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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用系统自带的功能。
还是重买一个吧
免费的杀毒软件就是这么坑。
我用360杀毒把电脑杀蓝屏了
把系统某个重要文件删了
结果重装系统才可以正常开机
而且还是装了好几次全盘格式化才装成功
和我一样，重启后别用360打补丁，用驱动精灵，重启后就好了，亲测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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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
中国的历史有一个奇怪的转折点：史前无知的时候出现了尧舜禹这样的后世之楷模，而有了知识的后世，却始终再没有尧舜禹。
&&&&&&&&&&
语言这个玩意儿有时候是很可惡的。
这世上原本是没有语言的，只有风雨雷电,流水浪涛之声。低等动物发出的鸣叫若可以算作语言的话，那是世上最单纯的语言。公鸡见了母鸡便咯咯的叫着追赶；公驴对着母驴发出无耻的叫唤(‘无耻’是人类的语言，而在驴类决不适用)然而这单纯到只有一个字母的叫声表示什么呢、也许是在喊‘喂，小姐，当心身体别累坏了’。因此也便无所谓可恶。而作为高级动物的人，使用着完整的能够表达准确意义的语言，那便要很讲究。男人见了女人决不说“喂，小姐，我想和你”。而是用下面一些类似的语言:
&‘敢问小姐，芳令几何，仙乡那里？’
‘巧儿，你看我身上穿的是绫罗绸缎，袖筒里装的是大洋钱 ”
更有巧妙的，将“愿随君去”四个字写在一首藏头诗中，讲究的是“半掩罗裙半遮面”。看你识不识得奴家深意。而对方会匹配相当的对出“当不负卿”的诗句，而且也要弄一块布蒙起来。文明古国啊！外国人不会这个。
如此等等，即便是谈恋爱也都得避开那一句心里真正想说的话,倘一时脱口而出，便有遭到唾弃至使对方拂袖而去的可耻下场。所谓‘祸从口出’。由此可见人类的语言尽管那么完美甚至是美妙，但是在很多时候，使用语言的等等常人，并不能直接坦率的表达出自己的心声。这是艺术，于是便产生了诗。古人写诗‘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显得单纯质朴，
而后来的则有‘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般更加委婉而情意隽永的句子。如同夜晚的月亮，被一片云彩遮住更显得朦胧而富有诗意。遮盖起来，决不赤裸裸而言的这种表达方式不妨叫做‘云遮月’简称‘云月’。古人将说话谓之‘云’或“曰”，也许并非巧合呢。这样的语言，我们不妨叫做“包装语”吧。包装语固然很美，但你拿来当真不行。有人说“二月春风似剪刀”，但你不能说：“我们那里就是用风来裁衣服的”。
然而更多的时候语言被用来遮盖不美，心里想的明明是恨其不死，嘴上偏偏要说“老爷子一百岁”，这种语言应该叫做伪语。另外的人也就都说“老爷子一百岁”好了。倘若有一个说八十岁的，未免不随大流，那就要挨揍，祸从口出。传染开来再也不会有说八十岁的。为了更加保险甚至可以福从口来，便有大胆发明创造的说“二百岁”“百百岁”。这种语言应该叫做“感冒语”或者“发烧语”。倘若五个人和一个人吵嘴，
都说老爷子能刮起旋风，只有你一个人说老爷子不过是个平凡人，那你就会被众人耻笑，别人过来也会跟着耻笑，就像你说太阳不会发光一样。其实是盲语，随声附和。总之，语言并不代表心声。也不明辨是非。于是便有本文开头的那句话‘语言……有时是很可恶的’对于这种种语言，我们不妨就统称为岔语，包括伪语和种种言不由衷的语言。其中的源头就是伪语。
这世上使用语言的方式不外乎三种，除去上述两种那便是直白、质朴、毫无遮掩的语言。对于儿童叫做天真，而一辈子只讲这种语言的人，人们往往在他的名字前面冠之一‘傻’或‘呆’甚至叫做“魔症”。这里称之为“裸语”或心语（也可以叫做“第三种语言”）。
上述三种语言，恰恰在童话作家安徒生的名著《皇帝的新衣》中，都有所表现。但安徒生把它浓缩在一篇童话中，也是一种包装艺术。看来，精明的人是不讲裸语的。
我自知我的使用语言的权利（发言权）是有限的，即使要讲也必须象一般使用语言的规则那样，或“随大流，不挨揍”；或曲意逢迎；或指物而言他，或张冠李戴或口是心非，总之是口不对心——岔语。至少也要艺术一番。人类所创造的语言是否与他们身上的衣冠一样，是一种包装物，只可以遮遮掩掩不可以裸露相见，我想也许是的。就连一些大人物总要先讲那个“奋斗终身”、“全面贯彻”、“认真执行”……乃至为二奶购买花园别墅之前和之后，仍要大讲特讲那个“反腐倡廉”。婴儿降生的第一声哭喊是否对即将接受如此人生表示极不情愿，孩子既想要吃又能讲出掩饰这欲望的高级语言才算是精灵、成熟。一个人可以一生不讲话，例如哑巴，（这其实是最幸运的，免得祸从口出）再就是要精灵、成熟。而我天生来既不精明又不是哑巴。于是我便要写出下面的文字。
语言不是小事&&
语言的失败者——祸从口出
这种事实在太多了，1968年在人民解放军某部队有一个当兵的，练习射击时口中还要念念有词‘打到刘少奇，保卫毛主席’反复无数次
，大约念到第八十三回的时候，不知不觉可就念反了，当时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要杀头的。于是有人便去报告，“无限忠诚”啊！而我却暗中教唆他千万不能承认。幸亏连队领导也还明智，并未深究。不过也很危险的引起了一场惊恐。中国历史上因为语言而遭杀戮的不计其数，早在殷商时就有比干剖腹，战国时屈原投江，都是因为祸从口出。到秦朝就更厉害，秦始皇焚书坑儒且不论，更有赵高指鹿为马，凡不为马者皆遭杀害。这些人犯了什么罪？其实都是因为语言，而且都是‘第三种’语言，即所谓“心语”或“裸语”。讲心语而遭杀害是因为政治，看来自从有了政治，这心语或裸语就不是随便好讲的了。
语言之可恶莫过于骂人。古人造字言、说、鸣、叫、喊等都是一个口，而骂字却是两个口并排，可见古人也已经意识到了骂往往是两个口想对，或者一个口觉得不够用。总之，骂是相互冲突，感情激烈的语言。低等动物中唯有狗会汪汪的骂人，作为高级动物的人，骂人的方式真是多种多样，粗野的骂、文明的骂、赤裸的骂、委婉的骂、总之是可恶。普通百姓间，骂则骂矣，遇到软弱的如阿Q之类无非权当儿子骂老子，倘若地位不等自然不能以下犯上。皇帝至高无上，皇帝的语言不叫语言而叫“玉言”，玉言自然是不会可恶的，即使骂你祖宗也要千恩万谢，“谢主隆恩”。反之对皇帝只要稍有不敬，甚至很敬但却让万岁爷他老人家感到不舒服，都可视之为骂。乾隆皇帝曾宽宏大度地宣称，他不会因大臣冲撞其名讳而治罪于彼，然而，有一个名叫吴英的广西平南县生员，在为他歌功颂德的奏折中，因发现有两个‘弘’字，一是‘其德非不弘也’二是‘圣上有万斛之弘恩’。都是极尽称颂之词，结果被全家处死，吴英本人被处凌迟。弘字是乾隆名讳中的一个字，已经被皇帝圈占了，你闻一鼻子都不行。尽管颂之有加，这也不行，罪不可赦。旧社会人和人是不平等的，要不为什么说它万恶呢。那么在不万恶的社会又当如何呢？
1969年我们那个县城召开全县万人公判大会，枪毙了了六名罪犯。其罪状都是因为骂。
其中有一位年逾八十的老太太，满头白发，被五花大绑，她的唯一罪名就是‘骂’。俗语说“七十不能打，八十不可骂”尽管老太太已经到了不可打骂之年，那也不行，非枪毙不可。当场枪决。死去的尸体上，后脑勺赫然留下一个玉米粒大小的黑洞，这是历来被处决的死刑犯中年龄最高，最为快捷的壮举。有的革命群众就表示拍手称快，有的还上去踹他们几脚，大骂‘活该’‘日你奶奶’——同样也是骂，而且骂得更难听，这不但没罪，而且可以大骂而特骂，“踏上一万只脚”、“立场坚定斗志强”——语言啊！从人们嘴里碰出的那些声音，可以让有些人下地狱，也可以使人上天堂。我那时心里很不是滋味，好在那时还有不使用语言的自由。
然而，有时候不使用语言的自由似乎也是没有的。众所周知的一次中央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被开除出党的决定，当时只有一位叫陈少敏的老太太没有举手，（举手在那时就是语言）事后则受到康生等人的责难，问她为什么不举手，那老太太回答说‘这是我的自由’——嗟夫！自由而竟如此不堪者可赖天下以仰之乎！&
& 自由——与天地共存的长青之树
自由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话题，谈到自由即离不开人性，广义地说自由是生命之需求，是生物之天性的满足。生活在天地间的人对于自由更有着不同的理解和需求。在社会群体中相互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和错综复杂的协调关系，各自的自由必须受到一定的限制。政权机制由此产生，各种伦理道德云云说教和法律条款，曰曰是非应运而生。由此而产生了统治者与老百姓；官与民
，这两个对立面---这本来不应该是对立的，但历史的事实不容抹杀。掌握政权的人——君主，王侯，以及后来的官员“圣人”们，首先要满足的是自己的自由，近水楼台先得月。那么由谁来限制他们的自由呢？有的说靠制度，也有的说靠觉悟（亦即圣人教诲之类），制度也好觉悟也罢，都是语言文字。语言这玩意儿人人会讲，但是有人讲出来是金口玉言，能刮起飓风；有人讲出来还不如放个屁。这个话题我们暂且不论。单就人性而言，人性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劳动的自由和语言的自由。劳动以谋生，语言以交流和发展乃至创造。劳动各尽所能，语言百家争鸣。中国的陈胜吴广起义，古罗马的斯巴达克斯领导奴隶造反；汉代的司马迁受宫刑，西方的培根坐牢，布鲁诺遭火刑，无不是为这两个自由而斗争。而司马和培、布正是为语言自由而献身。‘自由’这个词，在我国古代似乎非常陌生。是西方人唱出了‘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诗句。上述的两大自由是人性的基本需求，失去这两个自由就是人性的沦丧，抹杀这两个自由就是对人性的扼杀。在我们这个国家，远的不说，就十年文化大革命而言，已被定性为‘十年浩劫’，而长达二十余年的人民公社制度又如何呢？这是至今很少有人提及的。这是不是也需要“藏头”呢？历史的经验教训难道不应该记取吗？谨此发表个人的见解。而且都是些笨拙的裸语。
& 第二章& 语言的时代
人民公社制度是怎样产生的
从“万类霜天竞自由”到“谁说鸡毛不能上天”。伟大领袖之所以不愧为伟大领袖，在革命战争时期英明预见并制定出一系列符合客观规律和中国现实的战略方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见解；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等战略方针；“兵民是胜利之本”；“论持久战”等。这些都是植根于中国革命的现实土壤，是遵循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客观规律的先知先觉。是高瞻远瞩卓尔不群的语言。正是这位伟人，在他的青年时期吟咏出“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这样体恤生灵，尊重“万类”的客观存在，而又充满远大抱负和浪漫情怀的诗句。“竞自由”何等好啊！另外，像鲁迅同一时期关于“救救孩子”的呐喊，方志敏在“我的中国”中的展望；历史上，屈原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表达出“骚人”的思索和苦闷。唐代诗人张九龄有“非沉理自隔，何所慰吾诚”之空叹；李白则有“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之淡泊无情消极遁世的吟咏。剥开他们语言的包装，那里面就是一句话——渴望自由。不知为什么西方人坦白而率真的提出：“人生来都是平等的”。然而，这样的语言，在悠悠五千年历史的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似乎是连想都不曾有人想过。几千年来，百呼不厌的一句话是“吾皇万岁万万岁”！“自由”嘛，——世外寻找去吧。什么叫天经地义？什么叫言为心声？心声而万万不可言，反之言不由衷才是天经地义，这在我们这个国度，是否已经堂而皇之，不得非议！而由衷之言必遭大非而特非！
“谁说鸡毛不能上天”因出自伟大之口，于是便伟大起来。
鸡毛能上天吗？绝对不能。但是，“说能就能不能也能”！——伟大号召大概发自1942年“组织起来”。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有个耿长锁“响应”了这一号召，组织了四户农民搞了个互助组，（也是全国唯一的一个吧）解放后他成了红极一时的农民代表，出国访问过苏联。后来河北省遵化县有个“三条驴腿起家”的王国藩农业社，被定为“五亿农民的方向”于是在全国相继产生了一些大大小小的农业社。于是鸡毛可以上天，便天经地义起来。到1956年全国的每个农村全部成立高级农业社，的确是翻天覆地，谱写起新的篇章。农业社的兴起，先前还遵循“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原则，而后来高级起来，那可就“说不能就不能，能也不能了”。——至于自由嘛，你就反对它吧！
语言和风：鸡毛似乎也可以上天，那得凭借风的力量，当时有一句话正在流行，叫做“东风压倒西风”，似乎非常重视风的力量。风这玩意儿——我国两千多年前，有个老子说过：好比风箱，“虚而不淈，动而愈出”，你越鼓动它就会越生出许多风来。从来不植根于泥土，不培养于四季；不需要脚踏实地，也不需要货真价实；可以虚无缥缈，也可以纵横跋扈；可以凭空而来，也可以扫地而去；可以飞沙走石压倒一切，令山呼海啸草木折服，又可以催人趋步，行不由衷；可以掩悠悠之口，迷万人之视听；可以颠倒树木，更能够混淆白天和黑夜；可以忽大忽小、忽东忽西，文过饰非。总之，不许你自由，力量强大，百口莫辩。历史进入那时代出现了什么？
诗人与现实 —— 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首先总路线昭告天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个路线围绕着“建设社会主义”前面加了十二个字作为状语，中心在于一个“争”字，而且要快。快到什么程度呢？有诗为证：“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一时期，诗人曾先后挥洒迸发出如此一些诗句：“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1958年）“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园里可耕田”，（1959年）“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1961年）。综观这些诗句，诗人的浪漫情怀“仪态万方，逸韵横生，气吞山河，而往往又与仙灵交融，无不充溢着自豪感”更为突出的“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句，“更加表现了大跃进的精神”（见公木著）。怎么能一下子就大跃进了呢？在这里，我们倒是应该引用一些自古至今与之相反的名言警句。
．老子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老子还更为具体的说：“天下之难作于易，天下之大作于细。”
．荀子说：“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孔夫子也明确的说过：“欲速则不达”。
．兵法有云：“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老百姓说：“一步一个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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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学爬，后学走。不能隔着锅台上炕头。”
&& 这其实都是再浅显不过的道理啊。
在诗人眼里，今天的人间“曾伏虎’；今天的神州大地“春风杨柳”“尽朝晖”；今天的农民是“遍地英雄”、“尽舜尧”。作为诗情画意这当然是优秀的“云月”。如同郭沫若所赞许是“雄伟超迈”“那样博厚、高明而悠久的结晶”。一介书生在这里谈诗，其溢美之词，他的使用语言的能力，似乎也有点江郎才尽了。这只能是诗，是语言的云月，可以尽力包装。可以激情，可以浪漫，甚至可以制造虚无缥缈，蓬莱仙境，月中嫦娥，遍地英雄，六亿神州，春风杨柳，乃至“桃花源”都可以入诗，入画。而春风难道当真可以用来裁衣服吗？
总路线中那十二个字充满着浪漫情调，充满着个人激情，“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而‘多快好省’则是窘困中充满着急躁情绪，违背客观规律的一厢情愿。既不是具体计划也没有明确的指标和方略，是诗人嫌“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迫不及待的心态的表达，是一句诗词或口号，确切的说，就是要吹起一阵风。是“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于是风来了。
这股风来得异常迅猛，而且洒遍江天。大跃进，人民公社从此诞生了！
大跃进的口号是“一天等于二十年”。当时有人编了一部电影，写的是十五年后，（即1973年）中国已经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影片通过倒叙手法，回忆当时的1958年，某些人的思想落后、保守，不敢想，不敢干，不敢大跃进，而羞愧难当，从而充分肯定了大跃进的必然成果。首先要钢元帅升帐，要“十五年超英，二十年赶美”实现年产1070万吨钢的宏伟目标。具体做法就是把老百姓的铁锅都砸烂，去炼“土高炉”。烧的是社员家里的拆房木，炼出来的“钢”就是一块掺杂着转头和炭渣的铁疙瘩，放到哪儿都绊脚，扔到大坑边就算完成任务，然后敲锣打鼓向上级报喜。英国美国是否都这么生产钢铁，谁心里都明白，但是，没有过一个人出来反对，——风是不需要反对的，只有傻子才跟风较劲！也只有傻子才讲心语和裸语。那时有一句语言叫做“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么一句只有傻子才会相信的话，中国人倒是似乎都相信了，——别的国家真傻，怎么他们就不知道这个秘密呢？
就是在此情况下，“人民公社”嘎嘣一下就诞生了！
一个村一个农业社太小了，要一个乡十几个甚至几十个自然村合起来成立为一个公社。（这就是“多”吧）不但户与户之间拉平，还要村与村之间基本拉平，叫做“一平二调”。各户都把准备盖新房的木头当劈柴卖掉，支部书记走在运动的前面，带头把自家的树木都打成棺材贮存起来。（这东西只在阴间适用，据可靠情报，阎王爷大概还没有搞人民公社）。各村当然也就不必比别的村搞好了，你牲畜繁育得多，粮食产量高，那你还不是被平调的对象？共产主义大家庭是个什么样子哟？还有一家一户之分吗？大家庭就要吃大锅饭，于是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千古奇观、万古罕事——成食堂！至少是一个生产队四五十户人家一个大食堂。单有炊事员十几个整劳力，承担了家庭妇女的工作。那些整天围着三台转的妇女们“解放”了，本来她们带着孩子完全可以为家人做好可口的饭菜，这样一来她们该带着孩子下地干活了。如此不可思议之事，硬是在全国普遍实行了——这是神话诗一般激情浪漫的伟大创举，“超迈”的杰作。
在这里，作者只能根据自身的经历和体会总结出人民公社制度的十大弊端：
一，生产资料归公，农民成为奴隶；
干部权欲膨胀，人为制造等级。
土地改革，农民们在界牌上插上自己的名字时，那是怎样的心情，他们翻身做主人了，至少他们是这一片土地的主人。对于这片属于自己的土地，他们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为之付出，他们会不遗余力；与人竞争，他们会千方百计。他们有一个坚定的信念，相信自己的每一滴汗水都不会白流，每一份辛劳都会换来丰硕的成果。为了取得这份成果，他们可以把全部的精力和血汗搭进去。
我爷爷就是一个例子，他每天天不亮就早起，手里拿一杆鞭子，口里嚼着未吃完的馍，赶起牛车下地。晚间，煤油灯下爷爷回来坐上炕头时两手端起粥碗，眼睛还不时的向窗外窥探，饭碗一撂又忙碌起来，伺候牲口、搓绳整具、预备明天的农事。有一次下大雨，别人都往家跑，爷爷却往地里跑，他刚割下的谷子不能被雨水浸泡。爷爷是最后一个入社的。成立高级社那年，没有了不入社的自由。牲口归了集体，土地连成了大片。爷爷竟然一病不起，没有任何病症，就那么一直瘫痪在床整整五年，叹息着、唠叨着，听着窗外生产队干活集合的钟声，从此结束了他劳作的一生。（倘若那时给他一片土地，也许他还能站起来）他只是心里空虚，是精神瘫痪。人民公社制度掏走了农民的心愿和梦想，判了他们灵魂上的死刑。
入社，这跟互助组的性质还不同，不是互助，而是从根本上全部剥夺了农民的自主权。生产资料全部归了集体，没有了个人的支配权，主人翁的意识丧失了，这是一。生产劳动由主动变为被动，一切由长官支配，成为被迫和强制行为，这是二。农民变成社员，个人成了“大合堆”中的一分子。劳动成果不能直接受益，对于这种劳动成果的再分配产生疑虑，失去信心，感到不平衡，而必然导致漠不关心。反之，对于自己的劳动付出反而会斤斤计较，惜力如金起来，这是三。够了，主要的有了这三个方面的心理改变，正是由于身份的改变而必然产生的严重后果。主人翁的心态一下子变成了奴隶心态，主人变成了奴隶。
于是，干活混大帮，出工不出力；晚下地早收工，盼着太阳快落地；草不净苗不齐，任凭它娘怎么地，长好长赖没关系，反正不是自己的；老天下雨赶紧跑，谷子淋烂没人理；偶尔有个“热爱集体”的，冷嘲热讽受孤立。社员最关心的是什么？——“工分儿”——这是他们唯一能看到的直接利益。
干部们呢？支部书记，大队长（一个自然村为一个生产大队）以及若干个管委会委员，（他们其实有的是极不情愿而最后才被迫入社的）。他们的党员头衔，一入社就是当然的农业社领导。尽管原来那些主动入社的积极分子其中不乏优秀的骨干，也还是统统靠边站。入社使他们吃了亏，“堤外损失堤内补”。在其力所能及的权利范围内尽力发挥和捞取。在集体经济的农村，他们成了人上人，凌驾于众人之上，盖起高大舒适的“办公室”，置办桌椅床铺（倘若条件允许便可以修筑金銮殿）作“百户侯”。享有荣耀和尊号，不用下地劳动，享受最高工分待遇。听的是社员的阿谀奉承，公款购买的收音机。那时候刚兴一种烧煤油的收音机，只有“管委会”才用得起。品评谭派、马派和裘派；聊的是西游、水浒、和聊斋；也有乡土趣闻、风流韵事。偶尔谈谈工作，张三不听话，该整治；李四不服从领导，调皮捣乱，该惩罚。吃的是社员们劳动来的粮食，存放在集体仓库里，谁有资格动用？当然只有当干部的。
谁是主人？——当官的。——他们凌驾于普通社员之上，优越感使他们以主人自居。他们在过去单干时也是普通劳动者，也同样要拼着力气去侍弄自己那一亩三分地，上级有什么差使，他们得扔下自己的农活，去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任务。我二大伯曾经是个村主任，上级通知他去县城开会，背起铺盖卷儿徒步往返二十里，一去三四天，回来误了农时，谁教你愿意干呢？——为人民服务嘛。这一成立高级农业社好了，常年的“开会”，肉烂了在锅里，伤不着老子半根毫毛，工分照记另外还得有补助。而且把那个“为人民服务”的大字标语高高悬挂。做起了正堂。
集体经济人为地将社员和干部分离，使之成为冲突对立的两个等级——奴隶和奴隶主。
干部也有挠头皮的事，要向上级汇报，光说“坚决拥护”“积极响应”不行，得有具体措施，详细安排，还要有好人好事，张三某人……夸夸其谈，妙笔生花。这些没多少文化的土侯爷们常常在大庭广众和上级领导面前闹笑话，出洋相，也真难为了卿家。有一次，他们找到了我头上，委托我代为写稿发言。我问他们要具体材料，支部书记回答的是：“要什么材料？不能说实话啊！编，会编就行。听说你作文有一套，编呗。”我说：“那怎么行”回答是“各村都那样，都是编”。会上果然不错，都是天花乱坠，无中生有，就连“包装语”都过世了，纯粹就是凭空捏造。彻头彻尾的谎言。大家都心照不宣，点头默契，——这就是干工作，干革命。执行总路线。我呢，没学会。讲的竟然是“上级号召搞‘鏖战’社员夜晚不回家，点起灯笼一大片，到处都把红旗插，聊完闲天打瞌睡，上级一来赶紧抓，浪费时间耗了油，评比会上把咱夸。”更有让人家难堪的：“汇报会上夸夸谈，干部带头搞生产，不妨去到大队部，问问床铺冤不冤，床铺若是会说话，叫声同志好伙伴，你的讲话好动人，响应号召别偷懒，不叫苦来不喊累，把我从早压到晚。”……公社干部夸赞我：“可惜了你这点歪才，没用到正地方！”回村以后，干部们对我一致的评价是：“这个小人儿实在靠不住！”
我那时一心想响应党的号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怎样建设？流血流汗多锄田？你敢多锄一垄便会招来社员们骂：“显着你啦，出风头，想熬个官当当？”那么就“熬个官当当”以权谋公，比你一个人多锄一垄地岂不是更有效？天知道，如我这般“靠不住”“用不到正地方”的“歪才”一个长不大的“小人儿”想当官？简直是做梦。只有那些顺风到，将口与心分离作风马牛，敢于将语言当做断线的风筝，飘到天边没人追究；当做大西洋的龙卷风，飞沙走石，吹破天，女娲娘娘不会怪罪；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瞒天过海，文过饰非，。这才是今朝的“风流”人物！这使人联想到丹麦作家安徒生的那篇童话《皇帝的新衣》，我们是否生活在那个童话世界中？
二、天低皇帝近，一人锁百人&&&
所谓“天高皇帝远”或许是古人渴求自由的心理愿望。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一个生产队四五十户人家，队长和指导员是最高长官，负责安排农活，带领并监督社员劳动。社员百人百姓，无论你有什么爱好和专长，也不管你有什么技能和谋略，统统只听队长一个人调遣，让你拿锄头你就别拿镰刀。干活混大帮，统统一个样。众人服从一人，一失压倒千虑。队长的喜好就是你的喜好，队长的意志就是你的意志。摊上个什么样的队长你就作个什样的么社员。有的队长爱听奉承，你就想法给他戴高帽，吹喇叭；有的队长爱训人，你就看眼色行事，“不打勤不打懒，专打小子不长眼”。有一个队长爱讲他当兵时的光荣历史，一群手下的社员就哄他大讲特讲，讲到中午了还没动地儿，干脆收工，每人八分工照记不误。那年头社员百姓不再算计种庄稼，而是转移思路，要学会算计人的学问，拉拢奉迎，瞒哄欺骗，弄虚作假，撒懒蹭滑……
当官的直接管到了社员的饭碗和肚肠，吃喝拉撒都得服从一队之长。口味不同、咸淡不一，对不起一律按长官的口味为准。你想吃烙饼他想吃捞面，凑合点儿吧，大锅饭菠菜汤。你嫌热，他怕凉，哪那么多穷讲究，比比红军长征吃树皮咽草根，这已经是上天堂了。更有甚者，你今天干活表现不好，扣你二两饭票，（社员们称之为“掐鸟食罐儿”）你和队长吵架顶嘴了，罚你吃剩饭。你要不服，去大队奏你一本，大队干部派民兵将你叫去训斥一顿然后打入“红专连”，去干最脏最累的活。或者组织社员开大会当场批斗，闹不好再给你戴上坏分子的帽子打成黑五类那可就惨了。
人民公社给社员套上了最贴身的枷锁。
集体经济最好的为人之道就是“随大流不挨揍”，别人咋的咱咋的，顺风驶船，随风倒。风——就是生存之道。千万不可直言不讳。你要关心集体，不忍心“大河没水小河干”，给当干部的提意见反对长官意志，你就是逆风而动，不栽跟头才怪呢。有一次我跟队长讲道：“种麦子不能光求数量，够指标，不顾实际，薄、碱沙洼地都种，浪费人力物力，到时候连种子都收不回来，这方式能不能改一改？”你猜怎么地？到晚上大队干部派民兵把我叫到管委会，支部书记代表党的领导劈头便问：“你怎么指责队长说种麦子太多了？这是上级指示，你也敢反对，你是不是神经错乱啦？”我心里万分委屈，眼看那么多好种子撒在地里，（亩播四五十斤）到收割时大片大片没苗，或只长个“蝇子叼”胡乱一扑拉就完事，到时候每人也不过分到几十斤。这样的事其实人人都看得清楚，想得明白，糊涂的是我，把心里话说出来了。而神经正常的人谁也不说而已——神经这东西不能把嘴和心连在一起，谁把这二者连起来，言为心声，讲裸语、心语，谁就错乱了！要讲也只能“背地里骂皇上”，小心“祸从口出”——几千年承袭下来的一条做人准则，大家都习惯了，甚至成了本能！
三、干部瞎指挥，社员徒伤悲&&&
当时家乡流传着一个故事，“干部打喷嚏，社员白费力”说的是一位公社领导，下乡检查生产，支部书记大队长陪同左右，来到一块玉米田，玉米长到大腿高，齐刷刷地正拔节。公社领导眉头一皱问道：“这么好的地方为什么不种红薯？红薯才能高产嘛。一亩地能产几十万斤。”支书也皱起眉头转身问小队长：“听见没有？上级号召种红薯！”那小队长大着胆子分辨一句：“这是红土地，适合种玉米，种红薯不合适呀。”那位公社领导突然“咔哧”一声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犹如晴天霹雳，吓得支书倒退一大步，冲小队长挥挥手道：“什么叫不合适？你能说上级领导的号召不合适？少说废话，把玉米毁了改种红薯！”那位领导干部方才回过神来，冲支书点点头欣然而去。干部们得到了“响应上级号召”的满足，拂袖而走，社员们大汗白流，毁一茬种一茬，到秋后落得个鸡飞蛋打，什么都没见着。领导一个喷嚏，农民白忙活一年。而这位支部书记被公社领导大会宣扬小会嘉奖，“这才是党的好干部，服从领导，听党的话，执行上级指示雷厉风行！”
人民公社是滋生官僚主义的温床。
类似这样的事多得很，领导干部发高烧，说句梦话便是号召。滹沱河畔曾经出现一个“社会主义大井”方圆几十亩地，三人多深，是上百个青壮劳力奋战一个来月挖掘而成。据说是为了发挥人民公社人多力量大的优越性，人定胜天“向地球宣战”的丰功伟绩。如此一个“社会主义”庞然大物摆在那里，旱季坑里不见水，雨季存水毫无用，就这样用不能用，填不能填一直保留了多年。另一篇皇皇巨作是跨越三县长达上百里的一条地上河。当地人叫它“河间大渠”（两面筑堤中间走水）源头大堤两座大闸耗费多少人工和物资，整整一年修成之后不曾用过，白白占去百顷良田。类似这样的工程，与当年隋炀帝那千秋功罪的大运河也能有一比吗？这些“敢想敢干”“风”流一时的冒险家们创造的奇迹，至今还残留着当年的许多痕迹。
四、干部只为贪寸功，无辜青年葬一生&&&
那时候有一句口号叫做“我是社会主义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听党的话，作党的驯服工具”似乎只要冠之以“党”，便可以人如草芥了。这说法比“草民”“贱民”之说似乎雅观得很。党是《为人民服务》，要作砖和工具，似乎应该是党的领导干部对人民而言。许多中央领导和革命先烈都曾经说过“我是人民的儿子”。“愿作人民大众的牛”。不知是因为什么把这个关系吹得颠倒过来了。要光是这么喊喊也还罢了，问题是下边的“党”们可就动了真格了！县里的党们要下边的党们搞扫盲运动，甲公社向上级保证“一个月扫清”，乙公社便汇报“只用二十天”到最后一个就“只用一天，明天就扫清。”这时忽听外面锣鼓喧天杀来一彪人马——“向上级汇报，我们公社已经扫清文盲！”这回领导动了真格的，要逐个检查。于是公社和大队头头们就商量出对策：让年龄大的在校学生冒名顶替，结果戏演砸了，挨一顿训斥，还在大会上点了名。怎么办呢？农村文盲这么多，得想办法改变这个现状，要不然社会主义得猴年马月才能建成，要“急”嘛！——办法有了——文明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寓言故事，“拔苗助长”是人所共知的好故事。事实上谁也不相信会有人真的那么做。然而，在敢想敢干的年代，中国人没有不敢干的事。——“农业中学”把所有高小毕业生全部圈进去，不许报考国办中学，毕业之后一律回村“支援农业，”这永绝后患的扫盲措施岂不是妙极了！好家伙，我的公社社员都是初中毕业生，看你哪个国家还能比得了？说干就干，“为农村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嘛”这是教育方针，有如圣旨，谁敢反对？当农民最光荣嘛！“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哪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你都得给我学邢燕子。你想升学，那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可了不得，你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不听党的话，你学成了有什么用？——不能要资产阶级的人才。（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人嘴两张皮，这就是理，光荣正确得不得了。都给我写作文，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于是领导“挽救了”正在青春年少的学生，而这些学生用葬送他们一生的前途和理想的代价挽救了“正确”换得了“真理”。无产阶级专政就这样专了这些无产的学生们的政！
人民公社制度助长强势者的专横，藐视弱势者的人权。
那个倒霉的1958年，正是我升初中之时，我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和大家一起连同考倒第一的一律平等（平等终于在这里体现了）被一平二调，进了这所“农业中学”。（在键盘上这个“词组”不出现）三天干活两天上课。社员们消极怠工干不完的农活，就让这些黄金年龄的学子们去打补丁。干活为主，上课是副业，“又红又专”！三年之后，一个升学名额也没有，全部保送到农业第一线。你们这些人都是砖，垒厕所去吧！“说得到做得到……”
五、自由成为罪恶，社员是被管制对象&&&&
“家居民主和平地，人在自由幸福中”这是解放初期老百姓较为喜爱的一副对联。人民公社强烈反对并明令禁止的正是“自由”这两个字。垄断与开放；统死与搞活；长官意志与自由发展，在“集体经济”条件下无疑上升为当时社会的尖锐对立的主要矛盾。反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文革时期，曾经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被辱骂为刘少狗，其主要罪状不外乎就是不反对“自由”，或者反对而不坚决。当干部可以不抓生产，可以不考虑百姓的生活，但是决不能管不住社员的自由。限制和干涉百姓的自由，似乎是人民公社制度的宗旨，也就成了公社干部们的第一任务和责任。曾几何时，这“万类霜天”竟然把人排除在外了啊！大队干部长年抽调若干民兵组成“看青队”越是农忙季节队伍就越庞大。看管什么？监督什么人？无非是那些整天在第一线从事劳动的社员群众。养这个队伍干什么？就是限制社员的种种自由，并监视社员的“不法”行为，随时可以查路口，（大概是跟“皇军”学来的吧！）倘若发现谁人夹带了一穗高粱或玉米之类，特别是有人胆敢外出干私活，搞自由，便可以大做文章起来，报到管委会予以严惩，杀一儆百。即使如此，人们照样成群结队的夜间出动，去偷盗生产队作为牲畜饲草而种植的苜蓿。偷集体的苜蓿，也就成了那时的“不正之风”。——人们需要填饱肚皮啊！古人有云：“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丰而知荣辱”。他们真是太不突出政治，就知道物质刺激。倒是孔子老先生说得好：“君子愈于义，小人愈于利”，社员们都是小人，就只看到一把野菜，一筐青草那么点蝇头小利。
在一次会议上，我提意见说：“公社是个大家庭，一家人当中，抽出几个来专门监督其他几个兄弟，这个家庭还能过好吗？”对此忧国忧民的建议，党支部书记却嗤之以鼻道：“你小子啊，不就是因为没让你看青吗？”以书记之腹度“小人儿”之心哪啊呀啦嘎！泱泱大国上下五千年，何曾有过只会讲“裸语”的“小人儿”说话的份儿？人微言轻啊！他们只能在背地里讲“怪话”。其实古语中也不乏有名言：“人人治人国虽治而必乱，人人自治国虽乱而必治”（元朝的统治者就是把国人分为四等。）如此严密监管，效果如何？东西照样有人偷，干部及其家属夜间盗伐树木，遇上“看青”的，没关系，都是自己人。当时社员们流传一句话：“帮你抬大头儿”就是对此而言。
人民公社制度强化政权机制和个人权力，藐视人民群众的正当权益和平等自由。
人心是靠管的吗？在日本鬼子的皮鞭下劳工们的干活效率如何？当年蒋介石对共产党及其追随者们“管”之不谓不严，坐牢，杀头又怎样？共产党就是在白色恐怖中一天天壮大起来。残疾人在家偷偷搞点蔑编拿到集市去卖，焉能逃过“看青”们的侦探。凡属劳动力没有一天假期，甚至大年初一也要出工，谓之“打破传统，过革命化春节”。（按传统，庄稼人过春节至少要歇一个正月），革命化原来就是为了化掉这庄稼人的休息日。如此严格管理，高度限制，其效果该当如何呢？
六、工分定乾坤，劳动报酬语言化
（一）工分制丧失人性的良知&&
这里仅举几个信手拈来的关于挣工分的实例：
（1）给生产队打草，按斤称记工分，过后饲养员发现那青草里面掺的竟是泥土。向队长反映吧，转念一想，算了吧，为大伙的事犯不上得罪人，何况这几个人咱也惹不起，除了干部家属就是刺儿头。爱咋地吧，反正工分又不是从咱家出的。
（2）人多干活总有偷懒取巧的。锄草锄不净，蒙锄盖锄枕头锄，队长检查让返工，碰上个刺儿头的跟队长大吵一顿，气得队长扣他工分。好嘛，你扣我工分我白干了，回头索性把锄掉的草又重新栽上。反正是劳而无“工”呗！
（3）几个人给玉米施化肥，忽然下起了大雨，按理这正是撒化肥的最好时机，然而也是投机取巧的好机会。几个人一商量，得！干脆找个僻静处将化肥埋掉，然后跑到“看青”窝棚里躲雨。化肥撒没撒，雨水一淋谁也看不出来，回去还得记个“冒雨干活”的高工分。
（4）两名妇女浇麦田，私下里做绣花的手工挣点外快。机手开开机子走后，两个人将垄沟扒开，让机井里抽出的水全部灌进大坑里，好趁机“抽空”多干点私活。
（5）几个人播种小麦，发现麦种有问题，断定是保管员搞鬼掉了包，将那好的籽种换走卖给别处。——嗨！管他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停工去举报？这半天工分谁给记？反正收不了也不光咱一个人倒霉。犯不上得罪人，就他妈这么耩！。
（6）甲：“该给队长提个建议，趁农闲季节把渠沟那块地平整好，”&&&
乙：“我看你吃饱了撑的，提个建议给你记多少工分？再说你提了人家队长还不定高兴不高兴呢，有那功夫呆会儿也养养神。”
此等事例不一而足。
（二）工分制是产生寄生虫的温床，工分是人民公社制度下社员劳动的唯一计酬方式。既非粮食实物也不是现金。既不是劳动者付出汗水的计量器，更不是人心的检测仪，说穿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产生真正的剥削与被剥削的苗床。大队干部坐办公室，每天记多少分？不由社员评定，而是他们自己说了算，死了老子在家陪灵工分也照记不误。更有甚者，干部优亲厚友扶植亲信，豢养附属，名为“看青”的民兵，其实就是他们的仆从、家丁、保镖、打手。挣的是高工分，手拿水火棍，整天游手好闲，狐假虎威。横眉冷对老百姓，俯首甘为干部牛，社员们直接叫他们“狗腿子”。平时为干部所驱使，关键时刻，也就是干部侵吞社员利益时，这些“民兵”是其最得力的护卫和同盟。地主剥削仆人和长工也得付出一点代价，而这些头顶“共产党员”桂冠的土皇帝们呢？他们付出了什么？他们的一切收入和付出里里外外，都是别人的血汗。他们附着在党的肌体上，咀嚼着她的生命，付出的也是她的生命！
（三）工分的语言性和风化性&&
有一个典型的例证：在一个生产队有这样两名队长，他们各领一支人马干活，到晚上记工分时，互相推让“你先的”，于是李队长先报工说：“今天这一伙儿卖了力气了，记九分吧。”王队长随后便说“今天俺这一帮子受累不小，记九分五好了。”第二天，李增我王又长，此长彼又增，反正就凭上下嘴唇一碰，谁也不示弱，谁也不要拿出什么，依次递增永无止境。于是有一句流行的歇后语便应运而生：“王某记工——你先来”。更有醒世明言广布乡里，道是：“人民公社大丰收，闹一包袱工分不用愁！”
那时候家家户户都养猪，那是社员唯一的个人家庭收入，一方面交售供销社，能见到那么一点现金，另一方面就是积肥交生产队，那回报当然还是工分。柴草那年月也是宝贝舍不得多填，还是泥土资源丰富，各户的圈肥大部分都是土，颜色太浅就用锅底黑灰加水泼上去，——工分是什么？还不就是队长一句话吗。
四）本末倒置，草重苗轻&
那年月，工分轻如鸿毛，一个光棍汉没牵没挂干一年也不过分到二三十元。却有一样东西金贵起来，那就是草。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身体健壮，又不算劳力，可以不参加队里农活，不出工，天天去地里拔草。（“要拔草社里找”是农业合作化一来的一句谚语）许多生产队饲草不足，都要出现金购买。青草晒成干草那换来的可是一张张的人民币。不到三年时间，老太太竟然给儿子们盖起了三间崭新的砖瓦房。谁家盖得起？那时候能盖几间土坯房就是不错了。盖砖房，不是外援户（家里有“吃商品粮”往家里寄钱的）那就是挖出了什么地下宝贝。好家伙，一时间沸沸扬扬，无不咂舌艳羡。闹了半天，青草才是宝贝！几乎所有人家，就是靠抽空打草积攒几年，再加上自己打坯才盖起两间土坯房赖以棲身的。
俗话说“揪菜打草，一辈子好不了”。然而，集体的庄稼遭厄运，正宫娘娘被打入冷宫，嫔妃姬妾也就得了宠。揪菜打草成了生财之道。从来地位最低下甚至可恶的东西，在那时陡然摇身一变，地位连升三级，成了上上品。
揪菜可以养猪换钱，打草更是宝中之宝。社员下地干活盼着“歇盼儿”。休息时间是名正言顺的打草时间。更有甚者一边锄集体之地一边捡个人之草。休息变成鏖战，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拼命的揪菜打草。收工回家，人人满载而归。更可利用的是中午歇晌时间，甚至起头明爬半夜，满带露水的时机，总之，一切业余空闲时间才是社员们的宝贵时间。一位小伙子，半夜才上炕睡觉，儿子嫌他脚臭，他便哄儿子道：“凑合一会儿吧，我睡不会儿多”。到了吃早饭时间，儿子不见爹，儿子上学走时生产队敲钟集合，爸爸才驮一大车子湿漉漉的青草回来，抓起个窝头，塞几根咸菜，去队里集合。到了地里干集体农活时那才是最好的休息世间。不得已奈何光阴，应付差事，马马虎虎，养精蓄锐，以利再战。。到了冬天，青草照例枯死，不会颠倒，而万能的人是可以颠倒的。镪草沫，用来填猪圈，这比只填泥土强，可以多评个等级多挣工分。一片荒草地，布满了人群，要起大早，起晚了没你的咸菜捏！“干劲冲天”；“活着干，死了算”；“一天等于二十年”。这就是农民。有的为打草落下风湿症，有的为起早熬坏了眼睛。不过他们看到庄稼没苗时心里不在乎——锄地时可以省把子力气了；看到草胜过庄稼苗时暗自叠上心计：记住这个地方，这是咱的生财之地！
“工分制”正是虚妄和荒诞的王国；是人性的良知与理智的泯灭。
在人们心目中是否还存在一个疑虑：难道就得这么活一辈子吗？许多老年人就在这样的无望中死去了！
七、城乡差别加大，农民成为最下等公民&&&
“不怕一无所长，大小混个商品粮”；“不怕秃、拐、残瞎，就怕挣的是葫芦八”（一天八分工）。“商品粮”是指挣国家工资的非农业人口。在农村主要是公社这一级及其以上的领导干部，以及商店售货员和国办教师等。再就是工作在城市的。谁家里有这等人物称之为“外援户”。农村姑娘最高的目标就是嫁个“商品粮”作个外援户。“商品粮”三十多岁散了老婆，说媒的立刻蜂拥而至，十八九岁的黄花大姑娘，趋之若鹜。“人家一天抽一盒香烟就比咱一天的生活费还高呢！”干部的儿子天生就是当干部的——吃商品粮啊，不当干部能干什么？有个患了小儿麻痹后遗症的瘸子，就因为父亲是当干部的，实在没地方安，凑合当个商店售货员吧，有人买东西，只给你拿一次，“你要让我拿第二次咱可就麻烦了。”一位妇女去买梳子，说了句：“这梳子齿儿太密，给俺换把稀点儿的”那售货员“百挑不厌””地回敬道：“那三腿耧稀，你找错了地方”。有一次我去县城买收音机，跑了二十里路，前脚刚踏进门里，后脚还没跟上，恰好跟售货员碰个对面，被一把推出门外厉声喝道：“下班了！”我好说歹说人家只管锁门而去。旁边有人告诉我说：“你得走后门”。“走后门”大约就是从那时兴起的。商店来了什么紧俏商品，前门买不到，那后门是给什么人开的？首先是当官的，其次是商品粮，或亲朋好友。老农民吗，“后锅的水嗤儿嗤儿着去吧！”一位农民卖菜的跟一位“商品粮”争吵起来，过来一位管事的，先将那农民训斥一顿“什么服务态度？”要农民赔礼道歉，农民气得指着那人鼻子说：“啊，原来你就是那个商店售货员，你也知道服务态度？刚才我去买红糖就是你把老子推出门外的，紧跟着一个穿制服的进去你卖给他两包！你们凭什么不赔礼道歉？”干部犯了错误可以从城里贬到乡镇，最后贬到农村，实在不行一掳到底，当社员去吧，没法再低了。有个女青年，在一次演节目时被一位文化局干部看中了，说好了准备调她去电影队当放映员，正巧此时一位副县长为其妹妹安排工作，也看中了这位置，两下里顶了牛。尽管前者能写会画，能说会唱，正是电影队所需要的人才，而那位妹妹连小学都没毕业，然而，人才算什么，你不就是一块砖吗？长官的“玉言”就是党的需要，长官的“御妹”才是最有用的人才。
人民公社制度捆住农民的手脚，使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愈加贫困而无奈。
农村青年苦闷彷徨，万念俱灰，但却摆脱无路，画地为牢。唯有当干部，哪怕是吃个小小的商品粮，才是跳龙门的唯一出路。许多人为了寻求和“创造”这条出路，丧失尊严、改变操守，或厚着脸皮巴结权势，或处心积虑投机钻营，只求一个“农转非”。
品格值几何，廉耻无足道，一旦农转非，无赖也得道。
八、公粮、私粮和口粮&&&
“民以食为天”，人民公社制度时期，最突出的问题，最尖锐的矛盾，最难以摆脱的困境就是粮食问题。公粮年年长，干部私吞粮，社员没口粮。
语言就是产量&
那时候，这股风是如何形成的，这应该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吧。“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竟然口若悬海，语言就是产量，语言能当饭吃，语言就是社会主义，语言就是一切。亩产达到几十万斤。共产主义也恐怕是望尘莫及了。这是“大胆”吗？欧洲人有胆量航海；小日本有胆量到我们这片国土烧杀奸淫；我们的先人有胆量治理黄河水患以及打败侵略者，“砍头只当风吹帽”。而今天有谁有胆量敢于挺身而出说一句心口一致的裸语，心语？今天的超级胆量竟然是用自己的口去欺骗自己的心！不！岂只是欺骗，简直就是玩世不恭，是背叛！是做惯了奴隶而不敢以主人自居的卑怯、懦弱、虚伪、阿谀、唯唯诺诺的民族劣根性的体现！——没有灵魂，何胆量之有？据说当年彭德怀老总，不服气，亲自搞了块试验田，我们的彭老总未免太天真了——这用实验吗？鬼也不会相信。风是无法实验的。当时有一位知名作家还写了一篇文章，被载入中学课本，说是参观小麦丰产田，那小麦一穗挨一穗，这边一推那边跟着晃动，能吗？你就是把它捆好了一个驟一个码紧也没法达到如此效果，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语言。河北省安国县就曾经有一个公社，将粮仓下面悬上泥土上面盖一层麦粒儿，蒙骗上级检查，而且被通报表扬，树立为典型。这种事例，我们只在电视剧《天下粮仓》中，看过，那是说的乾隆时代。“皇上看得到的都是他们想让你看到的，他们怕皇上看到的东西皇上是看不到的”。
公粮不是语言&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破私立公”，“公”字当头。公社干部为了保住铁饭碗，为了“立公”争交“爱国粮”，你报四十万斤，我要盖过你，就得报四十五万斤，、五十万斤……产量那么高凭什么不交“爱国粮”？你落后、保守，你这个干部还想不想当？可以征过头粮，不能征保守粮（这一现象在一个叫做《福贵》的电视剧中有所描写）公粮年年增，而土地呢？土地不会说谎，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你可以报上万斤，对不起，我土地爷没那个本事，再说啦，我的这些土地子民，向来是靠吃汗水给予回报的，如今，它们吃到的汗水越来越少，产量也只能年年下降。
产量下降了，而公粮上去了。产量可以是语言，而公粮可得是实实在在的粮食，少一粒儿也交不了差。村干部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也只能大着胆子报公粮，这当中有一个默契：反正谁都知道，地里产不了那么多，尽力多报呗。
那时候，村干部们最为纠结的一件事就是瞒产私分。你要一味讨好上级，那你就只管多报；你要顾及自己和社员的肚皮，那就得瞒产私分。社员们当然拥护后者。头脑聪明的还是采取后一种方式，毕竟肚皮要紧。尽管这要冒着很大的风险，上级查出来，轻则撤职查办，重则坐牢蹲监狱。有一个生产队长张某，因为瞒产私分坐了三年牢，他老婆逢人便哭诉：“炒了豆大伙香，炸了锅自己个儿兜着”。邻村一位青年党支部书记，陈某，正是所谓“有文化的新式农民”，大队门口挂着“中共某县某公社某某大队支部”的大牌子，朝气蓬勃，雄心壮志，着实想干一番大事业。把村里搞得红红火火，家家盖新房，户户有自行车、缝纫机，仓中粮口中食自然不会短缺。远近的大姑娘都争先恐后往这个村里跑，每年秋后几十里外的灾民都慕名而来。这在当时是罕见的富裕村。然而好景不长，另一个一心想争权的年轻党员，向上边告了他一状，罪过就是“瞒产私分”，结果陈某一掳到底。这个村呢，从此一落千丈。社员们编个顺口溜：“干劲冲天冒了尖，不如身闲肚也闲”。磨洋工，混工分，这才是社员找点平衡的唯一办法，“什么都是集体的，只有力气是自己的”。
其实干部瞒产私分并非个别现象，这其中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既然是私分，那就可以私中有私，社员沾点光，干部顺手牵羊，走马取金堤，便可以从中大捞一把。谁还去多管，倘若有一个不知趣，捅破这个局，上边追究起来，大伙都得倒霉，谁肯这般冒天下之大不韪？于是众人缄口，干部也就心安理得。
一面高唱：“人民公社是桥梁，共产主义上天堂”，一面却又高喊：“低指标瓜菜代”，号召提倡用棉花柴、棒子核捣碎代替食品。组织参观，用这些东西制作高级点心的伟大创举。为了一片白菜帮儿也能引发一场殴斗，人们几乎不知粮食面为何物。社员的口粮指标从每天八两降到六两五两后来竟有的跌到二三两。（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省’吧）我那时正当着团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是个无能无才“靠得住”的“大人”挂着名）我一心作党的助手，，组织青年们大唱革命歌曲：“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我们的前程无比辉煌”吃野菜，喝稀汤，碗里不见米和粮，一心憧憬着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共产主义的幸福天堂。去找党支部书记汇报工作，迎面只见新盖的砖瓦房，影壁墙上镌刻着碾盘大的“福”字儿，进屋一看我惊呆了：一家人正在吃饭，净面饼子闪金光，大盘炒菜油汪汪——天哪！原来这里才是天堂！
唱只管唱，革命无罪。但是你要真想鼓起青年们的劳动积极性谈何容易，更不要说热爱集体，一心为公，改变农村面貌，那其实只不过是一个良知青年的无奈的幻想，一厢情愿。你就是当了村干部公社干部，也没有回天之力。何况你裸语“歪才”“小人儿”,必遭排斥。
苍天含冤无语，“口粮”觉悟太低& 。
&多年来对那个年代一直定义为“三年自然灾害”，究竟是什么灾害？苍天不会叫屈，“自然”嘛，自然而然，它根本不懂人的语言，它只有自己的云和月。但说1996年长江水患，可谓历史罕见，而国民经济依然突飞猛进。也有说是“苏联要债”，那么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而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也是照样不慢吗？，是非苍天无语，然而，百姓有口皆碑。1961年的一个冬季，正是口粮危机的严重时刻，工作组为了缓解群众的怨愤，便召开了一个“忆苦思甜”大会，让一位给地主扛过长工的老贫农，出来“忆苦思甜”。没想到这家伙站出来讲出如下一段语言：“我给东家扛长活，东家吃什么我吃什么，…现如今可倒好，一年到头闲不住，也不知道给谁干，干一年来吃不饱……”工作组只好让他打住，：“你这老落后，觉悟太低”。他不会讲岔语。——真是没觉悟。
九、世事颠倒人心思齐，草苗平等共享天地&&&
当干部的加上他们的亲信“看青”的都是青壮年。其它一些优越岗位也都是壮劳力。这样一来，年轻人谁还愿意留在生产队擄锄把子，那你不是没能耐就是有什么问题，觉得脸面无光，千方百计哪怕巴结送礼，变着法儿脱离生产队。生产队一敲钟，扛着锄头集合的几乎都是家庭妇女和老弱残兵，“猪不嚼，狗不啃”就是这些“废物”们要养活那些监督管理者们。干一年生产出的粮食轮到自己头上能分到几粒儿？人家吃饺子咱也不过喝点汤。没别的办法，还不会省下点儿自己的力气吗？爱怎么地吧，天塌下来有个儿高的先顶着，打不来粮食一块儿饿肚肠！大队干部为了保住出工人数，给所有劳力规定出工天数，然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是伟大领袖很早说过的话。有人想开了，便尽可能偷工省力，该锄三锄的锄一锄，该干一天的干三天，“想开的”越来越多，脑筋死把的也架不住别人开导，看破红尘，不作傻蛋。生产队长，也都心灰意冷，大势所趋，睁只眼闭只眼，不再为他人作嫁衣裳，任由裁缝们乐得逍遥。到后来，你猜怎么样？草上飞还嫌猫猫腰呢，干脆！——锄头不占地，来回走两趟跟土地爷打过招呼，这八分工照样落在记工表上。跟你当官的扯平了！区别就在于：你坐在屋里听收音机，我在蓝天下呼吸新鲜空气。野草与禾苗，都是大地的儿女，从此权力平等，肩膀一般齐，平分秋色，共享太平天地！——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这种现象并非个例，庄稼长得一人高了未曾开苗，草比苗高令人叹为观止，感慨万千啊！人民公社制度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是我们伟大领袖绝对始料不及的。这是他老人家的悲剧。
十、一首歌曲镇天下，百口莫辩贬诤臣&&&&
当时一首歌曲唱遍长城内外，叫做“人民公社好”歌词是：“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人民公社就是好！”这算哪一种语言呢？是风的语言。听来很像是在吵嘴。语言如此之强势，霸道，不要讲呀不要讲就是不许讲！有一位老师出了一道政治题：“为什么说人民公社好？”学生们的回答大体都是一句话：“因为人民公社就是好”。只许说好，谁敢说半个不字，那就是往刀口上撞。还有一首歌曲响遍大江南北，歌中唱道：“公社是棵长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藤儿越肥瓜越甜，藤儿越壮，瓜越大啊啊啊啊啊……”但不知这藤怎样肥壮起来？那时候的言论和所有的出版物口径必需是一致的，我也曾想写一篇小说什么的，（一来可以出名，借以改变我的人生命运，二来也的确是要发几句呐喊，借以为那个现实改变点什么）然而，那时候的小说有一个基本模式，那就是必需有一个一心为公的党支部书记，从而体现党的正确领导，或者是一个一心为公的贫下中农与阶级敌人作斗争。再或者一心热爱集体敢于跟自己自私自利的丈夫作斗争的农村妇女。我在哪里去找？只能是在报刊杂志或电影上去抄袭，。有人能编出来，——这世上任何时候都有适者生存，所谓“听风就是雨”。那时候我较为钟爱的作家赵树理写了一篇“锻炼锻炼”，我略微感受到有一点泥土气味，佩服他讲了一些真实情况——尽管那上面有明显的紧箍咒的痕迹那语言也是明显经过包装的。，一个心灵与他的农民兄弟息息相通的山药蛋作家，掩饰不住内心的语言，然而，你玩这种“含沙射影”包装的把戏骗得了谁？据说在文革中他是活活被整死的，（我倒是暗自庆幸，我那时要是发表了什么，可能会比他更惨）。毋庸讳言，那个年代最危险的事就是语言！1942年以前，一篇童叟皆知的《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中，谆谆教导全党的语言是：“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如果我们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无论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文革时期，这篇文章作为“老三篇”之首，要求每个中国人都要朝夕背诵，耳熟能详。然而，这话是在延安会议上讲的，到了庐山会议上如何呢？为共和国立下汗马功劳，为人民服务了一辈子的的彭德怀“彭大将军”上了《万言书》，时间正是在1959年，《万言书》的详细内容从未公开过，据说是“右倾”。洋洋万言，若说他此时忽然反党反人民起来那不就是反对他自己这一生的事业吗？无非是想给“三面红旗”添一点光彩，让那股风多少也降些雨点儿吧。难道“无论是什么人”中唯独没有大将军的份儿？古代帝王中的所谓“明君”不是还有的允许大臣犯言直谏的吗！这个话题我们不便妄加议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彭德怀讲的是“裸语”，是“心语”——这个“傻瓜”“不称职”，罢他的官就在于他是《皇帝的新衣》中那个不懂事的孩子，孩子“不喑事理”犹可，童言无忌，而大人怎么可以那？征战沙场戎马一生的大将军竟然不知“祸从口出”这样一个为人之大防，倒霉活该！你看那么多人，谁心里不跟明镜儿似的？可人家就是不说……就是“正确”。不知道在朗朗背颂“无论是什么人”时，有没有人想到这位大将军——难道他连“什么人”都够不上了吗？宁让祸行天下，不可以让自己祸从口出，这是老祖宗留下的传家宝，要永远发扬光大，不敢稍忘片刻。不知道这种语言还要使用多久？作者在这里只想加上一句：——“正确”这个词应该慎用，——没有绝对的正确，更没有永远的正确，否则，地球就应该停止转动！
“永远”这个词更不是随便好用的，人不能活一万年。当然语言是允许夸张的，但如果这里面掺杂了某种扭曲，那就会歪曲甚至抹杀人性，“人生来都是平等的”此言是否差矣？那一年的国庆节，北京大学抬出“小平同志你好”这应该说是中国人的一大进步。现在的中央领导也逐渐不再用“以某人为核心”这样的说法……变化，进步才是绝对的。
人民公社制度的性质到底是什么样的？&&&&&
据说，原始社会曾经有一个时期是氏族公社制度。那时候几乎没有多少生产资料，没有私有财产，也没有私人家庭，譬如蜜蜂或蚂蚁，你叼来的食物，酿出的蜜，只能大家放在一起。家庭的产生和私有制的出现正是社会的进步。是由于人类头脑的进步。有了生产资料的改进，继而生产发展，劳动产品较为丰富，而必然出现的不均衡，有了劳动力和劳动强度的差别，家庭成员的差别，甚至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等等。这时候公有制显然成为了生产发展的严重障碍。庄稼人有一句最朴素的语言：“兄弟之间还得分家各过呢，不能一个锅里抡马勺。”就是因为有了“私有制”所以才能极大的调动和发挥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才有了劳动者不断的发明和创造，有了人类社会不断的进步和发展。“私有制”无疑是社会的进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一句名言。人民无疑就是劳动者，劳动者的“动力”难道不是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吗？人民公社制度，人多良莠不齐，诚实能干者吃亏，要思齐，只有跟最低下者看齐！这个弯子一转，必然产生“不！”——第一，不合理。能干与不能干的一个样，多劳者不多得，根本不是按劳分配。直观的感到受剥削。第二，不情愿，因而消极对抗，出工不出力。第三，不自由，（自由支配，自由选择，自由取舍，自由竞争）。这三个“不”就足以挫伤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了，没有了积极性，哪来的“动力”？没有了动力，让他们怎样去“创造历史”？而只能任凭历史的摆布了！
这种公有制的生产方式，似乎只适应于“尽舜尧”的时代。
继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文化大革命”是什么玩意儿？
一、“文化大革命”毫无文化。
文化是什么？《新华词典》解释为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文革时期，众所周知“破四旧”打、砸、抢毁坏了多少旧有的物质财富；工矿企业停工停产，学生停课，农民挂锄，致使机器停转、田园荒芜、商店唱空城计，又延误了多少生产和财富的创造。而精神文明更是一塌糊涂，什么“刘少狗”，“砸烂狗头”极尽污蔑谩骂之能事，立山头，搞武斗，践踏人权，大兴流氓恶棍之风。大字报，批斗会，多如牛毛，捏造罪名、上纲上线，必欲置人于死地而后快。而另一面呢，又山呼万岁，“万寿无疆”，搞红海洋，跳忠字舞，以愚昧和腐朽为荣。再就是念语录，写心得，斗私批修，作表面文章，以张扬虚伪、自欺欺人为楷模。仅举一例：贾某人，文革之后自我透露，作为红卫兵头目的这位小将，率领一彪人马冲击某机关大院，被解放军战士阻拦，贾一声令下，大汽车如入无人之境，碾轧而过，一名当兵的当场被轧死。事后贾在一次报告会上被评为“学毛著标兵”。（后来贾被关押，至死不招）。道德沦丧，人性泯灭，史所罕见。
二、“造反派”“造”而不反&&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是文革当中造反派打出的一面旗帜。说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高唱：“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革命是暴动……”。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什么是“造反”，什么是“革命”吧：《新华词典》对于“革命”是这样解释的“被压迫阶级和人民群众用暴力夺取政权……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工人革命中的第一步是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在中国，这一步已经实现，作为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的共产党已经掌握了政权，根本不存在需要革命和暴动的问题。·至于掌握政权以后如何发展，怎样做更合理，需要不断的探索，改进，改革。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但错误不同于腐朽，而改革更是必需的，不能固步自封。即使产生尖锐矛盾也不一定要你死我活更谈不到“革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嘛！非要扯到“革命”上去，未免太儿戏革命啦！那么中国的文化是否需要革命，也许是很需要的。但决非如此之革法，起码不能越革越伪劣。
再看“造反”。《新华词典》解释说：“指对原有的统治秩序从根本上加以反对和破坏”你造谁的反？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吗?-岂有此理！红卫兵的所谓“造反”只不过是专拣软柿子捏，大叫什么“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充其量不过是拉几个已经被拉下或正在被拉下马的。专打“落水狗”，“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根本不是造反，而是反而造之，1、捏造，譬如说“彭德怀从小就野心勃勃”理由是，他那时候的名字叫彭德华。2、造谣，譬如说刘少奇作为国家领导人和王光美如何如何。3、编造，为了整人，大量编造黑材料，动不动就给人戴上“叛徒、内奸、”等罪名。4、造孽，破坏文物，草菅人命。5、造次，冲击厂矿等。6、最为突出的就是造神，“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早请示，晚汇报”，“万寿无疆”连声叫。堵截路口查商店，强人所难背语录。像章、语录本，人人必备这还不够，有一个团（当时的4663部队）全团官兵竟然从早到晚人人胸前挂一面镜框，去大城市“支左”整个部队全体官兵走在大街上每个人胸前挂一面镜框，比起像章来，要显赫得多。大胆发明创造。那是因为一个战士为了表示他那“无限崇拜”向首长提了个建议……。难道这就够得上“无限”了吗？感冒总是要发高烧的。事实上造反派反了什么？浮夸风，反吗？当官的儿戏国家政策，党的领导干部违背“关心群众生活”“密切联系群众”的教导，等等之事，有人反吗?谁都知道这才是国之病，民之痛，执政党的重中之重，没有一个人反。彭德怀已经罢了官，反他没事，明明心里为他叫冤，嘴上还是把他砸烂。毫不夸张的说，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彭老总的委屈和不幸，——“为民请命”啊！然而民不领情，反以为仇，奈何？民不要食为天，反以“语言”为天，奈何！奈何！可怜彭老总，不知该恨者何人？对下头的干部们，要反也无非反你搞过包工包产之类。为什么这样?为什么国人都这样？说穿了，就是风！中国人太随风！都深深懂得“随帮长流”“随大流不挨揍”和“祸从口出”的硬道理。若说是“造反”，那就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制造黑白颠倒的反面语言。根子就是胆小如鼠的懦夫偏要自称是“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英雄，其实他们最大的本事就是在那些祸从口出的“落水狗”乃至死去的“狗”身上去踏上一万只脚，再加上“日他奶奶”的豪言壮语。什么天道，人道。道是无形的，更没有语言，谁也感觉不到。风，才是最有力量的，顺风跑，多么安全，多么省力。干嘛要逆风而动？你是傻子吗？——每当大风骤起，亿万人都会随风倒，少数人躲在角落里，只有一心追求道的人，和不肯违心非要讲心语不可的傻子、神经病、和长不大的小人儿，逆风而动。这样的人是不是英雄呢？大概不是的，要不为什么人们就不肯这样去做呢？我国最古老的哲人老子有云：“稀言自然，飘风不终朝，暴雨不终日，孰为此？天地而弗能久，有况于人乎！……”以“法先贤，偱古训”为光荣传统的中国人唯独不听他这一套。
三、文化大革命之后果，源于人民公社制度&&&
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是从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引起，进而“炮打司令部”，揪出“走资派”。首先，批吴晗的目的在于批判被罢了官的彭德怀。而彭德怀的“罪行”究竟是什么？尽管糊里糊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反对当时的一些做法，是逆风而动。这只是表面上的联系，进一步看，实质上，也是极为重要的一条，那就是“揪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嘛，他从一开始就不赞成甚至反对搞农业合作化。在后来的工作中，自然要讲不顺风，甚至是逆风的心语或者包装语。总之，都是祸从口出。那根源也就是人民公社制度。所谓“十年浩劫”之所以能够发生和形成，究其根源就是与人民公社制度时期所形成的习惯性语言一脉相承的，劫之浩者何止十年。
总之一句话，那是一个突出岔语的时代。
第三章 历史的语言
一句话管了几千年
&自从有了成熟的语言，人类便有了历史。人类的言和行，造就了人类的历史。
尧舜禹是靠口头语言流传下来的历史。语言而形成文字之后历史才有了较详实的记载。倘若将人类的所有语言能够汇集的话，恐怕比天上的云、地上的沙粒还要多，语言发自万千之口，历史归于帝王之家。——中国的历史有一个奇怪的转折点，那就是史前出现了尧舜禹这样的后世之楷模，而有了楷模的后世，再也没有尧舜禹。一部中国历史翻开教科书除了秦皇汉武朝代更替和帝王将相的得失成败之外还有多少可言之事？几千年的文明史无非固守着一句话：“万岁万岁万万岁”。即使我们现代人编出的电视剧任凭你奇思妙想穿越腾挪倘若通篇没有一句“万岁万岁万万岁”人家恐怕就不知你写的是哪个星球上的玩意儿了。四大名著中《西游记》写了猴王孙悟空大闹天宫，口口声声称“玉帝老儿”从不喊“万岁”。那玉帝乃是天子他爹，比天子大一辈儿。但孙悟空他毕竟不是人，不是皇帝的臣民。他是超然世外的妖怪。作者吴承恩不但不把玉帝这个比万岁更加万岁的人物放在眼里，反而借妖猴之口对他骂声不断，让这个妖猴多次偷吃禁果，长生不老岂止万岁？真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反动透顶”，有史以来唯一的叛逆者。这个老滑头深深地懂得，天子是骂不得的，而在他的老爸那里倒是很开放的。或许上天根本不懂人的语言。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发挥想象空间，能幻想到未来的高科技，如摩托车（风火轮）火箭（筋斗云）以及雷达和克隆技术等。可惜这个蓝图那时的中国人并不想实现。另一位不直接写人的作家蒲松龄一位落第文人编了一部《聊斋志异》似乎也很少有“万岁”的字眼儿。平民百姓、芸芸众生其形象皆赋予鬼狐，来去飘忽，形影不定远离尘世，唯有在那个世界她们才可以那么放浪形骸、言语无羁、嬉笑怒骂、直言快语。可贵之处正在于叛逆世俗不拘常理，回归本真另辟天地。蒲松龄的思想之超脱，其作品之贴近民情，书中人物返璞归真，让百姓喜闻乐见，令迂腐守旧虚伪狡诈的士大夫阶级自惭形秽。在那样一个封建统治思想僵化的旧中国，能有这样一部清新开放的作品脱颖而出实在难能可贵。他的语言是立足于泥土发自于广大民众心声的真实语言。这位超凡脱俗的民族美学家不亚于西方的莎士比亚，如果在当时这种创作态度能够蔚然成风，那么蒲松龄以及吴承恩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的旗手。
然而，这样的作品与中国的正史显然是格格不入的。从来不曾有人喊过“孙悟空万岁”更不会有人喊“小倩千岁”。如今剧作家们都在热衷于挖掘整理历代万岁爷们的丰功伟绩，好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记住他们对中华民族的卓越贡献。再就是搜集和考证宫廷生活的华贵艳丽排场奢靡，嫔妃们骄横争宠，奴才们趋炎附势，下贱卑鄙，就连红极一时的“还珠格格”之类这就是中国人的历史。
皇帝何德何能，凭什么就得万岁？帝王何慈何悲，凭什么就得领旨谢恩？一个十恶不赦的恶棍，杀兄弑父、草菅人命也好，强奸妇女、巧取豪夺也好，更有痴愚呆傻甚至襁褓婴儿只要他坐上龙椅，他就“万岁万岁万万岁”那些文臣武将们，满腹经纶经天纬地者有，雄才大略叱咤风云者也不乏其人，一个个四扑着地，俯首叩拜，唯唯诺诺，战战兢兢，那个狗屁愚氓只因带了一顶冠冕，他骂你祖宗，杀你全家，灭你九族你都得“领旨谢恩”。明朝皇帝朱元璋在杀戮了所有功臣达三万五千人之后又赐与他从小患难与共，终生朝夕相随，功勋卓著而且又在病中的老徐达一死，徐达对此的回答是“烦劳公公回去替徐达谢谢皇上的厚恩高典”。就是这样的语言被视为正统，奉为模范，生生传承了好几千年。
当然，这是礼制，必要的礼制是一定要有的。要不怎么说是“礼仪之邦”呢？谁敢反对，人家就会抬出圣人的教导、先贤的遗训一顶顶大帽子把你压死。然而先贤当属尧舜，圣人当属老子。而孔孟则是统治者们亲手树立起来的“至圣先师”。历代的统治者何曾遵循过这些老人家们的教导和遗训？电视剧“康熙大帝”里面有一个场面，当康熙皇帝训斥他的儿子们假老道之口扰乱朝政时，那个排行老九的辩解道：“是你说的那话也代表民意嘛”“我说了那么多话你就记住这一句”。一针见血，就用这一句。历代统治者都打着尊孔的旗号，口称奉行孔孟之道，其实他们唯一欣赏的是“圣人”维护帝王统治的那些贴心话。都是“活学活用”“各取所需”用得上便摘过两句做护身符，实在用不上时就金口玉言，老子就是圣人。“皇上圣明”。就说一端吧，四书五经中“大学”第一篇开宗明义三纲八目第一句话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再看这些皇帝吧，要是“在明明德”恐怕连那把至高无上的龙椅也轮不到他坐，据说公子扶苏是很明德的，至少比那个胡亥好些吧，还不是早早就被杀害了。曹丕在几个兄弟中是最不明明德的。清朝道光的两个儿子中，奕&#59460;比那个咸丰皇帝德才兼备，可是那把龙椅最终还是落在咸丰手里。只有这样的人才才能做皇帝，玩弄的就是伪语的伎俩。而且这些伎俩和把戏的传授者正是那些饱读圣贤之书的儒士们。就说那些“起义”的头领们吧，哪一个是真正想救国救民？都是看上皇帝那个宝座好玩，李自成喊的是“均田免粮”“闯王来了不纳粮”多好听的语言，闯王身上有聚宝盆，自己会往外冒粮食。而亲民就更谈不上了，他们最亲的是三宫六院是花天酒地。至于“止于至善”就不要再多费笔墨了吧。“三纲”后来变成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再用起来就更得心应手了。
中国的铁桶一般的封建制度为什么能够延续两千多年而经久不衰呢？原因只有一个——中国人太追求语言了。
我们的祖先，中国古老的语言文字，一个最鲜明的特点就是言简意赅，先人们的头脑在语言的锤炼和精简上显示出卓越的才能和智慧。《诗经》开篇第一首“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形象生动优美动听，区区八个字描绘出一幅意境深厚的田园美景图，绘声绘色情景交融，令人浮想联翩回味无穷。首先我们的民族语言发音清脆，四声平仄本身就富有钢琴般的乐感，（为什么中国人不再发明什么钢琴，原因就在这里吧）“窈窕淑女”从内心到外貌娴静美好贤淑聪慧的一个村姑的形象跃然纸上。这要用任何别国语言或者现代汉语至少也得一行或二三行字才能完成，而且字数越多不但不美反而表达不清，限制了读者的想象思维。随便摘引孔子一句话“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此处一个“躬”字就囊括了“自己的实际行动”七个字的意思。葱花大料茴香籽多种滋味被压缩进去，你在阅读时就得一一咂磨出来。这本身就需要学问。要表达一种主张或者见地，往往也是寥寥数语，例如：“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丰而知荣辱”。
语言本身与政治没有直接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语言按其本性来说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各阶级对于语言却远不是漠不关心的。在我们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历代统治者对于语言的关心胜过关心自己的生命。
语言的垄断者
秦始皇有什么功绩？他统一六国，修驰道、筑长城、统一货币度量衡什么的，统而一之。在这之前，老子他老人家谆谆教导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呷！生什么万物？麻烦死了。就生我一个！这多好，从此就剩一了。一统天下，一人独尊，一家子管着这么大一片土，一个人说了算。多省事。老子在这段话里明明又说：“天下所恶，唯孤、寡、不谷，而王公以自名也。……故强良者不得死”。这样的话他绝对不听。而是先创造了一个“焚书坑儒”的壮举。——将所有令他感到不舒服的语言书籍连同发言的人群统统烧而埋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是老天爷的，凭什么是他的？他有理啊，他是天子，有继承权。这是什么道理？你让他拿出遗嘱和公证书来，没理硬是成了有理，那有理自然就没理了。“一”有什么好？——有啊，只对他一个人好，唯我独尊，没第二个，老天爷最大，那谁也看不见，皇帝才是老天爷，实实在在的老天爷。就为了这一个目的他才去统一呢。什么“使百姓免受战乱之苦”语言云云，扯不上。他统一之后给人民带来的是更深重的灾难。逼得老百姓造了反。中国的历史从此走上了统一——造反，再统一再造反，循环往复一致无穷的单轨道路。
始皇的宗旨就是一，连二都不能要。接下来的历代统治者们要的就是“一”。
历史归一，万物归一，停止前进，社会不再发展，原地踏步，思想桎梏，模式单一，一切就只是“法先王、循祖制”老祖宗那点家底儿受用不尽，万世流传，年轻人就学老辈子那点玩意儿，学会了再传给下一代，到头了。周边的小国，少数民族，他们还不如咱呢，咱是天朝大国，永远的天朝大国。他们跟咱学什么？除了秦以前的那点家底还有什么？自打有了文字记载到春秋战国，才多少年，我们的老祖宗就创造出了那么多东西，那还是在原始阶段，要是不停顿的接着发展下去，说不定连美洲新大陆也轮不到欧洲人去开发了。特别是春秋战国时代，群雄争霸，诸子百家，你追我赶，争奇斗艳使中国的文化出现了空前高涨和飞速发展的繁荣景象。那真是长江后浪催前浪，你方唱罢我登场。后来的欧洲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极为重要的一个条件那就是从来不“一”，人家始终是春秋战国。中国成了封闭单一型，人家是开放竞争型。我们的历史学家们总是津津乐道于我们中国的什么什么比西方国家早了几百年。不错嘛，你是早，可是这几百年当中你干什么去了？这不是龟兔赛跑吗？这只能算是老祖宗的骄傲。祖宗们在天有灵不定怎么骂我们这些不肖子孙呢。别拿这当光彩。起步晚了几百年的西方国家一下子就超过了咱这文明古国，什么牛顿哪达尔文哪，不计其数都是人家外国人的名字。四大发明中，指南针还不是因为外国人用来航海起到了扭转乾坤的巨大作用，中国人才觉得它的重要，否则谁拿它当回事，什么发明不发明的。这样的“发明”其实就是发现。那火药让那些术士们鼓捣的发现了，在往下研究就是物理学、化学，新学科，重大发明。谁还去动那脑筋？怎么能哄皇上他老人家高兴这才是正格的。发现了就算完了。老祖宗那点玩意已经够咱“学而时习之”了。这样的发现跟“是我先看见地”意思差不多。你年龄那么大，比人家先一步看见有什么可夸耀的？
什么是发明？发者——发现、发端，是表象阶段的认知；明者——明白、明辨、明理、明确、乃至证明，应该是理性阶段的知识或真知阶段。你比他年龄大二十岁，那么“天空是蓝色的”；“苹果从树上掉落到地上”，当然是你比他先发现的。二十年之后，他明确的解释而且证明了，天空为什么是蓝色？苹果为什么会落地？而你还要夸耀是你先发现的吗？火药在国外那是在物理学和化学的理论指导下研制出来的。你那个火药只能用来打兔子、放鞭炮。你解释了爆炸的原理以及火药的化学元素吗？就为了争取那么一个“发明”的头衔吗？严格意义上讲，在浩如烟海的世界科学史上，中国人一项发明也没有。老老实实承认这一点，对于我们决无坏处。
还有很多事是咱中国人先看见的，彗星、五大行星等也是比外国人早了几百年，看见是看见了，谁去研究它？一来是不许你研究，你要研究透了天是怎么回事那天子不就破产了吗？皇帝非跟你急不可。二来没人感兴趣，中国人的兴趣都到哪儿去了呢？没别的，那就是语言和文字。讲究唐诗晋字汉文章，首先字要写得好，“砚尽八缸水”“铁杵磨成针”，这一手，外国人比不了。达尔文搞什么进化论也不过二三十年的功夫，而我们王羲之那可是从娘胎里就开始琢磨他的盖世书法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乎哉。单说王氏就还有王志、王濛、王之望、王岩叟、王铎……更有颜、柳、欧、赵、米等书法家的楷模，群星璀璨，光耀千秋。就是随便拿出一个上榜进士的考卷那漂亮的书法小楷也够他外国人学一辈子的。这才是中国的名人，每一个读书人耳熟能详。还有诗词歌赋外国人比不了。再就是对对儿、破谜、“回字有四种写法”。真格是“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研究这个有什么用？用处大了去了，出人头地，考进士，中状元，“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皇帝什么都有，那玩意只能一个人当，“天无二日”,咱给他中个举人进士什么的，“朝为田舍郎夕登天子堂”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也差不多是个次皇帝，“天孙”也。旧戏舞台上有一句戏词儿：“做官好做官妙，不骑马来就坐轿，使奴唤婢一大帮，端茶递水打扇揉肩样样伺候真周到”某种程度上已经达到甚至超过“四个现代化”，他们才不管你社会发展不发展呢。就研究这玩意儿，这是天底下唯一的最有用的学问。这就是读书人以及士农工商终生以求的奋斗目标。至于提高劳动效率，开发利用自然能量特别是探究事物原理等等，全都封闭了。你要写一篇“论齐家治国平天下”，考官们会争相传阅，假如发现一篇“论人类的起源”那还了得，妖言惑众，悖祖乱伦，荒诞不经，不灭你九族就算是万幸了。（当然，在西方也不容易，但人家毕竟搞出来了）世界上最早的天文著作《甘石星经》，物理有《墨经》光学，以及中医学的根基脉学，都出现在春秋时期，《孙子兵法》是战国时期的杰作，到现在还有很高的学习和研究价值。而统一之后的泱泱大国还有什么可以炫耀于世的呢？除了丝绸和瓷器这两项受皇家恩宠之外，其他的恐怕也就只有唐诗宋词了。造纸和印刷术为什么能发明出来？这一发明还是得记在语言文字的账上。是语言文字的畸形发展逼出来的产物。这其实也不过就是材料的利用和改革。应该还是属于“发现”或者改进。说得爽直一点，它们不过是伴随着中国文化的畸形发展的这座历史舞台而派生出来的新型道具。如此而已，中国人的聪明和智慧到哪里去了呢？一言以蔽之，都用到那个“一”上去了。
语言学被推崇备至，登峰造极。由此派生出两大支流：一是顺应潮流，经营仕途，趋炎附势，醉心于为官之道，处世哲学。从而成就了一门不成文的学问：趋炎附势以进取，把握进退以保身，叫做“明哲保身学”。虽然不成文，而这方面的警句铭言也广为流传，“顺情说好话，辟直讨人嫌”“话到嘴边留半句，事到临头忍三分”“随大流不挨揍”“随风倒麻烦少”“是非只为多开口”“莫谈国事”“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从而也就逐渐铸就了国民的不思进取，墨守成规，少惹是非，麻木不仁的劣根性和虚伪奸猾，尔虞我诈自相残杀窝里斗的两面性。以至于酿成谭嗣同等人的悲剧，“我以我血荐轩辕”他的血白“溅”了看客一身，鲁迅对此看得很清楚。电视剧“康熙大帝”中有个叫&&（名字忘记了）
此人初入官场，介于当朝宰相索阿图和明珠之间，难以自处，只知直言不讳，不会曲意逢迎，结果把炙手可热的两位高官都得罪了，险些送了性命。当他“觉悟”之后，便发誓：“从今以后拜二位宰相为师”于是本领大长，历练成熟，从此阳奉阴违，两面三刀，软硬兼施，口是心非，脱胎换骨变成一个深谙为官之道的合乎标准的“好官”。你再看那刘墉和纪晓岚，那真是玩弄语言和摆弄文字的高手。皇上要刘墉去死，那刘罗锅对答得多么巧妙：“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可那水池中我遇到一位神灵对我言道：“你死了一条贱命没关系，可你陷皇上于不义，难道这还算是忠君吗？”高，实在是高！可谓是超级奴才，宰相者非此等人莫属也。此乃第一支流。
另一个支流有如岳飞、谭嗣同、和李白、陶渊明、郑板桥等。或惨遭杀害壮志未酬，或退避江湖归隐山林。其中李白算是这一派中的代表人物，不满朝政看破红尘，忠心独秉矢志不渝，愤世嫉俗，不甘入流却又孑然一身无力回天。其命运大多是怆然可悲的。岳飞是“早年不知世事艰”老跟皇上对着干。李白才高八斗，解表御敌，皇上看重他的才华，想用他为自己开心，做御用文人，天下人都是朕的奴仆啊。李白心里话：“你玩儿蛋去”算他三生有幸全身而退，一辈子游走江湖借酒浇愁，“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留下了倍受国人崇拜的诗篇语言，无非是“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之类的空悲叹，和“相期邈云汉”寄希望于天外的无望的憧憬。千百年来，中国的有志之士他们的智慧和才能只能在“共忘机”“邈云汉”的惆怅无奈中悄然流逝。以至于让那些“蛮夷之地”“小国寡民”的犬戎之辈欺负到我礼仪之邦天朝大国的头上来了！
中华民族历史最悠久。中国人的勤劳和智慧是著称于世的。然而，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中国这条巨大的航船为什么被搁浅了？中国人的聪明智慧都用到哪里去了？这难道不是我们每个中国人值得深思而翻然猛醒的时代吗？
& 鸦片救中国
提到鸦片，国人无不恨之入骨，痛彻肺腑。中国人曾经深受其害。“鸦片流毒天下……中原几无可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这是当年林则徐上表朝廷的奏折中的话。鲁迅先生说：“洋人拿鸦片来治病，中国人拿鸦片来当饭吃”从王爷到尼姑都抽鸦片，士兵被称为“双枪兵”，一杆步枪，一杆烟枪。1840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令先人惊魂后人诅咒的鸦片战争。堂堂华夏泱泱大国从此陷入丧权辱国，内忧外患，战火连连生灵涂炭的悲惨境地。
你道鸦片是毒药，而今我谓鸦片，它恰是一剂治病的良方——欲除痼疾须施毒药，以毒攻毒，置之死地而后生。中国的历代名医乃至军事家都深谙此理，深通此术。……其实中国人吸食鸦片已经是何止千年，太久远了。历代志士仁人多有哀伤叹惋之情。有叹惋世事艰辛的“今被征敛者迫之如火煎”（唐，元结）有伤感人生险恶的“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杜甫）他们开出的方子很简单，“思欲委符节，引杆自刺船”炒他的鱿鱼，自个儿撑船打渔去。这跟吸鸦片也没什么两样。清人龚自珍思想较为凝重“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他的灵丹妙药是“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堂堂华夏自古以来人才渊薮豪杰众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们和那些“犬戎之邦”皆为天公的臣民，难道天公也有私心，独偏我神州不降乎？天公是公道无私的，给你降的人才从来都是一万多个格还要多，可他们就是统统都归了那一个格。——天公没有他的权力大。
无需谁“劝”，“天公”早就号准了你的脉。此时语言已经不起作用。公车上书，康有为嚷嚷的劲头还小吗？“看世界各国都以变法而自强，变则保全，不变则亡，大变则强，小变乃亡”振聋发聩啊。什么“师夷之长以制夷”啊，什么“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不可得矣”！！！没用。天公多明智，你不是“恃风雷”吗？好，风雷来也！就派那个发展冒尖的英国人漂洋过海给你大量输送鸦片越多越好，叫你“万马齐喑”，倒下个千八百的才好呢。你哀得还不够。然后就是大炮说话。哪那么多之乎者也？割地赔款还不够，烧你的圆明园，毁你的水师舰队，再派小日本儿占你的东三省，南京大屠杀！……试想，要不是鸦片战争，哪来的“南京条约“？没有南京条约哪来的那么多不平等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