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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精锐2012扫描
&尚福林 主席“慢牛行情”不停步
　　2012是中国的换届年，从中央到地方，新一届党的领导集体将产生。之后，各级各业新的政府官员也将到位。
　　今日中国已不是昔日庞大而懦弱的国家，一脚震三江，对中国来说，这已不是过誉之词。因此，中国换届，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瞩目的大事。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中国金融业精锐的布局，将极大地影响中国整个经济的走向。
　　此文是本刊根据政绩、经历、学术、性格、潜力和年龄等标准，对中国金融业精锐的扫描。
　　银监会主席“慢牛行情”不停步
　　尚福林至少还面临着两大攻坚战，一是亟待改革推进的利率市场化进程，二是加强银行体制的竞争性和去同质化。由于经历了复杂的股权分置改革，尚福林更擅长处理类似地方融资平台这样存在多方力量对决的经济问题，处理复杂问题是尚福林的强项。
　　本刊记者 杨练／文
　　在任上一干就是9年，任期时间之长超越了前任，这让2002年底农行上任的尚福林本人都未曾想到，但这样一个当初并不被大家所看好的监管者，却在9年时间中默默地完成了资本市场中的几件大事。
　　与他的继任者相比，除了均是从银行管理者上任这一点外，尚福林的履历就如同他的为人处事一样低调沉稳。
　　出生于山东济南的尚福林，当过兵。1982年从北京财贸学院金融专业毕业后，31岁的他便被分配到总行工作，一干便是18年，在这18年间，一路从副处长晋升至副行长，随后又担任两年农行行长。20年的时间尚福林一步一个台阶，完成了一波从一名普通职员到国有银行行长的“慢牛行情”。
　　2002年，尚福林接替任证监会主席，进入了中国资本市场漩涡的中心。对于既没有“海归”背景，也没有国内名牌大学学历的尚福林来说，既不是投资银行家，也没有高深的理论著述，他的证监会之旅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而且，这个奇迹一下就延续了9年，在他之前，还没有一位证监会主席任期超过3年，即使不看业绩，至少现在尚福林在证监会主席任职时间上创造了一项新纪录。
　　低调示人的尚福林可以没有突出的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标签，但他也给人留下了一些印象深刻的片言只语。如“作战要先摸清敌情”、“中国需要股权分置改革”，还有那句标志性的“股改开弓没有回头箭”。
　　尚福林低调的风格一直延续到工作中。日，尚福林则提前到证监会与部下见面。当天上证指数1382.97点。从这个点位不难看出，尚福林也属于临危受命。然而，这还不是最坏的情况。2003年开年的首个交易日(1月2日)，沪综指下跌37点，创下日以来的新低。市场人气降至冰点。
　　但这还不是9年间的最低点，在尚福林任职证监会期间，上证综指经历了998点的最低点，也经历了6000多点的历史最高点。低调的尚福林书写了中国资本市场历史上绝不低调的一笔。
　　股权分置改革不得不提，尽管功过是非评说不一，但却成为尚领导的最成功的一次攻坚战。
　　将历史的镜头回溯到2005年，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历程中最重要的一次改革――股权分置改革迈开了第一步。当年5月16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针对一些负面评论和怀疑情绪，一向“照本宣科”的尚福林以少有的斩钉截铁地说了如下一段豪言壮语：“股权分置改革不仅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开弓没有回头箭，必须搞好。作为中国股市的一场深刻变革，改革将是一个连续过程，改革不会停步。”
　　话音甫落，同年6月1日，证监会宣布将开始进行第二批股改试点。此后两天大盘下跌40多点。6月6日上午，上证指数击穿千点，最低探至998.23点，这也是尚福林在任期间的最低点。
　　尽管市场表现出人意料的坏，但尚福林再次在公开场合强调，“股改开弓没有回头箭。关键的一步已经迈出，推动资本市场大力发展的各种力量正在集聚。”
　　有评论认为，如果我们肤浅地去看指数，在股改过程中，市场一度下跌至998点。在这个过程中，证监会在尚福林领导下开展了大量改革配套工作，使得改革“轻舟已过万重山”。而998点也成为事后评论中的“最好的满仓时机”，一轮波澜壮阔的历史行情呼之欲出。
　　除了股权分置改革攻坚战外，尚福林还相继完成了中小板与、以及新股市场化定价发行三个战役。每一次改革都充满了争议，但每一次都在艰难中进行了实质性推动。毋庸置疑的是，尚福林喜欢选择向制度痼疾开刀，虽然有新股市场化定价发行和证券保荐人制度改革的令人诟病，但中小板和创业板及股指的推出，尤其是股权分置改革，令中国证券市场发生历史性变化。
　　尚福林9年证监会攻坚战不枉此行。
　　如今，站在银监会主席的新岗位上，尚福林是既陌生又熟悉，陌生的是从资本市场监管者跨越到银行业监管者，熟悉的是他又回到了当初本行银行系统。从一个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备受广大投资者关注的领域慢慢抽身，转向另一个关注的视线和范围相对狭窄、监管更加专业化的领域，这似乎更契合尚一向低调的风格。
　　作为银行体系的老将，却是银监系统的新兵，尚福林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答卷呢？
　　银监会的最重要职责是风险监管。历经8年时间，前任主席在风险控制上已完成了其历史使命，目前(,)体系风险和质量都比较良好，对经济稳定起到至关重要的支柱行业――银行业，呈现出了实力雄厚、高速发展、稳定有序的景象。
　　但“风景独好”的表象背后，同样隐藏着亟待解决的问题。除了潜藏巨大风险的地方平台贷款外，尚福林至少还面临着两大攻坚战，一是亟待改革推进的利率市场化进程，二是加强银行体制的竞争性和去同质化。
　　随着市场需要不断调整的信贷结构，对日积月累的贷款风险未雨绸缪般关注，金融无小事，占据金融资产绝大部分的银行业出现的任何问题，都关乎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从此意义看，尚福林的攻坚战仍要继续。
　　业内人士认为，尚福林和刘明康最大的不同，在于刘明康是行业的领航人，他建设了中国银行业顺利运转的新秩序。而尚福林由于经历了复杂的股权分置改革，更擅长处理类似地方融资平台这样存在多方力量对决的经济问题，处理复杂问题是尚福林的强项。
　　同样，推进利率市场化绝非易事。这一项改革关系到各方利益之间关系的重构，无异于银行业界的“股权分置改革”，利率市场化之箭一旦开弓，也没有回头之路。郭树清 证监会主席 学者型官员零容忍
　　郭树清 证监会主席 学者型官员零容忍
　　市场更多关注的是证监会公布的一系列打击内部交易的案例，并与郭的铁腕联系起来，但上述新政阐述表明零容忍仅仅只是施政新纲的部分内容，更深层次的内容仍然是改革。对于监管，郭树清曾如此评述：“监管很重要，但仅仅强调监管是不够的，好的金融体系不是监管出来的，机构内部的机制、市场结构体系才是最重要的。”
　　本刊记者 杨练／文
　　经历往往决定一个人的性格和思想。1982年大学毕业，郭树清考取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硕士研究生，此后又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研究生，师从，研究比较社会主义体制。再后来，他被分配到国家计委，参加了课题组。于是，郭树清有了第一个标签：学者及至以后的学者型官员。
　　郭树清著述甚多：《比较价格体制》、《经济体制转轨与宏观调控》、《整体的渐进》、《过剩与贫穷之间》、《直面两种失衡》、《郭树清改革论集》等。
　　有人据此评价其为：整体改革论者。20世纪80年代中期，吴敬琏、周小川、、、郭树清等被称为“整体改革论者”。1988年5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整体设计》一书完成。书末的作者简介中这样描述，吴敬琏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经济学，周小川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发展经济学和国际经验比较，郭树清的研究方向是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李剑阁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经济体制比较。
　　翻看郭的履历，与、周小川等官员的经历类似，曾两次获得中国经济界最高奖“奖”或许是其被定义为“学者型官员”的渊源。且他们都是原国家体改委的人，曾对中国改革产生过重要影响，郭树清本人更是“价格双轨制”改革方案的设计者之一。
　　2001年4月，郭树清出任中国副行长、国家局长，在局长任上，郭以自己的行为强化了“改革者”的标签。
　　郭树清举重若轻地应对了外汇膨胀和管理体制僵化等问题：先是使人民币兑美元大幅贬值，从5.7%到8.28%，然后从1995年到2005年，人民币汇率始终维持在8.28%的水平，为中国商品走向世界、GDP赶超世界发达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学者与铁腕似乎不沾边，但在郭树清身上却巧妙地融为一体。
　　2005年，率先启动股改的建行遭遇危机――董事长和张恩照先后涉案落马，加上当时国内外舆论集体唱空中国银行业，让建行的股改上市蒙上了一层阴影。郭树清临危受命，出任建行董事长，成功引入美国银行，将建行成功推向了资本市场，成为中国银行业股改的垂范。
　　郭在建行第一个铁腕动作是在股改关键时期，以铁的纪律和铁的规章制度强化问责。日，刚刚执掌建行董事长一职，郭树清就颁布一项内部文件《关于追究案件发生机构及其上级机构领导人员责任的规定》。据此，建行领导人员具有四种情形之一的应当引咎辞职。这一规定首开国有银行领导人问责的先河，也在整个建行系统掀起一场前所未有的“问责风暴”。
　　第二个动作是果断“舍弃花旗，选择美银”。在2005年3月以前，美国银行甚至还不在建行拟引进的战略投资者名单上，当时在名单上位居前列的是美国花旗集团。但进入6月，当郭树清发现已没有时间与花旗集团就购买价格、外资入股后的管理权限、风险管理等诸多问题达成共识时，果断终止谈判，寻找新买家，干脆取消花旗集团的承销商资格，在建行6月2日上市筹备会上，已没有花旗集团代表出席了。最终美银后来者居上。
　　此次，从建行董事长升至证监会主席，郭树清从一个银行管理者变为资本市场监管者，不但身份转变，而且管理层次和领域不可同日而语。资本市场关系到千万投资者的切身利益，远非一个银行管理者所能想象，从此意义而言，挑战和责任更加重大。
　　如果说“学者”只是郭的外在标签，那么他的内核就是“铁腕”，在当前资本市场诸多问题纠结缠绕、诸多矛盾纷繁复杂之际，外柔内刚的标签下面却是改革的本质，或许再次“临危受命”只是郭在建行故事的自然延续而已。
　　12月1日，在第九届中小企业融资论坛上，新上任的证监会主席郭树清首次就资本市场发表公开演讲，郭树清新政概况在其上任一月有余终于轮廓浮现：一番对现状明显不足的点评后直奔主题，归纳为六个方面：
　　一是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为不同规模、不同类型、不同成长阶段的企业提供差异化的金融服务；二是积极发展多样化的投融资工具，逐步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品种创新机制，丰富市场投融资产品体系；三是大力培育多元化的投资者群体，落实与确保将合适的产品卖给合适的投资人；四是切实加强资本市场诚信建设，丰富诚信监管和约束手段；五是对内幕交易和证券期货犯罪坚持零容忍的态度，严惩操纵市场、欺诈上市、利益输送、虚假信息披露等违法违规行为；六是时刻警惕和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
　　近期，市场更多关注的是证监会公布的一系列打击内幕交易的案例，并将零容忍监管风暴与郭的铁腕联系起来，但上述新政阐述表明零容忍仅仅只是施政新纲的部分内容，更深层次的内容仍然是改革，这与中国资本市场目前所处的阶段密切相关。从此角度看，资本市场的体系扩张和层次扩张是郭树清真正的使命和不二的选择，市场选择了以铁腕改革著称的学者型官员郭树清。
　　对于监管，我们可以建言，可以上万言书，更有权期许，郭树清曾如此评述：“监管很重要，但仅仅强调监管是不够的，好的金融体系不是监管出来的，机构内部的机制、市场结构体系才是最重要的。”项俊波 主席 文人铁帅再跨越
　　保监会主席 文人铁帅再跨越
　　面对保险业长期以来“虚假宣传”“推销骚扰”“理赔难”“保险营销员误导”“条款不合理”等弊端，项俊波当场表态：将督促保险公司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建成消费者相关信息自主查询系统；建立保监局局长接待日制度；尽快推出全国统一的投诉维权电话专线；强化保监会官方网站的投诉功能等，“保护保险消费者利益，是保险监管的天职，是衡量监管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
　　本刊记者 曹圣明／文
　　从知青、秘书、前线战士、审计员到银行家，项俊波每一次转折都是一段涅式的跨越。这一回，他进入的是一个近乎完全陌生的领域――问题缠身的中国保险业。
　　在任期内，保险资产从6000亿元跨越式增长到5.8万亿元。这主要得益于银保合作。通过银行渠道，各大保险公司的保费规模才有了迅猛增长。但这门保险业的巨大利好，却给银行带来了极大的麻烦。许多储户明明是到银行存款，却被工作人员莫名其妙地转换成了保险费用。自然纠纷不断，品牌形象也严重受损。于是，在2010年11月份，银监会发布一纸《商业银行代理保险业务监管指引》，规定保险公司人员不得派驻银行网点进行营销，整顿银保合作产品等内容。
　　自此，各大保险公司的保费规模开始大幅缩水。加之诚信危机、从业人员锐减危机、巨额不良资产危机、偿付能力和盈利模式单一危机、商业化与服务三农矛盾突出等等――这一切，都需要项俊波一一化解。
　　日下午两点半，保监会22层会议室，项俊波新晋以来第一次公开亮相，一场热烈的座谈会正在进行。座谈会一直开到下午6点左右。从始至终，项俊波认真地听取发言并记录要点，偶尔打断发言，询问具体情况。
　　“今天来的代表中，有实践者、观察者，也有仲裁者。大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既有针对性，又有建设性，既摆出了问题，又分析了原因，还提出了解决的办法……保护保险消费者利益，是保险监管的天职，是衡量监管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项俊波当场表态：将督促保险公司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建成消费者相关信息自主查询系统；建立保监局局长接待日制度；尽快推出全国统一的投诉维权电话专线；强化保监会官方网站的投诉功能，等等。
　　长期以来，保险业“虚假宣传”“推销骚扰”“理赔难”“保险营销员误导”“条款不合理”等弊端顽固不化，漠视、侵犯消费者利益的行为也一再上演、屡禁不止，成为一个令监管者极度头疼的行业老大难问题。项俊波此番表态若能真正落到实处，可谓提纲挈领，为盘活全局打下一个良好的开端。
　　上任后，项俊波给自己设定了为期两个月的调研工作，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保险行业的现状，谈得最多的是“监管严，发展快，诚信经营”。这种基调，很快就以自曝“家丑”的行为得以表现。
　　12月19日，保监会发布消息称，针对2011年保险公司中介业务检查情况，已经分别向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14家保险公司发出监管函，详细通报各公司被查基层机构违法违规问题，并提出综合性整改要求。在2011年度检查中，上述14家公司的80个机构违法违规问题较多，集中表现为虚构中介业务、虚构销售人员、虚列中介业务费用等手段非法套取资金等，查实违法违规套取资金8065.8万元，涉及保费8.55亿元。
　　这是保监会第二次就保险基层公司中介业务违法违规问题向保险总公司发出监管函，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项俊波一贯的铁腕本色。
　　“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告诉你，我参过军，打过仗，负过伤，什么我没见过?”这段霸气十足的话语，不是电视剧里的台词，而是出自项俊波之口。
　　日，举报天津市蓟县国税局存在严重问题的一封封举报信，摆在了时任署长的案头。3月12日，审计署管理指导司副司长项俊波带领工作小组进驻蓟县。这是一个窝案，牵涉其间的有蓟县时任国税局局长梁化泉等上百人，当地黑社会竟然嚣张地对工作小组进行了监控，项俊波等人甚至都接到了恐吓电话。于是，有了前述一幕。
　　再回望2007年初到(,)，不良贷款率高达23.43%，是当时商业银行平均7.5%的3倍多。项俊波上任第二天就带领一干人马奔赴各地，或微服私访，或突击查账、查库。在这场突击行动中，基层银行风险管理漏洞凸显，多名基层银行领导被就地免职。
　　日、16日，项俊波治下的农行，分别在上海和香港挂牌交易，完成了从四大商业银行最差到全球最大IPO的飞跃。
　　项俊波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财经系，项俊波有一个作家梦始终挥之不去。不管后来的职业方向跟文学有多么不搭调，也遑论公务何其的繁忙，他始终笔耕不辍。
　　据公开资料，在北京求学、工作期间，项俊波跟在京的一帮四川籍文学创作者交往密切，经常在一起切磋文学。据他的一位同乡文友介绍，在当时的四川文学界里，项俊波写诗、写小说都已是小有名气。
　　他的题材涉猎极广，一般都取材于川东的风土人情和个人的经历，创作过电影《远山》、武侠剧《紫剑传奇》等。其中最出色的是与审计有关的反腐影视剧。早在1986年到1987年，项俊波创作过国内第一部反映审计工作的多集电视剧《人民不会忘记》。姜建清 工行董事长 刮骨疗毒攻坚战
　　工行董事长 刮骨疗毒攻坚战
　　完善公司治理是这艘航母深化改革的核心。改革就必然触动一些人的利益。工行每年都要提留80%左右的利润，尽管有效冲抵了大量呆坏账，却在一定程度上大幅减少了员工们的奖金福利。“外界如果以理想化的眼光来看待这个过程，就会很失望。改制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是没有终结的战争。”
　　本刊记者 曹圣明／文
　　最折磨人的是不确定性。
　　自金融监管“三会”主席罕见地集体换帅之后，沸沸扬扬的坊间版本迅速聚焦“一行”主帅周小川。接班人选，热议最多的，便是姜建清。
　　白白胖胖，坐拥千金。这是人们脑海中惯有的银行家形象。但姜建清的皮肤显得黝黑。有多少人能把煤矿工人和金融舞台上举足轻重的银行家融为一体？姜建清做到了。
　　1953年2月，姜建清出生于上海。17岁那年，他插队江西农村，干了6年农活。后来，他又来到河南，做起了煤矿工人。返回上海后，姜建清进入了(,)，当点钞员。当更多人都从属或者满足于命运的安排之时，他在半工半读，并先后获得了上海财经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学位。
　　10多年后，姜建清被提拔为工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此后便一路上行：1995年，出任上海城市合作银行行长；1999年7月，出任中国工商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7个月后，即接替刘廷焕出任工行行长兼党委书记；2005年10月，出任股份制改制后新成立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10年9月起，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据称，身为工行掌门人的姜建清也干家务。不过只干一件，那就是：交纳煤气、水电之类费用。2006年，工行同时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香港交易所，总市值超过1万亿元，创造出当时全球最大IPO。但正是这家超级金融航母的掌舵人，却热衷于如此小钱。2006年底，在中央电视台的财富论坛上，姜建清说道：“凡是通过网站来付东西的话，我都非常乐意。”
　　“根本不用出去就全买了，为什么非要去银行？”姜建清现身说法，给工行打广告：工行的网上银行，大到买基金，小到订牛奶，上百种业务，顾客足不出户就能完成；“在三年前，我们把个人网上银行推出的时候，我说过一句话，我希望‘工商银行是您身边的银行’，这句广告词后来变成‘工商银行您家中的银行’。现在我们已经如期完成了任务，我们30%的业务量已经移到网上去了。在未来的四年中间，我们这个指标准备达到50%，十年之内达到70%，我想那时候工商银行恐怕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银行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企业之一。”
　　“安全问题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有个调查表明，61%的人认为网上银行不安全。我们推出了一个U盾，实际上就是一个个人的钥匙，是你个人唯一的一个信息。使用的时候插入，用完就拔掉，我认为这是万无一失。” 姜建清强调。
　　30多年的工行生涯，姜建清几乎经历了所有业务管理岗位，不能说姜建清对工行没有感情。然而，自他掌舵以来，却要亲手对这艘中国资产规模最大的商业银行进行刮骨疗毒式的手术。
　　完善公司治理，是这艘航母深化改革的核心。改革就必然触动一些人的利益。事实上，早在姜建清出任一把手之前，工行就开始了减员增效。幅度之大，令人咋舌：到2005年，员工人数降到了36万人，比最时足足少了35%，而这种调整，并没有就此止步。
　　此外，工行每年都要提留80%左右的利润，尽管有效冲抵了大量呆坏账，却在一定程度上大幅减少了员工们的奖金福利。
　　“外界如果以理想化的眼光来看待这个过程，就会很失望。改制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是没有终结的战争。”他对到访的媒体记者说。
　　刮骨疗毒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直指这艘航母的运转效率和盈利能力。根据工行向公众交出的汇报性材料，工行1999年的毛利润为负值，2001年以后开始扭亏为盈。10来年后的今天，工行的市值、净利润、存款等多项关键指标，均雄居世界第一。
　　其它，诸如财务重组、成立股份公司、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上市成为公众公司等等改革举动，之复杂艰难，亦均不亚于一场场攻坚战。
　　由于长期承担的大量政策性任务和转制成本，加之内部管理的混乱，工行的不良贷款比率一度高达34.44%。后来，国家成立的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为工行消化了3500亿元不良资产。再加上工行自身的励精图治，不良贷款率开始逐年走低。据日公布的半年报，工行截至2011年6月末的不良贷款率为0.95%，首次降至1%以内。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较2010年年末大幅提升32.94%至261.14%，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增强。
　　与此同时，工行2011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1095.75亿元，同比增长28.96%；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4.81亿元，同比增长29.40%，相当于平均每天都赚回了5.99亿元。
　　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也一直是个颇有争议的话题。根据工行2006年发布的招股说明书，美国高盛、美国运通和德国安联集团三家外资股东，2006年初共斥资37.8亿美元（约294.8亿元人民币）入股工行，每股成本价仅为1.26元左右。无论是以历史上的最高价计算，还是以日的收盘价4.41港元计算，这三家外资股东均获益颇丰。三家分别持有工行港股的数据为：164.76亿股，占股比例为4.93%；6.38亿股，占股比例为0.38%；32.16亿股，占股比例为1.93%。
　　日和日，美国运通先后两次系数抛光了工行Ｈ股，套现资金高达61．93亿港元，投资收益高达2．97倍。2009年以来，高盛也先后多次大幅抛售手中的工行股票。
　　理性而言，此桩公案，当属双方各取所需：工行决定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用意是“师夷长技”而不是请客吃饭；外国战略投资者决定投资，自然是看中投资回报，而不是平白无故漂洋过海，要来当“活雷锋”。
　　至于中资银行与狼共舞的把控能力，那是另一个话题。
　　11月24日，工行非洲办事处举行了堪称盛大的开幕仪式。截至10月底，工行在非洲先后签订了总额达到70亿美元的融资协议，敲定了跟标准银行在非洲的110个合作项目。标准银行总部位于南非，是非洲最大的银行。工行在此前以423.1亿港元出价，收购了其20%的权益。
　　此前，11月22日，工行万象分行获得了老挝中央银行颁发的银行业务正式牌照；再前，11月11日，工行金边分行获得了柬埔寨国家银行颁发的金融业务许可证。
　　种种迹象表明，工行的海外战略正在加速：2010年，完成了12家境外机构的申设和并购整合；2011年以来，包括英国伦敦、德国法兰克福、比利时卢森堡和俄等在内的欧洲五国分行、巴基斯坦两家分行以及印度孟买分行相继开业；截至2011年6月末，已在29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220家境外分支机构。
　　2010年，姜建清宣布，将在五年内劝压ば械暮Ｍ庾什急却拥笔钡3%提高到10%。以2010年末工行的总资产13万亿元计算，10%并非一个小数目。
　　对此，姜建清有着清晰的战略规划：以东南亚作为重点，壮大亚洲、巩固欧洲、突破美洲；根据各地市场环境和监管准入难度等因素综合运用多种方式进行海外布局；选择合适的对象，在合适的时间，以合适的价格出手并购，不一定追求“毕其功于一役”。
　　小微企业贷款难、融资难问题，一直是客观存在。2011年10月前后，发生在温州、(,)等地的个别老板“跑路”现象，被一些舆论迅速放大，并引发恐慌情绪。
　　对此，姜建清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所谓的中小企业倒闭潮的说法并不可信。”
　　姜建清对媒体记者分析道，首先，小微企业处在链的末端，其营运资金容易受到上下游企业的挤压，形成比较多的应收账款，同时，通胀预期使小微企业的存货增长较快，占用了不少资金，加剧了资金紧张；其次，由于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国内外市场也在发生急剧变化，市场变化导致包括人工、原材料在内的企业成本有所上升；第三，资金价格上扬，如9月末货币市场利率明显上扬，隔夜和7天期同业拆借利率均接近4%，同时社会资金面偏紧使一部分小微企业转向了高成本的民间融资，成本上升较快。此外，也不排除一些小微企业主为了牟取高额利润，参与高风险的投机行为而造成资金链断裂。
　　姜建清认为，小企业和小客户是个大市场，随着大企业、大项目从资本市场获取融资的能力越来越强，大型银行要想生存和发展，必须转向小微企业市场。“现代科技使大型银行变‘扁’了，大象也能快跑了，能做到不把小微企业当成一个独立的经营实体来看待了――当我们把这些小微企业放到产业链里面来看以后，马上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中行董事长呼吁利率市场化改革
　　中行董事长肖钢 呼吁利率市场化改革
　　本刊记者 叶兰娣／文
　　自1981年从湖南财经学院至2003年入主中行，期间约二十余年，肖钢的职业生涯基本都在人民银行度过。从人民银行老行长吕培俭的秘书，到计划统计司，再到政策研究室，直至主管金融监督的副行长、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在肖纲担任人民银行副行长主管业期间，信托业经历了第五次整顿。从1999年广东国投破产开始，到2002年6月中经开倒闭结束，历时3年。肖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出台，以及《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修改完善的积极促成者之一。而在其稍早在担任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局长期间，对广东省金融业因广国投事件遭受重创后的修复工作也成效显著。
　　2003年3月，就在中行股改之初，44岁的肖钢接棒即将赴任首任银监会主席的刘明康。对于肖钢来说，当时最大的任务是顺利实现中行的股改上市。时隔数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肖钢仍不无轻松的表示感到最欣慰的是完成了中行的重组上市。日H股挂牌、继而在7月5日完成A股挂牌，中行成为首家完成在内地和香港两地上市的国有商业银行。
　　对肖钢来说，股改上市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在此后的几年里，中行完成脱胎换骨，实现从案件频发到构建比较完整有力的内控体系。
　　九载中行，在肖钢的职业生涯中并不算太长，但其完成了从幕后的监管官员到前台的大型银行掌舵者的华丽转身，同时也使得他对金融改革、银行经营产生许多深刻认识。
　　肖钢曾在多个场合呼吁利率市场化改革，他认为，“”期间进行进一步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贷款利率的下限可以取消，而存款利率上限放开则可以选择自我约束能力强、稳健经营的商业银行先行试点。
　　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状况，肖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中国经济还是“信贷饥渴型”经济，无论怎么控制，现阶段仍需要信贷资金的支持，因此，中国还是要研究发展贷款资产证券化市场。他认为，银行业的发展确实需要保持一个比较充足的资本来应对未来的风险和危机，市场融资是重要手段之一，但银行不能都集中到市场融资，商业银行的根本出路是依靠内在的积累，要适当调整现在的分红政策。
　　对于国有商业银行管理层的激励机制，肖钢认为，超额利润一定不是管理者的贡献带来的，而往往是非人为因素产生的。对于公司治理，肖钢认为，国有商业银行不能片面强调股东利益，而是要把股东利益与客户利益、银行利益、员工利益有机统一起来考虑，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此外，肖钢还是中国银行业国际化和综合化经营的有力支持者。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他曾表示，金融危机的爆发与金融机构是综合经营还是分业经营本身并无直接关系，而事实上，金融危机中，综合经营的优势反而更为明显。
　　30年光阴成就这位中国金融领域的干将，对于52岁的肖钢，未来仍有着更多的期待。证监会副主席打开国内国际两扇门
　　【排名不分先后】
　　证监会副主席桂敏杰 打开国内国际两扇门
　　本刊记者 李欣／文
　　从时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助理分管基金业务开始，到升任证监会副主席，桂敏杰打开了基金行业从小到大、从国内市场通向国际市场的两扇门。他推进并见证了基金行业发展的黄金十年。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办的第二届“上证法治论坛”上，桂敏杰指出，目前，有必要对《证券法》实施效果进行全面评估，通过完善制度满足当前资本市场不断创新的需要。
　　早年就职于国家法制相关部门，让这位金融学博士有着深厚的法学功底。如今，这位证监会副主席已经卸去了基金监管的重担，转而潜心推动有关资本市场监管过程中法律方面的修改与完善。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桂敏杰先后在国务院法制部门任职，1997年任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党委书记；2001年进入中国证监会工作，历任党委委员、主席助理，副主席、党委副书记等职务，2009年至今，担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兼党委副书记一职。
　　不过，这位履职十年的证监会监管者生涯开始于2000年“基金黑幕”过后，彼时，中国基金行业在备受市场各方关注下走上规范发展之路，等待桂敏杰的是，带领基金行业走出了规范发展、量的扩张和创新发展的新路。
　　2003年，《证券投资基金法》正式颁布。桂敏杰彼时对业界表示，要坚持诚信、坚持创新求发展；作为监管者更要依法行政、加强监管。此次表态透露出的两方面思路，贯穿了他接下来监管工作的始末。
　　也在这一年，12只QFII获准进入中国资本市场。基金作为中国资本市场上最大的机构投资者，引入了新的血液。
　　接下来，在产品创新上，包括伞型基金、货币市场基金、LOF、ETF等等纷纷推出，以及在行业发展中，合资基金公司大量涌现，无不体现行业在不断发展中扩展的态势。
　　行业扩容发展并没有让这位监管者停止创新的步伐。2005年，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基金监管行业存在浮躁，直言基金行业彼时5000亿元的行业规模在发达市场上仍不具备竞争力和影响力。他还敦促基金行业要积极发掘行业创新、思考行业高管激励机制、研究市场等等，时至今日，这些仍旧是行业发展绕不开的话题。
　　2007年，中国证监会公布了《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证券投资管理试行办法》（QDII）,允许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等为境内居民提供境外理财服务。
　　目前看来，QDII业务或因发行时机（遭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缘由发展受阻，而其余五方面的均可以从监管部门的举措中看到执行脉络。
　　据证监会2011年10月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底，中国共有67家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着868只基金，基金总份额2.45万亿份，总金额2.13万亿元，基金持有市值占A股流通市值比重的7.9%，总市值比重6%。对比2003年11月底的数据，彼时国内已开业的基金管理公司32家，已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共90只，1562亿元，占A股股票流通市值的13%。
　　规模的扩张既证明了行业的阔步发展，其预示了继任监管者可能会面临的更多更复杂的监管难题。证监会副主席强势监管频发警示
　　证监会副主席庄心一 强势监管频发警示
　　本刊记者 李欣／文
　　“经验老到、做事雷厉风行”，让与庄心一打过交道的业界人士印象深刻。从内蒙查干诺尔碱厂工人岗位上起步，后继续深造取得硕士、博士学位，毕业后的庄心一先后就职于中国人民(,)、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并一度出任深圳市副市长。
　　实际业务经验、市场运作经验，再加上担任深圳副市长的领导管理者经验，庄心一的“强势风格”有着独特的形成路径。他曾带领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出了行业自己的声音。自此后，证券业协会不仅拥有行业自律权，还拥有了更多的对证券市场的监管权力。他离开之时，业界公认，是他改变了证券业协会。
　　曾有媒体将庄心一与时任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做了对比，相似的工作经历，不同的性格和处事方式，达到“刚柔相济”的效果。也因此，庄心一在任证监会主席助理兼机构监管部主任期间，其对券商的整顿和监管思路，广为业界所称道。
　　2005年正值股权分置改革的关键时刻，庄心一以证监会副主席身份出席地方证券市场改革座谈会时发出“警示”，今后政府的各项政策都将明确向股改后的企业倾斜，不积极参加股改的企业有被边缘化的危险。
　　也是在2005年，证券公司监管工作也同样处于重要转折时期，刚刚升任证监会副主席的庄心一对于“分类监管、区别对待”早已心中有数。
　　彼时他曾许下承诺，将在2006年基本实现券商综合治理，更鲜明地指出，证监会下一步将重点促进证券公司切实进行整改方面，对不按要求整改，继续弄虚作假和违法违规的公司立即查处，并严肃追究责任。
　　2006年是新《证券法》颁布实施的第一年，也是中国证券市场关键转折年。在此背景下，集证监会副主席和中国证券业协会会长于一身，庄心一主导券商在综合治理、第三方存管业务，以及券商自律和创新方面加快了脚步。
　　在有关券商监管方面，庄心一曾在2009年撰文指出，中国证券公司核心竞争力，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监管环境。综合治理结束后，证监会研究确定并着手实施了证券公司监管工作的“九个转变”，持续保持监管的有效性，推动证券行业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
　　与制度建议相匹配，强势监管一直是管理层推动市场发展的另一利器。
　　2011年5月，庄心一公开表示，证监会将大力推动市场化并购重组，努力推进市场透明度建设，努力提高监管效能。与之相配套，很快他又在7月发出“警示”，今后上市公司出现股价异常并涉嫌内幕交易的，其并购重组申请将被叫停。
　　从追责角度，庄心一强调， 今后出现有股价异常交易涉嫌内幕交易的，或交易出现严重异常的，证监会都要进行调查。在调查过程中，上市公司的重组申请尚未受理的不再受理，已经受理的暂停受理，调查结束后再继续受理。证监会副主席姚刚 有效监管多栖改革
　　证监会副主席姚刚 有效监管多栖改革
　　本刊记者 李欣／文
　　姚刚是“60后”，名校毕业，海外留学背景，拥有国内外券商工作经验，使得他成为证监会里为数不多的“多栖改革派”，被业内称为“既懂证券、又懂期货”的全能型监管者。
　　自1993年起，姚刚先后担任了证监会期货部副主任、主任，亲历了彼时期货市场兴衰起伏。1998年，他临危受命，执掌君安证券。1999年，国泰君安证券合并成立，参与整个合并重组过程的姚刚，出任国泰君安总裁、副董事长。而后，他带领这个刚刚合并不久的证券公司探索走上“稳定、规范和发展”之路。在国泰君安证券任职期间，他还从行业角度提出证券市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称“正确处理证券市场稳定、规范和发展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在保护我国经济的平稳发展，也是证券市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此前姚刚还提出了“有效监管”概念。他认为，监管是保证市场规范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依法监管、持续监管是实现“有效监管”的保证,可以改变市场的投机之风、造假之风,净化市场环境,有利于上市公司和证券经营机构、中介服务机构转换经营机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进一步增强投资者长期投资的信心,避免市场大起大落。
　　2002年，姚刚再次受命回到证监会，担任证监会发行部主任，2008年2月任证监会副主席。迄今为止，经由这位监管者主抓的部门有期货、发行、基金，以及眼下正在被市场所热议的国际板。
　　截至2010年10月底，62家基金公司管理资产超3万亿元，其中公募基金规模为2.5万亿元，社保基金3151亿元，企业年金1067亿元，专户资产1124亿元。基金持股市值为1.89万亿元，占两市流通A股的10.61%，占各类专业机构投资者的53%。对比2003年，彼时国内已开业的基金管理公司只有32家，已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共90只，基金净值1562亿元，仅占A股股票流通市值的13%。
　　在提到基金业发展时，姚刚曾提出，推动《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法规的修改，为基金业进一步发展提供法制保障；进一步推动销售市场的专业化发展，调整专业销售机构的准入门槛，鼓励专业销售人员设立基金销售机构。
　　从长远来看，姚刚还称，基金业要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进一步推动产品创新，促进公司差异化、特色化、国际化的发展。及时总结完善基金产品分类审批制度，择机推出成熟产品标准化的格式合同，进一步简化审核程序，研究探索基金产品的注册手续。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愿景亦在证监会“十二五”资本市场征求意见稿中已有所延续。有关降低公募基金管理费率、放宽基金公司股东资格、阳光的合法化等焦点问题均被纳入规划中。
　　姚刚还曾公开表示，“如果基金公司不能在规范运作、诚信经营方面下苦功，持有人利益的保护就是一句空话。”
　　严打样本集中披露于2011年。有关韩刚、等前基金公司基金经理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违法违规行为先后经由证监会调查取证、公安机关立案、并受到相关刑事裁决。证监会发布的最新监管动态信息显示，11月底，“老鼠仓”事件调查取证完毕，目前正等待开庭审理。证监会副主席维护信息的客观真实
　　证监会副主席刘新华 维护信息的客观真实
　　本刊记者 李欣／文
　　作为分管新闻媒体宣传事务的证监会副主席，刘新华的出现和讲话，往往让市场与证监会最新的监管动向紧密联系。
　　刘新华最近一次出席论坛活动，是在日“第七届北京国际金融博览会”上。在发言中，刘新华勾画了资本市场的“十二五”愿景，称中国证监会将落实好国家“十二五”规划对资本市场改革、发展提出的部署和要求,大力发展债券市场，推进统一监管的场外市场建设，强化资本市场的培育和发展，战略性的作用，增强资本市场的弹性和包容性，发挥好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着力完善市场运行机制，在股票发行的询价、定价、发行承销等过程中进一步强化市场约束，继续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和长期投资。
　　而对比2011年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的有关内容和证监会关于资本市场的”十二五”规划（征求意见稿）则不难发现，刘新华的此次公开表态正是证监会一直以来的监管着力点所在，包括发展债券市场、建设场外市场、完善市场运行机制等等一一细数。
　　多年的新闻宣传工作背景，刘新华对于新媒体在资本市场信息传播中的作用有着自己深刻的理解。10月25日，在新浪金麒麟论坛上，刘新华表示，一是新媒体的开放性、及时性、共享性的特点契合了资本市场透明度建设的内在要求；二是新媒体搭建了市场参与者和相关部门互动沟通的平台；三是新媒体在加强舆论监督、推动稽查执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网络等渠道反映的关于上市公司、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和从业人员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情况，为监管部门的介入、查证和立案、处罚提供了重要线索，对遏制市场违法违规行为形成了有力制约；四是新媒体为证券期货行业创新发展提供了动力支持。
　　但刘新华同时也提出，新媒体尚处在起步阶段，在促进证券市场信息快速传播的同时，派生出的网络证券诈骗、非法证券投资咨询、非法荐股等问题也在逐渐凸显。
　　正如刘新华所言，资本市场是以信息为支撑，并对信息高度敏感的市场，也是高度依赖信息披露的市场，客观真实的信息是市场交易形成和稳定发展的生命线。
　　刘新华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专业，博士。他曾是一名军人，1982年起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务秘书、办公室副主任；1989年起任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秘书处处长、深圳证券管理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党组书记、深圳证券交易所理事；1999年任证监会办公厅主任，2009年4月任证监会副主席。银监会副主席提高小微企业贷款 风险的监管容忍度
　　银监会副主席周慕冰 提高小微企业贷款 风险的监管容忍度
　　本刊记者 曹圣明／文
　　那是日，银监会召开 “2011年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工作会议”，会上出现了这面孔――刚刚履职的银监会副主席、党委委员周慕冰。周接替原银监会副主席，主要工作职责是负责监管大型商业银行和中小农村金融机构。
　　周慕冰出生于1957年，2000年之前一直在工行系统工作，曾出任工行海南省分行行长、工行福建省分行行长、重庆市政府秘书长等职。
　　在全国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工作会议上，周慕冰阐述了农合机构的改革思路：通过强化监管风险、深化改革转型优化三农服务；未来五年农合的改革目标，即对高风险机构全面处置，历史亏损全面消化，股份制改革全面完成；一些主要的监管指标达到审慎监管要求，如资本充足率要达到10%左右，拨备覆盖率总体达到150%，贷款拨备率总体达到2.5%。
　　周慕冰认为，相对大中型银行，农合机构在政府平台融资金额、房产贷款总量并不大，但是风险系数高。他为此开出的药方：一是对到期的平台公司贷款必须收回，不能展期和贷新还旧，年底平台公司贷款余额必须下降20%以上；其次是通过压缩存量、控制增量、实施银团贷款等方式，年底前彻底解决贷款集中度问题，并将房地产贷款控制在审慎范围内。
　　小微企业贷款难问题也在周慕冰的视野之中。“今后，银监会将进一步加大对小微型企业贷款的政策支持力度，对小微型企业的贷款余额和客户数量超过一定比例的商业银行放宽机构准入限制，允许批量筹建同城支行和专营机构网点；优先支持商业银行发行专项用于小微型企业贷款的金融债，且允许商业银行金融债券所对应的单户500万元(含)以下的小微型企业贷款不纳入存贷比考核范围；允许商业银行将单户授信500万元以下的小微型企业贷款视同零售贷款计算风险权重，降低资本占用；适度提高小微型企业贷款风险的监管容忍度。”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吉林 推动科技与金融的结合
　　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吉林 推动科技与金融的结合
　　本刊记者 李欣／文
　　作为“60后”的官员，吉林是省部级高官中少数会把私人空间曝光的官员，比如，在汽车限行时，吉林也与工薪阶层一样挤地铁，女儿参加高考时，他亲自接受并声称会感到紧张。
　　但这无碍吉林分管的北京市金融业稳步前进的步伐。早在2008年，北京就提出了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在这前后，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方案获得了国务院的批准。
　　相对于其他城市，北京有一个具有鲜明特点的中关村，号称中国的硅谷，具有高科技企业2万家，在当前的环境下，这些企业具有强烈的融资需求。如何为这些高科技企业融资，是北京市金融业的头等大事。
　　2011年2月，《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规划纲要(年)》经国务院批复后正式发布，其中明确提出建设国家科技金融创新中心，标志着北京市金融创新工作已纳入国家战略。
　　据北京金融工作局的数据，上半年新增上市公司14家，境内外上市公司总数达到189家。境内上市公司中（含已通过发审会待上市的企业），主板49家，中小板26家，创业板38家，在创业板形成了“中关村板块”。作为融资的创新方案的一个重要环节，中关村代办股份转让试点（俗称新三板）进展顺利，截至2011年上半年，参与试点企业累计达到133家。
　　吉林表示，中关村代办股份转让试点是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一个重要创新举措，对满足不同发展阶段企业多元化融资需求，推进创业投资和股权私募发展，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经过5年多的试点，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建设统一监管下的全国场外交易市场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据中国证监会的规划，新三板的扩容是其2011年的重要工作。可见，新三板的扩容指日可待，这对中关村企业提供了重要的融资渠道。
　　除资本市场外，北京也在推动传统的银行信贷向高科技倾斜。截至2011年上半年，科技信贷创新不断深化，各银行累计为中关村企业发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1150笔，贷款额60亿元。信用保险及贸易融资试点工作进展顺利，40多家企业获得200多亿元的信用保险和约5亿元的贸易融资贷款。
　　吉林1962年4月生，中国人民大学刑法专业研究生毕业，法学硕士，历任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密云县委书记，北京市政法委书记等职。上海市副市长挑战国际板
　　上海市副市长屠光绍 挑战国际板
　　本刊记者 袁京力／文
　　2011年，是屠光绍从中国证监会副主席空降上海、担任主管金融的副市长的第四个整年，在他2007年12月底担任副市长一年半后，国务院会议批准了在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意见。
　　由金融监管者向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指挥官的转变后，国际板的推进或许是屠光绍继推动股权分置改革之后的又一大“硬骨头”，成败与否关系重大。
　　2002年，屠光绍担任证监会副主席，此后提出了“种树理论”的观点，该理论一度在业内广泛传播:包含股改在内的市场制度建设如同“种树”，“利在眼前，功在长远”。他认为，资本市场最主要关键词是“发展”，发展的基础是“种树”，通过改革来解决深层次的制度问题。
　　转入上海担任副市长之后，资本市场的“种树”活动还在继续，而恰恰很多发生在上海。屠光绍表示，金融体系分为金融监管、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三部分，其中金融市场体系是金融体系中的核心部分。监管体系在北京，而金融机构则是全国各地都有，因此，上海把金融中心的定位确定在市场体系。这既体现了国家战略上的定位，也体现了上海与北京及全国其他地区的错位发展。
　　屠光绍介绍，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并非要以拉来多少机构落户，而是“定位为市场体系”。这是上海与北京、天津乃至重庆等金融中心相比比较特别的地方，屠光绍也在多次场合提到这一点。
　　日，国务院会议批准了上海打造国际金融中心与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此后，上海的市场体系建设有所加快。2010年4月，沪深300股指期货正式推出，这只由上海金融期货交易所推出的产品，开创了做空和对冲套利的时代，这将给市场带来长远的影响。此外，钢材期货、铅期货等重要的新产品也陆续上市，期货市场品种得到了极大丰富。
　　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上海是首批入选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以及其他跨境人民币业务的地方，并在2010年获得了国际贸易结算中心外汇管理试点资格。债券市场方面，上海银行间市场与上交所债券市场组成的上海债券市场规模扩大，银行间清算股份公司成立等等。以上金融创新，均是出于市场体系建设范畴内的，属于当下的“种树”，其目的是完成向国际金融中心的转变。
　　眼下，最牵动屠光绍的，或许是国际板的不明朗。
　　自2010年底以来，上海各级不少官员均表示，推出国际板的时机已经成熟，法律上也基本没有障碍。不过，市场却不是这么认为。11月30日，A股上证综指暴跌3.27%，上证B股众多股票几乎是以跌停收场，而外界把此次暴跌与国际板即将推出有关，但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均在随后否认了这一谣言。
　　11月25日，屠光绍也表示，国际板的推出要考虑市场层面的因素。
　　善打硬仗的屠光绍，在国际板问题上遇见了一个不小的挑战。天津市副市长打造基金中心
　　天津市副市长崔津渡 打造基金中心
　　本刊记者 袁京力／文
　　56岁的崔津渡，虽尚未满花甲，却早生华发，他所分管的天津市金融领域，虽曾出现天津文交所这样的争议创新，但股权投资基金及融资租赁业的发展，却成为天津金融业的两大特色。
　　天津具有深刻的“基金中心”烙印。2006年，国务院批准天津滨海新区为中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鼓励天津滨海新区进行金融改革和创新。在金融企业、金融业务、金融市场和金融开放等方面的重大改革，原则上可安排在天津滨海新区先行先试。
　　崔津渡表示，天津是要做北方经济中心，而不是金融中心。相比于沪深的先行者，先行先试的权利让天津在许多方面实现了突破，其中吸引股权基金方面成绩斐然。
　　2008年5月，国家发布了《关于在天津滨海新区先行先试股权投资基金有关改革问题的复函》，支持天津市加快发展股权投资基金。2009年，天津市出台政策，对于在天津注册的股权投资基金，在税收、房租、人才落户等方面给予优惠，鼓励各类型的股权投资基金落户。
　　早在2006年，天津成立了渤海产业投资基金，是中国最早的产业投资基金。在早期国家发改委批准的10只产业基金试点中，注册于天津的为渤海产业投资基金和船舶产业投资基金。在所有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中，天津是除北京外拥有产业投资基金最多的地方。
　　这两只基金倾注了崔津渡的大量心血。以船舶产业基金为例，崔津渡几乎一开始就领导了该基金的研究、筹建工作。
　　在外资基金方面，几乎每年的融资洽谈会，天津都吸引了至少上千家的基金来参会，并与具有融资需求的企业面对面的洽谈。在举办会议之前，崔津渡经常参与海外的路演，在美国的一些中心城市向外资股权投资基金进行宣讲。天津市政府和崔津渡的努力，促成了大笔的资金来津注册。崔津渡在2011年早些时候曾公开表示，该市注册的股权投资基金及基金管理企业超过1000家，已成为以私募方式募集股权投资基金、物权投资基金和对冲基金构成的基金中心城市。
　　包含鼎晖、弘毅、春华资本等在国内赫赫有名的私募股权基金，都被运作到了天津。按照崔津渡的说法，在初期发展股权投资基金等产品后，天津下一步还将发展并购股权投资基金的品种。
　　相比北京和上海，天津传统意义上更多是以制造业中心出现，涉及了移动通信设备、飞机制造、汽车制造及高铁客车等领域，其中阿尔斯通、空中客车等跨国企业均落户于此。为这些大型制造设备、飞机提供配套的融资手段，让天津市把目光放在了融资租赁业上。
　　据崔津渡透露，天津市在2009年就开始成立了专门的研究小组，并在2010年出台了从单一项目发起设立至登记、物权保护等多方面的政策。针对制约行业发展的物权保护问题，2011年11月底，天津也出台了具体规定。
　　早在2006年，天津市融资租赁公司从只有2家发展至今已有26家，注册金额也从8.5亿元上升至256亿元。先后有工商银行旗下的工银租赁、(,)旗下的兴业租赁，(,)控股的民生租赁把注册地选择在了天津市。广东省副省长贤 金融高管回身管控金融
　　广东省副省长陈云贤 金融高管回身管控金融
　　本刊记者 袁京力／文
　　57岁的陈云贤2011年7月底出任广东省副省长，此前陈云贤曾担任(,)董事长和广发银行副行长，对金融行业并不陌生。
　　作为中国最早开放的一块热土，广东省的金融业走在了全国的前列，省会广州和深圳在金融业上均有自己的特点，后者更是凭借特区的优势，成为一大批金融机构的总部所在地。不过，先行者却没有步入强者的行列。以致广东省委下属的《南方日报》也表示，广东金融“大而不强”的突出问题尚未得到彻底解决，金融发展远未能与经济社会发展形成充分的良性互动。
　　此外，一个省内出现两个金融中心，深圳和广州在金融中心的建设中定位并没有完全明晰，前者全国金融中心的地位面临着其他金融中心的动摇。要改变这种状况，唯有加大改革创新力度、采取更加强有力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2009年1月，国家发改委出台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其中金融业更是列为广东现代服务业的首位，并支持广州市、深圳市建设区域金融中心，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和多样化、比较完善的金融综合服务体系。广东省金融业“十二五”规划也在2011年6月出台。根据规划，广东提出由金融大省向金融强省转变。
　　具有银行和券商工作经历的陈云贤，在广东打造金融强省的道路上大有可为。浙江省常务副省长尔 中小企业的救火队长
　　浙江省常务副省长陈敏尔 中小企业的救火队长
　　本刊记者 袁京力／文
　　这一次，51岁的陈敏尔，又面临一道化解中小企业经营困难的难题，此前他也曾有类似经历，那是2008年底。
　　此次危机起源于温州商人“跑路”。据媒体报道，仅2011年8月一个月，温州就出现了超过20位老板“跑路”的案例，引发了高利贷追讨、欠薪等社会问题。
　　10月初，浙江下发通知，在该省小额贷款保证保险试点工作，其主要支持的对象为中小企业等。在10月底的首届浙商会议上，100亿元的中小企业成长基金正式成立，这将改善浙江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此外，浙江也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规范民间金融秩序、加大中小企业帮扶力度、维护经济社会稳定等方面提出了一揽子具体措施。陈敏尔对此评论，“阶段性成效明显，社会各方面反映良好。”
　　对于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陈敏尔深有体会：目前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服务做得还不够，难以适应实际需要。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在贷款过程中面临“吃不到、吃不饱、吃不起、吃不好”的状况，即贷款难度大、额度少、成本高、服务弱等现象仍然存在。
　　由此，浙江给出了自己的药方――拓展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发展银行信贷、民间信贷、产业基金、债券、股票等多元的融资手段。
　　以股权投资基金为例，浙江已经成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第四大聚集地。陈敏尔表示，股权行业是化解浙江“两难”的有效途径。浙江有两大特点，民间资本积极活跃寻求其升值空间，而浙江的中小企业创业发展过程中寻求资金，此为“两难”。
　　陈敏尔所在的浙江，直面外贸型中小企业的转型痛楚，其成功与否对中国经济未来的转型关系重大。
　　陈敏尔，1960年9月生，浙江诸暨人，1981年8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在职研究生班法学专业毕业，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现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兼浙江行政学院院长。建行执董低调敢言转角色
　　建行执董王洪章 低调敢言转角色
　　本刊记者 曹圣明／文
　　“悬空”一个来月后，建设银行（下称“建行”）迎来了新掌门。日，建行发布公告，王洪章已获全票通过委任为执行董事。此前的28日下午，建行的干部大会上，组织部门宣布了王洪章出任建行党委书记的消息。
　　按照惯例，银行党委书记与董事长均为一人兼任，如无意外，在走完内部公司治理程序后，王洪章有望成为建行董事长。根据建行公告，建行将在日的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事项；这意味着，2012年1月，董事长一职就将正式落定。
　　不为普通人所熟知的王洪章，在中国金融系统已经历练了30多年，是中国金融界不折不扣的元老级人物。他现年57岁，早年曾做过街道机电厂工人和公社插队知青，1978年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的前身辽宁财经学院，后来还获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以及中国注册会计师证书。
　　辽宁财经学院毕业后，王洪章进入央行，先后在信贷局、储蓄局、工商信贷部等部门工作，走上了职业银行家的道路。
　　1984年，国家剥离央行的商业银行职能后，成立四大商业银行，王洪章以创建者的身份进入工商银行，历任工商银行青岛市分行行长助理、办公室副主任、资金计划部副主任、营业部总经理等职，掌管从业务到人事的全面工作。
　　1996年王洪章调任央行，先后任稽核监督局副局长、内审司司长及央行成都分行行长兼外管局四川省分局局长。这一时期，中国拉开了金融改革大幕，四大国有银行开始剥离不良资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对金融体系的全面稽核监督工作,令他对银行业的现代化管理、经营风险有了全面的认识。
　　2003年11月，王洪章升任央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为央行排名第一的副职，参与央行各项重大决策。可谓既具备全局眼光，又兼具基层经验和信贷管理经验。
　　尽管如此，中国经济正处转型调整期,跟经济周期紧密关联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也步入攻坚阶段,建行已是总资产规模近12万亿的“航母级”大行，前行中还面临诸多困境，等等，都是摆在这位从央行纪委书记到上市大行掌门的新晋者面前的巨大挑战。
　　早在担任央行成都分行行长期间，王洪章就曾发表文章指出，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是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发展中最活跃的群体，是中国经济的支撑点，也是吸纳失业人员的重要阵地；因此，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是金融业义不容辞的责任。
　　此后，无论职务、角色如何变迁，王洪章始终都坚持着自己的观点：要加大金融对中小企业的支持、指导和协调力度，有必要分离和设置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信贷部，构建一套专门适合中小企业发展的信贷管理体制。
　　时至今日，这些观点也不过时。通过财税和信贷等各项政策，大力扶持中小企业，正是决策层努力的课题之一。
　　防范各类潜在的金融风险，也一直是王洪章研究的重要方向。日，王洪章在央行官方网站发表的署名文章《加强人民银行系统建设，提高中央银行治理水平》指出，央行要充分吸收和借鉴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和教训，建立健全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制度，加强金融监管协调，不断完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在央行内部，王洪章却以敢言著称，这或许跟他身为纪委书记的职责有关。金融高管候选人，通常采取系统内交流的模式，但从纪检系统选拔也并不新鲜。现任(,)董事长曾任银监会纪委书记，现任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行长曾任农业银行纪检组长。
　　有业内人士指出，对于王洪章而言，无论是从央行副职到上市大行掌门人的角色转换，还是宏观经济的复杂性跟建行自身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困局纠结在一起形成的巨大挑战，都不是最大的问题。因为，建行的国企性质决定，各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遵循上至中央高层的从上而下的步骤；任何人在其经营管理乃至自主创新上，至少在最近几年内，都还不难有太大的突破性举动。因此，对于王洪章而言，最重要的工作，是得到30多万名建行员工的认同，以及遍布全球的超过120万户的建行股票投资者的支持；这其间的心结，非“德才兼备”的作为，难以打开。建行行长做了一辈子银行
　　建行行长张建国 做了一辈子银行
　　本刊记者 叶兰娣／文
　　张建国于1982年毕业于天津财经学院，金融科班出身。如那个年代的许多金融学子一样，张建国一毕业就进入了人民银行天津分行。1984年，当工行从人民银行中分出，张建国随即进入工行工作。
　　2004年5月，张建国出任交行行长，几年间，他稳步推动了交行一系列脱胎换骨的改革，并成功带领交行实现香港上市。
　　2006年7月，张建国从交行行长任上调任建行行长，接替辞职的。对建行来说，彼时正处在推进在股改的关键时期，选择一位合适的行长尤为关键。建行董事会当时这么描述张建国：建行董事会认为张建国长期在商业银行工作，具有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是建行管理团队的合适领导人选。
　　张建国任职的五年，对建行来说也是翻天覆地的五年。
　　期间，建行于2007年9月实现在上交所挂牌上市顺利回归A股，建行总资产由5万亿元达到目前的近12万亿元，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在营业收入中比重由当时的不到9%升至目前的超过24%，资产规模大幅增长的同时盈利结构大为优化，而作为经营者的张建国功不可没。
　　对于建行的国际化水平，张建国表示：不能单纯以海外机构自身的利润占比来衡量其对全行的利润贡献度，建行海外的人均利润要远远高于全行的人均利润，而随着境内外联动的深入开展，海外机构在客户营销、清算、结算等业务方面极大支持了国内外汇业务的发展。农行董事职业改革推手
　　农行董事蒋超良 职业改革推手
　　本刊记者 叶兰娣／文
　　从国有银行到金融监管部门，从地方政要到股份制银行一把手，直至政策性银行经营者，蒋超良的职业生涯可谓丰富而精彩。
　　但令人注意的是，他30年的工作经历中近一半留给了农行，这似乎也预示着其与农行的不解之缘。15年前的1996年，蒋超良离开了他工作了15年的农行，15年后的日，蒋超良重返农行，颇有回归故里之感。
　　蒋超良最为外界熟知的是其在交行创立的“财务重组-引进外资-公开上市”三部曲改革路径。
　　2004年6月，蒋超良从湖北省副省长任上调任交行董事长、党委书记，担当交行股改重任。
　　在蒋超良的领导下，仅一年时间，交行以令人叹为观止的速度完成了财务重组、引入战略投资者以及公开上市的“三级跳”。
　　日，交行正式在香港交易所挂牌上市交易，成为首家登陆海外资本市场的内地银行。日，交行完成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
　　对于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以及公开上市，蒋超良有着清晰的战略考虑。他曾表示，交行上市的目的，就是要主动跻身国际资本市场，主动地以国际一流商业银行为标杆，加快体制机制改革；而引进汇丰作为战略投资者，也不仅仅是为了补充资本金，优化股权结构，更重要的是引进先进的经营理念、管理、技术和产品，推动体制机制的转化。
　　但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当蒋超良入主交行之时，交行与汇丰的谈判已经到了“告吹”的边缘。日中午，时任汇丰控股CEO的葛霖应蒋超良邀请，来到北京东方君悦酒店，这原本被视为一顿“散伙饭”。然而，“散伙饭”后不到12小时，双方再续前缘。
　　事后的发展证明，成功引入汇丰参股，对于交行日后改革发展以及走向海外市场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2008年9月，在全球金融危机肆虐之时，蒋超良突然“空降”国开行行长一职。外界普遍解读为其将推动国开行的商业化改革进程，此时的蒋超良已经成为国家金融工作中的“改革职业推手”。
　　同年12月16日，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即在北京挂牌成立，持有51.3%的股份，汇金公司持有48.7%的股份。2011年，国开行又引入社保基金100亿元战略入股。
　　3年多的政策性银行职业生涯，令蒋超良对中国金融生态的认识有了更宽广的视野。他表示，中国并不缺乏好的商业银行,缺少的恰恰是能为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服务的政策性、开发性的金融机构，金融改革不能一刀切,正如自然界一样，应该接受金融生态的多样性。
　　刚回归农行的蒋超良对“三农金融”相当重视。蒋超良表示，农村金融需求的特征直接导致农村两高一低，交易成本和系统性风险高，回报低，因而，农村金融的困境不是单个金融机构能够解决的，需要国家从宏观层面加强制度建设，通过农村金融制度的创新加以解决。除了一系列的制度完善措施外，他还提出了发展农地金融的思路，农地金融旨在为农业提供中长期贷款的资金融通形式，是农村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
　　蒋超良表示，以土地使用权为抵押来融通资金较为安全，有助于促进金融机构加大对农业中长期信贷的投入，缓解农业资金的供求矛盾。农行行长强大有力的执行者
　　农行行长张云 强大有力的执行者
　　本刊记者 叶兰娣／文
　　出生于1959年的张云是五大行中最年轻的行长。
　　在出任农行行长之前，张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担任农行分管股改事务的副行长。在外界，张云被冠以“强大有力的执行者”，而在圈内他也有学者型银行家的美誉。
　　农行的股改上市要比其他大行艰难和复杂得多，用张云自己的话来说，其他行遇到过的困难农行都经历了，其他行没有遇到的，农行也遇到了。
　　其中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向投资者解释农行身上的“农”字，也就是如何对农行服务三农的定位和商业机构追求利润之间进行平衡。在多数投资者看来，两者几乎水火不融。
　　而张云率领的团队成功做到了这一点。他们通过向投资者讲述农行“城乡联动+高速成长”的投资故事，将农行的业务模式和经营布局与中国未来城镇化建设的发展趋势紧密连接，展示农行未来业务发展的成长性。
　　对张云来说，农行的股改上市仅仅是一个阶段工作的终结，未来仍有更长的路要走。而即便拥有高速增长的县域经济作支撑以及大量低廉存款等多种优势，张云仍不愿放松。
　　日农行在上交所挂牌当天，张云已深感肩上重担，“今天敲锣以后，我每天上班的时候就有一个强烈的概念，农行一天增加的费用在3亿以上，我下班的时候必须赚回8亿以上，才可以抵补这些费用，并为我们的股东、投资者提供优厚的回报。”
　　作为农行自身培养的银行家，张云可谓是农行的“老人”。从1985年进入农行深圳分行，从广东到广西再到北京，期间二十六载张云一直都是在农行任职。
　　对于农村金融，张云曾表示，从金融体系本身来看，要打造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金融、保险、租赁公司、担保机构能够共同参与的体系，形成机构之间相互支撑、风险分摊、利益共享的良性循环体系，而这种风险共担机制，对一家银行来说是难以独立承担的。
　　对于备受社会质疑的银行收费业务，张云撰文指出，银行不能将中间业务收入单纯看成是收费业务，它是资产多元化配置的过程，是渠道资源价值实现的过程，是减少贷款利息收入依赖度的过程，也是融资融信融智相结合的过程。他认为，在利率并未完全市场化、信用风险较大的背景下，部分银行服务措施的改进是通过存贷款利差的一部分收益来保障的，并非完全依赖服务性收费，中国银行业利差较大，实际上包含了对服务水平改善、电子系统建设以及信用缺失的某种投入或损失的补偿。交行董事长胡怀邦 三重角色转换自如
　　交行董事长胡怀邦 三重角色转换自如
　　本刊记者 叶兰娣／文
　　从高校学者到政府官员，再到大型银行一把手，胡怀邦在金融系统的职业生涯走过了从旁观者到裁判再到运动员的多重角色转换。
　　丰富的从业经历使胡怀邦有机会从多个角度去审视中国银行业。曾在高校进行教学科研工作的胡怀邦对市场以及宏观经济问题具有深刻的理论功底，而在人民银行的工作,对于其了解宏观调控尤其是货币政策的运作也提供了便利。
　　在2003年7月任职银监会之后，胡怀邦亲身经历了中国银行业监管专业化、国际化水准提升的过程。作为银监会分管纪检监事工作的领导，他熟悉各类银行监管法规，更深知银行合规经营的重要性。
　　在出任银监会纪委书记期间，胡怀邦推出“约法三章”、“三项清理”和“履职回避”等重大举措，推行全员履职问责制，以制度制约权力，防范监管权力被滥用。在他的主持和推动下，银监会历经一年多的时间起草完成了《履职问责试行办法》，将对监管者自身的约束上升至制度层面。
　　在中投公司工作期间,胡怀邦主要分管汇金公司,这段经历也使他对金融机构、尤其是上市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有着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
　　对于其掌舵的交行，胡怀邦满怀信心。他曾公开表示，在“十二五”期间（年），要用最多不超过5年时间再造一个交行，实现资产规模、盈利水平翻番，总资产达到8万亿元、净利润超过800亿元。
　　这是一个宏伟的目标，但胡怀邦的雄心绝非毫无根据。事实上，从2005年到2010年五年间，交行的资产规模就从1.42万亿元增加至3.95万亿元。而目前，交行在国内尚有三分之二的城市未设网点，在网络布局上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作为唯一一家地处上海的大型银行，交行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与大上海联系在一起。对于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胡怀邦认为这对中国从贸易大国、制造大国，走向金融强国具有重要的意义。
　　胡怀邦早期在一次报告中曾提出要以金融功能观重新审视银行业及整个金融业发展历程，动态分析商业银行业务功能演进。他表示，一国金融发展战略目标应定位于金融功能的培育创新，要着力提高现代金融体系资源配置效率，而转型创新是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永恒主题，银行业要顺应形势，以见机早、创新快、转型准抢占市场先机，形成。
　　对于银行业的风险，担任过监管者角色的胡怀邦更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曾表示，银行的贷款和存款的约束刚性是不同的，一个是软资产，另外一个是硬负债，所谓硬负债就是存款人的钱，必须还本付息，但是银行把存款人的钱集中起来发放贷款之后，只要贷款一出银行的门，就存在收不回来的风险。
　　他表示，银行的资本结构具有特殊性，是典型的负债经营，自有资金特别少，财务杠杆率非常高。这种负债率很高就导致两个经营问题，一个就是从单纯的财务治理角度来看，抵御风险的能力比较低。另外，从制度经济学理论来看，自有资本比较低，就不可避免地会激励经营者的冒险行为。人保集团总裁超常规扩张资本
　　人保集团总裁吴焰 超常规扩张资本
　　本刊记者 袁京力／文
　　先用四年完成资产扩张，再引进社保为战略投资者，吴焰带领的中国人保集团公司（下称“中国人保”）正行驶通往资本市场的高速列车上。
　　2007年1月底，当吴焰第一天来中国人保在北京西郊的总部大楼上班时，几乎就他一个人西装革履。
　　他履新的单位是具有近六十年历史的保险集团，历史悠久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包袱沉重。而此前，他已经在中国最大的寿险公司――(,)集团担任副总经理，并兼任上市公司中国人寿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牛年出生的吴焰，喜欢听《士兵突击》片头曲《上帝的力量》，做事情非常执着。
　　2006年底，以财险业务为主的中国人保，总规模全面落后中国人寿、(,)以及(,)。据称，单是从中国人保分出的中保国际，也声称规模要超过中国人保，这让吴焰受到刺激，并在上任之初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革。
　　首先是重整财险业务。是时，业内有一种声音认为“财产险竞争激烈，发展余地很小”，吴焰不信这个邪，提出要在巩固城市市场的同时拓展农村市场。这一招颇见成效，2008年，中国人保财险保费收入突破1000亿元，跻身全球前十大非寿险公司行列。
　　同时，在寿险业务，吴焰更是采取了超常规的手段。人保寿险2007年一次性获批筹建25家分公司开业，其中筹建时间最短的只有35天。截至2007年年末，已开业和筹建中的地市机构达170家，县区机构达284家。
　　凭借着网点的布局，甚至向农村渗透，人保寿险业务快速扩张，规模由2006年的排名第19上升目前的前六名内。
　　吴焰的超常规手段带来了明显的成效。2011年上半年，中国人保实现保费收入1379亿元，稳居第二，仅次于中国人寿集团的2010亿元。
　　凭借着良好的战略规划，中国人保踏上了规模高速扩张之路：总资产由2006年底的1100亿元上升至2011年上半年的5000亿元，上涨了近5倍，所管理的资产规模也从1300亿上至1万亿元，上升超过8倍。
　　如今，饼做大了，又引进了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作为战略投资者，人保集团下一步是：按照国务院的批示，两地择机整体上市。不出意外，吴焰和他的中国人保将在2012年上半年为资本市场呈现一幅美丽的画卷。
　　在规模进行高速扩张的同时，吴焰也在规划着中国人保集团。
　　尽管在2007年下半年中国财险（02328.HK）处于高价时，外界猜想吴焰也将借此机会启动回归A股的计划，甚至主承销商中金公司已经做好了方案。
　　吴焰并没有这么做。在他看来，中国财险回归A股，只能给该公司短期的资本支撑，并不能解决集团各业务板块的资本支持问题。
　　此外，在财政部不太可能注资的情况下，再加上集团缺乏市场化资本，中国财险回归A股将大大稀释国有股东的股份，这是吴焰所担心的。
　　在中国人保内部，围绕集团上市、财险回归四种方案，进行了长达半年的讨论，经过综合考虑，吴焰最终选择了集团拓展业务、整体上市的方案。
　　2009年，中国人保集团的改制方案获得主管部门的通过，并得到了国务院对其两地择机上市的批示，同年9月，中国人保股份公司成立。
　　接下来则是引进战略投资者。2011年6月，全国社保基金出资100亿元，成为中国人保集团的战略新股东，持股比例大约为11%。
　　在履新中国人保的第六年里，吴焰有望把中国人保集团带入资本市场，最新消息显示，其启动的沪港A+H上市有望最多募资60多亿美元。
　　既操盘了中国最大的寿险公司上市，又将操盘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保险公司――中国人保上市，可谓仅吴焰一人。国寿集团总裁迎接业绩大滑
　　国寿集团总裁袁力 迎接业绩大滑
　　本刊记者 曹圣明／文
　　2011年最值得回味的事情，当是又站在了新的起跑点上。――中国人寿保险(集团)（下称“国寿集团”），将跨入“袁力时代”。
　　日起，49岁的袁力接替，担任国寿集团党委书记、总裁。之前袁力是保监会主席助理、新闻发言人。
　　国寿集团前身是成立于1949年的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国内唯一一家资产过万亿的商业保险集团。业内人士认为，袁力将继续杨超的步伐，即继续推进集团整体股份制改革，完成集团整体上市目标，并着力向金融控股集团转型，最终成长为一家真正的金融控股集团。
　　袁力出生于1962年9月，曾在人保吉林市分公司和平安保险（美国）有限公司任职，1998年调入保监会。既有保险公司的基层历练，又兼具监管机构的宏观视野，是袁力较为显著的特征。
　　然而，迎接袁力的，却是国寿集团的上市公司中国人寿业绩的大幅下滑。中国人寿的2011年中期业绩报告显示，上半年，中国人寿实现净利润129.64亿元，同比下降28.1%，二季度单季实现净利润49.93亿元，同比下降36.2%，环比下降37.4%。而在同样的市场环境下，中国平安和中国太保这两大竞争对手发布的同期财报则显示，其净利润都是保持同比增长。
　　消息一出，业界哗然。“新官”袁力故意做低业绩，以待将来大幅释放彰显政绩的传言也不胫而走。对此，中报业绩发布会现场，中国人寿有关高层作出的解释称，利润下滑主要是受资本市场波动导致的投资收益率下降和资产减值损失增加的影响，以及受中国债券信息网公布的“保险合同计量基准收益率曲线”下行导致的传统险准备金计提增加的影响。
　　从中国人寿中报来看，其实际资本确实下降了200亿元，偿付能力充足率降低近50个百分点，因此不太可能有故意压低利润的可能。事实上，早在袁力上任前的4月下旬，中国人寿的一季报就显示，一季度实现净利润为79.71亿元，同比下降22%；总投资收益率仅为1.11%，全年年化收益率为4.5%，相比其2010年总投资收益率5.11%，存在较大差距。
　　对于袁力而言，这是一个新的考验。
　　袁力，1962年出生，经济学博士后，高级经济师。袁力拥有27年的保险业从业经历。其中有14年在保险公司工作，曾任中国人保吉林市分公司国际业务处处长助理、平安保险（美国）有限公司总经理，熟悉财产险业务及国际险业务。1998年调入保监会，历任政策法规部处长、发展改革部主任等职务。国家审计署审计长绩效审计继续风暴
　　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 绩效审计继续风暴
　　本刊记者 ／文
　　在李金华的“审计风暴”刮过之后，人们起先还怀疑，继任者刘家义是否还能如李金华般犀利？在2008年十一届全国常委会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审计报告锋芒依旧。
　　刘家义资深而又年轻，他见证了中国审计机关自1983年成立以来的全过程。1980年刘家义进入四川省财政厅监察处。财政监察机构，后来成为各级审计机构的组建基础。他几乎每4年换一个地方，平均每两年一次提拔：从四川省审计厅，到成都特派办，再到审计署商贸司。40岁时，他成为最年轻的审计署副审计长。
　　据报道，在审计署内部，刘家义被公认是李金华最得力的干将之一，但置身“审计风暴”中的他却始终处于幕后，恪守“副职本分”。而他在副审计长行列中位置长期靠后，一眼扫去，极少人会注意到他。
　　除了业务能力外，刘家义也是公认的“绩效审计”专家。2006年全国政府绩效管理研究会成立，他就被推举为名誉会长。刘家义说，与一般审计指向“钱是怎么花的”不同，绩效审计重点是考量政府“花钱的效果”，是审计的“更高目标”。“把你这个单位、这个部门、这个领域的老底给揭出来了，把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分析出来了……这比收几个钱的力度不知大多少倍。”
　　与西方的最大不同是，中国的绩效审计并不单独进行，而是与日常审计结合，既重视“3E”(即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又重视真实性和合法性。
　　有媒体报道，刘家义最大的兴趣是历史和艺术话题,现在最爱好的运动，是去玉渊潭散步。
　　刘家义，1956年8月出生，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系财政学专业毕业，经济学博士学位，高级审计师。审计署副审计长侯凯 一锤定音地方债
　　审计署副审计长侯凯 一锤定音地方债
　　本刊记者 徐斌／文
　　2011年上半年，市场上普遍弥漫着悲观情绪，其背后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中国地方融资平台坏账的担忧。但对于中国地方融资平台的规模到底有多大，各方一直争执不下。最后有中央部委权威人士站出来，掀起了地方融资平台的幕帘，让人们终于看个究竟。这个权威人士就是审计署副审计长侯凯。
　　从其履历看，侯凯和刘家义一样，都是资深审计人士，不同的是其“60后”的身份，可能更能体现中央部委提拔业务干部的“年轻化”标准。从侯凯与媒体沟通的频繁程度看，他可能更多扮演审计部门与公众交流沟通的人物角色。
　　侯凯1962年4月出生，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财政专业毕业，经济学学士学位，高级审计师。侯凯一直在审计系统工作。财政部副部长中国制造国际名片
　　财政部副部长耀 中国制造国际名片
　　本刊记者 徐斌／文
　　在朱光耀的履历当中，最频繁出现的词就是“国际”，所以不奇怪其分管的工作内容是：关税司、对外财经交流办公室、中国财政杂志社、中国财经报社、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中心、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北京分部，协助部长分管、中英经济财金对话和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
　　换句话说，朱光耀就是财政部在国际上的一张“名片”，财政部参与的国际大小活动中，都可见朱光耀的身影，而中国财政部门对外的诸多专业意见，也是多从朱光耀口中道出。譬如2011年G20峰会上，中国不会讨论购买欧债的消息，就是由朱光耀对外做表态的。而财政部的政策吹风会，也多由朱光耀主持。
　　朱光耀1953年7月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财政专业研究生毕业，经济学硕士学位，曾任财政部世界银行司能源工交处副处长、农业处处长，财政部国债金融司副司长、国际司司长，驻世界银行中国执行董事，财政部国际司司长、部长助理等职。财政部副部长张少春 财政投入机制新试验
　　财政部副部长张少春 财政投入机制新试验
　　本刊记者 徐斌／文
　　从张少春履历看，这是一位从行政岗位干起的领导干部。尽管其主管工作内容包括协助财政部长分管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小组办公室的工作，但据近期各媒体对其报道的内容看，张少春的主要工作重点还是在落实中国经济转型上。
　　在接受媒体采访中，张少春系统阐述了财政促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要做的工作：一方面，要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与总体规划，着力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财税体制、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另一方面，要集中财政政策资金要素，力争在关键领域与重点环节实现突破，取得实质性进展。
　　他表示，眼下，下一阶段财政政策促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思路及重点已经明确：完善扩大消费的财税政策，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继续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服务业发展的支持力度，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促进资源能源节约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调节收入分配关系，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媒体将以上张少春的介绍定性为“财政投入机制的新试验”，尽管目前还不能明确财税政策调节中国经济结构的未来走势，但无疑对于财政部来说，确实是个新挑战。
　　张少春1958年2月生，东北财经大学金融系金融专业研究生毕业,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财政部办公厅研究处副处长、新闻宣传处处长、财政部条法司及教科文司司长、部长助理。财政部副部长加大对基层医疗投入
　　财政部副部长王军 加大对基层医疗投入
　　本刊记者 徐斌／文
　　财政部副部长王军一直负责会计领域的监管工作，他此前兼任中国注册会计师副秘书长，和他财政部会计司任职有关。
　　《中国财经报》2011年4月份的报道显示，他目前还兼任“国务院医改办副主任”一职。而他近年来的公开发言，也主要围绕医改工作。
　　在2011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上，王军表示，这几年中央财政千方百计的缓解基层财政，特别是困难县的财政支出方面的压力。
　　王军说，加大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投入力度，反过来就减轻了这些困难县的支出压力。
　　而4月在上海医改工作调研时，他表态说，在医改机制上下功夫，要建立一个供方、需方、保方、管方、社会公众等各个方面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机制，求得共同发展。这个机制不建立起来，光花钱解决不了问题。
　　王军还要求，各级财政部门要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加快医改资金预算执行进度，努力提高预算执行质量和执行效率。
　　王军日生，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研究生毕业，法学博士学位，一直在财政部任职。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穆虹 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操盘手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穆虹 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操盘手
　　本刊记者 徐斌／文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穆虹是个不折不扣的“老计划”，一直负责项目投资具体事务，这是个高权重的活儿。
　　但正是穆虹，站出来说要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垄断性行业。
　　2010年2月，在全国工商联举办的2009年度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形势分析会上，穆虹表示，按照国务院的工作部署，有关部门目前正在酝酿推出新一轮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
　　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通过各种手段，为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扫清障碍。
　　5月13日，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