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掌故发现【作者：白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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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掌故发现【作者：白雪】
考古探秘　　人类的童年时代：腊玛古猿科学家们认为，人是由猿进化而来的。然而，究竟哪种古猿进化成人类的祖先？人最早从猿的系统中分化出来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这些一直是千古难解的谜。　　云南省禄丰县城以北９公里的庙山坡，因附近烧石灰，故称石灰坝。庙山坡煤窑很小，却蕴藏着十分丰富的古生物化石。１９７５年５月，当地挖煤的群众发现了一些动物牙齿化石，随后县文化馆派人前往现场调查，从中找到了一枚古猿牙齿化石。这一发现立刻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头骨化石是研究古人类的最重要的依据。古脊椎动物学家和古人类学家们盼望着完整的腊玛古猿头骨化石出土。　　此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云南省博物馆都多次派人去发掘，发现了许多古猿牙齿和比较完整的古猿颚骨化石。１９８０年４月９日，在禄丰石灰坝村边褐煤层中发现了世界上第一个最完整的腊玛古猿头骨化石。这是世界上所发现的（距今大约１３００万年到７００万年）各类古猿的第一个头骨化石。禄丰又一次震惊了世界！国内外的古脊椎动物学家和古人类学家们纷至沓来。禄丰的腊玛古猿头骨化石的发现，被科学家们誉为堪与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发现相媲美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现。　　科学家们认为，大约７０００万年前，禄丰从恐龙世界进入了新生哺乳类动物王国。到了大约１０００万年前，古猿又逐渐兴盛了起来。８００万年前的禄丰石灰坝山势平缓，气候温暖，河湖密布，植物茂盛。体态轻盈的长臂猿、猕猴在树上欢跳。树下栖居着粗壮的“西瓦古猿”。它们很可能是现代猩猩的祖先。个子不高的腊玛古猿也栖息在树下，有时也爬到树上，因为能避免很多食肉类野兽的攻击。从复原的雕塑看，腊玛古猿已经能够直立行走。它们比较灵巧，智力比其他动物略高一筹，很可能已经学会了用树棍和石头与食肉类的野兽搏斗。搏斗往往是残酷的，但胜利总是多于失败，不然，古猿就不会繁衍、发展、进化和壮大。　　禄丰腊玛古猿在形态上和印度腊玛古猿相似，因此定名为腊玛古猿。但禄丰腊玛古猿在形态上比同属其他种类更接近早期的人类，因此，很可能是人类的直系祖先，是从猿到人的一个过渡类型，是“正在形成中的人”。云南在１９５６年发现过大约生活在１４００万年前的开远腊玛古猿，１９６５年又发现了生活在１７０万年前的元谋猿人。在距元谋仅百余公里的禄丰发现的８００万年前的腊玛古猿正好填补了这中间的空白。这证明了禄丰古猿是人类进化中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环节，是人类的童年时代！　　“北京猿人”化石下落何方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２日，一个考古学上的新发现震动了全世界：由时年２５岁的我国古人类学家裴文中教授主持的发掘工作，在北京郊区周口店发掘出一个完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随后还发现了“北京人”制作的石器、骨器和用火的遗迹。　　中国人发现了北京猿人化石的消息，就像一声春雷，使那些被传统偏见束缚得紧紧的学者们不得不承认：在人类历史的黎明时代，从体质形态、文化性质和社会组织等方面来看，的确有过“直立人”阶段，他既是“南猿”的后代，又是包括现代人在内的“智人”的祖先，是从猿到人进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然而，在今天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人们却见不到这个头盖骨，台湾的“历史博物馆”也只有一具由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赠送的复制品，那么真正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到哪里去了呢？　　周口店发现的一批人类化石，开始一直保存在北京协和医院Ｂ楼解剖室的保险箱内，由著名的瑞典人类学家魏敦瑞加以研究。１９４１年，珍珠港事件发生前不久，日美关系相当紧张，美国驻华大使馆劝告美国侨民离华。协和医院也同样缺乏安全感。魏敦瑞为了取得美国国籍，以便到纽约美国自然博物馆继续他的研究工作，也决定去美国。当时，为了这批标本的安全，他希望把主权属于中国的人类化石也运去美国保存。但由于种种原因，化石没有启运。　　大约在珍珠港事件前３个星期的一天，协和医院总务长博文突然通知将化石秘密装箱，北京猿人的５个头盖骨，以及骨头碎片１５块，下颚骨１４块，锁骨、腕骨、大腿骨、上臂骨１４７块，全部用擦显微镜镜头的细棉纸包好，裹上药棉，再包上粉连纸，外面捆上细纱布、棉花，装入两只大木箱，运到美国大使馆，准备随美国海军陆战队运到美国。１２月５日早晨，“北京人”贴着“高级机密”的标签，搭乘美国海军专用火车，在几名士兵的“护送”下运出北京，准备到秦皇岛转乘“哈立逊总统号”邮船运往美国。然而两天以后，当军用火车尚未到达秦皇岛时，日军偷袭了珍珠港，日美两国成为正式交战国。在华日军很快截获并抢夺了美国的这到军用火车。从此以后，这批极其珍贵的化石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那么，“北京人”化石究竟是怎么失踪的？有一种说法是日本人把所有从火车上卸下来的箱子装上驳船，准备装到一艘开往天津的货船上去。不幸，驳船翻掉了，“北京人”化石随之沉到海底。另一种说法认为，劫持火车的日本人不懂得这些化石的价值，或许把它们当破烂扔掉，或许把它们当作“龙骨”卖给中国商人，而果真如此，则它们早就被研成粉末当作药品了。还有一种说法，邮船被日军俘虏，化石被日军截留，后来几经易手，终于下落不明，它很可能秘藏在日本民间。　　中国人类学家周国兴根据多年的调查，发现了一条新的线索，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夕，一个卫兵守卫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总部和美国使馆相连通的便门口，他看到了两个人抬了一箱东西，埋在大使馆后院内。周国兴推测，这一箱东西很可能是北京猿人的化石。周国兴已找到这个地方，但上面已经盖有房屋，无法挖掘。如果果真如周国兴所说，那么失踪了多年的北京猿人化石总有一天会重新出现在世界上。　　不可思议的半坡人智慧半坡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东郊，遗址总面积约有１０万多平方米，这是一个原始氏族公社时期的村落。考古学者对遗址先后进行了５次发掘，发掘清理出的各种遗迹和遗物大大超出人们的预计。其中比较完整的房屋遗迹就有４０多处，窖穴１００多个，各种墓葬２００多座，烧制陶器的窖址６座，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近万件。　　距今６０００多年以前，半坡人生活在西安东郊的浐河岸边，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使用着石头制作的生产工具和泥土烧制的陶器，在女性首领的率领下，过着宁静而神秘的生活。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半坡人不断积累经验，许多发明创造都显示出农业文明的曙光。在半坡遗址的一个窖穴中，出土了数斗粮食腐朽后的谷皮；在发掘出的一个小陶罐中，发现了半坡人当年选种的粟种；另外还发现一些已经炭化了的蔬菜种子，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蔬菜种子。　　由于农业的出现，人们开始过着比较长期的定居生活。这样，家畜饲养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半坡氏族公社时期饲养的家畜有猪和狗两种，其中以猪为主。　　半坡人的另一大食物来源是渔猎。半坡人对弓箭的运用已经相当熟悉，在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式样各异的箭头，这些箭头制作精细，大部分使用兽骨磨制而成。半坡人还用钓和叉的方法捕鱼，在半坡遗址发掘出的骨制鱼钩和鱼叉都非常精致。　　在不断的创造中，半坡人形成了数与形的概念。在半坡遗址出土的陶器“尖底瓶”，造型奇特，当它被放到水里后，由于水的浮力和瓶子的重心作用，瓶子会自动向水面倾倒，水注满后，瓶身又自动竖起。这是半坡人最常用的一种盛水的容器，尽管当时他们并不知道“重心原理”之说，但半坡人已经发现尖底瓶具有自动汲水的功能，并巧妙加以利用。　　在半坡遗址出土的彩陶纹饰中，还出现了直线、折线、长方形、三角形等图案，这说明半坡人“形”的概念已经形成。自从半坡人开始了定居生活以后，用于居住的房子便不断发生着变化，早期半地穴式的家，逐渐移到了地面，低矮的房屋也慢慢高大起来。由于半坡人对形状已有了一些认识，所以，他们的家也被建成了圆形或方形。半坡晚期的第２４号房址，长４米，宽３米，有分布均匀的１２个柱洞，构成一个标准的长方形。在各类几何图形中，矩形的使用需要掌握直线、直角、平行线等概念，而半坡人在６０００年前就能准确运用了。　　圆形是原始人运用最多的一种形状，同样多的材料制成的器物中，圆形器物的容积最大，而且，自然界中圆形的东西比较多，便于模仿，也比较好制作，因此，半坡人制作的陶器中，大多数都是圆形的。在发现的大量的文物里，像盆、钵、碗这些器物，都做得非常规范。更令人惊叹的是，许多陶器边沿上均匀分布的纹饰，正好将圆等分。半坡人借助什么工具等分圆周的，至今仍是个未解之谜。　　原始社会是人类从事生产活动的起点，也是科学技术的萌芽时期。半坡人富于智慧的创造发明，显示出远古祖先在文明初创时期思维跳跃的轨迹，它犹如人类智慧天空中闪烁的繁星，照亮并缩短了人类从蛮荒奔向文明的路程。　　三星堆的七大“千古之谜”　　四川省广汉市西约８公里处的南兴镇，有一座名为“三星堆”的村庄。这里南、北两面流淌着两条河流，南面为马牧河，北面为鸭子河。在马牧河南岸原有三座黄土堆，像三颗星星一样，“三星堆”由此得名。然而，“三星堆”是什么时候有的？它们是怎样形成的？就连当地也没有人知道。人们在这里生活了几千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浑然不知脚下埋藏着巨大的秘密。　　１９８６年，对“三星堆”大规模的发掘工作正式开始。考古队划定了若干区域，出土了大量铜器、陶器和玉器，但这些发现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惊喜。然而随着发掘的深入，一座宝库终于被打开。原来这里是一个长４．６米、宽３．５米、深１．６４米的大坑，里面埋藏着４００多件珍贵文物。更令人吃惊的则是那些与真人头部一样大的青铜头像，还有黄金面罩。这些发现在中国考古史上是空前的。可是，人们的惊讶尚未过去，不到一个月，在距１号坑不到３０米的地方，砖厂工人在取土时又发现了一座大坑。此坑长５．３米，宽２．８米，深约１．５５米。这次的发现更为惊人，有一座２．６２米高的青铜人像，高达数米的青铜树，一大堆黄金面罩，另外还有巨大的青铜面具、青铜头像、青铜鸟、青铜蛇、玉器等。而这次出土的青铜人像和青铜树，是我国考古史上所没有的。　　这些发现不仅震惊了中国考古界，也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轰动。惊叹与赞誉纷至沓来，甚至有报刊称三星堆的发现“比兵马俑更加非同凡响”。然而，惊叹之余，疑惑也随之而来。三星堆遗址及其出土文物的许多重大学术问题，至今仍是难以破译的千古之谜。虽然专家学者对其中“七大千古之谜”争论不休，但终因无确凿证据而成为悬案。　　第一谜，三星堆文化来自何方？目前有其来源与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有关、与川东鄂西史前文化有关、与山东龙山文化有关等不同看法，即人们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彼此融合的产物，是多种文化交互影响的结果。但究竟来自何方还不确知。　　第二谜，三星堆遗址居民的族属为何？目前有氐羌说、濮人说、巴人说、东夷说、越人说等不同看法。多数学者认为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与三星堆关系密切，其主体居民可能是来自川西北及岷江上游的氐羌系。　　第三谜，三星堆古蜀国的政权性质及宗教形态如何？三星堆古蜀国是一个附属于中原王朝的部落军事联盟，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已建立起统一王朝的早期国家？其宗教形态是自然崇拜、祖先崇拜还是神灵崇拜？或是兼而有之？　　第四谜，三星堆青铜器群高超的青铜器冶炼技术及青铜文化是如何产生的？是蜀地独自产生发展起来的，还是受中原文化、荆楚文化或西亚、东南亚等外来文化影响的产物？　　第五谜，三星堆古蜀国何以产生？持续多久？又何以突然消亡？　　第六谜，出土上千件文物的两个坑，属何年代及什么性质？年代争论有商代说、商末周初说、西周说、春秋战国说等，性质有祭祀坑、墓葬陪葬坑、器物坑等不同看法。　　第七谜，晚期蜀文化的重大之谜“巴蜀图语”。三星堆出土的金杖等器物上的符号是文字？是族徽？是图画？还是某种宗教符号？可以说，如果解开“巴蜀图语”之谜，将极大促进三星堆之谜的破解。　　看来，三星堆文明的横空出世，既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考古惊喜，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未解之谜。要想破解这些谜团，还需要学者们的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３６０００枚秦简隐藏了秦王朝多少秘密２０００多年前，当古罗马日益强盛、独霸西方的时候，一个空前强大的秦王朝帝国在东方诞生了。然而，秦王朝短短的１５年，就像湘西大山里的云雾一样，让后人无法完全看清楚。但是，在湘西里耶镇的一口古井里发掘出来的３６０００多枚竹木简，却使湮没已久的秦王朝历史第一次以文字的形式复活了。　　从出土的３６０００多枚秦简的文字上来看，当时的里耶被称为迁陵。２０００多年以前，楚国和后来的秦王朝，都曾在这里设立过县衙。战国末年，秦国数十万大军越过秦岭，来到四川长江边上，就是现在的涪陵，由涪陵入巫江口，溯巫江而上，翻过里耶西北的八面山，来到迁陵，也就是现在的里耶镇城下。古迁陵县城，是当年楚国的西大门，可称战略要冲。强悍的秦军攻破楚军的防线，就可以顺酉水而下，进入沅水，直接逼近楚国的腹地。八面山上的崎岖山路，曾经是秦军攻入楚国的栈道，当数十万秦军铁骑立马山顶的时候，迁陵古城已尽收眼底。然而如今生活在里耶镇的人们，已经无法想象祖先们的生活，这里的纯朴、安逸、平和，也丝毫显示不出２２００年以前这儿曾经是金戈铁马的秦楚大战场。２０００多年的风风雨雨，翻过了历史长卷的一页又一页。　　空前强大的秦帝国诞生后，秦始皇为了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上采取了一系列的中央集权措施。在文化上，开始了一场“焚书坑儒”运动。大批文化古籍在无情的烈火中化为灰烬，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灭绝性的大浩劫从天而降。　　相传在那个时候，有两位老人不甘心那些珍贵的书籍被付之一炬，便冒着生命危险携带了大量的书籍，来到了湘西的大山中。在沅陵西北１５公里，有一座二酉山，在山腰的绝壁处，有一座二酉洞，两位老人便把书藏在了洞中，后来就有了“书通二酉，学富五车”这句成语，意思是读了二酉洞里的藏书就能够成为一个博学的人。但是至今并没有在此发现过任何书籍，可距此５０公里的里耶镇的古井里，却发现了大批秦简，书通二酉，会不会指的就是这口古井呢？　　那么这３６０００多枚秦简到底隐藏了多少秦王朝的秘密呢？　　在秦简中发现了我国最早、最完整的乘法口诀表。２２００年以前的乘法口诀表，竟与现今生活中使用的乘法口诀表有着惊人的一致。其中，古人的乘法口诀表里还涵盖了“二半而一”这样的分数运算，这是不同于现代教科书的地方。　　秦简中有一张迁陵县衙的罚款单据，其中的“一盾”、“一甲”是指数额，意思是让犯错的人缴纳一副盾牌或是一副铠甲。　　“数耐”就是刮去胡子和鬓角，这可不是美容，在２２００年以前，这是一种近似毁容的刑罚。把错误写在脸上，让别人都知道他是个受刑罚的人。许多出土的青铜剃刀至今仍然锋利，不知它们在当年刮去过多少人的胡子和鬓角。　　秦简中还记载了迁陵县武器库里面弩的存量。沅陵的弩箭数量和库存的余量记载得非常详细。弩箭是当时战争中最先进的武器，射程可以达到３００米，从青铜箭镞上做工精致的血槽上看，它的杀伤力是相当强的。　　秦简中还有关于奴隶买卖活动的记录。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２１３年）二月的一天，迁陵守丞向上级政府请示买的奴隶数目是否合乎法律。这段文字说明了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这里仍有奴隶买卖的活动。　　秦王朝在中国的历史中仅仅存在了１５年，里耶秦简出土之前，想要触摸那段历史，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一种奢望。如今，３６０００多枚秦简，几十万字的文献资料，让这段尘封了２０００多年的历史变得触手可及。　　揭开秦陵“文官俑”的面纱秦兵马俑发现后，轰动了海内外，这个庞大的地下军阵所展现的２０００多年前秦朝的国威与军威，令世人震撼。但令人遗憾的是，秦兵马俑皆属“武”类，所发现的六七千件秦俑中，居然没有一个文职人员。难道偌大的秦王朝真是“武夫”的世界吗？另外，秦王朝的中央机构在哪里？这些对于考古学家们来说，都是解不开的谜。　　２０００年５月，考古工作者在秦陵封土西南角的石榴园里发现了一个神秘的陪葬坑。经过两个多月的考古钻探，这个被编号为Ｋ０００６陪葬坑的基本情况已经摸清：其平面略呈“中”字形，东西走向，由斜坡道和前后室组成的地下坑道式土木结构陪葬坑，总面积１４４平方米。坑内壁面皆嵌厢木，地铺木地板，坑上则覆盖着长方体的棚木，其上再加盖芦席，芦席上覆土。斜坡道平面呈梯形，宽３米～４．６米，长１２米；前室南侧有一长４米、宽２．９米的厢房；后室则呈矩形，长２０．６米，宽３．８米。从钻探的情况看，前室里有彩绘的陶俑，后室发现马的骨骼。发现的这些彩绘的陶俑和兵马俑有什么关系呢？石榴园里的这个陪葬坑又是一个什么性质呢？为什么它离秦始皇陵这么近？　　根据文献记载，秦始皇陵原有许多异常宏伟的地面建筑，但均毁于大火。截止目前，考古工作者在秦陵的附近已勘探出了１８０个左右的陪葬坑，其中陵园里面大约有６０多个，根据现在发掘的情况看，均有火烧的痕迹。历史上关于秦始皇陵被焚毁有三种说法，普遍认为是毁于项羽之手。项羽入关后，由于时间仓促，虽未能对秦始皇陵进行大规模的盗掘，但纵火焚烧了秦陵的地面建筑；另外两种说法则认为是地下的沼气导致的自燃或是秦代的一种葬仪。考古工作者曾在秦陵一个陪葬坑的过洞里发现一个土坯的炉子，据说，这可能是引火的炉子。　　然而，Ｋ０００６陪葬坑的发掘使秦陵毁于火的说法多少有了一些反面的佐证。因为在整个发掘过程中，丝毫没有见到火烧的痕迹。这也是目前陵园已发现的惟一没有被焚毁的陪葬坑，它的结构遗迹保存较好。目前在这个陪葬坑的前室里共出土了１２件陶俑，其中有８件文官俑，４件御手俑。这１２陶俑皆戴红色的“臃颈”（围巾），穿交领右衽长袍，足登方口翘尖长履，从服装形制上看与兵马俑差别不大。但值得注意的是，这１２件陶俑全都戴着单板或双板的长冠，都是“当官的”。　　秦俑坑出土的大批兵马俑则只有一部分戴冠，不同的冠式代表着不同的地位。秦代共有２０等爵，但从秦俑目前的发现来看，现在只见到了４种等级，从低到高依次为不戴冠、戴单板冠、戴双板冠和将军。按记载，７级以上就为上爵，而戴双板冠是８级爵位，可见这个陪葬坑中出土俑的级别是很高的。　　这１２件陶俑有１０件是一字向北俯倒，一件位于前室的东壁，面西而立，另一件则独自站立于南侧厢房，这件俑戴双板冠，留着八字小胡，发式和其余１１件有着明显的区别，显然是这个俑坑的“领导”，一个人独享着一间办公室。更令人称奇的是，这位“领导”的表情极其特殊，从正面看，面色严肃，一脸的威仪。而侧面观之，则会发现他嘴角含笑，满心欢喜状。至于那些文官俑，也是表情不一，有的心事重重，似乎前途未卜；有的则暗自窃喜，像是刚刚得到了一点小利；有的满怀愤懑，是对小人得志的那种愤懑；有的则表情平静，一副超脱的姿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显然他们同朝为官，却是各怀心事。　　在刚开始钻探时，考古工作人员认为这个陪葬坑仅是一个马厩坑而已，这里可能供养着供秦始皇乘御狩猎的御马。至于陶俑，就是饲马人。但随着发掘的不断深入，这一观点渐渐被否定。按《礼记》记载，古时西南为“奥”，这里往往是尊者或长者所居住的地方。从已经出土的文官俑看，他们的右腋下都挂着模拟的陶削（小刀，用以刮掉竹简上的字）和长方形的袋囊，里面用以放置磨刀石。而俑的左臂肘与腰间有一圆孔，原似夹有东西，应为竹简等物。这种形制的秦俑也从来没有发现过。出土的文官俑皆双手笼于袖中，做立姿态，整体看上去毕恭毕敬，一副随时待命的样子。皇上有什么旨意，他们马上就会拿出竹简记载下来，如果写错则立即会用“削”刮掉重写。　　在南侧厢房，还发现了４件“铜钺”，刃部锋利，有竹柄的痕迹。“钺”从原始社会开始，就具“代表”和“象征”之意，仪仗队里经常可见斧钺之物，它往往象征君权神授、军事征伐。在执行刑罚时，有“钺”则可先斩后奏。此前，也仅在２号坑发现过一件“钺”。　　秦始皇陵周围的陪葬坑均为某种机构的象征，经过专家认证，这个陪葬坑是秦代的三公九卿中的廷尉，是掌刑辟、主刑罚的要害机构。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建立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比较完备的官僚政治机构。秦代的中央机构以三公九卿为首脑。遗憾的是，自１９７４年秦兵马俑发现以来，就一直没有找到这些关键性的机构，直到Ｋ０００６陪葬坑发现才有所改变。　　秦始皇陵耗时３０余年，是当时世界上最宏伟的工程之一，地面上有高耸的封土，连绵的城垣，雄伟的宫殿庙宇，地下有穿三泉而建的地宫。虽然屡经世事更迭，往日盛况空前的陵园在地面上几乎荡然无存，但那深邃而神秘的地下世界始终对这个世界充满着诱惑。从兵马俑的发现到铜车马的出土，从铠甲坑的问世到百戏俑的露脸，秦始皇陵以它不断出土的绝顶文物令世界为之瞩目。　　尽管还有一些专家对这个新发现的陪葬坑的性质持有不同的看法，但不可否认，这次Ｋ０００６陪葬坑的发掘又一次向世人展示了秦俑永久的魅力，相信不远的将来，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秦始皇陵将不断掀起它神秘的面纱。　　汉阳陵为何埋藏了千年的微笑统一后的秦帝国仅仅延续了１５年，就被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推翻，一个亭长出身的下层军官，建立了像秦一样强大的汉王朝，史称西汉，它的都城长安在今天西安城的西北方向。长安作为西汉政治和军事中心的地位保持了２００多年。　　今天，在渭水北岸的咸阳原上，与汉代的长安城遗址隔河相望，排列着９座汉代帝王的陵墓。最东边的一座是汉阳陵，它的主人是西汉第四位皇帝——汉景帝刘启。历史上有一个被人称颂的时代——“文景之治”，正与这位皇帝有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一个偶然的原因，迫使考古学家开始了汉阳陵从葬坑的发掘，从而有机会揭开这段埋藏了２１００多年的历史。　　当时，汉阳陵从葬坑出土了一些陶俑，这些陶俑让考古队员非常激动，因为过去没有见过这样的陶俑。不见了秦始皇兵马俑的剑拔弩张，多了几分恬淡平和、灵气十足的神采。从这些陶俑的脸上就能看出来那时的社会氛围以及人们的心理。他们大都表情愉悦，似乎内心有一种得意的感觉。有的方脸盘、颧骨突出，很明显是彪形大汉；有的就是一个英俊少年，是一种世俗化、很富有人情味的艺术品，让人一看就感到这些陶俑和我们没有距离。　　即使汉代的历史学家对汉景帝时代也有不同的看法。司马迁说它正逢国家“安危之机”，１００多年后的班固却赞美它是一派升平景象。其实他们所说的并不矛盾。　　西汉初年，经济萧条，国家贫穷。汉初的统治者吸取秦灭亡的教训，对农民采取轻徭薄赋的休养生息政策。汉高祖接连下令，让士兵恢复生产，免除若干年徭役；让战时逃亡在外的人回乡，发还原有的田宅；并释放一些奴婢为平民，把田租定为十五税一。这些措施，促使经济迅速恢复。汉文帝统治时期，进一步减轻赋税和徭役。他连续１２年全免田租，又把每年服徭役改为三年一次。他还减轻刑罚，废除肉刑。　　然而，到了汉景帝时代，他从父亲汉文帝手中接过来的并不是一份安定的江山。秦末的战乱虽然已经平复，但经济却迟迟没有得到恢复。与此同时，当年汉高祖分封的刘姓诸侯王与中央的矛盾逐渐明朗化。对此，汉景帝在当皇帝的第三年就采取断然措施，削弱藩王势力，继而平定了汉高祖的侄子吴王刘濞纠集的七国武装叛乱。另一方面，他依然遵循汉文帝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把田租定为三十税一。他还进一步减轻刑罚，以至一年内，全国断案只有４００件。西汉的社会开始趋于稳定。　　史书记载，汉景帝是一个崇尚节俭的皇帝，这一点从这些陶俑身上得到了验证。这些俑身高６０厘米，大约只有真人的１３。由于埋藏年代太久，他们身上的衣服连同木制的双臂早已化做了泥土。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透过这些裸俑，去探究节俭的背后。　　汉景帝还表现出了帝王们少有的宽厚。他临死前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是释放了所有的宫女，让她们与家人团聚。应当说汉景帝一生并不是没有遗憾，面对北方匈奴的入侵，他能做的只有一再忍让。西风残照下的汉家陵阙里也许就深埋着他的遗恨。而最能告慰他的是埋在这片陵区最西边的——他的儿子汉武帝刘彻。刘启死后，凭借几代人休养生息积累的巨大财富，刘彻进一步巩固了中央集权，他开疆拓土、北拒匈奴，使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第一个鼎盛时期。　　马王堆：令人惊叹的西汉丝绸宝库“当人们对历史感到困惑的时候，考古总会给人以惊喜。”被世人誉为“２０世纪中国与世界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的长沙马王堆汉墓，正是这样一个“给人以莫大惊喜”的考古发现。１９７２年因此成为中国丝绸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年，因为它开创了中国丝绸考古的新天地。　　１９７２至１９７４年发掘的马王堆西汉墓，共分为１号墓、２号墓和３号墓。其地理位置在长沙市东郊五里牌外，距市区约４公里。马王堆是西汉侯家族的墓地。在三个墓中，２号墓早在唐代被盗，３号墓因白膏泥密封不严，墓主仅存尸骨。只有１号墓不仅规模最为宏大，且保存也极为完好。　　马王堆之所以名满天下，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出土了一具历经两千年而不朽的西汉女尸。据《长沙马王堆西汉墓》记载，这位丞相夫人出土时，可谓花团锦簇，煊赫一时。脸上覆盖着酱色织锦和素绢，两手紧握绣花绢面、盛满香料的香囊，手上还有一副绣有“千金”字样的“信期绣”手套，足穿绢袜和青丝履，内穿“信期绣”罗绮丝绵袍，外套细麻布单衣，然后从头到脚包裹着各式丝麻织物共１８层，横扎９道丝带，最后覆盖工艺精湛的敷彩黄丝绵袍和“长寿绣”绛红绢绵袍各一件，一共是２０层包裹。这在当时，绝对算得上是厚葬了。　　在马王堆出土的丝织品数量极大，仅１号汉墓内出土的纺织品和衣物就多达２００余种。墓内的竹笥中盛满了各类纺织品，成件衣物５８件，且有遗册相随，其中有：衣裙、鞋袜、露指式手套、香囊、绣枕、镜袋、瑟衣等汉代贵族生活起居用物。马王堆出土的纺织品数量之大，品种之多，质量之高，都是过去罕见的。　　轻薄如纸的素纱衣是一种没有里的单衣，以华美的绒圈锦作为衣襟的贴边，一般穿在长袍的外面。这件国宝级单衣仅重４９克，充分体现了西汉高超的缫丝技术。目前现有的复制技术还达不到它的重量。　　几种属于经二重提花物的绒圈锦也非常令人称道。这种锦花型层次分明，纹样极具立体效果，外观华丽。在墓中出土的衣物中，主要用于衣衾的贴边、瑟衣、竽衣和绣枕的两侧。从图案上看，这种锦其实是双色的大几何纹做地，高圈的散点几何纹做花的两个层次的结合，一明一暗，一主一次，风格一致，上下呼应，显示了当时高超的设计水平。　　马王堆出土的“朱红杯纹四经绞罗”代表了汉初织制绞罗织物的高超技艺。汉代文献《释名》记载：“绮有杯文者，因其形如杯而称为杯文。”当时的耳杯为椭圆形，两侧带耳，方便手捧。将之反映到丝织品的纹样上来，耳杯的圆弧则变成了直线。从战国至西汉初年出土的墓葬，尤其是马王堆１号汉墓中发掘的绮织物（一种在平纹地上起花的织物）和罗织物来看，其中大量的由对称锯齿骨架组成的几何纹样，可能就是当时所称的杯纹。出土的这件朱红杯纹罗，用的是四经绞地上起二经绞花的复杂罗结构。这种结构的罗始创于商代，在战国、秦汉时得到广泛应用，并一直流行到唐宋时期。用以染色的朱砂是采用先进的研磨技术将其制成极细的颗粒，再敷在织物上的。十分可惜，四经绞罗与这种朱砂染色技术如今已经失传。　　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绸中，数量最多的要数刺绣。这些色泽如新的刺绣珍品都有着吉祥而极富诗意的名称，著名的有“信期绣”、“乘云绣”、“长寿绣”、“茱萸绣”等等。这些绣品所使用的绣线多达１４种，每件分别以３～５色丝线用锁针绣出转折复杂、组合自由的变形云纹和花叶纹，配以绛红、朱红、土红、土黄、豆绿、蓝等色彩，形成了庄严而富丽的艺术效果。“信期绣”绣品的图案中有云彩、花草、写意的燕子，使人联想到明媚的春光和万物的生长，表达了汉代人祈求幸福生活与健康长寿的美好愿望。“信期绣”线条细密，轻云舒展，枝蔓卷草，连绵不断，很有后世缠枝花纹的艺术风格。　　汉代不仅织绣技艺高超，而且印染工艺已臻成熟。马王堆１号汉墓出土的３件印花敷彩纱袍与两幅印花纱就是采用印花和彩绘相结合的方法加工而成的。花纹的色彩有六七种，纹样似为藤本科植物的变形，由枝蔓、蓓蕾、花蕊和叶组成，藤蔓用镂空版印在织物上，花、叶和蓓蕾则由手工彩绘，笔调秀劲流畅，色彩浓淡参差。这种印花和彩绘相结合的印染方法，是中国古代印染工艺的一大进步。　　汉代女尸是否“驻颜有术”　　２０００年前的中国女性是什么样子？这个问题随着江苏连云港一具保存完好的汉代女尸重见天日而得到了答案。　　连云港的海州区除了拥有孔望山、锦屏山等景点外，还有一座小山——石棚山，传说宋代大诗人苏东坡曾在此登临赋诗。为了开发这座小山，鼓励更多的游人前去游玩，政府决定修筑一条通往石棚山的公路，将其命名为“花园路”。然而，就在修筑这条花园路时，人们却发现了在一个宽２０米、南北长３０米、深约５米的大土坑底部，有一座大型古墓葬，墓葬木椁已有两块被掀至大土坑上，一口棺木被挖土机挖出墓坑，倒置于一旁。被挖出的椁木有４０公分厚，４米长，全部为楸木。棺木的上漆鲜亮。经考古人员判定，这是一座夫妻合葬竖穴土坑木椁墓，时代应属西汉中晚期。　　经过对墓葬痕迹的检查，已经发现的这个墓椁内有３口棺木，从左到右依次编为１、２、３号棺。除了３号棺外，共清理了２个椁室３口棺木，确定这３口棺内尸骨为一男两女，其中地位最尊贵的男主人头颅骨完好无损，颅内脑组织完好。此外，还出土了佩有精美玉饰的铁剑、文字清晰的木牍等大量珍贵文物。　　考古工作人员开始清理３号棺。打开棺盖，揭开天花板，一具仰面漂浮在棕褐色棺液里的古尸完整地呈现在人们眼前。尸体皮肤新鲜，身长为１．５８米。经鉴定，古尸为女性，年龄在５０岁左右。在其棺内的文物中，有一枚边长为１．３厘米的青铜印章，印钮是一只栩栩如生的龟钮，印章上清晰地刻着“凌惠平”三个字，女尸的姓名确定无疑。从此，在地下沉睡两千多年的“凌惠平”得以“重见天日”，成为我国继长沙马王堆、湖北江陵汉墓之后发现的第三具湿尸。　　随着这具名为“凌惠平”的女尸出土，许多不解之谜迎面而来。凌惠平的具体身份是什么？她棺中的液体又是什么？与她一同发现的２个棺木中的尸体皆已腐烂，而她为什么完好无损……在同一个墓葬里同时出土的男主人棺里也有一枚正方形龟钮青铜印，略大于“凌惠平”的印，但字迹模糊不清，无法辨认。男棺的椁板内侧刻有“东公”二字。根据《辞海》中的解释，“东公”即为有名望的人。而从出土木牍的文字记载内容分析，当时“东海太守”、“河南太守”等地方官员都派官吏前来参加葬礼，不难看出，男主人是一个身份不低的地方官吏。在汉代，只有年俸禄在２０００石以上的官吏才能使用龟钮青铜印，俸禄２０００石者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地区专员。可当时连云港所在地的朐县县令只有８００石的俸禄。因此，“凌”家至少在太守以上。但“凌惠平”为什么也会用龟钮青铜印？考古专家介绍说，在中国西汉时期有女性封侯的制度，吕后的妹妹、东海王刘强的３个女儿都被封了侯，那么“凌惠平”是否也被封了侯？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也许会慢慢知道答案。　　“凌惠平”的遗体能如此完好地保存２０００多年，可以说是一个极为罕见的奇迹。与马王堆女尸相比，马王堆女尸墓葬的规模宏大，棺内积液不多，在棺外的六面，还包围着１００００多斤的木炭，然后是成分为二氧化硅、三氧化二铝、氧化铁的白膏泥层，再加上厚厚的堆土，保存环境和条件都比连云港墓地好得多。而连云港墓葬非常简陋，椁板上只有一层白膏泥，并无木炭，不可避免地对土质有一定的影响，但棺内女尸为什么能更好地保存至今？再者，同一个墓葬中，同样的环境和密闭条件，为什么其他３口棺内仅存零星遗骨，“凌惠平”却能“驻颜有术”？　　“凌惠平”不腐是否与其棺中的棺液有关呢？但这次出土的４口棺内都盛满了液体。这些液体是入殓时注入的，还是天长日久渗入的地下水？目前尚无定论。据连云港市第一医院用大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对棺液样本的分析，发现其ｐＨ值为７．５５?呈弱碱性，棺液中还含有血红蛋白，与ｐＨ值为５．１８的长沙马王堆墓棺里的酸性棺液截然不同。“凌惠平”能在适于细菌生存的碱性棺液内保持不腐，又是一个谜。是不是这棺液暗藏玄机，对古尸保存起了决定性作用？现在还不得而知。　　为了破解古尸之谜，专家们将分别对古尸的病理学、生态学、分子生物学、法医学及人类学等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以获得２０００多年前人们生产、生活等各方面的信息。古尸之谜的揭开日期，也许就在不久的将来。　　“七十二疑冢”并非曹操陵寝历史上对曹操在世时的评价向来不一，“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与“汉贼、奸雄”的说法并存，他死后的陵寝也同样颇受争议。由于曹操生前大力提倡薄葬，多次提出“以高为基，不封不树”、“无藏金玉珍宝”，其子曹丕也忠实执行了这一遗嘱，因而自曹操入葬起，曹操墓在哪里就是一个谜。　　亲手修建了铜雀台的曹操，对铜雀台及铜雀台所在地的邺城有着特殊的感情，其后半生的许多政治、军事、文学活动都是在这里进行的。建安二十三年（２１８年），可能是预感到自己寿数将尽，他特地颁布了一道《终令》，说“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　　西门豹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大改革家，其投巫治邺的故事家喻户晓，也是曹操毕生十分景仰的人物，让自己的墓地与西门豹祠比邻而居是其心愿。西门豹祠在今河南河北界桥东１公里处，其“西原上”即今邯郸市辖磁县讲武乡西的丘陵地带，这里东距铜雀台仅十几里。　　宋以后，由于中国社会的正统观念渐盛，曹操的脸谱越来越白，成为狡诈多疑的奸雄典型，关于其在此地设疑冢之说也随之兴起。连对曹操十分尊崇的一代改革家王安石也相信了这种说法，他在游铜雀台遗址时作了一首《疑冢》诗，写道：“青山如浪入漳州（此处应指临漳），铜雀台西八九丘，蝼蚁往还空垄亩，麒麟埋没几春秋。”到明代的《三国演义》更对此大加渲染，并首次以文学性的语言提出“曹在邺西建七十二疑冢之说”。　　应当说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这一带自三国之后出现了许多的高大墓冢，并时有盗墓者盗出王侯用品。因此，直到１９５６年，河北省政府还在正式公布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对此冠以“磁县七十二疑冢”之名。千百年来有许多人力图揭开这一疑冢之迷，宋代文人俞应符甚至想出了一个“高明”的笨拙办法，他在《曹操疑冢》一诗中写道：“生前欺人绝汉统，死后欺人设疑冢，人生用智死即休，焉有余智到垄丘。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尽发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葬君尸。”　　新中国成立后，经国家文物局的批准，人们对这些疑冢进行了系统的文物普查和科学的考古发掘，终于揭开了这一疑冢之谜：这些疑冢并非曹墓，而是南北朝时代东魏、北齐的王公贵族墓葬群。而且其数量也不是７２座，而是１３４座。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特殊的年代，时间长达３００年，充满了民族的分裂、争斗，又称为“五胡乱华”。所谓“五胡”即匈奴、鲜卑、氐、羌、羯，都是驰骋于塞外或白山黑水的游牧民族，西晋末年趁“八王之乱”入主中原，形成南北对峙的南北朝局面。由于正统观念作怪，旧中国史将这一段写得极其简略。　　邺城是当时中国北方的政治中心，在这一代的北朝墓群主要是东魏、北齐皇陵及皇族、功臣墓。其中已知被盗而发掘的５０座，大部分都有详细记载墓主人身份的青石墓志铭一方，有反映墓主人社会地位、生活起居以及宗教习俗的壁画，这就为古人记载极为简略的这段历史，增添了丰富的材料和准确的证据。　　说到这里问题似乎解决了，但一想又不是。历史给邯郸留下的命题是两个：一是曹墓在哪？二是“七十二疑冢”埋的是谁？千百年来人们都是顺着俞应符的逻辑思考，将二题合一，以为解了“七十二疑冢”所埋为谁的问题，曹墓在哪的问题就应刃而解。但现在疑冢之谜已解，而面对“曹墓不知何处去”的感叹，人们对曹操的“奸诈多疑”可能又有了更深的认识。　　探秘金太祖陵墓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大房山麓的金陵，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皇陵，也是北京地区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帝王陵。　　金陵遗址，共葬金代“始祖”至章宗１７个皇帝、后妃及诸王，是北京地区第一个皇陵，比明十三陵早约２００年。对于金陵，史书记载不多。金海陵王完颜亮从贞元三年（１１５５年）三月开始至十月，在云峰寺旧址建３个墓穴，安葬了他以前的３个皇帝。第二年又将金朝建国之前的１０个祖先之灵迁来此地安葬，各立称号。至章宗末年，金陵各地下宫殿和地上建筑均已建成。金陵分帝陵、妃陵及诸王兆域三部分。大定年间陵界为７８公里，大安年间为６４公里。陵域设有围墙，每隔一定距离建有土堡。　　金以后，陵墓无人守护，地上部分逐渐残毁。明朝天启年间，因后金政权崛起，明朝皇帝惑于术士之说，认为后金兴起与金陵“气脉相关”，遂拆毁了金陵地上建筑。清初对有的陵墓进行了修复，还特设守陵户，春秋致祭。乾隆时又进行修复，但后来陵墓又遭到严重损坏，金陵地上部分几乎无迹。　　早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末，考古专家就开始调查金陵遗址，当时发现，在主陵区内距现存清代大宝顶遗迹前约１５米处，有一巨型石坑，定名为祭祀坑。后来当地村民为搞绿化，曾将该坑用作蓄水池。随后，考古工作人员对祭祀坑遗址进行清理发掘，发现这个大石坑非常奇怪，里面堆了２００多块大石头，每块都有１吨重，好像是为了掩藏什么。考古专家们把这些石头搬开后，果然发现了一处石椁墓。　　根据史书及其他文献记载，金陵主陵区内应埋葬着５代帝王，即太祖、太宗、德宗、睿宗、世宗。但由于该地宫位于整个金陵遗址中轴线上，结合考古发现，考古专家初步判定该墓坑为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之睿陵。在地宫内未发掘出带有文字记载的文物。在清理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坑内有４具石椁，这４具石椁给考古人员带来了一些谜团。　　４具石椁中正中偏北为完颜阿骨打的汉白玉雕龙石质残椁，石椁盖板剔刻有团龙纹，正面则剔刻着团龙流水纹，椁底残留着墨地朱纹金线勾双龙戏珠纹。这具石椁的旁边是一具保存完好的汉白玉雕凤纹石椁，这具石椁内有一具木棺，内有散落的人骨，头骨附近发现随葬的金丝凤冠和雕凤鸟纹玉饰件。这两具雕龙、凤石椁是国内首次发现，应为皇室专用。在这两具东西放置的石椁旁边，有两具南北排列的石椁，虽然和龙、凤椁一样，都是“一椁一棺”规制，但它们的外观却无任何纹饰，称之为“素椁”。让考古人员疑惑的也是这两具素椁：虽然可以基本猜测她们是陪葬的妃子，但到底是谁则是个谜。此外，靠近外侧的素椁内没有尸骨，而是骨灰，专家认为是火葬。为何仅有一具火葬，这又是一个谜团。　　发现龙凤石椁的墓坑为一竖穴石圹墓，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１３米，南北宽９．２米～９．５米，深５．２米～３．６米。该坑用黄土从墓底夯筑，夯层总厚２．５米，以石椁顶板为准，其上平铺２００余块巨型花岗岩石块。　　在金太祖完颜阿骨打陵西南第四块台地，发现５座陪葬墓，其中有２座未被扰动的墓室。墓室四壁石条垒砌，外壁涂抹白灰，室内底部放置石棺床，木棺已朽，肢骨散乱。出土了铜把铁剑、石枕、磁州窑龙凤罐及金“泰和”铜钱等遗物。另外，还采集到了大量的文物遗存，包括雕刻精美的汉白玉双龙石栏板、雕花纹石台阶、汉白玉斗拱、高大的石座龙，还有龙首鸱吻、迦楞频伽、妙音鸟等珍贵文物。　　金太祖完颜阿骨打陵的发掘和清理，不仅为今天的人们提供了大量金代陵寝制度的实物资料，同时也丰富了今人对金代帝陵陵寝结构和平面布局形制的认识。对于研究金代帝王陵寝制度、女真族政治、经济、文化和中国历史都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布局呈“北斗星”型的明孝陵明孝陵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和皇后马氏的合葬陵墓，坐落在紫金山南独龙阜玩珠峰下，东毗中山陵，南临梅花山，是南京最大的帝王陵墓，也是我国古代最大的帝王陵寝之一。　　朱元璋在位３１年，但是早在他登基前两年，就下令兴建皇宫和南京城墙。１３７６年他开始着手筹建明孝陵。传说，建陵之前，明太祖曾与众将商议陵址，事先每个人书写了陵址藏于袖中，后取出对照，竟然不约而同地选中了紫金山主峰之下的一个小山丘——“独龙阜”这个地方。　　明洪武十四年（１３８１年），朱元璋命中军都督府佥事李新主持陵墓的营建工程。第二年八月，马皇后去世，九月葬入此陵墓，定名为“孝陵”。孝陵之名，取意于谥中的孝字，有“以孝治天下”之意，一说是马皇后谥“孝慈”，故名。洪武十六年（１３８３年）五月，孝陵殿建成。洪武三十一年（１３９８年）闰五月，朱元璋病逝，与马皇后合葬于此陵。明孝陵的附属工程一直延续到永乐三年（１４０５年）。　　明孝陵规模宏大，建筑雄伟，形制参照唐宋两代的陵墓而有所增益。陵墓占地长达２２．５公里，围墙内享殿巍峨，楼阁壮丽，南朝７０所寺院有一半被围入禁苑之中。陵内植松１０００００株，养鹿千头，每头鹿颈间挂有“盗宰者抵死”的银牌。为了保卫孝陵，内设神宫监，外设孝陵卫，有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名军士日夜守卫。清康熙、乾隆帝南巡时，都曾亲往谒陵，还特设守陵监２员、４０陵户，拨给司香田若干。咸丰三年（１８５３年）孝陵地区成为太平军和清军对峙的重要战场，地面木结构建筑几乎全毁。　　关于朱元璋的地下宫殿建筑，由于史书失载，又缺乏必要的工程档案资料，加之在民间还有朱元璋葬于南京朝天宫或北京万岁山以及下葬时１３个城门出殡等历史记载和传说，所以，几百年来，地宫一直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一个谜。长久以来，民间还流传着一个说法，明孝陵的地下玄宫被盗了，一时间，各种猜测纷纭。　　经过考古人员对明孝陵进一步开发研究，探索出一个惊世的发现：明孝陵布局呈“北斗星”型。　　孝陵的神道弯曲幽长，有别于历代帝王的宽阔直接，一直使人们百思不得其解，并由此附会出很多传说。这一新发现解释了这一离奇现象：古代帝王陵墓中有采用天宫、天象、星宿图的情况，意在“天人合一”、“魂归北斗”的效果，而朱元璋尤其对天象崇仰，因而在生前就把自己的陵墓设计成北斗七星的形状，“勺头”为绕梅花山而环行的导引神道部分，“勺柄”为正北方向直线排列的陵寝建筑部分，“勺头”、“勺柄”上的“七星”依次为四方城、神道望柱、棂星门、金水桥、文武坊门、享殿、宝城。从平面图上看，孝陵的“七星”排列走向与南北朝、辽代、唐代所绘制的“北斗七星”图是相同的。考古人员还发现，孝陵的地下玄宫也呈勺子状，而且朱元璋的安葬地确实在明孝陵，而非民间传说中的其他地方。　　但是，这一说法遭到有关人士的质疑，其直接证据是弯曲的神道是明成祖朱棣所建，而非其父朱元璋亲为，“北斗七星”一说是巧合。还有学者提出朱元璋葬在明孝陵和灵谷寺中间。一时间难有定论。　　但从明孝陵的选址情况来看?在世界上?特别是在我们中国的帝王陵址里面，孝陵是非常特别的。南京历来有金陵之称，明孝陵的地宫据说至今完好无损，它正作为中国“明清皇家陵寝”遗址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有朝一日它将让我们为它再度的辉煌而惊叹。　　人去“楼”空的古城楼兰对一个探险旅游者来说，新疆有一处地方是充满吸引力的。这就是被称为“沙漠中的庞贝”的神秘古城——西域古国楼兰。　　古楼兰位于今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若羌县罗布泊西岸，是新疆最荒凉的地区之一。这里悠久的历史、天方夜谭式的传说是多么令人神往。它曾神秘地在地球上消失，又意外地出现，引起多少人的兴趣——许多中外游人和探险家都不辞辛劳地沿着丝绸之路向西进发，去一睹这座古城。　　楼兰在历史上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枢纽，中西方贸易的一个重要中心。司马迁在《史记》中曾记载：“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这是文献上第一次记载楼兰城。西汉时，楼兰的人口总共有１４０００多人，商旅云集，市场热闹，还有整齐的街道，雄伟的佛寺、宝塔。然而当时匈奴势力强大，楼兰一度被他们所控制，他们攻杀汉朝使者，劫掠商人。汉武帝曾发兵破之，俘虏楼兰王，迫其附汉。但是楼兰又听从匈奴的反间之计，屡次拦杀汉朝官吏。汉昭帝元凤四年（公元前７７年），大将军霍光派遣傅介子领几名勇士前往楼兰，设计杀死了楼兰王尝归，立尝归的弟弟为王，并改国名为鄯善，将都城南迁。但是汉朝并没有放松对楼兰的管理，“设都护、置军候、开井渠、屯田积谷”，楼兰仍很兴旺。东晋后，中原群雄割据，混战不休，无暇顾及西域，楼兰逐渐与中原失去联系。到了唐代，中原地区强盛，唐朝与吐蕃又在楼兰多次兵戎相见。“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李白《塞下曲》）。“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可见，楼兰在唐朝还是边疆重镇。然而，不知在什么年代，这个繁荣一时的城镇神秘地消失了。　　１９００年３月，著名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带领一支探险队到新疆探险，他们在沙漠中艰难行进。我国维吾尔族人爱尔得克在返回原路寻找丢失的铁斧时，遇到了沙漠狂风，意外地发现沙子下面有一座古代的城堡。他把这一发现告诉了斯文·赫定。第二年斯文·赫定抵达这神秘城堡，发掘了不少文物，经研究后断定，这座古城就是消失多年的古楼兰城。　　楼兰城的再现，引得各国探险家争相前往探险觅宝。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美国人亨廷顿、日本人桔瑞超先后抵达这座“有高度文化的古城遗址”，掠走了一批重要文物。　　楼兰城从沙丘下被人发现了，但一个更大的谜团困惑着探险家们：繁华的楼兰城怎么会销声匿迹，由绿洲变成沙漠、戈壁呢？　　１８７８年，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考察了罗布泊，发现中国地图上标出的罗布泊位置是错误的，它不是在库鲁克塔格山南麓，而是在阿尔金山山麓。当年普尔热瓦尔斯基曾洗过澡的罗布泊湖水涟漪，野鸟成群，而今却成了一片荒漠、盐泽。也就是说，罗布泊是个移动性的湖泊，它实际的位置在地图位置以南２纬度的地方。　　普尔热瓦尔斯基部分解开了这个谜。１９７９年和１９８０年，新疆科学工作者对楼兰进行了几次详细考察，终于揭开了这个被风沙湮没１６００多年的“沙中庞贝”之谜，使人看到了它的本来面目。　　楼兰古城的确切地理位置在东经８９度５５分２２秒，北纬４０度２９分５５秒。它占地面积为１０８０００多平方米。城东、城西残留的城墙，高约４米，宽约８米。城墙用黄土夯筑；居民区院墙，是将芦苇扎成束或把柳条编织起来抹上黏土。房屋全是木造，胡杨木的柱子，房屋的门、窗仍清晰可辨；城中心有惟一的土建筑，墙厚１．１米，残高２米，坐北朝南，似为古楼兰统治者的住所；城东的土丘原是居民们拜佛的佛塔。　　那么，罗布泊怎么会游移呢？科学家们认为，除了地壳活动的因素外，最大的原因是河床中堆积了大量的泥沙而造成的。塔里木河和孔雀河中的泥沙汇聚在罗布泊的河口，日久天长，泥沙越积越多，淤塞了河道，塔里木河和孔雀河便另觅新道，流向低洼处，形成新湖。而旧湖在炎热的气候中，逐渐蒸发，成为沙漠。水是楼兰城的万物生命之源，罗布泊湖水的北移，使楼兰城水源枯干，树木枯死，市民皆弃城出走，留下死城一座。在肆虐的沙漠风暴中，楼兰终于被沙丘湮没了。　　楼兰的消失跟人们破坏大自然的生态平衡也有关系。楼兰地处丝绸之路的要冲，汉、匈奴及其他游牧国家，经常在楼兰国土上挑起战争。楼兰为了本国的利益，过度垦种，使水利设施、良好的植被受到严重破坏。公元３世纪后，流入罗布泊的塔里木河下游河床被风沙淤塞，在今尉犁东南改道南流，致使楼兰“城郭岿然，人烟断绝”、“国久空旷，城皆荒芜。”　　就这样，楼兰由一个可人的绿洲，一个楼兰人世代眷恋的家园，突然人去“楼”空，成了一片荒沙掩埋的废墟。　　中国的南方长城在哪里大禹时代，为了治理水患，人们修筑了最早的长城堤坝。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在堤坝的基础上修筑了长城，开始用于军事目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留下北方一线的长城并加以巩固，形成人们常说的“万里长城”。据史书记载，秦朝以后各朝代都曾对长城进行过修建?而明朝是修建长城时间最长的一个王朝。单就明朝修筑长城所用的土石，若拿来筑成一道宽１公尺高５公尺的大墙就可以环绕地球一周而足足有余。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北方长城。那么，有没有南方长城呢？　　蜿蜒于湘黔交界的千里苗疆边墙，被专家确定为中国南方长城。长城与一般城墙不同之处有三：长度在数百里以上；不封闭；由许多城堡、墩台、关门、敌台、敌楼、城墙等组成防御工程体系。从这三点来看，湘黔交界的苗疆边墙完全符合长城的标准。　　在北方的明长城也称边墙，每一“镇”（军防区）的边墙有长有短，北京保卫明十三陵的“昌镇”，有２００余公里，与湖南“镇竿”一镇（古时凤凰）边墙的长度差不多。湘西长城不仅其防御体系与北方明长城一样，而且其军事机构设置、官兵制度也都相同，其为明长城的一部分无疑。　　湘黔渝交界的武陵山区，是唐宋以后逐渐形成的一块较大的相对稳定的苗族聚居区。这一带苗族人民富有斗争精神，在明朝统治期间因不堪忍受压迫和欺凌，不断爆发反抗斗争。被统治者视为化外之民的“生苗”区，当时划定其地域界限为湘黔川三省交界的“经三百里、纬百二十里、周千二百里”的范围。为了加强对“生苗”区的控制，明朝统治者每次进行军事征讨后，便选择要地，在“生苗”区修筑碉堡、哨卡，“扼其险阻”，逐步形成了军事封锁线，人为地把“生苗”同“熟苗”、汉人区隔离起来。　　据史书记载，明朝万历四十三年（１６１６年），统治者为了进一步控制“生苗”区，曾耗银４万多两，上自贵州铜仁、下至湖南保靖，修筑沿边土墙３８０华里，而今看到的边墙则是清代嘉庆年间逐步修复为石墙的遗址。边墙一般高２．３米、基宽１．７米、顶宽１米，墙道以乱石填实，碉堡高１０余丈，建有青色片石堆砌的兵房数间。　　沿着湘黔交界苗疆边墙来进行探访，发现这里的地名冠以“营”、“卡”的极为常见，如“阿拉营”、“靖江营”、“拉毫营”等，一些地段的边墙、碉堡、兵营遗址至今保存完好。所以，初步结果已证实明代建的南方长城的确存在。　　中国古代货币是怎样演变的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之一，使用货币的历史长达５０００年之久。中国古代货币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先后经历了６次重大的演变：一、由自然货币向人工货币的演变在中国的汉字中，凡与价值有关的字，大都从“贝”。由此可见，贝是我国最早的货币。但是，随着商品交换的迅速发展，货币需求量越来越大，海贝已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人们开始用铜仿制海贝。铜贝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自然货币向人工货币的一次重大演变。而随着人工铸币的大量使用，海贝这种自然货币便慢慢退出了中国的货币舞台。　　二、由杂乱形状向规范形状的演变从商朝铜贝出现后到战国时期，我国的货币逐渐形成了以诸侯称雄割据为特色的四大体系，即：铲币、刀币、环钱、楚币（爰金、蚁鼻钱）。　　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于公元前２１０年颁布了中国最早的货币法，规定在全国范围内通行秦国圆形方孔的半两钱。　　秦半两钱在全国的通行，结束了我国古代货币形状各异、重量悬殊的杂乱状态，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杂乱形状向规范形状的一次重大演变。秦半两钱确定下来的这种圆形方孔的形制，一直沿续到民国初期。　　三、由地方铸币向中央铸币的演变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刘邦建汉后，允民私铸钱币。豪绅富商和地方势力乘机大铸恶钱而牟利。文帝时“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　　元鼎四年（公元前１１５年），汉武帝收回了郡国铸币权，由中央统一铸造五铢钱。从此确定了由中央政府对钱币铸造、发行的统一管理，这是中国古代货币史上由地方铸币向中央铸币的一次重大演变。　　此后，历代铸币皆由中央直接经管。铸币权收归中央，对稳定各朝的政局和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四、由文书重量向通宝、元宝的演变秦汉以来所铸的钱币，通常在钱文中都明确标明钱的重量，如“半两”、“五铢”、“四铢”等等（二十四铢为一两）。　　唐高祖武德四年（６２１年），李渊决心改革币制，废轻重不一的历代古钱，取“开辟新纪元”之意，统一铸造“开元通宝”钱。开元通宝一反秦汉旧制，钱文不书重量，是我国古代货币由文书重量向通宝、元宝的演变。开元通宝钱是我国最早的通宝钱。此后我国铜钱不再用钱文标重量，都以通宝、元宝相称，它一直沿用到辛亥革命后的“民国通宝”。　　五、由金属货币向纸币交子的演变北宋时，由于铸钱的铜料紧缺，政府为弥补铜钱的不足，在一些地区大量铸造铁钱。据《宋史》记载，当时四川所铸铁钱一贯就重达２５斤８两。在四川买一匹罗（丝织品），要付１３０斤重的铁钱。铁钱如此笨重不便，纸币交子就在四川地区应运而生。交子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金属货币向纸币的一次重要演变。交子不但是我国最早的纸币，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六、由手工铸币向机制纸币的演变清朝后期，随着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逐渐传入，光绪年间已开始在国外购买造币机器，用于制造银元、铜元。后来，广东开始用机器制造铜元。因制造者获利丰厚，各省纷纷仿效。　　清末机制货币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手工铸币向机制货币的演变。从此，不但铸造货币的工艺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使流通了２０００多年的圆形方孔钱寿终正寝。　　敦煌藏经洞里的千年秘密古书里说：敦，大也；煌，盛也。这就是敦煌。单这两个字，你就可以想像千年以前这里是怎样的熙来攘往。它曾经是连接中国腹地和中西亚交通的咽喉所在，东西方文明蓬勃的血液流经此地。随着海路的兴起，这里渐渐被人们遗忘。长城塌了，城池废了，人烟散了。还留有些灵性的应该是鸣沙山山崖上那高高低低蜂房一样的洞窟。洞窟里的佛像依然被善男信女们膜拜着，袅袅的香火驱散了些许这茫茫戈壁上死寂的气息。　　然而，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敦煌仍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它与莫高窟精美的壁画雕塑、塞外的别样风情紧紧联系在一起。但除此以外，恐怕很少有人知道这里还埋藏过一段辉煌，上演过一段痛史，诞生了一门迄今仍为全世界学者研究的学科，而这一切都源自一个秘密的揭示。　　１９００年，一个名叫王圆禄的游方道士辗转来到敦煌的莫高窟。尽管眼前的一切古老而又破败，但这座传说从十六国起就开凿出第一个佛窟，迄今已有千年的“千佛洞”，还是引来这位道教徒的敬仰?他决心留下来，并筹划打通几个洞窟建立一座道观。　　在王道士的带领下，几个雇工钻进了人称“吴和尚洞”的洞窟。就在清理淤沙的时候，忽然发现一面绘有壁画的墙是中空的，待打开一看，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洞中满满堆着像小山一样的卷轴，那是古代的经卷、文书和佛画，久远年代以来滞重的气息被搅动了。然而王道士丝毫不知这些古代文献的来历，当地的官员和有钱的士绅也都不屑一顾，于是他便只好用它们当作馈赠的礼物，以换取一些募捐。洞中守护了千年的秘密就这样随着古老的卷轴无声无息地流散去了，竟没有人识得这秘密的分量。　　然而，这的确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秘密，洞中几乎包罗万象、无所不有。在大约５万件的文献里，除却佛经，还有道教、摩尼教、祆教的教义，甚至早期的基督教文化。而除宗教之外，又涉及经济、科技、军事、医药、语言文学和传统典籍各种领域，让人叹为观止。　　究竟古人为什么要编织出一个藏经洞的秘密，而且在任何一部历史文献上都没有只字片语的记载？这在敦煌学学者中，至今都存有争论。　　由于藏经洞里的文献标有纪年的最晚为１１世纪初，那时正值宋初，西夏人攻打了敦煌，于是出现了一种叫做“避难说”的猜测：寺院为了躲避西夏人的进攻，匆匆封起了洞口。然而有人提出了异议：西夏人同样是信奉佛教的，寺院的担忧岂非多虑？于是又有人推测由于当时敦煌的统治者与新疆和田的国王结成了亲家，而更西边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黑汗王国消灭了和田，所以敦煌陷入了恐慌，他们惟恐佛教文化被毁，便辟出一间密室藏经。但依然有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藏经洞中的文献展现的不仅是单一的佛教领域，各种民族、各种宗教的文化在这里都有所记录，更有大量反映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决不是狭隘排外的。　　另一种“废弃说”的观点这样向人们解释：藏经洞里的卷子是寺院不再需要的东西，但佛教中有个习惯，写过字的纸是不能随便烧毁的，于是就随意堆弃在那里。至于佛教以外的东西，有人说，寺院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承担过教育的责任。洞中的文书里有很多“学郎”、“学士郎”抄写的诗歌、读书笔记和打油诗，他们中有的后来成为当地的官员或学者，这在史册中也是有相应记载的。然而一切只是猜测，真实的答案被浩瀚的历史永久地掩盖了。　　此时的西方正掀起了去东方探险寻宝的热潮，一支支考古队从中亚进入新疆，像饥饿的猎狗一样嗅着这片土地下无穷的宝藏。沙埋的古城都被挖出来了，高昌，楼兰，尼雅……这一回轮到了敦煌。最先来的是英籍考古家斯坦因。寻宝人的嗅觉都是极其灵敏的，原本只打算割取千佛洞壁画的他听说了藏经洞的秘密，立刻改变了主意。他谎称自己是玄奘的崇拜者，此行要寻找当年玄奘从印度带回的佛经，又拿出四块马蹄银支持王道士修观，愚昧的王道士就这样被骗取了信任。当一支骆驼队背负着数十箱敦煌遗书连夜行进在沙漠中的时候，敦煌目送他们远去，已经能够预料到更大更多的疯狂即将来临。　　第二年来的是法国人伯希和。伯希和是个汉学家，而且精通中亚一带许多已经死亡了的语言，这使他的寻宝行动如虎添翼。斯坦因用信仰骗了王道士，让王道士打破了对外国人的防线，也尝到了银子的甜头，如今他的道观又急需用钱了，于是伯希和轻松地钻进了藏经洞。伯希和蹲在洞中，靠几根蜡烛，花了３个星期的时间浏览了全部卷轴。他的确是个行家，挑选出来的有纪年的、除去佛经以外，特别是有中亚少数民族文字的社会文献，都是藏经洞中的精华。满满几十只木箱的文物，辗转河内，最终运抵巴黎。　　然后是俄国人，再后来是日本人……那些成就于中国土地上的灿烂文化，却在大英博物馆、法国国立图书馆、俄国亚洲民族研究所……闪烁着不朽的光芒。　　如今，保留在国内的藏经洞文献仅有１５０００余件，且大多数是佛经。文物流失海外自然是件痛心的事情，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敦煌学正是通过藏经洞文献的流散而为中外学者关注，百年来在大家共同研究推动下，形成了一门具有世界意义的学科。　　过去，敦煌遗书曾被狭隘地理解为华夏文化或是佛教文化的体现，而实际上它们是世界文明的浓缩，古代的中原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希腊文明都在敦煌交汇。　　有人说２０世纪是西方文化的世纪，那么２１世纪是否就属于东方文化？２１世纪应该是东西方文化大交流的一个辉煌世纪，任何一种单一的文明都不可能统治全世界，而敦煌文化中显示出来的多元文化的交融、混合、相互推动，恰好代表了这种先进的历史潮流，这也是它能掀起世界范围关注的原因所在吧。　　黑竹沟：中国的百慕大在我国四川省西南边上的小凉山区，３６０里林海深处蕴藏着一个神秘的黑竹沟。黑竹沟位于小凉山中段，当地乡名斯豁，即“死亡之谷”。“黑竹沟”为汉人定的名字。由于黑竹沟藏有不少未解开的“谜”，当地彝汉人民把黑竹沟称之为川南林区的“魔鬼三角洲”。　　当地人一谈起黑竹沟，就会向你道出一些神秘的历史事件来：解放初期胡宗南残部半个连３０多人进入后就不见了踪影；解放军３个侦察兵从甘洛县方向进入黑竹沟，仅排长一人生还；１９９５年解放军某部测绘队在黑竹沟边缘派出２名战士购粮，途经黑竹沟失踪，后来只发现２人的武器；１９７６年四川森勘一大队３名队员失踪于黑竹沟，发动全县人民寻找，３个月后只发现３具无肉骨架。　　黑竹沟境内方圆百里，海拔最高点为４２８８米，最低点仅１２３３米，地貌高差巨大，深谷里沟壑纵横交错，森林密布，灌木丛生，野花飘香。珍禽野兽出没林间，奇异的山峰、岩洞比比皆是，沟里烟云腾起，雾气缭绕，寂静的山林给人一种莫名的压迫感。　　１９８６年７月，川南林业局筑路工程队这支３００多人的林区筑路专业队伍首先拉响了劈山开路的炮声，经过６年的艰苦奋斗，修筑黑竹沟林业公路主线３１公里，地方支线全长７１公里。公路的修筑为开发黑竹沟奠定了基础。　　然而，１９９１年６月２４日黄昏，神秘的黑竹沟突然浓云密布，林雾滚滚，大有蔽日遮天之势，川南林业局设计工程小队的７名队员、１７名民工集体失踪于黑竹沟，幸运的是，由于发现得早，寻找及时，这２４名测绘员只在黑竹沟深谷充当了２０个小时的“山老虎”，历尽艰难而无一伤亡。　　国家二级企业川南林业局与地方政府制订了“合理开发、长期经营、以水养人、合理利用”的方针，把万千栋梁奉献给国家，又把满目青山还给人民。目前黑竹沟已向国家提供了４００００多立方米的优质木材，春笋上万吨，走俏的各类名贵药材得以合理采集，境内包括大熊猫在内的各类珍禽异兽得到了有效的保护。目前神秘的黑竹沟河流被引流发电，建成总装机５０００千瓦、年发电达４０００万度的马家坪电站，使当地的各类加工业开展起来，彝家山寨，职工工棚，家家户户电灯亮。　　黑竹沟开发以来，引来了众多的探秘者和投资者。１９８８年，日本文化代表团为寻根访祖，曾到黑竹沟探秘留影。１９８９年９月，四川省政府批准峨边为对外开放的县市，开发之中的黑竹沟将引来更多的探秘者和猎奇旅游人，随着黑竹沟不断开发，它那神秘的面纱一定会被揭开，那蕴藏的宝藏一定会被人民发掘，为振兴民族经济做出贡献。　　黑竹沟，至今仍笼罩在神秘之中，或许只有消失在其间的人才知道它的谜底。
人物逸事　　孟姜女为何哭长城在山海关以东８里多远的地方，有许多与孟姜女有关的古迹：一座土丘般的小山叫“望夫山”，“望夫山”上有一块大石叫“望夫石”，“望夫石”旁有姜女庙、振衣亭；姜女庙下的大海里还有一座姜女坟。　　这个孟姜女是何许人也？按照传说，那是在秦始皇当朝的时候，陕西同官县有一家姓孟的，在院里种了一棵葫芦。这葫芦长得枝繁叶茂，藤蔓竟顺着墙头，爬到了隔壁姓姜的邻居家里。秋天，结了一个大葫芦，正好吊在姜家院里。两家一商量，决定把葫芦从中间锯开，一家一半。没想到，葫芦一打开，里面钻出了一个美丽的小姑娘来。两家都十分喜爱，便决定共同抚养，取名孟姜女。　　等孟姜女长到１８岁时，秦始皇开始修建万里长城。天下的男子都四处逃奔，怕被秦始皇抓去服差役。苏州有个书生名叫范杞梁，一直从南方逃到北方。一天，官兵追他，他无处藏身，便跳墙躲进孟家的后花园中。孟姜两家在官兵走后，发现了范杞梁，原以为是个小偷，经过询问才知是个有才的书生，加上范杞梁人品端正，彬彬有礼，一眼就被孟姜两家看中，当即招为女婿。谁知好景不长，正当范杞梁与孟姜女欢度花烛之夜，共叙恩爱之情时，官兵闯进家门抓走了范杞梁，一对小鸳鸯被活活拆散了。　　孟姜女悲痛不已，日日夜夜思念着范杞梁。眼看着冬天来到，孟姜女决定给丈夫送去几件寒衣。她翻山岭，过黄河，忍饥饿，宿荒郊，走了一程又一程，终于来到了山海关。山海关口万人筑城，找一个范杞梁谈何容易。孟姜女就站在山顶上看啊看，不管是搬砖的、挑土的，只要从她眼前过，她都要认一认，问一问。后来，她问东问西，终于问出个音讯。怪不得找不到，原来她的丈夫早就死了。听到这个消息，孟姜女号啕大哭，愤然痛骂秦始皇。一天，她的哭声感动了天地，只听轰隆一声，长城倒塌了几百里，露出了丈夫的尸骨。孟姜女扑倒在尸骨旁，竟把眼泪都哭干了。这时，秦始皇听说孟姜女骂他，派人来捉拿孟姜女。孟姜女一气之下，纵身跳进了茫茫大海。　　现在，那望夫山、望夫石，相传就是孟姜女当年寻夫时站立的地方；那振衣亭便是孟姜女望夫前梳妆打扮、整理衣衫的地方；那海边的两块礁石，便是孟姜女跳海后葬身的坟头。　　昭君出塞是喜是悲王昭君，西汉南郡秭归人，汉元帝时入宫为宫女。西汉竟宁元年（公元前３３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国王）入朝求和亲，昭君自愿远嫁匈奴，后被封为宁胡阏氏（王后），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昭君出塞”的故事。昭君的事迹，在《汉书》、《后汉书》等正史中都有记载，又随着各种民间文艺、野史小说的传播而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然而，离奇的遭遇，使她留给后世不少悬而未决的问题。　　首先，王昭君的名字就是个谜。传统的观点是，王昭君姓王，名嫱，字昭君，后人因避晋文帝司马昭讳，改称明君或明妃。但有人提出异议，认为王昭君姓王，名、字不详。根据西汉宫廷规矩，宫女从入宫之日起，即不呼其娘家名字，因而其本来名氏字号不详，王昭君也不例外。《汉书·元帝本纪》第一次提到“王樯”时，这“樯”字仅与其被征选入宫时的某种特征相联系，即她是由船只载运而来的王姓姑娘。后来《匈奴传》又称“王蜣”，都不是昭君的本名，只不过是一个记音义的符号。《后汉书·南匈奴传》改为“王嫱”，才使其名统一起来。“昭君”两字为封号，非官号，因出塞前夕，必须提高她的政治地位，才能达到和亲的目的，于是赐封为“昭君”。久而久之，昭君、王嫱这些标志她政治身份或出身特征的称呼，被当成她的名字。此说虽言之成理，但仍有不少人坚持旧说。　　其次，昭君故里也是个谜。《汉书》、《后汉书》载其籍贯为“南郡秭归”，即今湖北秭归。有人根据文献资料和实地调查，认为王昭君是四川人，为土家族女子。主要理由是：一、从四川入京要走水路，王昭君入宫时以“王樯”呼之，这“樯”字就是载运她离开家乡所用的舟楫。二、王昭君入宫之后，不愿巧言令色，献媚邀宠，更不愿贿赂画师以求进幸。而当匈奴单于求婚时，她自愿和亲。入匈奴后，随胡俗先后作两代单于之妻，生儿育女。这种刚强不屈的性格，正是土家族民族特性的反映，而对当时受封建束缚较深的汉族女子来说，是不易办到的。三、王昭君家乡一带为“百蛮”、“百夷”杂居之地，女多男少，女子难嫁的情况使她有深刻印象，故她和亲时，“靓妆”请行，惟恐不被选中，并无“下嫁”、“鄙嫁”之意，反而把嫁与匈奴单于当做美事。这也说明她和汉族女子的意识有所区别。然而，王昭君真是四川人吗？至今尚难定论。　　其三，昭君出塞的原因，又是众说纷纭的话题。较为普遍的看法是，昭君自恃容貌出众，不屑于买通画工毛延寿，结果画像被丑化。当时，汉元帝召幸宫女，以画像的美丑作为选择的标准，昭君因此失宠。久之，渐生苦守深宫之怨，恰巧匈奴前来求亲联姻，她便主动请求出塞和亲。另有一说认为王昭君所以出塞，是画工毛延寿设下的救国计策。因昭君貌美非凡，毛延寿惟恐已经沉恋于女色的汉元帝更不能自拔而误国，于是在画昭君肖像时，有意进行丑化。结果，汉元帝果然弃昭君而将其远嫁匈奴。还有一说认为王昭君是一个平民出身的不同凡俗、胆识过人的宫女，为了摆脱宫廷牢笼的束缚，也为了汉匈两族世代团结友好，自愿应召，作为“和亲使者”远嫁匈奴。　　不论世人怎样评说，昭君出塞的历史功绩是应该给予肯定的。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只有和睦友好，才有利于经济发展。昭君自请出塞为民族团结和发展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　　貂蝉是董卓婢女还是吕布之妻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貂蝉，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三国演义》中形容她的容貌舞姿：“红牙摧拍燕飞忙，一片行云到画堂。眉黛促成游子恨，脸容初断故人肠。榆钱不买千金笑，柳带何须百宝妆。舞罢隔帘偷目送，不知谁是楚襄王。”　　貂蝉有美貌，她的美素有“闭月”之称；貂蝉有胆识，她的胆识如《三国演义》所载，绝不亚于昭君、西施。所以，貂蝉可以说是美貌与智慧的化身。但是，史籍上却没有貂蝉的姓名。很多人都认为貂蝉只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一个艺术形象，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也有人根据《三国演义》、《汉书通志》、《三国志·吕布传》等证实貂蝉是婢女出身，当过歌伎，先侍奉董卓，后嫁给吕布，最后被关羽杀掉了。因此世人对这位倾倒众多英雄豪杰的美人的真实身份百般揣度。　　由于三国故事家喻户晓，故貂蝉是王允家中的歌伎这一说法流传最广。东汉末年，群雄割据，奸臣当道。汉少帝刘辨懦弱无能，被董卓废掉，立陈留王，即汉献帝。董卓自任相国，独揽大权，飞扬跋扈。在朝廷上视９岁的汉献帝为傀儡，常常带剑上殿，不可一世。王允是汉献帝时的司徒，因不满于董卓的跋扈，一心想除之，但是想了许多办法都失败了。又派曹操行刺，也不成功。王允苦无良策，终日茶饭无心。被他视为亲女儿的歌伎貂蝉窥知情由，表示“如有用妾之处，万死不辞”。于是王允精心设计了个“连环美人计”：董卓和他义子吕布二人狼狈为奸，形影不离。董卓权势覆天，在朝中说一不二；吕布骁勇善战，无人能敌。除掉二人很难得手。恰好二人皆为好色之徒，所以先将貂蝉许给吕布，未及迎娶又献于董卓，以此挑起董、吕两人的矛盾。貂蝉对王允的意图心领神会，一会儿在吕布面前扮成早已以心相许，却被董卓霸占的痴情人，一会儿又在董卓面前装做受吕布调戏的无辜者，使董、吕彼此恨之入骨，终于反目成仇，最后吕布杀董卓，夷其三族。貂蝉的出色表演，使王允的计划实施得天衣无缝，顺利地铲除了当时朝中一大祸害，后人叹曰：“司徒妙算托红裙，不用干戈不用兵。三战虎牢徒费力，凯歌却奏凤仪亭。”　　另有“董卓婢女”一说。据《后汉书·吕布传》中记载，董卓任吕布为骑都尉，十分疼爱和信任他，两人誓为父子。有一次，吕布因小事不如董卓之意，董卓大怒之下持戟向吕布掷去，幸亏吕布手脚灵活方得避开，从此吕布对董卓暗怀怨愤。后来吕布与侍婢私通，两情相许，又惟恐董卓识破，由此生出许多矛盾。由于这段记载与三国故事中貂蝉约吕布在凤仪亭相会，被董卓发现，怒火万丈，顿时生起了杀心，抓起吕布身旁的画戟向吕布刺去的情节相合。人们认为使董、吕反目的貂蝉，实际上是董卓的婢女。　　还有人认为，貂蝉是吕布部将秦宜禄之妻。《三国志·关羽传》注引《蜀记》曰：曹操与刘备围吕布于下邳，关羽向曹操请求说，吕布派部将秦宜禄外出求救，城破之后，请把秦之妻赐我为妻。曹操答允了。后来关羽又多次提及此事，使曹操产生好奇心，那秦宜禄之妻是否乃绝色之人？于是，在城破之日派人先将秦妻送入自己营帐，随后便“自留之”，关羽因此“心不自安”。元代杂剧就在此基础上附会出一个《关公月下斩貂蝉》的故事来，说曹操欲以美色迷惑关羽，使其为自己效力，遣貂蝉前往引诱。貂蝉使出千种柔情，百般挑逗，关羽不为所动，最后杀死貂蝉，以示心迹。这里，貂蝉与秦宜禄之妻便合二为一了。　　此外，徽剧、川剧、绍剧、京剧都有《斩貂》剧目，写吕布在白门楼殒命后，其爱妾貂蝉为张飞所获，送至关羽处。关羽甚爱怜之，但念及古今英雄豪杰往往因迷恋女色而身败名裂，便逼令貂蝉自刎。因而，又有“貂蝉为吕布之妻说”。　　总之，貂蝉的故事，或出于小说，或出于戏剧，文人的渲染与演绎使她越来越不可捉摸。一个普通的女子，牵动着这么多的历史事件，周旋于这么多的三国豪强之间，为他们所爱、所恨、所赞、所叹，难道不是一个奇迹吗？　　松赞干布如何迎娶到文成公主唐太宗灭了东突厥后，又派李靖击败了西南的吐谷浑，打通了西域的通道。西域各国纷纷和唐朝交往，远在西南的吐蕃，也派使者来了。　　当时的吐蕃赞普名叫松赞干布，是个能文能武的人才。他在１３岁的时候，就精通骑马、射箭、击剑等各种武艺，而且爱好民歌，善于写诗，受到吐蕃人的爱戴。他的父亲死去后，吐蕃贵族发动叛乱，松赞干布靠他的勇敢才智，很快把叛乱平定了。然而，年轻的松赞干布并不满足吐蕃的贵族生活，为了学习唐朝的文化，他派出使者，长途跋涉，到长安来要求跟唐朝建立友好关系。唐太宗也听到吐蕃的名声，愿意跟他们结交，还派使者到吐蕃去回访。　　过了两年，松赞干布又派使者到长安向唐朝求亲，唐太宗没有答应。吐蕃使者怕松赞干布责备他不会办事，回到吐蕃后，向松赞干布撒谎说：“唐天子快要答应把公主下嫁给我们了，因为吐谷浑王也去求亲，才把我们求亲的事给耽搁了。”　　吐蕃和吐谷浑两国本来就在闹摩擦，松赞干布听了使者的话，更加怨恨吐谷浑。他马上出动２０万人马进攻吐谷浑。吐谷浑王看吐蕃军攻势很猛，抵挡不住，就退到环海一带。松赞干布打败了吐谷浑，乘胜打到唐朝境内的松州，又打了个大胜仗。松赞干布骄傲起来，派人威胁唐朝说：“如果不把公主嫁给我，我就带兵打到长安。”　　唐太宗生气了，派大将侯君集带兵反击吐蕃。吐蕃将士对松赞干布挑起跟唐朝的战争，本来不愿意，看到唐朝派大军前来，都要求退兵。松赞干布眼看蛮干下去，要遭到失败，就向唐朝求和。唐太宗本来愿意同吐蕃友好，也就同意讲和了。公元６４０年，松赞干布又派了个能干的使者禄东赞带了１００人的出使队伍，备了５０００两黄金和许多珍宝，到长安去求亲。　　然而向唐朝求婚者，并非吐蕃一国，周边几个国家都想求得才貌双全的文成公主，以便和强盛的唐朝攀上亲戚。太宗李世民并不急于向某使臣许诺，而是来了个“比文招亲”，出了几个难题，全部能答对者，方可向之许婚。　　第一道题，一根木头，两头一样粗细，哪头为根部，哪一头为尾部。聪明的禄东赞将木头放入水中，根部密度大，略重，所以向水里倾斜，此题便被破解了。　　第二道题，一块玉，中间有一曲折眼孔，用细线从孔的这头穿到那头。禄东赞将孔的那头涂上蜂蜜，然后将柔软的细线拴到蚂蚁的腰上，把蚂蚁放在孔的这头，蚂蚁闻到气味开始向孔里爬，再加上禄东赞不断地吹气，蚂蚁把线带到了孔的那头。　　第三道题，１００匹马驹和１００匹母马混在一起，哪匹马驹是哪匹母马生的。有些使者以毛色区分，结果都分错了，禄东赞将母马和马驹分开关起来，隔了一夜，才把母马一匹匹放出来，马驹一看自己的妈妈出来了，忙去吃奶，不一会儿全分出来了。　　第四道题，１００只小鸡，１００只母鸡，哪只小鸡是哪只母鸡孵的。禄东赞晓得，小鸡吃食物时，常跟母鸡在一起。于是先把小鸡和母鸡分开，到喂鸡食的时候，把母鸡一只只的叫到鸡群中，小鸡一见母鸡就跟着啄食去了。然而，还有一些小鸡不肯跟母鸡去，禄东赞就学老鹰和鹞子的叫声，结果，这些不听话的小鸡也吓得跑到自己的母亲跟前去了。　　第五道题，每个使臣一天之内吃完一只羊，喝完一坛酒，还要回到自己的住处去。别的使臣有的吃到一半，喝到一半就醉得不省人事，禄东赞虽然也有些醉了，但他来之前，就已经在自己的住处拴了一根线牵到喝酒的地方，这样禄东赞带着醉意，顺着线回到了住处。　　第六道题，这是最后一道题，有５００名宫女，面遮盖头，其中有文成公主，让使臣辨认。使臣们谁也没见过文成公主，这题太难了。聪明的禄东赞善做群众工作，他的邻居是一个老妈妈，女儿在宫里当文成公主的侍女，于是他通过老妈妈，了解到有关文成公主的一些生活情况。文成公主喜欢用一种香，香味独特，蜜蜂喜欢这种香味。在辨认那天，禄东赞手里抓了一只蜜蜂，手一松开蜜蜂就飞到文成公主头上。　　至此，几个问题全部被禄东赞解答出来，唐太宗心想，吐蕃大臣尚且如此聪明，国王也绝不呆笨，于是将文成公主许配与松赞干布。公元６４１年，２４岁的文成公主在江夏王李道宗的护送下，动身到吐蕃去。唐朝廷为公主备了一份十分丰厚的嫁妆。金银珠宝，绫罗绸缎，当然是少不了的，除此以外，还有许多吐蕃没有的谷物、果品、蔬菜的种子、药材、蚕种。文成公主还带了大批的医药、种树、工程技术、天文历法方面的书籍。文成公主出嫁的消息传到吐蕃，从唐朝边境到吐蕃，一路上都有人准备好马匹、牦牛、船只、食物，接送文成公主。松赞干布亲自从逻些赶到柏海迎接。在那里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婚礼结束后，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越过雪山高原，到了逻些城。公主入城的那天，逻些人民像过盛大节日一样，载歌载舞，夹道欢迎。松赞干布还在逻些按照唐朝的建筑格式，为公主专门建造了一座城郭宫殿，给公主居住。　　文成公主在吐蕃生活了４０年，她为汉藏两族人民的友好联系和发展藏族经济文化作出了贡献。直到现在，在西藏的大昭寺和布达拉宫，还供奉着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塑像。这些美好的故事被生动地描绘在布达拉宫和其他地方的壁画上。　　女皇武则天的男宠武则天被后世人们非议最多的是“好杀”和“荒淫”两大问题。主要描写武则天和太平公主母女二人情感生活的电视连续剧《大明宫词》，对武则天的私生活有较详尽的表现。那么，历史上武则天的私生活（男宠问题）到底是怎样呢？　　武则天的第一个男宠是薛怀义。薛怀义本名冯小宝，在洛阳经商为业，初与千金公主侍儿有染，后被千金公主介绍给武则天，为武则天所喜爱。当时宫中经常举行佛事活动，为使冯小宝方便出入宫中，武则天命他剃度为僧，又命他与太平公主的丈夫薛绍合族，改名薛怀义，薛绍称其为叔父，朝野则呼为薛师。　　薛怀义依仗武则天的宠幸，多行不法之事。后因武则天宠幸御医沈南，薛怀义恩宠渐衰，气极之下，竟偷偷将明堂焚毁。武则天明知是薛怀义所为，也自觉难堪，但未予追究，反令他主持重修明堂。后薛怀义益发骄纵，并张扬武氏私事，为武则天所恶。在武则天授意下，太平公主率人将其缢杀。需要指出的是，武则天宠幸沈南和授意杀薛怀义，说明她对薛怀义并非一往情深，而薛怀义在焚烧明堂之前也早已不愿进宫，武则天和薛怀义的爱情被《大明宫词》美化了。　　与“二张”有染。“二张”是指张易之和张昌宗兄弟，二人属世家子弟，宰相之后。被称为面如莲花的张昌宗是太平公主推荐给武则天的，张昌宗又引荐其兄张易之，则天一见甚悦，于是二人同入宫中侍奉武氏。此二人先被任为中郎将和少卿，后屡屡加官，因武氏年事已高，政事多委易之兄弟，二人权倾朝中，连武则天的侄儿武承嗣、武三思等人都争着为二人执鞭牵马。神龙元年，宰相张柬之等发动复辟唐朝的政变，将二张诛杀。其实，二张对唐朝的复辟也是有功的。　　在武则天晚年为立谁为太子犹豫不决时，二张劝立庐陵王李显，对武则天应有所影响。这一点，《大明宫词》没有表现。　　唐高宗死的时候，武则天６０岁。两年以后，开始宠幸薛怀义，从此至死２０年间，武则天又先后与沈和二张有染。史籍中有关武则天男宠问题的记载大致如此，除此之外的传说均系流言。武则天也曾下令选天下美少年入宫，但被大臣谏止。提到“男宠”这个问题时，不应忽视两点：第一，武则天在宠幸面首时，唐高宗早已作古，她是孤身一人。第二，皇帝嫔妃成群在当时是合法制度，武氏身为女皇，男宠前后不过数人，即使与历史上不荒淫的皇帝相比，也是少之又少了。　　秦桧为何能够得以南归南宋权臣秦桧在后人的印象中，无疑是个奸臣、卖国贼。他对金朝奴颜婢膝，一味求和；对抗金将领横加陷害，杀死岳飞，干尽坏事。他的所作所为，使人怀疑他是金人安插在宋廷的内奸，而这一怀疑，并非捕风捉影。他在被金人拘留４年以后突然南归，神秘莫测，使人感到疑云难消，自南宋以来，一直是人们探究的话题。　　据宋代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和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秦桧与宋徽宗被金人掳至燕山后，曾代徽宗修和书，又厚贿金人，以此获得金人欢心，成为金主之弟挞懒的心腹亲信。建炎四年（１１３０），金兵南征，以秦桧为任用（执事）同行。秦桧担心夫人王氏不被允许随行，精心设计了一场夫妻争吵。王氏大骂道：“我家翁父使我嫁汝时，有发财２０万贯，欲使我与汝同甘苦，尽此平生。今大金国以汝为任用，而乃弃我于途中耶？”她叫骂不休，反复哭诉，便有人将此话传告于挞懒，挞懒即批准秦桧夫妇同行。　　金兵攻破楚州后，一心抢劫财物，兵营空虚，秦桧乘乱登舟而去。途中被宋将丁祀水寨的巡逻兵捕获，秦桧急忙告之曰：“我乃御史中丞秦桧也。”可是那些兵士都是乡民出身，谁也不认识他，把他作为金军奸细，拷问凌辱了一番。秦桧大叫：“这儿有士人吗？士人该知我姓名。恰巧有个卖酒的秀才王安道在附近，被唤来辨认。这王安道其实并不认识秦桧，却长揖道：“中丞辛苦了。”众人信以为真，也就将秦桧放行。　　对这段经历，秦桧自己也有一番描述。他在《北征纪实》中说，他原打算深夜骑马出逃，不料金人四处设有埋伏，才“定计于食顷之间”，乘舟而逃。途经丁家寨曾数次拜访丁祀，均被拒绝，副将刘靖却欲谋财害命，幸而他识破阴谋，方得脱身。　　秦桧对南归的解释，当时就有不少人表示怀疑。史学家李心传指出下列疑点：一、秦桧与何栗、张叔夜等官员一同被拘，为什么惟独他能逃归？二、燕山至楚州２５００里，楚州至京又有千里之遥，途中通河越海，难道无防禁之人？三、如金人只令秦桧随军，必留其妻子为人质，怎么可能让他夫妇同行？四、刘靖既欲图其包裹等物，说明必有可观的随身之物，这哪会是“定计于食顷之间”的仓促出逃？还指出，如果丁祀果真数次不见秦桧，那么秦桧得势后必定会加以报复。但事实是，秦桧为相，丁祀即得提升，而且官运亨通，权倾一时。秦桧是如此宽宏大量的人吗？这只能说明他的“脱险记”是不可信的。　　秦桧的南归实有可疑之处，再加上他专权后力主议和，提出“南自南，北自北”的主张，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绍兴和议，向金纳币称臣，完全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因此，包括《宋史》在内的许多史籍，都认为秦桧是“挞懒纵之使归”，“俾得和议为内助”的。　　秦桧真是金人放归做内奸的？此说虽能言之成理，却查无实据，因此，秦桧神秘的南归，始终是一个谜。　　太平天国的几位女性人物太平军造反之初，为断绝参加者的后路，财产充公，房屋烧掉，全家参加，自然要连同母妻姐妹女儿。于是，男人都无后顾之忧，个个成了过河卒子；女人也参加，既可增加兵员，扩大声势，又可作为人质；家人之间形成连环，人们的前途，就只能是胜利或者战死。　　太平军攻占南京之前，有几位女性常出头露面，在军中较为活跃。　　洪宣娇，美艳的少妇、神奇的功夫、显赫的身世，曾引起多少人的遐想，她就是传说中太平天国的一位娇美而善战的女英雄。有一首民谣描写洪宣娇说：“妇女要学洪宣娇，会耍长矛能使刀；牛排岭前大摆阵，杀得清兵跌断腰。”　　洪宣娇当年不满３０，容貌姣好，且能双手使刀，刀法娴熟。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她的身世非同一般，传说她是天王洪秀全的干妹、西王萧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