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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坚持做对了的事情
　　中国究竟做对了什么，得以成就现在的经济辉煌？这是一个价值千金的问题。多年来中外学者对此一直在孜孜探求答案，各种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其中，周其仁的分析无疑具有独到的价值。
　　2008年夏，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之邀，周其仁赴芝加哥大学参加“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科斯指定给他的会议论文――中文名称是“中国做对了什么”――便是用以总结中国改革30年成功最为重要的经验。
　　周其仁是承担此任的上佳人选。自上世纪80年代初进入社科院农村研究所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从事农村发展调研起，无论是作为早期的决策参与者和推动者，还是后来的研究者，他始终没有脱离对中国经济的细致观察和分析，并笔耕不辍。对于这个问题，他早已成竹在胸。
　　诚然，如作者所说，一篇论文难以全面回答这个宏大的问题。这篇论文，以及他在此前后所写的评论文章，集结成《中国做对了什么》一书，其实都在回答这个问题。事实上，作者对于中国经济运行的调查与认识――其中大部分成果都发表在各大媒体的专栏上，并已集结成册，都可以构成回答这个问题的要素。从《数网竞争》算起，这已经是第七本书了。“回望改革，面对未来”这八个字，这一系列研究成果可以当之无愧。
　　数十年如一日地深入实地调查，周其仁对中国的情况已了如指掌，但从了解到理论高度的升华，得益于系统的新制度经济学训练。
　　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另一个重量级人物张五常，在其学术事业如日中天之际，回到香港大学任经济学院院长。当时同行们纷纷表示不解，只有科斯坚决支持。科斯认为，张五常的制度分析本领，对于研究中国刚刚开始的改革大有用武之地。这同样适用于周其仁。
　　经济学的制度分析，尤其是对产权的研究，在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中，比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远为重要。相对而言，市场经济国家中的产权划分要清晰得多，保护产权的制度也成熟得多，而中国经济的改革起点是一个私有产权基本缺失的体制。在这个环境发生的改革，经济研究者运用制度分析方法自然可以得心应手。
　　周其仁正是用制度分析的方法来解释中国经济改革的翘楚。他在解释中国经济成功的原因时，把30年改革的进程凝聚成一点，就是通过各种权利的不断重新界定，大幅降低原本高得使中国经济无法运转的制度成本，从而极大地激发了经济蕴藏的巨大潜能。其中的关键，是允许整个社会自发地尝试，向各个方向探寻各种成功的可能性；而国家政权的容忍、默许、承认，乃至将其中合理的成果合法化和一般化，则是更为重要的条件。邓小平无疑居功至伟。
　　精到的理论概括来自对经济现实的细致观察和深入思考。经济分析的核心是研究人们在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行为。在周其仁看来，其中最为关键之处，就是要真正了解具体、各不相同的“约束条件”，舍此则无法真正理解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而要了解各种约束条件，就非得亲力亲为进行考察不可。
　　周其仁对中国经济的解释力的基础，正是源自他在理论和真实世界间的无数次来回碰撞。在其多年前出版的《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一书中，这一点就显露无遗。在回答“中国做对了什么”的时候，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回答了“中国哪里做得不对”，以及可能改进的途径。
　　正如诺奖得主诺斯所说，经济增长不是常态，不增长才是常态。那些能保持持续增长的经济体，其原因是找到合适的制度。中国正是找到了能大幅降低制度成本的制度，才有了30年来的高速增长。但是“无论在产权的重新界定、企业家职能的发挥、市场经济框架的完善，还是国家权利的约束和规范方面，中国都面临着大量未完成的议题……”
　　不过，“……中国只要坚持改革开放以来被实践证明做对了的事情，继续推进尚未完成的改革事项，未来的历史将有机会再次证明人们关于中国的乐观断言。”
　　这两段话是周其仁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基本判断，也是他多年来乐此不疲地从事经济调研的基本原因。
　　周其仁 《中国做对了什么――回望改革，面对未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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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的出路或许在经济之外
&&& 作者：徐瑾& 来源：新京报
&&& 三十年间的中国故事千头万绪，从头如何说？
&&& 国内流行所谓渐进与激进的分类，也有分权与集权的总结，更有人执着于产权界定，也不乏观点引入南非模式以及拉美模式以资对比解释，其他说法更是芸芸不可数；国外兴趣也日渐浓厚，从早年的崩溃论转而走向奇迹论，理念亦不乏由政治正确的“华盛顿共识”敷衍出更为通达圆润的“北京共识”。伴随着中国看似毫发无损地走出金融危机，几乎一夜之间，意外的荣誉纷至沓来，中国的一切不仅可以从特色发展成为模式，而且好似从廉价产品出口国过渡到价值观输出地。
&&& 不过，复杂的问题也许存在着相对简单的答案，始终带着问题意识出入学术的周其仁就在他的新书《中国做对了什么》中如此总结：如果有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什么“华盛顿共识”指导出来的结果，那是对历史的无知，而如果有人要编“北京共识”和人家打擂台，亦实属毫无必要，因为北京共识早在1978年就有了，所谓纲领就是改革开放。
&&& 这咋听起来如同“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一样是同义反复，却切实代表了正确的同义反复，存在即有合理性。其实，这也不是周其仁第一次提出类似观点了，但较为系统的阐释则来自《邓小平做对了什么？》一文――这是周其仁受年过九旬的科斯之托，在芝加哥大学“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上的发言。
&&& 《邓小平做对了什么？》一文中，周其仁详细列举出邓小平规划下的中国改革四大特点：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把企业家请回中国、重新认识看不见的手、以及对腐败的挑战。对于最后一点，周其仁认为邓小平的答案是多手并举：道德教育、党的纪律和法治。
&&& 统而言之，这几点分析算是对张五常“现在中国正在浮现的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我知道的最好的制度”一个回应。其后，张五常也加了前提补充“考虑到人口与资源的局限，中国的县竞争制度是我知道的最佳经济制度”。无论众人如何看待张五常的乖张怪诞，此老观点往往剑出偏锋，正是有所偏才能有所激。
&&& 一个论断如果能够引发好的共振与反驳，即使存在局限，也自有其意义。正如历史学家唐德刚的比喻，第三世纪工业化有一核心在于“恰当技术”，也就是引进科技需考察条件时间，否则大搞高科技实属过犹不及。换成中国改革语境，无非在于后发国家如何在利用外来经验的同时结合本地实践，过去局部的机制设计推动了经济的增长。时过境迁，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化，今日约束条件正在发生变化，以往的制度安排自然也应该随之做出相应变化。
&&& 比起周其仁前几本谈论医改等文集，这本书略显散漫，主题从改革大局到货币政策再到价格机制均有涉及，但有意无意之间也呼应了一个时代命题：金融危机加速了美元主导体系下的“全球失衡”，这导致一方面发达经济体加快创新，另一方面全球货币体系重构――这样的大变革背景之下，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下一步改革如何面对自身的矛盾与世界的诉求。
&&& 古人云，治大国如烹小鲜。改革话题虽然宏大，小如投资也可譬喻其事，做对的决策并不是最难，最难之处尚在不做错误决策，正确的自我重复并不容易，但是重复正确的自我则实属不易，人的本性总会诱使各种错误。显然，周其仁并不完全同张五常那么乐观，他并没忘记强调改革的未完成性，他及其大部分同侪开出的方子无非是法治，只是现在看来，该出路或许在经济之外。
责任编辑：李啸天
设为辩论话题
3名辍学少年为筹钱上网，持刀连抢2名学生的单车，被警方抓获，涉嫌多宗抢学生单车案。
这样的场面太给力了……
新闻?大视野
温家宝总理在记者会上表示，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
汪成荣面临的奖金被收回再分配难题，并不是一个单一事件。[]
数字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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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画慢活：
搜狐侃事：
这样逛街图什么呢……
近期热点关注周其仁：为啥科斯对中国的影响比欧美还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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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科斯的名字刚刚为中国人所知的时候，中国的实际世界里既没有发达的公司，也缺乏法治传统(第一本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介绍到科斯的书，是享利·勒帕日写的《美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中国开始知道科斯的时候，中国面对的经济难题不是市场的交易费用太高，而是笼罩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央计划命令体制的组织成本太高。
以下是周其仁的解读全文：
当科斯的名字刚刚为中国人所知的时候，中国的实际世界里既没有发达的公司，也缺乏法治传统(第一本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介绍到科斯的书，是享利&勒帕日写的《美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就是说，在我们这里尚没有深入理解科斯经济学的经验基础。所以毫不奇怪，科斯开始是作为西方经济学流行的一个学派被介绍到中国来的。但是，科斯很快就有了中国影响力，后来人们甚至可以说，科斯的中国影响力比他在欧美的影响力还要广泛、深刻和持久。这又是为什么？
我的理解是，科斯经济学包含着的另外一个方向上的重要内容，不容易引起西方读者的注意，却引起中国经济学家和读者的高度兴趣。让我们回到科斯论述企业性质的那篇著名论文来理解这一点。在那里，科斯问：在价格机制协调配置资源的市场里，为什么存在着靠权威下达的命令组织运行的企业？科斯的答案今天众所周知：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科斯(1988)：《企业、市场与法律》，中译本2009年上海新世纪[3.40% 资金研报]出版集团出版，第40页)。
科斯的分析没有到此为止。他接着问：既然企业可以节约市场的运行成本，那么是不是企业越大，节约的交易费用越多，经济就越有效率呢？这个问题有更一般的意义，如果哪一种经济废止了所有市场交易，根本就不存在交易费用，其经济运行是不是就达到至善的理想境界呢？科斯对此的回答是，节约交易费用的行为同样也要受到经济力量的制约。这是因为，市场运行不免费，价格机制不免费，企业连同企业家下达命令、行使权威的协调方式，也不免费。用企业来节约市场交易费用，无可避免地要支付出另一种成本，那就是科斯本人命名的&组织成本&。
很明显，科斯的思想和分析框架，矗立在任何一个方向的实际活动都受到成本约束的基础上。难道不是吗？市场受交易费用的约束，以企业来节约交易费用；而企业又受到自己组织成本的约束，限制了其所能节约市场交易费用的大小和范围。正是通过对交易费用与组织成本的不断权衡，科斯才确立了企业在市场里的理论边界。
仿佛在不经意之间，科斯就划清了他的企业理论与中央计划经济理论的界限。简单地说，中央计划经济的理论也是一种企业理论：随着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企业内的计划、权威和命令就扩大为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权威与命令。由于不受企业组织成本的制约，覆盖全局的权威、计划和命令再也无需为市场交易留下任何空间，交易被消灭了，交易费用自然也就消失了。这样看，中央计划经济理论的确与&西方经济学&冰炭不相容：前者完全意识不到计划、权威和命令的成本，后者则对交易费用没有清晰的概念。惟有科斯冷静地告诉我们，那对立的理论两级共享的思维方法，是无视真实的成本限制。
中国开始知道科斯的时候，中国面对的经济难题不是市场的交易费用太高，而是笼罩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央计划命令体制的组织成本太高。因此，中国改革的出发点，是如何解决国民经济的决策权力过于集中，计划命令的信息成本过于高昂，以及个人、家庭、单位和地方的工作积极性过低。对于这一点，我在提交给纪念中国改革30年的芝加哥大学讨论会的论文里，有过以下回顾：
&科斯在1937年创立的公司理论，出发点是覆盖整个经济的&完备的市场&，由价格机制配置一切资源&&这也是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理论出发点。但是，年轻的科斯早在1937年就发现，价格机制并不免费，因为完成市场交易的成本常常极其昂贵。为了节约由科斯在科学上首先定义的交易费用(transactioncost)，内部似乎不用价格机制、靠企业家的权威和计划来协调的&公司(firm)&就应运而生了。
邓小平的出发点是另外一极，即囊括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超级国家公司。在这里，国家用&看得见之手&的权威和计划协调整个国民经济，固然因为消灭了一切市场交易而不再受到狭义&交易费用&的局限。但是，科斯定义的另一种成本即&组织成本(organiza-tioncost)&，却每日每时困扰着这个超级国家公司。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出发点就是降低超级国家公司的巨额组织成本。为此，他提倡分权改革战略，通过对重新界定权利的合法认定，激发了个人、家庭、基层组织和地方的积极性，还同时把企业家协调和价格机制协调一并请回到中国经济的舞台。
我们有幸目睹了历史性的一幕:一个实事求是的经济学家离开了&看不见之手&支配一切的理论原点，向企业家协调与价格机制协调并用的真实世界出发；一个实事求是的政治家离开了计划经济的教条，向市场与计划并用的体制前进&&他们&会面&的地方不是别处，恰恰就是改革的中国！当然，在&看得见之手&与&看不见之手&之间，边界尚没有完全厘定，摩擦和冲突时有发生。但是，&两手&之间充满意识形态敌意、非白即黑的那一页已经翻过去成为了历史。新的认知是，计划组织与价格机制可以在一个经济体里共存并用，并以实际的运行成本为依凭来划清彼此之间的界线。&(周其仁：&邓小平做对了什么？&&在芝加哥大学&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上的发言&，《中国做对了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22-23页)
据此，我在那篇发言里还大胆地推断，如果科斯教授有机会与邓小平先生谋面，&他们俩可能会互相欣赏。&
其实，惟有在中央计划经济这一端，&交易费用为零&才不再是一个理论假设，而是接近于真实的现实。这是因为，当市场交易被消灭时，再也无所谓交易费用。经济每日每时付出的是另外一种成本，即全盘计划的指令出错、资源遭遇错误配置的超级国家公司的&组织成本&。科斯分析的含义是，如果交易费用真的接近于零，经济的组织成本就一定趋于无穷大&&这恰恰是中央计划经济的理论特征。我认为，正是科斯对计划经济即超级国家公司的理论洞察力，启发了中国读者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经济和中国改革的现实。这是科斯和科斯经济学具有中国影响力的根源。
这样看，最早触动中国经济学家的科斯经济学，重点并不是怎样通过企业组织来节约市场交易费用，而是怎样发展市场经济来节约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超级公司那极其高昂的组织成本。中国在实践中趟出来的改革路子，即分权、重新承认并界定产权、发挥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功能、确立市场经济的法律秩序、给企业和企业家协调更大的舞台，可以在科斯提供的分析框架里得到最简洁的解释：重新在产权、合约、市场的基础上协调国民经济，花费的代价当然不菲，不过只要改革的成本低于原先国家超级公司运行的成本，经济还是因此而获得增长。在真实成本的限制下，&用一个合约代替一系列合约&所能带来的节约是有限度的，一旦超出限度，得不偿失，那就不妨试试&用一系列合约代替一个组织&吧。
科斯从来不认为他和他的经济学可以&指导&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他的道德原则和信奉的方法论也不允许他那样做。日，科斯在一个讲演中引用了弗兰克&奈特的话：&科学的基本规则&&真实和客观，本质上是一个道德原则，它反对任何形式的自利(self-interest)。客观的先决条件是正直、能力和谦虚。&他本来是用这段话赞扬沃伦&纳特(WarrenNutter)教授的。但是每个直接接触过科斯的中国经济学家，都会同意&真实和客观&，以及支持客观态度的&正直、能力和谦虚&，正是科斯先生自己的为人风格。他的助手王宁告诉我们，即使到了百岁高龄，科斯老人还是会认真阅读不知道比他年轻多少、名不见经传的中国经济学家的文字，还会认真倾听每位来访者的问题、叙述和见解。就科斯而言，我们相信奈特说得对，科学的基本规则本质上是一个道德原则。
在方法论上，科斯坚持的是&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他批评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流行特征，就是分析的日趋抽象化，似乎因此就不需要对真实经济体系进行详细了解，&甚至在完全没有关于真实经济体系真实的情况下，也可以发展理论&。科斯的坚持其实是任何一门经验科学的坚持，因为不从观察现象出发，对规律的猜测就不可能有坚实的基础。科斯的方法论坚持也是他的中国影响力日增的一个原因。这是因为，遵循科斯的方法论原则去从事经济研究，中国经济学人就有更大的机会进入经验科学&&而不是神学&&的殿堂。科斯本人就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从求学的青年时代开始，就踏实观察市场里的企业，认真思考可观察现象中那些不能被现成理论(当时是价格机制理论)很好解释的部分，勇敢提出问题，并进而提出自己的理论猜想。无论我们的天分怎样远不如科斯，遵循这条路线走，我们总更有机会做出有意义的科学工作。那么多欧美经济学家连认真观察欧美经济现象的时间都不多，我们是不是可以相信，老天爷正在把观察中国现象、提出中国问题并作出科学猜想的难得机会，更多地留给了中国的经济学人？
最后，科斯的鼓励&&中国经济学家基于中国经验研究&制度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还带给我们极富有挑战性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不受任何教条支配的社会科学的试验场。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已在分权改革中解体，但国家超级公司的碎片还充斥于市场之中，与私人产权、合约和企业一起参与着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以科斯简洁的概念来看，&交易费用&与&组织成本&还有着过于多样的组合，并无一不在继续发生变动。因此，价格机制的范围、企业的边界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管制的边界，既没有、也不可能得到清楚的厘定。在复杂的转型环境里，中国经济的走向当然与中国经济制度的走向密切相关，问题是我们对后者所知甚少。
也许值得注意，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现实&&人们更喜欢称之为&中国奇迹&&&也刺激了理论家们的胆量，以至于任何一种猜测出来的因果联系，都可以声称找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秘密。例如，有人断言举国体制才是中国经济辉煌的源泉，因此需要把这种体制继续扩展到无远弗届之处。有人肯定彼此竞争的地方政府运用合法强制力配置资源，促成了中国经济、特别是城市面貌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变化，因而构成了中国的核心竞争力。有人认为席卷美国和全球的金融危机进一步显示了市场的缺陷和失败，人类正进入一个也许可以由中国领头的、需要扩张政府调控和管制的新时代。我相信，所有这些观点都包含着一些真理的成分。不过，要是以科斯的框架和方法论来考量，我们可能还需要对各个方向上发生的真实成本有更多的了解，才能对中国体制的现状和未来，得出经得起更长远历史检验的判断。
为此，我们为科斯的中国影响力感到鼓舞，也希望科斯的中国影响力保持得更为长久。祝百岁老人科斯教授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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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担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原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人生经历 1978年至198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 1982年大学毕业后到中国社会
周其仁 周其仁，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担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原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人生经历 1978年至198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 1982年大学毕业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工作。 1985年7月，随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建制划归到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要为中央制定农村经济政策提供中长期背景研究。 其间专业研究领域包括农村和国民经济结构变化、土地制度和乡镇企业发展，主要的成果包括著作两本，重要论文若干篇，并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等奖励。 1989年至1995年在英美访问求学。先后在科罗拉多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洛杉矶加州大学学习，获得博士资格。 1996年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任教期间为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相继开设了有关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课程。1997年被评为&北京大学最受同学欢迎的老师&。 1999年后，并为北京大学国际MBA开设&中国商务活动的制度环境&。2001年起，每年春季在浙大任教，秋季在北大任教。2011年1月，周其仁担任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的法人代表。 2011年荣获&第一财经价值榜&年度公共经济学家殊荣。 2012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调整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表示，经国务院领导同意，同意周其仁不再担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职务。 主要作品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挑灯看剑》& 主要成就 曾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等荣誉
[责任编辑：邹轹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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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之后相继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工作，从事改革与发展问题的经济研究。从1989年到1991年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访问。1991年秋就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后获其经济学博士学位。 自1996年，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研究领域侧重产权与合约、经济制度变迁、企业与市场组织、垄断与管制、土地制度改革和城市化、货币与金融等方面。
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之后相继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工作，从事改革与发展问题的经济研究。从1989年到1991年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访问。1991年秋就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后获其经济学博士学位。 自1996年，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研究领域侧重产权与合约、经济制度变迁、企业与市场组织、垄断与管制、土地制度改革和城市化、货币与金融等方面。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
教授的课程
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劳动经济学、中国经济
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劳动经济学、中国经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学士（1982年）
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硕士（1993年）
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博士（2000年）
1.《发展的主题--中国国民经济结构的变革》，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版。
2.《农村变革与中国发展》，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版。
3.《中国区域发展差异调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版。
4.《数网竞争:中国电信业的开放和改革》，三联书店2001年8月版。
5.《产权与制度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版。
6.《挑灯看剑——观察经济大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
7.《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8.《收入是一连串事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9.《世事胜棋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版。
10.《病有所医当问谁——医改系列评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版。
11.《中国做对了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　
12.《货币的教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版。
13.《城乡中国》，中信出版社 2013年8月版。　
14.《改革的逻辑》，中信出版社 2013年8月版。
官方微信bimba-pk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