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是儒家学说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是最能够反映孔子思想的一部思想教育专著，其全部内容只谈一件事。就是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并不涉及其他问题。任何向其他方向的引申都是错误的。　　《论语o里仁》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翻译过来就是——孔子说：“曾参啊,我讲的道是由一个基本的思想贯彻始终的。”曾子说：“是。”孔子出去之后。同学便问曾子，老师讲的是什么意思？曾子说：“老师的道,就是忠恕罢了。”　　我们现在社会上流行的对《论语》的批评是不正确的，受到了误导。尤其是西学东渐以后，一些人别有用心的把各种罪名加在孔子身上。很可笑，也很可悲。　　论语之所以会被误解是有多方面原因的。　　论语诞生时代的语言环境与现在大不相同。现在人在读论语时往往不顾当时的特定时代背景，而是以自己的语言环境为标准，望文生义。例如，忠君二字。在后代是忠于君王。而在春秋时代则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当时“君”是什么？君是指“领导者”。 《说文解字》中：君——尊也，从尹发号故从口。当时，有无数的“君”，《春秋o公羊传》：“蔡人杀陈佗。陈佗者何？陈君也。”这里是说，陈佗是陈地的君，就是当地领导人，是个公爵。“癸丑，葬我小君文姜。文姜者何？庄公之母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君”不是特指王侯。女人也被称“君”。大家熟悉的战国四大公子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都是君，而当时的周王则不可以称之为君，而是称为“天子”。孔子的弟子冉有是鲁国权臣季康的家臣。季康就是冉有的君。鲁国的君主则是季康的君。君被特指为君王，皇帝实际是汉朝以后的事。但是，也不是绝对的。唐代诗人王勃在《滕王阁序》里有一句：家君作宰。这里的家君是指王勃的父亲。柳宗元《答周君巢书》这里的周君就是对周巢的尊称。而不是周国的国王。　　另外，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里的忠是指为人办事有没有尽心尽力。忠也是中国古代道德规范之一。原指心态中正、立正纠错，作为道德概念，指为人正直、诚恳厚道、尽心尽力，坚持真理、修正谬误。《说文》，古以不懈于心为敬；必尽心任事始能不懈于位；故忠从心。又以中有不偏不倚之意，忠为正直之德，故从中声。　　再比如，我们说某人文质彬彬。大家想一想他应该是什么样子。一定是温文尔雅、一脸书卷气。但是，论语中的文质彬彬却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是文华辞采，质是朴素，彬彬的本字是斌斌，看字形就知道了，是说一个人文武全才。这就是古代语言环境与现代的差别。　　论语曾经在秦代一度被禁毁而消失，在百年后才重见天日。众所周知，秦始皇焚书坑儒。导致大多数前秦的文化典籍失传了。现在流传的论语是“汉鲁恭王坏孔子家壁”而得到的。这中间隔上百年。而且，后人也都以这批书籍作为依据。我们知道，当时的书籍都是抄录在竹简上的。郭店出土的楚简《老子》在很多地方都与现在通行王弼本的《老子》不同。王弼本“绝仁弃义，民复孝慈。” 郭店楚简“绝智弃辩，民复孝慈”。虽然，仅仅差两个字，其结果却是天壤之别。整个推翻了原先老子对仁义的看法。　　论语中是否也有类似的问题？答案是——有。司马迁《史记o艺文志》中记载，“汉代时有鲁论语二十篇。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古论语出孔氏壁中，凡二十一篇，篇次不与齐鲁论同”。三种版本的论语，不仅篇数不同，章句也不同，最近，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有竹书《论语o知道》篇。这是以前没有的。　　后人在解读论语时往往牵强附会，断章取义。各取所需以为己用。例如，许多人没有读过《论语》，把忠恕的恕，曲解成宽恕的恕。认为以德报怨是儒家思想。以德报怨这四字的确出于《论语》，但是，它并不是孔子的本意。原文是——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孔子是不同意以德报怨的。要以直报怨。什么是以直报怨？以直报怨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别人打你一拳，你还别人一拳，再加上一脚。有一首歌：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恕”，从字面来看，是“如心”，也就是“如自己的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恕”的根本解释。恕，仁也。——《说文》。　　有人认为中国的“武功”不昌，就是因为信奉儒学造成的。这种观点竟然在现代人中很有市场。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足兵，就是有充足的武备。孔子把它列为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三件事之一。而且孔子把射、御列为儒生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就是所谓的六艺。射就是射箭，御是驾驭战车。 　　孔子讲究文事武备。‘孔子摄鲁国相事，齐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 景公邀鲁定公会盟，想趁机胁持鲁定公，孔子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由于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后盾，景公阴谋没有得逞，而且还“归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史记o孔子世家》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现代人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认为是一种社会结构，孔子是倡导这种社会结构的。这是错误的。孔子一直认为他的一个学生雍也是王、侯、公、卿的材料。“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论语o雍也）这句话充分说明在孔子的观念中，天下应该是“有德者居之”。孔子最为推崇的是尧、舜时代的“公天下”，而不是当时的“家天下”。如果孔子真的倡导这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结构，那么他应该去辅佐当时的周天子。而不是周游列国。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几个字太简单了，又太复杂了。如何解读都不能算错。窃以为如果我们把论语当作一部道德修养的专著来看，那就简单了。领导要有领导的道德修养，小兵要有小兵的思想觉悟，父尽父责，子行子道。每个人的行为都符合自己的特定身份，“在其位谋其政”“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变得简单而和谐了，就可以达到孔子推崇的“无为而治”，（注意：不光老子讲无为而治，孔子也非常推崇。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o卫灵公》）人类社会就可以达到“大同”社会。　　论语诞生之初并没有标点符号，所以后人在解读时往往产生歧义。子曰：民可以使由之，不可以使知之。这句话是后人批判孔子愚民主义思想的罪证。民可以使由之，不可以使知之。从字面意思上讲：老百姓可以自由放任，不可以让他们有知识。你能够想象这是提倡“有教无类”的的伟大教育家孔子说的话吗？如果我们把标点加进去，就会发现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康有为、梁启超则认为：民可以使，由之，不可以使，知之。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民智已开，就不必干涉，如果民智未开，就需要教育他们。这种解释才符合孔子的思想。“民可以使，由之”就是无为而治，“不可以使，知之。”是教育家的职责。　　大家一提到儒家，就想当然的把他们都归到孔子的门下。事实并非如此，子谓子夏曰：“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就是孔子对他的门人说：你要做君子儒，不要做小人儒。由此可见，孔子的时代就已经有儒家了，至少有儒这个称呼了，而且儒家中还是有不同的派别的。胡适的考证，儒是殷商的一种掌管礼仪的官职。到了东周已经没落了。但是，并没有“断了香火”，除了孔子，还有其他继承者。　　渔歌子以为，儒家应该有两派：一派是以孔子、曾子、孟子、子思一系的，另外一派代表人物是西汉初期的叔孙通和董仲舒。两派的共同特征是都推崇：礼。不同的是，孔子讲的是个人的道德修养要符合礼。礼的作用是教化。叔孙通搞的那一套却是礼法仪轨、典章制度。是用来约束别人的。是建立等级制度。并不强调个人修养。大概就是小人之儒。　　叔孙通这个人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制定的礼法、仪轨。严格了等级制度，维护了君王的权威，一直被沿用至清代。但是就思想而言，他和孔子是不沾边的。叔孙通这个人曾经“六易其主”。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政治投机份子。他在当时被一些儒生所推崇，实际上是因为他为这些儒生要了官职、并给了他们金子。《史记o叔孙通》：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出，皆以五百斤赐诸生。诸生乃皆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从某种意义上讲，叔孙通大大地抬高了儒家的地位。扩大了儒家的政治影响力。但是这个“儒家”与孔子的思想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差距。这时的儒生已经变成了御用文人。失去了独立的人格。是小人之儒。　　另外一位对中国历史产生深刻影响的就是董仲舒，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事实上，罢黜百家是目的，而独尊儒术仅仅是手段而已。孔子在董仲舒手里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尤其是在发现孔子壁中书之后。汉代有不少人开始从事对儒学经典的解经、注经的工作。这种解经、注经工作实际上是在西汉和东汉政府的主导下把儒家的经典进行了一次泛政治化的处理。把儒家的经典改造成了维护君权的工具。但是，这与孔子无关。所有的儒家经典没有一本是孔子写的。孔子只是整理批注。　　在后世中真正读懂孔子的并不多，韩愈也曾在其论文《原道》里写道：“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祥。”(《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一)由此可见韩愈认为叔孙通也罢、董仲舒也罢都未曾了解孔子思想的真谛。　　孔子的思想本身是没有错误的，孔子所倡导的是人类真真正正最高境界的道德。也就是西方人所说的普世价值观。　　普世价值观，顾名思义，就是普遍适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它超越民族、种族、国界和信仰，是全人类共同拥有的价值观，是衡量是非善恶最客观、最公正的尺度。 　　论语二十篇，归根结底可以总结为五个字：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字就是普世价值观。可以说，孔子的思想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前提是：不被歪曲。　　新文化运动时，陈独秀、胡适等人故意歪曲、丑化孔子的思想， “打到孔家店”。其目的就是让人们摒弃自己的传统文化，去接受他们贩卖的西方思想。　　他们吵吵一圈打倒的是封建礼教，所谓的礼教其实是源于宋季，正式形成于朱明，兴盛是在满清时期的理学思想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体系。　　封建礼教根本不是孔子的思想，但是，那些“打倒孔家店”的人敢否定儒家的核心思想“仁、义、礼、智、信”吗？放眼全世界，哪一个敢站出来说：“我就不仁不义不礼不智不信？”有吗？当然没有！如果真的有人这样讲，那么他也不算人了，连禽兽都不如。　　当然，孔子的思想用来治世则不够全面，有所偏失的。龙生九种各相异，一母之儿有贤愚。每个人的道德水准是不一样的。　　孔子的思想是用来诚意、正心、修身的。而不是用来治国、平天下的。　　用倚天剑去割草，肯定不如镰刀好用，不是倚天剑不锋利，是你用错了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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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遵守言论规则，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回复(Ctrl+Enter)「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应该怎样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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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答。先反對的答案，靠故事講句讀那是南懷瑾跟于丹幹的事兒，所有不依靠註疏、前人研究就下結論的判斷都是「耍流氓」。另根據其補充後的答案，他所說的動詞和句式的問題也是錯的。朱熹說「民可使由之」是「民可使之由」，這是成立的一種方式。「使+V」的疊用動詞，先秦文獻里證據隨處可見，例如《論語·述而》中還有「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韓非子》中也有「因而任之，使自事之……正與處之，使皆自定之」。用例很多，不一一枚舉。最重要的是，漢語沒有形態，一句話中是可以出現兩個動詞的，上古漢語中確有此類用法。再反對的說法，註疏總結不夠全面，這句話的爭論不僅在「民」字，還在「可」字和「由」字，且句讀也有爭議。而且這句話用「正確」來講不合適，因為時至今日學界仍有爭論。此處先把我的看法簡單寫在前面，詳細的證據後面列出。從斷句的角度來說，應該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斷句方式更為合理，具體的解釋應為「民眾可以讓人引導他們，不能讓人管制他們」。無論是翻看古人註疏，還是今人研究，這種斷句方式都是比較主流的，至於解釋多有爭議，此處我信從龐樸、廖名春、李銳等人的說法。唐代以前，這種斷句方式皆無異議。至朱熹的集註，又有不同講法，但句讀大體一致。清代劉寶楠則信從凌鳴喈的解釋，把此章與上一章的「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連接起來合為一章。近代異說漸多，康有為就曾經將之斷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宦懋庸、梁啟超等則斷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總體來說，從古至今比較主要的句讀方法就是這些。宦氏、梁氏的斷句方式，今人楊伯峻已批駁過。當然，其先梁啟超自己也放棄了這種句讀方式。原因就在這不符合古人的用語習慣，詳見《論語譯註》。自郭店楚簡出土後，劉寶楠的與上一章合說的說法就不成立了。關於古人對這句話的注釋，可以參見《論語彙校集釋》，裡面包括了清及清代以前絕大部分《論語》的注本。最早的鄭玄注認為，「由，從也，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這的確帶有愚民思想的含義。何晏《論語集解》、皇侃《論語義疏》、邢昺《論語註疏》都將「由」解釋為「用」，把這句話解釋為「道」是「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的，也就是把「不可」解釋為「不可能」。朱熹《四書章句集註》則說「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是類似的意思。且朱熹還引程子的話，來反對愚民論的觀點：「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三暮四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我個人也是反對愚民說的觀點的。《論語·為政》中說「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中相類的話語還有一些，都可以說明愚民絕非孔子本意。而除了「由」字與「用」字的意義有爭論以外，「民」究竟代表人民還是奴隸，抑或是孔子弟子，亦有爭論。關於這句話的闡釋所衍生的不同思想含義，前人已有總結，見吳丕〈一文。此文寫於郭店楚簡出土之前，文內總結了前人闡釋這句話的思想為七：日用說、下愚說、奴隸說、防民說、樂成說、事實说、民主說。而從郭店楚簡出土後，新的證據可以說使某些說法站不住腳了。楚簡中這段話位於〈尊德義〉一組的第20、21、22號簡，原文為：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知（智）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強也。有上下文，我們可以比較容易地看出「民可使」一句與其後的「民可道也，而不可強也」意思相類。「道」與「知」的意思究竟為何，此處還有爭議，比如龐樸《「使之由之」解》中就認為「道」是事物運行的方式，「民之事上之道」（見《龐樸文集》卷二）；廖名春認為「知」通「折」，是「強力制服」的意思（見〈〉，補充可參見 的答案）；李銳則訓「知」為「掌管」、「管制」之意，《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就有「子產其將知政矣」的說法，這裡的「知」就是「掌管」的意思，前人已有注釋曰「知，猶管也」。後世所謂知府、知縣，義皆類此。「道」為「迪」，通「導」，為教導之意（詳見〈新釋〉）。這些說法雖然爭論了個別字詞，但都從上下文以及文本出發，讚同郭店楚簡這兩句話前後意思相類相從，可互為訓示的觀點。要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即「民眾可以讓人引導他們，不能讓人管制他們」是比較可信的，但也不能指斥其他說法就錯了，只要能自圓其說，有足夠的文獻、文本乃至考古學證據便可。附郭店楚簡原圖如下，見文物出版社《郭店楚墓竹簡》：最後附今人所錄竹簡位置如下，見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個人聲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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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参考「中华读书报」这篇文章：廖名春：不要再误读《论语》了简而言之，知字通折字。附原文如下：
我早年是做荀子的，来清华之后做出土简帛和《周易》比较多。近年来我对《论语》比较重视，对儒学的认同感越来越强。当年我们这些知识青年都是批林批孔的时候开始读《论语》，一开始接受的就是负面的东西，对儒学没有多少好感。后来书读得多了，慢慢地对儒学有了感情，但这是后来的事情。当初切入的时候是批判，不是接受和继承。
我原来觉得《论语》通俗易懂，研究的人也多，不容易讲出新东西来，所以一直没有做这方面的研究。后来因为给学生开《论语》课，一投入，一深究，发现问题其实还很多，不是我们原来想象的那样，以为大家的释读没问题。
比如著名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说。大家通常都认为这是宣传愚民思想，所以对孔子有很多的批判。我原来也是这么认为的，但后来读了郭店简就有了不同的看法。郭店简《尊德义》篇对这句话有解释，认为“民可使导之，不可使知之。民可导也，而不可强也”。我原来不太理解，为什么郭店简要用强迫的“强”来解释“知”？后来想起荀子的《劝学》篇才明白。“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这一名句，到《大戴礼记·劝学》篇中，“锲而舍之，朽木不折”就写作“锲而舍之，朽木不知”。原来“知”和“折”是可以通用的。《中庸》引《诗》：“既明且哲。”陆德明《释文》曰：“哲，徐本作知。”《尚书·吕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释文》曰：“折，马云：智也。”这说明从“知”之字和从“折”之字也是可以通用。哲学之“哲”，也可称之为“智”，哲学也可谓之智慧之学。为什么？因为“哲”字从“折”，“智”字从“知”，“知”通“折”，自然“哲”与“智”也可通用。在《论语·泰伯》此章中，有两个假借字：一是“由”，郭店简《尊德义》作引导的“导”，可知当读作启迪的“迪”，这是我的学生李锐指出来的。第二是“知”，它的本字就是“折”，折服的“折”。为什么“不可使知之”的“知”不是本字，道理很简单。孔子是个教书的，“弟子三千，贤人七十”，可知教的学生不少。如果按照一般的理解，说民“不可使知之”，那孔子的教学就无从谈起了。因为民“不可使知之”，孔子再怎么“诲人不倦”也没有用。我们只要肯定孔子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是“有教无类”的，就势必不能接受孔子有民“不可使知之”的说法。把这段话读懂了，就知道孔子这句话非但不是愚民思想，而是非常强烈的民本思想，即老百姓只能去引导（迪），不能以暴力去强迫、去压服（折）。为什么？因为孔子知道“匹夫不可以夺志”。
《论语·子路》篇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关于父子互隐的问题，这些年来争议非常之大。刘清平、邓晓芒他们因此批评孔子以亲情为上，置国法于不顾，导致司法腐败。郭齐勇等学者维护孔子，认为儒家讲父子互隐情有可原，他用西方的司法制度解释中国的这个问题，说这就是直系亲属拒绝作证，让亲人从证人席上走开的精神。上课时，有学生告诉我，说《浙江学刊》上有王弘治的文章，认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中的“隐”不是隐瞒的意思，这个“隐”原来是木字旁的那个“檃”。“檃”原本是一种可以使曲木变直的工具，作为动词，则有纠正的意思。所以，孔子讲“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不是说父亲包庇儿子的错误、儿子包庇父亲的错误，而是说父亲要能纠正做儿子的错误，儿子也要能纠正父亲的错误。我非常赞赏这一解释，著文做了补充证明。《荀子》和《孝经》都有“诤子”的记载，孔子说：“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这跟“父为子隐（矫正），子为父隐（矫正）”是一样的道理。因为儿子能够纠正父亲的错误，父亲就能够少犯错误。如果相互包庇，问题就会越搞越大。父亲替儿子隐瞒错误、儿子替父亲隐瞒错误，这怎么能够叫做“直”呢？在孔子的学说中，家国是同构的，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了的家。孔子为什么重视孝道？因为在家不孝，为国就不能尽忠。只有家之孝子，才能成为国之忠臣。所以孔子强调孝道，其实是为治国服务的。古人说“室不扫，何以扫天下”，也是基于家国同构这一精神。《大学》所谓修齐治平，也是如此。如果在家里，父子之间可以互相包庇，隐瞒错误；到社会上，还能坚持公平正义，还能“天下为公”吗？显然，孔子是不会同意的。“修道是谓教”，在社会上是如此，在家里也当是如此。基于这些了解，把“父子互隐（隐瞒）”读为“父子互檃（矫正）”，显然更合乎孔子的思想。至于基于误读而攻击孔子搞“司法腐败”，只能说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季氏》篇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大家把“畏”解释为畏惧。这是讲不过去的。实际上，“畏”是“敬”的意思，《广雅·释训》：“畏，敬也。”不是说君子害怕圣人之言，而是君子敬重圣人之言，敬重天命。孔子讲“后生可畏”，也不是说害怕后生，而是因为后生表现突出，所以他敬重他们、看重他们。
还有，孔子讲“朝闻道，夕死可也”，我们以前都把这句话理解为早上我知道了真理，晚上就死都无所谓了。这种理解也是不对的。孔子不是以求“知”为第一要务的人，相对于“道问学”来，孔子更重视“尊德性”。孔子周游列国，不是去求道的，孔子对道是什么心里很清楚，他是去推广他的道，要君主们接受他的道。因此，这里的“闻”，决不能训为“知”，而应训为“达”。“闻”有“达”之训，最熟悉的就是诸葛亮的《出师表》，“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里“闻达”并举，“闻”跟“达”就是同义词。《论语·颜渊》篇里面孔子跟子张也有过讨论，子张认为“闻”跟“达”是一个意思，但孔子认为“闻”跟“达”不同。孔子这种讲法在当时有特别的用意，是临时措意，而非一般义。在一般的语境中，“闻”跟“达”是同义词，所以子张以“闻”释“达”。“朝闻道，夕死可也”即“朝达道，夕死可也”。孔子不是说早晨知道真理就可以死了，而是说达到、实现了理想，晚上就可以死了。如果说“朝闻道，夕死可也”是“朝知道，夕死可也”，那孔子在周游列国前早就死了。孔子周游列国不是为了求“道”、知“道”，而是为了达“道”，为了推行他的治国之道，实现他的治国理想。
这些例子在《论语》里面是有普遍意义的。很多人以为《论语》好讲，实际上并非如此。要理解孔子的真精神，就要读懂《论语》。要读懂《论语》，就要解决《论语》的误读问题。这几年我已经就《论语》的误读问题写了十多篇文章，以后准备再写一些，到一定时候出一个论文集。力争还原真相，将《论语》一些事关孔子思想原则的重大问题的误读解决掉。（本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
這麼多人關注，這句話的斷句持續論戰如此之久。引用一篇論文這篇文章總結了六種句讀，八種解釋：這篇文章總結了六種句讀，八種解釋：簡單的一句話，竟然有如此眾多的句讀以及解釋，訓詁水是相當深。下文就不再貼了。這句話估計可以評為《論語》中歧義最多的一句。簡單的一句話，竟然有如此眾多的句讀以及解釋，訓詁水是相當深。下文就不再貼了。這句話估計可以評為《論語》中歧義最多的一句。
以上解释都是自己想的，碰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应该去查注疏：正确的断法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一句古今大儒在断句上还没有争议，和“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等不同。这里的“可”是可能的意思，而不是可以、许可的意思。对本句最大的争议是“民”字的意思，有三说，一说百姓，如朱子《集注》引程子曰：“圣人设教育，非不欲人家喻而户晓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而。若曰圣人不使民知，则是后世朝三暮四之术，岂圣人之心乎？”二说孔子弟子中较后进者，见刘念楼《正义》：“《孔子世家》言：‘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身通六艺，则能兴，能立、能成者也。其能兴、能立、能成，是由夫子教之，故《大戴礼》言其事云：‘说之以义而视诸体’也。此则可使知之也。自七十二人之外，凡未能通六艺者，夫子亦以诗书礼乐教之，则此所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民也。”三说愚笨之人或不懂道理的人，如郑康成注曰：“民，冥也，其见人道远；由，从也，言王者设教，务使人从之，若皆知其本末，则愚者或轻而不行。”，又如《荀子·王制》：“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这三说各有证据，暂无法取舍，但其根本意思都是相同的，即：让所有人都听命令是有可能的，让所有人都明白其中的道理是不可能的。对此历代名家皆有论述，如《说苑》：“齐桓公谓管仲曰：‘吾欲举事于国，昭然如日月，无愚夫愚妇皆曰善，可乎？’仲对曰：‘夫短绠不可以汲深井，知鲜不可以语圣人之言。慧士可以辨物，智士可与辨无方，圣人可与辨神明。夫圣人之所为，非众人之所及也。是故民不可稍而掌也；可并而牧也。众不可户说也，可举而示也。’”又如《吕氏春秋》曰：“禹之決洪水也，民聚瓦砾。事已成，功已立，为万世利。禹之所见者远，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与虑化举始，而可以乐成功。”
要害在于，这个「民」，不是孟子说的「民为贵」的「民」。民，不是民众，而是蒙昧的人。郑康成说：民，冥也，其见人道远。不是孔子不想让蒙昧的人知道，而是蒙昧的人不具有那个智商。「不可使知之」的「不可」，不是「不可以」，而是「不可能」。强悍如孔子，也不具备这种能力——把一个傻子变成明白人。傻子只会「不明觉厉」，凡是能看明白的，他会说：「啥玩意，连我都能看懂！水平绝逼不高。」感于此，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把民当作「民众」理解，自然会误会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不是错会了孔子的精神，而是错会了字的训诂。———————————————————————————————————————————另，题外话。孔子还说：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假如孔子上知乎，他一定会哭的——他越是能近取譬，知友越会觉得他是瞎鸡巴扯：司马牛问仁、樊迟问仁、子张问仁，孔子答得都不一样。——老湿你还有点科学精神没有？怎么不把内涵外延界定精确，有点学术性好不？你应该把“仁”的30多种含义、用法和区分，列出一张表，我们好发文章……那样，孔子就不是孔子了。哪怕是最差的学生，孔子也要用他听得懂的话给他讲，什么是“仁”。这叫：能，近，取，譬。尽管如此，还是有人不理解。孔子只好感叹：民（tmd）可使由之，不可使（tmd）知之。（tmd不代表断句，只代表语气。）完了又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疑。然后跑到一边忖度：真不想跟这帮孩子们扯淡了。转身感叹：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过了一阵，又舍不得弟子们：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算了，该教还是得教。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zhen-liang:
二战图灵破译德国密码，丘吉尔要求假装不知道破译密码，一战英国也破译了密码写书公布被德国加强保密吃了亏，炸毁英国一个城市也只能假装不知道，高级军官也是暗中质问丘吉尔，不是贸然公布，结果英国某个等级下的国民完全不知道这类机密，只能知道自己胜利，不知道其中的终极道理
郭店楚简那句解释根本就不是有效证据。它只是儒家后学的哲学解释之一，只是比较早，有些方面可能更接近原义。从楚简的文字看，这两句话不是愚民，但也不是教导、启迪，更不是啥民主，而是上行下效的化导，尧舜可以导民为善，桀纣也可以导民为恶。楚简的“不可强”是不是“不可使知之”一一对应的解释，还是很可疑，无法排除是儒家后学对此哲学命题的引申。从简文看，由字、知字按本字读也和它不矛盾（民可以使之化导从之，不可使之知其如何被化导；民可以使之跟从执政者的德行，却无法使之明白为何自己会跟从执政者的德行。按楚简的意思，两句都不是讲执政之策略，而是执政之影响，可使、不可使都不是权术的语境下的意义，所以不可强求，商纣即受不可强求其民比桀民更恶），而假借说的文例还太单薄，如果不加完善的话，有些牵强，不必太当真。
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盘庚迁殷，民皆不欲，盘庚决意行之，诰谕再三，而民始勉强以从其后，卒相与安之。子产治郑，都鄙有章，郑民始怨而后德之。故使之行其事，可也；而欲使明其事，其势有所不能。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不提供观点，只提供视角。孤句的意思如果含糊，最好的办法就是看它的语境。孔子本人讲这句话的原始语境已不可知，但我们可以看看后人实际是如何使用这句话的，由此可以判断这句话“实际起作用”的意义是什么。下面提供一个例子，供读者自己判断。魏无乡党之法，唯立宗主督护；民多隐冒，三五十家始为一户。内秘书令李冲上言：“宜准古法：五家立邻长，五邻立里长，五里立党长，取乡人强谨者为之。邻长复一夫，里长二夫，党长三夫，三载无过，则升一等。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大率十匹为公调，二匹为调外费，三匹为百官俸。此外复有杂调。民年八十已上，听一子不从役。孤独、癃老、笃疾、贫穷不能自存者，三长内迭养食之。”书奏，诏百官通议。中书令郑羲等皆以为不可。太尉丕曰：“臣谓此法若行，于公私有益。但方有事之月，校比户口，民崐必劳怨。请过今秋，至冬乃遣使者，于事为宜。”冲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调时，民徒知立长校户之勤，未见均徭省赋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调课之月，令知赋税之均，既识其事，又得其利，行之差易。”群臣多言：“九品差调，为日已久，一旦改法，恐成扰乱。”文明太后曰：“立三长则课调有常准，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不可！”甲戌，初立党、里、邻三长，定民户籍。民始皆愁苦，豪强者尤不愿。既而课调省费十余倍，上下安之。
句读是小学之事。这一句话，历代诸儒一致地断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但是近年来有许多人开始主张其它的一些奇怪的用法，用意何在？如果作善意理解，应该是为孔子作辩护，反驳百年来儒家封建专制帮凶论的诋毁。可是反驳归反驳，学术归学术，用现代性影响下的、他们所理解的民主自由来解读儒家，那实在是过犹不及了。
前面也有几位与某持相同答案，说得均有一些道理，但是义理方面的阐发，窃以为还需要一些补充，试写出来，以供评鉴。
首先，对于“民”的概念，古代语境中与“人”不同。“人”多指士大夫，如周厉王时代暴动的“国人”。而民，则指的是平民，用现代的语言，姑且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文化水平的庶民。
其次，这个“之”，指的是先王或者圣人的治世之道，具体地说就是他们制定的礼乐。三代虽有刑，但是主要维持社会运转的就是礼乐典章制度。孔子的时代，礼乐乃是周公所立。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礼与乐本身，都没有成文的典籍可以参照，后世传世的《周礼》、《礼记》等三礼，都是秦汉孔门弟子编写的。
孔子反对将礼乐或是刑法成文化，郑国子产铸刑鼎，孔子听说后就很生气。窃猜想，孔子这一句话，也许就是在类似语境当中说出来的。究其原因，应该可以这么解释。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儒家对于民的悲观看法。（当然，对于民的悲观看法是道家、法家甚至大多数西方思想家的一个共同特征）儒家虽有“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的说法，将民的位置放在很高的地方，但是这里的民并不是单独意义上的民，而是作为整体的民。宋儒就有言，“民，合而听之则圣，散而听之则愚”。类似说法可以参照之前曹兄的答案。在儒家看来，大多数的民众因为先天后天之愚，不能懂得先王治理的用心，心智昏暗，只知道追求自己的利益。（这是古今民众的通象，准确地说，今人在这一点上甚至还不如古人，我说的不止是中国。）所以，对于民众来说，只要让他们遵循士大夫、士君子的教化就行了，如果让他们“知之”，姑且不论庶民有没有可能真的理解，后果将会很严重。
人最狂妄的时候莫过于一知半解之时。当他们无知之时，会有敬畏之心；知道得多了，他们会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无知与渺小，从而谦卑之心不断增长。近百年来，当科学刚刚成为显学并蓬勃发展的时候，人们高叫着要征服自然，庶几类之。儒家把人分成三中，中人以上、中人和中人以下，中人以下的小人，听说了一点礼乐，就很容易觉得先王之道不过尔尔。不可使知之的用意，就是让中人以下的细人对先王之道、以及礼乐文明保持敬畏。
上面这个原因，宋明理学均是作如此来解释。此外窃以为还有一个原因，是笔者个人的理解，说出来，众位姑妄听之。王船山的《读通鉴论》中评述汉代法治，认为法制彰显，带来的消极后果就是愚夫愚妇、讼棍讼魁借着法律的漏洞行一己之私。而先王之道乃是伦理治国，有治人无治法。也就是依照一系列的原则处理争议，而没有具体的法条。在这种思想下，民就自然应该遵照士君子依照义理进行的裁决就可以了，而不必知晓其中的所以然。当然，这种机制的前提是士君子的道德水平，用当下流行的法治思想看，这显然不可思议，但是这种机制确实在当时运行的很好，甚至在后来两千年的“秦制”施行后，村伍之间，父老士绅处理乡里纠纷，还依旧能够保证乡村秩序。董仲舒董子依春秋决狱，庶乎大有古仁人之遗意。
-一、性格论。孔子一輩子，搞的「有教無類」，比如冉伯牛（本名禾兔），不但是個奴隸，孔子接納他為學生，他不幸得了麻瘋病，孔子還親自去看他，隔著窗戶握他的手，師徒一同掉淚，這樣的孔老夫子，甚至把女兒嫁給犯過法，服過刑的公冶長。我不相信一輩子努力把教育「在平民百姓中」作普及工作的孔老夫子，一輩子以「仁民愛物」為己任，以君子之道自求的老人家，會說出「老百姓不能讓他懂事」的這種話來。所以，斷句很簡單：「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老百姓乖乖地，給命令就服從，那麼，莫要生事，趕快完成工作要緊。但若老百姓不服命令，你就不能著急了，強迫沒用，得把工作先放下，把百姓召集起來，跟他們說清道理。只有這樣，才是真正的御民之道。若不是我上面的說解，誰來告訴我，「老百姓只能操縱他，不能讓他懂事」這種蠢話，跟孔子的秉性不合，一句獨立於孔子言行準則的荒謬言論，其合理性和邏輯性，在哪裏？二、雙重動詞的不合理我不同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種斷句法，有簡單理由。首先，按「中文使用的文法」來看，「使X之」的這種句法，縱觀先秦諸子經典，是很罕見的句型，所以不可信。只因如此句型結構，會有兩個動詞重覆使用。使、知都是動詞，沒理由疊用兩動詞，所以我用「民可使，由之」，而非「民可，使由之」。解析论语，要加句读，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回到文字的组成。不用作那无聊的文抄公。若是用「愚民論」來句讀，文字可以寫成「民可由之，不可知之」，何必多那一個「使」字？三、辨義法若用完整句子來看，更是清楚，因为有文字内容前後说解。其义自明：「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我的解讀是：教育人民，由詩歌開始，繼之以禮教，最後要用音樂來讓他們的品性完美。倘若人民很單純，給命令就服從，那麼，就能自然地展開各種工作。但若老百姓不服命令，你就不能著急了，強迫沒用，得先把百姓召集起來，跟他們說清道理。（這時，甚至要耐心作好，我前面說過的，整套「詩禮樂」的教育工作）只有這樣，才是真正的御民之道。 结论：如果要愚民，还扯什么诗？礼？乐？……用其它的句读乱加，前文连不上，还有个狗屁意义？-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看到这个题，去搜了一下，看到和yol老师不同的一种断句法。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诗、礼、乐这三样东西是教育民众的基础，一定要抓好，如果人民掌握了诗礼乐，好，让他们自由发挥，如果人民还玩不来这些东东，我们就要去教化他们，让他们知道和明白这些东西。来源：-
五字一断，这也没什么的，楼主你要考虑孔子的年代，准军事结构的国家存在，效率就是一切即使是今天，决定权和指挥权也是分阶层的存在
看过郭店简《尊德义》简21-23，应该就不会问出这个问题。。。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断句应如此，问题在于译，译的焦点在于可，而可，意为容易。王力先生在论语译著中曾译为当，而后高小方则在古汉语研究中通考后纠正为容易，而且此则并非孤译，还有一个译为容易的记不清了，待我回去找找；而此句的意思是让民众尊从法度很容易，而让他们理解法度太难。
罗斯巴德d:
孔子是以教育家闻名于当时的，孔子最提倡有教无类，怎么可能提出与教育相反的理论呢，所以按照孔子的教育思想，当然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最提倡的思想就是教化万民使其成才，而不是愚弄万民，逻辑要搞清楚，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是我最希望的答案…
“民，可使由之？”
“不（｀Δ?）！可使知之～(-o-)／”“民可使？”
“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由之不？”
“可使。”
——“知之”ヽ(^0^)?
这句话出自《论语·第八章·泰伯篇》，先来看看相关的上下文。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学到的版本是这么断句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曾子问，君子如何任重道远教化百姓？孔子回答：要搞诗礼乐啊！百姓玩的转，就随他们玩；百姓玩不转，教他们。我觉得这样断句才比较符合孔子有教无类的理念。断章取义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简直黑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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