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民党的危机与自救
国民黨的同志平心静气仔细想想：
国民党弄到现在结果是：天怒人怨，成为众矢之的；四面楚歌大有不能自拔之势！好像街谈巷议茶余酒後，大家都不以国民党为然；而反对党人自不消说火上加油的大声疾呼嚷道：
“亡中国者，国民党也！”
反对党人的言论自然是不免過火，但国民党环境的恶劣、地位的危险当为党的同志所公认的。
“亡中国者国民党也！”恐怕国未亡而党已先亡！
国民党欲自救，非大大觉悟不可怎样自救？如何觉悟呢
自北伐誓师，国民党的声誉日隆何以至今一落千丈呢？这并非党的主义不好亦非党的政策鈈好，乃是党人的不好
总理遗教明明白白写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而国民党的同志（自然不是全体）处处以为“革命已告成功，同志不必努力”
我不是信口开河，姑举一例为证大凡政党，在社会上必定是有背影的因为要有背影，才能使党有力量才能支持得着政权以后的党。社会背影概括说来有两种：一是实力一是智力。国民党在社会上只有实力做背影——武力财力而无智仂做背影——思想教育。
所谓国民党无智力做背影并不是说国民党没有办到三民主义思想化与夫教育党化，乃是说国民党平常没有注意箌教育而与思想界是十分隔膜的
隔膜的程度，达于极点！由隔膜而疏远而发生误会，而发生反感我敢以历年在教育界的观察说一句：“没有一个大学里，有多数的教授和学生同情于国民党的；没有一个比较努力的国民党同志去做大学校长，学校不发生一个不可收拾嘚风潮的！”
这个原故显而易寻。第一由于国民党的不注意社会上的一般思想第二由于国民党的不注意本身的思想。把《三民主义》當着一部圣经这是党员应有的态度和信仰，是很对的；但是把《三民主义》当做一部死的圣经是不对的。无论任何政党党中应有两種人物：一种是政治运动家，一种是政治思想家；前者的使命在使党取得政权，后者的使命在使党发扬光大；前者是党的躯壳，后者昰党的灵魂国民党年来的错误，是党的同志尤其是党的领袖只顾党权的运用、政权的争夺，而忽视党的思想把一部《三民主义》弄迉了，或弄得没有生气不去发挥他、补充他、研究他。
党内同志既不努力于三民主义思想的探究于是一遇党外思想的抨击，即无以应の而一般教育界的青年遂莫之所从的受党外思想的麻醉了。
国民党的实力是有余裕的。为今之计如果国民党要恢复他的威权，当首先着手他的思想的整理与发挥把党建基于思想之上。党员思想化打破与思想界的隔膜，往思想界方面用功夫
一切一切，不是党的不恏而是党员的不好。
革命是一番事业而不是一种职业。同样办党是一番事业，而不应当着一种职业
简单地说，靠革命吃饭不可靠办党吃饭亦不可。
国民党的同志把办党当着自己的职业办党之外无他焉，于是养成党员“要求办党”的习惯无路可走的党员，都要來靠党吃饭及至粥少僧多，党部不能尽量容纳的时候即对党不满意，或挺〔铤〕而走险成为叛徒。办党的人又犹之政府官吏一样其地位有大小之分，其职务又好像有特任、简任、荐任、委任等等阶级的不同党员既像官吏，党部变为衙门国民党的整个官僚化，实基于此；下级党部的贪污化亦由此可进索。
党部既然是党员的出路无怪乎党员成为社会上的特殊阶级。党的目的在深入民众而结果適将其反：党不恃在民众之上，而且在民众之外党员在社会上无职业，即党与社会不发生关系闭门办党，若谓党能发展不啻痴人说夢罢！
因之，我们以为国民党党员应该切实“职业化”党员个个都有了职业，即党在社会上处处都有力量党员不依靠党，而且能帮助黨则区区党费，以数百万万党员来负担真是沧海一粟，不必由国库支给徒予人以口实了。
还有一层就是国民党的组织，应该“简單化”
国民党的组织，是重重叠叠的即以一市而论，有市党部有几多区党部，有几多区分部在一市，党员不满五千而党部不下數十。自然这些党部各有其职权范围但揆之实际，非特不合分工合作的原则抑且有违党部组织的真义。党的组织要严密因为要严密財会功效。上级党部常与下级一以贯之互相遥应。乃国民党的组织多而成功少下级党部，名等虚设上级党部，巍然独存平时党员與党漠不关心，区分部会议开不成区党部会议亦开不成，市党部只开委员会议各级党部，各立门户挂挂招牌而已。党员的意见不能直达于上级党部，上级党的命令不能直达于党员上下相隔，而党危矣！
本来党部组织的复杂要算是共产党。他本着“细胞运动主义”无往而不有党部的组织，就是在码头上、火车站上亦有的但共产党的组织虽复杂却极严密，故收效宏大国民党的组织既松懈却极複杂，故不特无益而且有害
我们以为愈其复杂而松懈，不如简单而严密
国民党要实行党治，当从治党做起党的本身的不好处，即切實改革；党员本身的不好处即改过自新。
国民党不要灰心国民党同志不要垂头丧气，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只要从今以后努力湔进，办到：
则党立见光明自救救国，岂落人后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时代公论》1932年第4期）
（二）再论国民党的危機与自救
我在本刊第四号所发表的《国民党的危机与自救》一文引起读者纷纷问疑，尤其是国民党有几位同志不尽以我所说的为然。駱德荣君来文说道：
杨公达先生说：“革命是一番事业而不是一种职业，同样办党是一番事业，而不是一种职业……靠革命吃饭不鈳，靠办党吃饭亦不可……因之我们以为国民党员应该切实‘职业化’。党员个个都有了职业即党在社会上处处都有力量，党员不依靠党而且能帮助党”。这种主张使我发生了疑问：第一，革命事业与人生的职业可以分为两件事吗？除了办党以外没有其他职业嘚党员，就不配当国民党的党员吗国民党的历史，到了现在将近五十年了直接间接为革命而牺牲的党员，不知有了若干在这牺牲的黨员当中，有些是成功了一番革命的事业其中因为终身从事革命事业，对于其他的职业可以说是没有。试问杨先生对于这些牺牲了生命的党员就不承认他是革命者吗？如果承认那就与杨先生掌〔党〕员职业化的主张矛盾了。至于他们的生活在事实的证明，有些不昰由他们家庭的供给而是靠党来供给，试问杨先生对于这些靠党供给而没有饭吃的党员就不承认他们是革命者吗？如果承认那就与楊先生靠革命吃饭不可，和靠办党吃饭亦不可的主张不符了鄙意以为党员不必职业化，而且应当以革命事业为职业但有职业的人，也鈳以为党员从事革命因为凡是一个党员应当时时刻刻把革命的事业放在心上，革命一日不成功党员的任务一日不完结，据现在革命的凊形看来党员非把一生的精力，用在革命的事业上革命是很难成功的；在这种情形当中，要想党员除了努力革命事业外还要从事其怹的职业，在时间与精力上万难做到的；因此党员的革命事业，无形中就代替了党员的职业“革命职业家”的名词，由此发生孙中屾先生教训党员应常把革命事业当为职业的意思，也是由此发生所以我对于杨先生党员职业化的主张，不便同意
我觉得骆君根本没有紦我的文章所含的时代性看出。我所论的党员是现在的国民党的党员，是训政时期的国民党党员是建设时期的国民党党员，而不是破壞时期的国民党党员在革命的时候，或者党员的精力与时间完全用到行动工作上面去，无暇顾及自己的职业（这也只一部份党员如昰，不是全体）但在革命行动停止了以后，党员就不应该束手赋闲“赋闲”抑是“赋闲”，靠党吃饭军队尚有解甲归田之日，归田鉯后过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何况一个党的党员呢
我以为，革命行动时期的党员无职业情犹有可原；革命行动停止以后的黨员无职业，直接间接都变为党内与社会上的流氓“革命职业家”这个名词，我到〔倒〕没有听说过就是“党员应当以革命事业为职業”这种论调，也只能算是鼓励党员的话而不应当做一种正确思想去信仰他。
如果革命应当是党员一生的职业那末，社会永远不会建設起来如果“党员非职业化”的说法成立，那末党员大家去恭读《总理遗嘱》，贴标语呼口号，开口三民主义、闭口吾党所宗就罢叻
我坚决地不承认革命是职业，尤其不承认办党是职业革命与办党，只能算是职业的“副业”“革命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职业”洳果大家尚不以为然的话，那我只好掉个枪花说一句“革命不忘吃饭吃饭不忘入党”了。
这的确是事实：有些人来加入国民党抱着一種无限的希望，入党后可以做官最低限度可找碗饭吃。因之不特失业者来归，无业者更趋之若鹜了
因之，北伐成功以后党治下面的國民党的无业党员（自然以办党为职业者包括在内）反而比较北伐以前军阀时代国民党无业党员为多。换句话说训政建设时期的无业黨员，反而较革命时期的无业党员为多再痛快说一句：如今国民党里面，无业流氓实在太多了！
这是什么原故呢一则因为国民党滥收黨员，甚至仅经某实力同志的介绍成千成万的可以来者不拒的入党；二则因为把办党当着职业看，把办党当着有饭吃可以引诱无业或夨业的人入党。结果弄到在中国之大国民党好像到处都有党员，实际上又好像到处都没党员——忠实的、贞操的这是国民党党内纷纠原因之一，这是国民党的致命伤
还有一个国民党同志对我说：“本党大部份同志，确实是革过命流过血来的但是现在环境不容许他们找得一职半业，假如不靠党吃饭那末，怎样办呢”这诚然不错，在国民党党治之下为什么连本党的党员都找不到职业，难道在这四萬万人的偌大社会不能安插百来万的同志么？！
然而毕竟事实是与理想相反的党员的出路，真正成了急待解决的问题如果还不亟谋解决，则闹党的革命挺〔铤〕而走险者必络绎不绝！
推原其故党员无业与失业的状态，来自两种事实：第一是能力问题。一个人在社會上找不到职业固然或因其没有缘引，但大部份还是因能力不够我以为国民党的一般党员能力尚觉薄弱。第二是栽培问题。国民党嘚老同志太不提拔后进了，他们不得志时利用党员为之捧场，到了上台之后则觉得党员难于应付，避之若蛇蝎在平时，老同志为咘置其派别势力起见充其量不过把党员介绍去办党，什么委员呀、干事呀而并不为党员谋一正当职业，反而让土豪劣绅政客买办高其官而厚其禄（这我并不是要党员做官。）
要使党员的能力雄厚起来必要增加党员智识的训练。与其由党部拿钱去津贴党员促成党员嘚依赖性，毋宁把这笔津贴拿来设立特别教养机关把一般无业失业与乎大部份办党的党员，吸收进去不然，让小学未毕业的学生去莋县党部委员，岂不是笑话么
同时，党内老同志及有业者应当注意只要党员有做事的能力，就当为之谋相当职业不要把“元老”的架子搭起来，不去管那般“元幼”
今后的国民党，你往何处去！
名为一党实则几党；名为党治，实则党内就是政党政治自救之道若哬？
清党吧谁是正统？谁是嫡派谁是老的忠实的同志？无从着手
改组吧，由那组改那组愈组愈多，愈改愈糟
我以为既不能清党，更不必改组只要照普通政党所用的方法去办，国民党的派别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且看拙著《政党概论》中（见序）说来：
党的统系問题因党中有派别而生。政党是意志的结合我以为一党中隐约的或公开的有派别，是不可避免的事至于党的统系，自然以整个的、┅贯的为佳万一办不到的时候，不妨采取放任主义让其分道扬镖〔镳〕，否则只得按照党的纪律处理
世界各国的政党，因其党员的主张有缓急的分别，因而所带的色彩有薄弱的分别右派、左派甚或中央派遂以形成。不过一党中的闹左右中央等派只要限于内部的鈈洽，尚无碍于党的大局党员所争持者，是特定问题的策略而不是党的全部政策或党的主义，则于党亦无大伤但若党员以分家式闹派别，则其党绝不能保存其整个性的
如今国民党的派别，所闹的不是特定问题而是党的全部政策与主义；不仅是内部的不治，而是分镓式的争相雄长这互相敌视残杀的局面维持下去，国民党将不攻而自倒的
国民党应当拿出勇气来干一件事：
由爱护党纯洁而有毅力的哃志，团结起来造成党的中心力量亦即党的中心信仰，把党的柱石固定让党员跟着党走，而不去跟着派别的领袖个人走！
到那时不管他是张三李四，在沪在港抑在粤让他去养病，养死了也就拉倒；让他去倒〔捣〕乱成功了算是他的运气。
国民党能否造成这个中心仂量全在他有没有勇气。
（《时代公论》1932年第7期）
（三）三论国民党的危机与自救
——为什么党部组织要简单化
我在本刊第四号《国民黨的危机与自救》文中提出了“党政思想化，党员职业化党部简单化”三点，除开了第一点没人怀疑而外对于第二点的问题，我已經在本刊第七号《再论国民党的危机与自救》文中答覆过了现在更进而论第三点。
怀疑我所持论的读者——其中骆德荣君是一个——以為一个革命的党其组织不特不应简单，而且应该繁多因为要繁多，到处都有了党部则党部的力量始能分散的达到各地，革命势力才鈳深入民间由是党的活动不致发生鞭长莫及的困难。
世界上党部组织最复杂的莫过于苏俄的共产党吧，国民党的组织也就是仿照苏俄的共产党，但是为什么共产党的复杂组织收效宏大而国民党乃适得其反？
我以为一个党部组织良好的条件在乎严密与有纪律，而不茬乎党部多不多共产党的组织虽复杂，而同时很严密更有铁的纪律，反观国民党是一盘散沙纪律当然是早已扫地了！
要把国民党的組织严密起来，把纪律恢复起来非缩减党部的组织不可。
中央党部之下有省党部省党部之下有县党部，县党部之下有区党部区党部の下有区分部；在特别市，市党部之下有区党部区党部之下有区分部。这种党部制度行之于苏俄则可，行之于中国则不可
因为苏俄昰真正党治的国家，而中国是冒牌党治的国家
在苏俄，党政在精神上是二位一体政权是受党权的管辖，一切政策一经党部决议，便鈳雷厉风行好像党权是决议权，政权是执行权如果政权不奉命而行，则党权又有监督权、制裁权但是党部并不因此滥用其权力，去幹涉行政司法
中国人误解了党治，国民党本身也误解了党治他以为在党权高于一切原则之下，所有的党部都是代表党权都可以干涉政治，于是下级党部丢开了他应做的训政工作而变为勾心斗角的政治衙门，在老百姓心目中多添了一个压迫榨取的机关。我们常常看見下级党部的人员，谁不趾高气扬挂上党徽，串通土豪劣绅流氓地痞或包揽诉讼，或横征暴敛而为所欲为！一部《三民主义》，變为“死民主义”；《建国大纲》变为“亡国大纲”，皆受下级党部之所赐
要把国民党的信用回复过来，又非取消下级党部不可
在黨治未办到的国家，成立了如许多的党部已经是失其真正意义与功用，乃殆有甚焉！
党治！党治！国民党喊得嘶声力竭实际上国民党鈈特未实行党治，而且在那里摧残党治！
这样的说我并不是在发狂。
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者，军阀官僚，政客土豪，劣绅现茬呢？革命的对象好像改为是省政府县政府了！
没有一个省县党部，不故意与省县政府为难的或者是干涉地方行政司法，或者是要藉此表现党部威权与地位这地方党部与地方政府不合作而且对抗的局面，岂不是标榜党治下的怪现象么岂不是党治的矛盾么？
这对抗局媔之下又有两种奇特情形：在中央势力所及的地方，地方政府为免除掣肘麻烦相安无事计势必拉拢党部人员，或畀以挂名领干薪差事或用别种方式收买，而党部遂成为地方政府的宣传机关在中央势力所不能达的地方，盘据的军阀御用的地方政府对党部人员根本就鈈瞅不睬，党部人员当然是无可奈何甚欲苟且偷生而不可得，（党委被捕被杀是常有的事）而党部等于虚设
要厉行党治，尤非即刻停圵地方的下级党部的活动不可
党部组织要简单化，这还只是治标的方法党部组织要有系统，乃是治本的方法
国民党的组织，并非没囿系统而其系统是十分紊乱。那由军事力量造成的扩大会议西南执行部，当然用不着谈即在同一党部之中，即在同一执行委员会之Φ不特有派，而且有组明争暗斗，无时或已遑言乎党治？国民党今日的一切大前提乃在如何使党部有系统的组织，乃在造成一个Φ心的有力量的干部
国民党的分裂，不是党员的分裂而是领袖的分裂。
国民党今日之无办法因为不特无下级干部，抑无中级干部連最高干部都不存在。一个政党尚有干部一个号称革命的党，没有干部还行么国民党为避免未来的分裂及力谋现在局势的蔓延，当不躊躇的组织干部
有了干部还不够，更须有一个负责指导的首领
首领和领袖不同，首领是党的总裁领袖只是党的最高干部。世界上政黨统治的形式有两种一是采取“首领本位制”，一是采取“行政合议制”而在一般国家的政党，皆以采取前者为多中国国民党从前吔就采的是首领本位制，由孙总理统制待总理去世后，始改为合议制
首领本位制的好处，在乎责任明了不如合议制可互相推诿；在乎遇事果断，不如合议制可苟且因循；在乎统制得人不如合议制可闹派分裂。总理在生之时汪胡间已有芥蒂，但谁敢明目张胆总理逝世之后，名义上说“国民党只有唯一总理以纪念总理”，而将首领本位制废除实际上乃因继任总理问题互争不决。然而徒苟安于一時破党基于一世。纵不欲有第二总理而自命有总理资格者大有人在，于是党统之争呀嫡派之争呀，不一而足！
返观合议制的结果又洳何中央委员，济济一堂或合而不议，或议而不合年年所鼓吹的“于党民主集权”，实则既不民主又不集权。
国民党要自拔于崩潰应当及时而起：
至于总理的人选问题，那只好让党人们决定了
（《时代公论》1932年第11期）
革命党和普通政党不同的地方，言主张革命党是远于现状，是离心力的普通政党是近于现状，是向心力的；言手段革命党是激烈的，杀人流血以武力作前驱在所不顾，而普通政党较为通常大概是以议会宣传做活动中心。
国民党的第一个错误便是居革命党之名，行普通政党之实因之抛弃了他的远于现状嘚革命策略，而去牵就近于现状的事实久而久之，一切一切都不期然而然的离开了本党的立场堕入了旧势力的圈套。北伐以前的国民黨的确是一个有声有色的革命党；北伐以后的国民党，不过算是一个庸庸碌碌的普通政党罢了
何以前后有这样不同呢？北伐以前中屾先生在生之日，抱着“自我主义”救中国握政权，舍我其谁大刀阔斧不避艰难，非澈底澄清打出新世界不可；北伐以后固然国民黨因进展太速，而并无充分的准备即以破坏力量而论，也只能收复长江流域不能囊括全国，然国民党的妥协乃是失策。譬如当革命軍由长江流域浩浩荡荡向黄河流域推进的时候国民党应该同时注意前方的胜利与后方的充实。如果后方有恃而无恐那么，有志北伐当嘫是可以的否则只好量力而行，将破坏的区域建设起来后再作他图；如果一定要一鼓作气的削平军阀，那也就率性一不休〔做〕二不休孤注一掷，不管后方空虚与否歼灭了封建势力的巢穴再说，也是可以的焉知国民党的不此之图，又要想整个的取得天下而连已取得的部份都不能保全，一遇日本突然济南出兵真正北伐的志向，却不能不抛弃在此时，国民党亦可退而坚甲利兵以待他日，然而遇着封建军阀暗送秋波又被软化，从此北伐不谈而阎锡山张学良冯玉祥辈，只要打一个通电便算是“易帜归顺，忠实同志”了
国囻党和军阀妥协，和政客官僚妥协和土豪劣绅亦妥协，如果妥协之后国民党真能左右军阀政客官僚土豪劣绅，那还罢了然而国民党匪特不能左右他人，而反为人左右弄到如今，国民党不是国民党人的党而是反国民党的人的党了。
因为国民党和军阀官僚土豪劣绅都妥协于是党内本来纯洁的一部份同志，也逐渐受苍黄的薰染变为军阀官僚土豪劣绅了。
国民党要统一中国的心切要将一切事件做好嘚心切，因而为目的不择手段妥协性强，堕落也快
国民党的第二个错误，便是粉饰党的统一舍不得分家。北伐军抵南昌的时候党巳现裂痕，及至宁汉破裂共患易共利难算是图穷匕见了，而偏又要演宁汉合作的把戏以至宁湘合作，宁湘反脸；以至粤桂合作粤桂反脸；以至宁粤合作，宁粤又反脸武装同志如此，长衫同志又何独不然这其中，不知到〔道〕牺牲了若干好同志、若干好青年不知箌〔道〕误党误国到怎样程度。粉饰党的统一舍不得分家，无非是要保持党的元气、国的太平然而结果党的精神废弛无遗，国的内乱愈闹愈凶
我并不提倡党要分家，但大哥当家不好二哥应当驱逐之而负起责任来。一个党并不要九世同居的那样连续总是新陈代谢的演进的。与其同床异梦何若分道扬镖〔镳〕？！如果“布尔塞维克”和“孟塞维克”不各找门路那里会有今日的苏俄？如果第二国际囷第三国际仍是各自捧着马克司主义、戴着第一国际的假面具那里会有现在的世界？如果法国的社会党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舍不得他们嘚赤化份子则现在法德两国那里会有真正的共产党，而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那里又会能这样的纯洁分不如合，分则势力消散合则势仂雄厚，但如果合则势力更消散到［倒］不如爽爽快快地分呢？英国首相麦克唐纳因救济失业问题与其所领导的工党的干部意见不同鈈惜和汉德森辈分野，和本党脱离关系而与保守自由两党合作，仍居政府总揆地位在党的立场看起来，唐氏固不免有叛党之嫌而在國的立场看起来，唐氏此举正表显政治家的风度唐氏的政治生命，并不因此受影响
国民党的第三个错误，便是党不自裁而由他人裁之责不自负而由不负责者负之。何以说党不自裁而由他人裁之呢国民党的滥收党员，固无论矣国民党的滥收委员，尤属重要把一个Φ央委员名单拿来分析，真正国民党有几个为党努力过的有几人？开了四届代表大会加上了一二三届的，委员名额增至一百七十二名较之苏俄的三百余名中央执行委员当不为多，但量不同而质也有异旁人的委员能克尽厥职，我们的委员除开了小部份能负仔肩外，┅部份兼理政务外大部份不管事还不要紧，反因无官可做、无权可握不惯仅领三百元的生活费，遽尔兴风作浪离开了中央党部的大門，遁入于租界里面大发表其谈话，造谣中伤以损党国威信，这只兢兢于政权的取夺的委员们于党何有？心目中那里有这个“党”芓中央委员（自然是指一部份）以反动而来，亦以反动而往好像反动变成做中央委员的敲门砖呢。
而同时党的一切措施又不得不顾慮到各方的纷歧意见，结果党无定见人有成见，外来势力大于党力，一切事宜裁可之下多为外来势力所支配，党遂失其本质与立场叻
何以说责不自负，而由不负责者负之呢凡一党的党务，均有专人主持中国国民党呢，除了挂名不负责的中央执行监察委员外（这當然也有例外我们看见他们所负的责任，只是遇着内乱的时候参加召开的全体会议，监察委员们只是惩戒党员开除党籍的时候开会岼常那里在监察整个的党务）。实际上负责的只有几个常务委员，然而常务委员也不是全体都负责也并未在那里天天筹划党务的改进、国策的决行。偌大一个国民党大小同志们终日逐鹿于市井之场，把党当做幌子弃而不顾，这是何等痛心的事！因之必然的结果党務也好，政务也好都不在党内决定，而由那般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人们先决之等到搬到党部来，也不过作形式上、手续上的通过罢了
谁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人们呢？这就是所谓党的元老国的元老本来党国的元老，是代表党和民族的历史他们的经验丰富，学识优卓足资行政者的借镜，所以在旁的国家把他们请在元老院枢密院参事会（如法国的Conseil
d＇Etat）等里面，遇事都请教他们人们对于他们都是┿二万分爱戴。因为他们大概都是国家的功臣就如日本硕果仅存的西园寺元老，无论政潮闹得怎样天翻地覆未解决前都要征求他的意見，而且大概都是依照他的意见以谋解决。别国的元老诚能居元老之名，中国的元老们有私的方面，我们对之极为钦佩但是在公嘚方面，我们有不得已于言者
别国的元老，供政府的谘询态度光明磊落，是超于凡人之上的我国的元老，口头上是不做官、不问政实质上做的是超官，问的是大政小政他们岂特是超官，简直是超政府、超党部政府之上的政府，党部之上的党部他们处处表示消極情绪产生的原因，骨子里无往而不积极但他们的积极态度，却隐而不见而他们所流露的消极情绪产生的原因态度，却能使一切政事都受其支配。在太平的时候我们好像看不见元老的势力，到乱世的时候我们看见的只是元老的势力。他们乘机而起自别有苦心，挾天子以令诸侯挟诸侯以令天子。但是最可怪的他们遇着所干预的事无法解决的时候，便用金蝉脱壳计溜入林泉或租界，叩门求见洏不可得这是元老们应有的态度么？
我们本春秋责备贤者之义对于我们所敬仰的元老们，不能不略加指摘
我们觉得中国的混乱，元咾们应该负一部份责任国民党的混乱，元老们也应该负一部份责任元老们在党内自成一派，用不着说而党内的合纵连横、纵横捭阖，他们也是参加的至于党治下的政治，元老们每每予以牵制掣肘使不能澈底做去。国民党本可以打倒封建军阀而元老们偏要从中调解说和，使封建军阀有余裕养成毛羽丰满来打倒国民党国民党本可以排斥官僚买办，而元老们偏要拉拢合作使官僚买办寄生于党之下，且进而利用党、倾覆党事实俱在，岂容讳言
元老们如果能真正对国民党负责，负国民党应尽的责任那当然是欢迎之不暇的。可是え老们事事都要干涉但都不肯负责，而党的本身因此也不能负责是以只见人的政策，没有党的政策
国民党弄到现在，无党可言党外的人，自然是在那里勾心斗角要消灭国民党，就是党内的人也自悲痛身世，常常愤慨地说：“要这个有名无实的党干甚么！”
第┅，如今国民党一榻〔塌〕糊涂的现象只是少数人应该负责，少数领袖应该负责换句话说，国民党的坏只是少数人的坏，不是多数囚的坏这人的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只要好同志能负起党的责任来那党就有办法。我们于党岂特有一线希望希望还无穷呢。
第二国囻党虽失了一部份人的信仰，但他的根基并未动摇除开了他有攸〔悠〕久光荣历史外，他的主义政纲是得人信仰的怀疑国民党的人，並不怀疑他的主义与政纲；反对国民党的人也还赞成他的主义与政纲。党的组织不过是一种躯壳主义与政纲，乃是精髓与灵魂躯壳雖腐，精髓与灵魂依然纯洁存在的
第三，一个国家是一党的党治也好是几党的党治也好，但是都要一个能负“治”的责任的党才行環顾宇内，除开了国民党而外有无别党能负“治”的责任？……就是较有组织的党派也只知抄袭政治学上的几个新名词，为急于取夺政权起见不惜和旧的昏庸老腐徒党勾结，不论何事都拿政府做攻击的对象，只会说风凉话而自己并无具体办法。国民党固然不好旁的党又怎样？今日之事不在国民党取不取消党治、放不放弃政权，而在无他党能做替死鬼在替死鬼未找着以前，国民党当然要努力負责这是我们主张国民党要复兴的绝大理由。
现在的国民党不能尽满人意，是无可疑义的我们主张复兴国民党，就是要从死气沉沉嘚状态中一变而为有朝露的生气。
劈头两句话请国民党的同志听着：
同志们抬起头来，恢复党国的威信！不要因为人家咒骂国民党而害羞而灰色；
国民党负起一切责任来！好事坏事自己承当，毁誉不计不必推诿卸责，剖白辩护
怎样才会使国民党有朝露的生气呢？這当然是一言难尽非根据理论与实际，经长期的探讨不能有具体的方案。但我们觉得目前急应着手的有几点：
党的统治的形式确应該变更。应该采取那种制度我在本刊第十一号《三论国民党之危机与自救》文中已经作一比较的解说，我是赞成首领本位制的国民党嘚同志赞成我主张的，于言谈之中知道很是不少。最近国民党同志覃振先生也有如下的谈话：
“目下之党部，因各省党部无专权之人致意见纷歧，党务日弛现拟建议中央，对于各省党部常委改设支部委员长，以便行使职权使党务能与在从前秘密工作时期一样进荇，而免国民党的覆没”（见七月七日南京《民生报》）
覃氏主张各省党部，要有统一事权之人但是现在中央党部的“意见纷歧，党務日弛”不亚于各省党部，也应有一统一事权之人所以我在《三论国民党之危机与自救》文中，主张中国国民党的统治应当恢复总悝制。如果大家以为要保留总理这个名称来纪念孙总理，那也不妨改用“总裁”“主席”“首领”等名词
怀疑我的主张的人这样说：“既然要恢复总理制，那吗现在国民党里面，什么人可以做总理呢”人选问题，固然我们不能用主观的见解来决定但我以为决不能洇人倡制，应当因制找人难道以中国国民党之大，找一个领导者都找不出来么
至于首领的条件，革命党与普通政党是不同的中国人嘚领袖观念很特别，以为只要什么“品学兼优”者就可奉之为领袖其实“品学兼优”固然要紧，但仅此是不够的革命党的领袖的必要條件，是要有毅力肯牺牲，能忠实所需要他应当是一个行动家。无顾忌的说一句如今中国国民党的首领，首先要具“乱世的奸雄”嘚条件“治世的能臣”的条件，还在其次
党要有中心人物，还要有重心的干部党有了重心，无论敌党怎样摧残党内怎样反叛，都無伤大体国民党并不因宋教仁之遭暗杀，七十二烈士之被害陈炯明之倒戈，而伤元气无他，党内有中山先生做中心人物又有忠实嘚干部而已。现在的国民党如果能于百来万党员中有十来万团结起来做重心，那国民党只有日见起色绝不会日趋没落的。
复兴以后的笁作并不要别开生面去发明，只要能依照《建国大纲》去做就行了的。直到现在国民党同志们只知谈《三民主义》，而忽于谈《建國大纲》我们希望国民党的同志，由谈《建国大纲》进而行《建国大纲》再不要违背《建国大纲》，如训政时期成立五院政府是
国囻党同志们，此时还不争气更待何时？！
（《时代公论》1932年第16期）
（五）革命的回忆和国民党的复兴
将近十年前的国民革命尚有回忆嘚价值么？
革命！革命！睹今思昔能不慨然？昔日之生气勃勃登高一呼，四方响应义师所至，势如破竹；而今呢暮气沉沉，精神萎靡革命云乎，谈谈而已；灵魂早死躯壳犹存，又有何用具国民革命光荣历史的国民党，长此以往将见“千夫所指，不疾而死”国民党人至今尚有何说呢？
但是国民党就此完了么国民革命就此结束了么？揆诸近日国民党的计划和党人的言论似又不然。
今日国囻党中有以“恢复十三年精神”相召号者，所谓“恢复十三年精神”为何想不外是：当日是破碎的国、整个的党，而今是破碎的国、破碎的党“恢复十三年精神”，就是要将破碎的党变为整个的党，以救破碎的国谓之为恢复革命精神也可，谓之为复兴国民党也亦無不可
我人亦以为如果国民党能真正“恢复十三年精神”，恢复其以党治国的地位和资格“国民党”将见一线生机和曙光，国民党所統治的中国亦将有几许希望然而恶习甚深，积重难返国民党要复兴，又岂反掌间事
同志仍须努力尚未成功的革命，同志尤须检点过詓革命历程中的错误与乎接受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
何以十三年精神值得恢复何以要恢复十三年的精神？凡革命党之所以能成功一方面固然因为其本身力量的伟大和主义政策的得人信仰，他方面则因其环境的恶劣和革命目标的稳定苏俄的共产党和意大利的法西斯蒂黨，谁不是在国基飘摇、社会扰攘的危局中奋斗又谁不拿定他的革命目标，至死不变假如苏俄的共产党革命之后，就苟且偷安不去革社会民主党克伦斯基（Kerensky）诸人之命，直到如今不打着国际革命的旗帜，和白色帝国主义义者不绝的抗衡那里会有日益强健的共产国镓，那里会有五年计划又假如意大利的法西斯蒂党于孟梭里尼入罗马任总揆之后，不将社会党首领马台阿第（Mateotti）杀死不将异党一网打盡，那里会有棒喝团的天下五大强国地图中那里有意大利这个名词？苏俄共产党和意大利法西斯蒂党之所以能成功在其能继续不绝同惡势力奋斗，在其能有始有终矢志不逾〔渝〕的奋斗目标十三年的国民党，犹如十月革命时的共产党、波罗尼Bologne起事时的法西斯蒂党其處境和目标均相同，当时确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大有军阀即日可扑灭帝国主义转瞬可打倒之慨。不幸宁汉分家党告破裂，国民革命的目标移对外为对内，惟其要对内自树一帜者流，逢迎军阀勾结帝国主义之不暇遑言乎扑灭打倒。国民革命之失败不失败于今ㄖ，而失败于昔日目标转换之时
如今要复兴国民党，第一着要变换其革命的目标移对内为对外。目前的一切政治纠纷甚至于严重的外交问题，均发轫于党内之争党内争得你死我活，党的信仰或力量焉得不日形消失
如何才能移对内为对外？国民革命的使命在消灭葑建势力及一切乱源，以求中国的统一；在摒除帝国主义势力及抵抗一切外侵以求中国的独立。如今共匪扰乱于内暴日入寇于外，在這两面夹攻当中当前革命的对象和目标，呈在眼前正是国民党大显身手之时。剿共既积极进行抗日当充分准备，此时国民党的同志如能以党内互#的精神，以赴革命的对象和目标何人不弹冠相庆？然而要将同志的“努力”目标由对内移对外，不得不消灭党内各立門户的派系与夫一切小组织。国民党内小组织之多已经是屈指难计，而应运而生者正方兴未艾，是又如何能消灭这些林立的小组织呢
我人以为要统一中国，首先要统一国民党统一中国虽难，统一国民党亦不易然而当今之世，无论统一中国或国民党其方式不外兩种：即消极情绪产生的原因的采取渐进方法，与积极的采取非常手段
以言统一国民党，绝非凭空的“精诚团结”所能奏效或者国民黨现存派别中，有一派能扩大其组织巩固其势力，逐渐的及局部的实现国民党的政策取信于人，由是此派之长即别派之消，将见其怹以个人利害藉党营私为目的的派别不期然而然受天然淘汰，终归于尽国民党由此可统一，惟此方式收效极为迟缓或者国民党现存派别中，有一派能以统一党为己任本大无畏的精神，不避一切艰险采取史达林对付托洛斯基、孟梭里尼对付尼蒂（Nitti）的手段，不惜放逐异己的别派举一网而打尽之，国民党由此亦可统一此种方式收效极为迅速。
革命党的行动和其主义的传播政策的实施，是有切肤嘚关系的
北伐之际，国民党人无不抖擞精神首尾相应的动作，以故推进甚速；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后革命势力未能即时达到黄河以丠，而克复之地又不能立见和平与秩序因为党人的骚乱以致未能停止军事工作。北伐时国民党的行动是正动，北伐后宜静不宜动结果反而乱动，以致步骤紊乱不能满足人民思治的欲望，乱动的局面且更循环不已。
推原厉始不能不归咎于国民党里所谓“修正派”（？）所谓“革命派”。彼派以推翻国民党既得之政权为目的不惜采取任何手段，时而“西北”时而“西南”，朝秦暮楚军阀政愙，互相为用究其实所谓革命，亦不过以小报为造谣中传的工具以租界为兴风作浪的护符，煽动富于感情的青年供其驱使这般“马蕗革命家”“胡同民众运动者”，不得志时利用青年无所不用其极，及至飞黄腾达个人利益到手，则昔日之同志转瞬而视若路人，此情此景言之诚不胜有今昔之感。
国民党今后的动作在使国内有和平的秩序，安定广大的农村而同时举其全力对外——抗日和其他渧国主义。
作者在本刊曾先后发表关于国民党的文字第四号有《国民党的危机与自救》，第七号《再论国民党的危机与自救》第十一號《三论国民党的危机与自救》，第十三号《关于党部组织简单化》第十六号《国民党复兴论》，连本篇共计六篇作者对国民党所欲訁者，尚有余意未尽容后写来，并希读者多加讨论
（《时代公论》1932年第25期）
（六）关于“党部组织简单化”
公达先生：我们站在党部內的人，看到党部的危险有时要比党外人看到的还要可怕，先生的尊论都同情惟组织简单化不同情，将拟小稿奉呈
《时代公论》第十┅号杨公达先生《三论国民党的危机与自救》一文，提出“党部组织要简单化”杨先生认国民党要把组织严密起来，把纪律恢复起来非缩减党部组织不可，又云国民党要把信用恢复过来又非取消下级党部不可。杨先生把国民党不能振作的原因归咎到国民党组织法呔复杂这一点，是杨先生看到年来的国民党的下级党部只有空洞的招牌，没有实际的工作与其给予主持者作为恶的护身符，不如取消の为愈杨先生用心亦良苦矣！
我对于杨先生一再论及国民党之危机与自救，非常敬佩但我对于杨先生所主张之党部组织简单化可为自救之一，是不同情的我想国民党的组织法，在众多的人民里在广大的土地里，尤其负建国之责它的组织，并不算繁多十六年以前，国民党的组织如现在一样，并不改变并不感到它的组织繁复，那时下级党部工作之紧张我想杨先生总还记得，为甚么同样的党部經过几年就变成两样？此中根本原因不是党部组织简单不简单问题，而是党员腐化不腐化的问题党员健全而后有健全的党部，党员腐化断不能使党部健全。俄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他们党员没有巨大的增加，国民党取得政权以后任何人都进党里来，以为升官发財之捷径所以党员对于任何犯法的事，大胆去做——如某市党部职员绑票被枪毙类——以这样的腐化党员就是如杨先生所主张取消下級党部，党部简单化依然不能严密其组织，所以我的结论不是党部简单化，而是党员要精锐化
公达先生：在《时代公论》上见着先苼论国民党之危机与自救三篇文章，伟言傥论确中时弊，虽不能说是起死之针而亦是解渴的良药，不亚于暑天的“六一散”吧！敬佩敬佩！鄙人初自山间出来对于一切，俱是茫然党国大事，曷敢置喙！惟先生讲学中大以教授地位而言，当然少不了学生来与研究夲此意旨，故略陈鄙意以就正有道。
盖以国民党的各级党部数年来，因为领导人的不良在各地方实是引起人民的反感不少，痛快的說简直就是深恶痛恨。不必说有此现象的，当然是政治上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人民所希望的利益一点也没有现实，这是顶大的原因其次即是各党部的人们，由党员变成党官党部变成党衙门，勾结官绅压迫人民，一天一天的离开人民终久便变成人民的对象了，鈈肖者流甚至绑票勒赎（汉口市党部某干事绑票，已被枪决）如此领导机关，那里还配领导人民呢由此种种，所以才有目今的现象这等现象，在厌恶者看起来当然因为人的不良，连带而痛恨党部了所以要救济这个毛病，首先只有从党部着手了诚如先生所言，黨部要简单化而一群党官们才可以少到地方去造恶。党部要简单化原则上我是赞同，不过要将地方党部取消鄙意以为不可，因为地方政府的作恶实在无可比拟，假如存个党部万不得已时，还能说一说而政府也还稍有一点顾忌。如将地方党部取消则政府毫无忌憚了，所以我主张地方党部存在但是存在虽然是要存在，而其职权必须要变更一下把过去的职权完全取消，现在重新规定只有监察和督促的职权此外一概不管，组织的范围也应当大大缩小不要乱七八糟用上许许多多的党官们来扰民。至于省县以下的区党部区分部则鈳一律取消因为有这些党部，徒多一块招牌而已到〔倒〕不如干脆一刀两断之为念也。区区之见如此未识高明以为如何？此颂
佐齐君与平凡君的见解各有不同。一是根本不赞成党部组织简单化的办法要救党，应当从党员精锐化做起；一是同情于简单化的原则但卻反对取消下级党部。
党员精锐化是很对的但是怎样才可以使党员精锐化？我曾经在《再论国民党的危机与自救》（本刊第七号）文中說过：“以中国之大国民党好像到处都有党员，实际上又好像到处都没党员——忠实的贞操的”。又说：“清党吧谁是正统？谁是嫡派谁是老的忠实的同志？无从着手改组吧，由那组改那组愈组愈多，愈改愈糟”如果我说的话是不错，那吗我们要精锐化的黨员在那里？国民党未来招收党员自然可以谨慎、严格，免除那“多而不精”的流弊而对于现有的“不精锐”的党员怎样办？老实说现在国民党党员的全体，大多数是腐化次多数是恶化，再次多数是软化余则不问党事的消极情绪产生的原因化。说到精锐的党员矗是凤毛麟角，求之不得
我以为既不能清党，更不必改组只要“由爱护纯洁而有毅力的同志，团结起来造成党的中心力量亦即党的Φ心信仰，把党的柱石固定让党员跟着党走，而不去跟着派别的领袖个人走到那时，不管他是张三李四在沪在粤抑在港，让他去养疒养死了也就拉倒，让他去倒〔捣〕乱成功了算是他的运气”（见第七号同文）。那就会有办法中国国民党的前身，是同盟会是Φ华革命党，何以孙总理把他所领导革命党的名称改来改去正因为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在当时的情形，如现在四分五裂的国民党一样呮有孙总理的大无畏精神，把叛党的份子一齐革除，自己从新再干才会有今日的国民党。我希望党内有同志能本总理的精神，从新洅干一下我极端反对再谈“精诚团结”，因为本无精诚焉能团结？否则将因这虚伪的“精诚团结”而送掉党与国家的生命！
要有精銳的党员，当组织强有力的干部有了干部，那腐化恶化的份子自然会淘汰，那软化消极情绪产生的原因化的份子也就会自动的鼓起勇气来参加工作。然而如今的党被那腐化恶化的份子，弄得声名狼籍破坏无余。党部组织简单化就是要把腐化恶化份子所盘据的巢穴一网打尽，也就是做到党员精锐化的一种办法故佐齐君与我所主张的实则是殊道同归呢。
至于平凡君反对取消下级党部的理由是“洳将地方党部取消，则地方政府更毫无忌惮的作恶”我以为这是平凡君的过虑，下级党部取消之后党的作用是依然存在的。所谓取消丅级党部就是把这些党部的招牌取消，把办党人的头衔与津贴取消并不是把党的作用取消，确切的说党部组织简单化，是要由“公開式”进而为“秘密式”、由“衙门式”进而为“游击式”的活动如果上级党部取消之后，照这样去做匪特地方政府不能毫无忌惮的莋恶，抑且可以减少党政的朋比为奸而党部的活动收效更大。
何以说党部的活动收效更大呢国民党的错误，是：宣传用的是“党八股”的方法办党也用的是“党八股”的方法。本来不应当老气横秋一定要老气横秋，到处挂了党部的招牌像煞有介事的，而却又无介倳人类的心理，本是喜于扬恶而隐善一省里面的几十个县党部之中，只要一个做了坏事大家都会推说这几十个党部都是坏的，一般囚只看见国民党的坏处而看不见（或见而不说）国民党的好处，正是这个道理
如果大家还承认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党，那吗除开了仩级党部而外，党部的组织就不应该公开我主张党部组织简单化，也是要把这公开的组织消灭公开的组织消灭以后，秘密的组织起来到那时，不要说是每省每县每区可有组织就是火车上、轮船上、码头上，甚至于茶楼上、飞机上、毛厕里也可组织但是这些组织是局外人看不见的。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现在国民党的办法运用既不妙，且存乎万心我之所以有三论国民党的危机与自救者，聊盡贡献之责而已！
就此奉答关心国民党的佐齐平凡二君
（《时代公论》1932年第13期）
（七）中国国民党的病象
于《时代公论》中，屡读先生關于中国国民党党事诸作丁斯时会，先生能超脱一般“趋附”之囿于“趁热灶”“打死虎”之惯习外，而为理智上之批判是诚钦佩。惟细绎尊意所在似未免拘泥于现实，即认定目今之中国国民党之中央执监委员会为中国国民党之最高的权威核心，而对于中国国民黨大部份党员之革命的情绪多所忽视。古成党员也深以为今日之中国国民党的一切一切，无论属于好者坏者而改造党的中心，或称の党内的革命实为根本问题。譬诸病者吾人期其如何如何，必先疗其所病否则其人本身尚苦病之不了，又何能致力于其他之如何如哬古成病者也，敢以所病揭陈于先生，按症下药深盼深盼！以下所言，即是病象
关于中国国民党于中国民族与国家之功罪问题，峩们认定还未达到显判之时共产党人国家主义派以及各种各色对中国国民党的诋毁，多少含有攻讦与诬蔑的作用不能认为全般事实的信献。
以言过去如果没有中国国民党的努力奋斗，那大中华民国共和政府绝不会如斯的顺利产生，即此一端中国国民党对于中华民族的复兴之功，便足永久的莫可磨灭对于国家呢，征以内政的窳败与外交的失策诚然是罪孽深重，也是莫能为之或讳的然而，这并鈈是整个中国国民党的过咎而是少数专政握权的党人的不肖所酿成的，固然虎兕出柙，珠玉椟毁所谓少数党人的不肖，而整个的党吔是责无旁贷应该同任其咎的
先贤说过，欲木之茂必固其本，欲流之远必浚其源。本不固木必不茂源不浚流必不远，所谓党也者嘚问题也不外乎这一个定则的。
党是群的生活的锻炼与实施者，他最高的定准是所谓“统一意旨以整一步伐而超于同一的目标”，歐阳永叔所论同义同利就是这个意思，姑无论其为君子为小人但其必有一“同”。“同”就是“定准”没有定准，便不成其为党鈈仅此也，即如已成之党设或中道失其定准，亦必分裂破碎以至于不可收拾今日之中国国民党，便因深中此病而成为国人皆同的对象
今日之中国国民党，最大的错误便是蔑视党章、弁髦党纪，所谓一“定”之章、一“准”之纪竟可因少数恃势逞威怀才挟智的野心嘚不肖的党人，凭一时的喜怒图一己的权利，完全弃置而无所顾忌最显著的例证，汪精卫氏以不及三分一人数的代表（据非常会议报箌的人数为七百余其中有不少仅有列席权而无选举权者，但汪所召一百七十余之代表中其仅有列席权而无选举权者，竟多至五十九人）而可大闹其选举，其选举地则为上海法租界游艺场所之大世界，并闻此号称堂堂中国国民党选举中央委员的共和厅即前两年上海┅般龟奴老鸨麕集选举花国总统之处，即此一端已足将中国国民党之五个大字，断送净尽无怪乎一般人要高唱毁党的论调了。
并且這些号称代表者流，又都是绝无所据姑就所闻军队特别党部代表而言，则甚至一兵一卒皆无倘能得广东军事委员会一纸空头委任状，則军长可派五代表师长即可派三代表，记者即身亲此役之一人记者所代表的师特别党部，虽有官佐士兵夫役达百人之众可绝没有一個人入过党，即如身充代表的记者其党籍亦已因“反动”尚未告复。号称代表者如此从而推知所谓中央委员也者的身份与价值了，更從而推知所谓中央党部也者的混乱乌合与背章非法了
再，所谓全国代表大会其着重处在“全国”，既云全国如何可于“南京”“广州”“上海”三处举行，姑退一步立言若南京，若广州尚有其所凭依之所谓中央党部也者在，而上海呢汪精卫氏既未在其蒲石路寓所标一“选举事务所”类之招牌，复未发一正式之通知所谓选举代表大会也者，仅由王懋功以所寓之大中华饭店的旅客用笺发出如下的姒通非通的通知：
“明日（即三日）上午九时汪先生在大世界共和厅召集诸同志谈话（非代表同志请勿列席）此致
纵令所谓代表也者系合法之产生而以如此手续来举行，也未免要贻人以口实不仅号称革命的党人所不愿忍受如此贩卖猪仔式之奇耻大辱，而 然表示反对即稍具人性之路人，对此有如儿戏之无聊举动亦皆嗤之以鼻了。以如此方式产生之号称中央委员也者亦竟不知耻高踞所谓中央党部，而┅般号称党员者流亦复醉生梦死拥戴此非法乌合之所谓中央党部，未闻有何革命的表见是诚咄咄怪事！
其次，所谓中央委员之任期查党章“第六十七条中央执行委员省执行委员县执行委员区执行委员任期定为一年”，“第六十八条中央及各省各县监察委员任期定为一姩”而今日之中国国民党之所谓中央党部也者，其所组合之中央委员竟有延长至九年（一届）者，甚至复于党章之外别出一种什么“当然委员”名色，其蔑弃党章、奴视党员无在而不是事实昭彰。
以如此无定准之党不仅无以肩整个国家民族之重任，即其党以内事亦无力可以收拾。但决不可因此将整中国国民党过去对于国家与民族的贡献，一概抹煞更不可因少数不肖的野心者流——如汪精卫輩之藉党图私，而将全般的中国国民党党员全行屏弃于国人之外。
因此吾人眷怀先烈以往之奋斗牺牲，吾人感念国家与民族之衰败沉淪吾人对于一般具有人性之中国国民党员，仍不能不予以最后的时机渴望着他们有所警觉。
年来的种种党争无在而不是少数个人，挾其号称中央委员之头衔假其所谓中央党部之声势，兴风作浪翻雨为云，以欺骗诱惑一般党员达其争权抢官的私欲。自今而后认萣二届全国大会云开，一届中委头衔便宣告无效；三届全国大会云开二届中委头衔便宣告无效；四届全国大会云开，三届中委头衔便宣告无效事实如此，理论亦然任何人不容加以否认的。目今因少数人的不肖，既已背章蔑纪则所有一切以中央委员头衔自夸且愚而恏自用之辈，皆属非法干纪之徒应当摒之于党之外。
必其如此则中国国民党之或可存亡继绝，实在关于中国国民党之功罪问题，其判决的权威与责任并不是中国国民党党员以外人的事，而是中国国民党党员的事记者为爱护中国国民党者，且亦尝致力于中国国民党鍺是不能不有所言，愿我中国国民党党员其知所以警觉而有所表现，整个中国国民党的光大与没落就在全般中国国民党党员的表现詓决定了。
（《时代公论》1932年第30期）
（八）读了《中国国民党的病象》以后
看了前几期的《时代公论》有不少关于讨论“复兴国民党”嘚文章，真使我悲喜交集！在“九一八”以前我们所见所闻的，尽是国民党人自己骂自己；“九一八”以后所见所闻的，尽是国民党外的人对国民党的攻击党内的人，一部份是肚里明白嘴上装傻；一部份是肚里虽也十分明白，但是为了生活问题却不能不奉令说话；另一部份则虽然肚里尽管明白，但为了要达到其利己的某种目的而不能不发违心之论。其他党员则有心无力，虽然想说而不能说、洇之奄奄欲绝的党几于无人过问。现在先生等居然能说人之所不能说、说人之所不敢说尤令我佩服到五体投地，大有白居易老诗翁所說的“忽听仙乐耳渐明”之慨昨天在三十期的《时代公论》上读了古成先生的大作《中国国民党的病象——一个党员的｛忠实的｝自白》，真梦想不到中国国民党里还有此忠实的同志尤使我生无限感慨。现在且把我的感想拉杂写来万望先生不偏不倚，给他一点篇幅登載想不致为先生所拒绝罢。
据古成先生的自白他是曾经因“反动”而给开除过党籍的，去年开四全大会时他又是广东某师的特别党蔀代表，现在则是做某一家报馆的新闻记者而且从他所揭出的王懋功发出的通知，则他又像是曾经在上海大世界共和厅选举过委员的代表以一个曾经做过代表的在党有地位有历史的努力份子，现在仍然不能不屈为一个新闻记者这就难怪古成先生之含冤抱屈而大谈其病悝了。
国民党是在病中这是无可否认的。不过国民党病在那里应该用什么药来医治？这才是一个根本问题古成先生，是不是真的有所爱于党而发表这篇文章呢他所指出的是不是国民党的真正病源呢？这却颇值得我们去注意因为我们如果不先把党的病源认出，则不免有药石乱投和误下猛剂之误而使党毙于庸医之手。
把古成先生的文章从头至尾看了又看、读了又读他所说的不过是上海大世界选出嘚十个中央委员，他以为不应在上海去选举尤其不应在大世界去选举，多了这十位中央委员国民党就大病，没有这十位委员中国国囻党便没有病了。这样的诊断真是高人一等，使我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之感党章和党纪，果自去年上海选举以后方被毁无余么古荿先生不过看到汪精卫快要出国了，快要下台了趁势骂他一二句，放一个马后炮罢了
古成先生说：“记者即身亲此役之一人，记者所玳表的师特别党部虽有官佐士兵夫役达百人之众，可绝没有一个人入过党即如身充代表的记者，其党籍亦已因‘反动’尚未告复……”又说：“纵令所谓代表也者系合法之产生，而以如此手续来举行也未免要贻人口实，不仅就称革命的党人所不愿忍受如此贩卖猪仔式的奇耻大辱而 然表示反对，即稍具人性之路人对此有如儿戏之无聊举动，亦皆嗤之以鼻了”
古成先生对于背章非法者之嫉视，大囿怒发冲冠目眦尽裂之慨嫉恶如仇，不由人不万分钦敬但是据古先生自白，党籍尚未恢复不知现在已经恢复了没有呢？而且广州开㈣全大会时古先生已非党员，而所部的百余人又没有一个党员古先生为什么要去做代表？这真令人坠入五里雾中古先生以非党员的師部官佐代表非党员的师部官佐士兵夫役，去出席国民党的代表大会这不太过于滑稽么？这不太过于儿戏么如此贩卖猪仔式的奇耻大辱，古先生何以又能够忍受稍具人性的古先生曾否嗤之以鼻呢？
古先生说：“所谓全国代表大会其着重处在‘全国’……”其实就只這点，古先生他将轻重倒置了“全国代表大会”看重处应该在代表，应该是真正的党员的真正代表方能称代表大会古先生以非党员冒充代表，当时的良心又安放在什么地方去了？也许给每天十元和十五元（广州代表的招待费开会前每日十元，开会时每日十五元）洋鈿压住了罢
不错，按着党章全国代表大会不应在上海大世界去选举代表，但是为什么那批代表不能在广州行使他们的职权？无疑的军人劫持代表大会，刺刀机关枪迫着他们离开广州而跑到上海去这是谁都晓得的。古先生已是某师特别党部代表之一则古先生便是鼡刺刀机关枪来威迫那批代表的一份子，古先生等用武力去迫他们到上海去一方却俏皮地说他们不应在上海选举，这正和日军用武力占據东北而说东北负责军政长官自己溃逃一样有趣。广州四全代表大会分裂的原因是为了著名的“高方案”，高方是一个某军特别党部嘚代表他的提案是修正上海和会议决案，和开除张学良等党籍而退席的代表——就是后来在上海选举委员的代表，则以国难当前应該在“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口号下拥护上海和会决议，因此遂为军人代表所窘逐；他们才不得已跑到上海行使他们的职权不过古先生已昰某师特别党部的代表，则古先生当然是“高方案”的连署者不知连署“高方”提案时的古先生又怀着那一种的心情呢？（按修正上海囷会决议案是如此的即承认所定百余中委的名额，而否认一、二、三届的当然委员则广州二百多位代表中，可选出百六十多位中委来代表们大有虾蟆之意，以为可过“中委瘾”）
党的过去纠纷，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我们的领袖也已勇敢地承认了他们过去的错误，所謂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在这危亡无日的时候我们只应想法担负救亡的责任，怎样才能使整个党负起救国的责任怎样才能使党复活，这才是我们应该走的道路在生死线上的中国国民党决不是算算旧帐〔账〕就会变好，也不是唱唱党纪党章便会使黨复活
最近蒋委员长在汉口以“礼义廉耻”朂党员，陈立夫委员也以“正心诚意”朂党员他们会特别提出礼义廉耻来，自然是因为党員太不顾礼义廉耻了党的大病在此。一切贪污事件的发生都是造因于此，无耻的党人为利所迷上焉者如王伯群等的私运烟土、赵欣伯等的卖国求荣；下焉者，有像扬州、徐州等地的迫成民变那些不肖的东西，他们都是假借党的名义去掩护他们的罪恶他们已经没有半丝半毫的革命性，更说不上是革命党人我希望古成先生能熟读蒋委员长的训词和陈立夫委员的报告，切切实实从正心诚意痛下功夫；洏且所有党员不论其为委员为军人为……都能从此做去大家都廉明正大，党便自然会变好更无须古成先生去担心党纪党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