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辽宁名人录录

广东近代名人录之孙中山 -
广东近代名人录之孙中山
孙中山(—),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幼名帝象,学名文,字德明,号日新,后改号逸仙,旅居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中山”因而得名。广东香山(中山)人,革命家,中国国民党缔造者之一。1892年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赴檀香山成立兴中会,誓推翻清朝。1905年在日本联合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成立中国同盟会,被推为总理。 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十七省代表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40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赞扬孙氏“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尊称其为“中华民国国父”。孙文被中国国民党尊为“永远的总理”;中国共产党则称他为“革命先行者”。在中国大陆也有人称他为“现代中国之父”,而民间普遍称他为“中国国父”。孙中山的政治理论五权分立孙中山认为中国古代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不分的流弊很大,而西洋各国所实行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三权分立也不太完全;因此,提出采取西洋各国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宪法的长处,并融入中国古代考试权和监察权独立的优点,而创立了以五权分立概念为核心理念的五权宪法。行政、立法、司法、监察及考试等五权独立的五权宪法,其目的是要补救三权分立的缺点,希望借此创立五权分工合作的万能政府。这与西方国家的权立分立理论不尽相同。这套由孙中山提出的五权分立理论,形式上为《中华民国宪法》所采用,在国民大会之下设立五院,分别是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及考试院。《中华民国宪法》在民国36年(1947年)颁布后,五院成为中华民国政府的最高层级机关,并持续迄今。国民大会—任免权、通否权(通过权、否决权)、监督权、创制权、复决权。立法院—立法权、审核权、宪法起草权、任命同意权司法院—审判权、监察权、宪法解释权、行政院—行政权考试院—考核权、彻裁权、培训权监察院—监察权、弹劾权、纠正权、纠举权、审计权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主张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主张以提倡恢复中国民族固有道德,去恢复中国民族固有能力,然后结成家族,联成宗族,才能治理中国,才能恢复中国民族精神与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济弱扶倾,成一个大同之治。民权主义孙中山先生主张用人民来做皇帝,并引用汉朝末年三国演义中的阿斗与诸葛亮来形容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实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国家主权的民主政治,而防止欧美活动制度之流弊。孙中山并在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第六讲中,所提倡八德中强调“忠民”之美德,为民国强盛之基础。在此思想前提之下,孙中山主张人民必定要有直接行使之选举、罢免、手动语言转换规则中检测到错误、复决四权(政权)以支配政府,政府则有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治权)以管理国家。其核心观念强调直接民权与五权宪法之权能区分,亦即政府拥有治权服务人民,人民则拥有政权支配政府。民生主义孙文给民生主义下的定义是: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民众的生命。他在1924年发表的三民主义演讲也提过,演讲从实业革命以后生产力增长带来的众多社会问题谈起,进而阐述西欧社会主义的各种思潮、流派。并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政策确定为一是平均地权,二是节制资本。还要发展国家资本,振兴实业,第一是交通事业,第二是矿业,第三是工业。要用国家的力量振兴工业。接着,孙中山谈到吃饭问题,并强调这是民生主义的第一个问题。他认为中国人不够饭吃最大的原因是农业不进步,其次是受外国经济的压迫。在目前来说,应该赶快用政府和法律的力量解放农民,否则民生问题就没法解决。民生主义的目的在于以养民为目标,中国的粮食才能很充足。关于穿衣问题,孙中山认为人类生活的程度可分为需要、安适和奢侈三级。目前解决民生问题,是要解决需要问题,使四万万人都丰衣足食。孙中山的遗书日,孙中山弥留之际,他在三份遗嘱上签署。今日中国人常提到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出自孙中山留给国人的政治遗嘱。他当日托咐何香凝要“善视孙夫人(宋庆龄)”,“弗以其夫人无产而轻视”,何香凝回答:“先生,我亲近先生二十多年,同受甘苦,万一先生不测,我们当尽力保护夫人及先生遗族。我虽然知识能力都很薄弱,但是总算能够亲受总理三民主义的教诲,我有一分力量,必定尽力宣传。”孙中山过去一再推迟为遗嘱签字,此时在宋庆龄附助下,在三个遗嘱文件上签名。家事遗书“余国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政治遗书“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致苏联遗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产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为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纪念场所中山陵简介中山陵是中国近代伟大的政治家、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陵墓,它坐落在江苏省南京市东郊钟山东峰小茅山的南麓,西邻明孝陵,东毗灵谷寺,傍山而筑,由南往北沿中轴线逐渐升高,整个建筑群依山势而层层上升,气势宏伟。南京中山陵坐北朝南,面积共8万余平方米,其中祭堂为仿宫殿式的建筑,建有三道拱门,门楣上刻有“民族,民权,民生”横额。祭堂内放置孙中山先生大理石坐像,壁上刻有孙中山先生手书《建国大纲》全文。中山陵主要建筑有:牌坊、墓道、陵门、碑亭、祭堂和墓室等。从空中往下看,中山陵像一座平卧在绿绒毯上的“自由钟”。30多年来,中山陵园不断整修拓新,整个园林面积达3000多公顷。陵墓景色优美,建筑壮丽雄伟。孙中山先生虽然与世长辞,但是他浩气长存,永远为世人所敬仰。中山陵的建筑风格中西合璧,钟山的雄伟形势与各个牌坊、陵门、碑亭、祭堂和墓室,通过大片绿地和宽广的通天台阶,连成一个大的整体,显得十分庄严雄伟,所以被誉为“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第一陵”。中山纪念堂简介广州中山纪念堂是全国及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广州人民和海外华侨为了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而筹资兴建的纪念性建筑物,由我国著名建筑师吕彦直先生设计,1929年动工,1931完成。这座富丽堂皇的八角形建筑,外形庄严宏伟,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钢架和钢筋混凝土混合结构,跨度达71米的建筑空间内不设一柱,气势恢宏。纪念堂及庭园用地面积为62000平方米,主体建筑面积6600平房米,高52米,舞台口宽15米,深20米,座位3238个。广州中山纪念堂是广州最具标性的建筑物之一,大型集会和演出的重要场所。它见证了广州的许多历史大事:1936年,广州市各界人士在此举行禁烟大游行;1945年9月,驻广州地区的日本侵略军在这里签字投降解放后,每年各种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活动、省市的重要集会和文艺演出都在这里举行。 解放前夕,纪念堂因年久失修,已严重损坏。解放后,人民政府从五十年代初开始至1988年曾七次拨出专款对各项设施进行修葺和完善。1998年再次拨款6000万元,对纪念堂进行一次全面的综合性大维修,堂前中山塑像改用铜材铸造,对广场、环境亦作了进一步的美化,从80年代初向游人开放以来,它更是成了广州主要的游览胜地,成为中外人士喜爱的参观游览胜地。上海宋庆龄故居孙中山夫人宋庆龄长期生活的地方和从事国务活动的重要场所。主楼建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1948年国民政府将此宅院拨归宋庆龄居住。1981年宋庆龄在北京去世后,这里作为她在上海的故居对外开放,供后人瞻仰。2001年经国务院批准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父纪念馆位于台北市文第士街,环球酒店侧,是一幢回教色彩的建筑物。孙中山先生于1918年出资兴建此寓所,作为其家人的住所,其后再加修建。至1932年,国父之子哲生奉养母亲慕贞女士于此。之后慕贞女士仙逝,故居才于1958年易名为“国父纪念馆”。国父纪念馆保持原貌,馆内陈设均为孙先生在广州任大元帅时所用的文物家具及在澳门行医时所用的物品。馆侧是孙先生生前喜欢坐立的花园,现矗立着一尊国父的全身铜像及“天下为公”四个大字,以供游人瞻仰。中山陵孙中山碑之铭并序南京中山陵孙中山碑之铭并序嗟乎!天地之间,物各有本,百川汇海,流各有源,华夏兴起于炎黄,礼仪鼎盛自孔孟,此为邦国万代之统绪也。昔在夏商,汤武革命,所以穷宇宙通变之理,顺造化日新之德,此为吾族革命之所宗也。慨自有清昏季,强寇侵凌,奸贪当道,悍妇用命,而亿万斯民,沦于水火之中,中华神器,遂有累卵之危也。当是时,列强入室,议欲瓜分,亡国灭种,命在旦夕,四万万同胞遭劫于人寰,五千年列祖同哭于天上。所以致此者,实乃满清专制奴役政府之腐败无能及有背世界民主潮流也。以故孙先生文,首倡国民革命,而竟殚精竭虑,穷毕生之力,解生民之倒悬,救民族以复生,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微孙文,中华其亡矣夫!故世尊其为中华国父也。孙文者字载之,号逸仙,人称中山先生者也。籍隶广东,生于清季同治五年,公元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幼读儒书,而有济世安民之志也。后求学夏威夷及广州香港,获授医学博士,行医有年,博爱居仁。一八九四年,赴天津上书李鸿章不果,遂于是年十一月创立兴中会,倡导革命。一八九五年,策划广州起义,事败后亡命日美。旋于一八九六年十月,蒙难英国伦敦,因籍友人之力,虎口脱险。一九零五年,乃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诸志士,于日本东京创立中国同盟会,就总理职。同年发表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嗣后即以此三民主义为革命纲领,督率同志,屡兴义兵,及遭丧师败绩者,曾不下数十百次,而革命斗志,终未稍减也。盖先生旗帜所指,应者纷起,壮士喋血,前仆后继,虽百折而终不回,实愈挫而愈奋起也。于是满人恐怖,悬赏缉拿,谓为巨寇,而天下志士咸目之为领袖也。一九一一年,华历辛亥年,十月十日,武昌同志,因组织暴露,突发起义,不数日而各省响应,革命同志相率举兵。至十一月,凡起义功成,而脱离清庭者,达十数行省。以是故,满清政权,顷刻瓦解,而中华民国,遂底于成也。时先生仍奔走海外,及武昌功成,乃归国于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就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职,改元正朔,定都南京。盖武昌起义,虽非先生计划中事,而卒能一举成就,覆亡清庭者,实乃先生多年运动革命之功也。且夫辛亥革命,不惟覆亡满清一朝之专制政体,即五千年来之君主独裁,亦从此而烟消云散也。故中华复兴,甫开新路,民族再生,实赖斯功。故谓大哉孙文!不可称量也。厥后民国蒙尘,禹域多难,袁逆窃位,洪宪称帝,府院相争,张勋复辟,军阀割据,战端迭起,此皆数十年间之变故也。而先生始则起讨袁义师,二次革命,继则掀护国之战,讨逆之役。民国六年,立护法军政府,就大元帅职,以兴护法运动。九年重建军政府,就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职,督师北伐,二次护法,于救国责任,终不放弃也。其间,同盟会于民国元年改组为国民党,三年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八年复改称国民党,党故详情,不可尽述,而同志相离及挚肘者,亦难尽述矣。逮十一年六月,陈炯明拥兵叛变,致革命再败,而先生之救国决心,犹不动摇。十二年二月,先生复回师驱陈,重回广州。十三年一月,乃于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党部,重释主义,底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也。是年五月,更创黄埔军校,以奠国民革命军之基础。九月发表北伐宣言,而期以北伐,统一全国,完成革命救国之夙志。及十一月,冯玉祥北京兵变,电邀先生,共商国是,而先生视以为和平救国之一大机会也,于是慨然应诺,克期北上。然不意甫到北京,即抱病入北京协和医院治疗。呜呼!先生一生奔走于江河湖海之间,履夷涉险者不计其数,只知有国,不知有家,出生入死,身冒矢石,一败再败,一战再战,而终能推翻帝制,奠定国民革命成功之基者,人咸以其为不馁不退不死之人也。且夫其四十年间与革命同志相别者亦数矣,而皆能不期再遇,共赴国难。谁意其北京一病,竟至陨殁,广州一去,竟成永诀者也。呜呼哀哉!孙先生文,以不治之症,于民国十四年,公元一千九百二十五年三月十二日,病逝北京协和医院也。先生亨年五十九岁,革命奋斗凡四十年,于革命方略,国家建设等,多有著述。所遗三民主义,为中国民主革命暨社会进步之总纲。其人格可昭日月,功业可彪炳于千秋也。先生之死,使国家顿失脊梁,使革命顿失指导,万姓失怙,从此飘摇。草木挟悲风以哀号,天地共凄雨而涕下,举国伤痛,山河失色,四海内外,普天之下,凡我华人,无一不掩泪而泣者也。已矣乎!蛰虫始振,先生既殁,孤厝北国,栖灵北京西山碧云寺,及北伐胜利,始于民国十八年,奉安南京紫金山麓也。伏以公元二千零一年,先生奉安已逾七十二年。而先生梦寐以求之国家统一,犹未完成。中华复兴,尚在奋斗。所可幸者,炎黄子孙,正磨砺以跻身世界之先进,推心以图谋中华为一家。飙风斯举,景云重集,惟所冀者,合两岸而告于先生,携百族以庄严陵寝。万代千龄,永传祚祀,而乃碑记芳烈,以作铭云:天地大矣,日月明矣,河洛启圣,九州诞灵开辟以来,几度蒙尘,有清无道,洋胡逞凶天遣孙文,以振吾民,三民主义,以为纲领倡导革命,覆彼有清,反对帝国,民族平等凡我民众,一视同仁,乃均地权,节制资本总理旗帜,我华复兴,方向既明,而以身陨后来同志,以底于成,草随风舞,电歌雷行百物冠带,以颂其勋,星陨北国,奉葬金陵址在南京,卧虎藏龙,穆穆中山,瞻想慈容念彼功业,当以涕零,国家统一,志犹未竟谁或奋起,捷克此功,汉天当笑,奠此高陵江渚一镜,风激千声,遗烈永嗣,德侔千龄广东省历史名人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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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儿弱主到和硕睿亲王满洲第一英雄美男 ——多尔衮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第十四子,明万历四十年(1612)十月二十五日降生在赫图阿拉,生母阿巴亥,姓乌拉纳喇氏。这时,努尔哈赤已不再是地位低微的小部落头领,而是统一了女真各部的“聪睿恭敬汗”,并且正在进一步发展统一事业,为建立清朝奠定基础。当多尔衮诞生未满百日,努尔哈赤就率大军进攻乌拉,最终灭亡了其妻阿巴亥的母国,多尔衮母子面临着被打入冷宫的危险。但是,由于努尔哈赤优待降顺者的政策,以及阿巴亥富于心计,善为周旋,使他们母子安然度过难关,随着时间的流逝,多尔衮也步入了台吉的行列。 公元1616 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国,年号天命,两年后以“七大恨”告天,发动了对明朝的进攻,揭开了明清战争的序幕。在对明战争节节胜利中,后金内部的矛盾斗争也不断发生。天命五年(1620)九月,努尔哈赤宣布废黜大贝勒代善的太子名位,而“立阿敏台吉、莽古尔泰台吉、皇太极、德格类、岳讬、济尔哈朗、阿济格阿哥、多铎、多尔衮为和硕额真”,共议国政①。 也就是说,从此时起,多尔衮以八龄幼童跻身于参预国政的和硕额真行列。 这样一个改变后金政治格局的重大行动,是从当年三月努尔哈赤体弃滚代皇后富察氏开始的。当时虽然给大福晋富察氏头上加了四条罪状,但是都缺乏足够的根据,例如四大罪之一,便是代善与富察氏关系暧昧②,实际上,是有人对他们进行陷害。 富察氏被休弃之后,取代她作为大福晋的正是多尔衮之母阿巴亥。这样,努尔哈赤爱屋及乌,多尔衮及其兄弟阿济格、多铎地位上升便在情理之中了。 此外,代善由于处处计较而失去乃父的欢心,又听信后妻的谗言而虐待已子硕讬,这就为觊觎其地位的人们带来了反对他的口实,造成了前面所说的其“太子”地位的被黜。这样,在努尔哈赤共治国政的制度下,多尔衮兄弟便第一次成为均衡力量的鼎足之一。 多尔衮此时还不是旗主贝勒,而仅与其弟多铎各领十五牛录,他毕竟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政治地位不如阿济格,甚至不如多铎。在天命年间许多重大活动中,都不见多尔衮的踪影。天命元年(1616)正月初一的朝贺典礼中,可以亲自叩拜努尔哈赤的宗室显贵中,阿济格与多铎分列第六、第七位,而多尔衮则不允许参与其中③。尽管如此,除四大贝勒和乃兄乃弟之外,多尔衮是领有牛录最多的主子,超过了德格类、济尔哈朗、阿巴泰等人,在当时来说,也算是颇有实力的一位台吉了。 但是,好景不长。努尔哈赤在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十一日去世,临终前曾召见爱妻乌拉氏阿巴亥,似乎要授以遗命。但众贝勒早就担心多尔衮三兄弟力量迅速壮大,便在拥戴皇太极继位为汗之后九个时辰,迫令阿巴亥自尽殉夫,声称是太祖的“遗命”。这时候,多尔衮三兄弟的处境最为艰难,他们既失去了政治依靠,又面临着兄弟们对其所领旗分的攘夺,谁知道今后又会有什么灾祸降临? 皇太极继位之后,虽未向他们开刀,但也通过三份效忠的誓词把他们的地位贬低很多,特别是皇太极在后来一系列加强皇权的行动中,更是都处压制他们的两白旗势力。连代善、阿敏和莽古尔泰三大贝勒都处处受挤,多尔衮兄弟又怎能幸免。但是,皇太极知道,若要削弱最威胁皇权的三大贝勒的权力,自己的实力还不够,还必须拉拢和扶植一些跟他无甚利害冲突的兄弟子侄,其中就有多尔衮。天聪二年(1628)三月,皇太极废黜了恃勇傲物的阿济格之旗主,以多尔衮继任固山贝勒①。这时候,多尔衮刚满十五岁。 少年多尔衮在夹缝中求生存,开始显示出他善于韬晦的过人聪明。他一方面紧跟皇太极,博取他的欢心和信任,而绝不显示自己的勃勃野心;另一方面则在战场上显示出超人的勇气和才智,不断建树新的战功。天聪二年(1628)二月,他初次随皇太极出征蒙古察哈尔多罗特部,立下战功,皇太极赐予“墨尔根岱青”的称号,赞他“既勇且智”①。半个月后,他就继任了固山贝勒。多尔衮少年得志,为他将来的进取开始奠定基础。 天聪三年(1629),皇太极率军攻明,多尔衮在汉儿庄、遵化、北京广渠门诸役中奋勇当先,斩获甚众,一年半后,他又参加了大凌河之役,攻克坚城的功劳也有他一份。天聪八年(1634),皇太极再度攻明,多尔衮三兄弟入龙门口,在山西掳掠,结果“宣大地方,禾稼践伤无余,各处屋舍尽焚,取台堡、杀人民更多⋯⋯俘获生畜无数”②。 当然,使他名声大振的是征服朝鲜和攻击蒙古察哈尔部之役。朝鲜和察哈尔被皇太极视为明朝的左膀右臂,是后金攻明的后顾之忧。天聪六年皇太极虽大败察哈尔部,林丹汗走死青海大草滩,但其残部仍散布在长城内外,于是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便命多尔衮率军肃清残敌。结果他首遇林丹汗之妻囊囊太后及琐诺木台吉来降,又趁大雾包围林丹汗之子额哲所部,使人劝其归顺,双方盟誓而回。这一次出征,多尔衮不费一刀一枪,出色地完成了皇太极的使命。更具重大意义的是,多尔衮从苏泰太后(林丹汗之妻)那儿得到了遗失二百余年的元朝传国玉玺,其玺“交龙为纽,光气焕烂”,后金得之,使皇太极获得称帝根据及招揽人心的工具。果然,皇太极闻讯大喜,亲率王公大臣及众福晋等出沈阳迎接凯旋之师,对多尔衮等亦大加褒奖。 皇太极亲征朝鲜,多尔衮也在行伍之中。他率军进攻朝鲜王子、王妃及众大臣所居之江华岛,一方面竭力劝降,一方面“戢其军兵,无得杀戮”。对投降的朝鲜国王“嫔宫以下,颇极礼待”①。这使朝鲜君臣放弃继续抵抗,减少了双方的杀戮。 这两役之后,战局顿时改观,皇太极除去了后顾之忧,便可全力对付明朝。他在天聪十年(1636)改国号为清,年号崇德,南面称帝,与明朝已处在对等地位。多尔衮在这两大战役中所立的战功,也使他的地位继续上升。 正月初一新年庆贺大典时,多尔衮首率诸贝勒向皇太极行礼,这与十二年前的情形相比,可谓天壤之别。当年四月皇太极称帝,论功行封,多尔衮被封为和硕睿亲王,已列六王之第三位,其时年仅二十四岁。 在此之后,多尔衮几次率师攻明,均获辉煌战绩。崇德三年(1638)他被授予“奉命大将军”,统率大军破墙子岭而入,于巨鹿大败明军,明统帅卢象升战死。然后兵分两路,攻打山东、山西,多尔衮所部共取城三十六座,降六座,败敌十七阵,俘获人畜二十五万七千多,还活捉明朝一亲王、一郡王,杀五郡王等,给明朝以沉重打击。班师之后,多尔衮得到了马五匹、银二万两的赏赐②。崇德五年到六年,多尔衮又作为松锦决战的主将之一走上战场。起初,他由于违背皇太极的部署,私遣军士探家而遭到急于破城的皇太极的责罚③,但他仍以郡王的身份继续留在军中,一方面屡次上奏提出作战方略④,一方面率领四旗的护军在锦州到塔山的大路上截杀,并在攻破松山后率军围困锦州,迫使明守将祖大寿率部至多尔衮军前投降。松锦之战后,明朝关外只剩下宁远孤城,清军入关已是时间问题。 多尔衮并不是一介武夫,这点连皇太极也看得很清楚,因此,在更定官制时,便把六部之首的吏部交给他统摄。根据他的举荐,皇太极将希福、范文程、鲍承先、刚林等文臣分别升迁,利用他们的才智治国①。根据他的建议,皇太极又对政府机构作了重大改革,确定了八衙官制②。此外,文臣武将的袭承升降、甚至管理各部的王公贵胄也要经他之手任命③。在统辖六部的过程中,多尔衮锻炼了自己的行政管理能力,为他后来的摄政准备了条件。 更需注意的是,多尔衮一直秉承其兄皇太极意旨,对加强中央集权发挥了重大作用。崇德元年和二年,皇太极两度打击岳讬,意在压制其父代善正红旗的势力,多尔衮等人揣摸帝意,故意加重议罪④。崇德三年遣人捉拿叛逃之新满洲,代善略有不平,便被多尔衮抓住大做文章,上报皇太极,欲加罪罚⑤。这些举动,正合皇太极心意,他一方面对忠君的兄弟表示赞赏,另一方面又减轻被议者的处罚,以冀感恩于他。通过这一打一拉,来稳固自己的独尊地位。 但是,皇太极并没有料到,多尔衮正利用皇帝的信任,逐渐削弱昔日曾打击他与母亲之人的势力,等待时机,觊觎权柄。 立幼帝大战山海关不久,这个时机终于来到了。崇德八年(1643)八月九日亥时,皇太极“暴逝”于沈阳清宁宫。由于他的突然死去,未对身后之事作任何安排,所以王公大臣在哀痛背后,正迅速酝酿一场激烈的皇位争夺战。 这时候,代善的两红旗势力已经遭到削弱,他本人年过花甲,早已不问朝政。其诸子中最有才干的岳讬和萨哈廉年轻时已过世,剩下硕讬也不为代善所喜,满达海初露头角,还没有什么发言权。第三代的阿达礼和旗主罗洛浑颇不甘为人后,但崇德年间却屡遭皇太极压抑。由此看来,两红旗老的老,小的小,已丧失竞争优势。但以代善的资历、两个红旗的实力,其态度所向却能左右事态的发展。皇太极生前集权的种种努力和满族社会日益的封建化,自然也使皇太极长子豪格参加到竞争中来。从利害关系而论,两黄旗大臣都希望由皇子继位,以继续保持两旗的优越地位。他们认为,豪格军功多,才能较高,天聪六年已晋升为和硕贝勒,崇德元年晋肃亲王,掌户部事,与几位叔辈平起平坐。皇太极在世时,为加强中央集权,大大削弱了各旗的势力,但同时又保持着一定实力,又把正蓝旗夺到自己手中,合三旗的实力远远强于其他旗。因此,这三旗的代表人物必然要拥戴豪格继位。另一个竞争者便是多尔衮。他的文武才能自不必说,身后两白旗和勇猛善战的两个兄弟则是坚强的后盾,而且,正红旗、正蓝旗和正黄旗中也有部分宗室暗中支持他,就更使他如虎添翼。还有一个人也不容忽视,他就是镶蓝旗主济尔哈朗。 虽然他不大可能参与竞争,但他的向背却对其他各派系有重大影响,无论他倾向哪一方,都会使力量的天平发生倾斜。 平心而论,皇太极遗留下的空位,只有三个人具备继承的资格:代善、豪格、多尔衮。但实际上竞争最激烈的是后两人。就这两人来说,豪格居长子地位,实力略强,这不仅因为他据有三旗,而且由于代善和济尔哈朗已经感到多尔衮的咄咄逼人,从而准备投豪格的票了。 果然,皇太极死后不久,双方就开始积极活动,进而由幕后转为公开。 两黄旗大臣图尔格、索尼、图赖、锡翰等议立豪格,密谋良久,并找到济尔哈朗,谋求他的支持①。而两白旗的阿济格和多铎也找到多尔衮,表示支持他即位,并告诉他不用害怕两黄旗大臣②。双方活动频繁,气氛日益紧张,首先提出立豪格的图尔格下令其亲兵弓上弦、刀出鞘,护住家门,以防万一③。 是年八月十四日,诸王大臣在崇政殿集会,讨论皇位继承问题。这个问题是否能和平解决,直接关系到八旗的安危和清皇朝的未来。两黄旗大臣已经迫不及待,他们一方面派人剑拔弩张,包围了崇政殿;另一方面手扶剑柄,闯入大殿,率先倡言立皇子,但被多尔衮以不合规矩喝退。这时,阿济格和多铎接着出来劝多尔衮即位,但多尔衮观察形势,没有立即答应。多铎转而又提代善为候选人,代善则以“年老体衰”为由力辞,既提出多尔衮,又提出豪格,意见模棱两可。豪格见自己不能顺利被通过,便以退席相威胁。两黄旗大臣也纷纷离座,按剑向前,表示:“如若不立皇帝之子,我们宁可死,从先帝于地下!”代善见有火并之势,连忙退出,阿济格也随他而去。多尔衮见此情形,感到立自己为帝已不可能,迅速提出他的意见,主张立皇太极幼子福临为帝,他自己和济尔哈朗为左右辅政,待其年长后归政。这一建议,大出众人所料。立了皇子,两黄旗大臣的嘴就被堵上了,豪格心中不快,却又说不出口。多尔衮以退为进,自己让了一步,但作为辅政王,也是实际掌权者。济尔哈朗没想到自己也沾了光,当然不会反对。代善只求大局安稳,个人本无争位之念,对此方案也不表示异议。这样,这个妥协方案就为各方所接受了,但由此而形成的新的政治格局却对今后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政局起着巨大影响。① 多尔衮之所以选中福临为帝,曾被某些骚人墨客扯到他与其母庄妃的“风流韵事”上。实际上,多尔衮之所以选中福临,一是由于他年甫六龄,易于控制,而排除了豪格,因而也排除了叶布舒、硕塞诸皇子;二是由于其母永福宫庄妃深得皇太极之宠,地位较高,选其子为帝更易为诸大臣所接受,甚至可以说是符合先帝的心愿。当然,麟趾宫贵妃的名号虽高于庄妃,但她的实际地位并不高,所以她才两岁的幼子博穆博果尔也不可能被选中。同时,辅政王的人选也代表了各方势力的均衡。既然黄、白二旗是主要竞争对手,福临即位便已代表了两黄和正蓝旗的利益,多尔衮出任辅政则是必然之事。 但他一人上台恐怕也得不到对手的同意,所以便拉上济尔哈朗。在对方看来,这是抑制多尔衮的中间派,在多尔衮想来,此人又比较好对付。而对下层臣民而言,多尔衮和济尔哈朗是皇太极晚年最信任、最重用的人,许多政务都由他们二人带头处理,所以对他们出任摄政也并不感意外。 就这样,多尔衮妥善地处理了十分棘手的皇位争夺问题,自己也向权力的顶峰迈进了一步。随后,统治集团处理了反对这种新格局的艾度礼、硕讬、阿达礼、豪格及其下属,稳固了新的统治。多尔衮的这一方案,在客观上避免了八旗内乱,保存了实力,维护了上层统治集团的基本一致。当然,他这一提案,是自己争夺皇位不易得逞之后才提出来的,是在两黄旗大臣“佩剑向前”的逼人形势下提出的中策或下策,而并非是他一开始就高瞻远瞩、具有极广阔的胸襟。 就在八旗贵族因为内部矛盾争吵不休的时候,明朝后院起火。这年十一月,李自成农民军攻破潼关,占领了西安,然后分兵攻打汉中、榆林、甘肃,在年底以前已据有西北全境,以及河南中、西部和湖广的数十府县。另一支农民军在张献忠率领下,转战湘赣鄂数省,亦给明廷以重创。而在关外,多尔衮一待政权稳固,并于九月派济尔哈朗和阿济格等率军出征,攻克明朝关外据点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割断宁远与山海关的联系。明朝内外交困,已经无力抵御。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李自成农民军和清军一南一北,都距明朝政治中心北京数百里之遥,究竟谁能逐鹿得手呢? 公元1644 年春,历史的天平开始向农民军倾斜。三月中,农民军便包围了北京城。多尔衮虽然试图与农民军协同作战,但并没有什么结果,直到明朝崇祯帝急诏宁远守将吴三桂回师勤王,才知道一块肥肉已落入他人之口。 但是,历史的偶然性使吴三桂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他在山海关首先接受了李自成的招降,由唐通接管了山海关,然后率兵朝见李自成。但他走到玉田时,得知自己的私人利益遭到损害,便“翻然复走山海关”,击走唐通,背叛了李自成①。至此,历史的天平又开始向清方偏倒。 这时候,清廷已经意识到实现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遗志的时机到了。四月初四日,即吴三桂刚刚叛归山海关之时,内院大学士范文程上书多尔衮,认为“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是我非与明朝争,实与流寇争也”。主张立即出兵进取中原。他提出,“战必胜,攻必取,贼不如我;顺民心,招百姓,我不如贼”,因此要一改以往的屠戮抢掠政策,“严禁军卒,秋毫无犯”②。即不仅在战略上改变得城不守之策,要入主中原,在战术上也要招揽民心。 多尔衮接受了范文程的建议,并在得到北京为农民军攻破的确报之后,“急聚兵马而行”,与农民军争夺天下! 四月初十日,“吴三桂移檄至京,近京一路尽传”③。李自成此时方知事态的严重,于十三日亲率部队往山海关讨吴,但仍带有招降他的侥幸心理,行军速度亦颇迟缓,十九日前后才兵临关城之下。在此期间,吴三桂已派出使者向清军求援,使者于十五日便见到了多尔衮,向他递交了吴三桂的信函,表示如清兵支援,则“将裂土以酬”④。还不是投降的意思。多尔衮知道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但他非常谨慎,一方面召集大臣谋士们商议,一方面派人回沈阳调兵,再一方面故意延缓进军速度,逼迫吴三桂以降清的条件就范①。由于事态紧急,吴三桂只得答应多尔衮的要求,清清军尽快入关,因为二十一日清军还距关十里,而关内炮声隆隆,喊杀阵阵,农民军已经开始攻城了。 多尔衮非常了解吴三桂的窘境,因此长时间地作壁上观,在李自成即将攻下东西罗城和北翼城,吴三桂几次派人又亲自杀出重围向他求救的情况下,估计双方实力已大损,这才发兵进入山海关。在与农民军的决战中,他又使吴军首先上阵,在双方精疲力竭之际再令八旗军冲击,结果农民军战败,迅速退回北京。可以说,在山海关以西发生的这次著名战役前后,多尔衮充分利用了汉族内部的阶级矛盾,挟制了吴三桂,使他不得不充当清军入主中原的马前卒。 山海关战役后,李自成慌忙退出北京,撤到山陕一带休整力量,以图再举。多尔衮则乘胜占领了北京,接受明朝遗老们的拥戴。从此,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九洲干戈开国定制在不到一年里,多尔衮为清朝立下了两件大功:一是拥戴福临,巩固了新的统治秩序;二是山海关之战中运筹帷幄,击败了农民军,占领了北京城,开启了清皇朝入主中原的历史一页。特别是他占领北京之后,严禁抢掠,停止剃发,为明崇祯帝朱由检发丧,博得了汉族士绅的好感,然后迎请顺治小皇帝赴京登基,很快稳定了占领区内的形势。这些功绩,在顺治元年开国大典上均得到表彰,不仅给他树碑立传,还赐他大量金银牲畜和衣物,并封他为叔父摄政王,确立了他不同于其他任何王公贵族的显赫地位。 李自成退入山陕之后,原明朝降官降将纷纷反水,但他在顺治元年(1644)六月仍积极准备反攻,坐镇平阳(今山西临汾),分兵三路北伐①。另一支农民军在张献忠率领下已建大西国于成都,统一了全川,而多尔衮对此尚不了解②。其他小规模的农民军则更是活动频繁,使近畿地区常常飞章告急。除此之外,残明势力已于五月中拥戴福王朱由崧为帝,定都于南京,改年号为弘光。虽然其政权君昏臣暗,但毕竟尚拥有中国南部的半壁富庶江山,兵多粮足,构成清朝统一中国的障碍。 在这种情况下,多尔衮的战略是:对农民军的主要力量坚决消灭,其中对地方小股起义、“土贼”则剿抚并用;而对南明政权则是“先礼后兵”。在此方针领导下,多尔衮先后派叶臣、石廷柱、巴哈纳、马国柱、吴惟华等进攻山西,十月攻陷太原,进而包围陕西。同时,多尔衮派出大量降清的明官对南明君臣招抚,并写信给南明阁臣史可法,提出“削号归藩,永绥福禄”③。在南明派出左懋第使团来北京谈判过程中,他将其软禁起来,并不给予明确的答复。此时,清军已于九月占领山东,十月进据苏北,与史可法的军队沿河相峙。在这种形势下,多尔衮认为全面进攻农民军和南明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于十月先后命阿济格和多铎率军出征,向农民军和南明福王政权发起了战略总攻。①就当时双方力量对比而言,多尔衮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由于他双管齐下,本来不多的兵力却分兵作战,兵分则势弱,容易被分别吃掉;况且此举很容易引起汉民族的同仇敌忾,使他们暂释前嫌,有可能携手作战。就在这年十月,大顺农民军二万余人进攻河南怀庆,获得大胜。败报传来,给多尔衮猛然敲了警钟。他立即令多铎暂停南下,由山东入河南,与北面的阿济格军对陕西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历史的偶然性再一次救了多尔衮,使他得以在战略上改变两个拳头打人的方针,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②。很快,多铎于十二月底破潼关,李自成放弃西安转移。多尔衮下令由阿济格追击农民军余部,而多铎则继续南下。至顺治二年(1645)二月,农民军连战失利,五月,李自成牺牲于湖北通山之九宫山。这时多铎军已克扬州,史可法殉难。 接着,清军渡长江,南京不战而克,朱由崧被俘,弘光政权灭亡。 这一连串的胜利不禁使多尔衮喜出望外,他以为天下就此平定,江山已归一统。五月底,他已对大学士们表示要重行剃发之制,六月初,正式向全国发布剃发令③。这好像是一根导火索,一下点燃了各地的抗清烽火。本来清军南下就打破了南明官绅“联清抗闯”的迷梦,鲁王政权、唐王政权已纷纷建立起来,这一下则更激化了民族矛盾,使各阶级各阶层的汉族人民纷纷起来抗争,其愤怒的情绪,如火山爆发,正如一首诗写道:“满洲衣帽满洲头,满面威风满面羞。满眼干戈满眼泪,满腔忠愤满腔愁。”①鲁王朱以海政权曾在十月给清军以重创,被时人评论为“真三十年来未有之事”②。唐王朱聿键政权也颇想有所作为,在仙霞岭一线设防备战③,但终因这两个政权的腐朽,内讧不断,而被清军各个击破。 抗清力量的主体是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的余部和自发起义的广大人民。大顺农民军余部李过、高一功、郝摇旗等与南明何腾蛟、堵胤锡部联合抗清,在湖南等地连获大捷。张献忠牺牲后,大西农民军在李定国等人率领下,与永历政权联合,也接连掀起抗清高潮。其他如山东揄园军、山西吕梁山义军等亦在北方暴动,搞得多尔衮防不胜防。根据《清世祖实录》的不完全统计,从顺治二年七月起到五年七月止的三年中,关于反清斗争及清兵攻击农民军的记录就达一百二十条左右,而官书未载的小规模斗争更是不计其数。此外,还有明降将金声桓、李成栋、姜镶等人各怀着不同的目的在江西、广东和山西宣告反清,也使多尔衮一时手忙脚乱。虽然各地起义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先后为清军镇压下去,但直到多尔衮离开人世,他也没能看到一个他所希望的“太平”天下。尽管多尔衮在战争中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但由于他制定的某些政策失当,而引起连年战乱,并招致政治、经济等一系列社会恶果。 在进行统一战争的同时,多尔衮也开动了整个国家机器,力图使其正常运转。在政治体制上,他无法完全采用在关外时期的一套来治理如今这样庞大的国家,而是接受了明皇朝的现成制度,并且任用所有明朝的叛将降臣,因而十分得心应手。在中央机构中,仍以六部为最重要的国家权力机关,尚书皆由满人担任,但王贝勒亲理部事的制度却在入关前夕废除掉了①。到顺治五年,多尔衮于六部实行满汉分任制度,命陈名夏、谢启光等六汉人侍郎任汉尚书,但其地位要低于满尚书,金之俊对此曾表示不胜感慨,更不胜恐惧②。 多尔衮力图表现得比较开明,因此除原有的都察院之外,六科十三道也保留了下来,并一再鼓励官员犯颜直谏。总的来说,中央机构中虽承明制,但也保留了某些满族特有的制度。除满官权重这一点外,还引进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理藩院等机构,其内院的权力比起明代的内阁要小得多,并对原明臣试图增大内院权力的努力加以压抑③。地方机构不同一些,由于新朝急需用人,所以普遍任用了降清的汉官。如多铎克南京后,把南下途中招降的明将吏三百七十二人分别任命各级职务。洪承畴总督江南军务后,也一次推荐旧官一百四十九名,这些都得到多尔衮的批准。多尔衮把明朝遗留下来的国家机器全盘继承下来,乃是为适应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施行的明智之举,但急于补缺,宽于任人,难免把明皇朝的弊习带到新皇朝来。 对于吏治,可以说多尔衮是加意整饬的。明代胥吏之弊遗留入清,他曾批示:“衙役害民,从来积弊。⋯⋯如果有巨奸,即加重治,严禁重蹈明朝故辙。”④如,发现吏部中有四名小吏,为害甚多,他批示道:“三法司严审追拟,毋得徇纵。”府、州、县守一级,贪劣者亦不乏其人。如牛金星之子牛铨,降清后任黄州知府,他在任上贪污受贿,被人举劾。多尔衮批道:“牛铨著革了职,并本内有名人员,该督抚按提问具奏,该部知道。”①最贪酷的大员当属福建巡按周世科,其为非作歹,令人发指。被人参劾之后,多尔衮批示革职,并令督抚按审问定罪,最后将其就地斩首②。此外,他还十分重视传统的京察大计,对各级官员严格考核。顺治七年正月,大计全国官员,对谢允复等八百一十六名官员分别加以革职、降调、致仕③。 除整顿旧官之外,多尔衮还注意选用新人。他自称:“别的聪明我不能,这知人一事,我也颇用功夫。”④所以自入北京伊始,便多次下诏各地征聘“山泽遗贤”。此外,在顺治元年十月的登极诏书中,还规定了重开科举的制度,并于顺治三年、四年、六年举行了三次会试,共取进士一千一百人。首科之中,出了四位大学士、八位尚书、十五位侍郎、三位督抚,还有都察院副都御史、通政司使、大理寺卿、内院学士等六位高官,如傅以渐、魏裔介、魏象枢、李霨、冯溥等均出自是科⑤。其他人也都充实到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机构中,成为新朝统治的骨干力量。 由于明末清初动乱不安,社会经济十分凋敝,而要想使社会安定,非恢复和发展经济不可。清军入关甫一月,汉官宋权便提出:“尽裁加派弊政以苏民生”。多尔衮便批示道:“征输须循旧额,加派弊政速宜停止。”①十天后便发布“大清国摄政王令旨”,向全国人民宣布取消明末加派。但从主观上说,清政府按万历年间则例征派赋税,免除了天启、崇祯时期的加派,而万历末年加派之辽饷通共五百二十万两照征如故;从客观上说,由于连年战争,经济支出庞大,所以一些“杂费”的征派逐年增加。顺治七年十一月,多尔衮出猎古北口外。行猎时坠马跌伤,医治不得要领
能上网的话学会用百度、Google,不要事事问人而且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很难说谁对谁错,可以看完别人的看法后结合史实得出自己的结论^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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