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在蒙自
西南联大在蒙自来源： 刘山云的日志
赵瑞蕻：纪念西南联大60周年 来源：《过去的大学》钟叔河 朱纯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05年12月一版
《西南联大在蒙自》由云南蒙自县文化局、蒙自师专和蒙自南湖诗社合编，出版于一九九四年十二月。这是本较新鲜别致的纪念文集，编得挺好，封面很吸引人，印有南湖风景、海关大院内原来的教室和歌胪士洋房里原来的师生宿舍等三张照片。书中收有陈寅恪、钱穆、郑天挺、朱自清、陈岱孙、浦薛风、柳无忌、杨业治、浦江清等先生的回忆纪念文章和旧体诗；闻立雕的《忆父亲在蒙自二三事》和宗璞的《梦回蒙自——忆冯友兰先生在蒙自》两篇文章。当时南湖诗社发起人之一刘兆吉学长还特地写了一篇《南湖诗社始末》，详细介绍了这个组织的经过和工作（如办墙报、讨论会等）及成员情况。这是一份颇有价值的史料。南湖诗社是西南联大第一个文学社团，是在闻一多和朱自清两位教授热忱鼓舞和亲切指导下进行活动的。《校史》第一篇“概述”里提到这个诗社说：“一些爱好诗歌的学生成立了一个诗社，取名南湖诗社。他们请朱自清、闻一多为导师，出版诗歌墙报，还举行了两次诗歌座谈会，讨论诗歌的前途、动向等问题。他们提倡新诗，以写新诗、研究新诗为主，对旧体诗并不反对。……社员有查良铮（穆旦）、赵瑞蕻、周定一、林振述（林蒲）、刘重德、李敬亭、刘寿嵩（绶松）等。后来他们在诗歌创作或研究方面都有相当成就。”上文提到的鲲西学长写的一文中也说：“西南联大的诗歌活动是从蒙自南湖开始的。《西南联大现代诗抄》中有周定一的《南湖短歌》就是在当时南湖壁报上发表的，说是发表其实是贴在墙上的。……而我记忆最深的是赵瑞蕻君也贴在墙上的一首长诗，一时间颇为轰动。”（我这长诗就是《永嘉籀园之梦》，后改题为《温州落霞潭之梦》）这本书里杨业治先生写的《从南岳到蒙自》一文最后还特别翻译了歌德《浮士德》卷首的《奉献》（Zueignung）一诗，他说：“回忆蒙自旧事，恍如隔世。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的篇首《奉献》所述，合我此时情意。译此诗以志怀。”在这里，我想引该诗第二节（全诗共四节）作为六十年前我们师生在那遥远的地方、亲切的南湖湖畔度过的难忘日子的纪念：
　　你们带来了欢乐日子的景色，
　　好一些可爱的人影在那里升起；
　　像一个古老的，半已淹没的传说，
　　初恋和初次的友谊随着来到；
　　唤醒了的旧日痛苦的怨诉，
　　复述着生命的迷宫似曲折的道路；
　　又说起那些命运夺走了
　　美好的时光，先我而逝去的好人。
　　六十年前，从南岳山中辗转流亡到蒙自湖畔，暂时找了教学读书的安静环境的西南联大文法学院教师和学生中如今仍健在，还能做点事的人不多了；绝大部分的老师教授们已成古人，“先我而逝去”了（vor
hinweggeschwunden）。我们在蒙自虽然只待了半个学期，但那里的地方色彩和生活情景却在我们大家心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如后来朱自清先生在《蒙自杂记》里所说的：“我在蒙自经过五个月，我的家也在那里作过两个月。我现在常常想起这个地方，特别是在人事繁忙的时候。”我在这里再抄一段宗璞《梦回蒙自》一文中关于蒙自风物的描绘，对她父亲冯友兰先生的怀念，以及她自己的感受：
　　蒙自是个可爱的小城。文学院在城外南湖边，原海关旧址……园中林木幽深，植物品种繁多，都长得极茂盛而热烈，使我们这些北方孩子瞠目结舌。记得有一段路全为蔷薇花遮蔽，大学生坐在花丛里看书，花丛暂时隔开了战火。……南湖的水颇丰满，柳岸河堤，可以一观；有时父母亲携我们到湖边散步。那时父亲是四十三岁，半部黑髯，一袭长衫，飘然而行。……在抗战八年艰苦的日子里，蒙自数月如激流中一段平静温柔的流水，想起来，总觉得这小城亲切又充满诗意。……当时生活虽较平静，人们未尝少忘战争，而且抗战必胜的信心是坚定的，那是全民族的信心。
　　关于蒙自，我那三篇怀念朱自清先生、燕卜荪先生和穆旦的散文里已有较详细的描述，这里不重复了。陈岱孙先生也为《西南联大在蒙自》写了一篇很好的序，我觉得应该把他流露着真情实感的最后几句话引在这里：
　　当小火车缓慢地从蒙自站驶出时，我们对于这所谓“边陲小邑”大有依依不舍的情绪。直至今日，凡是当年蒙自分校的同仁或同学，在回忆这一段经历时，都对之怀着无限的眷恋。固然环境宁静，民风淳朴是导致这一情绪的一大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在当时敌人深入，国运艰难的时候，在蒙自人民和分校师生之间，存在着一种亲切的，同志般的敌忾同仇、复兴民族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才是我们间深切感情的基础。因此，《西南联大在蒙自》一书所征集文章还不只是个人当年雪泥鸿爪的一般回忆，而实为呈现当年时代史迹的纪录。
　　每当我翻阅这些书刊时，我眼前立刻浮现着六十年前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穷凶极恶地蹂躏祖国大地，抗日烽火高烧，在动荡离乱的岁月中，敌机狂炸下，我们的学校在长沙、南岳、蒙自、昆明等地克服各种艰难，以“刚毅坚卓”（这四个字是联大校训）的精神，坚持教学，勤奋学习，弦歌不辍的景象。西南联大的历史是从一九三七年八月至一九四六年七月，共计八年十一个月，以学年计算正好九个学年。在当时那样动乱的局势中，那样艰苦的办学条件下，三座久负盛名而各有其历史和校风的大学，北大、清华、南开在三位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先生精诚团结、密切合作中，依照当时教育部的指示，共同建立了西南联大；又依靠这三位常委的领导，在全体师生支持努力下，逐步克服了外部种种物资的匮乏，消除了内部某些分歧和矛盾，终于坚持了九年之久；“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碑文中语），培育了那么多优秀人才，这真是了不起！在中国教育史上，乃至全世界教育史上创造了奇迹。郑天挺先生在《梅贻琦先生和西南联大》一文中说：“三校都是著名专家学者荟萃的地方。……经过长沙临大五个月共赴国难的考验和三千五百里步行入滇的艰苦卓越锻炼，树立了联大的新气象，人人怀有牺牲个人、坚持合作的思想。联大每一个人，都是互相尊重，互相关怀，谁也不干涉谁，谁也不打谁的主意。学术上、思想上、政治上、校风上，莫不如此。”我想郑先生这几句话可以认为是西南联大之所以取得光辉成就的一个很好的说明，也体现了西南联大的办学原则，这就是“坚持学术独立，思想民主，对不同思想兼容并包。校方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支持学生在课外从事和组织各种社团活动”（《校史》前言）。这也就是上面提及的西南联大精神。其实，西南联大精神就是五四精神，即民主、科学、反帝反封建、爱国主义的精神的继承和发扬。这点许多校友写的回忆录和纪念文章里都多多少少地谈到了。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林语堂先生路经昆明（那时他准备到美国），参观西南联大并讲演，他很激动地对大家说：“联大的师生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这句名言一时传为美谈，确是一语道出了当时联大的景况。二十多年后，有个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约翰·依色雷尔（中文名字是易社强）有一天在哈佛大学图书馆里偶然看到了一本《联大八年》，立即吸引了他，发现战时中国在西南角上居然办了这么一个大学，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他便提出一个疑问——为什么在短短八年中竟能培养出这样众多出色的人才？为了研究这个问题，他兴致勃勃地多方搜集资料，访问了五十多位联大教师，两百多个联大同学；还不辞辛劳，远渡重洋，来大陆和台湾七八次，深入调查研究，终于花了十多年时间，完成了一部有七百多页的巨著《联大——在战争与革命中的一座中国大学》（后来是否仍用此书名，是否已正式出版，待考），这也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曾对一个访问他的记者说：“西南联大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思的一所大学，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最完善的教育方式，培养出了最优秀的人才，最值得人们研究了。”（请注意这句话中连用了五个“最”字）后来，一九八八年，他为了纪念西南联大五十周年，还特别写了一篇文章。在这里，我愿意抄几句，且听听一位外国学者朋友怎样评论西南联大吧：
　……中国北方知识分子精英的荟萃，使联大顿时成为一所超级大学。……联大的素负盛名的教师自然而然吸引了战时中国最优秀的学生。除了虎虎有生气的文化学术活动以外，联大还成为中国最具政治活力的一个大学。由于联大师生无所畏惧地捍卫了政治自由和学术自由，抨击了重庆的一党专制，联大获得了“民主堡垒”的美誉。……到一九四六年秋天，北大、清华、南开复员回到原先的校园时，联大已为自身在中国现代史上赢得了光辉的一页。然而，联大传统并未在逝去的岁月中冻僵，却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可继承的一宗遗产。…
…追随北大前校长蔡元培、清华梅贻琦、南开张伯苓的传统，联大为东西方文化在中国土壤上喜结良缘作出了榜样。……在不到半个世纪以前，就能产生一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学，这所大学的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
　　（全文中译见《云南师大学报》一九八八年十月编印《西南联大暨云南师大建校五十周年纪念特刊》）
　　我在《南岳山中，蒙自湖畔》那篇纪念穆旦逝世二十周年较长的散文里，曾说“六十年前降临在中国大地上的秋天是灰色的、黑色的、动荡的、凄凉的、悲愤的，兵荒马乱，烽火连天；也是同仇敌忾，充满着反抗呐喊声的”。那时，一九三七年秋天，十月里，北大、清华、南开三座大学师生，再加上不少从别的大学来借读和转学的学生，克服了路途险阻，千辛万苦，流亡到长沙，在一个临时建立起来的学校觅得难得的栖身之地（包括南岳山中的临大分校文学院），继续教学读书。那时，长沙一时就成为三十年代末期狂飙怒涛中我国一大批知识分子密集团聚的一个据点。可是不久，只有三个月短暂的时间，由于强敌深侵，时局紧迫，学校被迫西迁昆明，正如后来《西南联大校歌》里所唱的：“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这支知识分子大军，其中有许多当时最著名、最有影响的学者专家教授，文化学术界的精英，又开始长征，“兵分两路”，水陆并举，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远距离跋涉，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空前的知识分子大迁移，最后又都汇合相聚在昆明（联大文法学院蒙自分校于一九三八年八月搬回昆明，与理工等学院合在一起了），那个云贵高原上的春城，五百里滇池边上的一颗明珠。从长沙临大学期结束，开始西迁，到昆明西南联大新学年开始，正好半年时间。师生全体虽历艰辛，终于安全到达目的地，未出大事故，这真也是了不起的！更可贵的是，师生经过长途跋涉，深入内地，了解生活景况，民间疾苦；或路经英、法殖民地，亲见丑恶现象，这都不是平时在课本上所能具体地体会到的。这些锻炼，这些不可多得的考验，使师生睁开了眼睛，看得更远，想得更深，更加关心祖国民族的命运，对以后的生活和斗争起了作用。闻一多先生在一封给他父母亲的信中说：
　　……第五日行六十里，第六日行二十余里，第四日最疲乏，路途亦最远，故颇感辛苦。……如此继续步行，六天之经验，以男等体力，在平时实不堪想像，然而终能完成，今而后乃知“事非经过不知易”矣。至途中饮食起居，尤多此生未尝过之滋味。每日六时起床（实无床可起），时天未甚亮，草草盥漱，即进早餐，在不能下咽之状况下，必须吞干饭两碗，因在晚七时晚餐时间前终日无饭吃。……前五日皆在农舍地上铺稻草过宿，往往与鸡鸭犬豕同堂而卧。……
　　闻先生在一封给一个学生的信中又说：
　　十余年专业之考据，于古文纸堆中寻生活，自料灵性已濒于枯绝。抗战后，尤其是步行途中二月，日夕与同学少年相处，遂致童心复萌。
　　朱自清先生一九三八年八月在蒙自为清华第十级毕业生题词中说：“……诸君又走了这么多的路，更多的认识了我们的内地，我们的农村，我们的国家。诸君一定会不负所学，各尽所能，来报效我们的民族，以完成抗战建国的大业的。”冯友兰先生的题词中也说：“第十级诸同学由北平而长沙衡山，由长沙衡山而昆明蒙自，屡经艰苦，其所不能，增益盖已多矣。”
　　一九三八年秋天，整个联大总算安顿下来，师生开始新学年的教学和学习，迈入另一阶段的生活境遇中了。那时，学校租借了昆明市郊会馆和不少座中学、专科学校（因避敌机空袭，这些学校疏散到乡下或外县去）的房屋，作为教室、行政办公用屋、师生宿舍等。后来又在昆明城外西北部三分寺一带买了一百二十多亩土地，造了一个新校舍。除了图书馆和两个大食堂是瓦房外，所有的教室都是土坯墙铁皮顶，而学生宿舍和各类办公室统统是土墙茅草屋。就在这片新校舍以及其他租借来的房屋中，在如此简陋的校园里，西南联大师生坚持教学、读书、研究、实验，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开拓了一条空前的爱国、民主和科学，坚持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道路；“创造了战时联合办学的典范，发扬了民主治校的精神”，培养出了一大批“创业之才”（《校史》前言）。也正是那个难忘的秋天，当大家稍稍安定下来的时候，日本鬼子的飞机开始袭击昆明了。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三日，我们初次听到了空袭警报的凄厉声；九月二十日，敌机九架对准美丽的春城疯狂地投下了炸弹，学校租来作为教职员和学生宿舍的昆华师范学校挨炸了。我那时就住在那里一个住了四十多个同学的大教室里，幸亏我们一听到“预先警报”就往外面田野里跑，躲避了。昆师后院边上有个破落的佛殿胜因寺，被炸了一半；平日中晚两顿饭我们就在寺里围着一张破桌站着吃的。从此以后，敌机时常来骚扰投弹，也因此，“跑警报”便成了我们生活中一个组成部分。汉语中第一次出现了“跑警报”这个新名词了。关于“跑警报”，我在作于一九四○年的那首长诗《一九四○春，昆明》（这首诗或许是我国新诗中采取现代派手法惟一集中描写日本鬼子轰炸的长诗）和作于一九九五年春《当敌机空袭的时候》一文中已有较详细的描述，这里从略了。
那时，还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就是“泡茶馆”，因为坐得很久，所以叫“泡”。“泡茶馆”也成为联大师生（尤其是学生）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了。那时，学校附近如文林街、凤翥街、龙翔街等有许多本地人或外来人开的茶馆，除喝茶外，还可吃些糕饼、地瓜、花生米、小点心之类的东西。许多同学经常坐在里边泡杯茶，主要是看书、聊天、讨论问题、写东西、写读书报告甚至论文，等等。自由自在，舒畅随意，没有什么拘束；也可以在那里面跟老师们辩论什么，争得面红耳赤（当然，我们经常也在宿舍里或者在教室里就某件事，某个人，某本书，某个观点展开热烈的辩论，争个不休）。街上也有几家咖啡店，我记得昆师门口有一家“雅座”；北门街上那个店叫做“Caf■
nous”（咖啡之家）更神气点。我记得燕卜荪先生喜欢独自坐在那儿，边喝咖啡，边抽烟，边看书。不过，师生们多半是走进一个小食店，随意吃碗“过桥米线”或者饵块（一种籼米做的白色糕，切成一片片的，配上佐料），那也是大家时常见面聊天的场所。这些都是联大师生生活中的一部分镜头，是直到如今仍令人怀念的一幅幅风俗画。
　　我从一九三七年秋入学到一九四○年夏联大外文系毕业后，立即找到了一个不坏的事儿，在温德（Robert
Winter，原清华外文系教授）先生主持下的“基本英语学会”工作。后又在云南英专教英文（清华校友水天同先生是校长），最后转到岗头村昆明有名的南菁中学教高中一年级英语，直到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离开昆明上重庆去了。所以，我与西南联大有整三年可喜的缘分；我在昆明待了四年多。如今回忆起来，当年种种情景仍历历在目，仿佛这会儿就呈现在身边似的。根据我的亲身体会感受，或者一些理解——可说不上有什么深刻认识，特别研究——我觉得西南联大的优点长处，也许就用“西南联大精神”这六个字眼吧，可以用下面四句话，三十二个字概括起来，这就是：一、爱国救亡，抗战必胜；二、师生情谊，教学相长；三、民主思想，自由探索；四、中华情结，世界胸怀。关于第一点“爱国救亡，抗战必胜”，不必多说，大家都是清楚、了解的。在这里，我只是想就二、三、四这三点，这三个方面集中结合起来谈谈我的一些感受。重心放在第二点上，因为这是我感受最亲切，得益最深的。
　　任何学校，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主要的成员是教师和学生；起主导作用的是教师。教师领导学校，担任教学，教育学生，培植人才；教师的职责可以不一样，但目标一致，就是办好学校。西南联大继续坚持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教授治校”的优良传统，并且在新的条件下，发展了这个传统。从校长到校务委员会、教授会、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到各院长各系主任、各研究所长等，都由教授担任。还有个特点，就是教授兼职（总务长、教务长、院长、系主任等）并不增加薪水，照样参加教学工作，课程负担跟一般教授相同。彼此之间是同事，不分什么上下级；他们更不是官，没有官僚味儿。从同学方面说来，他们都是老师，平时一律称为“先生”，从不叫什么这个主任那个长。随时随地大家都尊敬地叫梅先生、闻先生、吴先生、叶先生、沈先生……一九三一年梅贻琦先生任清华大学校长时曾说：“所谓大学，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后来他又说过：“教授是学校的主体，校长不过就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椅子凳子的。”这两句名言（也可称为警句）及其所代表着的精神在西南联大仍然得到贯彻。梅先生本人就是一个电机、机械学的专家，一个名副其实的学者、科学家，杰出的教育家，联大主要的领导人。梅先生的人品、学养、办事能力、待人接物，踏实诚挚，谦和沉着，富于责任心，在学校里享有很高的威望。生活又是那么朴素，在昆明经常穿着一件深灰色的长袍走来走去。一九六二年梅先生逝世后，叶公超先生曾写了一篇怀念文章，称梅先生为“一位平实真诚的师友”；叶先生说：“他有一种无我的selfless的习惯，很像希腊人的斯多噶学派Stoic。他用不着宣传什么小我大我，好像生来就不重视'我’，而把他对朋友，尤其对于学生和他的学校的责任，作为他的一切。……最令人想念他的就是他的真诚。处在中国的社会，他不说假话，不说虚伪的话，不恭维人，是很不容易的一椿事。”
　　上文提到梅先生说过一个大学不是靠大楼，而是靠大师，我认为这是至理名言。过去如此，现在也应该如此，欧美等国也是这样（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我在德国莱比锡大学任客座教授时，对此点有所了解。该校拥有一批国际著名学者，不少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这并不意味着大学不要大楼（在今天很需要许多座现代化的高楼大厦），而是说学校主要是师资力量，必须有好教授，尤其是各专业的大师。西南联大有许多大师，文理工科都有，这只要翻翻《校史》中的“院系史”部分就可以明白了。当年那些大师的年龄还只是在三十岁至五十岁之间，正处在壮年时期，而他们在科学、文化研究各方面已取得了成就，作出闪亮的贡献了。此外，还有一批跻身世界学术前沿的青年学者，这也是一份高强的力量。依我的感受来说，最可喜最可贵的是当时一般师生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厚、亲挚、密切、和谐的关系；那样亲切的师生情谊，认真的教学相长的学风应该大书特书，值得我们今天沉思，好好学习的。联大实行“通才教育”，即“自由教育”，强调基础教育和锻炼，十分重视基础课程，许多名教授担任基础课（比如说，中国文学史、西洋通史等），也有配合助教进行教学的。必修课外，开了许多选修课，甚至一门相同的课，由一至二三个教师担任，各讲各的，各有其特色，这就有“唱对台戏”的味儿，起着竞赛的互相促进作用了。每个教授必须担任三门课，而且上课时很少照本宣读，主要讲自己的专长、研究心得。平时师生在课堂上见面外，随时可以随意谈天，讨论问题，甚至为某个科学论据某个学术观点争吵起来。
我清楚记得，一九三九年秋，有一天上午，我在联大租借的农校二楼一间教室里静静地看书，忽然有七八个人推门进来，我一看就是算学系教授华罗庚先生和几位年轻助教和学生（我认得是徐贤修和钟开莱，这两位学长后来都在美国大学当教授，成了著名的学者专家）。他们在黑板前几把椅子上坐下来，一个人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演算起来，写了许多我根本看不懂的方程式，他边写边喊，说：“你们看，是不是这样？……”我看见徐贤修（清华大学算学系毕业留校任助教的温州老乡，当时教微分方程等课）站起来大叫：“你错了！听我的！……”他就上去边讲边在黑板上飞快地写算式。跟着，华先生拄着拐杖一瘸一瘸地走过去说：“诸位，这不行，不是这样的！……”后来他们越吵越有劲，我看着挺有趣，当然我不懂他们吵什么。最后，大约又吵了半个多钟头，我听见华先生说：“快十二点了，走，饿了，先去吃点东西吧，一块儿，我请客！……”这事足可以说明当年西南联大的校风学风。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它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所以直到如今我仍然牢记在心。
　　我还记得当时哲学系有个朱南铣同学（我跟他较熟悉）书念得很好，真有个哲学头脑，常常异想天开，也会写很不错的旧体诗。他戴副高度近视眼镜，背有点驼。我经常看见他跟他系里沈有鼎教授（数理逻辑专家）泡茶馆，一泡泡半天，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有时候也辩论起来，各不罢休。朱南铣有次告诉我他的一些学问是从沈先生的“信口开河”里捡到的。一九四○年我毕业后，就没有再看见他。后来听说“文革”中，他被下放劳动，一天晚上摸黑走路，不幸掉在池塘里淹死了。
　　我在这里再一次想起吴宓先生、叶公超先生、朱自清先生和沈从文先生来。关于吴先生、朱先生和沈先生我已写了三篇较长的文章，不重复了。这里再说一下叶先生。他可真是一位既精通英国语言文学（英文说得那么自然、漂亮、有味儿，听他的课实在是享受），又对国学有较深的修养；还善于写字绘画，长于画兰竹，曾说“喜画兰，怒画竹”。叶先生在外表有副西方绅士的派头，仿佛很神气，如果跟他接触多了，便会发现他是一个真诚、极有人情味儿的人，一个博学多才的知识分子。他并没有什么架子，相反的跟年轻同事相处得挺好，乐于助人，而且十分重视人才，爱护人才。这里，我举一个例子：他很欣赏北大外文系一九三八年毕业生叶柽，留他在联大当助教，教大一英文。叶柽是我老乡、温州中学老同学，中英文都很棒。他喜欢英国萨克莱作品，很有研究，写过几篇论文。那时，叶先生和叶柽都住在昆华师范学校（联大教职员和学生宿舍）里，时常见面来往，叶先生有什么事就找叶柽，是十分亲近的。有一次，我正在叶柽住的一间屋子里，看见叶先生敲门进来了，就对叶柽（叶柽字石帆）说：“石帆，我这几天穷得要命，你借我点钱，过几天还你，行吧？”叶柽问他要多少，叶先生说：“五十吧！”叶柽说：“好！……”
　　我在南岳上学时，除外文系的课程（如叶先生的“大二英文”，燕卜荪先生的“莎士比亚”）外，我选修或旁听了几位教授的课（有时为了好奇，去看看某位名教授讲些什么，怎么讲的，只听那么两三次）。我去听过冯友兰先生讲“中国哲学史”。他个子较高，一把短胡子，穿件大褂，慢慢儿讲课，有时一句话要讲几分钟，因为他有点儿口吃。可真讲得有意思，妙语连珠喷射，教室里静悄悄的，使人进入哲理境界。我还去听罗庸先生的“杜诗”。罗先生是《论语》、《孟子》和杜诗专家，有精湛的研究。他声音洪亮，常讲得引人入胜，又富于风趣。那天，我去听课，他正好讲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一诗。教室里坐满了人，多数是中文系同学，我与外文系几个同学坐在最后边。罗先生一开始就读原诗：
　　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
　　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
　　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
　　仰穿龙蛇窟，始出枝撑幽。
　　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
　　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
　　泰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
　　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
　　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
　　惜哉瑶池饮，日宴昆仑丘。
　　先生来回走着放声念，好听得很。念完了就说：“懂了吧？不必解释了，这样的好诗，感慨万千！……”其实他自问自答，他从首句讲起，正好两节课，讲完了这首有名的五言古诗。
　　我眼前出现这么一个场景：罗先生自己仿佛就是杜甫，把诗人在长安慈恩寺塔上所见所闻所感深沉地一一传达出来；用声音，用眼神，用手势，把在高塔向东南西北四方外望所见的远近景物仔细重新描绘出来。他先站在讲台上讲，忽然走下来靠近木格子的窗口，用右手遮着眉毛作外眺状，凝神，一会儿说：“你们看，那远处就是长安，就是终南山……”好像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大唐帝国京城就在窗外下边，同学们都被吸引住了。罗先生也把杜甫这首诗跟岑参的《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作了比较，认为前者精彩多了，因为杜甫思想境界高，忧国忧民之心炽热，看得远，想得深。罗先生接着问，诗的广度和深度从何而来？又说到诗人的使命等。他说从杜甫这首诗里已清楚看到唐王朝所谓“开元盛世”中埋伏着的种种危机，大树梢头已感到强劲的风声。此诗作于七五二年，再过三年，七五五年（唐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叛乱，唐帝国就支离破碎了，杜甫《春望》一诗是最好的见证。罗先生立即吟诵: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吟完了，罗先生说现在我们处在何种境地呢？敌骑深入，平津沦陷，我们大家都流亡到南岳山中……先生低声叹息，课堂鸦雀无声，窗外刮着阵阵秋风……
　　在外文系里，吴达元先生是我一生最难忘而受到深刻影响的教授之一。从南岳而蒙自而昆明，我在吴先生教导下，学习法文整整三年，从二年级到四年级。吴先生在全校是以极认真的教学方式出名的，他是一个严格要求学生的典范。我到现在还深深地记住他上课时的样子和神情，仿佛还听得见他叫我“赵瑞蕻，你解释下面几句！”的声音，一听我就紧张了，先生的面容立刻浮在眼前。上课时学生回答错了，他便不高兴蹙着眉头说：“回去好好准备！”答对了，他就笑眯眯地连声说：“tr■s
bien！tr■s bien！！”（很好！很好！）我们从《法语文法大全》（Fraser and Square：A New
Complete French Grammar），中经邵可侣（J. Reclus）选注的《近代法国文选》（Lectures
Modemes，此书有蔡元培序，一九三二年中华书局出版），直到四年级时跟吴先生读“三年法文”——采用莫里哀两个剧本Tartuff（达丢夫，即《伪君子》）和Amphitryon（安菲特利翁，古希腊神话中一个人物，西布斯城邦的王子），我所受的法语和法国文学的教育是较踏实的，较完善的。吴先生是我的恩师之一，我永远怀念他，感激他！那时四年级有一个上海来的漂亮温柔的陈福英女同学，与我一起上吴先生的课，总喜欢坐在我的旁边，要我多帮助她。每次吴先生叫她念，翻译一段时，她就轻轻地发抖了。我悄悄地对她说：“别怕！没关系，慢慢读下去……”她老叫我“Young
Poet”（年轻的诗人），几次说“Young
poet，你一定要好好帮我闯过法文这一关啊！”当然，靠她自己用功，最后她的“三年法文”还是及格了。其实，吴先生虽然严厉，但他十分直爽，平易近人，极关心学生的学业进步。一九四四年我在重庆翻译的《红与黑》初版本出版后，寄赠一本给吴先生（那时他在昆明），他很快就写信鼓励我说：“你做了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在这炮火连天中，这本名著翻译过来会给人带来一股清醒，振作起来的力量。”（这是国内《红与黑》中译本最早的几句评论。你看，当时吴先生的眼光多锐利！他的见解比起解放后许多大大小小文章集中火力批判《红与黑》，说它是一株大毒草，不知高明多少倍了！）一九四九年七月，我和杨苡带了两个孩子到天津我岳母家，几天后我独自到北京拜访沈从文先生，也到清华园看望吴先生，畅谈别后情况，他一定要留我吃中饭，说可以多聊聊。临走时，他送我一本他翻译的博马舍《费嘉乐的结婚》作为纪念。此书我珍藏至今，后来我在南京大学教外国文学史时，曾对照法文原著精读了两遍，惊叹先生译笔忠实而流利，又能保持原作风味。我在课堂上以吴先生的译文朗诵了该剧第五幕第三场费嘉乐有名的独白。一九七三年秋，杨宪益夫妇出狱后不久，我和杨苡到北京探望时，我也到北大燕东园拜访吴先生，那时他已患咽喉癌开刀，声音嘶哑，但仍高兴和我谈谈，我十分难过。三年后，先生辞世了，才七十一岁。
　　在蒙自时，我还怀着极大的兴趣去听钱穆先生的《中国通史》课，那时他四十三岁，正是盛年，精力充沛，高声讲课，史实既熟悉又任意评论，有独特的见解；说到有趣的事，时不时地朗朗发笑。我记得他说《论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一句里的“朋”不是一般所说的朋友，而是指孔门七十二弟子。一个人的学问有弟子来切磋，那多好。学问本来是集体的，是共同事业。所以古人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孔子就是看待学生如朋友一样。古代称学生为弟子很有道理。还有，老师去世了，孔子，宋代的朱熹，明代的王阳明死了，主持丧事的人，都是学生，家里人倒反跟在后头。这都是咱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校史》上说钱先生“对中国民族文化有精辟的认识和深厚的感情，因而主张民族文化决定历史的进程”。钱先生在他的《回忆西南联大蒙自分校》一文中，提到陈梦家和赵萝蕤夫妇，时常来往谈谈；还特别指出陈梦家热忱地劝他撰写《国史大纲》。他说：“余之有意写《国史大纲》一书，实梦家两夕话促成之。”这点也很可以说明当时同事之间，长者与晚辈之间的美好关系，一种可贵的情谊。在蒙自时我常看见陈、赵两位在南湖边散步。陈梦家先生教文字学课，穿着蓝布大褂，布鞋，手里老拿着一个灰布包，里头装着书和讲义走进海关大院去上课。他那时对上古先秦史、甲骨文已很有研究了。赵萝蕤学长一九三六年已译了T.
艾略特的《荒原》出版，叶公超先生写了一篇极好的序。我那时看见她比较瘦，修长的体态，很潇洒。钱文中说及赵萝蕤从前在燕园时“追逐有人，而独赏梦家长衫落拓，有中国文学家味，遂赋于归”。陈先生在抗战胜利前后，曾到欧美讲学，搜集我国流失在海外青铜器资料，作出了贡献。他解放后在清华任教，后调考古研究所工作，确是一位勤奋有为的学者。可是后来“文革”一开始，他就受迫害蒙冤自杀了！才五十五岁！这样一位热爱祖国文化，上古史、古代神话、甲骨文的专家教授，又是一位很有成就的新诗人，怎么也逃不掉“罪恶的黑手”，死于非命？西南联大有许多师生后来受尽折磨，含冤自杀的就有不少个，陈梦家之死也是个例子。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在广州越秀宾馆召开全国外国文学工作规划会议时，我和赵萝蕤学长很巧住在靠近的房间里，有较多的机会谈谈。有一次我问她有关陈梦家的不幸事，她不愿多谈，沉默好久。我知道她多痛苦！如今，她也去世了，而她在外国文学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她的《荒原》和《草叶集》等的译介，她与吴达元、杨周翰合编的《欧洲文学史》等业绩将永远留在人间！
《校史》上说：“西南联大集中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所著名大学的著名教授。文科的教授，大多数是中西兼通的学者。专长外国语言文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的名教授，无不具有深厚的国学基础以及对本国国情较深入的了解。擅长中国文史哲方面研究的名教授，有的将外国进行学科研究的方法和手段运用到处理中国传统的学科，已在一些领域取得卓越的成就。”我们文科学生就在这许多教授的循循善诱和潜移默化中，尊师爱徒的优秀传统下，受到了亲切的教育。那时部分教授还在外面自办杂志，如《今日评论》、《当代评论》、《战国策》等；也在《中央日报》编个文艺副刊，这都是发言据点，制造舆论的地盘。许多老师认真教学外，坚持写东西，沈从文先生是一个。他的《云南看云》就是一篇很有分量很有见解的散文，他指出：“……战争背后还有个庄严伟大的理想……不仅是我们要发展，要生存，还要为后人设想，使他们活在这片土地上更好一点，更像人一点！”总之，他们都是在各自专业中走着一条独立思考，自由探索的道路而取得了各自的成绩的。同学们除了上课听讲外，还参加许多其他活动，组织各种社团（成立了一个“联大剧团”，曾演出《祖国》、《原野》等，轰动一时），可以随时随意去听各种政治立场、各种学术观点的公开演讲；演讲者可以“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足以反映学校继承了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传统，并倡导科学和民主的精神”（《校史·概论》）。我们的“南湖诗社”后来改称为“高原文学社”，每两周进行一次活动，吸引了许多同学。或者去参加各种形式的活动，如“七七”抗战纪念会、五四运动纪念会、文艺报告会、诗歌朗诵会、歌咏队等等。校园里还有一个“民主墙”，上面贴了各种壁报，五花八门，各有特色。谁都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对时局的评论等，甚至把一篇散文，一首诗，一篇小论文贴在上边，看的人很多，教师们也常来看看。闻一多先生写文章，大谈田间，非常赞赏田间的诗，还有艾青（后来他还朗诵了艾青的《大堰河》），认为他们是“时代的鼓手”。他大胆地提出“儒家、道家、墨家是偷儿、骗子、土匪”；他说，在中国历史上屈原是唯一一个有资格被称为人民诗人的诗人。在一次演讲时，他赞扬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说这是文学创作的一条大道。一九四四年在纪念鲁迅逝世八周年大会上，闻先生慷慨激昂地说：从前我们在北平骂鲁迅，看不起他，说他是海派，现在，我要向他忏悔，鲁迅对，我们骂错了！海派为什么就要不得，我们要清高，清高到国家这步田地！别人说我和政治活动的人来往，是的，我就是要和他们来往。
　　这一切就是西南联大的精神。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我愿意在这里再引已故国际数学哲学著名学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王浩学长在《谁也不怕谁的日子》一文中说的几句话：
　　当时，昆明的物质生活异常清苦，但师生们精神生活却很丰富。教授们为热心学习的学生提供了许多自由选择的好机会；同学们相处融洽无间，牵挂很少却精神旺盛。当时的联大有“民主堡垒”之称。身临其境的人感到最亲切的就是“堡垒”之内的民主作风。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资历与地位，可以说谁也不怕谁。
　　尽管那时物价飞涨，生活越来越艰苦，联大师生在外兼职兼课（教家馆等），打工干活维持生活的多得很，比如闻先生替人刻图章，等等。除了少数有钱人家的子女和一些不好好念书，在外边做生意，搞投机倒把的学生（滇缅公路开通时，也有人来回跑仰光，发“国难财”的，但这些只是极少数，个别人）外，绝大部分同学是清苦的、勤奋的、积极向上的。头几年大家成天穿着黄色校服，因日晒雨打，逐渐褪色，变成灰色了；冷天披件黑棉衣（这都是长沙临大搬家时学校发给学生的）。一路穿到蒙自穿到昆明，换洗的衣服少得可怜，这是当年流亡学生的标志。大多数人的住处不必说了，“那时联大的教室是铁皮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几年之后，满是泥垢；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这几句是杨振宁学长在《读书教学四十年》一文里“扎实的基础，西南联大”一小节中说的。这个后来得了诺贝尔奖金的大科学家年轻时就是在这么个环境中长成起来的。在这里，我想抄录我在一九八八年纪念联大五十周年时写的一首小诗以作印证：
　　西 南 联 大 颂
　　八个年头！那么艰苦，又那么香甜，
　　在南天，壮丽群山翠湖边，
　　双层破床，雨漏点灯读书；
　　师生情谊犹如一泓清泉。
　 在茶馆里谈心，红了耳朵争论，
　　追求民主真理，有个共同的信念。
　　狂炸中仍然弦歌不绝——
　　联大啊！早已开花结果，在海角天边。
　　我多么怀念在西南联大学习那三年珍贵的时间！我多么怀念那许多敬爱的老师们！我多么怀念那许多年轻有为、相亲共进的同学们！在南岳山中，在蒙自湖畔，在滇池边上，在昆明城中，翠湖的堤岸上……我们度过的日日夜夜是值得留恋，永远缅怀的！冯至先生在他的《昆明往事》这篇回忆散文里一开头就这么写着：
如果有人问我，“你一生中最怀念的是什么地方？”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是“昆明”。如果他继续问下去，“在什么地方你的生活最苦，回想起来又最甜？在什么地方你常常生病，病后反而觉得更健康？什么地方你又教书，又写作，又忙于油、盐、柴、米，而不感到矛盾？”我可以一连串地回答：“都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
　　冯至先生一九三八年底到了昆明，正是日寇凶焰越来越烧入内地，武汉失守，广州沦陷，长沙大火以后不久的时候，那时他三十三岁。他在联大边教德文，边研究歌德和杜甫，为他以后的专著作了最充分的准备。艰苦生活和轰炸没有打断他的追求精神，贡献他自己一份力量；他开始创作十四行诗，为现代新诗打开了一条哲理沉思的道路。冯先生指出西南联大“绝大多数教职员都是安贫守贱，辛辛苦苦地从事本位工作”。是啊，安贫守贱，再加上乐道——这个“道”就是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勇于探索，敢于批判，“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既有中华情结，又抱世界胸怀，或者正如吴宓先生所一再强调的“Plain
living and high
thinking”（生活朴素，思想高超。原句是英国浪漫主义大诗人华兹华斯的名言），这也都是西南联大的精神。
　　总之，“联大所以能培养出众多人才，与联大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学风和政治环境有密切关系”（《校史》第六十九页）。
　　抗战时期，中国的文化中心在昆明，因为昆明有西南联大。
　　团结，宽容，互相促进，坚持独立自主精神，追求真理，要求民主自由；愤怒谴责国民党一党专政，贪污腐败和法西斯暴行——西南联大这个“民主堡垒”，不是日寇炸弹所能摧毁的，也不是任何反动腐朽的势力所能消灭的。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所走过的道路及其后来的命运令人感慨不已，值得后人深入研究。我相信一定会有人写出一本专著大书，以启示未来热心的人们。
　　我相信卢梭的一句话——Le temps peut lever bien des
voiles（时间会揭开重重帷幕，也可以说“发历史未发之覆”）。
　　最后，引王力先生《缅怀西南联合大学》一诗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一首“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西南联大纪念碑文中语）的协奏曲：
　　卢沟变后始南迁，
　　三校联肩共八年。
　　饮水曲肱成学业，
　　盖茅筑室作经筵。
　　熊熊火炬穷阴夜，
　　耿耿银河欲曙天。
　　此是光辉史一页，
　　应叫青史有专篇。
　　一九九八年春三月写完
来源：人人网刘云山的日志
云南最早开放的城市
充满着浪漫异国情调的建筑
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在过桥米线与法国香水的夹缝中行走
　　光绪十三年（1887年）的夏天，地处大清国边鄙之地的小城蒙自在烈日下尤其显得燥热。城外的南湖，一碧千顷，中有三山毓秀，亭台楼阁之胜，是边城最著名的风景。天热得难耐，南湖自然是最好的去处，无论是贩夫走卒，还是城里的老爷太太，都要到这里消消暑，品茗乘凉。这人一多了，就难免议论时局，特别是在这个多事的年头。
　　前两年，就听说法国人占了南边的越南，不少逃难的人跑到蒙自。接着，又说法国人要沿着红河上来，到个旧抢大锡，许多有钱人都准备往昆明跑。后来岑毓英岑大人带兵下来了，城里满街都是绿营，乱哄哄的。再往后，隔着山都能听到前面的炮声，一队队人马增援上去，尸体、伤员抬下来，让人看着心寒，这可是和法国人打，几十年了，中国人就没能打赢法国人，连北京城都丢了，更别说一个小小的蒙自县。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这次居然打赢了。
　　逃走的人都回来了，生活又恢复到往昔的平静，该种地的种地，该做生意的做生意，该读书的准备考秀才……也许一切只是历史的一个小插曲，几千年都这样过来了，还能怎么样呢？但世事总有例外，刚建成不久的电报局里传来消息：朝廷同意蒙自开关设领，法国人要来了！
　　为了追寻这100多年来的历史，我们在南湖的周边察勘着古旧的房屋，访问着白发的老者。也许是时间流逝得太快，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大多已经作古，剩下的只是无言的书页，和承载了太多鲜为人知的秘密的建筑。
　　当年显赫一时的法国领事馆，已经淹没在一片各式各样的建筑群中，让我们整整找了两天。隐蔽的院落，普通的平房，如果不是向导的坚持，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大法国领事府”。墙体有些开裂。这排废弃的建筑，如今成了附近工地的民工临时的住宅，当然，他们并不知道这里最早的主人是谁。院里的老树依然苍劲挺拔，不管树下是品着波尔多葡萄酒的法兰西贵族，还是端着大碗吃饭的四川民工。
　　蒙自是滇南的中心，经蒙自到越南海防的糜冷古道自古以来就是云南出海的最近通道；而且，当时归蒙自管辖的个旧盛产重要的工业原料——锡。这一切早就被垂涎三尺的法国人看在眼里，为了打通进入中国西南的大门，不惜发动了中法战争。
　　法国人是1889年来的，随着中法战争的结束，中国“不败而败”，腐朽无能的清政府与法国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其中规定蒙自和蛮耗（现属个旧）为中越边境上的通商口岸，法国派驻领事官员；并规定法国商品由此入境享有减税特权。
　　在原哥胪士洋行的楼上，县文管所办了一个反映蒙自近代史的展览，里面有一幅画：蒙自东门外的南湖畔，林立着众多中西式建筑，形成一个繁华的商业区，东西方各国人来来往往。这是一幅真实的画面，虽然那已是百多年前的景象，但当我们沿着南湖东岸行走的时候，看到了一幢幢画里的房屋——哥胪士洋行、法国花园、海关、医院、监狱……只是没有了那些金发碧眼的洋人。
　　实际上，大部分的建筑已经消失了，仅存的这几幢也是有关部门费尽心思才得以留下。经历了近百年的风风雨雨，不管是见证了掠夺，还是见证了繁荣，这几幢房屋的价值是巨大的，它使我们知道了蒙自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如果时空能够转移，我们看到的绝不仅仅是这些。以海关为中心，整个南湖东岸是一个庞大的外国人聚居区，这里有法国、意大利、美国、德国、日本五个国家的领事馆，数十家外国洋行等企业，包括银行、贸易、酒店、仓储、娱乐等，还有一条以越南人为主的街道。而县城的西门外也形成了一个商号店铺、鳞次栉比的商贸区，集中了由中国人开办的外贸商号和各种服务行业。
　　蒙自是云南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有人说它就是当年大西南的香港。在开关前，县城人口不到2000人。开关后涌入了15个国家以及国内、省内大量人口，到1896年已超过万人，1906年达到4万人口。从1889年开关到1910年滇越铁路开通前的22年，蒙自进出口总额达到1亿多关平两，占全省贸易总额的80%以上，远远超过思茅和腾冲。在铁路没有修通前，主要靠马帮和木船运输，从昆明至蒙自，马帮驮运，9天；蒙自到蛮耗，马帮驮运，2天；蛮耗至河内，木船运输，下行12天，上行19天；到河内就可以换乘海轮。现在在蒙自通往蛮耗的古道上，我们还能看见深深的马蹄印，这些蹄印是每年超过20万匹次的驮着货物的马踩出来的。在这些数字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巨大的商业利益，蒙自由一个边陲小城一跃而成商业中心。
　　蒙自口岸出口的商品有矿产品、农副产品和土特产60余种，其中最主要的是个旧出产的大锡。1889年至1910年，大锡的出口值共计4亿多关平两，占同期出口总值的80.43%。经蒙自关进口的商品多达百余种，主要有棉花、棉布、煤油、五金机械、粮食、烟草、染料、军火等十种。80%的进口商品由蒙自转销云南内地和贵州、四川的部分地区，1910年以前，在当时全省21个府厅中，有20个府厅共计93个县城，远至滇西丽江、中甸，都是蒙自口岸进口商品的销售市场。
　　运作这些庞大交易的是48家国内大商号和20几家外国洋行。国内商号著名的有“滇帮八大号”和“广帮八大号”，这些商号总号在蒙自，分号遍及全省、香港和东南亚各地，几乎垄断了大锡的出口和国内市场，同军阀政府、洋人都有紧密的关系。走进现在的红河州委党校，里面有一个阔大的院落，共四进四院
90 间楼房，占地
2千多平方米，院内花木扶疏，竹树成荫，建筑宏伟豪华而不失雅致。这个大院就是当年“滇帮八大号”之首的“顺成号”老板周柏斋的住宅。周家靠炼锡起家，到周柏斋一代，已成为云南有名的巨富，整个蒙自城，有一半的房子是周家的；整个蒙自县，有3万亩良田是周家的。对周柏斋其人，有的说是土豪恶霸，有的说是开明绅士，算是毁誉参半，但这个人对当时滇南的政治、经济都有极大的影响力。
　　外国洋行中最有名的是哥胪士洋行。它是在蒙自经营时间最长（35年），经营种类最全，最守信誉的洋行；附设的哥胪士酒店也是当时最豪华的酒店。最主要的是它的房子是蒙自至今保存最完好，规模最大的西式建筑，已成为每一个游客必临之处。现在的哥胪士洋行，楼前被开辟为广场，绿草如茵，面临南湖，每天清晨都有不少老人来这里锻炼身体，自娱自乐。二楼是蒙自历史展览，一楼开了一家餐厅，仍然沿用了哥胪士洋行酒楼的名称，只是老板换成了昆明人，生意特别的好。
　　哥胪士（Kalos）是希腊语，哥胪士兄弟是希腊人。两兄弟是怎么跑来中国的已不可考，大概是在本国混得不好，就想到东方来淘金，刚好法国在修滇越铁路，两人就成了工人。后来仗着是西方人的关系，在法国领事馆对面开了个卖日用百货的小店，一来二去和法国领事混熟了。辛亥革命时，蒙自发生了一起“火烧洋关”的事件，哥胪士的小店也被烧了，甚至有人传说哥胪士乘混乱自己烧的。由于是针对洋人的行动，各国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赔偿。哥胪士在法国领事支持下，借此机会，得到了大笔赔偿金，建起了哥胪士洋行，以后又陆续扩建了酒店等设施。
　　唯一在世的哥胪士洋行的职员普明生老人，今年已经87岁了。老人的耳朵不太好，我们每问一个问题都要凑到他的耳边大嚷大叫。他1937年到哥胪士洋行做店员，干了5年，1940年末日本占领越南后，断绝了货源，洋行就彻底关门了。他说：哥胪士两兄弟，是希腊的伊斯兰教信徒，当时在蒙自县城、碧色寨、昆明和越南海防都有分店。商行里有5个店员，都是中国人；后面的酒店有9个人，中国和越南人都有。我们卖的东西很多，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只要你拿着钱进来，从一根针到建筑用的钢筋、水泥，而且哪个国家的都有。
　　普老耳朵不好，记性却十分好。他说得高兴起来，还讲起许多法文单词，什么“孟软米西”是“早安”，我们也听不懂。聊起他的收入，他说：“工资是100元，相当于100个大洋（半开），可以买4担米。”据我所知，当时一般人的收入每月不过几元到十几元，看来外资企业什么时候工资都比较高。他又说：“二战爆发以后，老板就跑了，我们每个月把收的货款汇过去；1938年的时候，西南联大搬来了，老师、学生就住在楼上，经常来买东西，当时也不认识，后来看了照片才知道楼上第四格住的是闻一多。再后来是美国飞行员来的多，他们喜欢喝饮料。1940年以后路断了，就关门了，老板再也没有消息。”
　　像普明生这样的老人大多都已经去了，这是自然法则。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以后，贸易中心开始北移昆明；1932年，法国领事馆和海关也移往昆明；1940年，日本入侵越南，蒙自从此封关；以后，邻国数十年的战乱，繁华的口岸又折回它最初的起点——边陲小城。
　　在蒙自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哥胪士洋行，一座口岸蒙自的最后见证，一座有着希腊的古典和法国的浪漫的建筑。在初冬起了薄雾的清晨，总让人想起印象派大师的作品,米黄色的墙壁，深褐色的百叶窗，街边的法国梧桐，弥漫着水汽的南湖。如果要与一个梦中的女子邂逅，我选择这里。
　　一座宁静而古老的边城，田野里辛勤劳作的农夫，庭院中传来织机的唧唧声，街头走过的妇女撑着缀着缨子的玫瑰色绸伞，遮住她们姣好的面容。突然，这一切破碎了，就像南湖的水面被一块石头激起的涟漪一般，久久不能恢复。十九世纪末的一天，蒙自从600多年的梦中被惊醒，因为一群不速之客的到来。
　　越来越多的黄头发、蓝眼睛、高鼻子的“洋老咪”（蒙自人过去对西方人的俗称）走进了蒙自的大街小巷，皮鞋踩上青石板发出从未有过的声响，法国香水的气味淡淡地飘在空中。不知道那些不远万里来到云南的“洋老咪”吃起过桥米线时心里想的什么?
吃完以后，肯定回去对没有吃过的同伴尊尊告诫：一定要自带叉子，用中国人的两根棍子是无法把米线送进嘴里去的；然后，张开都是大泡的嘴——千万不要喝汤！千万不要喝那个该死的汤！
　　“洋老咪”们的到来让蒙自城里的老少爷们开了眼，终于看到“西洋景”了。“洋老咪”不仅长得怪异，穿的也跟咱儿不一样，头上还倒扣个盘子，说话也和鸟叫差不多。“洋老咪”不喝茶，喜欢喝一种苦苦的像中药一样的东西。“洋老咪”喜欢两个人隔着网用拍子对打一个茸茸的小球，要不然就是一群人抢一个大球，把它仍到挂在墙上的圆圈里。还有那些洋女人，伞也不打，露着胸脯招摇过市，简直是没有教养。
　　好在蒙自人很快就接受了种种变化，到1894年的时候，一个叫亨利·奥尔良的法国人写到：“居民对来来往往的白种人早已司空见惯，我们的经过也显得若有若无。”口岸的设立，最大的好处是市面繁荣，人们都能找到赚钱的路子，于是对那些洋人也就不太反感了。
既然要赚钱，那就要和洋人打交道。首先是有钱的老爷们，率先开放了，到洋人的府上去做客，茶是没得喝了，就尝一尝咖啡，喝了几次倒喝上瘾了；水烟筒放下了，手指间夹起了“哈德门”香烟；长袍往上一卷，笨拙地挥起网球拍。而且洋人带来的东西确实好使，洋布就是比土布耐用，还挺括；“红毛泥”（水泥）盖房子比土坯房板扎；西药比中药治病来得快；吃腻了米线、年糕，换成面包、牛奶味道也很不错……
　　洋人带来的新鲜事物，蒙自人确实接受得很快。1886年，架设京鄂川滇有线电报，从北京到蒙自；1888年，架设滇桂线，从蒙自到百色；1890年，又架设了中越国际线，蒙自到越南老街。1886年创办的蒙自电报局是云南最早的电报局，1897年设立的大清蒙自邮政总局是云南最早的邮政局。1920年，蒙自就开办了市内和长途电话业务。
　　1894年，琐尔弗带着刚问世不久的照相机到蒙自摄影。
　　1889年，蒙自海关建成的同时，就建成了一块网球场，供海关和法国领事馆的官员打球。也有一些中国和外国商人参与其中，逐渐在蒙自推广开来。1911年，广东商人和本地商人建成两块足球场和一块篮球场，开展活动。1918年，个碧铁路公司建成中国人自建的“三合土”网、篮球共用场。1933年，碧色寨商人组建网球队。同年，县城商人组建足、篮球混合队，1935年，碧色寨商人也组建足球队。开始组织比赛，有县城、新安所、碧色寨、沙甸、当地中国驻军、美国航空队和滇越铁路足球队（法国人和越南人组成）等队参加。
　　1903年，法国人在东门外创办第一家西医院，有法籍、越籍医生各一人，护士6人。门诊每次0.5元，贫病者0.2元。还在县城内开设分院。
　　1905年，法国人在蒙自城开出第一家法兰西风格的“滇越铁路酒吧间”，也算是云南最早的酒吧。
　　1906年，法国领事馆和蒙自地方政府创办中法学堂，学习法文、国文、数学、史地、工程技术等。中法学堂主要是为正在紧张修建中的滇越铁路培养日后通车时所需的铁路职员。符合招收条件的学生入学一律免交学费，供给书籍和一切学习用品，重点学习法文，同时学习中文、数学、史地和工程技术等课程。
　　1907年，法国人在中法学堂内放映无声电影《家丁报仇》，以后法国人还在哥胪士洋行等地放映过。1920年，县城江西会馆创办第一家电影院，以后又有多家，把宗祠、文庙都改成了电影院。一等票价0.15元，二等票价0.10元。一个人放，一个人讲解，放映美国卓别林的喜剧片以及国产电影《关东大侠》、《火烧红莲寺》等。
　　1908年，蒙自地主李振域、王景雍与法国人合办捷兴农业公司，购有农业机器。1912年，法国人德第创办蔬菜农场，占地100多亩，雇用农业工人生产蔬菜。
　　1909年，蒙自人曹文渊创办六艺林书局，主营印刷和图书发行，垄断滇南图书发行市场到1949年。这家书局是云南较早的现代印刷企业，能印照相版、铜版和胶版。
　　1910年云南最早的铁路——滇越铁路通车。1925年机场建成，蒙自人王维玉创办云福运输公司，购买两架美国运输机，开展蒙自到昆明和越南海防的客货运输。
　　1915年，法国人准备在蒙自建电厂，国人闻知后，开始筹办，由县商会筹资10万元，开办大光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购得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产的发电设备。1917年电厂竣工，开始向蒙自和个旧供电。
　　1935年，云南省政府在草坝创办开蒙垦殖局，建成8万多亩农田的国有农场，重视农业科技，试验各种优良品种，象云南烤烟的当家品种“红花大金元”就是在草坝种植成功的。1938年，还引进了一台拖拉机，是云南第一台。30年代，在新安所还建成云南第一，中国第二个沼气池，用来点灯，被当地人称为“粪灯”。
　　毋庸置疑，1889年蒙自开关通商，标志着云南省对外开放的大门被打开了。蒙自的通关，极大地推动了云南商品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西方文化的传播，象中法学堂的开办，使许多新青年更多地了解了外面世界和西方文化，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成为本土的第一代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这是完全有别于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教育的一种全新的教育方式，在校学生通过接受先进良好的文化教育，逐渐树立起民主、自由、平等与科学的思想观念。正因为接触了世界，看到了自己的落后，革命在蒙自风起云涌，从辛亥革命、护国运动到1928年10月，中共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蒙自查尼皮召开。正像中国革命的策源地都是在上海、广州这些通商口岸一样，蒙自同样有着开放的思想，有着滇越铁路和个旧锡矿的众多的产业工人。
　　但蒙自最终没有成为香港抑或上海那样的大都市，历史仿佛和我们开了个玩笑。在蒙自开关100多年以后，我们无法在蒙自找到曾经开放的痕迹，除了那几幢饱经沧桑的房屋。在蒙自，我们看到的是和别的城市一样的20年来重新开放的变化，过去的辉煌只沉淀在书页和老人的记忆里。随着东亚大陆桥的建设，蒙自必将走向新的辉煌。
　　这次到蒙自之前，我读了朱自清先生写的《蒙自杂记》，开头的一段写道：“蒙自小得好，人少得好。看惯了大城的人，见了蒙自的城圈儿会觉得像玩具似的，正像坐惯了普通火车的人，乍踏上个碧石小火车，会觉得像玩具似的一样。但是住下来，就渐渐觉得有意思。城里只有一条大街，不消几趟就走熟了。书店、文具店、点心店、电筒店，差不多闭了眼可以找到门儿。城外的名胜去处，南湖，湖里有崧山、军山、三山公园，一下午便可走遍，怪省力的。不论城里城外，在路上走，有时候会看不见一个人。整个儿天地仿佛是自己的；自我扩展到无穷远，无穷大。这教我想起了台州和白马湖，在这两处住的时候，也有这种静味。”半个多世纪过去，朱先生笔下的蒙自的“静味”，已不复存在了！人多了，房子多了，街道也多了。
　　沿着朱先生的足迹漫步于蒙自街头，在老城的热闹处桂林街有一处传统的建筑，是当年开航空公司的王维玉的住宅，现在叫做老房子茶餐厅。里面格局依旧，走马转角的四合院，雕花门窗，仍是古意盎然。在这里品茶，可以把闹市的喧嚣弃之门外，如果执一书卷，60多年前蒙自的“静味”由然而生，天地之间仿佛只剩下了自我。其实，在1938年的夏天，包括朱自清先生在内的数十位文化大师也和我现在一样，坐在王家大院、杜家大院，或者哥胪士酒店的阳台上，品味着边城的静谧，让自己的思想在无穷远、无穷大的天地间翱翔。
　　1932年，海关迁往昆明以后，蒙自的中心地位不再，曾经繁华一时的小城慢慢又回到它固有的节律上，走向边地的沉寂。但卢沟桥的枪声响彻了整个中国，就连数千公里之遥的蒙自也像死水微澜一般，被激起阵阵涟漪。特别是赫赫有名的西南联大来到这里。这所抗战期间由北大、清华和南开组成的大学的文法学院一度曾搬到蒙自，小城骤然间满座衣冠，一流的学生，一流的教授，看看这些名字：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冯友兰、陈岱孙、沈从文、钱穆、吴宓、郑天挺、刘文典、傅斯年、潘光旦、金岳霖……几乎云集了中国近半的文化大师。
　　当年被誉为“教授之教授”、“全中国最博学之人”的陈寅恪先生在广东任教时，人们都说：只要有陈先生在，谁敢说岭南没有文化。把这句话推而广之，1938年的春夏之季，蒙自极有文化。一个相对落后的地方随着这些文化人的到来，受到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一股新风吹进了沉寂多时的边陲。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生。联大的师生是怀着一种悲愤的心情来到蒙自的，名扬中外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因湖寄兴赋诗南湖，陈先生住在哥胪士酒店的楼上，当时他只身到蒙自任教，父亲因敌寇入侵绝食而死，自己又患了目疾，每天看着南湖美丽的景色，想起的是北京的什刹海，心忧国事，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回到清华园。陈先生最终也没有再看见旧京的海子，抗战结束后，他已经双目失明了。
每一个来到蒙自的师生大多是怀着这种美丽同时又如是伤感的回忆，小城是如斯的美丽与安祥，而国家又是如此地动荡。但学业仍要继续下去，很快他们就适应了大都市和小县城的反差，开始了一段新的生活。
　　联大的教授许多都是国外留过学的，西方的文化自然不会陌生。刚好作为教室的原海关旁边就有网球场，于是四位教授的身影经常出现。这四位是金岳霖、陈岱孙、赵乃博、浦薛凤。陈先生风度翩翩，赵乃博先生穿中式短裤褂。他们的球艺很娴熟，特别是陈先生打网球，频频上网拦击制胜，引人注目。
　　潘光旦教授是研究心理学的。当时蒙自多鼠，潘先生深受其苦，只好张夹设笼进行捕捉。一日捕得硕鼠10多只，便请夫人做成莱。夫人皱眉问道：“我们伙食虽不算好，也常有鱼有肉，今天为何叫我做这苦差事?”
潘光旦解释道：“我这是为了学术研究，请你一定要帮助我。”夫人无奈，只好勉为其难。夫人一向善于治羹，煮熟后果然甘香扑鼻。潘先生大喜，随即邀来共同研究心理学的同事和学生数人，诡称偶获野味，欲与诸位分享。鼠肉端上桌来，潘先生带头大嚼，众宴客亦举箸共食。然而咀嚼再三，竟不辨是何动物。一客问道：“此肉细嫩，味道鲜美，但不知是何野味?”
潘先生笑答道：“鼠肉。”
此二字一出，想再吃一块的忽然停住了筷子，嘴里正在咀嚼的吐了出来，还有紧锁双眉、喉痒欲吐的，潘光旦一再保证，其中绝无有害健康的物质，并以身作则，继续食用。但无任他怎么劝诱，直至餐毕，终无问津者。潘先生大笑道：“我又在心理学上得一证明。”
　　金岳霖先生教逻辑。逻辑是西南联大规定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班上学生很多，上课在大教室，坐得满满的。在中学里没有听说有逻辑这门学问，大一的学生对这课很有兴趣。金先生上课有时要提问，那么多学生，他不能都叫得上名字来，联大是没有点名册的。他有时一上课就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衣的女同学就都有点紧张，又有点兴奋。于是联大女生在蓝阴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红毛衣成了一种风气。因为问题回答得流利清楚，也是件出风头的事。金先生很注意地听着，完了，说：“Yes！请坐！”
　　大部分的师生都是从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然后转火车到蒙自，而闻一多先生是走路来的蒙自。闻先生和10几位老师，284名学生组成了湘黔滇旅行团，由长沙经湘西入滇，全程1660多公里，步行约1300公里，历时68天。师生们一路调查、考察，采集标本，收集民歌、民谣，访问少数民族村寨，不仅经受了体力和意志的锻炼，还学到了许多课堂里、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但闻先生住进哥胪士酒店以后就再也不肯下楼，天天在房间里津津乐道于《诗经》和《楚辞》的研究。同住的郑天挺、陈寅恪、刘文典等人饭后喜欢散步，每次去邀请闻一多，都被他拒绝了，郑天挺先生说：“何妨一下楼呢。”
于是，这就成了闻一多的一个典故，一个雅号——“何妨一下楼主人”。闻先生后来下了楼，投身到民主革命中去，再也没有能够上楼。
　　学生们也有他们的玩法，后来成为诗人的穆旦和同学们成立了南湖诗社。而后来的外语教育家许国璋与爱好英文的同学成立了一个课外英文演说俱乐部，并取了一个颇为欧化的名字──“湖畔绅士”(Lakeside
Esquires)。“湖畔绅士”的会员均为文法学院各系三、四年级的男生，大家轮流作英文演讲，也欢迎女生来听。
　　师生们共同的爱好就是吃，蒙自著名的过桥米线（当时叫鸡汤米线）在他们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汪曾祺在一篇散文中写道：30年代，昆明电影院里放的都是美国电影，有一个略懂英语的人坐在包厢一角现场翻译，说个大意，叫做“演讲”。有一部影片中有一个情节，是约翰请玛丽去“开餐”，“演讲”的人翻译说：“玛丽呀，你要哪样？”楼下观众中有一个西南联大的同学大声答了一句：“两碗鸡汤米线！”
　　在哥胪士酒店的背后，有一条“越南街”，住的都是流落中国的越南侨民。随着联大的到来，这些侨民凭着他们在殖民地学到的手艺，开起了咖啡馆、西餐馆，成为师生们最喜欢光顾的地方。最著名的是南美西餐馆，老板是一个叫陈文龙的越南人，西餐馆里有一个越南美女，花容月貌，还会弹独弦琴，吸引了不少联大的“追星族”。不知是个学生，还是某大师，为这位美女写了首词：“樊口如樱小，蛮腰似柳缠，春风吹薄绿纱裳，细拨红牙，低奏月如霜。故国悲咽语，南疆懒化妆，凝眉泪转九回肠，愁对天涯，无语话沧桑。”
　　联大的到来，对蒙自的影响也是深远的。钱穆先生写到：“联大女生自北平来，本皆穿袜。但过香港，乃尽露双腿。蒙自女生亦效之。短裙露腿，赤足纳双履中，风气之变，其速又如此。”
忧国忧民的大学生们经常走上街头，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并办起了一所民众夜校，让许多蒙自人有了学习的机会。起初蒙自的卫生状况不太好，苍蝇多，朱自清先生说：“在街上笑了一下，一张口就飞进去一个。”
于是，联大师生就发动城中居民，开展声势浩大的灭蝇运动，使城内卫生有了极大的改观……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伊斯雷尔（John
Israel）在1980年6月到蒙自寻访联大师生的足迹后说：“从历史的观点看，现在的许多革新，当联大在蒙自阶段就已开始动起来了，这就是联大对蒙自的影响。”
　　但这最后的一丝波澜只有短短的半年，由于各种原因文法学院搬回了昆明。机遇再次与蒙自擦肩而过，直到21世纪。
　　在蒙自的最后一天，我们来到“越南街”，街上都是老式的木板房，透着许多的沧桑。县里的万犹麟老师对我们说，南美西餐馆的后人还在，当年开这家馆子的陈文龙曾经是越南最后一个皇帝保大的财政部长，亡国以后流亡中国。
　　我们挨家挨户寻找，终于找到了南美西餐馆的旧地，依然还是陈家住在里面。初见陈瑞华老人，这位陈文龙的大女儿，我们从她的轮廓可以看出她年轻时一定很漂亮，典型的西贡美女。她给我们谈起西餐馆的一些情况，但对她的家世一概否认，只说是在中国居住了几代的越南人。她有10个兄弟姊妹，5个回去了越南，5个还在中国，至今还是越南国籍。她说：“我老伴是中国人，子女也都是中国籍。我原来也申请过入籍，当时政府不批。现在人老了，也就算了。”
　　对这位边城最后的外国人，我们原本准备给她照张像，她怎么也不肯。也许这就是蒙自的故事，只能用文字来描述，而绝没有图像。岁月流逝，带走了往日的人和事。回望那充满着异国情调的哥胪士酒店，法国人来住过，又回到他们遥远的欧洲；蔡锷将军来住过，从这里走上护国的战场；朱自清、陈寅恪这些大师来住过，把边城蒙自变成不朽的文字……
冬日的清晨，哥胪士在我们的视野中远去。
蒲珍：西南联大生活散记
在西南联大学习三年(年)，无论是生活还是思想所受到的磨炼和熏陶都使我终身受益，从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至今回想起来往事历历在目。
　　先说校舍，除工学院在拓东路外，文、理、法三院都设在西郊，在那里因陋就简地搭建了一些房屋，称为“新校舍”，包括课堂、图书馆、饭厅和男生宿舍等。中间隔一条马路，东面称为“昆华食堂”的地方，有几间大屋子作为上大课(公共必修课)的课堂，再往东便是文林街、女生宿舍。
　　现在供人参观的设在“昆明师范大学”东南角的“联大教室”景点，原是西南联大心理系的旧址，是集办公室、会议室、教室、休息室为一体功能最齐全的一间，其它都是小教室，一律为铁皮屋顶，下雨时顶上丁当作响，届时讲课便得暂停。
　　一间男生宿舍挤若干张双层木床，除了睡觉便没有任何空间，有一次之钟半夜翻身从上铺掉了下来，居然没有受伤，原来地面是未经夯实的泥土。此事曾传为笑谈。
　　图书馆面积不大、藏书也不多(因“七七事变”爆发时，清华大学匆忙迁到长沙，成立“长沙临大”，半年后又被迫转移到昆明，大部分图书设备都丢在长沙了)，可是一到晚七点图书馆门前还是挤满了排队的人，没有抢到座位的才到文林街的茶馆里去念书。
　　除少数滇川富家子弟和华侨以外，绝大多数是从沦陷区来的同学，他们都没有经济来源，学校的贷金只勉强够吃饭，其它的开支得自己去挣，晚上大多数人要去兼差，最普遍的是去业余学校讲课或为富家子弟当家教，还有人为解决经济困难，干脆休学到外县任教；此外，发挥专业所长有去企业当会计、去铁路当测量员的，如果待遇高干脆去卖苦力，如为美军机场卸货、为建筑老板当监工……总之，干什么活的都有。我曾在当地驻军的一个营长家为三个小孩当过晚自习老师，之钟在耀华电灯厂当过职工夜校的英文老师，还为开山炸石的邵老板(也是同学)押运过修路的碎石子。
　　虽然生活如此艰辛，但苦中有乐，稍有一点零钱便去吃一碗昆明特产米线(米粉)或饵块(一种米面做成的糕，炒或煮着吃)，价廉物美，可以解解馋。
　　老师们的生活也不比学生强多少，新校舍门前的马路上，每日早晨应时而设的早点摊，摆满了各种风味小吃，这是老师们解馋的地方。印象最深的要数冯友兰教授，他几乎每天都要吃一种糯米卷豆沙做的粑粑，站在那里用手捧着吃，长胡须上少不了要沾上一些糯米，也不在意。生物系主任李继侗教授还认真地评论说：“吃了这顿早点，一天的营养也就够了！”
　　当时的昆明四季如春，穿衣大都不用愁，教授、学生有一身长衫或一身西装就满可对付了，记得有一位名教授穿着破长衫拖着一双旧布鞋满街走，也无人笑话。之钟当时穿衣便是和他经济上不分家的挚友“合作”的：他有一件长衫，后者有一件旧西服上衣，出门时一中、一西挺像回事，可是长裤却只有三条，平时各穿一条，谁要换洗就先打招呼轮流穿第三条。这个秘密只有我知道。
　　当时学校的环境如此艰苦，却培养出了那么多杰出的人才。最突出的是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
蒙自：读城　读人　读书事
——2012年“世界读书日”专题报道
逛文化蒙自寻藏书品历史&&
蒙自城是云南省建县最早的24个千年古县之一，清末民初曾是云南省对外贸易的最大口岸。云南第一个海关、第一个电报局、第一个邮政局、第一个外国银行、第一条民营铁路、第一个外资企业、第一个驻滇领事馆、
&第一个火电站等诸多“第一”先后在这里产生。边地文化、中原文化、党史文化、军旅文化、西方文化在蒙自城交融沉积，让这座城市散发着璀璨夺目的历史文化气息。但是，随着城市的扩展和经济发展，现代人渐渐将前人读书、藏书的地方遗忘。于是，正值读书日，记者重访蒙自城内读书、藏书的故迹，再次走进蒙自历史的记忆，为你讲述那些读书的故事。
西南联大蒙自分校
文学大家曾传道授业&
1938年，中国的大地上战火纷飞、学不得其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至昆明，组建西南联大，而当时文法学院的学生则在朱自清、闻一多等文化大师、学界名流的带领下，坐着滇越铁路的小火车到达了碧色寨，又从碧色寨乘坐个碧石小寸轨来到了蒙自城。日，西
&南联大蒙自分校文法学院正式开学。同年8月月底，文法学院学生考试完毕，师生陆续回到昆明。9月3日，西南联大蒙自分校结束使命，正式结束。虽然西南联大蒙自分校仅仅存在了一百八十多天，但是，联大师生的到来，让蒙自成为历史上中国文化的高度传播点之一，在蒙自掀起
&了一波涟漪，公共卫生改善，男女同校的中学开始建立。在当时的蒙自，经常会看到一群风度翩翩的读书人，男的衬衣洁白，女的裙裾飘瓢，给蒙自本地人带来了震撼，蒙自的读书风气逐渐形成。
闻一多“一下楼”流芳百世
好学精神激励后人&
西南联大旧址，也就是南湖边上原来的哥胪士洋行。绕过西南联大蒙自分校的纪念碑，就可以看见西南联大“刚毅坚卓”四个大字的校训。往右走，则是部分西南联大教授和男同学的住宿区，有一个楼下挂着“一下楼”的牌子。据闻，“一下楼”是由文学大家闻一多的一个典故得名的。
据郑天挺《滇行记》里记载：“教授大多住法国银行和哥
&胪士洋行，抽签决定房间。我、闻一多、陈寅格、陈岱孙等十几人住哥胪士洋行楼上，楼下则住男同学。”所以，因此可得，闻一多当时是住在哥胪土洋行的二楼。远离前线、环境宁静的蒙自对闻一多来说，正是读书、研究的好地方，他一头扎进学术的象牙塔中。每天除吃饭、上课、如厕外，从早到晚他整天趴在书桌上不下楼。有一天郑天挺教授劝他：“一多啊，你何妨一下楼啊!”一时间，这个话竟不胫而走传开了去，成了闻—多的雅号。
如今，虽然时光飞逝，闻一多教授的风姿已经消逝在历史的岁月里，但是，他一如既往读书、研究的精神却随着“一下楼”的典故永远留在了蒙自，留给了蒙自城无数的莘莘学子。
道成书院到文澜高中　经历1
道成书院，也就是现在的文澜高级中学，从1891年成立至今，已经有120多年的历史。
在这段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它经历了十九次改名。
　1891年，临开广兵备道道尹陈灿，锐意兴学，原有“见湖”、“载道”、“观澜”三书院已
成废址．决定仿照省城“经正书院”规制，构屋藏书，选拔临安、开化、广南三府的优秀生员入学，创办了道成书院，又称三府书院。
从1891年至2006年，道成书院经历了蒙自师范学堂、省立第三模范中学、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云南省蒙自县第一高级中学、文澜高级中学、蒙自高级中学等名称的变更。&&&&
&2005年，蒙自县县委、县政府为解决高中瓶颈问题，投资1.6亿元的蒙自县第一高级中学新校区建成并投入使用。日经蒙自县县委政府决定，蒙自县第一高级中学实行分设办学。原蒙自县第一高级中学老校区保留“云南省一级三等学校”资格，更名为“文澜高级中学”。
　走进文澜高级中学，除了正对校门的两个古亭外，现代化的教学楼，宽阔的操场，都已经没有了往昔的痕迹。随后，在学校保安的指引下，记者来到了学校食堂背后的魁星阁。据闻，魁星阁修建于清康熙年间，有状元方可登阁之意。和教学楼的喧闹相比，这里显得格外宁静，魁星阁前盛开的象牙花，独自守候着这个古老的地方。
真名士自风流　蒙自自古多“书痴”&
程民：蒙自新华书店为他设了一个专柜&
程民，原蒙自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50年代读书、买书成痴的典型人物。但是，记者经过多方打听，终于了解到，由于程民先生今年80岁，早已经退休，现居昆明，只是隔一、两个月回蒙自一次，所以，记者没能见到程民先生本人，而是找到了程民先生的老友缪琨先生。缪琨先生同是蒙自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是和程民先生一同编制第—部《蒙自县县志》的人。
&据缪琨先生介绍，程民先生每个月都会用大部分工资来买书，家里摆满了书，像一个小型书库，以至于新华书店的店员和他都很熟稔。“到了后来，新华书店干脆给他设了一个专柜，一有新书到的时候，除了留一本给图书馆外，也会留一本给他。”缪琨先生笑着说，隔一段时间，程民先生就会去拿书，想买的带走，其他的则还给店员，不过，想买的占多数。“我以前也去帮程民先
&生搬过书，都是一摞一摞的，特别重!”&
另外，缪琨先生还给记者讲了程民先生刚开始到地方志办公室时的一个故事。在地方志办公室成立之初，上级给了程民先生2000元去筹办东西。于是，程民先生就拿出1500元买了书柜和书。“现在，我们地方志办公室档案室里老版的书，都是程民先生在任时候买的。”缪琨先生介绍。
万犹麟：家里随处有书　可顺手拈来&
如果要问现在谁最懂蒙自的历史，那答案无疑就是万犹麟。原本听闻万犹麟老师已经
81岁高龄，心想应该是一位慈祥的老爷爷。但是，当记者见到万犹麟老师的时候，心里着实惊了一把：81岁的老人，穿着短袖衬衣，脚上踏着一双运动鞋，眼睛炯炯有神。只是，耳朵有点听不见了。所以，采访时，记者必须在万犹麟老师的耳边大声地说话。
　万犹麟老师是学者，是书法家，也是摄影家。他对于蒙自的历史信手拈来，随便一段都是很少被人所知的故事。万犹麟老师爱买书，也爱读书。他说，家里的书随处都摆着，
&卧室、客厅、厨房、厕所，随手就可以拿来看。万犹麟老师的朋友打趣道：“我们的万犹麟老师躺着床上的时候，左边—本书，右边一本书，上面还放着一本书，都是睡在书堆里的。”
&&&&万犹麟老师求书若渴，自己想要收藏的书想方设法都想买。甚至，有一次为了买到一本书，就怂恿朋友去学校的图书馆里“偷拿”，然后以书遗失为名，照赔偿价来赔偿。但是，万犹麟老师也无奈地表示：“现在自己想要的书买不到，买得到的书却不是自己想要的。”所以，在采访的时候，万犹麟突然对记者说道：
&“我现在特别想要一本朱惠荣编译的《七侠客游记》，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绿色书皮，如果你能找到，就卖给我啊!”说着，他还用手比划了一下书的大小。
&&&&不过，万犹麟老师也说，现在的书包装越来越好，纸张用得越来越精美，也越来越贵了。“买得起的人很少，你可以去新华书店、新知图书城去看，瞧书的人还是多的，但是真正买的人少。”他介绍，《辞海》每十年出一本，但是价格却不一样，“79年出版的那本售价19块，89年出版的那本是88块，99年的那本就到了240块了”。
杨布衣：穷死的读书人&
杨布衣是他的笔名，真名他不愿意说，因为，他说：“我只是一个穷死的读书人。”杨布衣文化程度不高，工资不高，个子也不高，甚至外表还有点粗犷。如果不熟知他的人，不会想到他的藏书已经到上万册。
　杨布衣什么书都读，高雅的，旁门的，而且，他只愿意读一本本书，不愿意上网看书。他说：“我觉得，读书本才能让人有思考，产生思想的共鸣，上网只是一种浏览，只是速读，不会获取到什么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现在，杨布衣大部分的时
&间都会去图书馆借书，什么书都借，“我什么都想读一点”。
　刚开始，记者约采访的时候，杨布衣本来不愿意，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文化程度也不高，不用采访。后来，经过朋友的再三说服，才同意见面。后来，也让记者喜欢上这个汉子的性格。直爽，但不失礼。懂得思考，有些见解也能够发人思考。当记者询问他读书的原因时，他反问：“读书还需要原因吗?不就是因为自己愿意渎书，喜欢读嘛。”
来源：滇池晨报　记者：杨旭芬
&&& 文海微澜
任继愈西南联大二三事
难忘西南联大的点滴生活&&&
1939年，北大文科研究所在昆明恢复招生，由傅斯年主持。当时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有陈寅恪、向达、姚从吾、郑天挺（字毅生）、罗常培（字莘田）、罗庸、杨振声、汤用彤、贺麟、傅斯年等。这个阵容十分强大，几乎每一位教授都是大师级的。第一届研究生有任继愈、汪笺、王永兴、王玉哲、阴法鲁、阎文儒等十人。
师生们租了一幢三层楼的宿舍，在昆明靛花巷3号。后来由于昆明市区连遭日机轰炸，北大文科研究所迁往昆明北郊龙泉镇（俗称龙头村）外宝台山响应寺，那里距城二十余里，是个宁静优美的僻乡。每位研究生每月可以拿到50元的补助费，而当时一位中学教师的月薪也就100元。据任继愈的文章记录，师生们同灶吃饭，分在两个餐厅，因为房间小，一间屋摆不开两张饭桌。郑天挺担任文科研究所副所长（正所长是傅斯年先生，后来兼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常驻重庆）。罗莘田先生戏称大家过着古代书院生活，郑先生是书院的“山长”。任继愈的同学刘念和根据北大文科研究所正副所长的名字，灵机一动，编写了一个奇妙的对联：
傅所长是正所长，郑所长是副所长，正副所长；
贾宝玉乃真宝玉，甄宝玉乃假宝玉，真假宝玉。
学生开先生的玩笑，由此可见西南联大自由的学风，师生间无比融洽。根据任继愈的同学周法高回忆，任继愈是汤用彤先生的得意弟子，“人非常聪明，身体并不强壮，可是乒乓球打得很好，可能是反应较快的缘故吧。他的硕士论文是关于宋代理学所受禅宗的影响。”
1940年，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生李埏（后为云大教授，已故）考取了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导师是唐兰。1945年，李埏和赵毓兰女士结婚，婚礼设在金碧路冠生园，任继愈也应邀参加了婚礼。唐兰为新人亲书《李埏婚礼嘉宾题名》横幅，参加婚礼并在嘉宾题名上签名的有汤用彤、唐兰、闻一多、吴晗、郑天挺、罗庸、姚从吾、雷海宗、石峻等30多人。
直到晚年，任继愈经常回忆起在西南联大的那段时光。当时学校条件虽差，但很温馨，聚集了一批知识精英，学术气氛浓厚。联大教授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学生的观点不一定和教授保持一致。任继愈写道：“我记得一位同学也就是现在中山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专家，曾为西南联大中文系助教的吴宏聪，一次他的导师杨振声给他出了一篇《论曹禺》的题目，但因为自己的观点与老师不一样，他整整一周不敢见老师。老师得知后说，学生的观点不必要和教师一样，完全一样就不是做学问了，他这才放心地写出了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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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庆祝建校110年，校领导闵维和许智宏为任继愈颁发“杰出校友”奖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
汪曾祺先生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这是关注汪先生的人都知道的事实。但汪先生怎么就没有在西南联大毕业，这恐怕很少有人了解。
有一次在汪先生家，我问汪先生：“在西南联大您怎么没毕业？”汪先生的儿子汪朗笑着告诉我：“西南联大对体育要求很严格。老头儿体育考试总是不及格，所以就没有拿到西南联大的毕业证书。”其实汪朗说的这话，我认为并非全部是事实。汪先生在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先生，选修了沈从文先生的各体文习作和创作实习等三门课程。想必除了对沈先生的三门课程颇有兴致外，其余各科大都随兴之所至，想听就听，不想听就都溜之乎也了。只要一有机会，汪先生就和合得来的同学跑到茶馆里，一本书，一壶茶，一泡就是一整天。汪先生告诉我，他们那时可真都是穷学生，但都活得很自在。哪位同学衣兜里有了几个钱，他们就跑到小酒馆里，对酒当歌，总是尽兴而归。有一次，一位同学的家里给他寄来一件棉袍，这位老兄连包也没拆，便拿到昆明街头和人换了几个钱，跑到小酒馆里，一顿喝了个精光。每逢这样的时候，我想总少不了汪先生。有一回，汪先生喝酒喝得多了，便在昆明街头一躺，睡着了。不想，沈从文先生正好路过看见了，还以为是哪位酒徒喝多了，便过去扶。结果一看，不是别人，恰是他老先生的得意门徒汪曾祺，便把汪先生弄回家里，酽酽地泡了一壶浓茶，喂他喝了，才把酒劲醒过来。由此可见，汪先生在西南联大几年，我想其心思一定并不全在学业上，就像魏晋南北朝时的竹林七贤，而是一任自己兴之所至，放浪形骸，散淡处之，所以才没有毕业。
汪先生的夫人施松卿（毕业于西南联大西语系）接过话题说：“我那时听同学们说：中文系有个才子。”汪先生就笑着说：“我听说外文系有个林妹妹。心想：我去见见这个林妹妹。一见，是她！”我笑着接过话茬儿：“完了您们就……”于是，汪先生和夫人便会心地笑了。想想汪先生和夫人相敬如宾地一起生活了五十多年，那真是我这辈子见过的少有的好夫妻。举个例子，我每次到汪先生家，一拉起家常，总是忘记时间。每逢这时，汪夫人就和颜悦色地对汪先生说：“曾祺，快中午了，你看给小宋做什么饭吃？”汪先生便说：“好！知道了。你歇着去吧，我一会儿去做。”那神态，那语气，真是让人羡慕不已。原来汪夫人一辈子不会做饭，都是汪先生充当“主妇”的角色。
其实，汪夫人比先生还大一岁呢。夫人个子不高，却很善良，一副大家闺秀的样子，而且长得就好像著名鼓书表演艺术家骆玉笙似的，看着就让人感到非常踏实。
汪先生在西南联大，是沈从文先生的得意弟子。那时，汪先生每写出一篇作品，沈从文先生都要过目，若觉得不错，就主动把汪先生的作品推荐给上海期刊的朋友，予以发表，汪先生的文章受到了文学界的关注。正因为这样，有一次闻一多教授给他们留了一个作业，叫同学们每人写一篇文章。有一位同学没有完成，就把汪先生以前写过的作品要来抄写了一篇，交了上去。闻一多看了这位同学交上去的文章，很不高兴，对这位同学说：“你这篇文章，完全是汪曾祺的风格，怎么变成了你的名字？”弄得这位同学很不好意思。
有一次，我问汪先生：“沈从文先生住在哪儿？我想去看看他老人家。”汪先生告诉我：“沈先生已经脑痴呆了，我去了他都认不出来，你就别去了……”说着，两眼含满了泪水。我便连忙换了一个轻松点的话题，才让汪先生慢慢从痛苦中回过神来。
被堙没的大学之光远去的西南联大
这是一所早已不存在的大学，这是一所只存在了8年的大学。对于很多人来说，她只是一个历史名词、一段不甚了了的过往。但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她却是旷世的绝响、惊鸿一瞥的不朽传奇和缕缕不绝于心间的怀念——那些曾经万分艰辛却又光芒万丈的日子……
她就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国破山河在，这所诞生于抗战烽烟中的大学，向世人证明了一个民族在危亡时刻倔强地为自己的文化和文明延续血脉的决心。其时大师云集、人才辈出。其辉煌的历史地位至今也没有后来者可以超越。
9月，大学的新学期又开始了，走进校园的学子们不该忘记，71年前，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存亡，在战火中追求民主、学术自由、思想多元化，让大学的精神照亮了那段灰暗的历史。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史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别离，绝檄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春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满江红西南联大校歌
又是一年开学时。
一年前的9月，在昆明一二一大街298号，云南师范大学的校园里，照例迎来一批刚入校的新生。如同所有初入云师大校园的学子一样，来自云南保山的大一新生辉尘，如一只好奇而莽撞的小鹿，在校园里四处游逛。无意间，随性的脚步把他带到了校园里一处静谧的角落。
这里端立着有一栋黄墙、铁皮屋顶的简易校舍。空落无人的校舍里整齐地排列着油黑乌亮的长条课桌，安静而肃穆。仿佛课初下、人刚去、声未远。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舍的不远处，一块黑底白字的校牌高高矗立。
一段70年前辉煌夺目、云烟沧桑的历史就这样不经意的在这个年轻人的眼前如画卷一般缓缓展开。
一年之后的今天，就读于云师大的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的辉尘向学校申请，成为了“西南联大纪念馆”的义务讲解员。身着70年前式样黑色学生制服和布鞋的辉尘，在春城明媚的日光中，向无意闯到这里来的同学娓娓讲起那些尘封多年的联大往事……
万里长征又成别离
日，在中国高校教育史上，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在这一天，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分别接到来自国民政府教育部的一封公函。在函件里，教育部指定三所高校联合在长沙组建第一临时大学。三校长被任命为临大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