有不透风的墙。”你保密再严格，总有少数知情者、周恩来的同情者与江青一伙的反对者。 　　当时被批准进入现场的服务人员，个别首长的随员对会议表现出极度不满。 　　“这哪里是什么帮助总理啊？他们明明是整总理嘛！他们是想要打倒总理啊！”说话的是人民大会堂服务人员。她刚从东大厅里端着托盘出来，将盘子往桌上一放，就边说边用衣袖擦眼泪，起先只是嘘唏声，一会儿便抽泣起来了。这可把我吓坏了，我赶紧跑过去把服务间通向外边过道的大门关上，又回过来劝她：“我们都是为首长服务的工作人员，只有做好本职工作，上面的事情我们管不了……”我想以此劝她不要哭。 　　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四节、周恩来最后的1323天(1) “张大夫，我实在看不下去呀！” 　　“我理解你，快擦干眼泪，一会儿你还要进去工作呢。” 　　我担心她的哭声一不小心被外边的人听到了，对她和我都不利，说不定还会连累更多……真不敢往下想。 　　人总有良知，大多知道好歹。一个人从幼童时代刚刚能看懂电影那时起，就常会向大人提问：“这个是好人吗？那个是坏人吗？……”他们从一开始便“自觉”地学习辨别真善美与假恶丑。 　　我在工作间里为总理用开水加温中药汤剂，请服务员送进去。我好容易把那个抽泣的给劝住了，又来了一个更厉害的丫头。她便是前面提到过的，被江青诬指投毒害她的小赵。她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也是一面哭，一面气愤地说：“这个老太婆成天不工作，看电影、游山逛景。总理一天到晚忙着为人民操劳。张大夫，你还不知道呢，他们白天睡觉，晚上来开会整总理。他们开完会回去，一起喝红葡萄酒庆贺干杯呢！我真不明白，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我要她轻点声。她又说：“张大夫，你不用害怕，我说话，我负责，我说的全都是真话，我不怕坐牢……”我的确服了她了。这广西妹子真的吃了豹子胆。自然，就像后来她也跟我说过，她不是不害怕，是豁出去了。她恨江青，敬佩周总理，出自内心地感激总理对她的关怀。周恩来在最危难的时候保护过她，可以说是救了她的命。 　　江青患严重的神经官能症，植物神经功能失调，常常出虚汗，一天到晚不知要换多少次内衣。护士身上背的大背包里塞满了汗衫与毛巾等物，因更换过勤，一时干不了，她就到工作间来用电熨斗为江青熨烫内衣，所以我才见到了这心地善良的姑娘。 　　她们都同我一样，是一些为领导人服务的普通工作人员。她们说的话是有道理的，是正义之声，引起我的共鸣。可在那无法无天的岁月里，你有理，能同谁去理论呀。我们只能做好分内之事，不要再给总理添麻烦了。 　　在批判周恩来那些严厉的日子里，人说“世态炎凉”，此话一点不假，我有切身感受。原先党中央政治局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每次开会的时间与地点由他确定后通知各政治局委员。周恩来总提前几分钟到达会议地点，有的领导人也提早赶来向总理请示问题或汇报工作。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总理经常留下个别人谈话。在他情绪好的时候，他还会抽时间在大会堂东大厅里小憩，或同服务员聊聊家常，打一会儿乒乓球；有时还在那里吃完夜宵才回西花厅办公。 　　在周恩来挨批期间，却由王洪文主持会议。周恩来在家等待通知去参加会议，不必再提前到会场去。散会时，他亦“知趣”地即刻离开大会堂回家，因为有人还留在那里商量下一步对付周恩来的办法。这本没有什么不正常，问题是，往日谁见了周恩来都会主动热情地打招呼，现在有些人则尽力回避，即使迎面相遇也要表现冷淡，大概为了表示划清界线吧？！ 　　我们，作为周恩来的随员的处境，也就今非昔比，可想而知了。 　　过去，只要首长们在一起开会，秘书、警卫、医生及护士等相互见了面，大老远的就热情地喊着打招呼、开玩笑、拍肩膀等。一到吃饭时间，大家吆喝着一起冲向食堂，都往一张桌子上凑，吃饭时有说有笑。现如今，只有我们“周家”的人自己聚在一起，默不作声地吃完饭便走开。多数领导人的随员见到我们或低头而过，或扭头避免互相目光接触而觉得尴尬。即使擦肩而过，也不理睬我们。我觉得，他们不一定都是些势利小人，主要是怕沾边。那年月，真有点吃不准，今天是首长，说不定明天可能被打倒，甚至去了“秦城”。即使是随员，也可能“沾点光”。所以，大家互不理睬，少惹事也是可以理解的。 　　一天夜间，我和警卫科长老张随周恩来从人民大会堂开完会回到西花厅，老张神色不安地跟我说： 　　“佐良啊，咱们得有思想准备，说不定哪一天，给咱们戴上手铐，用吉普车把我们送到什么地方去了，连家里老婆孩子都不知道！” 　　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四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