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是怎样炼成的？
文章出自：中国国家地理
江南在哪里？这是一个问题恕我浅陋，我一直以为江南的位置和范围是没有争议的。说起江南来，谁的脑海里不涌现出一堆诗词来。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庭枕上看潮头……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白居易这几首《忆江南》，分明说江南在苏州、杭州，或者说在太湖和西湖那一带，这正是我心目中的江南。我以为别人心目中的江南也如此。然而事实并非这样。研究地理的学者杨勤业教授关于江南在哪里的文章，着实让我吃了一惊：他认为从自然地理的角度看，江南指的是江南丘陵区。那是南岭以北，洞庭湖、鄱阳湖以南，太湖以西的一片丘陵、盆地相间分布的区域。他的江南北界不仅不是长江，甚至连江南的三大著名湖泊——洞庭湖、鄱阳湖、太湖和周边地区都不在江南之内。想来这也好理解。因为地理学家划分一个区域时，使用的是自然区划，就是寻找地表上自然属性相似的地区，把它们划出来，组成一个个区域。在自然地理学家看来，长江并不是一条自然区域的分界线，长江中下游地区，南北两岸都交错分布着大片的平原，如江汉平原、两湖平原、长江三角洲，这些平原显然是一个统一的自然区域，他们称之为：长江中下游平原。当把这包括了洞庭、鄱阳、太湖三大湖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划分出去后，江南还剩下什么呢？显然只剩下了一大片丘陵。但这是地理学家眼中的江南，显然不是大众心目中的江南。当气象学者林之光告诉我他心目中的江南是哪里时，我更惊讶了，他的江南竟越过长江北到淮河。他认为淮河以南，南岭以北，湖北宜昌以东直至大海，都是江南，他的根据是气候，他认为那被绵绵梅雨所覆盖的地区，都应该是江南。简单地说，他的江南是梅雨。和气象学者观点类似的是语言学者，研究方言的学者认为从方言的角度看长江中下游以南属于中国南方六大方言区，这个区域都可以看作是江南。其中的吴语区（江浙一带）可以看作是狭义的江南。这时，我已经感到，江南在哪里？并没有一个人人都认可的答案。可以说这是一个问题。江南这个普通名词为什么成了特指？的确，当我们认识到江南在哪里是一个问题时，疑问就越来越多了。例如：唐代名诗人杜牧的诗《遣怀》：“落魄江南载酒行，楚腰肠断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杜牧写扬州的还有一首名诗：“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这里的江南分明指的是扬州，可是扬州在长江的北面啊。这里显然提出了一个问题：江北的扬州为什么算江南？问题还有许多。比如历史地理学者石泉曾撰文指出：古文献中的“江”并不是长江的专称，至少在唐以前。他用大量史实证明古时许多河流都叫“江”，比如著名的大河淮河和汉水都曾叫过“江”。“江南”也曾指淮河以南和汉水之南。一些不出名的河流也曾叫“江”，如：山东东南的沂河等。既然这些河流都叫“江”，那么当这些河流某一段东西向流淌时，江的南面当然就叫江南啦。可以想象，当时被称为江南的地方是很多的。其实我认为既然江南作为一个普通的名词意思无非是“河流南边的地方”，那么无论古时还是现在全国应该有无数的江南，只要有人有江的地方，人们都会把江之南叫“江南”，不叫江南又叫什么呢？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当人们离开当地，在全国的范围说江南这个词的时候，江南就从一个普通的名词变成了特指的专有名词。为什么全国无数的江南最后都失去了叫“江南”的资格，为什么最后只有某一块地区可以独享江南的桂冠？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江南经历了一个浓缩的过程历史地理学者周振鹤教授在他的文章中，简明清晰地为我们描述了江南作为一个地域从古到今的演变，可以说这个过程是一个先扩后缩的过程。在秦汉之际，江南指长江中游的南部，主要是湖北和湖南。从魏晋南北朝开始，江南开始东扩，直到江浙一带。到了唐代，初唐时在长江中下游以南，南岭以北的广大区域设立了一个大的行政区——江南道，从湖南西部直到海边。这是第一次动用行政的力量划出了江南的范围。此举并没有结束长江以北许多地方叫江南的历史，譬如当时，汉江西南，长江以北的荆州、襄樊、江陵等古楚国的旧地仍称江南，但是此举开始了江南的范围从北向南压缩的过程。后来唐玄宗又把江南道拆分成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接下来江南西道又一分为二，西为湖南道，东仍为江南西道。这次行政区划开始了江南的区域从西向东浓缩的过程。从古代文献和文学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江南经历了一个不断浓缩的过程。譬如：屈原在《九章》中有诗句：“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这个江南是荆楚江湘之地。到南北朝时庾信的《哀江南赋》，再到清初孔尚任《桃花扇》中的“哀江南”套曲，江南已经从两湖地区浓缩到了今日的江浙地区。如果我们把历代的文学作品或古代文献中提到的江南，在地图上标出来，我们会看到，这些点开始时分布得很广，随着历史的推移，点越来越集中到今日的江浙地区，也就是太湖和西湖的周边地区。纷纭的江南共有的部分在哪里我们做了这样一件事，就是让各类学者把他们心目中的江南在地图上圈出来，最后我们把这些地图重叠起来，看它们共有的部分——也就是所有集合的交集在哪里？我们认为这个共有的部分就是真正的江南。这个江南在哪里？当我们把结果揭示出来时，我们看到这个江南就是太湖和西湖流域，就是苏州和杭州周边地区。其实这个江南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就是我们常识中的那个江南，是“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中的江南；是“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江南；是“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巷小桥多”中的江南；是乾隆六下江南中的江南至此，我们看到了江南这个概念从一个普通名词演变成了一个专有名词。从一个空洞的抽象的空间演变成了一个有着丰富意义和内容的地方。可以说江南是“炼”出来的，就像钢是炼出来的一样。江南是怎样“炼”出来的？那么，我是否可以提出一个问题：江南是怎样“炼”出来的呢？是哪几种力量炼出了江南？中国人为什么要“炼”出江南这样一个地方？我想至少有这样几种因素“炼”出了江南：首先是自然的贡献。大自然为我们准备了一个能上演“江南”这出剧目的地方。江南的气候、降水、土壤、地形在今天看来是非常优越的，但是在古时，并非如此。因为就气候而言，江南的淫雨连绵，潮湿濡热并不比北方温带地区的温暖凉爽更有利于古人类生存，所以司马迁《史记》中说江南“地下卑湿，丈夫早夭”。土壤更是如此，在没有发明铁器前，江南黏滞板结的土壤很难耕作，而北方黄土高原疏松肥沃的黄土，特别适合那些使用石器和木器的先民。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早期的文明、周、秦、汉、唐在黄土地带崛起的重要原因。江南地区地处长江中下游的河网地带，到处是沼泽湖泊，江南的发展与治水的技术密切相关，当拦水筑坝和造船建桥的技术不成熟的时候，江南很难发展起来。因此江南虽是沃土，但是她是后发地区，是储备着的有潜力的地区。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文明进程是从西向东、从北向南的双向过程。江南正是在这个双向过程中被锤炼出来的。这一点可以从江南这个称谓中看出。显然这是江北人的视角，只有江北人才会说江南。中国的黄河两岸有河北、河南，洞庭湖两边有湖北、湖南，太行山两边有山东、山西；偏偏到了长江却只有江南，没有了江北。同样的问题：南岭为什么不叫北岭，其实问题很简单，就是因为中国文明是从北向南推进的，这些地名都是从北向南看的结果，是北人的话语。江南在农耕和游牧的拉锯战中成长起来中国文明的南下，江南的开发，在某种意义上还要感谢北方的游牧民族。北方游牧民族每一次大规模的南下，就是一次中原文明向江南的一次推进。在中原文明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冲突中，江南是回旋之地。每当北方的游牧民族挥师南下，中原的汉政权无法抵挡之时，江南就是偏安之地。江南使中华文明避免了灭绝的命运。皇帝都被掳走，国家和文明还能存在，如北宋的“靖康之耻”。这全赖江南也。江南是中华文明的“避难所”、大后方。中华文明就像候鸟，当严冬来临，就迁到了江南，每当春天来临，又飞往北方。杜牧有诗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这句诗赠给中原的汉文明是很贴切的。中原的汉文明在与游牧民族的拉锯战中，正是靠退居江南，休养生息，待羽翼丰满，而又卷土重来的。历史上许多古老的文明都是在游牧民族的铁蹄下灭绝了，幸运的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绵绵不坠是因为我们有江南。中原文明曾经遭受过游牧民族的多次重创，引起大规模南迁的是这样的几次。一次是西晋末年（311年）的永嘉之乱。匈奴等游牧民族攻下洛阳，掳走晋怀帝，晋室政权流亡南方，建立了东晋。北方士族豪门纷纷南迁，进入长江以南，史称“衣冠南渡”。还有一次是宋代（年）的“靖康之耻”，金兵灭亡北宋帝国，掳走宋朝徽、钦二帝，宋室被迫南迁，建都临安（杭州），史称南宋，这次中原文明的大举南迁，规模之大，超过以往各次。再有一次大规模的中原文明的南迁虽然不是游牧民族引起的，但效果是一样的，那就是发生在唐代天宝十四年（755年）的“安史之乱”。三次衣冠南渡，中国的农业中心从北向南转移，文化的中心亦随之南移，造就了江南的经济和人文基础。而每一次游牧民族的南向牧马，汉文明的衣冠南渡，都是对江南的一次开发、拓展和提升，也是对江南这个概念的锤炼。正是在这一次次的锤炼中，江南长大了，成熟了，江南的形象越来越鲜明了。行政区划是塑造“江南”的重要力量在江南这个概念形成的过程中，行政区划的作用举足轻重。我们已经说过唐代划定的江南道，和后来把江南道拆分只留下江南西道和江南东道。此举对江南概念的形成十分重要。而且像位居江北的扬州为什么算是江南，也只有搞清楚历史上的行政区划，才能明白。在历史上，比如东汉和南北朝时期，在现在的江苏跨越长江南北的地区设有行政区扬州府，治所在现今的南京。这一带那时都称为“扬州”，江北许多区域都在扬州的辖区，与江南一起称为江南就不奇怪了。把扬州看作是江南更重要的原因是扬州与江南的神似，甚至可以说扬州曾经比江南更江南。大运河畔、长江边上、东海之滨的扬州，她的繁华、她的富庶、她的舞榭歌台、她的诗词歌赋、她的琴棋书画都和江南的苏杭相通、相似、相媲美。因此杜牧把扬州当江南来吟咏就可以理解了。决定一个地区风貌的因素有这样几个，一个是自然区，一个是行政区，还有一个是文化区。它们的互动和交错作用，才造就了一个地方的风貌。就文化区划而言，扬州应该属于江南。自然区划、行政区划、文化区划，这三者很难重合，扬州就是这三者错位的典型。扬州在江北却叫江南，这是文化对自然区划的超越，是文化力量的显现。江南的形象是文学作品塑造出来的江南的意义更多地是通过文学建构起来的，也是通过文学走进人心的。江南的美好就是通过这样一些文学作品建构起来的。如南北朝时，一则轶事说： 江南的陈伯之叛梁北逃，他的好友丘迟以书信相劝，信中写道：“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树生花，群莺乱飞。”这句话引发了陈伯之的思乡之情，终于回到江南的梁朝。《世说新语》说，晋人张季鹰,在洛阳做官。见秋风起,想起家乡吴中的莼菜羹、鲈鱼脍，遂弃官回家。江南是一个能让北叛的人南返，让做官的人弃官的地方，我们获得这样的认识，全是文学的魅力。文学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表达国人对各个地区的心灵体验，提炼和过滤人们的地区情感，以典范的语言表达这种情感。我们对各地的差异性和独特性的感受很多是来自于文学。我们承认像庾信、韦庄、白居易、苏东坡、张岱这些诗人、文学家说出了人们对江南这个地区的独特感受，而且他们的感受和体验质量之高，令人叹服。文学赋予了江南这个空间以意义。当白居易、韦庄、柳永等捻毫赋诗时，也许他们想不到，那正是赋予江南以历史意义的时刻。造出“江南”来是为了满足人们对天堂的渴望铁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这副对子，很有意味，与江南对应者，不是江北而是塞北。它暗示了江南的和平，安逸，美好，因为与它相对是铁马（战争）、秋风（肃杀，凋零，冬之将至）。中国人形容某个地方富庶时，用的词往往是“江南”，如“塞上江南”。江南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堆金积玉地，温柔富贵乡”。其实许多诗中的江南，并不是江南实际的样子，而是我们希望江南应该有的形象。最典型的就是历代诗人们对西湖的描绘。袁宏道的西湖：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张岱的西湖：吾辈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拍人，清梦甚惬柳永的西湖：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据说金主阅此词，慕西湖胜景，遂起投鞭渡江之思）必须承认，这些诗词对江南的描写太理想化了，其实江南未必如此，但为什么诗人对江南理想化的夸大的描写，会被人们所欣赏，所接受呢？这些描写江南的诗篇为什么会被千古传诵，誉为名篇呢？这透漏了这样的信息，江南不是一些事实的集合体，江南对于我们还有另外的东西。“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已经直白地说出了中国人的一种愿望，即江南是理想的居住地，是值得生活在那里的地方。其实江南的概念体现了一种终极追求：即天堂情结。人是一个要把世界对象化的动物，其他动物则否。在对象化的过程中，必然要产生“天堂情结”，即构筑一个梦想的栖息地。往大里想，就是历代都有的各种“理想国”和“乌托邦”，往小里想，就是“桃花源”和“香格里拉”。一个国家，谁也无法禁止国民对国土上各个地区进行比较，也就是进行地区的选美比赛，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这种比较中，总会有某个地区被选中，成为一国之“国花”。比如法国人的普罗旺斯，英国人的大湖地区等。中国人的“国花”就是江南。江南怎样了？还是梦中的模样么？提出这个问题后，我想到了上海。上海算江南么？就位置而言，她的确在江南，而且我们中华文明从西向东发展的历程到上海可以说是到了空间的极至。如今上海的声名已经超越了江南。上海能取代江南的位置么？繁华可过之，富贵可过之，但是江南在中国人心目中天堂的位置，上海能取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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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龙抬头
17:04:01　　　来源：
　　农历二月初二，是我国农业社会时期很重要的一个农事节日。这一天，很多地方都有祭祀、庆祝和避讳等很多习俗，虽然内容与形式不尽相同，但活动的主角都与中华民族的最古老的图腾“龙”有关。
　　龙，在我国民间传说中是雨神，他行使向民间苍生大地布雨的职能，掌控着下雨的时间和降水的数量。为了表示对这位神仙的崇拜和爱戴，民间将他人格化，尊他为龙王，将他生活的地方称为水晶宫。
　　民间传说龙每年都在二月初二这天抬头升天，故有“二月二，龙抬头”一说。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在他的著作《说文解字》中对龙和“二月二龙抬头”这一习俗，做了最早的解释和记载。他说：“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长能短，春分登天，秋分而潜渊……”
　　农历二月初二，惊蛰前后，春分时节。此时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我国大部分地区受季风气候影响，温度回升，日照时数增加，雨水也逐渐增多。古人不明就里，认为是“龙”的功劳。
　　农耕社会，庄稼长势的好坏大多取决于雨水。雨水太多则淹，雨水太少则旱。庄稼生长时缺水影响结穗，庄稼收成时多雨会功亏一篑。在气象知识缺乏的时代，人们无法预知雨水的多少。因此，人们把希望寄托在传说中能行雨的龙身上。雨水多了，祈求龙王息怒；雨水少了，祈求龙王降下甘霖。于是，每到农历二月二，人们对想像中的龙顶礼膜拜，祈求神龙抬起头来，广施恩泽于人间。
　　俗语说，龙乃百中之王，万物之首。惊蛰前后，严冬蛰伏的虫蛇苏醒了，百虫蠢动，疫病易生，人们祈望龙抬头出来镇住毒虫。为此，这一天，人们由开始自发组织各种祭祀活动和某种仪式，向龙王，向上天，祈求一年的风调雨顺，太平安康。明人刘侗《帝京景物略》中对此习俗做了详细的记载。
　　在民间传说中，龙王也是个悲悯苍生，有情有义的神仙。相传，武则天费唐立周称帝，惹得玉帝大怒，遂命令龙王三年不雨。龙王不忍生灵涂炭，偷偷降了一场大雨。玉帝得知后，便将龙王逐出天宫，压于大山之下。黎民百姓感激龙王降雨之恩，天天对天祈祷，最后感动了玉帝，于二月二将龙王释放。于是龙王又抬起头来耕云播雨，滋润禾苗，造福农人。　
　　在长期的实践中，人们也总结出了很多经验，并通过农谚的形式保留了下来。“二月二，龙抬头，大家小户使耕牛。”是说农历二月二日这天春耕可以开始启动了。依据气候规律，“二月二”之时，光、温、水条件已能满足农作物的生长，所以“二月二”也是南方农村的农事节。“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是说如果这天春雨充沛，则预示着一年将有好的收成。
　　此外，关于农历的二月二的“龙抬头”，从天文的角度也有一番解释。
　　我国传统的天文研究中，把天空里的恒星划分成为“三垣”和“四象”七大星区。“垣”就是“城墙”的意思。三垣环绕着北极星呈三角状排列。在“三垣”外围分布着“四象”：东苍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也就是说，东方的星象如一条龙，西方的星象如一只虎，南方的星象如一只大鸟，北方的星象如龟和蛇。由于地球围绕太阳公转，天空的星象也随着季节转换。每到冬春之交的傍晚，苍龙显现；春夏之交，玄武升起；夏秋之交，白虎露头；秋冬之交，朱雀上升。
　　苍龙头部“角宿”上有两颗星：角宿一和角宿二，代表苍龙头上的两只犄角。“角宿”之后的四颗星是“亢宿”，亢是龙的咽喉，在咽喉下面有四颗星排列成一个簸箕的形状是“氐宿”，代表着龙爪。龙爪后面的房宿、心宿、尾宿和箕宿分别代表了龙的心脏和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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