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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论语心得(七)【人生之道】（最后一篇）“吾十有五，而治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认为，这种人生的坐标是有代表性的，但也不是绝对的。其实人生有生理年龄，有心理年龄，有社会年龄，真正有效率的生命是让我们也许在二三十岁，就能够提前感悟到四五十岁的境界。那么“三十而立”立得是什么？“四十不惑”又不惑在何处？“五十知天命”中的天命指的是什么？什么又叫“六十而耳顺”呢？所谓的“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不是就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了呢？孔子对人生境界的划分对我们现代人的意义何在？我们真正能理解这其中的含义吗？古往今来光阴之叹是我们看到最多的感叹，这种感叹在《论语》里面也不列外，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这是大家都熟悉的一句话，这句话很含蓄，但是里面有多少沧桑？也就是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行依旧枕江流。”也就是仓山不老，但是人心中很多悲怆古往今来川流不息。这就像著名的《春江花月夜》所发出的无端至的“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己，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就在这样一种天地悠悠，江山有情，这样一种物蓄流转中，每一个人，一个渺小的人，一个转瞬即逝的生命，我们有什么样的人生规划呢？很多时候是苍茫的，有些一旦规划了，就会觉得舍弃了许多，会留下很多遗憾。就在孔子看着流水惊叹的同时，他又给他自己，给他的学生，给千年万代的后人提出了这样的描述，他说自己“吾十五而治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一个粗劣的人生坐标，在这样一个坐标上会有几个阶段所要做的事情会特别特别强调出来。今天我们从头翻阅进去，看一看圣人所描绘的这条人生之道，对我们到底有多大的借鉴价值。其实人的一生不过是从光阴中借来的一段时光，岁月流淌过去，我们自己的这一段生命篆刻成什么模样，成为我们的不朽，成为我们的墓志名，每个人都有理由去描述他的一种理想，但是一切从社会化进程开始，从一个自然人，转化成有社会规则制约的人，这就是学习的起点。孔子的“十五治于学”这可以说他自己的一个起点，也是他给自己学生的一种要求。孔子自己经常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没有人是生来就了解很多事情的，我不过是对古人所有经历的事情非常感兴趣，而且我能够孜孜以求，一直认真学习而已。所以孔夫子说像我这样的人呢，像我这样有仁义之心的并不缺少，但是像我这样好学习的人很少见。这就是他十五开始上学的心情。今天我们知道是一个学习性的社会了，关于学习国际上有一个通行的标准说的好，什么样的学习是好的学习？是导致行为改变的学习。其实这颠覆了我们过去的标准，大家过去大家认为导致思维改变就是好的学习。比如说，一个观点、一个理论、哪怕一个道听途说的见闻，“入乎耳，发乎口”可以再去讲给别人，就是一种学习。但在今天只有导致一个人整个价值体系的重塑，行为方式变的更有效率、更便捷、更合乎社会要求，这才是一个好的学习。所以孔子的这种学习要求，早在2000多千年前，他所提出的就是一个简单的标准，“学以致用”。其实我们今天这个信息时代，可学的东西太多了，现在的孩子已经不是十五上学，比五岁早就开始学习了，但是都学了什么呢？有很多孩子能背圆周率，能背很多很多位，有很多孩子在客人面前能背长长的古诗，但是背圆周率对他的这一生真的就有用吗？今天的上学还有多少是孔子所说的那种为己之学能够学以致用，所以在一个信息时代，我们面临的是悲哀是信息的“过犹不及”，“过犹不及”这四个字也出自《论语》，《论语》其实认为所有好的东西都有它的度，与其贪多嚼不烂，把自己的脑子复制成一个电脑内存，还不如把有限的知识融会贯通，溶入自己的生命。我们现在可以说，学院的教育它是有一个规范长度的，但是长度是确定的，宽度是不定的，每个人在有限的时光里学到什么，也许孔子这样的一种学与思结合的方式会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启发，只有走过这样一段的光阴，这样的一个历练，逐渐逐渐地提升，有所感悟，才能抵达他所说的三十而立。话音外：“三十而立”是一句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几乎每个年轻人到了而立之年，都会问问自己，我立起来了吗？那么怎样才算立起来了，是否要有车，有房，或者有了一个什么样的职位就算立起来了呢？而立之年对于人的一生又有什么重要的变故呢？还有我们来说说三十而立。三十这个年纪，在今天，可能在都市里，在心里断乳期大大错后的时代，三十岁还被很多人称为男孩、女孩，那么人能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样的而立呢？一个“立”是什么样的担当呢？其实大家知道在哲学上，黑格尔曾经提出过一种“正、反、合”三个阶段，人最早所接受的教育，人的信念都是正的，我们在刚刚读小学的时候，甚至在小学以前，看了很多的童话，相信太阳是明亮的，花朵是娇红的，人心是善意的，世界是充满光芒的，王子和公主最终是可以在一起的，这个世界上没有忧伤。其实这就是正的阶段。但是长到十几岁时候就会出现我们经常说的小愤青，二十几岁刚刚步入社会，就会觉得这个社会一切都不尽人如意，会觉得成人世界对自己欺骗了，这个世界充满了丑陋、委琐，充满了很多卑鄙和欺诈，这个时候青春的成长有它特有的苍凉，人到了这个时候，人必然表现出一种反弹，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逆返心理。那么走到三十岁，三十应该是人生“合”的阶段，就是觉得既不像十几岁时候觉得一切光明，也不像二十多岁时候觉得一切惨淡。三十岁而立，这种立字首先是内在的立，然后才是外在社会坐标给自己的一个符号。从内在的心灵独立来讲，什么样是好的学习？就是把一切学习用于自我，这是中国文化中要求的一种学习方式，人如何达到这样一种融合境界呢？中国人的学习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我注《六经》，另外一种是《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方式读的很苦，需要皓首而穷经呢，把头发都读白了，把所有的书读完了，可以去批注了，了解了这一切，但是更高的一种境界叫做《六经》注我，真正好的学习是融会了所有的典籍以后，用来它诠释自己的生命。也就是说三十岁这个年纪，真正在中国古人的文化坐标中，他是一个心灵建立自信的年纪。它不在于很多外在事物形成对立，而形成一种融合和提升，就像泰山上的一幅楹联，“海到尽头天做岸，山登绝顶我为峰”这是中国人对于山川的一种感受，它讲的永远不是征服，而是山川对自我的提升，就像大海到了尽头，苍天为岸，没有边界，人生走到山峦的顶峰，并不是一种夸张地说我把高山踩在脚下，而是我自己成为山顶上一座峰峦。其实这就是“六经”注我的一种解读。所以三十而立应该说孔子一直在教学生是一种朴素的、简约的生活方式，很多东西不该操心的就不要操心了，把眼前做好。我们知道，孔子其实他对于神、鬼的东西不大提起的，这就是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学生问到这些事情，他都采取一种回避的态度。曾经有他的学生去问鬼神，（话音外）“老师真的有鬼神吗？那些鬼啊、神啊究竟是怎么回事？”“人间的事你还没有做好，所以就不要考虑鬼神的事了。”那么老师淡淡地告诉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人间的事你侍奉好了吗？你这种学习还是先朴素一点，从眼前开始，学会人际关系，别去考虑鬼神。后来又问了一个很玄的问题，（话音外）“老师，人总会死的，那么死人是怎么回事呢？”“生的事你还没有弄明白，开吗又去提到死呢？”老师又淡淡地告诉他：“未知生，焉知死？”。其实“未知生，焉知死？”这六个字对我们都是一个启发，就是在你初期学习的时候，先把我们生命中能够把握的东西尽可能地学习并且建立，不用超越年龄去考虑那些遥不可及或玄而又玄的东西。只有这样一点一点学起来，到了该立的年龄，才真正可以立起来。所以所谓“三十而立”我的理解并不是一种外在的社会坐标衡量你已经如何成功，而是内在的心灵标准，衡定你的生命是否开始有一种心灵的内省，并且从容不迫；开始对你做的事情有一种自信和一种坚定。我知道中国很多文人做的事情是不求功利目的的，柳宗元的诗说的好，叫作“独钓寒江雪”，我们想一想，在这样一个清冷的冬季，我们视野中的那个孤独的蓑立翁，他钓的是什么呢？没有人在冬天能够钓上鱼来，但是他是为了钓雪而去。这就是魏晋人所说，你去访朋问友，可以一夜跨越膳溪，翻山越水到了朋友的门前不敲门就返回了。为什么？我想念这个朋友，我乘兴而来，我到了，尽兴而返。也就是说超乎功利去做一件内心真正认定的事，这大概是一种立的标准，也就是自己认可了，我一生所为有什么样的准则。当这样的准则再流失过去，再走过十年，四十而不惑。话音外：于丹教授认为，并不是每个人到了四十岁时都能够做到不惑，现代社会充满了变数，四十岁的人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压力又非常大，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怎样才能做到内心不惶惑呢？其实关于惑这个概念，我们在《论语》的不同场合看见过阐述，所谓“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内心怎么样才能真正不惶惑这需要大智慧。从而立到不惑，这是人生最好的光阴，其实我们在三十岁以前是用加法生活的，就是不断地从这个世界上收集他的资格，他的学习经验、财富、情感、名誉这一切都是用加法的，其实物质的东西越多，人是越容易迷惑的。怎么样能到四十不惑呢？这就是三十岁以后就开始要用减法生活，就是不是你心灵真正需要的东西学会舍去。其实我们内心就像一栋新房子，人刚刚搬进去的时候，都想要把所有的家具和装饰摆在里面，当最后这个家摆的像胡同一样时，发现没有地方放自己了，这就被东西奴役了，而且学会减法，就是把那些不想交的朋友舍掉了，不想做的事情可以拒绝了，甚至不想挣的钱不受那个委屈了，当敢于舍去的时候，人才接近真正不惑的状态。什么叫做不惑？就是人面对很多世界给你的不公正啊、打击啊、缺憾啊、不再孜孜以求追问为什么不公平，而是在这样一个坐标上迅速建立自己应有的位置。现代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有这样一句话：“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之道其实极尽高明之后，也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绚烂之极而归于平淡，真正有过极度的璀璨，在你二十的时候，三十岁的时候，曾经奋发扬厉过，那么走过“不惑”的时候才表现为这样一种淡定而从容。其实人在三四十岁的时候，刚好是要用在为社会所用的时候，那么再接下来走到五十岁，有一个意味深长的词叫做知天命。话音外：孔子所说的知天命指的是什么？是人们常说命运、命运，命中有时终需有，命中无时莫强求。难道孔子认为到了五十岁就应该听天由命吗？于丹教授认为，五十而知天命决不是听天由命的意思，那么孔子所说的天命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天命呢？孔子自己确实曾经说过，他说人生走到一定的时候，走到你自己求学、学习到了一定时候这么一个境界上，人是应该“下学而上达”，也就是说要能够了解什么是自己的天命。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在孔子的经典思想里面，一向是不主张谈“怪力而乱神”的，那么他又是怎样看待天命的呢？“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之天乎。”他说我从来不怨天、不尤人，即不抱怨说天命让我就这样了，也不向别人身上推卸责任，说是别人导致我这样了，我要学习的是达到上达，达到通天的道理，这里“知我者之天乎”是指天地大道的规则，让自己如何能够合乎大道。其实“不怨天、不尤人”是我们今天常说的话，就这样区区六个字容易吗？一个人如果做到这样的话，那就是硬生生的把很多你可以宣泄出去的抱怨、苛责都压在了自己的心里，如果你不再向他人推卸责任的时候，就意味着给自己少了很多开脱的理由，那么孔子说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呢？就是一个人内心的完善，自我的解读，合乎大道的追求，比你在社会上跟对别人的要求、对别人的苛责都要重要的多。孔子说：“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只有小人才会在人际纠纷中不断地蜚短流长，只有小人总在琢磨说别人如何不利自己，而君子宁可在自己内心建立一个大道之约，所以这种大道就是他所说是“天命”。不见得要去做很多很多的技巧，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为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在这里说了“知命、知礼、知言”三个境界，其实人生的成长是倒着的，我们都是最先知道的是“知言”在与人言和读书中了解这个社会，这能够做到知人，知道他人怎么样。但是知人不能够担保你不尤人，你也会抱怨别人，因为每个人“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长短之间就会出现磕磕碰碰。再下一个层次就是“知礼”，知礼之后，人就可以做到“立”了，也就是说人自我建立了，这种抱怨会少的多；更高的一个层次是“知命”，这个知命就是孔子所说的，作为君子建立了一个自循环的系统，他内心有一种淡定的力量去对抗外界，这就是知命。所以五十才能够知天命，也就是到这个时候，基本上可以做到“不怨天、不尤人了”，达到孔子的这种境界，这是一种内心的定力。其实在庄子《逍遥游》中，也有这样的一个表述，《逍遥游》中说，做到“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这就够了。什么意思呢？“举世而誉之”全世界都在夸你的时候，在劝你的时候，让你往前走一步的时候，而不加劝，这个劝是劝勉的劝，就是自己再多走一步，在别人的鼓励和纵容下再多做一点，他说我不会。“举世而非之”就是全世界都在苛责你、都在非难你、都在说你做错了的时候，内心可以保持不沮丧，不加沮，这样才叫做订户内外之分。其实走到天命的时候，就会让我们想到金庸在武侠小说中写到独孤求败的境界。也就是说在中国的武侠小说的表述中，经常我们会可以看到，一个少侠，初出道时，用的是一口天下无双，锋利无比的青风宝剑，在这个时候，所有那种萧萧剑气，那种张扬的光彩，就是一个人的绚烂之极。等到他武艺精进，人到三十来岁，真正安生立命，成为一个门派，一个掌门人，或者江湖上一个有名的侠客的时候，这个人可能用一口不开刃的钝剑，因为锋利现在来说对他已经不重要了，他的内功开始变的成宏雄厚。等到这个人四十来岁，已经成为威震江湖的一个大侠，他已经超越了一个一个的流派，而成为一种道义的化身的时候，这人可能只用一根木棍，也就说金属那种锋利、那种质地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有这样一个外在的东西就可以了。而等到他真正走到至高的境界，什么是独孤求败的境界，但求一败而不得，因为这个时候人手中是没有兵器的，这个时候十八般武艺全都物化了，也就是说他双手一出可能就能啸出剑气，双全一抡可能就能成为铜锤，所有的武艺全都在这个人的内心里，全在他的肢体上，所以敌人为什么不能接这种招，不能破解呢？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他溶入了多少武艺，所以融会贯通的境界一直是中国文化崇尚的最高境界。所谓知天命其实就是把人间百态，人间学习的道理，最后达到了一个溶入的提升。达到这个境界以后，孔子说，六十而耳顺。话音外：耳顺就是什么样的话都能听进去吗？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常常可能遇到不顺心的事，听到不好听的话，甚至看到迫不得已的事，即使六十岁的老人之间也难免会发生争执，我们如何才能真正的做到耳顺呢？孔子说：六十而耳顺，再听什么样的话，听人家说什么都觉得人家有道理，这一定是对自己的天命了解了，在这个前提下，才能做到最大地尊重他人。什么是“耳顺”呢？就是对任何一件事情，你都会觉得有他存在的道理；听任何一种话，你都会站在他的出发起点上去了解他为什么这样说。其实“耳顺”的境界，用中国文化的一个词表述就是一种悲天悯人，就是一种悲悯之心，也就是说真正可以了解和理解所有人的出发点与利益，这是一种包容，这是一种体会。也就是说当你见到那么多人的时候，每个人以他的生活呈现出现的时候，我们是有理由惊讶的，但是如果你的这个体系能够体谅到他的体系，如果你知道他带着怎么样的生活历程走到今天，也许就会多了一番谅解。孔子为什么面对那么多学生都能因材施教呢？其实这是一种高度。有一个谚语说的好，两朵云只有在同一的高度相遇才能生成雨。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其实“耳顺”之人，就是不管这个云在5000米还是在500米，他总能体谅到在他的高度、他的位置和他的想法。其实一个人要想做到耳顺，是要自己先要做到自己无比辽阔，可以遇合不同的高度，而不是刻舟求剑、守株待兔，让自己的标准坚持在某一个地方。其实用这样的观点来解释“中庸”也许更为恰当。“中庸”其实是学习所有外在知识之后，得到内心的陶冶与熔铸。这种陶冶熔铸就好象是我们小学或者中学时经常做的物理实验，老师给我们一个铅笔，一个圆分成七等份，涂上七种颜色，戳在那个笔上一转，出现的是白色。这种白色是绚烂之极之后，其实这就是一种外在天地之理在自己内心的融合，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后，才能达到孔子所说的，年到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话音外：每个人到了七十岁是不是都可以做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呢？我们是不是一定要等到七十岁才能达到这样一个生命特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于丹教授认为，人生苦短，等到七十岁就太晚了，那么我们怎么做才能早日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呢？我曾经看到这样一个故事，说在有一座佛寺里，那么供着一个花岗岩雕刻的非常精致的佛像，每天有很多人到这里的膜拜，但是通往这座佛像的台阶是跟它采自同样一块山石的很多花岗岩，终于有一天，这些台阶变的不服气了，他们对那个佛像提出抗议，说你看我们本是兄弟，我们来自同一个山体，凭什么人们都踩着我去膜拜你？你有什么了不起啊？那个佛像就淡淡地对这些台阶们说了一句话，因为你们只经过了四刀就走上今天的这个岗位，而我是千刀万剐终于成佛。所以我们看到的孔子所描述人生的境界，越到后来越强调内心，越到后来越从容和缓，在这从容之前，其实要经历多少千锤百炼，甚至于千刀万剐，只有了解一个这样的外在过程，才能稳健地建树自己的内心。孔子所说的这样一个人生历程的描述，也许对我们今天来讲也是不同里程碑上的一面镜子，照一照自己的心灵，是否已经立起来了，是否少了一些凝思，是否已经通了天地大道，是否已经包容悲悯去体谅他人，是否终于做到从心所欲。仅仅有这种关照还不够，因为人生苦短，在这样一个加速度的社会里让我们都等到七十年太晚了。其实人生有生理年龄，有心理年龄，有社会年龄，我们是有着多纬度的年龄，真正有效率的生命是让我们也许在二十岁，也许在三十岁，能够提前感悟到四十岁、五十岁的境界，也许当我们四十岁的时候已经可以做到随心所欲那样的镇定从容了。今天的社会给大家的压力太大了，但是一个人有效的建立内心价值系统，才能把这种压力变成一种生命反张力。英国的科学家公布过一个实验，这不是寓言，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实验，他们为了试一试南瓜这样一个普普通通廉价的植物生命力能有多强就做了一个实验，在很多很多同时生长的小南瓜上加砝码，加的前提呢就是他承受的最大极限，既不要把它压碎了，也不要把它压的不在成长了，就在确保它在能长的前提下压最多的砝码，那么不同的南瓜压不同的砝码，只有一个南瓜压的最多，从一天几克、一天几十克、几百克，到一天几千克，直到这个南瓜跟别的南瓜毫无二质的长大，长成熟的时候，这个南瓜上面已经是压的几百斤的分量。最后的实验就是把这个南瓜和其他南瓜放在一起，大家试一试用刀刨下去是什么样的质地？当别的南瓜都手起刀落噗噗砸开的时候，这个南瓜刀下去弹开了，斧子下去也弹开了，最后这个南瓜是用电剧呲呲喀喀给剧开了，南瓜果肉的强度已经相当于一棵成年的树干。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实验呢？这就是我们今天一个生命的实验。这就是我们现代人所处的外在环境与内在反张力最好的写照。在这样的压力下我们有理由不提前成熟吗？其实只争朝夕这句话用在今天再合适不过了，一万年太久，七十年也太久，学习《论语》，学习经典，所有古圣先贤的经验，最终只有一个真谛，就是使我们的生命，在这些智慧光芒照耀下，提升效率，缩短历程，让我们建立一个君子仁爱情怀，能够符合社会道义标准，不论是对于自己的心，还对于是社会的岗位，都作出来无愧的交代，让我们越早提前实现那种最高的人生境界越好。我讲圣贤的意义就在于千古之前以他简约的语言显出人生大道，看待后世子孙，或蒙昧的、或自觉的、或痛楚的、或欢欣的，一一去实现，建立起来自己的效率，正和起来一个民族的灵魂，让我们那种古典的精神力量，在现代的规则下，圆润的融合成为一种有效的成分，然后让我们每一个人真正建立起来有用的人生，大概这就是《论语》给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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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是名列世界十大历史名人之首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的门人记录孔子言行的一部集子，成书于战国初期。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到西汉时期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计有：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20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22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论语》21篇。西汉末年，帝师张禹精治《论语》，并根据《鲁论语》，参照《齐论语》，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考《齐论语》、《古论语》，作《论语注》，是为今本《论语》。《齐论语》、《古论语》不久亡佚。现存《论语》共20篇，492章，其中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谈论之语约444章，记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48章。 《论语》作为孔子及门人的言行集，内容十分广泛，多半涉及人类社会生活问题，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起到过重大影响。直到近代新文化运动之前，约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是中国人的初学必读之书。 “五四”运动以后，《论语》作为封建文化的象征被列为批判否定的对象，尔后虽有新儒学的研究与萌生，但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大背景下，儒家文化在中国并未形成新的气候。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前进，不能不使人们重新选择新生的思想文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诞生与发展。 然而，严峻的事实是，一个新型的社会，特别是当它步入正常发展轨道的时候，不能不对自己的民族精神及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反思，这是任何一个社会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所不能忽视的重要环节。特别是民族文化的精粹，更值得人们重新认识，重新探索。这使我想到人类的共性与个性，文化的共性与个性，民族文化的辩证否定本性。同时，也使我感到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思想的价值之所在。 事实上，当我们摆脱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真正确立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并用它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就会发现其中的精华，《论语》便是其中之一。不可否认，《论语》有自己的糟粕或消极之处，但它所反映出来的两千多年前的社会人生精论，富有哲理的名句箴言，是中华民族文明程度的历史展示。即使今天处在改革开放、经济腾飞、文化发展的时代大潮中，《论语》中的许多思想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时代价值。对此，我想就《论语》中有关的思想价值谈谈个人的几点看法。 一、《论语》书中的“鬼神”思想 鬼神思想是人类对自然现象神秘恐惧心理的表现，也是人类对人生命运的一种虚幻寄托。就是在科学发展的今天，当代人的鬼神思想也时有所现，甚至人造神的现象也屡有发生。那么，鬼神现象是否存在？科学的结论是否定的。那么当代人为什么还有鬼神观念，甚至有的人深信不疑呢？这是社会存在与人心理的复杂性以及人的素质的缺陷性所致。然而作为两千多年前的古人，在巫鬼势力旺盛、自然科学极不发达的时代，孔子是怎样看待鬼神的呢？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主张“敬鬼神而远之”（《雍也》）。表明孔子对鬼神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鬼神是否存在，孔子并未多加评说，也不反对别人对鬼神的信奉，而是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同时，孔子平时也不谈论怪异、暴力、叛乱、鬼神，他认为这些都是对人无益的事情。有一次，孔子生病，子路请求代老师祷告。孔子说：“有这回事吗？”子路回答道：“有的。《诔》文上说：‘为你向天神地祗祷告’。”孔子说：“如果是这样，我早就祷告过了，可为什么还会生病？”还有一次，季路请教怎样事奉鬼神，孔子说：“活人我还不能事奉，怎么能去事奉鬼神？”孔子虽然不反对别人信奉鬼神，但作为他自己对鬼神是抱有怀疑态度的，虽然他不能证明鬼神是否存在，但他自己是不相信鬼神的。这说明孔子已具有无神论的思想萌芽，体现了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这作为孔子的世界观，对其思想具有重要影响。 二、关于如何做人的思想及其价值 《论语》作为一部涉及人类生活诸多方面的儒家经典著作，许多篇章谈到做人的问题，这对当代人具有借鉴意义。 其一，做人要正直磊落。孔子认为：“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雍也》）在孔子看来，一个人要正直，只有正直才能光明磊落。然而我们的生活中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但那只是靠侥幸而避免了灾祸。按事物发展的逻辑推理，这种靠侥幸避免灾祸的人迟早要跌跟斗。 其二，做人要重视“仁德”。这是孔子在做人问题上强调最多的问题之一。在孔子看来，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处于第一位的。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又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这说明只有在仁德的基础上做学问、学礼乐才有意义。孔子还认为，只有仁德的人才能无私地对待别人，才能得到人们的称颂。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季氏》）充分说明仁德的价值和力量。 那么怎样才能算仁呢？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也就是说，只有克制自己，让言行符合礼就是仁德了。一旦做到言行符合礼，天下的人就会赞许你为仁人了。可见“仁”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修身”、“克己”的结果。当然孔子还提出仁德的外在标准，这就是“刚、毅、木、讷近仁。”（《子路》）即刚强、果断、质朴、语言谦虚的人接近于仁德。同时他还提出实践仁德的五项标准，即：“恭、宽、信、敏、惠”（《阳货》）。即恭谨、宽厚、信实、勤敏、慈惠。他说，对人恭谨就不会招致侮辱，待人宽厚就会得到大家拥护，交往信实别人就会信任，做事勤敏就会取得成功，给人慈惠就能够很好使唤民众。孔子说能实行这五种美德者，就可算是仁了。 当然，在孔子看来要想完全达到仁是极不容易的。所以他教人追求仁德的方法，那就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颜渊》）即广泛地学习文化典籍，用礼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样就可以不背离正道了。同时也要重视向仁德的人学习，用仁德的人来帮助培养仁德。而仁德的人应该是自己站得住，也使别人站得住，自己希望达到也帮助别人达到，凡事能推己及人的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 其三，做人要重视修养的全面发展。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即：我每天都要再三反省自己：帮助别人办事是否尽心竭力了呢？与朋友交往是否讲信用了？老师传授的学业是否温习了呢？强调从自身出发修养品德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孔子强调做人还要重视全面发展。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即：志向在于道，根据在于德，凭籍在于仁，活动在于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做人。那么孔子为什么强调做人要全面发展呢？这里体现了孔子对人的社会性的认识，以及个人修养的相互制约作用，他说：“举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即：诗歌可以振奋人的精神，礼节可以坚定人的情操，音乐可以促进人们事业的成功。所以，对于个人修养来说，全面发展显得极为重要。 三、关于君子人格的塑造 《论语》许多篇幅谈及君子，但这里的君子是一个广义概念，重在强调一种人格的追求，教人做一个不同于平凡的人。为实现这一目的，《论语》提出了君子的言行标准及道德修养要求。 其一，“君子不器”。孔子认为作为君子必须具备多种才能，不能只像器具一样，而应“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卫灵公》）也就是说，君子应以道义作为做人的根本，按礼仪来实行，用谦逊来表达它，用忠诚来完成它，否则就谈不上君子。 其二，君子要重视自我修养。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在孔子看来，作为君子就必须重视仁德修养，不论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离开仁德。同时曾子认为，君子重视仁德修养还必须注意三个方面的规范：一是“动容貌，斯远暴慢矣”；二是“正颜色，斯近信矣”；三是，“出辞气，斯远鄙倍矣”（《泰伯》）。也就是说，君子要严肃自己的容貌，端正自己的脸色，注意自己的言辞。只有这样才能使人对你尊敬，信任，温和。同时，孔子还认为“君子泰而不骄”（《子路》）；“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卫灵公》）；“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亡不已知也。”“君子疾得世而名不称焉。”“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即作为君子应心境安宁而不傲慢，态度庄重而不与人争吵，能合群而不结党营私；君子要重视提高自己，在有生之年对社会多做贡献。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君子的修养。 其三，君子要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孔子认为，君子除了自我修养，还要重视用“戒、畏、思”几项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季氏》）这些思想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对君子的要求，概括起来有三点：一是要随时注意戒除个人的欲念；二是处事中要有敬畏之心，防止肆无忌惮；三是认真处理，随时严格要求自己。 其四，君子要重义避利，追求道义。孔子认为，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差别还在于具有不同的生活态度和不同的人生追求。他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也就是说，作为君子只有重视道义，追求道义，才能与小人区别，才能真正体现君子的精神。同时，孔子还认为，君子必须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即所谓：“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 四、关于学习的态度、方法和目的 《论语》中关于学习的思想在古今中外的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值得今人借鉴。这些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关于学习的态度。孔子认为，追求学问首先在于爱学、乐学，这是关键。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即真正爱好它的人，为它而快乐的人才能真正学好它。孔子赞扬的颜渊就有这种发愤好学的乐观精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其次，要“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述而》）即学习要有踏踏实实的精神，默默地记住学到的知识，努力学习而不满足。第三，专心致志，知难而进。孔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读书的人要立志于追求道义、真理，要专心致志，不要为 世俗所累。同时，他还认为追求学问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要敢于知难而进，“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雍也》）针对冉求在学习问题上认为自己能力不够的思想，孔子认为所谓能力不够的人，是走在中途就停止下来，你现在以能力不够划地自限，实际上是没有坚持到底的缘故。在这里孔子勉励冉求要知难而进，只有这样才能得道。事实上孔子自己就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述而》）。第四，要虚心求教，不耻下问。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这说明学无常师，作为人应随时随地注意向他人学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孔子提倡和赞扬“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学习精神，“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体现了孔子严谨的治学态度。 其二，关于学习的方法。孔子在和弟子的交谈中多处提及学习方法问题，最著名的莫过于“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与此同时，孔子还特别强调学思结合，勇于实践。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只读书而不思考就会感到迷惑，只是空想而不读书就会精神疲殆。要求人们把学习积累和钻研思考相结合，不能偏废。另外，孔子还非常重视精益求精，“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反对一知半解，浅尝辄止。 其三，关于学习的内容。孔子主张学习要博，要广，不能偏颇、单一。他提出要用四种东西作为自己的学习纲要，这就是“文，行，忠，信”（《述而》）。即文化知识，品德修养，忠诚笃厚，坚守信约。这四项内容对于自己和别人都具有重要意义。孔子在重视博学的同时，也强调学习要抓根本的东西，孔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这里孔子在回答子贡的问题时，说明自己的“多学”是相对的，在多学的基础上，我是用一个道理来贯穿自己的学说的，这个道理就是学习的根本，学习重在抓住根本。这里孔子间接地说明了博与精的关系，值得借鉴。 其四，关于学习的目的。孔子认为，学习必须有明确的目的，但重点在于“学以致用”。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也就是说，熟读《诗经》三百篇，交给他政治任务，却办不成；派他出使到外国，又不能独立作主应对；这样，虽然书读得很多，又有什么用处呢？又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也就是说，品德不去修养，学问不去讲习，听到正义的事不能去做，有错误不能改正，也就是理论和实际不能结合，这才是我们忧虑的。由此可见，读书的目的，不在于死记书本，而在于应用，在于实践，在于“举一反三”地灵活运用知识。关于这一思想，在孔子的学生子夏的思想中也表现出来。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路》）也就是说当官时有余力就应该学习，学习后有余力就可以做官。这一思想实质上也体现了学与用的关系，要想当好官必须学习，学习的目的应是更好地当官，体现了学习与应用的关系，也体现了孔子办私学的目的，即通过教育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让他们直接登上政治舞台或作教师培养政治人才，当然在孔子看来，学习的目的也在于对道义、真理的追求，“士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 五、《论语》书中的教育思想 孔子作为我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一生从事教育工作，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在教育实践中取得了丰富经验，《论语》一书对此有较多的概括。 其一，关于教育指导思想。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卫灵公》），即受教育者不应分贵贱、贤愚，应该机会均等。这一思想打破了教育的等级界限，扩大了教育对象，使教育扩及于广大平民，这在当时无疑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 其二，关于教育的基本方法。孔子主张“因材施教”，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也就是说对于中等才智以上的人，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以于中等才智以下的人，不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为贯彻这一思想，孔子很注意对自己学生的观察了解，诸如“由也果”、“赐也达 ”、“求也艺”（《雍也》），在此基础上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比如冉求办事畏怯，所以要鼓励他；子路胆大过人，自以为是，所以要故意抑制他。即：“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孔子还重视诱导式的启发教育，不要求学生死读书，而贵在触类旁通，即所谓：“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子夏谈诗“巧笑倩分，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从而体会到“礼”应该以忠信仁义为本的道理，因此孔子称赞他道：“起予者商也！始可与信《诗》已矣。”（《八佾》）能启发我的人是子夏啊！现在我可以与你谈论《诗经》了。颜渊听老师讲学后“亦足以发”（《为政》），子贡也说他“闻一以知十”（《公冶长》），所以孔子特别称赞颜渊的聪明好学。这正是启发诱导式教育的必然结果。孔子特别强调“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即：不到他苦苦思索而想不通时，我不去启发他，不到他想讲而讲不明白时，我不去开导他。例举一个道理而他不能类推出三个道理，我就不再教诲他了。孔子还强调在实行启发诱导的基础上，必须注意循序渐进，即：“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罕》）这种使学生竭力钻研，“欲罢不能”的情状，正是对循循善诱启发教育的写照，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其三，关于教育的基本内容。孔子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教育的内容十分广泛，但他所用的教材多是沿用周代贵族学校所用的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述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季氏》）由此可见，孔子是以诗、书、礼、乐为普通教材教育学生的。至于“易、春秋”只是在孔子的晚年才进行研究并付诸教学的内容，所以孔子说：“五十以学《易》”（《述而》）。也可能因为《易》、《春秋》是比较精深的学科，只有少数高材生才能学习，所以说“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孔子世家》）。那么，在这些教学内容中孔子最为重视的是什么呢？从《论语》的许多思想中可以看出，《诗》、《礼》是孔子教学的主要课程。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季氏》）“诵《诗》三百，授之以政。”（《子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又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八佾》）“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为政》）这些思想说明，孔子不仅重视《诗》《礼》的教育，而且重视这些内容的总结挖掘与研究，它对中国古代教育内容的丰富和完善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其四，关于教育的培养目标。在孔子看来，进行教育的目的除了用仁义礼净化人们的灵魂，协调人们的社会行为之外，其重要目的在于培养具有仁义之心的“仕”、“君子”，以为当时的社会服务，这就是他著名的“学而优则仕”思想（《子张》）。正因如此，当季康子问他的弟子仲由、子贡、冉求能否“从政”的时候，孔子满口答应可以“从政”（《雍也》）。事实上，在孔子七十有二的得意门生中，从政者为数不少，孔子自身也不反对参政。这说明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培养目标与当时的社会需要是相统一的，体现了教育的社会价值。当然，孔子的教育思想不可避免地体现着阶级属性，但作为社会的人，孔子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倡导的许多思想，本身具有符合人类共性的成分，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应予以辩证地分析和扬弃。 六、关于务政的思想及其价值 《论语》中关于务政的思想是“学以致用”思想的具体体现，对此，《论语》中对务政的标准也作了具体说明。 其一，关于务政的对象。孔子认为只要懂礼、有道、正直，并具备一定的从政才能的人就可以务政。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孔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问：“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问：“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也就是说，只要人具备一定的参政素质，诸如果断、达理、多艺就可以参政。 其二，关于务政的基本要求和标准。从政者必须勤勉忠诚。孔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颜渊》）“先之劳之”，“无倦”（《子路》）。也就是说在位不松驰懈怠，执行政令要忠心，要带头、勤勉，办事不要松懈。从政者必须温良恭俭让。陈子禽向子贡问道，“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学而》）也就是说孔子来到一国就一定会知道这里的政事，就是因为先生有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让五种美德。而这五种美德也间接地说明参与国政的道理。有一次，孔子在谈论郑国贤相子产时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正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正是由于子产的这种庄重、恭敬、恩惠、道义和美德，才能使他处于郑国的贤相位置。 第三，要言行一致，举止端庄。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卫灵公》）也就是说要想使自己的思想主张为他人接受，必须心意诚恳，行为端庄，这样你的主张就可以行得通了。 第四，要眼光远大，依次而进。子夏当了莒父的县长，向孔子请教怎样理政。孔子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即要求人们处理政务不要图快，贪图眼前利益，图快反而不能达到预期目的，贪图小利反而办不成大事。而应眼光放远，依次而进。另外，孔子还认为在处理政务时应当慎重，要深入实际，多听多见，了解实情，以免犯错误。即所谓“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为政》） 七、关于治国与安邦的道理 孔子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其有关治国的道理在《论语》中也有重要的位置。概括起来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其一，治国的根本在于“人伦纲常”。齐景公问孔子怎样治国，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即要治理好国家，君主必须像个君主，臣子必须像个臣子，父亲要像个父亲，儿子要像个儿子。这一思想虽然反映了孔子的宗法伦理观念，但在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伦理纲常确实起到了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在阶级社会里，不论处于什么时代都需要各在其位，各司其职。否则国将不国，政将不政，社会将混乱不堪。那么孔子为什么强调以“人伦纲常”治国呢？孔子回答子路的问题时作了说明，子路问孔子：“卫国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当然孔子也认为，重视伦理纲常的作用也不能脱离礼让。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里仁》）即用礼让的精神治理国家，国家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人伦纲常的礼才能得以保证。在这里礼让成为维系人伦纲常的精神纽带。 其二，治国的前提在于君子主要严于律己。孔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即君主要治理好国家，必须端正自己本身，严于要求自己。如果己正，管理国政就不会有什么困难，如果自己不端正，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就不可能去端正别人，其国家也无法治理。孔子还 以舜为例说明君主严于律己的重要性。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己矣。”在孔子看来，真正能从容安静使天下太平的人大概只有舜吧？那么他做了些什么呢？也不过是庄严端正地坐在朝廷上罢了。这里舜的庄严端正行为正是他实现太平世道的关键所在。 当然，孔子还认为君主治国除了行为端庄之外，还应重视才智礼仪仁德的关系，这些都是治国不可偏废的条件。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涖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涖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卫灵公》）即靠聪明取得了地位，不能用仁德去保持它，虽然得到了地位，也一定会失去的。靠聪明取得地位，能用仁德保持它，假若不用严肃的态度来治理百姓，那么百姓就不会尊敬他。靠聪明取得地位，能用仁德保护它，能用严肃的态度治理百姓，而不用礼义教化人民，那也算不得完善。可见治理好国家对君主的要求应是全方位多方面的。另外，孔子还总结了历代圣明君主治国的道理，重在宽厚、诚信、勤敏、公允。即：“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有功，公则说。”（《尧曰》） 其三，治国的基本方法，“选才、富国、育人，立法”。孔子认为君主管理国家大事，要处处从大局着眼，重视选拔优秀人才。孔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子路》）同时要重视富国，教育民众。有一次，孔子到卫国去，冉有给他驾车，孔子说：卫国的人口真多啊！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这里孔子强调在卫国这样一个众多人口的国家，要治理好它，首先要让他们富起来，然后使他们再受教育，提高他们的素质。另外，孔子也特别重视法制对国家的治理作用。有一次颜渊请教老师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借鉴夏、商、周三代的古德，取其精华，舍其糟粕。在这里孔子不仅强调了法制对治国的重要作用，而且他的古为今用的思想方法也值得今人学习。 其四，治国的基本原则，讲究信用，爱护人民。孔子认为治理好国家，君主一定要重视人品、道德，要讲究信用，爱护民众，这是治国的基本原则。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即治理一个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就要认真对待政事
最近一直在看于丹教授的《论语》心得，首先想要说的是，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 每每去到书店，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关于教人们“怎样做人、怎样对待人生挫折、怎样处事”的书籍比比皆是，而这些所谓的“心灵鸡汤”迎合了当今复杂社会下处于“心灵冲撞”中的人们所需要的那种必要的理解和必要的心灵慰籍，而这些书籍中，我认为于丹教授关于《论语》的心得体会却是最值得一看的。 想起以前读中学的时候，什么《论语》《庄子》在我的眼中都是很深奥的东西，虽然在添鸭式的教育中我背会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不在其位，不某其政”“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等朗朗上口的句子，可自问心里对这些话的理解却是肤浅和随意的。或许，没有于丹，我大脑中不会再想起《论语》，不会想到通过读《论语》来指导自己的生活，也不会理解先人圣贤为什么会说出“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那种推崇，当看了于丹教授的书后，我知道了孔夫子的伟大，也知道了过去自认为深奥的孔夫子的《论语》并不是高不可及的，先贤们说的话，穿越沧桑，传到今天，仍然可以让我受益匪浅、温暖备至。于丹教授说：“《论语》告诉大家的，永远是最简单的。”、“《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所以，当这本书被我认认真真地看完后，心里很为于丹教授把现代社会、现代人的生活通过《论语》完美结合后给予的精辟阐释表示喝彩！ 对于丹教授的《论语》心得，于我这等凡夫俗子来说，不会也不想做任何评论，对我来讲，读懂、读透、悟到就可以了，所以，在这里就姑且把读到的一些我认为精彩的部分记录下来和大家一同分享吧！或许，迷茫中的你我，会不经意从中得到一些启示和帮助吧！ 《论语》，大家都知道,是孔子弟子编录的孔子的经典语录，这部曾被誉为治国之本的《论语》，对于我们现代社会，现代人的生活，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吗？今天还能启发我们的心智吗？还能对我们今天的心灵产生触动吗？最近读了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的《论语心得》,感触颇多,于丹教授结合其深厚的古典修养，运用女性特有的细腻情感，从中国人的宇宙观、心灵观、处世之道、交友之道、人格修养之道、理想和人生观等七个方面，从独特的个性视角出发来解读《论语》。 大家别以为，孔夫子的《论语》高不可及，现在我们必须得仰望它。这个世界上的真理，永远都是朴素的，就好像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一样；就好像春天要播种，秋天要收获一样。《论语》告诉大家的东西，永远是最简单的。《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说白了，《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这就是于丹教授《论语心得》给我们的启迪。全书以白话诠释经典，以经典诠释智慧，以智慧诠释人生，以人生诠释人性，以人性安顿人心。穿越两千多年的时间隧道，体悟经典的平凡智慧。相比易中天的《品三国》更好一些，她的语言没有易中天那样幽默，但绝对值得思考。 于丹教授的《论语心得》是从天地人之道说起的。从盘古开天地这种变化最终达到的一个境界，叫做“神于天，圣于地”，她说：这六个字其实是中国人的人格理想：既有一片理想主义的天空，可以自由翱翔，而不妥协于现实世界上很多的规则与障碍；又有脚踏实地的能力，能够在这个大地上去进行他行为的拓展。……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就是我们的天和地。有了这样一个大的宇宙观，再将心灵之道、处世之道、君子之道、朋友之道娓娓道来，全方位地解读了孔子及论语的思想以及这种思想对于现代人、普通人及现代社会的需要。 我们从小接受的就是儒家的“仁，义，礼，自，信”的伦理教育，从孔融三岁让梨的尊礼，守礼，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忧患意识，无不显示着儒家学说对国 民成长过程中千丝万缕的渗透。几千年来世人仍愿意尊奉孔子，把他的话作为座右铭，作为修身养性的准则，我想这与孔子的“直道而事人，何往而不做黜！”的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 《论语》终极传递的是一种态度，是一种朴素的、温暖的生活态度。品味人生，修身养性，其目的正是要在愉快地生活中度好这一轮回。淡泊的襟怀，旷达的心胸，超逸的性情和闲适的心态去生活，将自己的情感和生命融入自然状态，这样才无愧与祖先，也才能如孔夫子教导我们快乐地生活的秘诀那样，去找到你内心的安宁。
话音外：每个人到了七十岁是不是都可以做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呢？我们是不是一定要等到七十岁才能达到这样一个生命特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于丹教授认为，人生苦短，等到七十岁就太晚了，那么我们怎么做才能早日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呢？
我曾经看到这样一个故事，说在有一座佛寺里，那么供着一个花岗岩雕刻的非常精致的佛像，每天有很多人到这里的膜拜，但是通往这座佛像的台阶是跟它采自同样一块山石的很多花岗岩，终于有一天，这些台阶变的不服气了，他们对那个佛像提出抗议，说你看我们本是兄弟，我们来自同一个山体，凭什么人们都踩着我去膜拜你？你有什么了不起啊？那个佛像就淡淡地对这些台阶们说了一句话，因为你们只经过了四刀就走上今天的这个岗位，而我是千刀万剐终于成佛。
所以我们看到的孔子所描述人生的境界，越到后来越强调内心，越到后来越从容和缓，在这从容之前，其实要经历多少千锤百炼，甚至于千刀万剐，只有了解一个这样的外在过程，才能稳健地建树自己的内心。
孔子所说的这样一个人生历程的描述，也许对我们今天来讲也是不同里程碑上的一面镜子，照一照自己的心灵，是否已经立起来了，是否少了一些凝思，是否已经通了天地大道，是否已经包容悲悯去体谅他人，是否终于做到从心所欲。仅仅有这种关照还不够，因为人生苦短，在这样一个加速度的社会里让我们都等到七十年太晚了。其实人生有生理年龄，有心理年龄，有社会年龄，我们是有着多纬度的年龄，真正有效率的生命是让我们也许在二十岁，也许在三十岁，能够提前感悟到四十岁、五十岁的境界，也许当我们四十岁的时候已经可以做到随心所欲那样的镇定从容了。今天的社会给大家的压力太大了，但是一个人有效的建立内心价值系统，才能把这种压力变成一种生命反张力。
英国的科学家公布过一个实验，这不是寓言，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实验，他们为了试一试南瓜这样一个普普通通廉价的植物生命力能有多强就做了一个实验，在很多很多同时生长的小南瓜上加砝码，加的前提呢就是他承受的最大极限，既不要把它压碎了，也不要把它压的不在成长了，就在确保它在能长的前提下压最多的砝码，那么不同的南瓜压不同的砝码，只有一个南瓜压的最多，从一天几克、一天几十克、几百克，到一天几千克，直到这个南瓜跟别的南瓜毫无二质的长大，长成熟的时候，这个南瓜上面已经是压的几百斤的分量。最后的实验就是把这个南瓜和其他南瓜放在一起，大家试一试用刀刨下去是什么样的质地？当别的南瓜都手起刀落噗噗砸开的时候，这个南瓜刀下去弹开了，斧子下去也弹开了，最后这个南瓜是用电剧呲呲喀喀给剧开了，南瓜果肉的强度已经相当于一棵成年的树干。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实验呢？这就是我们今天一个生命的实验。这就是我们现代人所处的外在环境与内在反张力最好的写照。在这样的压力下我们有理由不提前成熟吗？其实只争朝夕这句话用在今天再合适不过了，一万年太久，七十年也太久，学习《论语》，学习经典，所有古圣先贤的经验，最终只有一个真谛，就是使我们的生命，在这些智慧光芒照耀下，提升效率，缩短历程，让我们建立一个君子仁爱情怀，能够符合社会道义标准，不论是对于自己的心，还对于是社会的岗位，都作出来无愧的交代，让我们越早提前实现那种最高的人生境界越好。我讲圣贤的意义就在于千古之前以他简约的语言显出人生大道，看待后世子孙，或蒙昧的、或自觉的、或痛楚的、或欢欣的，一一去实现，建立起来自己的效率，正和起来一个民族的灵魂，让我们那种古典的精神力量，在现代的规则下，圆润的融合成为一种有效的成分，然后让我们每一个人真正建立起来有用的人生，大概这就是《论语》给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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