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红卫兵的忏悔：永不饶恕自己“弑母”
来源:光明网　　发表时间： 10:33
59岁，北京博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名张铁夫，1966年自己改名张红兵。
张红兵小时候的全家福。右二张红兵，右三父亲张月升，左二母亲方忠谋。
当年听到母亲“反动言论”后举报，母亲被枪决；几十年来内心煎熬，寻求救赎之路
张红兵准备还要申诉。这几年他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希望母亲的墓地能被认定为文物。他同时向社会公开了一段“血淋淋”的历史
1970年，张红兵的母亲在家发表了一番言论，让“根正苗红”的张红兵举报为“反革命”。两个月后母亲被枪决。
张红兵说许多年来一直内心痛苦。从2011年9月起他向安徽固镇县相关部门申请，希望认定母亲的墓地为文物。不过没成功。他说公开那段经历，是希望人们讨论、批评，也记住那段历史的残酷。
8月2日，安徽蚌埠五河县，59岁的张红兵谈起自己的官司，他说还会在适当的时机申诉。
这名昔日的红卫兵引起公众关注，是他打了一系列官司。与此同时，他也向公众撕开了自己“历史的伤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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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A24：对话
一名红卫兵的忏悔：永不饶恕自己“弑母”
当年听到母亲“反动言论”后举报，母亲被枪决；几十年来内心煎熬，寻求救赎之路
日 星期三 新京报
59岁，北京博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名张铁夫，1966年自己改名张红兵。
张红兵小时候的全家福。右二张红兵，右三父亲张月升，左二母亲方忠谋。
　　张红兵准备还要申诉。这几年他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希望母亲的墓地能被认定为文物。他同时向社会公开了一段“血淋淋”的历史　　1970年，张红兵的母亲在家发表了一番言论，让“根正苗红”的张红兵举报为“反革命”。两个月后母亲被枪决。　　张红兵说许多年来一直内心痛苦。从2011年9月起他向安徽固镇县相关部门申请，希望认定母亲的墓地为文物。不过没成功。他说公开那段经历，是希望人们讨论、批评，也记住那段历史的残酷。　　8月2日，安徽蚌埠五河县，59岁的张红兵谈起自己的官司，他说还会在适当的时机申诉。　　这名昔日的红卫兵引起公众关注，是他打了一系列官司。与此同时，他也向公众撕开了自己“历史的伤疤”。　　43年前，16岁的张红兵写了封检举信，与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了军代表的门缝。他检举的是自己的母亲方忠谋。　　根据当年的历史材料、后来的法院文件以及当地县志记载，1970年2月，方忠谋在家中发表了支持刘少奇、批评毛泽东的言论，她被自己的丈夫张月升和长子张红兵举报。　　张红兵的舅舅，今年66岁的方梅开8月5日回忆，父子俩与自己的姐姐起争执的那个晚上，他和张红兵的弟弟也在场。他说当时听到父子俩要去检举，很着急，还曾跑出去找人希望劝说。　　方梅开说，以为姐姐也就是判刑“蹲大牢”。但两个月后，方忠谋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并被枪决。　　十年后，日，安徽宿县地区中院作出了再审判决，认定原判决完全错误，“实属冤杀，应予昭雪”。　　母亲的案子平反了，不过张红兵“永远不会饶恕自己”。他也在以自己的方式“赎罪”。　　2011年9月，他向安徽固镇县有关部门提出，希望将母亲方忠谋的墓地（遇难地）认定为文物。未成功。他又将有关部门告上法庭。今年3月底，他迎来二审终审判决，败诉。　　8月5日，安徽固镇县文广局（文物局隶属该局）说，他们曾书面回复过张红兵，经过实地调查和研究后认为，方忠谋墓并不符合国家对于文物认定的相关法规要求。　　在张红兵打官司的过程中，去年8月，固镇县文广局曾对方忠谋墓地（遇难地）是否为不可移动文物举行听证会。在听证会上，张红兵以特殊的方式向母亲公开忏悔。　　他说自己应该成为反面教材，希望历史的悲剧不被遗忘。　　怕父亲包庇，自己去检举　　新京报：事情过去几十年后，为什么会有公开那段经历的想法？　　张红兵：大约是2009年，我看到网上有人写鼓吹“文革”的文章。当时意识到，这是历史潮流的倒退。我个人希望通过我的反思，让现在的人们了解当时的真实状况。　　新京报：当年你父亲和你会一起检举你的母亲，和家庭环境有关系吗？　　张红兵：我家其实和万千的普通家庭一样，是充满温情的。我记得父亲挨批斗时（编者注：其父张月升曾在固镇县任卫生科科长，“文革”之初便被“打倒”），母亲站到父亲身边，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替父亲遮挡拳头，保护父亲。批斗会结束后，母亲手挽着父亲走在公共场合。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那么亲密。　　新京报：但后来因为她说的话，你父亲和你就去举报？　　张红兵：放在现在看，会觉得不可思议，但那是个不一样的年代。我的父亲被划为“革命造反派”后，挨批斗，有人对他拳打脚踢。而我，为了表示自己与走资派父亲划清界限，贴了批斗他的大字报。　　当时，父亲和母亲并没有责怪我。贴大字报后，父亲反而把我当作大人来看待了。当时的舆论导向和社会思潮就是那样的。　　新京报：对于母亲的事，你一直说自己犯下“弑母”大罪。　　张红兵：事情发生在日，我们家人在一起辩论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母亲说，领导人不该搞个人崇拜，“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　　我当时非常震惊，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完全改变了，不是一个母亲了，而是阶级敌人。我立即投入对母亲的批判斗争。　　这时候父亲就表态说，从现在起我们坚决和你划清界限，你把你刚才放的毒全部都给我写出来。母亲写完一张纸，我父亲就拿着出了家门，说要去检举。　　新京报：父亲已经去了，为什么你又去？　　张红兵：我担心父亲可能考虑其他因素，比如和母亲的感情，比如整个家庭要照顾。为表现自己的革命立场，我写了封检举信，和我的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军代表宿舍的门缝。　　新京报：后来发生了什么？　　张红兵：后来我回家，看见军代表和排长进来，对着我母亲就踹了一脚，她一下跪地上。然后大家像捆粽子一样，把她捆了起来。我现在都记得，母亲被捆时，肩关节发出喀喀作响的声音。　　“无可挽回地格式化了”　　新京报：举报母亲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后果？　　张红兵：想到了。父亲举报回来后，就问母亲：枪毙你不亏吧？你就要埋葬在固镇了。在我亲笔写的检举揭发材料的最后，我写着：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枪毙方忠谋！　　我知道我和父亲这么做，意味着母亲会死亡。　　新京报：目睹母亲被抓走，有没有过后悔？　　张红兵：当时心里很乱。不过想得最多的，不是后悔，而是觉得家里出现了一场阶级斗争，我和父亲站稳了立场，我们的政治表现经得起考验。　　那时候大家都被裹挟在一种氛围里，想跑也跑不了。我人性中的善良、美好被彻底地、无可挽回地“格式化”了。　　新京报：你检举了自己的母亲，当时周围人怎么看？　　张红兵：当时，在与父母关系较好的同事中，有个别叔叔曾私下里说过我：“你母亲在家里说的话，又没有在外面说，你和你父亲不应该这么做”。周围人异样的眼光是免不了的。但大家都不对这件事公开发表看法。　　后来，固镇县教育革命展览中，还有一块展板是《大义灭亲的中学生张红兵和反革命母亲坚决斗争的英勇事迹》。　　新京报：急于和母亲划清界限，会有自保的原因吗？　　张红兵：从表面上看，我所追求的并非私利，志向纯粹高远，而实质上自保的成分占了非常重的比重。甚至我也把它算作自己的一种政治表现。政治表现可能给自己带来不一样的境遇。　　不过后来我和弟弟依然没有升高中的机会，不能当兵，不能进工厂，都下放到了农村。　　“梦里母亲从不和我说话”　　新京报：母亲这件事情，你觉得对你后来的生活有怎么样的影响？　　张红兵：有些影响最初就发生了，可我并没意识到是这件事情的缘故。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我曾陷入极度的恐惧和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之中。　　很长一段时间内，我越来越表现出严重的抑郁症状。比如我与父亲、弟弟通过语言交流思想已经困难。我在心里揣摩着要说的每句话，考虑说出来是否正确。我想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不与他人接触，避免可能发生的恐惧。　　新京报：什么样的恐惧？　　张红兵：我联想到在土改、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枪决的外祖父，联想到母亲受其父案件影响。我害怕自己在与人交往时，也会像母亲那样控制不住说出自己的政治观点……而我何尝不也是因母亲的遭遇受到影响。更可怕的是，这种伤痛还可能因为我，传递到女儿甚至孙辈。　　新京报：会梦到你母亲吗？　　张红兵：有很多次，在梦里我见过她，还像临刑前那样年轻。我跪在地上，紧紧拉着她的手，但又害怕她突然消失。我说：妈妈，不孝儿我给您下跪道歉了！但是她不回答我。在许多梦境里，她从来不和我说话，我相信，这是她对我的一种惩罚。　　新京报：流过眼泪？　　张红兵：许多年来，都有情不自禁流泪哽咽、失声痛哭甚至号啕大哭。我已记不清有多少回了。有时是在白天，有时是在夜晚。　　更多的是我在小姨母、舅父的推动下，怀着沉重的负罪感，为母亲写平反的申诉材料而一人独处的时候。　　“我应该成为反面教材”　　新京报：别人谈到那段历史，你会不会敏感？　　张红兵：2001年，我曾经的一位同事，也是律师，在法庭上，我们代理双方，激烈辩论。休庭后，他在楼梯口拦住我，高声跟人说我检举母亲的事情，说固镇县志里都提了，大家都去看。　　我非常愤怒。和他吵了起来，问他为什么揭发我的隐私。　　新京报：也就是，你以前并不愿别人知道？　　张红兵：从自我保护的角度，我是不愿意的。背后指指戳戳的人太多了，不过这也是正常的现象。　　新京报：你反思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张红兵：其实母亲去世后，我就陷入痛苦。这几十年我从来没停止过反思。不过第一次形式上的反思应该是1979年。我看到官媒上公开报道张志新的事情。当时我和父亲就意识到，我们做错了。　　经过这几十年的社会底层生活，我也经历了磨难。整理家庭的各种遗物、档案，写材料。我在心里骂：张红兵啊张红兵，连畜生都不如。　　我想逃，却无处可逃。　　新京报：后来你和父亲会谈论母亲的事情吗？　　张红兵：我们一直在小心翼翼地回避，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会提起。在母亲去世后的很多年里，父亲表面很平静。直到他离休后，有一次我们回老家，他和我第一次谈起这件事。他说当时我们家出了这个事，他应该负主要责任，因为他是成年人。　　新京报：你公开这段经历后，周围人什么反应？　　张红兵：我的家人和亲戚朋友都不理解，问我你这样做有什么用呢。也有人给我发邮件，说我该死了。好多网友骂我，说你还有脸活到现在，还不到母亲墓前寻死。　　新京报：你为了让母亲的墓地（遇难地）被认定为文物，打了几年的官司，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拒绝遗忘？　　张红兵：巴金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设想。他说，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他说最好建立一座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来说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希望为将来必定要建立的“文革”博物馆，提供一份资料。　　家母方忠谋冤案的历史资料，符合巴老所说条件。也应该把我对母亲的行为，作为展览内容之一。我是凶手之一，让人们看不起我、痛骂我吧。每个人都应该看到它。我应该成为他们的一个反面教材。　　□新京报记者&朱柳笛&安徽蚌埠报道<INPUT type=checkbox value=0 name=titlecheckbox sourceid="SourcePh" style="display: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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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59岁，北京博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名张铁夫，1966年自己改名张红兵。　　张红兵小时候的全家福。右二张红兵，右三父亲张月升，左二母亲方忠谋。　　当年听到母亲“反动言论”后举报，母亲被枪决；几十年来内心煎熬，寻求救赎之路
　　张红兵准备还要申诉。这几年他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希望母亲的墓地能被认定为文物。他同时向社会公开了一段“血淋淋”的历史
　　1970年，张红兵的母亲在家发表了一番言论，让“根正苗红”的张红兵举报为“**”。两个月后母亲被枪决。
　　张红兵说许多年来一直内心痛苦。从2011年9月起他向安徽固镇县相关部门申请，希望认定母亲的墓地为文物。不过没成功。他说公开那段经历，是希望人们讨论、批评，也记住那段历史的残酷。
　　8月2日，安徽蚌埠五河县，59岁的张红兵谈起自己的官司，他说还会在适当的时机申诉。
　　这名昔日的红卫兵引起公众关注，是他打了一系列官司。与此同时，他也向公众撕开了自己“历史的伤疤”。
　　43年前，16岁的张红兵写了封检举信，与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了军代表的门缝。他检举的是自己的母亲方忠谋。
　　根据当年的历史材料、后来的法院文件以及当地县志记载，1970年2月，方忠谋在家中发表了支持**、批评毛泽东的言论，她被自己的丈夫张月升和长子张红兵举报。
　　张红兵的舅舅，今年66岁的方梅开8月5日回忆，父子俩与自己的姐姐起争执的那个晚上，他和张红兵的弟弟也在场。他说当时听到父子俩要去检举，很着急，还曾跑出去找人希望劝说。
　　方梅开说，以为姐姐也就是判刑“蹲大牢”。但两个月后，方忠谋被认定为“现行**”，并被枪决。
　　十年后，日，安徽宿县地区中院作出了再审判决，认定原判决完全错误，“实属冤杀，应予昭雪”。
　　母亲的案子平反了，不过张红兵“永远不会饶恕自己”。他也在以自己的方式“赎罪”。
　　2011年9月，他向安徽固镇县有关部门提出，希望将母亲方忠谋的墓地（遇难地）认定为文物。未成功。他又将有关部门告上法庭。今年3月底，他迎来二审终审判决，败诉。
　　8月5日，安徽固镇县文广局（文物局隶属该局）说，他们曾书面回复过张红兵，经过实地调查和研究后认为，方忠谋墓并不符合国家对于文物认定的相关法规要求。
　　在张红兵打官司的过程中，去年8月，固镇县文广局曾对方忠谋墓地（遇难地）是否为不可移动文物举行听证会。在听证会上，张红兵以特殊的方式向母亲公开忏悔。
　　他说自己应该成为反面教材，希望历史的悲剧不被遗忘。
　　怕父亲包庇，自己去检举
　　新京报：事情过去几十年后，为什么会有公开那段经历的想法？
　　张红兵：大约是2009年，我看到网上有人写鼓吹“文革”的文章。当时意识到，这是历史潮流的倒退。我个人希望通过我的反思，让现在的人们了解当时的真实状况。
　　新京报：当年你父亲和你会一起检举你的母亲，和家庭环境有关系吗？
　　张红兵：我家其实和万千的普通家庭一样，是充满温情的。我记得父亲挨批斗时（编者注：其父张月升曾在固镇县任卫生科科长，“文革”之初便被“**”），母亲站到父亲身边，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替父亲遮挡拳头，保护父亲。批斗会结束后，母亲手挽着父亲走在公共场合。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那么亲密。
　　新京报：但后来因为她说的话，你父亲和你就去举报？
　　张红兵：放在现在看，会觉得不可思议，但那是个不一样的年代。我的父亲被划为“革命造反派”后，挨批斗，有人对他拳打脚踢。而我，为了表示自己与走资派父亲划清界限，贴了批斗他的大字报。
　　当时，父亲和母亲并没有责怪我。贴大字报后，父亲反而把我当作大人来看待了。当时的舆论导向和社会思潮就是那样的。
　　新京报：对于母亲的事，你一直说自己犯下“弑母”大罪。
　　张红兵：事情发生在日，我们家人在一起辩论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母亲说，领导人不该搞个人崇拜，“我就是要为**翻案”。
　　我当时非常震惊，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完全改变了，不是一个母亲了，而是阶级敌人。我立即投入对母亲的批判斗争。
　　这时候父亲就表态说，从现在起我们坚决和你划清界限，你把你刚才放的毒全部都给我写出来。母亲写完一张纸，我父亲就拿着出了家门，说要去检举。
　　新京报：父亲已经去了，为什么你又去？
　　张红兵：我担心父亲可能考虑其他因素，比如和母亲的感情，比如整个家庭要照顾。为表现自己的革命立场，我写了封检举信，和我的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军代表宿舍的门缝。
　　新京报：后来发生了什么？
　　张红兵：后来我回家，看见军代表和排长进来，对着我母亲就踹了一脚，她一下跪地上。然后大家像捆粽子一样，把她捆了起来。我现在都记得，母亲被捆时，肩关节发出喀喀作响的声音。“无可挽回地格式化了”
　　新京报：举报母亲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后果？
　　张红兵：想到了。父亲举报回来后，就问母亲：枪毙你不亏吧？你就要埋葬在固镇了。在我亲笔写的检举揭发材料的最后，我写着：**现行**分子方忠谋！枪毙方忠谋！
　　我知道我和父亲这么做，意味着母亲会死亡。
　　新京报：目睹母亲被抓走，有没有过后悔？
　　张红兵：当时心里很乱。不过想得最多的，不是后悔，而是觉得家里出现了一场阶级斗争，我和父亲站稳了立场，我们的政治表现经得起考验。
　　那时候大家都被裹挟在一种氛围里，想跑也跑不了。我人性中的善良、美好被彻底地、无可挽回地“格式化”了。
　　新京报：你检举了自己的母亲，当时周围人怎么看？
　　张红兵：当时，在与父母关系较好的同事中，有个别叔叔曾私下里说过我：“你母亲在家里说的话，又没有在外面说，你和你父亲不应该这么做”。周围人异样的眼光是免不了的。但大家都不对这件事公开发表看法。
　　后来，固镇县教育革命展览中，还有一块展板是《大义灭亲的中学生张红兵和**母亲坚决斗争的英勇事迹》。
　　新京报：急于和母亲划清界限，会有自保的原因吗？
　　张红兵：从表面上看，我所追求的并非私利，志向纯粹高远，而实质上自保的成分占了非常重的比重。甚至我也把它算作自己的一种政治表现。政治表现可能给自己带来不一样的境遇。
　　不过后来我和弟弟依然没有升高中的机会，不能当兵，不能进工厂，都下放到了农村。
　　“梦里母亲从不和我说话”
　　新京报：母亲这件事情，你觉得对你后来的生活有怎么样的影响？
　　张红兵：有些影响最初就发生了，可我并没意识到是这件事情的缘故。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我曾陷入极度的恐惧和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之中。
　　很长一段时间内，我越来越表现出严重的抑郁症状。比如我与父亲、弟弟通过语言交流思想已经困难。我在心里揣摩着要说的每句话，考虑说出来是否正确。我想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不与他人接触，避免可能发生的恐惧。
　　新京报：什么样的恐惧？
　　张红兵：我联想到在土改、镇压**运动中被枪决的外祖父，联想到母亲受其父案件影响。我害怕自己在与人交往时，也会像母亲那样控制不住说出自己的政治观点……而我何尝不也是因母亲的遭遇受到影响。更可怕的是，这种伤痛还可能因为我，传递到女儿甚至孙辈。
　　新京报：会梦到你母亲吗？
　　张红兵：有很多次，在梦里我见过她，还像临刑前那样年轻。我跪在地上，紧紧拉着她的手，但又害怕她突然消失。我说：妈妈，不孝儿我给您下跪道歉了！但是她不回答我。在许多梦境里，她从来不和我说话，我相信，这是她对我的一种惩罚。
　　新京报：流过眼泪？
　　张红兵：许多年来，都有情不自禁流泪哽咽、失声痛哭甚至号啕大哭。我已记不清有多少回了。有时是在白天，有时是在夜晚。
　　更多的是我在小姨母、舅父的推动下，怀着沉重的负罪感，为母亲写平反的申诉材料而一人独处的时候。
　　“我应该成为反面教材”
　　新京报：别人谈到那段历史，你会不会敏感？
　　张红兵：2001年，我曾经的一位同事，也是律师，在法庭上，我们代理双方，激烈辩论。休庭后，他在楼梯口拦住我，高声跟人说我检举母亲的事情，说固镇县志里都提了，大家都去看。
　　我非常愤怒。和他吵了起来，问他为什么揭发我的隐私。
　　新京报：也就是，你以前并不愿别人知道？
　　张红兵：从自我保护的角度，我是不愿意的。背后指指戳戳的人太多了，不过这也是正常的现象。
　　新京报：你反思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张红兵：其实母亲去世后，我就陷入痛苦。这几十年我从来没停止过反思。不过第一次形式上的反思应该是1979年。我看到官媒上公开报道张志新的事情。当时我和父亲就意识到，我们做错了。
　　经过这几十年的社会底层生活，我也经历了磨难。整理家庭的各种遗物、档案，写材料。我在心里骂：张红兵啊张红兵，连畜生都不如。
　　我想逃，却无处可逃。
　　新京报：后来你和父亲会谈论母亲的事情吗？
　　张红兵：我们一直在小心翼翼地回避，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会提起。在母亲去世后的很多年里，父亲表面很平静。直到他离休后，有一次我们回老家，他和我第一次谈起这件事。他说当时我们家出了这个事，他应该负主要责任，因为他是成年人。
　　新京报：你公开这段经历后，周围人什么反应？
　　张红兵：我的家人和亲戚朋友都不理解，问我你这样做有什么用呢。也有人给我发邮件，说我该死了。好多网友骂我，说你还有脸活到现在，还不到母亲墓前寻死。
　　新京报：你为了让母亲的墓地（遇难地）被认定为文物，打了几年的官司，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拒绝遗忘？
　　张红兵：巴金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设想。他说，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他说最好建立一座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来说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希望为将来必定要建立的“文革”博物馆，提供一份资料。
　　家母方忠谋冤案的历史资料，符合巴老所说条件。也应该把我对母亲的行为，作为展览内容之一。我是凶手之一，让人们看不起我、痛骂我吧。每个人都应该看到它。我应该成为他们的一个反面教材。当前所在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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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昔日红卫兵忏悔弑母”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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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只需一秒。精彩，尽在掌握！悲剧就是悲剧，无关乎文革不文革，政治不政治......以及一起由贝索斯收购引起的关于自媒体写作的黑天鹅事件。
前言之一：先讲个段子，昨天由贝索斯收购华盛顿邮报谈到数字巨头与传统媒体，一位媒体朋友看到微信告诉我一个大新闻，说贝索斯收购只是个点击错误，我“大吃一斤”，马上问消息源核实，发现出自纽约客的博客，用了一分钟我就告诉，这是人家编了个段子来调侃贝索斯，不要上当......当时媒体还未截版，但我的忠告终究没起到作用，报纸依旧出街。颟顸啊，哀其不幸而怒其不争，从新闻撰写到报纸出街，一个长长的链条，却未能阻止这样几乎一眼就能看穿的假新闻发出，为什么？一定要反思啊。解释一下为什么纽约客不需要为这则“假新闻”担责，原因有二，其一，那是纽约客的一个博客专栏，不是新闻，有虚构内容写作的权利；其二，这则“假新闻”内容相当荒谬，企业收购居然是在网上点击交易，还拿运通卡即时付款，稍微有点常识的人就知道是扯淡，所以几乎不用担心会误导公众，之所以说是“几乎”，估计那专栏作者也想不到在万里之外会有正经媒体被骗倒这种“例外”，堪称自媒体写作的“黑天鹅事件”。前言之二，“昔日红卫兵忏悔弑母”那则新闻想必很多人都读到（没读过的可点击本文最后有原文链接），这件事，有人从文革之恶解读，有人从政治之阴暗解读，而我的看法，则是源自跟朋友的一番争论。我只是假设，如果在今天，张红兵的母亲如果犯了杀人罪或者叛国罪，他举报后母亲被判死刑，这种情况他还会不会忏悔，还算不算弑母？悲剧就是悲剧，无关乎文革不文革，政治不政治。&by信海光微天下最近，经《新京报》报道，一则关于“昔日红卫兵忏悔弑母”新闻饱受关注。1970年，张红兵的母亲方忠谋在家中发表一番言论，被张红兵和他的父亲举报为“反革命”，两个月后被枪决。如今，张红兵向社会公开这段历史，公开向母亲忏悔，希望通过自己这个反面教材，让更多的人牢记历史的悲剧。张红兵的家庭悲剧发人深省，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悲剧，引发人们对“文革”的深刻反思。但除了政治意义之外，张红兵的故事对现代法治社会的意义也有值得讨论之处，比如，假设张红兵的母亲不是发表政治言论，而是犯下杀人等严重刑事罪行，张红兵是否还应举报，事后是否还会因母亲被枪决而忏悔？恶法也是法，在当时的环境下，反革命罪确实存在，作为“守法公民”的张红兵举报犯法的直系亲属，不也是大义灭亲？张红兵到底是被法律愚弄，还是被历史愚弄？张红兵的悲剧是时代悲剧，但也显示出法律与人伦的冲突、法律与良知的冲突。有人说，面对明显不公正的法律，更需要遵循的是内心的良知，而良知，宽泛说也应涵盖于人伦之内。中国古代的法律，因为孔子提倡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伦理而讲究“亲亲相隐”，直系亲属间知情不举，互相包庇不为罪，那么在现代社会，“亲亲相隐”的法则是否应该予以继承呢？张红兵主动出首亲母，原因大概有几种，一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忠诚。二则是因为建国后的法律一直在鼓励大义灭亲，在文革时期，知情不举甚至等同同犯，张红兵父子有唯恐被母亲牵连的恐惧。是政治原因和法律原因，一同促成了张家的悲剧。现在，政治原因显然已经基本上不存在，剩下的则是法律层面的反思：司法公正是否应让位于伦理亲情？不再鼓励和强求犯罪嫌疑人家人“大义灭亲”？去年3月14日审议通过了新的刑法修正案，其中第一百八十八条明确规定：“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这是“亲亲相隐”原则在中国法律的重要适用，很多人赞为进步，刑法理应尊重人类永恒存在的情感因素，尊重亲属之间特殊的感情，但也有法律学者认为仍嫌不足，主张包庇罪、窝藏罪等法条中对近亲属免罚，因为对犯法亲属提供帮助、隐匿等，实在是人类亲情作用下难以拒绝之事。一部良法、一个健康的法律体系应当是符合人性的。孟德斯鸠亦说：为了保存法纪，反而破坏人性是为恶法。当然，在法律上主张亲亲相隐并非拒绝大义灭亲，大义灭亲不是亲属的义务，但却是亲属的权利。法律不应通过恐惧驱使人们举报亲属，但却应鼓励人们因为良知而大义灭亲。号称华尔街史上最大庞氏骗局的麦道夫诈骗案，告发者正是麦道夫的两个儿子。至于当下社会流行的妻子举报老公贪污，二奶举报情夫腐败，也应予以鼓励，比如在“量刑时可酌情从轻”。最后再说一个常识，虽然古语有“知情不举罪加一等”的说法，但在现代法治社会中，知情不举其实并非犯罪。为犯罪分子提供帮助者犯包庇罪，但仅仅由于出于亲情、友情、恐惧或麻木等各种原因未向有关机关举报嫌疑人，则不负刑事责任，国家可以建立健全对举报人的奖励和保障制度，通过鼓励来激励举报人积极进行举报。当然，对国家工作人员或企业组织人员来说又是另一回事，对同事犯罪知情不举，很可能会涉嫌渎职罪。&今日公众号推介：B座12楼（微信号：B1-12F），来自风险投资行业的一线观察。每天分享原创内容，聚焦热门趋势、解读商业模式、分析创业项目、分享投资感悟。每周组织主题性的无界沙龙，围绕创业热点进行深入探讨，是创业者与投资人的O2O互助交流平台。哈斯日志（ID：hasiblog），记录和分享我们在网路上奔波的故事、体察、感悟。关注互联网、搜索、社交、移动、创投、O2O业务产品与运营。貌似严肃的思考也有情绪的表达，记录了我的成长的痕迹和与你分享的情趣。（科技、阅读、生活--微信最值得收藏的公众号之一。收阅本微刊方法，点击右上角按钮，点查看公众号可关注微天下或分享本文。或微信“添加朋友”-“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gongzhonghao001或微天下添加 【信海光微天下】是覆盖百万用户的wemedia自媒体联盟成员，微信搜索wemedia了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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