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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先生说，在当前日趋高涨的“国学热”中，许多人把“国学”仅仅看成是儒学，看成是孔孟之道，于是有人提倡读经，以为读经就是“国学”。其实这是很不全面的认识。“国学”兴起于上世纪初期，总体上是相对于“西学”而言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应对西洋文化的强势进入而涌现的思潮，是比照着“西学”所建构的以本土文化为核心的知识体系。例如，有西医，便有了“国医”和国医馆的创立；有“西洋画”，便有了“国画”；有了西洋音乐，便有了刘天华先生的“国乐传习所”和对民族音乐的整理传承；有外来的“文明戏”，便有了以梅兰芳、齐如山为代表的“国剧”；有了西洋体育铺天盖地般的传入，便有了张之江先生所倡导的“国术”以及中央国术馆的创立和“国考”的推行。如此等等，一时蔚为风气，势头甚健，影响深远。但抗战的爆发使国家形势突变，一切也都随之发生变化。“国学”体系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一系列“国”字头的学问发展水平各不相同，理论建设也远远跟不上去，很少有人对“国学”的总体概念和架构做过深入的探讨。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所谓“国学”就是指一切中国人自已的传统学问，面积十分广大，内容无所不包。对此，胡适先生曾有过一个有名的解说，他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说过一段有名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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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什么是国学
文章提交者：李凝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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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概念的渊源与流变 “国学”这个概念中国历史上就有，《周礼》里面就有，《汉书》、《后汉书》、《晋书》里面，都有“国学”的概念。唐代也有，你看庐山下面有个——现在也还叫——白鹿洞书院，这个书院最早是在南宋朱熹把它建成，成为当时的“四大书院”之一。但是在朱熹之前，这个地方不叫白鹿洞书院，而是叫“白鹿洞国学”。白鹿洞国学是个什么意思呢?是所学校。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国学”这个概念是有的，“国学”这个名词是有的，但历来讲的所谓“国学”，都是指“国立学校”的意思。 那么“国学”作为一个现代学术的概念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至少从我们现在掌握的材料，1902年梁启超和黄遵宪的通信里面，就开始使用“国学”的概念了。要知道这两位都是1898年戊戌政变的时候被处罚的人员，梁启超跟他的老师康有为跑到海外，而黄遵宪呢，当时在湖南参加陈宝箴领导的“湖南新政”，黄遵宪也受到了处分。他有在日本的经历，有外交经验，很了不起的一个人。其实他很稳健，在湖南的时候就提出主张渐進的变革，反对激進的变革，实际上他跟康、梁的激進是有区别的，但还是处分了他。 在慈禧太后政变后的晚些时候，被革职的黄遵宪回到广东老家，而这个时候梁启超有一段在日本。他们在1902年有一封通信，梁启超写给黄遵宪的信我们看不到了，我们看到的是黄遵宪写给梁启超的信。黄遵宪在信里说：“你提出要办《国学报》，我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办《国学报》是不是时候，我们探讨国学概念可以暂且不管它，至少在1902年这一年，一个是梁启超，一个是黄遵宪——试想，他们在晚清，是何等样的地位，何等样的人物——他们提出了并且使用了“国学”的概念。 而在年，梁启超写《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里面最后一节，又使用了“国学”的概念。他说，现在有人担心，“西学”这么兴旺，新学青年吐弃“国学”，很可能国学会走向灭亡。梁启超说不会的，“外学”越发达，“国学”反而增添活气，获得发展的生机。他在这里再次用了“国学”的概念，而且把“国学”和“外学”两个概念比较着使用。 我们知道，在1898年——维新改革最高涨的时期——当年五月，张之洞，晚清的大人物，写了一篇大文章叫《劝学篇》。他在《劝学篇》的“外篇”里面有一节专门讲“设学”——设立学校——他说在课程设置的时候，要以“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可是在1921年梁启超写《清代学术概论》，转述张之洞的主张，他说，自从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全国一时以为“至言”。——以为这个话讲得太好了，谁都同意。可是，他在转述的时候做了一个改变：张之洞本来是讲“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他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转述成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从此以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判断，一个晚清以来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判断，就被所有研究文化研究历史的人记在脑子里了，而忘记张之洞在《劝学篇》里面本来讲的是“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我们今天研究“国学”这个概念的渊源与流变，我可以说，张之洞在《劝学篇》里讲的“旧学”，梁启超转述的时候讲的“中学”，跟“国学”的概念——梁启超和黄遵宪1902年讲的“国学”的概念——几乎是同等概念，实际上就是中国的这套传统的学问。可是，当时虽然这么讲了，对于什么是“国学”，没有人作分疏。 时间一直到1923年，大家知道，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国学门”，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这个时间很重要。在1923年的时候，北京大学的“国学门”要出版一个刊物，叫《国学季刊》。北大这个《国学季刊》的发刊词请胡适之先生来写，胡适之先生就在这个发刊词里讲——他因为有西学的底子，又有中学的底子，他喜欢下定义——什么是国学呢?他说：“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省称”。“国故”是谁提出来的呢?他说自从章太炎先生写的一本书叫《国故论衡》，“国故”这个词，大家就觉得可以成立了。这是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胡适之先生第一次对国学的概念作了一次分疏。 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概念的内涵太宽，所以胡先生这个定义事实上没有被学术界采纳，后来很长时间，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不讲这些了——后来到“国学”的概念继续讲的时候，都不见再有人说“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省称。为什么呢?“国故”这个概念太庞杂，古代的社会制度、古代的人物、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礼仪、风俗、习惯、衣饰都包括在里面了。如果“国学”就是研究这些漫无边际的所有中国历史上的这些东西，你很难把握住哪些是这一“学”的主要内容。 所以，事实上，学术界没有采纳胡先生的定义，学术界不约而同地在三十、四十年代都认可“国学”的另一个定义，就是国学是“中国固有的学术”。什么是中国的“固有学术”呢?就是先秦的诸子百家之学，两汉的经学，魏晋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当然唐代的文化内容多了，经学在唐朝也很发达，有《五经正义》——但唐朝的佛学的地位格外突出。而到宋代的时候，一个新的哲学流派出现了，就是理学，以朱子为集大成的理学。而到明代，则出现了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清代中叶的时候——主要是乾隆和嘉庆时期，清代的学术比较发达——这时候的学问，以考据为主要特征，也叫“朴学”，甚至也叫“清代汉学”。 就是这样一个学术史的流变，大家觉得这就是“国学”。你看钱穆先生在北大讲国学的时候——后来整理成书叫《国学概论》——他首先讲，“国学”这个概念将来“恐不立”，然后说明，他书中讲的是“本国学术思想的流变和变迁”。而马先生给“国学”重新下定义的时候，也说：“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只不过他并不认可这个定义。因为人家会问：你是指哪个时代的学术呢?先秦的、两汉的、魏晋南北朝的、唐代的、宋代的、明代的、还是清代的?还有，你是指哪一家的学术?讲中国的学术，不仅有儒学，还有道家，还有道教，还有佛学，你是指哪一家的学术呢?所以，马先生觉得把国学定义为“中国固有学术”，还是太笼统，太宽泛。 马一浮重新定义国学 所以马一浮先生在1938年5月，浙江大学的竺可桢校长请马先生去开了一个国学讲座。竺可桢是大气物理学家，哈佛的博士，也是中研院的院士——他1936年刚到杭州就任浙大校长，就听说此地有个马一浮，学问超群，立刻登门拜望，邀请马先生到浙大来任教。马先生拒绝了。要知道，马先生不愿在大学里任教，文章他也很少写，观念上与当时的潮流不合。 不久，竺校长又带着人去了，再次恳请马先生来学校任教，马先生又没有同意。第三次，他又去了——这个中国传统的礼仪，事不过三，三次邀请，对方不好再拒绝了——于是谈到用何种名义去开讲座，马先生想到是否可以用“国学讲习会”的名义。因为马先生不是教授，也没有职称，他觉得需要有一个合适的身份名义。他自己提出，可不可以就叫“国学大师”。以马先生的学问和身份，“国学大师”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呢，浙江大学的领导研究，说是以“研究会”的名义肯定不行，那是要成立“组织”了，需要上面批准。至于“大师”的名字，认为有点像佛教，也不好，就没谈成。 第二年，日本人打来了，浙江大学迁移到江西的泰和了，马先生自己也去逃难了。开始他逃难到了桐庐一带，几个亲戚，几个私淑弟子，一百箱书，他没有太太。他们就商量，马一浮先生这个时候想，如果跟浙江大学一起逃难是不是会好些?于是马先生给竺校长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写得措辞之典雅，表达意思之婉曲，只有马一浮写得出来。竺校长接到此信，立即将马先生到了泰和，就在1938年5月的一天，开了国学讲座。 马一浮国学讲座的第一讲，就是从“揩定国学名义”开始，他提出，时下关于“国学”是固有学术的提法，还是太觉“广汎笼统，使人闻之，不知所指为何种学术”。所以他提出：“今先楷定国学名义，举此一名，该摄诸学，唯‘六艺’足以当之。”“六艺”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即孔子之教。马一浮先生认为，国学就应该是“六艺之学”，这是他给出的新的不同于已往的国学定义。“六艺”就是“六经”，是中国学问的最初的源头，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形态。 马一浮提出这样一个国学定义，它的了不起之处在哪里呢?它可以跟教育结合起来。你讲“国学是中国的固有学术”，那是关于学术史流变的学问，专业人员研究起来尚且不无困难，你怎么可能叫社会学科、自然学科、其他学科都来关注这样一个“国学”呢?一般民众更不用说了。可以既然叫“国学”，就不能跟一般民众不发生关联。如果定义“国学”是“六艺之学”，就是“六经”，跟全体民众都会有关系。马先生的两位朋友——刚才讲到的熊十力和梁漱溟——熊先生就讲过，“六经”是中国人立国和做人的基本依据。你要了解“基本依据”这四个字，实际上是说中国人的精神源头和根底在“六经”。所以如果把“国学”定义为“六经”的话，它就可以進入现代的教育。 国学和“六经”的价值论理 “六经”的文词很难读，怎么進入呢?但是我告诉大家，《论语》和《孟子》可以看做是“六经”的简约的、通俗的读本，因为孔子和孟子讲的思想，就是“六经”的思想。孔、孟阐述的义理，就是“六经”的基本义理。我把“六经”的基本义理概括为“敬”、“诚”、“信”。刚才杜先生讲到“诚”“信”，但是我把“敬”放在了最前面。这个“敬”是什么?就是人的“自性庄严”。你看马先生在《复性书院演讲录》里面，主要讲的是一个“敬”字。“敬”是个体生命的庄严，是人性的至尊至重，是每个人都应该具有的，我甚至认为“敬”已经進入中华文化的信仰之维。 这种“自性的庄严”，是不是一般人不能实现呢?马先生当然实现了。我刚刚讲的陈寅恪，一生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当然是“自性的庄严”的表现。马先生对这个“敬”字的解释，有一极重要的特见，他说《论语》里讲“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志”是什么，马先生说“志”就是“敬”。因此这个“敬”是不可以被“夺”的，已经构成个体生命的价值信仰，当然不可以“夺”了。 学者、知识人士应该有“自性的庄严”，一般人士、没有文化的人有没有“自性的庄严”?当然有。我们看《红楼梦》，当贾赦要娶鸳鸯做妾的时候，鸳鸯坚决不允，做了很多极端的举动，包括破口大骂，甚至把自己的头发剪下来，所彰显的就是鸳鸯这个年轻女性的“自性的庄严”。孟子讲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更是“人的自性庄严”的突出体现。人的“自性的庄严”，就是人的良知，匹夫匹妇都可以做到，男女老少都可以做到，有文化没文化都可以做到。我们当下所缺的，就是这种人的“自性的庄严”。当代文化价值理念的建构，亟需添补的，就中国传统这一块，我讲的以“敬”来带领的这些价值理念，包括诚信、忠恕、仁爱、知耻、和同等，应该是最重要的亟待填补的精神价值。 而以“六经”为内容的国学，就可以通过教育的环节，和全体国民联系起来。所以我主张在小学、中学和大学的一二年级开设国学课，在现代知识教育体系之外补充上价值教育。当然文化价值的建构，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现代文明的观念、途径、方式、礼仪，也需要填补建构。在这方面，中外的价值理念可以互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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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富有中国特色的学问就叫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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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已经被管理员锁定，不能回复刘梦溪：到底什么是国学？
复兴书院刘梦溪
文/刘梦溪以前讲“国学”，对国学的内涵外延，没有阐述清楚，或者虽有所说明，但在学理上论证不足。其实，“国学”这个概念中国历史上就有，《周礼》里面就有，《汉书》、《后汉书》、《晋书》里面，都有“国学”的概念。刘梦溪（资料图 图源网络）比如，庐山下面有个白鹿洞书院，是近三十年恢复重建起来的。这个书院最早是在南宋朱熹把它建成，成为当时的“四大书院”之一。但是在朱熹之前，这个地方不叫白鹿洞书院，而是叫“白鹿洞国学”。白鹿洞国学是个什么意思呢？是所学校。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国学”这个概念是有的，“国学”这个名词是有的，但历来讲的所谓“国学”，都是指“国立学校”的意思。梁启超较早提出“国学”概念（资料图 图源网络）梁启超较早使用“国学”概念那么“国学”作为一个现代学术的概念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至少从我们现在掌握的材料，1902年梁启超和黄遵宪的通信里面，就开始使用“国学”的概念了。要知道这两位都是1898年戊戌政变的时候被处罚的人员，梁启超跟他的老师康有为跑到海外，而黄遵宪，当时在湖南参加陈宝箴领导的“湖南新政”，也受到了处分。他有在日本的经理，有外交经验，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其实他很稳健，在湖南的时候就提出主张渐进的变革，反对激进的变革，实际上他跟康、梁的激进是有区别的，但还是处分了他。在慈禧太后政变后的晚些时候，被革职的黄遵宪回到广东老家，而这个时候梁启超有一段在日本。他们在1902年有一封通信，梁启超写给黄遵宪的信我们看不到了，我们看到的是黄遵宪写给梁启超的信。黄遵宪在信里说：“你提出要办《国学报》，我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办《国学报》是不是时候，我们探讨国学概念可以暂且不管它，至少在1902年这一年，一个是梁启超，一个是黄遵宪&#8212;&#8212;试想，他们在晚清，是何等样的地位，何等样的人物&#8212;&#8212;他们提出了并且使用了“国学”的概念。而在年，梁启超写《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里面最后一节，又使用了“国学”的概念。他说，现在有人担心，“西学”这么兴亡，新学青年唾弃“国学”，很可能国学会走向灭亡。梁启超说不会的，“外学”越发达，“国学”反而增添活气，获得发展的生机。他在这里再次用了“国学”的概念，而且把“国学”和“外学”两个概念比较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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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研究与国学教育是两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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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南昌大学国学研究院承办的“国学研究与国学教育研讨会”日前在南昌大学举行。来自两岸三地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以及学术出版部门的4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为期两天的深入研讨与广泛交流，提出了不少意见与建议，对于推进国学学科建设，不无启发。
　　高校国学教育兴起的问题化背景
　　专家们认为，国学作为教育改革的一种尝试引入高等院校的人文学科教育体系，与社会大众的“国学热”无论在心理情感上，还是在学术理念上，都有较大区别。社会大众的“国学热”缘于对当代社会各种浮躁肤浅之“快餐文化”的厌倦，以及亲近与了解本土人文传统的渴求；而高校的国学教育，则出于对当代中国高校人文教育模式的深度反思，是一种学术理念与教育思想转换的实践活动。
　　专家们普遍认为，当代中国的高等教育以及文史哲的学科分类，是照搬前苏联的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除了按照中文、历史、哲学的学科划分，解构了人文学术体系之外，还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根据“厚今薄古”的思想原则，大量砍削和压缩与传统人文知识体系相关的课程，不断增设与当下相关的教学内容。二是以“概论+通史”的教学模式与课程体系为基础，统编各类通用文科教材。经过几十年一贯制的推行，这种教育模式与课程体系已经从初始之弊演变为致命之疾：其一，就学术研究而言，文史哲的学科划分，“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学科之间“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彼此封闭，画地为牢。由于知识结构的单一，学术视野的狭窄，学术土壤的贫瘠，导致了学术风气的浮躁与浅薄，难以产生厚重的学术成果，至于学有本原、上承先贤传统、下启学术新知的名山事业，尤其渺渺！其二，就人才培养而言，“厚今薄古”的教育思想，“概论+通史”的课程体系，抽象化、教条化的观念灌输，抛弃传统，远离经典，人云亦云，导致了新生代人才的畸形发展。针对人文学科的培养模式形成造血功能严重不足的痼弊，一些高校开办旨在打通文史哲的“人文科学实验班”，将文史哲三个学科的“概论+通史”叠加起来，形成一种“拼盘式”课程体系。这种表面化的课程改革，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抛弃传统、远离经典的抽象化、教条化教育模式，反而无端加重了学生的记诵负担。问题既已提出，也就预示着解决的路径。从根本上消除文史哲的学科壁垒，以简驭繁，必须精读人文元典，直奔活水源头，除此之外，别无良法。近年来各高校开办的国学院、国学班，正是在这种学术忧患的思想前提之下，几经周折之后，才峰回路转，稍现坦途。
　　专家们指出，高等院校的国学教育与社会大众的“国学热”，虽然不可等量齐观，但两股力量的合流及彼此呼应，从雅俗两个层面共同掀起了弘扬传统、复兴国学的社会思潮，是华夏民族积极参与未来世界人文精神重建的思想文化运动。
　　经过广泛的交流与深入的探讨，专家们对于国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专家们认为：所谓国学，就是依赖中国传统的文字、音韵、训诂所指向的特殊思维路径，在融贯经史子、参究天地人的整体观照之中，研究中国传统的文化意识、思想观念、言说方式与行为方式；在当代学术文化的语境之中，融旧开新，再续敬德尊圣、平等向善、知止乐天的人文传统，培植理想的未来人性，构建新型的情理范式，重铸炎黄子孙的民族心魂；以独立自信的人文情怀，豁达开朗的文化胸襟，积极参与当代世界人文价值与全球普适伦理的文化重建。概而言之，融旧开新，再续华夏人文慧命；敬德尊圣，重铸炎黄民族心魂。这就是当代国学的文化生命与历史使命。
　　国学研究与国学教育是两个概念
　　国学研究与国学教育的关系，是本次研讨会的中心议题。与会专家就此作了比较深入的学理探讨。专家们认为，昌明国学，弘扬传统，包含着彼此关联的两个组成部分：一个是国学研究，一个是国学教育。就其逻辑关系而言，国学研究与国学教育是国学的两个下位概念，它们虽有联系但更有区别，不可相互替代，也不可混为一谈，否则，会引起不必要的思想混乱。前一阶段的舆情之所以出现许多关于国学的质疑，究其原因，除了个别学者对国学的本质与内涵以及当代国学的目的与意义缺乏清醒的认识之外，大多数人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没有理顺国学研究与国学教育的关系。事实上，许多有关“国学”的争论与质疑，往往是由于“国学”概念漫无边际的滥用所引起的，而“国学”概念的滥用，又是与不明国学研究与国学教育的区别与联系互为因果的。
　　国学研究与国学教育的共性与关联，取决于中国学术的固有本质。专家们认为，中国学术具有两个最为明显的重要特征，一个是博雅平正，一个是知行合一。所谓博雅平正，是指视野弘通，涵识广博，立言平允，不事巧说。黄侃说：“中国的学问重在发明，不在发现。”意在强调整体贯通之后的阐发与推进，原原本本，反对标新立异，不为奇怪之说。因此，通观全体，学有本原，厚积薄发，博雅平正，是中国学术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至于中国学术之强调知行合一，乃人所共知的常识之论。“格物致知”与“修齐治平”互为前提，是中国传统的“大学之道”。以人生的亲证透悟圣经贤传，熟读深思，涵养生气，提升品格，也是中国书院传统的读书之法。则古人所谓“学”，就是“觉悟”，其目的端在透过文字的媒介，拨开心灵的混沌，激发道德的潜能，将语言文字所涵之义，化入实际的日常行动，变换气质，造就人格。这种“学”，不是纯粹的知性活动，而是知行贯通，“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是关乎身心修养的君子之学。因此，通观全体，学有本原，厚积薄发，博雅平正；熟读深思，涵养生气，知行合一，提升人格，无论国学研究还是国学教育，并无本质的不同。中国传统的杰出学人，不仅博雅弘通，学际天人，他们表现在日常生活中的君子人格与士人风操，就是万世不磨的道德楷模与人生典范。
　　强调国学研究与国学教育的共性与关联，并非无视二者的差异以致等量齐观。专家们认为，国学研究与国学教育在方法与手段，目的与意义，以至于在科研与教学的相长互动方面，固然存在着质的共性与量的关联，但二者也存在着本数与末度的差异。第一，国学研究的对象与材料，是传统的经、史、子、集所有四部经典，所涉及的问题也无限宽泛。就“学”的层面而言，既包括“天人之际”自然宇宙与人类社会的各种复杂关系与相关问题，也包括“古今之变”各种文化制度的因革与风俗人情的变迁，林林总总，举凡中国传统的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都是国学研究的对象。就“术”的层面而言，也包罗宏富，小大不捐。大者如国医、国术、国艺；小者如卜卦、堪舆、悬空，无不借“国学”之名而攘臂于世。而无论是“学”还是“术”，其间科学与巫术共存，文明与愚昧相伴，真理与谬误杂糅，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也无庸讳言。然而，剔除伪谬，甄别美丑，汲取精华，去其糟粕，正是国学研究的根本任务与总体目标。但是，国学教育大为不同。国学教育既不能将所有这些对象不分青红皂白地全部搬进国学教室，也不可能没有本末之别与道技之分，让国学诸生漫无边际地信马由缰，泛滥无归，更不能舍大道之本而专从技数之末。可见国学研究与国学教育各有不同的内容与目标，不可混为一谈。第二，国学研究是学者的终身事业，因而既可以皓首穷经，博极群书，学际天人；也可以探赜索隐，专精孤诣，不遑其余。与此相反，国学教育无论是4年还是6年，在学制上有明确的规定，不可能在短期内读完浩如烟海的四部典籍；也不可能使诸生各自专习一经，孜孜数年方可卒业。因此，以国学研究的学术思路科范国学教育的具体操作，必然导致方向性失误，非贪博而流于泛，即求精而失于狭。由此可见，国学研究与国学教育，在时间安排与路径处理上也有很大差异。
　　专家们认为，国学教育以培养国学人才或者“读书的种子”为基本目标，具有较强的实际操作性，必须在有限的学制之内，达到一定的学术积累，完成相应的能力训练。因此，其课程设置，既要体现国学博雅平正与知行合一的传统学术特点，也要注重控源循流与取精用弘的基本知识结构，还要贯穿转识成智与融旧开新的创造性思维方式。专家们认为，黄侃、梁启超以及胡适等近代学人为青年学子开列的国学入门书目，可以给当代国学教育在教学模式与课程体系方面提供必要的参考。黄侃说：“吾国书籍之要者，不过廿余部。《十三经》而外，益以《国语》、《大戴记》为十五，言小学益以《说文》、《广韵》为十七，言史益以《史记》、《汉书》为十九，言诸子益以《荀子》、《庄子》为二十一，言文学益以《文选》、《文心雕龙》为二十三。此廿余书中，若深研而详味之，谓之专门可，谓之博学亦可，如此则不致有主伴不分之失。”当然，还应该加上一部《老子》。如果学者能在不太长的时间之内把这二十几部书读通读透，烂熟于心，既是通人之学，也是专家之学。专家们认为，作为国学奠基入门书籍，这二十四部元典既包含着“立德”做人的人生准则，也蕴藏着“立功”做事的历史经验，更蓄积着“立言”为学的基本功夫。因此，黄侃等前辈学人的经验之谈，值得当代从事国学教育的相关人士与相关机构认真借鉴。国学教育的课程设置，以及国学诸生的本硕习业，以及日后开展国学研究所必需的语言文字功夫，元典文献根基，一皆出在这二十四部书！以这二十四部书的知识体系及其价值功能作为“国学”的基本内涵，则“国学”概念在任何时间与任何场合都不会出现滥用。
　　国学的学科定位
　　关于国学的学科定位，专家们一致认为，按照当前学科门类的划分，以上述二十四部书的知识体系及其价值功能为基本内涵的国学，应该是个大的“学科门类”或者至少是个“一级学科”，它不应该隶属于当代人文学科所谓文学、历史、哲学任何一个学科分支之下。否则，与国学教育的创办初衷相悖，也与传统国学的学术理路不协。专家们认为，创办国学教育的目的，第一，是要回复中国传统的博雅通观之学，从根本上消除现行文史哲的学科壁垒，实现现有学科的真正交叉与融合。第二，是要克服抽象化、教条化的教学模式，改变“概论+通史”的课程体系，通过精读人文元典，直奔思想的活水源头。因此，无论从学理还是从教学实践来说，将国学隶属于任何一个学科，都是不合适的。
　　专家们认为，以上述二十四部书的知识体系及其价值功能为基本内涵的国学，作为一个学科，其不同于现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鲜明特点，就在于它的基元性、整全性与通贯性。它的知识体系不仅涵盖所谓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的内容，也涉及语言学、文献学、考古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教育学、心理学、宗教学、伦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关内容，还涉及到中国古代数学、物理学、化学、医药学、工程学以及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资源与环境等自然科技的某些学科门类，甚至还涉及当今学科门类所无法涵摄的经学、预测学等学术内容。也就是说，打下了上述二十四部国学元典的基础，也就是为从事这些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与知识体系，培养了从事这些相关学科研究所必需的文字阅读能力与思想关联能力。学者据此基础与能力，可依其性之所偏与兴之所致，去从事任何一个专门问题的研究。然而，按照现代教育的学科分类与课程体系所培养的“人才”，即使是文、史、哲相关学科的学生，都很难从自己所肄业的学科，能够轻松自如地走进国学元典，遑论其他文科应用专业。至于理工类的学生，就更是不得其门而入了。反之，如果有了上述二十四部书的坚实基础，由之而进入上述任意一种专门之学，则其手眼与心胸，就大不一样。道理非常简单，学术基础牢固，问题意识明确。如此本末有序，当然就不同凡响。清人张之洞所谓“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回顾民国时期之所以在现代各个学科都有杰出的学者与专门家，正是得益于这些学者本人在青少年时期皆有不同程度的国学元典诵读背景。
　　专家们认为，把国学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还只是刚刚起步，需要在学术研究与教学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地摸索与总结，“草鞋无样，边打边像”。在当前学科尚未成熟的情况下，有两种方式，不妨可作权宜之计：一是着眼于本科生培养，可以暂时不设二级学科，或者将一级学科与二级学科同名，在课程体系上仍然以元典精读为主；二是着眼于研究生培养，可以略依经、史、子、集的四部藏书分类法，但将其中附于经部的小学类独立出来与四部并列，按照张之洞《书目答问》所叙述的为学次第下设二级学科：即小学门、经学门、史学门、子学门与文学门。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与研究，形成了新的问题意识，或许也可以围绕问题意识重新考虑二级学科以至三级学科的配置。
　　与国学的学科定位及其学科建设密切相关的问题，是国学毕业生的职业特点与就业方向问题。专家们认为，国学不是一个具体的职业教育，而是整体素质与综合能力的培养，尤其是要培养人文学科薪火相传的“读书种子”。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高等教育仅仅出于直接的功利目的，一味只是考虑就业出路，以随波逐流的媚俗方式考虑专业设置，而不是以不变应万变的基础教育为主导，着眼于高素质精英人才的培养，这种舍本逐末的教育思路，难以摶聚持续发展的学殖与后劲。纵观六十余年的中国教育，文科没有出现一个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家，理科没有出现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尤其令人痛心的是，国家花费了大量的人力与财力，人民支付了无可估量的血汗代价，所得之“人才”却既不成“人”也不成“才”！这是不是教育思路出了问题，确实值得深思。由此而论，即使国学毕业生不是人人都去从事学术研究，但炼铸了磊落的君子人格，具备了高尚的精神境界，拥有了扎实的国学功底与深厚的人文底蕴，又有一定的创造性思维潜能，必然具有较强的工作与环境的适应能力，在社会文化事业中干什么都行，去哪儿都会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中国有句老话：“秀才行医，笼中抓鸡。”道理就在于此！黄侃所说的“博学”与“专门”可以兼于一身，道理也是如此！因此，以就业问题质疑国学学科的设立，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国学研究：照着讲、接着讲还是重新讲？
　　专家们认为，必须恢复与重建中国传统的话语体系与研究范式。以西方现代知识体系与概念范畴支离与曲解中国传统学术所谓“反向格义”的畸怪现象，再也不应该继续下去了。当代国学的努力方向，面临“照着讲”还是“接着讲”甚至改弦更张“重新讲”的学术选择。所谓“照着讲”，就是仍然按照当下现行的西方现代学术话语体系，继续支离与曲解中国传统学术。所谓“接着讲”，就是跟在当代新儒家后面，继续按照新儒学的学术思路，仍然以西方的知识范畴去阐释与发挥宋明理学的思想体系。但事实上，这两种发展路线，对于当代国学而言，回旋余地已大为有限。第一条路线已经将中国学术引向了歧途，大量的削足适履、生搬硬套，似是而非的伪命题、假结论，充斥学坛，亟待正本清源。第二条路线仅仅将眼光放在宋明理学，不仅堂庑稍有蹙迫，且祀享程、朱而祧毁孔、孟，也未免数典忘祖。《汉志》九流十家，儒学仅居其一，尚有道家与墨家者在。仅以儒学而论，汉唐儒学与先秦儒学既别，而宋明理学又承汉唐儒学之后，则离先秦孔孟儒学初衷，相去何啻霄壤！况且清代乾嘉诸老擿发宋儒空疏穿凿之蔽斑斑可寻，当今学者断难回护。有鉴于此，专家们认为，当代国学与其取径汉魏，规摹宋明，不如直奔先秦，在综合各家各派思想要义的基础上，吸纳其他文化传统的人文精髓，融旧开新，重建新的学术范式，则一切附会穿凿之说无须大力摧陷廓清，自必风流云散，尘埃落定。因此，着眼于民族自新，弘扬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溯始先秦，回归元典，改弦更张“重新讲”，建立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学术范式与话语体系，积极参与未来世界人文精神的重建，应该是当代国学努力的方向。（程水金 南昌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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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雪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