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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峰讲堂】龙应台：什么是真正的”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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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北京还是吉隆坡，香港还是台北，都有一个“国际化”的共同面貌：星巴克咖啡馆不管在哪一个城市里都可以俏生生地站在街角，7-11商店取代了原来老先生老太太开的杂货店，最流行的嘻哈音乐和服饰到处可见，好莱坞的电影比欧洲还早上市。生活的韵律也与国际同步：二月十四日买花过情人节，十月底戴上面具参加“万圣节”变装游行，十一月有人吃火鸡过感恩节，十二月广场上万人空巷载歌载舞庆祝耶诞节；年底，放烟火、开香槟，倒数时，亲吻你身边的人。新加坡和香港已经是英语的城市，台北的新政府为了“国际化”开始要求政府公文要有英文版，公务员要考英文，全民学英语，而最后的目标则是：把英语变成正式的官方语言。从北京到吉隆坡，“国际化”成为一个举国上下努力追求的目标。但是，慢一点，究竟什么叫“国际化”呢？按照字义，就是使自己变得跟“国际”一样，可是，谁是“国际”呢？变得跟谁一样呢？把英语变成官方语言，是要把台湾变成英国美国，还是印度菲律宾？还是香港新加坡？当执政者宣布要将别国的语言拿来作自己的官方语言时，他对于自己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在、之所趋，有没有认真地思考过呢？牧羊人穿过草原一九七八年我第一次到欧洲；这是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先进国家的聚集处，我带着满脑子对“现代化”的想像而去。离开机场，车子沿着德法边境行驶。一路上没看见预期中的高科技、超现实的都市景观，却看见他田野依依，江山如画。树林与麦田尽处，就是村落。村落的红瓦白墙起落有致，衬着教堂尖塔的沈静。斜阳钟声，鸡犬相闻。绵延数百里，竟然像中古世纪的图片。我是震惊的；我以为会到处看见人的“现代”成就的骄傲展现，但是不断撞见的，却是贴近泥土的默不作声的“传统”。穿过浓绿的草原，这牧羊人缓缓向我走近，就像旧约圣经里的牧羊人走近一个口渴的旅人。尔后在欧洲的长期定居，只是不断见证传统的生生不息。生老病死的人间礼仪——什么时辰唱什么歌、用什么颜色、送什么花，对什么人用什么遣词与用句，井井有条。春夏秋冬的生活韵律——暮冬的化妆游行以驱鬼，初春的彩绘鸡蛋以庆生，夏至的广场歌舞以休憩，耶诞的庄严静思以祈福。千年礼乐，不绝如缕，并不曾因“现代化”而消失或走样。至于生活环境，不论是罗马、巴黎还是柏林，为了一堵旧时城墙、一座破败教堂、一条古朴老街，都可能花大成本，用高科技，不计得失地保存修复，为了保留传统的气质氛围。欧洲的现代与传统之间也有一种紧张的拉锯，但是他们至少认识到，传统的“气质氛围”，并不是一种肤浅的怀旧情怀。当人的成就像氢气球一样向不可知的无限的高空飞展，传统就是绑着氢气球的那根粗绳，紧连着土地。它使你仍旧朴实地面对生老病死，它使你仍旧与春花秋月冬雪共同呼吸，使你的脚仍旧踩得到泥土，你的手摸得到树干，你的眼睛可以为一首古诗流泪，你的心灵可以和两千年前的作者对话。传统不是怀旧的情绪，传统是生存的必要。我发现，自己原来对“现代化”的预期是片面的。先进国家的“现代化”是手段，保护传统是目的。譬如在环境生态上所做的巨额投资与研发，其实不过是想重新得回最传统最单纯的“小桥流水人家”罢了。大资本、高科技、研究与发展，最终的目的不是飘向无限，而是回到根本——回到自己的语言、文化，自己的历史、信仰，自己的泥土。语言不是木棍于是我看见：越先进的国家，越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传统；传统保护得越好，对自己越有信心。越落后的国家，传统的流失或支离破碎就越厉害，对自己的定位与前景越是手足无措，进退失据。亚洲的人民过西洋情人节但不知道Valentine是什么；化妆游行又不清楚Carnival的意义何在；吃火鸡大餐不明白要对谁感恩；耶诞狂欢又没有任何宗教的反思。凡节庆都必定联系着宗教或文化历史的渊源；将别人的节庆拿来过，有如把人家的祖宗牌位接来祭拜，却不知为何祭拜、祭拜的是何人。节庆的热闹可以移植，节庆里头所蕴含的意义却是移植不来的。节庆变成空洞的消费，而自己传统中随着季节流转或感恩或驱鬼或内省或祈福的充满意义的节庆则又弃之不顾。究竟要如何给生活赋予意义？说得出道理的人少，手足无措的人，多。台湾的领导人要把英语变成官方语言，更是真正的不知所云。语言难道是一支死的木棍，伸手拿来就可以使？语言不是木棍，语言是活生生的千年老树，盘根错节、深深扎根在文化和历史的土壤中。移植语言，就是移植文化和历史，移植价值和信念，两者不可分。殖民者为了更改被殖民者的价值观，统治的第一步就是让被殖民者以殖民者的语言为语言。香港和新加坡就这样成为英语的社会。娴熟英语，通晓英语世界的价值观与运作模式，固然使新加坡和香港这样的地方容易与国际直接对话，但是他们可能也要付出代价，文化的代价。英语强势，可能削弱了本土语言文化——譬如汉语或马来语——的发展，而英语文化的厚度又不足以和纽约或伦敦相提并论，结果可能是两边落空，两种文化土壤都可能因为不够厚实而无法培养出参天大树。本国没有英语人口，又不曾被英语强权殖民过的台湾，为什么宣称要将英语列为官方语言？把英语列为官方语言在文化上意味着什么后果？台湾的执政者显然未曾深思。进退失据，莫此为甚。国际化，是知识不是移植别人的节庆，不是移植别人的语言，那么“国际化”是什么？它是一种知己知彼。知己，所以要决定什么是自己安身立命、生死不渝的价值。知彼，所以有能力用别人听得懂的语言、看得懂的文字、讲得通的逻辑词汇，去呈现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观点、自己的典章礼乐。它不是把我变得跟别人一样，而是用别人能理解的方式告诉别人我的不一样。所以“国际化”是要找到那个“别人能理解的方式”，是手段，不是目的。找到“别人能理解的方式”需要知识。不知道非洲国家的殖民历史，会以为自己的“悲哀”是世界上最大的悲哀。不清楚国际对中国市场的反应，会永远以政治的单一角度去思考中国问题。不了解美伊战争后的欧美角力，不了解联合国的妥协政治，不了解俄罗斯的转型，不了解回教世界的内在思维，不了解全球化给国家主权和民族文化带来的巨大挑战……不了解国际，又如何奢谈找到什么对话的语言让国际了解亚洲呢？越是先进的国家，对于国际的知识就越多。知识的掌握，几乎等于国力的展示，因为知识，就是权力。知道越多，掌握越多。如果电视是一种文化指标，那么台湾目前二十四小时播报国内新闻，把自己放大到铺天盖地的肚脐眼自我沉溺现象，不只是国家落后的象征，已经是文化的变态。人们容许电视台彻底剥夺自己知的权利，保持自己对国际的淡漠无知，而同时又抱怨国际不了解自己的处境，哀叹自己是国际孤儿，不是很矛盾吗？星巴克还是紫藤庐我喜欢在星巴克 (Starbucks) 买咖啡。不见得因为它的咖啡特别好，而是因为，你还没进去就熟悉它的一切了。你也许在耶路撒冷，也许在伦敦，在北京，或者香港，突然下起冷雨来，远远看见下一个街角闪着熟悉的灯，你就知道在那里可以点一大杯拿铁咖啡加一个牛角面包，虽然这是一个陌生的城市。“全球化”，就是使你“客舍似家家似寄”。我更喜欢在台北的古迹紫藤庐喝茶，会朋友。茶香缭绕里，有人安静地回忆在这里聚集过的一代又一代风流人物以及风流人物所创造出来的历史，有人慷慨激昂地策划下一个社会改造运动；紫藤花闲闲地开着，它不急，它太清楚这个城市的身世。台北市有五十八家Starbucks，台北市只有一个紫藤庐。全世界有六千六百家Starbucks，全世界只有一个紫藤庐。“国际化”不是让Starbucks进来取代紫藤庐；“国际化”是把自己敞开，让Starbucks进来，进来之后，又知道如何使紫藤庐的光泽更温润优美，知道如何让别人认识紫藤庐——“我”——的不一样。星巴克越多，每一个城市自己的紫藤庐越重要。（文/龙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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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 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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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每位国民个人史背后，才是最真诚的国家史
在辞职之前，接受专访，强调希望透过“国民记忆库”计划来打开民众“记忆的抽屉”，借着这些庶民生命点滴拼图总汇，来丰富、拼凑、还原、解构真正的国家历史，“每位国民的个人史背后，才是最真诚的国家史。”11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在日头狂肆下，民众到了投票所，选择自己所在地区的各级民意代表。日头落下没多久，结果就已揭晓—执政的惨败。于是，“长”当晚便提出辞职，十二月的第一天，率领“行政院”各“部会”首长“总辞”。身为“长”的龙应台也在其中。那晚，她就率先抛出讯息，称“配合总辞”，她一千天“文化部长”任期就此结束。提出辞呈之时，正是“”“基础工程”的代表性计划之一—国民记忆库上线届满周年之际。国民记忆库，顾名思义，便是收罗每位国民的生命记忆，而这些个人生命史汇集起来便成为一个庞大的历史数据库，因此，龙应台数次在公开场合强调，“每位国民的个人史背后，才是最真诚的国家史。”她试图透过这个计划来打开民众“记忆的抽屉”，借着这些庶民生命点滴拼图总汇，来丰富、拼凑、还原、解构真正的国家历史。记者恰好在她提辞呈前一周，针对“国民记忆库”专访。彼时，她直言国民记忆库如果能继续个十年，到达遍地开花的程度，那么，就会挑战过去官方史对“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的既有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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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民众知道这项计划，能够带着父母去录制个人故事，或是主动参与、分享生命经验，“文化部”挑选了十多位“行动大使”，包含资深艺人、，音乐人，漫画家，政治人物、等等，希望能借着他们的知名度与代表群体，传播这项计划的理念，并由他们带头录制自己的个人故事。于是，从电视到电影院，乃至于各种不同媒体，都可以看到这些人说出对国民记忆库的感想，以及自己的回忆。与有着好交情的资深媒体人也担任了行动大使。她在今年七月的行动大使记者会上，分享了自己外公何集璧的故事。何集璧曾为逃离日本统治而跑到大陆，之后回成立文化协会，在席卷全台的中，他也不幸被政府抓走，“外公为了逃离监狱而躲进疯人院，出来时已分不清是真疯或假疯了。”陈文茜心疼外公的一生被大历史的棋局左右，“我相信，我外公一定也希望能有人说出这些故事，走出这样的悲剧”。说，所谓的“意识”就是这座岛上每个人的记忆库，“历史确实就像火车，有人幸运搭上车，有人搭不上，有人抵达目的地，有人在中途被推下去。”这段话隐含历史“成王败寇”的思想，让许多人的故事遗落在历史的线轴外。国民记忆库里充满了各式各样故事：有麻风病人、逃过战乱的老兵、从丛林生还的台籍日本兵……甚至嫁来的妇女的生命经历都有，彰显了台湾作为移民社会、经历战乱与各种时期发展而生的多元和多样。“因为台湾社会就是这么多样，才有多种纷争，因此我们必须从中找出一个共识，国民记忆库能帮我们理解他人的故事与经验。”解释。
铺第一里路台湾政治充满敌对，对政务官尤为严格，龙应台上任以来，时常受到“国会”与民间的苛责。接受记者专访时，龙应台便直言，“在台湾，正常人都不太想进入政坛的。”然而，曾担任过台北市“文化局长”，见识政治之难的她，两年前愿意再担起这重任，也是因为是首任“部长”，“首任代表第一号工头，为文化政策打地基，铺第一里路。”在“文化部”广大的政策方向中，“泥土化”排第一。台湾过去二十年，时常喊出“本土化”等口号，龙应台有意识地做区别，“那些口号都带政治性了。”国民记忆库是她任内推动的大计划，属于“泥土化”的一个项目，预算庞大，第一年预算四千万台币。在龙应台认知里，这是一项可以往前走十年的计划，不只是政府要做，重点是民间得自行发动，才能做到由下而上、收集到成千上万笔的口述资料。“这项计划连最挑剔的‘立法委员’都支持。”这让龙应台很安慰。
有些“立法委员”甚至出任了行动大使，如“立法委员”与“立法委员”，这是跨越蓝绿与政党的组合。前者出身客家大家族，能说出客家移民文化故事，后者的父母一直在国民党专权下援助民主运动者，她也是重要政治事件“”的第一见证者。远流出版社董事长王荣文甚至带着大女儿王沛然，到搜录站分享个人成长故事。王荣文的母亲不识字，1950年代，母亲背着他走十五公里，到地政事务所缴地价税。当她拿着税单问要缴多少税，公务员竟把单子丢在地上说：“不会自己看吗？”像这样细小但深刻的故事，是许多孩子们不清楚也没耐心聆听的，国民记忆库成了一个分享的机会。
说出自己的故事行动大使都是名人，由名人带头说出自己的故事，是抛砖引玉的做法。但真正的执行，则分成两部分，一是由地方政府文化局提案，提案的内容越好，补助越多；其次则是在各地设置工作站或巡回列车，并训练志工来协助记录、上传，让各地民众都可以前来说自己的故事，并有效率地在云端上建档。目前，全台湾共有68处故事搜录站、2辆故事行动列车，用以收集故事。而这些故事，都会摆置在“国民记忆库—台湾故事岛”的网站平台上，成为都可收看的资料。自去年11月18日上线以来，已有超过六千位民众的故事被收录在数据库中，网站浏览率也有229万。而这项成绩，是台湾17个地方政府、4个生活美学馆及300多个民间团体、文史工作室的搜录团队及志工共同打造的。63岁的林建军是其中一员。“我以前曾在深圳工作，每天晚上都会听广播节目，来自五湖四海的农民工到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说着自己的故事，让我印象深刻。”才坐下来，林建军便迫不及待与我分享经历。他说，这也是个人故事。“我祖籍广东，是外省第二代，因此对我来说，老兵故事让我最有兴趣。”他第一个收录的故事，便是住家附近的老人家，“他九十多岁了，始终独身。”林建军感叹，虽是邻居，却不知道他的经历和故事，听完后才真正认识了这个人。林建军夫妻多从身边找起，他们热爱爬山，山友的有趣经历和人生，深深吸引他们，而山友们也会推荐值得采访的人。偶尔透过搜录站引介，他们也会接触到形形色色、主动来报名说故事的人，“有的人很有名，但她有不为人知的故事，希望趁这个机会说出来。”这个名人大谈特谈了大半天，受限于影片规定的，以及他们设定的目标，因此只能取其中一部分，“有些部分实在太隐私，不适合公开。”他们也遇过经历的人，“但他们的经验与目前主流说法不同，不敢说出来。”
对他们而言，担任志工最有成就感的地方，即是受访者的回馈。“有的受访者说，本来孩子都不想听他们过去的经历，但被收录在国民记忆库后，孩子看了后，竟深深感动，愿意多听他谈。”林建军妻子赖翠兰进一步补充，还有位大学老师感叹自己虽也懂得使用传播媒介，却没早点采访，如今父亲记忆断断续续，已然不完整，他深感后悔。对此，龙应台也说，历史记忆的断层不只是横向的，还有纵向的，“的确，没有多少孩子愿意听父母说话的。”她认为，有太多感动的故事应该被录，“很多都是从未对自己的子女述说过的个人生命史。”尽管政界、文化界都乐见其成，但也有“立委”与文化人不认可这项政策,大都是质疑龙应台忽略了前人的努力，让资源错误使用与摆置。但龙应台却认为，民间组织收集的口述史是第二阶段的历史，虽然由下而上，却仍是相对重要的人物或组织故事。去结构化，甚至常民化，是国民记忆库推动的重点。“我们还没找到最有效的全民自发动员的方法。”针对国民记忆库的缺失，龙应台坦言这不应该是政府来做，“一定要找到方法让小区整个动起来，让真正从下而上的发生，因此，这计划做得不够。”她认为，若真正宣传到位的话，应该是全国文史工作室、国、高中历史老师或大学历史系，纷纷说要加入，并承诺一年给多少个故事。但如今，随着龙应台辞职，这项需要广洒种子、需要耐心等待开花结果的计划，是否能够延续？又是否能找到对的方法，并收到她期望的成效？便也需要时间来证明了。
×历史叙述分三个阶段：2012年“文建委”改成“”，你是首任部长。能否聊一聊你对文化与政策的想法，以致于你大张旗鼓推动国民记忆库？：不深究的人会以为所谓文化政策就是唱歌跳舞，其实不那么简单；“”首要的负责对象是国民，我们以“泥土化”称之，因为国民的双脚都是站在泥土上的。文化政策是为了开花结果，而前提是要养出一方沃土，有了沃土后，民间的创意就像种子一样，会自己落进土里，土好，自己就会长。国民记忆库在“文化部”的政策光谱里，其实就是泥土化具体落实的一项。我认为，的历史叙述可以粗略地分成三个阶段，国民记忆库是台湾在民主化与社会迈向开放进程里的第三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大家熟悉的，也就是历史等于国史、党史和伟人史，性质上都比较是政治、军事的，由国家与党界定。也一样，像我这个年龄层的人，就是在国史和党史单一界定下成长的。
在1987年解严，也就正式进入了第二阶段。这个阶段试图脱离国史和党史的单一界定，地方史或村史或街史在写，满地开花。书店里不再只有国家级伟人传记，村落的“伟人”—譬如为村子服务了五十年的医师或老师也有人为他们立传了。如果从解严算起，这个从家国大叙述到村落小叙述的发展也走了几近三十年了。然而，第二阶段虽然不再是政府由上而下的主导，但还是以相对重要的人、机构或事件为主角。国民记忆库则是第三阶段，鼓励以国民、以庶民个人为单位做口述。卖菜的妇人、下海捞蚌壳为生的、至今保留文面的原住民老妇、打过内战住在老人院的老兵、1950年代的车掌小姐等等，没有所谓“重要性”，却都是主角。国民记忆库把每个国民的重要等量齐观，市场卖肉的小贩和日理万机的总统一样重要。换句话说，在国民记忆库眼中，唯一的主体就是“国民”，而且只有“国民”。国民记忆库是追求民主自由的进一步深化，也是最贴近泥土的实践。如果国民记忆库可以持续十年，慢慢累积的话，它会颠覆第一阶段对于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的既有界定，也会挑战第二阶段村史、街史、工厂史的完整性。我们不能说第一阶段历史是假的，没有哪个阶段的历史叙述是假的，只能说每个阶段都是局部和片面的，但当有了第三阶段后，研究我们时代的人，就可以拿第三个阶段那种毫无闪避的资料，去检查其他史料的真实性。
有个年轻人帮我校对书稿，跟我说当她读到我写的台籍日本兵的故事时，她觉得特别惭愧、难受。以前她外公常找一群当过日本兵的老战友一起到家中喝酒，一醉了就合声唱日本军歌，唱得很痛快却让她感到羞耻。因为正统的历史教育让她认为这是耻辱，所以她瞧不起自已的外公。如今，她才发现对外公人生所经历的了解太少了，她感到自责，可是外公已经死了。虽然同属一个社会，我们其实对彼此的了解很少，很片面。日军在二战时期，在台湾北部的设了俘虏营，关了上千个盟军俘虏，这些年轻俘虏来自、、英国等地，最后很多人命丧于此。曾有个人在这里做了个纪念碑，纪念那些死在日本人手里的盟军的年轻士兵。一年半前，我去访视时，当地耆老很开心地陪着我走整个村子，但走到这个战俘纪念碑时，我突然感觉到他们语气里有一种奇特的欲言又止。坚持追问之下才知，盟军是站在政治正确的一方，日本当然政治错误的那方，政治正确的纪念碑插在金瓜石村子的心脏地，而当地老一辈村民的历史情感，是政治错误那方，他们摆在日军那一边啊，而且村里还有老人做过俘虏营守卫。建在村子里的纪念碑，犹如一个巨大的指控。这是强烈矛盾、强烈压抑的情感记忆，不进入个人小叙述，哪里会被发现呢？
只有国民记忆库，这些压抑经年、深深埋藏的经历才会幽幽浮现。我当然看到很多德国的大叙述中边缘的小叙述。柏林围墙倒塌，一般都会说如何向往，但是进入个人小叙述时，不见得都是这样。我不是说大叙述都是假的，小叙述都是真的。但是不能只有大叙述，没有小叙述。不能只有国家记忆，没有国民记忆。绵延的记忆是握在手心的线南都周刊：你觉得中国大陆也该推动国民记忆库吗？：国民记忆库推出以后，香港、中国大陆都有人特别组团来看我们怎么做。我相信国民记忆库是中国大陆最值得做的一件事情。第二个阶段台湾已经走了三十年了，才进到第三个阶段。大陆比台湾更需要国民记忆库的建立，因为大陆的历史的断裂和共同记忆的碎片化比台湾严重多了。如果把时间当一条线来看的话，大陆的近代当代历史有很多痛苦的断裂。当中国大陆在经济上异军突起，在军事上让国际侧目的时候，人们是否应该更加看重记忆的传承、文明的累积？政治、军事、经济的突飞猛进如果是一只冲向天空的，那么绵延的记忆、文明的力量，就是那条抓在手心里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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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记忆库就很能代表这种看不见，可是绝对不能没有的线。是共同的真实的记忆，把历史的断裂、叙述的空白给柔和地接起来。我注意到过去十几年来，大陆已经有很多人在做这件事。新历史合作社推一年一度的历史嘉年华之外，云南有很多人将当年滇缅抗战时期的老兵一个一个找出来。
我们太需要了解彼此，我们太需要了解自己，感谢楼主的好帖
有些人是接受不了这种观点的，台湾作家中，我最欣赏的一位，她的书我有不少。
顶，还是说的‘我爸杀人，抢劫，强奸无恶不作……其实他杀人是那个人说我长的丑，抢劫只是我要买辆玩具车，强奸只是我说想要一个妹妹……’日本人侵略的是中国，二鬼子跟着张牙舞爪，杀人放火也只是混口饭吃，，是他们逝去的青春美好回忆，无关中国战乱、苦难……赶紧给他们立个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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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文杂志2015年4月《什么是真正的“国际化”》/龙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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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什么是真正的”国际化“？
来源 | 观察中国
原题 | 在紫藤庐和星巴克之间
不论是北京还是吉隆坡，香港还是台北，都有一个“国际化”的共同面貌：星巴克咖啡馆不管在哪一个城市里都可以俏生生地站在街角，7-11商店取代了原来老先生老太太开的杂货店，最流行的嘻哈音乐和服饰到处可见，好莱坞的电影比欧洲还早上市。
生活的韵律也与国际同步：二月十四日买花过情人节，十月底戴上面具参加“万圣节”变装游行，十一月有人吃火鸡过感恩节，十二月广场上万人空巷载歌载舞庆祝耶诞节；年底，放烟火、开香槟，倒数时，亲吻你身边的人。
新加坡和香港已经是英语的城市，台北的新政府为了“国际化”开始要求政府公文要有英文版，公务员要考英文，全民学英语，而最后的目标则是：把英语变成正式的官方语言。
从北京到吉隆坡，“国际化”成为一个举国上下努力追求的目标。但是，慢一点，究竟什么叫“国际化”呢？
按照字义，就是使自己变得跟“国际”一样，可是，谁是“国际”呢？变得跟谁一样呢？把英语变成官方语言，是要把台湾变成英国美国，还是印度菲律宾？还是香港新加坡？当执政者宣布要将别国的语言拿来作自己的官方语言时，他对于自己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在、之所趋，有没有认真地思考过呢？
牧羊人穿过草原
一九七八年我第一次到欧洲；这是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先进国家的聚集处，我带着满脑子对“现代化”的想像而去。
离开机场，车子沿着德法边境行驶。一路上没看见预期中的高科技、超现实的都市景观，却看见他田野依依，江山如画。树林与麦田尽处，就是村落。村落的红瓦白墙起落有致，衬着教堂尖塔的沈静。斜阳钟声，鸡犬相闻。绵延数百里，竟然像中古世纪的图片。
我是震惊的；我以为会到处看见人的“现代”成就的骄傲展现，但是不断撞见的，却是贴近泥土的默不作声的“传统”。穿过浓绿的草原，这牧羊人缓缓向我走近，就像旧约圣经里的牧羊人走近一个口渴的旅人。
尔后在欧洲的长期定居，只是不断见证传统的生生不息。
生老病死的人间礼仪——什么时辰唱什么歌、用什么颜色、送什么花，对什么人用什么遣词与用句，井井有条。春夏秋冬的生活韵律——暮冬的化妆游行以驱鬼，初春的彩绘鸡蛋以庆生，夏至的广场歌舞以休憩，耶诞的庄严静思以祈福。
千年礼乐，不绝如缕，并不曾因“现代化”而消失或走样。至于生活环境，不论是罗马、巴黎还是柏林，为了一堵旧时城墙、一座破败教堂、一条古朴老街，都可能花大成本，用高科技，不计得失地保存修复，为了保留传统的气质氛围。
欧洲的现代与传统之间也有一种紧张的拉锯，但是他们至少认识到，传统的“气质氛围”，并不是一种肤浅的怀旧情怀。当人的成就像氢气球一样向不可知的无限的高空飞展，传统就是绑着氢气球的那根粗绳，紧连着土地。它使你仍旧朴实地面对生老病死，它使你仍旧与春花秋月冬雪共同呼吸，使你的脚仍旧踩得到泥土，你的手摸得到树干，你的眼睛可以为一首古诗流泪，你的心灵可以和两千年前的作者对话。
传统不是怀旧的情绪，传统是生存的必要。
我发现，自己原来对“现代化”的预期是片面的。先进国家的“现代化”是手段，保护传统是目的。譬如在环境生态上所做的巨额投资与研发，其实不过是想重新得回最传统最单纯的“小桥流水人家”罢了。大资本、高科技、研究与发展，最终的目的不是飘向无限，而是回到根本——回到自己的语言、文化，自己的历史、信仰，自己的泥土。
语言不是木棍
于是我看见：越先进的国家，越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传统；传统保护得越好，对自己越有信心。越落后的国家，传统的流失或支离破碎就越厉害，对自己的定位与前景越是手足无措，进退失据。
亚洲的人民过西洋情人节但不知道Valentine是什么；化妆游行又不清楚Carnival的意义何在；吃火鸡大餐不明白要对谁感恩；耶诞狂欢又没有任何宗教的反思。凡节庆都必定联系着宗教或文化历史的渊源；将别人的节庆拿来过，有如把人家的祖宗牌位接来祭拜，却不知为何祭拜、祭拜的是何人。
节庆的热闹可以移植，节庆里头所蕴含的意义却是移植不来的。节庆变成空洞的消费，而自己传统中随着季节流转或感恩或驱鬼或内省或祈福的充满意义的节庆则又弃之不顾。
究竟要如何给生活赋予意义？说得出道理的人少，手足无措的人，多。台湾的领导人要把英语变成官方语言，更是真正的不知所云。语言难道是一支死的木棍，伸手拿来就可以使？
语言不是木棍，语言是活生生的千年老树，盘根错节、深深扎根在文化和历史的土壤中。移植语言，就是移植文化和历史，移植价值和信念，两者不可分。殖民者为了更改被殖民者的价值观，统治的第一步就是让被殖民者以殖民者的语言为语言。香港和新加坡就这样成为英语的社会。
娴熟英语，通晓英语世界的价值观与运作模式，固然使新加坡和香港这样的地方容易与国际直接对话，但是他们可能也要付出代价，文化的代价。英语强势，可能削弱了本土语言文化——譬如汉语或马来语——的发展，而英语文化的厚度又不足以和纽约或伦敦相提并论，结果可能是两边落空，两种文化土壤都可能因为不够厚实而无法培养出参天大树。
本国没有英语人口，又不曾被英语强权殖民过的台湾，为什么宣称要将英语列为官方语言？把英语列为官方语言在文化上意味着什么后果？台湾的执政者显然未曾深思。进退失据，莫此为甚。
国际化，是知识
不是移植别人的节庆，不是移植别人的语言，那么“国际化”是什么？它是一种知己知彼。知己，所以要决定什么是自己安身立命、生死不渝的价值。知彼，所以有能力用别人听得懂的语言、看得懂的文字、讲得通的逻辑词汇，去呈现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观点、自己的典章礼乐。它不是把我变得跟别人一样，而是用别人能理解的方式告诉别人我的不一样。所以“国际化”是要找到那个“别人能理解的方式”，是手段，不是目的。
找到“别人能理解的方式”需要知识。不知道非洲国家的殖民历史，会以为自己的“悲哀”是世界上最大的悲哀。不清楚国际对中国市场的反应，会永远以政治的单一角度去思考中国问题。不了解美伊战争后的欧美角力，不了解联合国的妥协政治，不了解俄罗斯的转型，不了解回教世界的内在思维，不了解全球化给国家主权和民族文化带来的巨大挑战……不了解国际，又如何奢谈找到什么对话的语言让国际了解亚洲呢？
越是先进的国家，对于国际的知识就越多。知识的掌握，几乎等于国力的展示，因为知识，就是权力。知道越多，掌握越多。如果电视是一种文化指标，那么台湾目前二十四小时播报国内新闻，把自己放大到铺天盖地的肚脐眼自我沉溺现象，不只是国家落后的象征，已经是文化的变态。
人们容许电视台彻底剥夺自己知的权利，保持自己对国际的淡漠无知，而同时又抱怨国际不了解自己的处境，哀叹自己是国际孤儿，不是很矛盾吗？
星巴克还是紫藤庐
我喜欢在星巴克 (Starbucks)
买咖啡。不见得因为它的咖啡特别好，而是因为，你还没进去就熟悉它的一切了。你也许在耶路撒冷，也许在伦敦，在北京，或者香港，突然下起冷雨来，远远看见下一个街角闪着熟悉的灯，你就知道在那里可以点一大杯拿铁咖啡加一个牛角面包，虽然这是一个陌生的城市。
“全球化”，就是使你“客舍似家家似寄”。我更喜欢在台北的古迹紫藤庐喝茶，会朋友。茶香缭绕里，有人安静地回忆在这里聚集过的一代又一代风流人物以及风流人物所创造出来的历史，有人慷慨激昂地策划下一个社会改造运动；紫藤花闲闲地开着，它不急，它太清楚这个城市的身世。
台北市有五十八家Starbucks，台北市只有一个紫藤庐。全世界有六千六百家Starbucks，全世界只有一个紫藤庐。“国际化”不是让Starbucks进来取代紫藤庐；“国际化”是把自己敞开，让Starbucks进来，进来之后，又知道如何使紫藤庐的光泽更温润优美，知道如何让别人认识紫藤庐——“我”——的不一样。
星巴克越多，每一个城市自己的紫藤庐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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