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会科学类书籍和人文科学的区别

何为“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三者之间如何区分?
1.人文科学:是研究人类的信仰、情感、道德和美感等的各门科学的总称.中国现代化进程与全球化知识经济时代的临近,不仅引发了人文精神讨论,而且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性也已遍喻社会.“人文学科”与“人文科学”诸词终于在20世纪末进入汉语.但这些名称概念(从“人文精神”、“人文素质”到“人文科学”)学理内涵该怎样理解呢?它们在根本上归属人文科学原理.就其主要方面而言,人文主义(Humanism)归属于思想史范畴,同一大类的还有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人文精神等,它们表现为社会思潮和思想主张立场;人文学科(The Humanities)归属教育学教学科目分类,人文素质概念即定位于人文学科教育原理;人文科学(The Human Sciences)则是从哲学高度对包括人文主义与人文学科在内的人文活动原理的系统研究理论.?
上述三类研究不能彼此取代,例如,人文科学不能取代人文学科的功能.相反,三者总是相互关联的:人文科学总要依托人文学科教育形态,并且必不可免地具有人文主义的价值立场.?就总体而言,人文主义、人文学科与人文科学论域的形成与突出,是现代化进程中具有现代性(Modernity)的现象.尽管人文主义与人文学科在东西方都有其古典形态,但是,脱离现代化背景、非历史地将古代人文传统形而上学化,只会模糊与遮蔽人文思想的现代性特质
人文思想是对现代化的回应.人文主义对现代科技商业主流的抗衡,在学术与教育思想中反映为人文学科与人文科学自觉地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相区分的方向.这一区分至今仍在继续中.作为学科学术分类,“人文学科”与“人文科学”词语迄至20世纪80年代才确定地进入以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为核心的汉语文化圈,落后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现代学科分类进入中国近一个世纪.
反思省察现代化及其渗透到日常生活的科技思维模式与价值取向,进而从更加远大完整的人文视野协调与规范现代化,需要拥有区别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人文科学系统理论根据.无论中外,使全社会了解人文科学观念,尚有待相当长时期的努力.国际学术界迄今也未有统一、成熟的人文科学理论.进入人文科学理论学习伊始,即有必要意识到这一领域的前沿性与探索性.这一特性同时表现了人文科学方兴未艾的生命力.在专业技能与知识结构加速更新的“知识经济”时代,对原理性知识核心结构的举一反三“迁移”(Transfer)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从而更为根本的不是既有的知识,而是不断创新知识的人文主体性智慧、意志、情感素质.人文素质又不仅是知识,而且是包括知识应用在内的全部人类行为的价值判断根基.从而,人文科学势必在21世纪占据空前重要的地位. 但人文科学的现代性不能仅仅归结为与现代化科技主义的抗衡.与将人文性同科技生产活动对峙而囿限于传统文化与日常生活的浪漫人文主义有别,马克思将人文性视为以劳动为基础的对象化活动,因而现代科学技术恰是人文科学最重要的对象.人文科学批判唯科学主义所造成的人与社会发展的片面化乃至从人伦到自然生态的危机,同时揭示科技活动所深层依赖的人文价值动机系统与科学精神的人文性质,以及人文素质又如何凭藉科学技术活动辩证与历史地发展生成.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是在现代化历史条件下分蘖出来的对立统一矛盾体,二者在当代科技与人文形势下已经趋于相互渗透与依赖.马克思因而预言:“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ZW(〗《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ZW)〗在与科学技术对立统一关系中把握人文科学,是进入这一领域学习与研究的中心线索. 作为人文主义与人文学科的原理,人文科学概论从历史(现代化—现代性)与逻辑相结合的角度论述人文主义、人文学科与人文科学自身的历史起源及形态演变、对象与方法、范畴与逻辑、功能与现代意义等.?
人文教育是从幼教、初等、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乃至贯穿人一生的活动.人文教育的主干或基础是实践性感知情意性的教化活动,它集中于未成年阶段.作为人文教育观念形态或理论形态的人文科学,则随着成人理性地位的提高而增强影响.在人文科学意义空前重大的21世纪,已有必要不仅从深化与融会贯通师范院校、文科院系专业角度,而且有必要立足于未来社会均衡健全发展高度在全部高等教育中普遍开展人文科学教学,即对未来社会的中坚骨干阶层施行原理观念水平的人文思想教育.对于文理各科研究生来说,人文科学原理则是知识发生学深度的文理学科边缘融会贯通训练,它具有创造学的意义.在更普遍的意义上说,本书所提供的人文科学原理以及相关的学科知识,应当是21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知识结构中必要的组成部分.?人文科学赋予人文主义与人文学科纷繁的历史经验形态以原理统一性,使之在更为深刻与普遍的系统关联中获得准确定位.例如,当代中国思想史研究中一种发生广泛影响的观点是,将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马克思人文主义主要归结于反封建的启蒙主义,从而断言人文主义思潮缺少反省现代化的能力.论者未能区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人文主义与19世纪人文主义不同的现代性,也未能省察到中国当代思想解放运动中欧洲不同阶段的两种人文主义同时并存的复杂性,从而未能认识人文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人文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现代性批判的历史地位.?
又例如,目前仅有的几种人文科学概论著作几乎均有以人文学科特定科目取代人文科学原理的问题.由于缺乏明确与统一的人文科学原理,这类著作或者甚至未能区分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而以所谓“大文科”理解人文学科,将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与传统文史哲类的历史学、文学、哲学、艺术学、美学、教育学、伦理学等混糅为不伦不类(似乎近于百科全书)的编纂读物,却统称“人文科学”;或者虽然将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区分开来,却仍然立足于传统文科观念而将人文学科固定化.这种编撰角度不了解人文学科的学科种类范围的变迁流动性与不确定性:古典人文学科甚至包括现代理科的算术、几何学、天文学,而人文学科传统科目的文法或语言学,在当代日渐定量化为电子计算机的分析对象后,也与物理学的界线越来越模糊了.反之,如果为发展自己思维能力而修习高等数学,在这种特定态度下,高等数学就是典型的人文学科.在这种判断背后实质拥有坚实的人文科学原理标准.离开人文科学原理而仅凭文科外在类聚的编纂,不仅无法构成一部统一的原理性的著作,而且由于这些学科早已在中小学阶段被一一讲授过,它们根本没有理由如此简陋地以提要方式重新教学.强调人文科学对于人文学科的原理统一性,并不意味着人文科学原理可以取代人文学科诸多学科教学.人文学科承担着从各个学科角度培育人文素质的教化实践功能,这种实践教化性质所以不能被观念理论形态的人文科学原理取代,一是由于人文学科教化的实践性(包含知意情的感性)必须体现于各门人文学科践履过程性中;二是与此种践履过程性紧密关联的人文学科的具体性与个案性对概念思维的限定.从而,人文教育必须渗透于义务教育阶段为主干的普通教育全过程中;高等教育的人文科学原理教学只构成为人文教育这一总体工程的观念理论部分.?
更为深刻的限定在于,人文学科的践履性与具体性、个别性在根本上无法被某种抽象的概念理论体系所概括.在这个意义上,现代语言分析哲学批判抽象概念僭妄概括个别事物的本质主义迷误,对于人文科学原理的功能范围与限度具有警戒意义.这意味着人文科学概念原理即使尽量避免或弱化自然—社会科学式概念逻辑的僵硬框架,也仍然与生命运动体的人文素质“事实本身”(胡塞尔现象学运动的口号:“回到事实本身”!)无法最终吻合而保持着不可消弭的区别.从而,人文科学原理如果不愿僵化为抽象概念符号体系,就必须在创造人文科学自身特有的范畴、逻辑、方法的同时,与人文学科保持不即不离的张力关系:如果人文科学不保持对人文学科的原理区别,它就将消解自身的理论形态而不复存在;如果人文科学不保持与人文学科的亲合,它就将丧失人文科学逻辑概念体系内在的生命灵动而与自然—社会科学无法区分.〖ZW(〗参阅尤西林:《人文学科及其现代意义》第四章第七节“回到事实本身”,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ZW)〗这后一点意味着对即将进入人文科学领域者的一个建议性要求:不仅要准备大脑抽象升华的思辨,而且要敞开一颗内省敏感且蕴含着向往美好人性理想激情的心.2.社会科学: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的任务是研究与阐述各种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社会科学所涵盖的学科: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法学、教育学、文艺学、史学、语言学、民族学、宗教学、社会学、新闻学等.在现代科学的发展进程中,新科技革命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手段,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互渗透,相互联系的趋势日益加强.3.自然科学:研究自然界物质形态、结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科学.是人类生产和自然科学实验的知识概括和总结.它以自然界、自然现象为研究对象,其目的在于提示自然界各种现象的本质,认识它的运动规律,并遵循自然规律,利用和改造自然,为人类造福.自然科学来自生产实践,并为生产实践服务,它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发展,并积极推动生产的发展.自然科学是知识形态的生产力.自然科学具有继承性和非阶级性的特点.现代自然科学一般分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三大类.基础科学是研究自然界物质的本质和各种不同运动形式的基本规律的科学,是技术科学与应用科学的理论基础,包括数学、天文学、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技术科学是研究技术理论性质的科学,如电子技术、激光技术、能源技术、空间技术等等.应用科学是直接应用于生产和生活的技术和工艺性质的科学.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应用科学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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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有什么区别?
人文科学的特点及其认识论基础
皮亚杰选自《人文科学认识论》一般说来,实验科学是在推理科学很久之后建立的。希腊人发展了数学和逻辑学,并且试图解决天文学的问题。然而尽管有如苏格拉底的学者们那些充满希望的思辩和阿基米德本人,也仍需要等到现代人才能建立起真正的实验物理学。实验落后于推理的原因至少有三个。这三个原因同样与人文科学的认识论有直接关系,虽然人文科学的状况要复杂得多。
A.第一个原因是,精神的自然倾向是对实在的直觉和推理而不是实验。因为实验不象推理那样是智力的自由构造或至少是自发的、直接的构造,它要顺从外部的要求,这些要求需要更大的(在心理学上也是更“昂贵”的)配合工作。
第二个原因延伸并反过来解释第一个原因。它就是,在推理领域中,最基本的或最原始的运算同时也是最简单的运算:结合或分离;把不对称的关系串连起来(等于排列)或把对称的关系
并列起来,使其协调一致;等等。反之,在实验领域里,直接给与物是非常复杂的,因而先决问题总是要在错综复杂中分解其要素。比如,在物理学方面,必需要有伽利略的天才才能描述可用方程式表达的简单运动;至于树叶的坠落、云的浮动,在测量看来都是非常复杂的。
第三个解释实验落后于推理的原因是一个更加重要的根本原因:这就是对经验的所谓“释读”从来就不是简单的阅读,而是意味着对实在施加的一种行为。因为分解要素就包含有逻辑的或数学的结构。换言之,没有逻辑——数学的框架,就不可能达到实验的事实。因此,尽管人们常常忘记这一点,在能够实验之前和为了能够实验,必需掌握某些推理框架。这是不言自明的。
以上三个原因在人文科学领域内更是适用,甚至还大大地加强了。这是由于问题日益复杂,尤其由于对需要认识的实在可能进行的直觉所具有的表面看来显然更加直接的特点。这就延缓了系统实验的需要。其结果,首先是推理和思辩倾向在很长时间内压倒了实验的要求,对要素的分解曾经是、现在仍然是困难重重,要建立逻辑数学的、质的或或然的框架也远非易事(而且还远远不够)。如果说,实验物理学曾经落后于数学数世纪,那么人文科学对自己的缓慢形成也就无可惊奇的了。而且从还需要做工作和合理的希望这一角度看,还可以满怀信心地把目前的状况看作是一个极为微小的开端。
但是除了这些各实验科学所共有的困难之外,人文科学还面临着多少是自身独有的认识论地位和方法论问题,对此必须加以详细的探讨。由于人文科学以从事无数活动的人作为研究对象,而同时又由人的认识活动来思考,所以人文科学处于既把人作为主体又把人作为客体这样一个特殊的地位,这自然会引起一系列既特殊又困难的问题。
此外,还首先应该指出,这种状况根本不是新的,在自然科学中也可找到某些类似的形式。因此,自然科学的解决方法有时也可以帮助解决我们的问题。当然,物理学在我们通常的观察范围内研究对象时,可以把对象看作是相对独立于主体的。诚然,这时,这个对象只是通过带有主体因素的知觉,通过同样也属于主体活动的计算、测量结构或逻辑-数学结构而被认识的。但是在这里,必须先把个体主体和非中心主体区分开来。前者以自身的感官或自己的行动为中心,因此是“自我”或以自我为中心的主体,是可能产生主观性的歪曲或错觉的根源;后者协调自己的行动并协调和他人的行动,以人人都能检验的方式来测量、计算和推理,因而他的认识活动是一切主体所通有的,即使这些主体用事先装有类似人脑作用的逻辑和数学的电子机器或控制机器来代替也是如此。物理学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非中心化的历史,它把以自我为中心的主体所造成的歪曲减到了“最低限度”,使物理学“最大限度”地听从了认识主体的规律。这就是说,客观性已成为可能,客体已相对地独立于主体之外了。
可是,在广大范围内,如相对论所研究的范围,观察者被所观察的现象牵引和改变,以致他知觉到的东西事实上与他所处的特殊地位有关。这一点,只要他不进行新的非中心化就不会发现(以致牛顿仍然认为我们范围内的时-空尺度是普通的)。这时,高级层次的非中心化,换言之,即协调可能有的各个不同观察者的资料所固有的共变,提供了问题的解决办法。此外,在微观物理学范围内,人人都知道实验者的行动改变着被观察的现象(与前者相逆的情况),以致“可观察之物”事实上是一个混合物,其中有来自实验行动的改变:在这里,依靠起协调作用的非中心化,从已建立的函数变化中抽取不变量,客观性仍然是可能的。
可是,人文科学的情况要更加复杂得多,因为对自身或对他人进行实验或观察的主体一方面可能受到所观察现象的改变,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改变这些现象的展开甚至其性质的根源。正是由于这样一些情况,这一同时既是主体又是客体的事实给人文科学制造了比自然科学更多的困难。而在自然科学中把主体和客体分离开已是相当普遍的问题了。换句话说,客观性所不可或缺的非中心化,在客体是由主体构成的情况下要更加困难得多。这是出于两个原因,两个相当一贯的原因。一是由于观察者的自我介入了他应该能从外部去研究的现象,自我中心主体(lesujetegocentrigue)与认识主体(le sujetepistemique)之间的界线就越发不明确了。二是就在观察者已经“介入”并对他所关心的事实赋予价值的情况下,他的倾向仍然是相信直觉认识,因而更加感觉不到有采用客观技术的必要性。
还须指出,即使生物学提供了一系列低级生物行为与人类行为之间的过渡情况,人类行为仍然呈现出某些特点,即集体文化的形成和极为不同的符号工具或象征工具的使用(因为蜜蜂的“语言”也不过是一个感受运动性标志系统)。因此,人文科学所研究的同时又是主体的客体是相当不同于构成物理科学客体的那些物体与盲目力量,甚至不同于生物学和动物生态学所研究的主-客体。不用说,它之所以不同是因为符号工具的使用加强了它的意识程度。可是,符号工具又提出了一个人文科学所特有的认识论难题:由于这种交流手段在不同的人类社会往往有相当深刻的差别,所以主体心理学家或社会学家就不得不经常检查他的理解事实上是否相当“丰富”,足以达到在空间和时间上都距离他很遥远的那些文化的象征结构细节。他甚至要问,连接人的符号工具和心理特征的反馈是否以及到何种程度不改变人的心理生理特征。一些新的学科,如吕里亚的神经语言学,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总之,以人为主体又是客体的各种人文科学,它们的认识论中心难题延伸成为这样一个难题,即这一客体本身又是一个具有语言和各种象征手段的有意识的主体,因此,客观性及其非中心化的先决条件就更加困难并且常常受到限制。
B.让我们先从心理学说起。主体和客体循环互换处境的各个方面以及非中心化的困难在内省过程中达到了最大限度,同时也解释了人们为克服这些基本障碍所采用的各种不同方法。这些方法,有的是冒着放走主要东西的风险绕过这些障碍,有的是把障碍作为问题并把中心化造成的歪曲当作揭示精神生活本身的机制的一种现象来研究。
在纯内省中,同一个人同时既是认识的主体又是他自己的认识客体。在这种情况下,主体首先被要认识的客体所改变,这是从两方面说的。第一,他被自己对于内省价值的预先假定本身所改变。也就是说,他自己的精神生活促使他相信他对自己有着正确的意识,于是事实上觉悟起到的作用更多的是功利性的,而不是严格的认识性的或无私的。从认识观点看,内省以行动的外部结果为中心,它对行动的机制,对一般精神生活的内部机制都不提供足够的信息。从情感的观点看,内省的主要作用在于构成并保持某些有利于内心平衡的价值化,而不是告诉我们这一平衡的规律。第二,内省的主体被要认识的客体所改变,这是因为他的一切活动,包括内省,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他过去的影响,同时也因为他并不了解自己的历史:事实上,他对自己过去的回忆犹如一位偏见颇深的历史学家,他重新按照价值化忘记某些原始资料,歪曲另外一些资料,这些价值化不断地使主体对自己过去的认识以及对当时的内省所赋予的客观性遭到失败。
另外,内省反过来也经常改变所观察的现象,而这是从各个方面说的。我们知道,譬如说,在对时间长短的知觉中,如果主体试图在时间的展开本身中去评价它,那么时间就显得长一些。思想中精神图象的作用,在人们没有对各主体进行比较而看到问题的困难之前,导致了各种各样的内省错误。从情感的观点看,感情的内省必然改变感情,或是通过给感情增添认知性的色彩,或是通过使感情服从于在主体无意识情况下引导内省本身的那些价值观。如果说小说家和哲学家能够卓有成效地使用内省,那正是因为他们的分析同某些世界观——其中评价起着中心作用——相联系。但问题如果是寻求机制本身,那么内省就不够用了。这既是因为内省改变所要观察的现象,又因为内省从一开始就被这些现象所改变。
过去,直接的补救办法(暂且不谈一般方法的种种技巧)有三种。第一个办法自然是通过主体之间的比较,同时把研究限制在有明确范围的问题之上,使内省本身非中心化。在这种情况下,对主体提出的问题就构成这种“引起的内省”的渠道并使系统的比较成为可能。这一方法曾提供某些积极成果,例如,在作为行为的判断和精神图像这一双重性质方面。但它尤其显示了内省的界限,由此产生了比奈的“思维是精神的无意识活动”这句醒悟了的风趣话。
第二个办法是排除内省只研究行为。这个办法很有用,因为它为行为心理学开辟了一条道路,其成果远比人们所敢于期望的要丰硕。但许多学者认为这一办法过于局限,这是出于以下两个补充原因。一是除非同斯金纳一道认为人体是一只“黑箱”,人们仅仅描述其inputs(输入)与outputs(输出),无须寻求解释,否则人们总是暗中不断地求助于内省的材料:托尔曼颇有道理指出的、在一切学习中起作用的“期望”,如果我们对它没有内省经验的话,就会成为一个无法理解的因素,二是取消问题并不足以解决问题。同时,无视意识的心理学就放弃了大量的事实,这些事实正因为是事实而都有其重要性,而且它们的“主体性”并不妨碍行为主义者不断地暗中使用它们,即使他们不愿在其研究的对象中看到它们。
与之相反,第三个解决办法对人文科学的一般认识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一方面注意到内省是带有欺骗性的这一事实,另一方面则询问为什么,并研究意识对认识的歪曲,因为这些歪曲构成许多现象中的一些现象,并在人们能够希望从中抽取规律与解释性因素的范围内也同样值得注意。应该指出,这种做法在一定限度内类似于物理学家的相对化做法:当物理学家看到我们在运动学范围内采用的时间尺度不能推广到其他范围时,他不是把这一尺度抛弃掉而是相反将它置于共变体系之中,这样就赋于它以有限的意义(因为错误仅仅在于认为它是普遍性的)。内省的情况自然更为复杂,因为除了非中心化协调的可变程度与不足所引起的系统的和普遍的错误(例如,只意识到运算的结果,觉察不到运算是建构过程——过去希腊人的数学思想就是如此)之外,还有来自多种多样自我中心观点的个人错误。但是,个人错误也遵从一些规律,把这些规律揭示出来一定很有趣味,甚至也是必不可少的。
在情感领域内,精神分析运动的伟大功绩(即使在学说的细节方面没有被每个人所遵循)就在于没有无视意识,而且还想方设法将精神分析运动置于一个超越意识的动力体系之中,这体系同时解释对意识的歪曲和作为意识特征的有限的然而是基本的活动(例如,净化是补救因无意识而产生的偏差的方法,也是对有意识的调节的召唤)。
在认知方面,与单一行为心理学相对立的“行为”心理学重新把意识置于功能的角度。这就说明了“行为”心理学的适应作用以及它的不足之处与错误。例如,克拉帕雷德把意识向有真实或可能的不适应的行动区域集中的过程称为“觉悟规律”,他无视那些无需控制而自己运转的机制。由此便产生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意识从四周回升到中心过程(请比较:对运算结果的意识先于对其建构能力的意识),而不是象朴素的内省所认为的那样,意识以内心生活为中心,由此向四周扩散。行为心理学还把对时间的意识重新置于行动的运动调节的背景之中,说明了在对时间体验的简单直觉中一直没有得到解释的对时间的错觉等等。总而言之,在许多领域内,只要歪曲自成一个问题,只要把需要解释的事实放置在非中心化的角度,亦即我们将在E节中看到的,把主体心理学家与他作为客体研究的主体人分开(还要探讨他如何做到这一点),在歪曲方面和效力方面看来都同样神秘的意识事实就能得到解释。
C.社会学提出的认识论问题较心理学更为严重。因为它研究的对象不仅是一个虽然类似于主体心理学家但却外在于主体心理学家的主体个人,而且还是一个集体的“我们”,这个“我们”,因为主体社会学家直接地或间接地(通过其他相似的或敌对的集体)是其中的一分子而更加难于客观地达到。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社会学家本人不断地被其研究的对象所改变,而且从他一出生就开始被改变,因为他是一个教育和社会连续发展的产品。这个观点根本不是凭空想出来的,因为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举出一些确切的事例。比如帕尔多的巨著《普通社会学》中夹杂着许多政治意见,这些意见他不无天真地认为是他的科学客观性的明证,其实是出自反对一个有进步思想的父亲的后天形成的态度:这就同时表明了研究社会学避开思想意识影响的困难程度,以及从弗洛伊德和同某些其中冲突同时涉及意识及感情问题的社会环境相关的意义上的各代人之间的对立。
反过来说,社会学家也改变他所观察的事实。这不是因为他象心理学家那样进行实验,——这些实验把主体置于对主体来说是新的位置,从而部分地改变他的行为,——因为人们不可能对社会整体进行实验。但是,恰恰就在社会学企图把握社会这一整体而不局限于对个别关系作微观社会学分析的情况下,这样一个问题(而且这也是微观社会学研究本身的情况)只能在有关理论的或实用的、形而上社会学的或有关事实本身的概念方面获得解决。而这些概念意味着与实在的某种分离,尤其是某种来自研究者的积极构造。就这样,研究者的积极构造绘事实加上了模式,这些模式是在接触事实之际被设想出来的或是从其他学科借来的,但其客观化的能力,也就是说忠实地联系实在的各个关节的能力,或者相反,歪曲现实或无意的选择的可能性,都是非常变化不定的。此外我们应该提出——这是为了证明社会学的认识论问题远不是没有解决办法——这种对实在的积极构造是一切实验研究所固有的,不论是物理学、生物学或社会学的实验研究都是如此。因为无论经验有多么精确,没有逻辑-数学框架就无法释读经验;而且框架越丰富,释读就越客观。比如,查看温度表上显示的温度这一简单行动,除了与主体无关的水银水平在管内移动(尽管主体选择了这种现象作为标志,尽管他制造了温度表)之外,还必须有整个测量系统作为前提,其中包括逻辑的类、顺序、数目、空间连续体的分划、移动群、单位的选择等等。但是主体用来丰富客体的框架,并不使客体变形,却反而能借助这样建立起来的函数关系,分离出所要达到的客观过程。可是说到社会整体,问题就复杂得多了,因为这一整体是不可感知的,因此,为了阐明它和分析它而对变项或指数的选择就依赖于主体社会学家的智力活动,这些活动要远比物理学的测量复杂,因而在客观化能力或产生歪曲或错误的可能方面也就更加不确定。
事实上,可能的对整体的构造有三大类型(请看第三章第五节)和许多亚变型。这在一切领域内都是如此。这就一下子显示了无意识决定的因素以及对现实起到客观化或歪曲作用的同化因素。应该说由于这些因素,社会学家对于事实的观察总是在改变事实。他或者加以丰富而不篡改,因此应用的仅仅是概括客观联系并使之在观念上能被理解的种种框架,或者使事实偏向一些漏掉主要内容的图式或多少系统地歪曲主要内容的图式。这三大类型是相加组成型或原子组成型(社会被设想为已经具有所要解释的特征的个人的总和)、显露型(社会总体产生出新的特性并把它们强加给个人)和关系总体型(从一开始就改变着个人同时还能解释整体变化的相互关系系统)。然而,按照所有选择的模式类型,而且是根据一般的理论理由而不仅是根据在社会群体中所受到的个人主义的或专制的教育等等而选择(无意的或有意的)的模型,所搜集的事实必然会从它们被选择的时刻起,以及对它们从确证到解释的全部构造过程中,都被改变。所以,在塔尔德认为是模仿开始的地方,杜尔克海姆看到的是形成性强制,帕尔多看到的是遗传本能的表现,等等;在唯心主义者认为是散布在群体中的“学说”影响的地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的是深刻的冲突,而学说只不过是冲突的象征性反映和意识补偿,等等。
但是显而易见,如同内省错觉提出了一个令心理学感兴趣的事实问题,培养出社会学家的社会对社会学家思想的改变,以及试图构造社会材料的社会学家以他的思想对社会材料的改变,也构成使社会学本身感到兴趣——因为它能加以研究——的社会事实。虽说社会学的认识论问题比心理学的更为复杂,可是它没有什么不能解决的。我们将在E节中看到,通过何种智力的非中心化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D.经济科学也遇到同样的困难。要证实这一点,只须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多么强调古典经济学是同社会阶级相联系的一种意识的反映就可以了。结果是,一条经济规律不管对所考察的事实来说有多么精确,人们总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规律从属于一个相对特殊的结构,而这结构,经济学家又认为是具有普遍性的,如果他是在其中培养成长的,同时又是他通过非中心化程度不足的模式予以设想的话,那么这一规律究竟有多少普遍性呢?当布鲁德尔明确指出,问题在于“各种结构和各种条件,而不仅仅在于物质条件的基本结构和基本条件”,在于“社会结构和条件”,直至“文明”时,他就说明了计算资料和统计资料虽然在经济学中比在社会学中要易于收集,但对经验的客观释读以及解释的认识论问题就其原则而论在前者和后者中仍然是同样复杂的。
相反,人种学显示的一个极大优点是研究观察者并非其中一员的那些社会。但是,问题依然是要确定,观察者面对外在于他的资料,给资料引进哪些为其构造所需的观念工具。即使人们对弗拉来尔、列维-布律尔或列维-斯特劳斯的哲学过去和智力习惯一无所知,人们也并非完全不可能通过研究他们对神话的议论和他们对其研究主题的思考方式来加以重新构造。这时的问题是:弗拉采尔所引用的观念联合规律、列维-布律尔的逻辑相对论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是更接近这些学者的思想呢,还是更接近这些研究者的思想。但是,人们一眼就看出结构主义之所以比其他两种主张更适合于事实(而且这与可能保留有列维-斯特劳斯所描述的“前逻辑”主要内容的建构主义没有任何矛盾之外,只要人们忘掉技术,不再谈论根本的异质、总的“精神状态”……),丝毫不是因为它局限于复写观察资料,而是相反,因为它使事实同具有事实的轮廓、不歪曲事实而使事实能按照解释的一般方式得到理解的那些代数-逻辑体系融成一体。
在语言学方面,所观察的事实对观察者的改变更要少一些,因为语言学家由于职业的关系就是一个比较学者。他并不把一切都还原成他的语言,同时他对所研究的各种语言之间的差异与相似之处都同样感兴趣。但是,在这里我们又看到,这丝毫不意味着理论是与所要解释的事实相符的复制品。因为,语言结构主义越向前发展,它就越走上通过逻辑-数学结构使材料得到丰富的抽象模式道路。最后,人口学是我们各学科中在主客体关系方面最少产生人文科学所特有的问题的一门学科。这是因为它所涉及的是较易于定量的资料,所以它遇到的这些既造成人文科学困难、又成为人文科学特有财富的循环或辨证情况也最少。
以上简略提出的种种困难可能看起来是无法克服的。但是当人们比较一下科学心理学的创始阶段——一门其中困难格外显著、格外严重的学科,和它现在的状况——一门逢勃发展的学科时,人们就可以完全放心,并设问人们究竟用了什么隐秘方法达到了虽说还没有完全克服这些困难、但却揭去了它们的神秘面纱这一步呢?
E.这些方法在原则上是比较简单的。但事实上由于实验的困难而较为复杂。一种认识方式的主体被他研究的客体所改变并反过来改变客体,这样一种情况,构成典型的辩证相互作用。可是,研究辩证相互作用的方法主要有两种,而它们恰恰也是人们通常以辨证的字眼来描述的那两种。这就是一方面,按照相互作用的发展本身,换言之,把相互作用置于历史的或发生的角度来加以阐明;另一方面是以不平衡和重新平衡,或者说以自动调节和因果相互作用循环这种办法来加以分析。
例如,在心理学方面,在解释甚或描述性地分析有关成人的行为或意识的种种事实时,最有效的分解方法就是描述这些行为从童年时代起的发生情况。这样做有两个道理。第一,只有对反应体系的形式加以研究才能提供原因性的解释,因为这样一个结构只有在人们了解到它是如何构成时才能被理解。甚至是那些动力为同步的调节也还需要了解它们是如何建立的。这里还是一样,对发展的研究成为解释性的。第二,只要一个被认为属于成人个体的结构有可能被揣想为属于观察者的成分多于属于被观察对象的成分时,对结构各个发展阶段的研究就能提供一整套人们难以任意使之符合主观理论要求的客观参照材料。换句话说,如果被怀疑的结构只存在于理论家的头脑中,那就不可能在主体以前各阶段中发现其逐渐形成的痕迹,而如果能一步一步地追寻其形成过程,那就再没有理由怀疑它的最后结果的客观存在。
为了确定所假设的、在主体头脑中工作的结构,确实在他头脑中起着这一作用而不是仅仅属于观察者的观念化作用,另一方法是研究结构在这一主体的行为或思想的平衡中所产生的效果。例如,人们认为能够在七、八岁儿童的智力中分辩出由连续的摸索而建立起来的系列化结构A<B<C……然而,逻辑把这些系列化结构看作是非对称关系、关联关系和传递关系的顺序排列。这时,只要检查一下那些能进行系列化的主体是否也变得能从X<Y和Y<Z(他们看到的仅仅是这两个事实)中得出X<Z(没有一起看到X和Z)的结论就可以了。这就是人们所观察到的,而以前却根本不是这种情况。
在几乎不可能进行的社会学领域内,历史方法或社会发生法在引导观察者了解自己受何种社会潮流的影响方面起着重大作用。至于当前的危机或冲突,观察者既是评判员又是参与者,他可以通过对社会因果形式的详细分析得到某种非中心化。当然这种非中心化总是多少有限制的。它向观察者说明他倾向于认为是单向的因果联系何以总是构成带有反作用的环形联系。在这种情况下,要进行这种分析就不可能不看到社会领域或个人行为都至少有两个方面:实际行为方面和并非总与实际行为完全相符的觉悟方面,换句话说就是,因果研究可以达到的下层结构方面和社会的个人用以说明和向自己解释自己的社会操行的概念体系或意识体系方面。正是由于各社会学家事实上都共有的这些研究和区分,他们才达到了具体的非中心化。尽管这种非中心化提供了分解观察者的图式与被观察的事实的一般方法,但仍然永远是不完全的和需要修正的,原因是这些图式本身是受意识的影响的。由此,某些社会学家作出结论说,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客观性在社会学中是达不到的,只有把研究同观察者的介入和一定的实践结合起来时,社会学的认识才有进步的可能。但是,想要系统地意识到这一点,这个愿望本身在这方面就构成区别主体与研究的客体的一种工具,因为即使在物理学中,客观性亦不在于自己与现象无关或外在于现象,而是通过作用于客体激起现象,因为“可观察之物”从来就只是实验行为与实在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区别自然还是存在的,因为在物理学中,这些可观察之物比在逻辑-数学结构中更易于测量和调配,而社会行为则要密实得多。然而,在社会学中区分了那些可度量的联系和那些因为只能被理论思维所达到而被某些人称之为“形而上社会学”的整个区域之后,人们就可以希望把这两个区域之间总是移动的界线逐渐向后推移。
经济学也有同样的问题。但由于经济学使用度量比较方便,数学(或经济计量学)的理论也更为深入,所以问题就限于调整理论模式与实验模式(最广义的)了。这就把我们引到了下文将要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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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日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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