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中小学生心理疾病案例：15岁初三少女的精神分裂
15岁初三少女的精神分裂症是如何患上的？
2010年国庆七天长假后，我的教室里空了一个座位：15岁的女学生张XX又因为生病而请假了。
早在初一时，该学生就因为头痛得厉害请过假。当时，只有她的爷爷奶奶和她在家，父母都在外面打工。她的奶奶到我的宿舍来，说起该孩子经常头痛，还说要为她去信信迷信。我就对她说：生病了还是要到医院去诊治，要相信科学，不要信迷信。大概过了一周的样子，孩子就回校学习了。
该学生文静内向、不苟言笑，但学习认真、成绩较好，虽然耽误了些时日，但几乎没有对她的学习造成任何影响，而且我教的语文科她常常能考出班上最高分，所以我在心中还是看好她的。
不过，说句实在话，这一帮孩子我不是怎么“欣赏”，倒还能很平和地对待他们的能力和状况。一来他们均出自农村，没有较广的见识和爱好，没有突出的特长和才华，再加父母几乎不在家，有的有些混乱，有些伤脑筋。可是那些成绩稍好一点的都转移到城里的“重点中学”去了。（我虽然并不看好所谓的重点中学对这样的孩子的培养，自认为这类孩子在我们这类学校对自己的发展更为有利，但是在他们的眼里——农民及孩子，只要成绩稍好一点，城里的重点中学就是他们进军的目标。这不，初一以来，我们选出的三个班长和另外一个学生都花七八千元入住了广一、二中了，以至于我很久都害怕选班长了。）因而对这般的学生几乎没有什么成绩方面的要求，只希望他们能好好学习就行。（正如我常常所说：只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因为任何人都需要学习（包含读书但不只是“读书”）——如果你具备学习的潜能，学习可以成就你的人生，如果你有一些学习的天分，学习能够改变你的人生，如果你学习不怎么行，学习可以帮你找到你的人生，如果你对学习一窍二不通，学习可以辅助你的人生。）二来呢？我的教育理念很是不同于一般的教师，在乎的是学生的快乐、健康与才能，而不只是考试与分数。因而总是希望他们努力发展自己的有益爱好，总是从心智等最深层的方面和情商等更宽泛的外围去入手，以提高素质来提升他们的学习能力，而没有在成绩（分数）上给予他们任何压力。
没想到的是，这个孩子初二时又患病请假了。我知道仍然是头痛，对同学们说的是“感冒”，但我心里很害怕了：她是否迟早要出什么问题？照例一周后她又回到了班级，仍然是那么文静，一切都似乎并没有任何异常。期末时仍然考出了班级第六名（语文第一名：127/150）的好成绩。
我担心这个孩子会出问题，但我没有想到一定会出问题，更没有想到她会这么快出问题。因为第一，我没有给班上任何一个同学任何方面的压力，更没有单独给这位同学提出任何学习方面的要求；第二，她没有在日记内和周记里透露任何可能让我注意的细节，相反却总是那么认真和积极，我可是学生心理疏导方面的高手，有很多成功的案例，避免了很多可能的“悲剧”发生，总把它们消灭在了萌芽或滋长阶段；第三，这个学生也得到了“贫困生生活补贴”（也可以叫助学金吧），每学期都得到奖状。按理说，她的心理应当处于健康状态，只是经常头痛既有生理原因（比如感冒），也应有心理的原因。
我承认我工作做得还不够细：没有去追寻她头痛的根本的原因，更没有及时适时地疏导她。但是我不应当承担这个责任，不仅我的“疏忽”有比较充足的理由，而且恰好也是延缓她发病的一种方法。如果我能去调查（家访或请家长到校）了解，分析她头痛的根源，能适时给予她一定的疏导，兴许会促进她改变性格和认识，避免事态进一步严重。但是，相反，也是诱发她尽快发病的一个催化剂。你想想：人家头痛，一个普通的疾病，你凭什么了解根由，你什么意思？你既不是医生，人家也没有请你。最为关键的，该孩子没有任何异常的表现，既没有向老师诉苦，也没有向老师求援，更没有任何“出格”的言行表现，而且所表现出来的还是那么的平静、积极、优秀。如果你去开导她，势必诱发她发病，那时
你才难咎其责（倒不是推卸责任）。人家没“病 ”，你如此“启发”，你不是有病吗？
我不是在谈论我该不该负责的问题，而是在说我的工作方法应当是正确的，只是她仍然不可避免地在初三时发病了。对此我感到特别的痛心和无奈。
昨天（日），她的父母和爷爷到学校来了。说孩子现在在南充市第二精神病医院医治，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真是太吓人了！
孩子的亲人这么地信任我，我很感动。在为孩子感到可惜之余，我们交流了一下她发病的状况，分析了她发病的缘由，我也凭自己的一些学识给他们提出了很多善意的建议。
他们说：孩子在国庆七天长假中一直彻夜不眠，而家中只有爷爷奶奶，她单独一人睡一室，所以她无人倾诉，无人安慰，心理得不到缓解，最后疯言疯语、打胡乱说。
父母得到消息，立即赶回来把她送到了南充市第二精神病医院，诊断出是精神分裂症。
（他们说，医院里有很多初高中学生和大学生患病，几乎是学习很好的。）
：她说过什么？
：她说她终于确定了，可以考广一、二中了。还说要考一个好大学。
她的父母说，放国庆假时孩子给他们打电话说：爸爸妈妈，我太高兴了，我太兴奋了，我终于有计划了，我一定能考上广一、二中的。
我认为这应当是她开始发病了。
她的父母还说，孩子在医院服药后就清醒了，清醒后说了两点与发病有关：一是老师说选10个成绩最好的开会，自己要努力争取，还说学了苏霍姆林斯基《给女儿的心》后她写了一封《给父母的信》（课后作业，老师布置的），老师也批了，她准备寄给父母（老师说，如果你愿意，认为可以，可以寄给父母）；二是某一天她穿了一套纯白的衣裤到学校，班上有女同学说她苗条、漂亮，某老师还让其他同学（好像说全班同学）都写了检讨（申明：第一我不知道此事，第二我认为没有老师会这样做）。
我跟他们讲：都初三了，一部分学生要入高中，另一部分要进中职，还有一部分会跟随父母、亲属或其他人学手艺或工作，我们平时很是注意根据学生的特点和状况分类指导（我们有“三室教育”），作好了分流的准备，我们鼓励孩子们去干自己喜欢和愿意的事情。以前很注重后二者学生的安抚和指导，现在（科任老师也要求）给爱学习的、成绩较好的学生打一下气，这只是学校教育工作的一部分，这是正常的工作，只是由于她自己的认识和理解而造成的对自己更高的要求，这怪不得学校和老师。
我又跟他们讲:她穿什么衣服，同学的赞美也是正常的，是她自己想多了，何况是女同学说的，即使是男同学也应该没什么，老师怎么会处罚其他同学呢？再者，同学之间说话，一般情况下，老师不会去听（老师知道什么样的学生会说什么类型的话），更何况女同学交流，我一个男教师，是不可能立在那里去听的，这不是像监督犯人吗？对于以上的话，老师即使听到了也会装着没有听到，是不可能让学生写检讨的（这也要写检讨吗？）----一句话，这话是孩子在说谎了！（——这我可没讲出来啊。）
接着我跟他们分析孩子发病的缘由：
一是很是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我说，她出生在农村，无论长相、气质，还是智商都不错，很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引起别人的注意，这种愿望过于迫切。而事实上，她也很优秀，所以她总想更加突出。而考上广一、二中就是目前最大的愿望。但是在骨子里，又有些不够自信。
二是在内心上对自己压力过大，无法解脱。她一心只想到一定要考上广一、二中，凭自己的实力（不需要家里用钱去买）满足自己和父母的愿望。（这一点她的母亲是有责任的，她总是对她说“你一定要考上广一、二中”却没有告诉孩子如何如何调节心态和策略——她首先承认并不断自责，我看她似乎比孩子更急迫，实际是她过于要强的遗传后还不断把信息传递给孩子的。）
三是性格的问题：过于内向，不愿表达。她不爱向同学说内心话，也不愿向老师讲自己的想法和困难（口头的、书面的），更没有向父母说说自己的心理状况。因而没有得到及时的释放和疏导。
（其实，这些都只是表层的原因，更深层的缘由下文详述。）
我跟她的父母和爷爷说：这个孩子造成目前的状况我很是同情，感到很可惜。但实际上不能怪任何人，首先是她本身早有病灶，其次她不会释放和调节，第三她骨子里的要强和自我封闭是最致命的。
他们很是赞同我的说法，说我讲的和医生的分析差不离。还说医生讲孩子至少还要住院治疗一个月，之后要药物维护五六年。
我说：目前孩子不能到校读书了（父母说，孩子讲好了还要来学习，让爸爸妈妈跟老师讲讲），但你们都不能离开她，好好陪陪她，抚慰她的心灵（孩子母亲说，孩子讲她特别想念妈妈——从小父母就离开了她。我顺便告诉他们：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情感三角架失衡，孩子的情绪和心理要出问题），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对于她来说，生病了，更多的是心灵受伤了，哪怕她今后结婚了，你们都还要不断地关心她，让她感到温暖和快乐。在药物治疗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心理疏导，要让孩子明白：人生有很多美好、幸福、快乐的事情，除了成就、地位和金钱以外，还有更多的是平常日子。比如和家人在一起、与朋友交谈，平淡的吃饭、做事、睡觉等，很多东西是金钱、地位的“出人头地”不可换来的。
我还建议孩子的父母多带孩子到外面去走走，一是让她看看自然风光、凡人生活，二是让她通过见识博大阔远的世界，体会到人其实都是很优秀的，懂得欣赏别人、宽容自己。我悄悄地跟孩子的父亲说：你要多多开导孩子的母亲，她的态度是为孩子治病的关键。（她一心要寻找孩子致病的外界和客观的原因，目的是想寻求学校、班级和老师的责任与赔偿，我对她说：哪怕是打官司你也不能赢。但是我答应她，为孩子去申请贫困生补助（如残疾生补贴）和相应的保险赔偿，甚至可以发动同学和社会捐助。）
我更建议他们要让自己心态平和，才有助于辅导孩子平和、淡定地面对一切。热情、积极、上进都没有错，可是太过专注和单一就会出问题，那只是一心去想，而没有科学合理的迂回的策略，如“强弩硬拉弓必折”的道理一样。目前，孩子如烧红的铁锅，很容易炸裂，我们需要浇冷水，但又不能一下子浇下去，而要一点一点地浸润，慢慢让她恢复常态。这需要我们做家长的有良好的心态，健康的心理。“看来我们家长也要多多学习啊
！”我对他说，“多找医生、教师、律师等有文化有素养懂心理学的人交流，一是释放自己，健康自己的心理，二是多多学习心理疏导方法，这对孩子治疗和康复有更重要的作用。（不要向一般的人摆谈，农村里很多人不懂这只是一种疾病，会乱说乱传，影响你们的心态，对抚慰孩子不利。）你们可是孩子恢复的主要良方哦。”
孩子的家人（父母和爷爷）很是感谢我。我说，在给孩子治病的过程中有什么问题跟困难随时可以给我拨打电话，我会尽我所能帮助他们。
在该文行将收尾之处，我来总结一下这位15岁初三少女的精神分裂症是如何患上的：
第一，是社会大环境造成的。整个社会都在追名逐利、趋炎附势，造成孩子从小就明白“只有出人头地才有出路”。
第二，父母不健康心理的传染。由于社会原因，父母也“以挣钱为重”，过于争强好胜，与邻里、亲戚无端攀比，也要求孩子“一定”要怎么样，而又不能给予正确的指导。
第三，学校教育的目标有问题。应当让孩子们在自己喜欢的方面都得到发展和承认，而不只是（或主要是）成绩、分数和学历！
第四，孩子缺少亲情关爱。该孩子从小就与父母分离，十多年来很少与父母相聚，情感失衡，过于思念父母，惟愿实现父母和自己的愿望以得到亲人的关爱。同时，由于情感缺失，不能很有分寸很有度地看待和处理自己的学业及相关的事务。
第五，孩子对自己的要求过于极端。在父母过严要求而没有策略指导的状况下，孩子极端地要求自己一定要在某方面达到某个层次，却不具备灵活机动、迂回智慧的能力，造成心理压力过大，无以释怀。
第六，孩子心理本身不健康。只专注于一方面的一个高目标，不能在其他方面有所释放。性格内向，不愿倾诉是自己积郁成疾，最终是不得不爆发。
最后，说一句特别难听的话：99%的留守儿童有心理问题，99.9%的中国民众心理不健康。
附：孩子自身病态心理描述：
我这么漂亮，又这么优秀，应当是出类拔萃的。妈妈，你给我提出的考广一、二中的要求我一定能达到，啊，我终于可以达到了，我就是最最最最最最棒的！！！！
（孩子在农村，才华得不到更多的更高的赏识，一直在思考何时爆发，结果病症先爆发了！如果孩子能到处走走，多些见识，会发现原来优秀只不过是一个过程，各种各样的结果都可以够得上“优秀”的称号，其实优秀只是一个自然的表现，不需要处心积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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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流中我说过这样两句话，不知对否：1、如果今后发病的话可能会遭到遗弃；2、坚强些，你想想，汶川地震中有的家人死了10多个他还要好好活下去啊。）
附录：精神分裂症与神经分裂症的区别
精神分裂症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精神科疾病，是一种持续、通常慢性的重大，是精神病里最严重的一种，是以基本个性改变，思维、情感、行为的分裂，精神活动与环境的不协调为主要特征的一类最常见的精神病。病因未明，多青壮年发病，隐匿起病，主要影响的心智功能包含思考及对现实世界的感知能力，并进而影响行为及情感。临床上表现为思维、情感、行为等多方面障碍以及精神活动不协调。患者一般意识清楚，智能基本正常。
神经分裂症是一种常见的重性精神病，一般认为，世界范围内，不管哪个国家或者地区一般在0.3%~0.7%之间；国内在上个世纪80年代精神病流调结果，精神分裂症的总患病率为0.569%，在精神病院住院的病人中本病患者占一半以上；而在慢性精神病人疗养院里则可占患者总数的70%左右。发病率多在青壮年。
一、 心理异常的表现：
　　（一）思维障碍
　　这是精神分裂症最具有特征性的症状之一。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1、联想障碍
　　最初可表现为联想松散，严重时出现思维破裂。病人谈话时或写东西缺乏中心思想，缺乏逻辑联系，如不仔细分析，不一定认为是病态。但随着病情加重，联想可以变得更加支离破碎，甚至从患者的书信和谈话里找不出一个上下相连的完整的概念，令人不知所云。
　　有的患者只是由于语言相近或语义的表面联系而把一些毫不相干的概念联系起来。例如一位患者写道：“首先是眼睛看，所以为什么我要看眼镜蛇。”从“眼睛”联想到“眼镜蛇”，只是由于字音相近，词与词缺乏任何内在联系。严重时病人言语凌乱，支离破碎，上下文之间、语句与语句之间，甚至概念与概念之间缺乏任何联系。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联想过程可在五外界因素影响下突然中止（思维中断），或涌现大量的强制性思维（思维云集）。患者的思维贫乏不仅表现在言语减少，更重要的是患者在交谈中，常只重复一些单调的语句，而缺乏意义的联想和引申。
　　2、逻辑进程障碍
　　患者在思维过程中不能按正常的思维逻辑规律来分析问题，而往往表现出概念混乱和一些奇怪的逻辑推理。思维逻辑障碍大多在联想障碍的基础上产生。
　　有一些病人在思维过程中，常常把一些抽象化的概念具体化，表现为象征性思维，并成为关系妄想和某些难以理解的行为的原因。
　　3、妄想
　　精神分裂症另一个有特征性是思维方式就是原发性妄想。这是一种突如其来的病理体验或直接感受。也就是说，这类妄想并不是由感知觉障碍或其他的歪曲的观念所引申，而是一种凭空出现，与患者以前的思想和情感毫无联系的一些病理性观念。
　　另有一些妄想称为继发性或解说性妄想，大都是在幻觉等感知觉障碍或思维逻辑障碍的基础上形成的。受幻觉等感知觉障碍影响较大的妄想，内容荒谬、易变、杂乱而不成系统。受思维逻辑障碍影响较大的妄想，则内容比较固定，有形成系统的倾向。发病急，感知障碍丰富者以原发性妄想多见。发病年龄较晚，起病缓慢，病程迁徙者，多为继发性妄想。就妄想的内容而言，以被害妄想和关系妄想较多见；自罪妄想、嫉妒妄想、夸大妄想和物理影响妄想也不少见。有内脏器官的感觉异样，则易有疑病妄想出现。
　　（二）、情感障碍
　　这是精神分裂症的常见症状之一。在疾病的急剧发作期，患者的情感可出现不明原因的剧烈变化，多系由幻觉和妄想产生的强烈的反应。表现为兴奋、激动、紧张、恐惧、焦虑。忧郁或突然情感爆发；可能伴随有伤人、毁物或自杀行为。
　　（三）、意志行为障碍
　　可表现为刻板动作、模仿动作、机械性被动服从或违拗症等紧张性综合征。
　　（四）、感知觉障碍
　　（五）、其他异常表现
　　注意力涣散常在病人早期出现。病人表现出对日常生活漫不经心，工作粗枝大叶，丢三落四；与人交谈心不在焉；一般以随意注意障碍较为明显。由于病人注意力涣散，同时情感淡漠，对外界事物缺乏兴趣，因而常眼神呆滞，面部表情缺乏。
　　二、临床表现
　　（一）、 单纯型
　　发病在青少年时期，起病缓慢，发病诱因不明显，最初不易被人发现，但是一旦被亲友怀疑有病时，本病往往以发展到严重阶段。患者早期失眠、头昏、头痛、注意力涣散、全身不适、精神萎靡等症状，颇像神经衰弱。随后，性格逐渐改变，表现为孤僻、懒散、情感淡漠，不与人交往，不修边幅，对任何事皆不感兴趣，学习成绩下降，对工作常不负责任，散漫不羁，不遵守劳动纪律，工作能力降低，但患者并不为此而焦虑，也不采取任何措施加以补偿，得过且过，对别人的批评和规劝毫不介意。病情严重时与外界环境完全隔离，精神衰退也日益明显。
　　（二）、青春型
　　发病在青少年时期，起病缓慢。起病后，患者逐渐表现出孤僻，情绪不稳定，追究一些荒谬或无意义的问题，或发表一些空洞的议论。随着病情发展，情绪波动大，忽而大哭，忽而大笑，或无故大发雷霆，令人难以捉摸；但对周围的事物则表现出情感淡漠。言语思维障碍表现为，患者言语杂乱，语句不连贯，常有思维中断；有时喃喃自语，很难与之深入交谈。
　　（三）、紧张型
　　发病年龄在中青年，起病多呈急性或亚急性，也有缓慢型。主要表现为紧张性木僵和紧张性兴奋两种综合征。
　　（四）、偏执型
　　又叫妄想症。
起病缓慢较各型为晚，但亦有急性。开始时，患者敏感、多疑，逐渐发展形成妄想，妄想的范围可逐渐扩大，妄想的内容以关系妄想、被害妄想最多见，病人总觉得周围发生的一切现象都与自己有关。认为周围的一切变化都是为了要打击迫害他而故意安排和布置的。
　　三. 治疗与预防
　　1、心理治疗
　　支持性心理治疗对疾病的好转与康复十分重要。首先要解除不必要的思想负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其次要倾吐内心的苦闷，要正确分析自己的认识和客观现实之间的差距，要认识到说话做事要有充分的依据，对所有事情都要冷静分析，切勿感情用事。并注意劳逸结合，适当增加文体活动，学会自我放松，使生活丰富、充实。
　　2、中药治疗
　　精神类疾病单靠药物,只能缓解症状,很难达到痊愈.必须通过辨证施治,对症选用中药治疗，调理机体的阴阳平衡，充分改善脏腑功能，使其发挥正常的生理功能。
　　3、应合理安排自己的生活。其中包括：应养成起居有定时，生活有规律，工作学习有计划，保持劳逸结
合，有张有弛的生活习惯，改变过去的不良习惯。如适当参加体育锻炼，学习书画以陶冶情操，戒烟、酒，参加轻微的体力劳动等等。保持正常的适度，对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是必要的，是有利于早日恢复健康的。长期休息，生活缺乏目标，对健康是不利的。
　　4、社会、个人都不该歧视此类人群。应当给予关注与鼓励。且应当适时给予帮助。这是对于人格的尊重，与社会道德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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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岁少年9年精神分裂症病史 父母为何没发现
本报资料照片广受关注的“国航两班机因谎报炸弹而延误”一事中，警方惊讶发现，投案自首的这位16岁少年，竟已有9年精神分裂症病史……孩子，没有成年人那么多生活压力的孩子们，也会精神分裂吗？本月广受关注的 “国航两班机因谎报炸弹而延误”一事中，警方惊讶发现，投案自首的16岁少年，竟已有9年精神分裂症病史。这意味着，他7岁就已患病。而同样曾引发广泛关注的浦东机场刺母者汪某，也其实很早就出现了精神分裂的征兆。但汪母非常后悔没有及时带儿子治疗。假如，父母们能早点具备精神卫生的常识，是否就能避免悲剧的发生？即使现在，依然有父母认为“是孩子受到刺激了，休息一段时间，疏导一下就好”。受访专家告诉记者：“在心理问题或者障碍的孩子中，真正由父母带来治疗的，仅占需要治疗的也许十分之一都不到。”4天前，磨砺27年的《精神卫生法》终于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填补了我国精神卫生领域的法律空白，也同样在提醒着社会对于精神疾病患者群体的关注。而这群体之中，也有孩子。对绝大多数患病儿童来说，很多时候并没有一个直接的导火索、一个明确的临界点，“病往往很早就开始了”孩子，怎么会得精神分裂症呢？对于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儿童青少年精神科副主任程文红，这已是不知道多少位家长提过的问题。“这就是一种疾病，和正常人得高血压、癌症一样。”程文红说，它不是成人的“专属品”，同样可以发生于儿童。而且，在10岁前的发病被认为“可能是精神分裂症中更为严重的一种形式”。而青春期发病如果没有及时得到治疗，会影响学业与人际关系发展，影响将来生活与工作。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2020年以前全球儿童精神障碍将增长50%，成为最主要的5个致病、致死和致残原因。多数研究者认为，起病于儿童期和青少年期的精神分裂症，是具有一定遗传负荷的神经发育障碍，即病人本身发育的原因可能对疾病的发生占了更大的比重。但这并不代表说精神分裂症是遗传性疾病。程文红常会被问，“孩子叔叔有这样的疾病，孩子是不是有得病的可能”，或是“家族里都没有类似的病人，为什么孩子会得”？用公众更为熟知的糖尿病来解释或许更易理解：家族里有糖尿病患者的人比没有家族史的人要容易患，但并不表示一定会发病；而反过来，即便是家族里没有这样的先例，也不代表就不会患病，也有可能是基因突变或是一些外在的因素所致。去年，一份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通过比对分析精神分裂症患者、其直系亲属和健康人的基因发现，有一半以上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病因源于自身基因突变，而不是遗传。也有人认为，“精神分裂”好像是受了刺激、发生了变故而精神崩溃，一个未经世事的孩子怎么会得？患者的父母也通常希望找到一个直接的导火索，一个明确的分界点，甚至觉得，如果是某件事造成的，“就把问题想通了不就好了”？其实，对于绝大多数患病儿童来说，外在的刺激并非导致其精神分裂的罪魁祸首，很多时候仅能算是诱因。“病往往半年甚至几年前就开始了，就像癌症，但早期很难发现。”程文红解释道。病因仍然未明。尽管不断有各类研究报出令人惊喜的突破，也有人提出“有很多支持性证据”的假说，但仍然没有人能真正揭开精神分裂症成因的面纱。一名孩子很早就 “总听到别人说我坏话”，但半年后才被发觉。“孩子不会说，需要我们去主动发现”精神分裂症不是很多人想象中的 “脑子里有两个自己”。教科书上对于“分裂”的定义，是指患者的思维、情感、意志过程及人格个性特征等方面的统一性失调或分裂，其精神活动与现实环境的分离。笼统一点说，是一种精神活动与现实环境的“不协调”。15岁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莎莎，在周记里，记录下自己的感受：“我仍然听到了声音，它们如黑云，可怕的黑云围绕着我，使我对自己失去信心……”还有孩子说过，“我总是听到他们在骂我，我走到哪儿，他们就跟到哪儿……连洗澡时他们也在窗户那儿说我”。医生说，这是幻觉。其实正常人也有错觉，有时好像听到了铃声，但若经周围人提醒，很快会意识到这是不存在的；而精神分裂症患者对于自己听到的内容坚信不疑，无论怎样用事实来验证，也不会相信。妄想同样属于“核心症状”。比如见几个人在聊天，精神病人有时就会认为这几个人是在诋毁他，甚至臆想出荒诞不经的内容。此前机场刺母案的精神分裂患者汪某，在日本
期间曾搬离学校，住高级公寓，是因为“一直觉得有人追杀，在高档公寓感觉安全一点，不会被下毒”。这些都超出合理想象的范围。受害人汪母非常后悔没有及时带儿子治疗精神疾病。她说去年儿子曾告诉她“耳朵里有异响”，而早在2009年，她和丈夫已经发现儿子的行为有些异常，有次三人一起走得好好的，汪某突然没有原因地大叫一声，让她感到很奇怪。相比成人，儿童妄想或幻听的范围更窄，尤其是在发病早期，年龄越小，内容越单纯。比如只局限在教室里，或者身边的几个人，有时只在涉及到这些内容时，才会表现出异常，而其他方面可能都没有问题。不少患者的学习成绩在班里还名列前茅。在病情较轻时，父母都难以察觉，需要医生的专业问诊。程文红说起一个例子：一名孩子，其实在很早就出现了“总听到别人说我坏话”的症状，但他并没有告诉父母，而是反复表达“我怎么办呀？成绩不好了”等类似焦虑的话语。他的父母一直认为孩子“就是压力大”，看病时也只强调孩子的焦虑，而初始接触的医生也没有问出孩子“特别的症状”；直到半年后，疾病发展了，他的精神分裂症状才被发觉。程文红说，相比成人患者，孩子更加需要仔细严密全面的问诊，“孩子不会说，需要我们去主动发现”。“病是可以治的，很多人都治好了”。但需要既治孩子又“治”父母在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科诊室，程文红没有穿白大褂，“我们这里与常规身体疾病医疗不同，不穿白大褂有助于不给孩子压力。”没有一点诊室的模样，墙上贴着七彩的画，桌上放着各式玩具。走廊里，父母带着孩子们等候着，他们有的安静地坐着，有的会跑来跑去。一位15岁左右的男孩呆滞地低着头，嘴巴里不停地说着大家都听不懂的话，有时会旁若无人地大笑。他的母亲踮着脚，在排列“专家简介”的墙上，搜寻她想找的医生。旁边的姐姐则在安抚男孩：“今天累了吧，要不要喝水？”“这病是可以治的，很多人都治好了。”南京脑科医院儿童心理卫生研究中心副主任医师焦公凯说。“我们这儿有个孩子都大学毕业了，还考上了呢。现在还自己开车！”焦公凯口中的“孩子”虽已成年，但每年仍和父母到这里复诊一次，看看药物是否需要调整，“这个孩子被治好，归功于他的父母，特别配合治疗，遵医嘱，对孩子也有信心。”让病人吃药，是件难事。“医生，能不能别给我家孩子吃药？就多跟他谈谈，用心理治疗行吗？”每每听到这样的问题，焦公凯总是很无奈。有时候，说服家长比说服孩子还难。“精神症状要吃药的，光靠心理辅导肯定不行。”这是几位精神科医生共同的感触。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家庭治疗，需要环环相扣。不仅仅是精神分裂症，很多精神疾病都需要综合治疗。而家长主要担心的是药物副作用。“现在临床上广泛使用的新型抗精神分裂症药物，都是经过严格的动物、人体试验，再进行三期临床试验后，证明安全、有效才能被政府批准应用于临床。大量的临床研究证明毒副作用都不大，对大脑及全身各个脏器不会造成实质性的损伤。”焦公凯说。她看到很多反复来看的孩子，都会很心疼，很可惜。本来通过住院期间的治疗、调药，孩子已经好转很多，回去后只要按照医嘱继续服药即可。但是往往，一回去，家长认为药总是有副作用的，既然好了，就不用吃了，要么就总想着减量。结果功亏一篑，孩子的病情再次发作，送进医院。“多次反复的发作，反而会加重病情，让治疗难上加难。”焦公凯说。因此，儿童精神科医生治病的最大特点是，既治孩子，又“治疗”父母。焦公凯办公室的墙上，贴着一张儿童行为情绪问题心理干预的家长系列讲座课程表，比如“情绪管理如何认识、调节您和孩子的情绪”，“如何为您的孩子选择恰当的治疗”……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同样有和家长互动的课程。一位患儿家长在参与后写道：“每一位患儿的家长都会经历一个痛苦的历程。从不明白到慢慢了解，从最初的迷茫到逐渐建立信心，从绝望到看到曙光……治疗最初的半年起效不明显，但是从参加了家长课程之后，慢慢了解了疾病的原因和发展，了解了孩子的心情，知道作为家长在治疗期间应该做些什么……”“孩子的心理世界是在发育的，受环境影响”，潜在患病风险来自学业压力、关爱缺失等杜亚松一直记得在外滩跳江的一名孩子。作为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儿童青少年精神科主任，他聊过的孩子不计其数。这名跳江的孩子是安徽省的高中生，原本成绩很好，但觉得学习压力很大，而父母又不能体会到他的压力。于是某天他就骑着自行车从合肥离家出走，辗转几个城市，半个月后骑到上海。在外滩游览时，他突然跳江，被救起后送到杜亚松这里治疗。和他交流后，杜亚松认为孩子并没有患精神疾病，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压力，“孩子的心理世界也是在发育的，会受环境影响”。2002年印发的《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年）》估计，中国受到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困扰的17岁以下儿童和青少年约3000万。而真正患病并来诊治的孩子其实只是冰山一角，大部分“正常”孩子所遭受的情绪障碍、压力实际是难以预估的，具体有多少孩子可能存在潜在的患病风险，尚为未知数。“在心理问题或者障碍的孩子中，真正由父母带来治疗的孩子，仅占需要治疗的孩子也许十分之一都不到。”程文红说。张婷（化名）是一所省级重点高中的校医。据她说，这所中学被诊断有精神疾病并休学的学生并不多，一年约有两三名，但学生心理上的压力却是她明显能感受到的。这其中，大部分来自于成绩，“学业上的竞争在这里太明显了”。此外，还有小部分留守儿童、离异家庭的孩子等，有时他们需要的仅仅是关爱和陪伴。杜亚松对一件早在1997年发生的事，印象特别深刻一名13岁女孩，父母离异后跟着父亲生活，一直被打骂。在某一次的打骂之后，她离开了家。地铁站里，她看见一名5岁男孩很可爱，就趁其母亲不注意，把男孩带走了。在“劫持”男孩的一天多内，她带着他玩，饿了给他买吃的；她没钱了，还想找男孩的父母勒索钱财，最后两人在建筑工地被发现报警。“我没有想怎么样，我只是觉得小男孩挺可爱的。而且我给他买吃的，他爸妈不得给我点钱吗？”女孩的想法很简单。女孩后来被送到杜亚松这里进行心理测评。家庭干预是他给出的诊断，“女孩潜在的危险性很大。这是家人的失责”。辛悦（化名）在一所职业学校当心理教师，学生年龄大都在15岁至20岁之间，她接触过不少离异家庭的孩子。典型的想法就是“连父母都不管我了，我还能依靠谁”以及 “世界上没有真正值得相信的人”等等。全国有4亿儿童，却只有200位儿童精神科大夫。如果家庭、社区能及时心理干预，那“很多孩子都不用住院”不同时间、不同医院，与几位医生的约见，氛围却是惊人一致得习惯他们边回答问题，边抓紧分秒处理可以“一心两用”的工作……据统计，我国目前仅有约2万名注册的精神疾病类医师，每百万人口只有约15名精神疾病类医师提供服务。此外，我国平均每万人的精神科床位数是1.58张，而全球平均水平是每万人4.36张。专门从事儿科的则更少。杜亚松说：“全国有4亿儿童，却只有200位儿童精神科大夫。”程文红回忆，1993年，她从医院的成人精神科转入儿童精神科时，医生是5名，现在虽然增加到15名，仍然供不应求。“我们每年要看20万的孩子。”杜亚松说。“社会的需求量很大，我现在尽量地用 ‘短平快’，就这样还是来不及。”程文红所谓的“短平快”，就是在短时间用各种技术快速解决问题。她发现，大多数时间她是在向家长解释一些教育问题。虽然也是和孩子疾病相关，但完全可以通过更有效率的方式来解决。比如，分别针对家长制作一些读本和宣传册，让他们能通俗易懂地知道什么年级孩子的心理情况是什么样，在成长的过程中家长应该注意什么。她还希望组织社区能常规开展一些针对未成年人的心理关怀，“哪怕能有人来兼任，先从意识开始”，“还可以探索，哪一类的精神疾病先从学校开始进行防御，哪一类的先从社区开始……搭建一个雏形。”但这只是她最近正在努力争取的项目，她希望这些设想能早日实现。焦公凯也觉得“有太多努力可以做”。她赴美国耶鲁大学儿童研究中心进修时，看到学者、医生和曾经的患者共同商议如何帮助自闭症患儿上大学时，被深深感动。杜亚松在澳大利亚做访问学者期间，也有件事给了他挺大触动：在澳大利亚，除了综合医院设立精神科，除了有精神疾病专科医院，社区还有精神卫生服务中心，而且电话知晓率很高，常能接到居民来电。某天，他在社区精神卫生服务中心交流，接到一名18岁男孩的电话，说他在高速公路上，因为和妈妈吵架了，赌气出走。这还得了？跑到高速公路上？杜亚松赶紧和社区中心的医生驱车前往。到那边一看，警察都出动了。但与孩子一聊，幼稚展露无疑。他失落地向医生和警察解释了和母亲吵架的过程，末了提出：“我要吃肯德基！”令杜亚松略觉好笑的是，澳洲医生、他和孩子3人还真就驱车去吃了肯德基。在和孩子聊天的过程中，孩子情绪逐渐平复，而他们也没有发现孩子有其它精神症状。“我想回家了……”男孩说。于是医生把孩子送回了家。杜亚松说，虽然孩子只是情绪问题，但跑到高速公路上是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而社区中心的作用就是及时干预，“尊重他，帮助他，解决他的问题”。他很认同这种发展社区心理干预的模式，“如果多一些社区精神卫生中心，很多孩子都不用住院”。磨砺27年的《精神卫生法》，终于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这部承载着厚重期待的法律，填补了我国精神卫生领域的法律空白。更让人欣喜的是，法律也对未成年人的精神卫生予以关注，并作出了细致规定：比如规定各级各类学校应当配备或者聘请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辅导人员；学校和教师应当与学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近亲属沟通学生心理健康情况；师范院校应当为学生开设精神卫生课程这就意味着，新生代的教师将更多具备精神卫生的意识……这篇大文章，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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