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明十讲
中国古代文明十讲
&第一讲 中国古代文明研究
&第二讲 古代文明的发展过程
&第三讲 考古学与古代文明
&第四讲 文字起源研究与古代文明
&第五讲 甲骨学与古代文明
&第六讲 青铜器研究与古代文明
&第七讲 简帛学与古代文明
&第八讲 古代文明与区域文化研究
&第九讲 古代文明与多学科交叉研究
&第十讲 古代文明与学术史
&附录 从最新发现看古代文明　
　　遵照复旦大学出版社的要求，我选取了近年一些小文，汇编成这本《中国古代文明十讲》。“十讲”这种体裁，使我联想到少年时读过的李石岑《中国哲学十讲》，好久未见用同样字面的书了。复旦这套书已出的几本都很精彩，我能追随其后，很觉得荣幸和欣悦。
　　我所致力的领域，常给人以杂多的印象，其实说起来也很单纯，就是中国历史上文明早期的一段，大体与《史记》的上下限差不多。问题是对这一段的研究不太好定位，有的算历史学，有的算考古学，还有文献学、古文字学、科技史、艺术史、思想史等等，充分表明这个领域学科交叉的综合性质。这一领域，我想最好称为“中国古代文明研究”。
　　1998年，我给《殷商历法研究》一书作序①，曾乘机提出：“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应当作为一个特殊的学科来看待。对世界上其他古代文明的研究，都有着专门的学科名称。比如研究古代埃及的学科是埃及学，研究古代两河流域的是亚述学，研究古代希腊、罗马的是古典研究，等等。研究中国古代文明，没有一个单独的学科名称，这大概是由于中国文明一直绵延下来，中间没有断绝，而国际上所谓‘汉学’这个词，同埃及学、亚述学等就无法同日而语了。其实，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以至夏商周三代这一大段，既不同于史前时代的纯依据考古，又有别于秦汉【1】以下的文献完备，必须同时依靠文献和考古两者的研究，这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情形是一样的。我相信，中国古代研究将来一定会被承认是一个重要的专门学科。”在其他地方，我也说过类似的话。
　　这里应当引述去年初逝世的张光直先生的有关见解。1994年，在台北举办了一次题为“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整合研究”的研讨会，张光直先生提供的论文是《对中国先秦史新结构的一个建议》②。他指出：“我们在20世纪的后期和21世纪的前期，有一个绝无仅有的机会来创造一个新的学科。”这个学科，他称之为新的“先秦史”。他说：“中国的先秦史，作为一门有系统的学科，需要从头一砖一瓦地盖造起来。有文字以前的传说古史，自《古史辨》的时代就已经知道是大不可靠的了。自从20世纪初期以来，考古学的发现愈积愈多，愈多便出现好些以前从来没有看过、听过、想过的新文化、新民族和新问题。用考古学建立的历史因此更得随时改变。考古学还发掘出新的文字材料，加强了古文字学这一门学问。研究夏商周三代历史，又可以使用古文字学。近百年来使用古文字学的结果，是知道了传统的三代古史有许多处被古文字学证实了，但还有更多处被古文字全部改现了。”
　　张光直先生将新的学科仍称作“先秦史”，如他自己说的，是受他的老师李济先生《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等的影响③。李济先生“古史重建”的主要趋向，是在考古学基础上重构古史，因此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关系并非平行的。张光直先生的看法有所不同，他强调了从龙山文化时代到夏商【2】周三代，“文字的资料逐渐加入历史资料里去”，甚至说“传世的文献是三代历史的基本材料，其中可能也包括时代早到龙山时代的传说”，足见以文献为主的历史学当与考古学并重，但他还是接续李济先生，把设想中的新学科叫做“史”——“先秦史”。
　　有学者注意到这里可能存在的矛盾。曹兵武博士说：“中国考古学与中国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历来是难于争论清楚的……而张光直先生一直在尝试着另一种整合。他认为在这个领域中，考古学与历史学不是谁证实谁、谁服务谁的关系，而且根本上就是一回事。在古环境、古人类学、田野考古学、古文字学等自然与社会科学都已经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收获的今天，非常需要我们用新眼光、新理论、新手段，从全局的观点，从人类生活与文化演进的角度去处理新材料，从而构建一个新的史学结构。……我们不妨沿着张光直先生的思路走得更远些，径称之为‘中国文明史’——一个以中国文明的发生和形成为对象的新学科。”④这样的想法，我是非常赞成的，只是感到叫“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或许更贴切些。
　　编进这本《中国古代文明十讲》的，有的是论文，有的是讲演，时间、篇幅和体例都不尽一致，还难免若干重复的地方。有些内容，我做了必要的补充修改。尽管费了不少力气，然而最后通读，仍觉殊不满意，只好恳求读者见谅和指教了。
　　李学勤
　　注释：
　　①　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李学勤序，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
　　②　臧振华编辑：《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第1—12页，历史语言研究所，1997年；又见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第31—44页，三联书店，1999年。
　　③　《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第81—97页，文物出版让，1990年。
　　④　曹兵武：《考古与文化》，第115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又见三联书店编：《四海为家——追念考古学家张光直》，第137页，2002年。
第一讲　中国古代文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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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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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十一世纪的古代文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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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古代文明与文化发展战略
1、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一百年
　　20世纪是一个风云变幻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不但我们所有的中国人都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磨难，而且我们的传统文化也经过了许许多多的曲折。在我们跨入21世纪之际，怎样认识20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状况，如何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这是许多人都非常关心的事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学术界，特别是文科学术界，现在都非常迫切地需要对20世纪学术发展所走过的道路进行回顾，对21世纪的学术发展前景进行展望。为此，我想从三个方面对中国古代研究一百年的状况进行简要的回顾，并对21世纪的古代研究前景作一些展望，以期能有益于学人。
　　我们每一个人，不但要认识现在，还要认识过去，这是人类自身发展的需要。实际上，社会的每一个人，甚至包括文化不高或没有文化的人，对古代都有一定的兴趣。许多人对评书、演义和这一类的戏都感兴趣，即是说明。许多人对历史上的过去，对于各种事物的起源，特别是对像我们中国这样一个有悠久历史、辉煌文明的国家的古代文化更感兴趣。而在现代大潮冲击了中国之后，如何认识古代这个问题就成了中国社会上各方面的入都会接触到的一个问题。
　　中国有着悠久辉煌的古文明，有着历史绵远的传统【2】文化。从地理大发现以后，特别是16、17世纪之后，西方势力开始向东方发展，东方人开始接触到了西方。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一个与他们过去认识的世界完全不同的新世界。西学逐渐进入中国，对中国学术界、知识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古代的认识形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使中国人的价值观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很基本的特点，就是人们一直认为一切事物都是越古越好，所以三代以上就是人类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如宋代理学家常说：“人心乃是牵补度时，天地亦是架漏过日。”意思是说：人心已经坏了，好像一件衣服破了一样，今天打个补丁，明天打个补丁，但无论怎样也总不能达到完美的程度。天下世界也不如过去了，这就好比一个屋子已经漏雨了，即使你今天往屋顶上放几块瓦，明天往屋顶上堆一些白灰，但总也不能让屋子不漏雨。这是为了说明，现在的社会已不如过去的社会，人们能够取法的只是圣贤存在的那个三代时期的黄金盛世。由此可知，中国人对古代的认识问题，是一个牵扯到他对于整个人生、世界的看法的最根本的问题。
　　因此，在中国古代，经学就成了整个学问的核心。经就是从黄金时代传下来的书。有不少中国人到19世纪、甚至20世纪初，还在专读经书。只是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特别是到了19世纪晚期，由于西学的兴起，时势的发展，才迫使清朝政府不得不下令废科举，成立学堂，用新的学科取代读经。因为当时如不这样，国家就不能自立，我们就无法和世界上的其他人打交道。在这种情【3】形下，人们对古代的认识必须有所改变。如不打破古代的偶像，就不足以打破旧的网罗，不足以立新学，不足以使人们接受世界的新知识。因此，中国人对过去、对古代的认识，伴随着戊戌变法和康有为的著作的出现，就必然地走向了解体。
　　康有为的著作很多，其中有两部书在当时的知识界可谓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一部是《新学伪经考》，一部是《孔子改制考》。他的学生梁启超就曾说过，读了这两部书如触雷电一般。过去人们对古代的认识主要是依靠经书而来的，而这两部书宣称，经书中的很大一部分并不是真正的孔子学说，而是新莽时刘歆伪造出来的。王莽是靠篡位爬上皇帝宝座的，在正统观根深蒂固的中国人心目中是很臭的。因此把经学说成是王莽“新学”，就等于给经学戴上了一个大帽子而加以否定了。因此，这两部书的出现，是对传统的中国人的“古代观”的否定，是疑古思潮的开始。
　　疑古，就是对古代的怀疑。康有为用采取代旧偶像的学说依然披着孔教的外衣，但从政治和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康有为的学说在当时是进步的，起到了冲决网罗的作用。康有为的所谓“孔学”并非他个人独创，而是得助于当时今文经学如日中天的时势。清朝人治学非常讲究门户，他们把汉朝的学问分成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大块。清朝乾嘉时，学者们最喜欢讲贾逵、马融、郑玄这些古文经学的代表，清中叶以后又开始提倡今文经学。从龚自珍、魏源这些进步的思想家开始，到光绪时期，四川出了一位今文经学家廖平，他站在反对古文经学的角度【4】上，认为包括《周礼》、《左传》等许多古书在内的绝大多数古文经书都是刘歆伪造的。据廖平和梁启超记载，康有为有一天在广东会见廖平，两人论学，廖将上述观点讲给康听，康勃然大怒，认为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廖很不高兴地离去了。但不到半年之后，康有为不但全盘接受了廖的观点，而且比寥讲得更激进。在此不能仅从道德的角度考虑问题，因为廖的学说是从研究经学的角度出发的，但康有为则是从政治的角度出发，充分利用其中对自己有用的内容，其目的首先不是学术。从此之后，疑古之风越来越盛，这种风气在古代研究方面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了。
　　胡适及其弟子顾颉刚先生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古史辨派，提出了层累造成的古史观。他们认为中国古代有关伏羲、神农、炎帝、黄帝、尧、舜、禹、汤等的传说，时代出现的越晚，内容就越丰富，就如同民间故事一样。顾先生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开山鼻祖，在研究孟姜女的故事、妙峰山的崇拜等方面有很大的成就。他把民俗学的观点运用到古史研究上，认为中国古代的传说是越来越多，越造越古，越传越复杂，所以中国人对古代的看法是历代人不断地造伪的结果。
　　古史辨派在当时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其进步作用可概括为下述三点：
　　第一，进一步打破了“古代就是黄金时代”这一传统观点。传统观念认为古代遗留下来的经书的内容万古不变，为了维护经书的尊严，就要坚持古代是黄金时代的观点。现在古史辨派指出古代有些东西并不是进步的，而【5】且存在许多问题，这有助于冲破网罗，促进学术的发展。
　　第二，古史辨派对几乎所有的古代文献进行了重新审查，这和欧洲在文艺复兴后对以《圣经》为代表的所有文献进行审查一样，为繁荣新的文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第三，古史辨派及其所代表的疑古思潮对传统的古代观进行了一次大扫荡，从而为建立新的古代观开辟了道路。这也正是现代考古学能在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建立，并为中国人接受的根本原因。在传统观念中，中国人最痛恨“偷坟掘墓”。在传统的刑法里，对挖坟的人都要处以最高刑罚。由于疑古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认识和崇拜进行了大扫荡，有利于以发掘为主要手段之一的现代考古学能传入中国。
　　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疑古思潮所起的副作用。由于古史辨派在疑古时，往往“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他们对古代的否定常常过头，对一些本来不应怀疑、不该否定的内容也加以怀疑和否定，结果在辨伪上造成了不少甚至说是很多的冤假错案。而如果对古书和古代全部加以否定，那么古代就没有什么可讲的了，中国古代也就没有什么历史、学术，中国也没有什么传统文化了。如胡适就曾说“东周以上无史”。《诗经》、《书经》、《周易》、《周礼》等都不可靠，《左传》中所讲的东西多是假的，这样一来，东周以上就没什么可信的古史了。
　　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冯友兰先生，在他给《古史辨》第六册所写的序中，提出了一个新观点。他认为中国人对古代的看法可分为信古、疑古、释古三个发展阶段，这个观点符合辩证法，受到了多数人的信赖和接受，并得【6】到流传。信古，就是说古书中怎么说我们都相信。信古的对立面就是疑古，即对古书上说的都怀疑，都不相信，或者说主要的不相信。显而易见，没有疑古也就没有信古，也就是说，只有到了疑古思潮之后，我们才知道中国历史上曾有一个传统的信古时期。冯先生还认为，只有疑古是不够的，还应对古作实事求是的研究，即对古要进行解释。如果你说古人说的不对，就要说明为什么不对，因此就需要释古，即对古要进行解释说明。
　　冯先生的这种说法，应该说今天对我们来说还是有益的。传统的古代观是信古。由于信古，人们不易接受现代的思想观点，于是出现了疑古思潮。疑古有利于现代化的输入，可由于太过了，因此还要对古进行解释。只有对古进行科学、合理的解释，我们才能对古代有正确的认识，才能对中华文明的产生、形成、发展的过程有全面、深入的了解。
　　冯先生虽然提出了“释古”这个词，但并没有告诉我们应该如何释古，这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需要我们做出努力的大问题。这里可以说，现代考古学的成果为我们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便利条件。
　　有些人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研究古代器物和文字的风气，因此，考古学在中国就如同古代一样古老。这种看法其实并不正确，中国虽然至少在西周时就有人收藏古器物，汉代时就有人研究青铜器，但这并不能说明考古学在那时已经出现了，因为现代考古学的基本概念是由田野考古发掘技术、层位学、类型学等理论和方法构成的，它有着自己的一套独特的科学工作方法，而这一套理【7】论和方法，直到20世纪20年代五四运动后为中国学者掌握运用。在这之前虽曾有部分外国人在中国进行过考古调查发掘，但这并不能视为中国考古学建立的标志。
　　真正由中国人搞的考古发掘，是1926年由清华学校李济在山西省西南部的夏县西阴村主持的发掘。李济，字济之，湖北钟祥人，曾留学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回国后到1925年成立的清华研究院任讲师，同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共同执教。清华国学院的成立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首先在国学院成立时，王国维在《清华周刊》上发表了《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一文，指出历代学术史上新的潮流的产生常常是由于新发现引起的，在当时的最近二三十年有四大发现，其中甲骨文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古代，特别是商代的看法，使东周以上无史论不攻自破。此后，王国维又在其讲义《古史新证》中对疑古思潮进行了剖析，提出了新的认识古代的方法，即“二重证据法”，就是以地上之文献与地下之文物互相印证。这为现代考古学，或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考古学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现代考古学真正系统地在中国展开，是从1928年李济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后，主持对殷墟进行发掘开始的。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殷墟的发掘工作进行了15次。与此同时，在其他地方也开始运用现代考古技术进行了考古发掘。但殷墟作为主要的考古工地，从1928年至今，70余年间不断做出重大贡献，其重要地位没有动摇。中国的考古学从产生之日起，就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点，就是考古研究同历史研究密切【8】结合。这与其他一些国家把考古研究主要与美术史、人类学及社会学的研究相结合是不相同的。有学者写文章评中国考古学，认为中国考古学的最大的缺点就是过分与历史学相结合，只有打破这一点才能吸收新东西。可我个人认为，从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到现代考古学的建立所形成的考古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传统，正是中国考古学的特色。
　　从殷墟发掘的早期开始，中国考古学取得了一系列非常重大的成果，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重视。特别是在“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时间内，我们的考古学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的影陶。1981年英国剑桥大学格林·丹尼尔（Glyn
Daniel）的《考古学简史》出版，封面图是中国的秦俑坑。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展望中，他说今后几十年考古学的希望在中国。我认为他的这个预计是客观而科学的，因为中国的新发现层出不穷，其结果将对世界学术界产生重大的影响。
　　事实上，中国的考古学在短短几十年内，就创造了辉煌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人，甚至国外汉学家对中国古代的看法。我们也深信，在信古→疑古→释古的历程中，考古学不但会对史前时期、三代时期、秦汉时期的释古做出贡献，即使是对于汉唐以下的释古也会做出重大贡献。
　　要对古代进行科学的研究，仅仅有文献和考古是不够的，还需要一定的理论。只要我们比较一下20世纪初出版的关于古代的书和现代谈古代的书，我们就会发现【9】其间有太大的差别。我们现在对古代的认识之所以会同20世纪初对古代的认识发生根本的不同，不但与广大史学工作者在深入研究大量文献，充分利用考古学成果方面做出的重大努力分不开，而且与理论在古代研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也是分不开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20世纪在古代研究的理论方面有哪些工作和发展。
　　只有把理论和材料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加深对古代的认识。直到20世纪初期西学输入中国之后，中国才有人写一些诸如历史研究法之类的文章，主要是从日本把在日本最有影响的德国兰克学派等的历史学研究方法介绍到中国来。这对狭义的中国古代史，即汉以前的古代中国的研究的影响并不大。当时包括梁启超等所写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新研究法》等在当时很有影响的书籍，大都也只是对外国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进行一些介绍和发挥。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史上，特别是在中国古代研究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三个组成部分，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因此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就考虑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去。与古代研究问题有关的有第三国际的学者马扎亚尔。1925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后，马扎亚尔到北伐的根据地广州周围农村进行了社会调查，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为题发表了调查报告。这本书本来谈的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但书中提出了中国社会自古以来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因而对【10】中国古代问题产生了重大影响。亚细亚生产方式本来是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讨论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时首先提到的。按马扎亚尔的解释，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一个不变的、以农村经济为主的、停滞不前的社会。这本书的出版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是在苏联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论战，出版了柯金的《中国古代社会》等一系列著作。直到1931年，在列宁格勒举行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会，从不同角度讨论了这个问题，哥德斯作了著名的报告，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后，这场论战在苏联才宣告结束。
　　当这场论战在苏联结束的时候，中国、日本学术界又展开了有关这一问题的大论战。其实中国在此之前已出现了有关问题讨论的萌芽。这个萌芽就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胡适与当时的一些被认为是国民党左派的人士就“井田制”问题展开的讨论。苏联有关中国古代社会的论战，及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出现的中国向何处去、马克思主义是否适合中国等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则在中国引起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中国社会史性质的论战，牵涉到有关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社会史性质的问题。郭沫若先生1929年在日本写成、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是这场论战在中国正式大规模展开的标志。郭老在这部著作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形态的理论，完全适合中国的社会，因此，中国也要走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道路。当时思想界、学术界不同的人围绕这一问题，在上海神州国光社主办的《读书杂志》上，发表了各自不同的意见。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11】爆发，这场论战才在中国告一段落。而这次论战中所涉及的有关对中国古代的认识问题，即中国古代走的是一条特殊的社会发展道路，还是同整个人类一样的共同道路这一问题，也开启了建国后我国学术界有关中国古代史分期的许多问题讨论的端绪。
　　我认为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其他种种理论问题的探讨，依然有继续进行下去的必要。汉以前的历史虽然有不少文献记载，但毕竟是残缺不全的。我们不可能从文献中把这些历史完全读出来，需要用一定的理论来统御这些文献资料，才有可能对古代社会有更深入、全面的认识，了解考古材料也是一样。多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担任人类学系主任的张光直先生，在他的《商代文明》一书中就认为认识商代有五种途径，其中第一个途径就是理论。他主张研究古代文明最好有一种理论的训练和背景，没有理论也就无法真正认识古代。事实上，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20世纪60年代又在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复活了。这首先是由匈牙利学者杜克义（Tokei）发表在法国《思想》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引发的，接着一些学者在英国的《今日马克思主义》杂志上进行了系统讨论。在这场讨论中，苏联的一位老院士瓦尔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在他的一部政治经济学专著——《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诸问题》的最后一章，专门谈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及古代史的问题，其中的许多观点都值得注意。直到近年，世界上还有许多人在讨论这个问题。
　　前面我从三个方面对百年来古代研究的情况进行了简要的回顾。从回顾中我们看到，20世纪由于新的理论【12】的介绍、输入及考古学的兴起，使学术思潮发生了重大改变，使我们对古代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此基础上我对21世纪的古代研究试作一些展望。
　　第一，20世纪我们对古代的研究之所以会取得重大的成果，与现代考古学同历史学的交流和配合所起的作用密不可分。但近年来这两个学科之间进行沟通的情况却并不理想，一方面考古学的成果不能被历史学界充分接受，另一方面历史学的成果也不能被考古学界在研究、认识中利用。这既有教育体制的原因，也有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学考古学的人认为搞历史的人说的都是外行话，而搞历史的人又认为搞考古的人连基本的文献都不知道。因此，我们一定要在教育体制和思想认识方面对这个问题有深刻的认识，否则在未来的一二十年内这方面不可能有很好的改进，会限制研究的进展。
　　第二，我们一定要做一些必要的理论探讨。理论探讨并不是要大家引语录、讲教条，而是要求大家在认识一个问题时一定要有广阔的文化背景，要提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去认识。比如从事考古学，如果缺乏高度的理性认识，眼睛所能看到的东西就只有遗物、遗址之类的具体物质，如果有一定的认识，就会从一个相当的高度出发去整理发掘的成果，才能够认识到我们能看到什么，我们能解释什么。
　　第三，只有充分吸收众多的邻近学科的成果，我们对古代的研究才有可能取得更加丰硕的成绩。事实上，我们将来要想取得一些重大研究成果，不仅要继续【13】支持历史学与考古学的相互沟通，而且要尽量借鉴人类学、民族学、美术史等诸多邻近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
　　第四，要更加系统地使用比较的研究方法。要以开阔眼界为目的，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法，这种比较法和一般的偶然的比较是大不相同的。如我们讲中国古代文明的产生、形成、发展的过程时，就应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明发展进行比较。有人认为只有相互间有关系的文明才能互相对比，如此作为世界上独立起源和发展的文明之一的中国文明，就难以和其他文明进行比较了。可事实并非如此，例如中国铁器是怎么起源的?中国的铁器出现究竟比外国是早还是晚?这样的问题是完全可以比较的，为此就有必要了解全世界的铁器发展史。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外国的考古和历史、文化。如没有这样充分的准备和广阔的视野，就不可能对中国本身发展的各方面做出明确的、适当的价值判断。
　　第五，将来的古代研究一定要走多学科结合的道路。特别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许多新的手段、可能性和领域，因此我们所讲的结合，并非仅指运用新仪器和新手段，而是要将两者作为学科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况且客观世界本来是个整体，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类通过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而产生的知识也是一个整体，并非七零八碎的片断。只是由于我们每个人的工作不同，认识对象不同，所以我们才会划分出种种学科来。作为认识整体的人类的知识被划分得越细，就越需要加强交流、融【14】合，越需要开辟新的领域。因此，在21世纪的古代研究中，我们必须走多学科相结合的道路，也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取得更多的成果。
　　（原载《著名专家学者北师大演讲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
2、二十一世纪的古代文明研究
　　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指的是对中国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过程的探索考察，其时代下限可划在秦的统一，甚或汉武帝以前。古代文明研究需要多学科的交叉综合，从而自成为独立的学科领域。例如研究古代埃及的为埃及学，研究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为亚述学，研究古代希腊罗马的，在西方称为古典研究，等等。中国古代文明持久绵续，通行的“汉学”（sinology）一词将古代到近现代都包括在内，并不是专限于中国文明的早期阶段的。研究中国文明的早期阶段，有其特有的理论、途径和方法，早就应该被视为一个学科领域了。这里暂以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名之，以便于下面讨论。
　　世界上历史学者，常把人类的历史划分为史前时期（prehistory）和历史时期（history）。所谓史前，是还没有文字记载，只能依靠考古学、人类学来研究的时期。这样的划分，很早便介绍到中国来，为历史学界所习用。近些年又流行一个词protohistory，有人主张译作原史时期，讲的是虽然已有数量不同的文字记载存在，但仍然要在较大程序上依靠考古学研究的时期。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应该说主要是考察这样的时期，所以我们谈这个领域的未来进展，也要由考古学方面说起。
　　我在一些地方曾经反复说过，由于中国从古以来即【16】有收藏和研究古物的风气，不少人觉得考古学是我们固有的，这种看法其实是不对的①。现代科学意义的考古学，有田野发掘技术和层位学、类型学等一套理论，是19世纪初才开始形成的，开始传入中国，已到清末。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以中国人自己主持的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村发掘，和1928年肇端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作为标志，距今不过70余年。即使自殷墟的工作向上追溯，以1899年殷墟甲骨的发现鉴定为其先声，也只刚刚超过100年。
　　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有关考古学的方面，不妨同埃及学的情况试行对比。埃及古物在古希腊罗马时已被认明，而真正的研究则以1798年法国拿破仑远征埃及，组织埃及研究所（institute
d’&gypte），编著《埃及图说》（d&scription de l’
&gypte）为滥觞。1823年，商波梁（f．champollion）根据远征中发现的罗塞塔石，解读了古埃及文，莫立了埃及学的真正基础②。这些，都早于甲骨及殷墟。有人提出，古代埃及的考古发现，比中国丰富许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这里的工作起步较晚，并不是中国古代文明本身有什么逊色。
　　中国传世古代典籍非常繁多，且有久远的注疏传统，使中国考古学由开始建立起，就与历史学的研究紧密相结合。王国维提倡的以纸上材料同地下材料互相印证的“二重证据法”，成为考古学的明显特点。尽管有学者提出过不同意见，这样的特点在新世纪中仍会继续下去。考古学将为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索提供更多更新的依据。
　　建国以来的考古发掘，大多数是出于配合基建等原【17】因而进行的带有抢救性的发掘，在选点等问题上难免被动，在人力物力有限的条件下尤其如此。将来的发掘，应尽量转向由研究需要出发的主动发掘，以对学科发展有更大的推动。
　　从研究出发的主动发掘，已有不少影响重大的例子，其中的一个便是殷墟。在殷墟发掘动手之前，已经有了甲骨的发现鉴定和震惊举世的研究，已经作了遗址的调查及与文献的印证，于是殷墟的发掘成为必要的工作。从殷墟发掘起始，展开了整个商文化的考古研究。另一个值得举出的，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夏墟”调查。在豫西进行的这次考古调查，完全是从历史文献有关夏的记载出发的，而其结果乃发现了偃师二里头遗址，认识了二里头文化。经过多年争论后，目前国内多数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属于夏代。
　　殷墟和“夏墟”的工作，可说是从研究需要出发的两种类型。殷墟有甲骨文证明，工作的展开和深入顺理成章。“夏墟”和夏文化的探索，因为迄今未发现表明是夏的文字材料，不能同样顺利。在这里应当指出，像殷墟这种类型的发现，事实上不可能多。即使是时间很晚的，如东周时期的一些城址，其性质也每每只能通过沿革地理方法来推定。夏商周许多都邑，现在还没有发现或落实，陵墓也是一样，有必要主动寻找。例如很多人提到的西周王陵，一旦发现，自对文明研究大有禆益。
　　处在世纪之交，对已有的考古工作成果进行回顾总结，也很必要。建议订立计划，限期把各地做过的较重要的发掘报告悉数出版。文博单位藏品要建立电脑资料【18】库，并辑成图录。各种考古学文化应编制标准器物分期图谱，也要电脑化，以改变学习研究更多依靠经验的局面。这些，也将为将来大规模的主动发掘和研究准备条件。
　　20世纪后半，各国的考古学有一个共同的演进趋势，即越来越多地与新的自然科学技术相结合。中国学者在这一方面的反应是迅速的，例如在50年代后期就采用了当时发明未久的碳14同位素测年技术，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近些年的发展更快，已经形成被称为“科技考古”的分支学科，在有的大学里建有系所或中心。
　　实际上，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跨门类的结合，乃是当前世界科学发展的总的倾向，而考古学是其间的一个适当而且重要的结合点。作为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设计的。“工程”一开始便提出：“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兼用考古学和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将夏商周时期的年代学进一步科学化、量化，为深入研究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打下良好基础。”③在“工程”结题的报告中，还特别讲到：“应该循此前进，汇合更多的学科，采用更多的科技手段，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作系统深入的研究。”④这样，与自然科学的结合，不仅是促进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因素，也是整个古代文明研究所必需。
　　在考古学研究中，有不少疑难问题可以由新的技术来解决，下面试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比如，大家希望能有一种从空中或地表简易地探测【19】出地下遗存的方法。过去的堪舆书，有一部叫《透地眼》，现在最好有科学的“透地眼”，可以更迅速准确地划定遗存范围，使地下蕴藏易于保护和发掘。这里说的遗存，包括遗址和墓葬，可能位于地表下较深的位置，还可能不包含金属或石质的遗物，对于探测技术自然是困难的要求，但不能说是绝对无法实现的。
　　还需要有更多样更精确的测年技术。碳14测年的改进，已使之能适用于文明研究的范畴，不过含碳14的标本毕竟是有限的。对于陶器来说，热释光测年的精确度有待大加提高，更希望有新的测年手段。青铜器和玉器迫切需要一定的测年方法。由于伪品在一些场合充斥，测年还会起鉴定的作用。青铜器的测年，目前限于范土的热释光测定，这只能用于很少数的器物。玉器的测年，前些年有一种英文刊物叫《玉友》（friends
of jade），曾提出设想的方法，也未得实验证明。陶器、青铜器、玉器是中国古代最常见的遗物，有关技术如能突破，影响是很大的。
　　假如从广义的古代文明研究来看，就可以认识到，与自然科学技术的结合不仅仅是利用已有的科技手段、仪器之类。中国古代文明，自起源到早期的发展，跨度可能达到3000来年，对这样长远而且重要的时代的科学考察，难道对科技本身不能有所推动吗?
　　这也可以设想几个例子。其一是关于当时生态环境的研究。过去长期流行文明产生于大河流域的学说，因而黄河为中国文明摇篮的说法盛传，近来又变为长江、黄河“两河”之说。有些学者不同意，像英国的汤因比，在【20】《历史研究》中主张“挑战与反应”说，有“多难兴邦”意味。中国古代文明究竟是在怎样的环境下酝酿形成，其发展又如何作用于环境，是非常重要而且有较大现实意义的问题。解答这一问题，并导出有广泛意义的推论，要求有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多学科的参加。
　　国内业已开始了古代人dna的采集和研究，这无疑会有重大的科学价值。中国进入文明以来，境内族群的传袭、分合、流动等等历程，太需要探讨研究了。举一个最眼前的例子，殷墟的贵族和所谓人牲、人殉，究竟是否为共同族属，便可通过dna研究来回答。当然，这方面工作绝不可操之过急，必须有充分的积累，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我设想，用电脑处理古代汉字，或许会得到有特殊价值的成果。汉语是罕见的孤立语，汉字也是独特的一种文字系统，在始初有很多象形因素，随后形声渐增。今天人们读汉字，其实极少做分析功夫，而是把字作为“格式塔”（完形）的符号对待。汉字怎样演变成这样一套系统，是与人的感官和脑拾取、处理这种完形符号有关的。人既然能很顺适地接受和运用这种符号，原理上这也应该能电脑中实现，不用再把这种符号转化为其他来通过键盘。
　　以上的举例，已经涉及了古文字学的领域。现代中国学者所说的“古文字学”和（汉语的）“文字学”很不一样，这种有些奇怪的情形完全是学科的历史造成的。今天一般说的“古文字学”是专指对出土文字材料的研究，这本身即是位于考古学、历史学及语言文字学之间的边【21】缘。古文字学常被划分为四个分支，就是甲骨学、金文研究、战国文字研究与简帛研究，都有专门的学者从事。
　　从金文研究的近年进展，最容易看出其不能局限于文字方面的趋势。不少学者都意识到，青铜器的研究不可以铭文为限，而是要自其形制、纹饰、铭文、功能、组合、工艺技术等因素进行综合考察，更需要参照出土情况等考古学材料。北宋以来偏重铭文的倾向，已逐渐得到纠正。
　　甲骨研究何尝不是如此?“甲骨学”一名的出现即已显示出研究扩大的方向。研究甲骨同样应该由考古材料出发，不能离开甲骨本身种届、形制、整治等等的鉴定分析。只是甲骨以非发掘品为多，收藏分散，大多数学者难于直接接触，不得不将视野缩小到著录的拓片摹本而已。以发掘品为中心，全面考察甲骨的诸方面，还有好多工作待做。仅依靠墨拓文字的研究，是不能窥见甲骨的全豹的。
　　这样说，自然并不意味甲骨金文的识读考释工作已经足够了。以殷墟甲骨文字来说，迄今发现的4000多个字，可以放心地讲已正确释读的尚不到1500个。我曾说过，“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甲骨文中比较容易识读的文字，可以说早已识读完了，剩下的都很难突破。但是，如果不能在文字识读上取得进展，甲骨学的新成果恐怕是谈不上的。”⑤文字的识读，有的只需缜密的分析，有的则有待更多的发现。无论如何，在现有条件下，再释出相当数量的甲骨金文的字是可能的。问题是，我们应当有计划地重点识读那些有关键意义的字，以便对甲骨金文的【22】内涵有更深入的理解。
　　目前正有学术机构将甲骨全文材料输入电脑。记得唐兰先生讲过，电脑什么都能做，但是不能新释古文字，因为释读古文字是一种发明。唐先生的意见是完全对的，不过电脑资料库还是会有助于识读古文字，特别是在检验识读是否准确方面。
　　甲骨和青铜器的分期，在20世纪后半有了很大进展，而且带来了很引人注目的影响。这里想专门说一下青铜器的分期研究。商代，尤其是商代后期（殷墟期）青铜器的分期，应该在殷墟发掘品的分期基础上扩大开去，同时注意出土地区的差别。这项工作，现在便可以着手，但是如果把非发掘品尽可能包括进来，整理恐非易事。
　　西周青铜器的分期，以往主要由铭文出发，各家异说纷纭，莫衷一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为了建立西周历谱，设立专题，“以西周青铜器中可供西周历谱研究者为主，就其形制、纹饰作考古学的分期断代研究”。由王世民等先生完成的专题报告，已以《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为题出版。这部书运用考古学类型学的方法，澄清了这一时期研究中的许多疑难⑥。由此可见，把类型学方法全面运用于西周以及其他时期的青铜器，一定还会带来非常有价值的结果。
　　战国文字研究可以回溯到西汉时“古文”书籍的发现读释，在古文字学各分支中历史最久，而在近年又成为发展最快的一个分支。这方面的研究，把殷商、西周、春秋文字和秦汉文字（包含《说文》）之间的缺环补满了，好多成果都出人意表。更重要的是近年大量战国简帛书籍发【23】现，都有较长上下文可供推求，有些甚至能与传世本对勘，从而辨识出不少过去无法释读的字，并为一些商周文字提供了识读的线索。估计这一类材料还会陆续出现，我们应当把握机会，赶快编制战国文字电脑资料库，有系统有步骤地加以释读，同时由之上推商周文字。
　　由战国文字“上推”的方法，还可以延展，即由秦汉文字“上推”，由《说文》上推。不妨普遍检查一下，《说文》的字与部首，到底能上溯到那一时期，其间分合衍变的状况如何。在当前的条件下，这项工作是值得做，也是能够做的。这种研究，可称为汉字的字源学。
　　研究古文字，需要认识到在秦汉以前，中国也不是只有汉字这一种文字系统。我国从来是多民族多地区的，从考古学说，有过很多考古学文化，在汉字以外还有别的文字出现过，存在过，是不奇怪的。比如年代很早的刻划或绘写的符号，我们用甲骨金文的知识去释读，这只能像我一直强调的，是一种试验。用其他后世的文字知识去释读，也是同样，不过甲骨金文究竟较早而已。
　　近年大家对巴蜀文字的认识，随着材料的增多，逐渐趋于明确了。新见的巴蜀文字玺印，成都船棺葬等处发现的巴蜀文字题铭，不作为文字是难于解释的。只要把握这种文字不是与汉字一样的文字系统，便不会误解它的性质。巴蜀考古正在迅速开展，新材料还将涌现，相信巴蜀文字会在不久将来得到解读。众所周知，世界上没有解读的古代文字不多，巴蜀文字的解读必成为学术界的大事。
　　上文已经谈到了简帛书籍的发现和研究。近年大量【24】发掘出土的简帛书籍，有战国时期的，也有秦汉的，业已对古代研究，特别是学术思想方面，起了非常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已为大家共同感受到，我也曾在好多场合讨论过⑦，这里便不再详说。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一系列发现使我们对中国古代十分丰富的传世文献有机会再作省察，从而改进关于古代文明若干基本问题的认识。
　　在新的认识之下，一些文献方面的基础性工作需要重新来做。例如，根据简帛书籍的研究，长期流行的关于古书辨伪的种种论点有必要重新考虑了。事实上，在学术界早已有这样的动向，读者只要对看一下张心澂《伪书通考》与郑良树《续伪书通考》，即可明白。当前很值得做的，是对《汉书·艺文志》的著录从头做一番检讨，这可作为文献研究的一个中心项目。
　　历史地理的一些基础工作也应重新来做。多年以来，把商周地理范围想像为颇为狭窄，因此对文献与古文字材料中的地名考证总是力求其近，这不能说是实事求是的。结合考古研究，将能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空间分布有新的见解。
　　年代学方面，“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年表”，是一项阶段性成果，正有待补充和修正。即使是春秋战国时期，年代学也仍有不少待深入研究的疑难。系统整理诸子百家著述，并与年代研究结合的学术史编年工作，在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后，还没有人全面去做。现在有了简帛书籍，这项研究已是非做不可，相信会得出令人惊异的新成果。
　　今天已经不能要求学者对古书全凭记忆背诵。香港【25】中文大学的学者已完成汉晋以上古书的逐字索引，希望及早再出光盘版。和考古、古文字等方面一样，文献材料的充分电脑化，将大为便利研究的进展。
　　常常听到有学者提到，希望多接触一下众人视为畏途的“经学”的问题。“经”及其历代注疏确乎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中心部分，对古代文明的许多方面有重要关系，是大家熟知的。我曾引用周予同先生所说，“经学”的时代已经过去⑧，“经学史”的研究却是必要的。理解这一点，不难看到历代“经学”都对古代研究有或多或少的价值。在有关“经学”的中外著作的辑集编目等方面，已有学者做了很好的工作，我们应该在文献研究中更多地利用这类成果。
　　大家都会注意到，古代研究中的好多问题，在历史上是经学家们注意并且讨论过的。他们的意见，每每值得我们参取。不过，经学史上有一个问题，就是门户派别之见。尤其是晚清以来的这种偏见，对后来学者带来不少影响。了解经学史的实况，有利于知悉这些偏见产生的背景，从而摆脱其束缚。这也是经学史应该更多研究的原因之一。
　　《周礼》一书的长期被忽视，正是经学史上的偏见造成的。近些年有学者对照西周金文与《周礼》，论证了这部书多可信据。礼制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内涵，古人已说明三代礼制有因革的关系，所以由周礼上推，一定可以帮助理解夏商的礼制，避免对考古所见有关现象任意解释的弊病。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已为这种研究提供了一定基础。更好地结合考古学、古文字学来研究古代礼【26】制，看来是很必要的。
　　最后，还想谈一谈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理论意义。
　　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人民，在不同的条件下，于不同的年代，分别跨进文明的门槛。各个古代文明的产生和演进，有共同的规律性，也有其特有的途径。中国地域广阔，居民众多，其古代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不仅对于研究中国，而且对研究整个人类的历史也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很早就重视这一点，郭沫若先生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便提出要补充《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
　　近些年国内论著常加征引的考古学“文明”要素，即（1）有5000人以上的城市，（2）有文字，（3）有大型的礼仪性建筑，其说来自英国丹尼尔的《最初的文明——文明起源的考古学》。这种说法，最早是在美国的一次关于美索不达米亚考古的研讨会上提出来的。这是否也可作为中国古代进入文明的标准?中国的历史现实能否对此有所补正?乃是特别需要探索的课题。
　　中国古代的许多情况与世界其他地区有所差异，中国内部又是多民族、多地区的，这为各种不同层次的比较研究准备了很好的条件。这方面可供探讨的空间，简直是难于估量的。然而，我们对于外国古代的知识还非常有限，这样的状态，应该迅速予以改变。中国学者不但有责任研究自己的古代，也应该把自己的智慧、技能投入世界古代的研究。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出，中国古代文明是世界文明历史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不充分揭示中国【27】文明的实际，世界古代文明的源流便不能得到完整的阐述。
　　在新的21世纪，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其成果将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这是我们在这个学科领域可有的贡献。
　　注释：
　　①　李学勤：《夏商周年代学札记》，第285—287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②　蒲慕州：《法老的国度》，第5—7、13页，台湾麦田出版，2001年。
　　③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年阶段成果报告》，第91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④　同③，第85页。
　　⑤　李学勤：《甲骨百年话沧桑》，第68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
　　⑥　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参看李学勤：《西周青铜器研究的坚实基础》，《文物》2000年第5期。
　　⑦　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
　　⑧　当然还有学者反对这一点，例如熊十力：《读经示要》卷一，第11页，台湾洪氏出版社，1978年。
　　（原栽《在二十一世纪的地平线上》，东方出版社，2001年）
3、古代文明与文化发展战略
　　这次会议给我出个题，因为我是研究古代的，说你来谈一谈古代文明与未来的文化发展战略有什么关系。我就想从这一点谈一谈个人感想，谈错了的地方，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我想谈这么三点：第一点，从历史学、考古学的立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谈一点感想。
　　中国的文明，是世界上有数的几个有自己独立起源的古代文明之一。大家知道，全世界的文明有很多个。英国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把世界上的文明分成21个，每一个文明都有生老病死的过程。可是，21个文明并不都是有独立的起源，有的文明是在其他文明的影响之下才能形成。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我们的近邻日本，日本的文明在世界上是很有特色的，可是日本的学者都承认日本的文明是在中国的影响之下形成的，它不是独立起源的。世界上独立起源的文明数量并不多，中国是其中之一。另外一方面，如果是从文明的绵延久远来说，其他独立起源的古代文明，有的跟我们一样久远，像古代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印度等等，甚至于美洲的一些古代文明也都很早，可是这些文明都中断了，到后来都没有了。即使是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它也是曲折传流的。在世界上能够直接绵延到今天的古【29】代文明，应该说只有中国。所以我们中国人以我们五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自豪，我想是当之无愧的。
　　说起我们中国的文明有什么样的特质，这个问题应该是我向在座各位先生请教学习，不是我所能讲的。我作为研究历史和考古的人，这些年有一个看法，就是中国古代的文明是多源的而且是开放性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是只有一个起源。过去人们常说黄河是中国文明的摇篮，好像中国的整个文明就是在黄河流域，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地区起源和发展来的。现在从考古学来看，不是这样，长江流域还有其他地区也起了很大作用。中国古代灿烂辉煌的文明是在我国境内的多个地区、多个民族共同缔造的，同时在自己独立发展的基础上，也吸取了境外的各种文化的精华因素，才形成了这样一个绵延久远的文明。周秦汉唐这几个时代，其所以能够在世界的文化历史上起重大的作用，就是因为它是开放性的，能够和境内境外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文化交往、交流，能够吸收一些精华的东西，因此我们中国文化的辉煌才能得到进一步发扬。
　　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中国文化就有一个发展性。它是不是自古以来不变的东西？其实中国古代的文化是不断改变的。它是在不断地吸收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甚至境外的各种优良文化的过程之中滚动发展的。我想这一点是不是也是我们的历史经验？就是我们跨入下一个世纪，还应该广泛地吸收世界上的各种优良的文化因素。
　　关于21世纪的文化应该怎样发展，这是一个真正的【30】大题目。我很希望今天能够听在座的各位先生给我一些指教。“夏商周断代工程”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可以向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力图做到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现在世界上的有识之士都不满足于把科学和人文分割开来看待。前一个时候，在清华召开一个座谈会，有学者特别介绍过去美国一位大学校长的讲话，题目是：不要做半个人。你仅仅懂得自然科学技术，忽视了人文精神，这只是半个人，我们不能做半个人。我想21世纪应该培养完整的人，培养完整的人类文化，不能是半个。既不能是保守的只有文科的文化，也不能是一种单纯的只有科学技术的文化。而是应该把科学和人文精神相融合成一体的整个的人类文化，这就是我想在这儿谈的第二点。
　　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文化一直绵延到今天，我们这个文化在21世纪的世界上应该占据怎样一个位置?这个问题也应该从历史来看。中华民族的文化在世界能够占怎样的位置，是一个非常高远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为什么说是一个实际的问题呢?老实说，这个跟我们中国的国家地位有关。英国有一位汉学家，写了一本书叫做《中国变色龙》，意思说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总是改变，改变的依据就是中国的国力是否强大。外国人开始接触中国的时候，像伏尔泰、狄德罗、莱布尼兹这些人，对中国非常尊重。法国重农学派的凯奈专门写了一本书，叫做《中国专制主义》，这里“专制主义”不是一个坏词，是要法国王朝学习中国的政治、文化。这是为什么呢？那时候外国人眼睛里的中国，是一个堂堂大国，有很【31】多好的东西。后来外国人在炮舰外交之下，把中国貌似强大揭穿，把清王朝的腐朽揭露出来了，就觉得中国很不怎么样了，中国的形象就非常差、非常愚昧无知了。现在我们中国人又重新站立起来了，中国的形象又变好了。所以说，中国的文化在世界上的形象和我们的国家地位有关。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就没有人看得起我们的文化，我们中国的文化在将来世界的文化里面，就不能占有多少地位，将变成一种化石，一个博物馆的陈列品。我们希望我们的文化在21世纪，在世界越来越交融的文化里面占据更好的位置。这一点看法是不是对，也希望大家能够给予指教。
　　我觉得我们当前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值得做，很希望各位先生能够给予支持。我们现在到了一个世纪之交的时候，这不是日历上的问题，不管从世界来说还是我们中国来说，确实现在是一个关键时刻，是一个很大的转折与变革的时代。在这个时候，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总结回顾20世纪学术文化的发展。20世纪学术史或者说20世纪学术文化史的研究，是当前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因为我们如果不去回顾总结，我们就没有办法在21世纪起更好的作用，这就是我谈的第三点。
　　（原载《文艺研究》1998年第4期）
第二讲 古代文明的发展过程
&1、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
&2、东周至秦代文明概观
1、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中国文明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据有重要地位。这种文明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诞生，又怎样兴起和发扬光大，不仅中国学者在长期进行探讨，国际学术界也把它当作相当热门的研究课题。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文明起源的问题也就是阶级社会和国家起源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晚年仔细研究了美国学者摩尔根的著作《古代社会》。马克思写有《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恩格斯于1884年出版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恩格斯在这本经典著作里，以唯物史观详尽地分析了人类由野蛮到文明的发展历程。他根据希腊人、罗马人和德意志人等实例，探索了氏族制度如何解体，研究破坏氏族组织以至将之消灭的经济条件，指出“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①。这些研究和结论，奠立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明起源的基本理论。
　　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恩格斯的著作没有具体讲到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来中国以后，便有学者开始把《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理论运用到中国古史的研究中去。1929年，郭沫若发表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他以恩格斯这一经典著作为向导，研究了恩格斯未曾提及的【34】中国的古代社会。此后，有不少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接续着郭沫若的工作。
　　十月革命后，苏联的一些史学家曾对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作过研究。在西方，恩格斯著作的观点影响到人类学、考古学界，例如英国的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关于史前考古和古代文明的若干看法，像新石器时代革命、城市革命一类观念，传播的范围是相当广的。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出现讨论文明起源问题的热潮，有一系列论著。如1968年丹尼尔的《最初的文明》，1975年塞维斯的《国家与文明的起源》，1978年穆瑞主编的《文明的起源》和柯恩、塞维斯主编的《国家的起源》等，都代表了这一趋势。这些作品，在不同程度上也涉及中国的古代文明。
　　近十几年来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也是学术界非常重视的题目，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应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发表了许多论作。这些新作的思想观点，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早期作品相比，有着颇为显著的发展。综合起来看，可以说有以下几项特点：
　　第一，加深理论的探讨。
　　研究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著作，大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同时借鉴吸收了晚近国外一些论著的观点。这特别表现于文明的标志或要素的讨论。按马克思主义理论，阶级和国家是文明产生的根本标志，但对于判断某一古代社会，尤其是考古工作中的具体古代遗址是否属于文明社会来说，还可以提出若干要素作为根据。在国外著作中，上面提到过的英国丹尼尔的《最初的文【35】明》即列举文字、城市和复杂的礼仪中心三项要素，并且说只要一个社会具备其中两项，便可判定属于文明。日本贝塚茂树在1977年出版的著作集《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的补记里，则举出青铜器、宫殿基址、文字三项要素。
　　1983年，夏鼐先生应日本广播协会之邀作公开演讲，其中一次以“中国文明的起源”为题。他说：“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这种社会中，除了政治组织上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宫殿和官署）、经济（手工业以外，又有商业）、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它们一般都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秘鲁似为例外，仅有结绳纪事），并且都已知道冶炼金属。文明的这些标志中以文字最为重要。”②这样的见解，当前在国内学术界较为通行。
　　第二，强调考古学的重要。
　　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撰著的时代，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刚刚发轫，还没有取得多少成绩。经过60年左右的辛勤努力，中国考古学已具有举世公认的辉煌成果。中国古代文明，包括其产生和形成时期的面貌，业已在考古学者的锄头下逐渐显现出来。
　　世界各种古代文明的起源问题，无例外地都要依靠考古学成果来研究解决。这是因为从野蛮过渡到文明的历史阶段，文字仅处于萌芽状态（在某些地区还没有发明），自然不能有直接的系统的记载。中国古代有大量典籍，不少传流至今，但涉及文明初期的材料究竟是有限的。研究这方面应以考古材料为主，已成为学术界的【36】共识。
　　第三，重视传说的价值。
　　上面说考古学重要，不等于认为传世古籍中的古史传说没有意义。晚清以来兴起的疑古思潮，以为古史传说所指的时代越古，后人作伪的成分就越多，也便更不能凭信。20世纪50年代已有学者不赞成这一观点，他们对古史传说作了细心的整理分析，发现了好多有价值的线索。随后，有的学者还根据传说进行考古调查，如徐炳昶对豫西夏文化的调查工作，有很引人注意的收获。
　　1982年底，尹达为《史前研究》杂志的创刊写了一篇《衷心的愿望》，是他最后的学术论文。他在这篇文章里问道：“我国古代社会的传说里究竟是否全属伪造？在这些疑说纷纭、似是而非的神话般的古史传说中是否有真正的社会历史的素地？”他认为，考古学的发展已经“充分证明这些神话的传说自有真正的史实素地，切不可一概抹煞”③。
　　第四，反对文明起源单元论的观点。
　　在研究古籍中的传说方面，邵望平关于《尚书·禹贡》的论文很令人发生兴趣④。文章提出，公元前第三千年期间，特别是其中、晚期，黄河、长江流域的史前文化发生了大的社会变革，进入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这个时代形成的龙山文化群体，是中国文明形成的基地。《禹贡》记述的九州，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的文化区系相对应，其内容之古老、真实，绝非后人凭想像所能杜撰。邵望平认为，中国古代文明以黄河、长江流域为基地，中原地区为中心，是多源的。过去考古学尚未取得足够材料【37】去打破中国文明起源于中原的单元论，现在考古学已为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打下新的基础，单元论的传统观点就被打破了。
　　文明起源单元论的破灭，是考古工作在全国各地进一步普遍开展的结果。许多地区考古学文化演进情况逐步清楚，使各种文明要素产生的过程也趋于明朗了，下面试从几个方面，勾画一下中国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应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初步结果。
　　首先，谈一下金属的使用。
　　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生产力是经济基础中最活跃的因素，而在生产力中，生产工具的进步又是生产力发展的标志。
　　现代考古学证明，不少古国的文明时代的开始，和青铜时代的到来大体相当。中国的青铜时代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长期以来是学术界十分关心的课题。
　　人们都知道，商代已经是青铜时代，而且青铜器的制作工艺达到了非常复杂发展的高度。不过，直到20世纪50年代，大家所知道的商代青铜器，只限于商代后期（即大约公元前1300年商王盘庚迁都到殷以后）的器物。这在考古学上，叫做殷墟期的青铜器。比殷墟期更早的商代青铜器，是通过河南郑州和辉县等地的发掘而确定的，由于郑州二里岗出土的这种器物较多，就叫做二里岗期的青铜器。
　　二里岗期青铜器属于商代前期，其工艺当然不像殷墟期那样发展，但仍然是有相当高度的。这种青铜器特点是器壁比较薄，花纹比较简单，可是礼器、兵器、工具品【38】种齐备。殷墟期的主要器种，这时都已经有了。有的器物形制很大，例如方鼎的高度有达到1米的，比殷墟期最大的后母戊方鼎只低0．33米。这个时期青铜器的出土地点分布得相当广，远到长江中游的湖北黄陂、陕西汉中的城固，都有不少发现，而且其形制、花纹和郑州等地所出差不多一样。这说明，商代前期的青铜工艺绝不是原始的。
　　比二里岗期更早的青铜器，主要是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所以叫做二里头文化青铜器。若干学者主张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他们的意见如果不错，这种青铜器便属于夏朝。无论如何，二里头文化显然是青铜时代的，所出器物虽比二里岗期的商代青铜器又粗糙简单了一些，然而仍然不是原始的。据发掘者统计，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礼器有鼎、爵（数量最多）、斛、斝、盉，兵器有戈、戚、箭镞，工具有凿、锛、锥、钻、钁（陶范）、刀、刻刀、鱼钩等，另外还有铜铃、铜泡和铜饰牌等物。这些器物的工艺颇为复杂，使用了合范法浇铸，还有分铸、接铸的技巧。有的器物镶嵌有美丽的绿松石，有多种纹样，个别器上还发现有鎏金痕⑤。这充分表明，当时的人们能够制造出更大更复杂的青铜器，可能蕴藏在迄今尚未找到的大墓里面。
　　过去，有人看到殷墟期青铜器很发达，又还没有找到更早的渊源，就认为这种生产技术是外来的。现在二里头文化的发现已将中国青铜器的传统上溯到夏代，那么这个传统的根源在哪里呢？
　　在近年的考古工作中，从青海、甘肃、陕西到河南、山【39】西、河北、京津、内蒙古，以至山东，都发现有年代早于或相当二里头文化的铜器或者制造铜器的遗存。其中年代最早的，当推1973年在陕西临潼姜寨一座仰韶文化房子基址发现的半圆形残铜片⑥，房子的碳素测定年代是约公元前4700年。这块铜片经科学分析，是含有锌的黄铜，可能是用含锌的铜矿石炼成的。同一遗址还出土一件铜管，也是黄铜的。
　　1987年，在内蒙古敖汉旗西台的红山文化房子基址中发现了多块陶范，可能是用来铸造鱼钩的⑦。红山文化年代的下限，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陶范不会晚于这个年代。
　　1975年，在甘肃东乡林家遗址的一处房子基址北壁下发现一柄铜刀。遗址属甘肃仰韶文化马家窑类型，该房子基址的碳素测定年代为约公元前3200年。此数据可能偏早，可估计为公元前3000年左右。经科学鉴定，铜刀是含锡的青铜，系用两块范浇铸制成，这是我国已知最早的一件青铜器。
　　以上所举，仅是早期铜器的一些例子。根据已有的种种发现，有学者提出，仰韶文化可划为晚期新石器时代到早期铜石并用时代，龙山时代则是晚期铜石并用时代⑧。还有学者主张，龙山时代的中晚期已经是青铜时代了⑨。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一些最早的铜器都是经过冶铸的，而按照冶金史的一般规律，在发明铜器的冶铸工艺之前，应该有利用天然铜加以锻打来制造铜器的阶段，当时的铜器乃是纯铜（即红铜）的小件器物。国外的铜石并用时代，主要是这种器物，而在中国这样的阶段还没有被认【40】识。有文章以为这是中国冶金史的特点，中国并没有经过这样的阶段⑩，是否如此，尚待今后考古工作来证明。
　　其次，看文字的产生。
　　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认为，文明“始于标音字母的发明和文字的使用”。恩格斯肯定了这一看法，并说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⑾。由此可见，文字是文明的一项重要因素。中国古代文字主要是早期的汉字。关于汉字的起源，《荀子》、《吕氏春秋》等古书都说黄帝时仓颉造字。黄帝的年代约当公元前第三千年的前期。这一传说当然有待考古材料加以证明。
　　很多人以为殷墟的甲骨文是最早的汉字，这是不正确的。甲骨文只不过是商代后期的文字，字的个数已经超过4000，而且从字的结构看，传统的所谓“六书”已经具备了。所以甲骨文是一种相当发展的文字系统，汉字的演变在它以前肯定有一个很长的过程。
　　近年关于中国文字起源的探讨，主要和年代较早的陶器上面的符号有关。这种刻划符号发现已久。20世纪30年代在山东章丘城子崖的考古发掘，就获得一些有刻划符号的龙山文化陶片，不过没有得到太多注意。50年代陕西西安半坡的发掘，发现了一大批仰韶文化陶器刻划符号，这在1963年出版的《西安半坡》报告中公布，很快就引起古文字学者的重视。
　　有刻划符号的仰韶文化陶器，都属于半坡类型，迄今已在渭水流域的陕西西安、长安、临潼、郃阳、铜川、宝鸡和甘肃秦安等不少地点发现。在这一地区早于半坡类型【41】的文化的陶器上，也出现有刻划符号。半坡类型的陶器符号大多刻于器物烧成以前，器种绝大多数是陶缽。符号有固定位置，一般在缽口外面的黑色带缘上。符号有的简单，有的则相当复杂，接近文字，比如临潼姜寨的一个符号就很像甲骨文的“岳”字。
　　晚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不少种文化，也都有类似的陶器符号，有的还是用毛笔一类工具绘写的。例如青海乐都柳湾出土的马厂类型彩陶壶，下腹部外面常有绘写的符号，据统计有50多种。龙山时代的文化、二里头文化的陶器，也发现了不少符号。河南登封王城岗两处龙山文化晚期灰坑中出土的陶片，刻有异常复杂的符号，很像是文字⑿。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陶寺类型晚期居址出土的一件陶扁壶，有毛笔硃书的一个“字”和其他两个符号⒀。至于商代前期即二里岗期陶器上面的符号，有的已很明显是近似甲骨文的文字。总的说来，从仰韶文化以来，陶器符号可以说是向甲骨文那样的文字趋近。
　　文字起源与陶器符号有关的情形，在其他古代文明中也有实例。据有的外国学者研究，古埃及文字的起源可追溯到公元前4000—前3000年的陶器上绘写、浮雕或刻划的符号⒁。这个年代，和中国的陶器符号是差不多的。
　　这一类符号并不限于陶器。1984年至1987年在河南舞阳贾湖进行的发掘⒂，从相当于裴李岗文化的墓葬中发现了一版完整的龟腹甲和另外两个龟甲残片，上面都刻有符号，有的像甲骨文的“目”字，有的像甲骨文的“户”字。还有一件柄形石饰，也有刻划。墓葬的年代，据碳素【42】测定不晚于公元前6000年。这项发现的意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上面谈到的各种符号，性质如何，学术界尚有不同意见。还有一种陶器符号，大多数学者认为可能是原始文字，这就是大汉口文化的陶器符号。
　　大汉口文化分布在山东、江苏北部及河南东部一带，年代在公元前4300—前2500年之间，其后身是山东龙山文化。陶器符号属于大汉口文化晚期，发现最早的是1959年山东宁阳堡头（即大汉口遗址）出土的一件灰陶背壶，上面有毛笔绘写的硃色符号。后来在山东莒县、诸城陆续发现一批灰陶尊，都刻有符号一处或两处，有的还涂填红色。这些符号的位置和结构很像商代青铜器铭文。1977年，唐兰曾把他所见到的几种符号释为“▲”、“斤”、“戌”、“炅”等字。到现在为止，这种符号已出现9种⒃。
　　值得注意的是，分布地域和大汉口文化毗连的良褚文化也有类似的符号。良渚文化在江苏南部到浙江北部，年代同大汉口文化中晚期相当。良渚文化个别陶器有成串的刻划符号，同时在不少玉器上也有符号。有符号的玉器有璧、琼、环、臂圈等，符号的刻划位置独特，不同器上花纹混淆。有的符号为了突出，还特别施加框线或填有细线。良渚文化玉器符号已发现11种，其中5种和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相同或近似。这些符号试用古文字学的方法分析，大多能够释读⒄。
　　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是两种颇不相同的文化，但互相有密切的关系。1987年在江苏新沂花厅发掘了一大批大汶口文化墓葬，其中出土不少良渚文化玉器，说明两【43】种文化的人民存在着交往。两者符号的相通，很可能标志着这些符号是原始文字。
　　再说城市的出现。
　　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原始城市的产生，是古代文明进步的一个重大标志，因此，学术界普遍重视城市的产生问题。但什么是城市，原始聚落同城市如何区别，仍是探讨中的问题。学者间的多数趋向于认为，城市的主要标志是反映出阶级的社会结构。城市不一定有城墙，例如中国商代后期的殷墟，经过多年的发掘，只在宫殿基址外围发现防御性的水沟，并未找到城墙（最近发现的洹北商城，时代似早于盘庚迁殷）。另外人口的规模可以作为城市的参考标志，例如丹尼尔便主张城市应容纳至少5000人。
　　殷墟是典型的中国古代城市，包括有宫殿基址、陵墓、居住遗址和手工业遗址，其性质是不容争议的。商代前期的城市，可举出河南偃师尸乡沟商城、郑州商城和湖北黄陂的盘龙城等。偃师商城是1983年发现的，位于县西大槐树村南，南临洛水。已探出东、北、西三面城墙，南北距约1700余米，东西最宽处1215米，面积约190万平方米。城内发现了大型建筑基址、道路等。这座城建于商代早期，其地望与古书所载汤都西亳吻合。郑州商城发现于1952年，遗址总面积达2．5平方公里。城东、南墙各长1700米，西墙1870米，北墙1690米。城内发现有大型建筑基址，城外也有许多手工业遗址、墓葬等遗迹。有些学者认为这座城是商王仲丁的都城隞。盘龙城发现于1954年，位于长江北岸不远，城较小，南北约290【44】米，东西约270米，城内也有建筑基址，城外有居住遗址、手工业遗址、墓葬等。这些材料，说明商代前期已有规模可观的城市，而且有的是王都，有的可能是诸侯国的都邑。
　　前面曾经提到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距尸乡沟商城不远，可能属于夏文化，有人主张是夏都斟鄩。这处遗址没有发现城墙，但有大型宫殿基址以及居住遗址、手工业遗址、墓葬等。
　　更早的城址也已有不少发现。
　　最早发现的是山东章丘城子崖的古城。建国前1928年以来，曾在当地进行发掘，那时已找到城址，但由于认识限制，对城的年代犹豫不决。年，在该地重作勘查试掘，证明是一处龙山文化、岳石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大致相当）、周代三城重叠的遗址。最下面的龙山文化城址，平面接近方形，南北最长530米，东西约430余米，面积约20万平方米。勘查还证明，30年代发现的城址，是三城中的岳石文化古城⒅。
　　30年代在河南安阳后岗还曾发现龙山文化的夯土墙，可能也是当时的城址。
　　近年发现的龙山文化城址，有河南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和山东寿光边线王等处。登封王城岗城址包括相连的东西两小城，合计面积约2万平方米，城内有建筑基址。淮阳平粮台城址为正方形，面积约3．4万平方米，城内有建筑基址，城门有门卫房建筑，并发现排水管道等遗迹。寿光边线王城址略呈梯形，面积约4．4万平方米，有内外两城，城基下有奠基牺牲⒆。需要注意的是，平粮台【45】古城南、北两城门与城内建筑基址在一条直线上，已具有后世城市中轴线布局的雏形⒇。
　　上述这些龙山文化城址，和古书记载的上古都邑有相合处，如传说太昊都陈，即今淮阳；禹都阳城，即今登封。安阳后冈在殷墟范围内，更不待言。周代，淮阳为陈国国都，寿光为纪国国都，章丘为谭国国都。这种情形，恐伯不会是偶合。
　　在北方，还发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相当二里头文化和商代二里岗期）的城址。这种城址的墙多用石块垒筑，在内蒙古赤峰一带就发现了这样的石城43座，面积一般为1万—2万平方米。城内有用石块垒砌的房屋基址，最多的达600处以上。这些石城分布为三群，每群中有一座大城，最大的面积有10万平方米。夏家店下层文化也有夯土城址，如内蒙古敖汉族大甸子城址，面积6万平方米。附属有相当大的墓地，包括随葬多组陶器的大墓①。此外，在内蒙古包头阿善、凉城老虎山也发现石城，年代有可能更早②。
　　赤峰石城群的结构暗示，其中的大城可能是身分高贵者居住的“宫城”。由此类推，龙山文化面积较小的城址也可能是“宫城”，而一般人民在城外环居。这要求今后在考古工作中更注意勘查城址周围的环境。
　　礼制的形成也很重要。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认为，私有制、阶级和国家产生之后就必然有一套与之相应的典章制度。因此，礼仪性建筑中心也是文明的标志之一。应该注意到，中国古代的祭祀崇拜是礼制的一部分，有敬祖追远的特点，因此君主【46】的宫室和宗庙常不分离。这使得古代城市中罕有突出、独立的礼仪性建筑。不过，在年代较早的一些考古遗址中，还是发现了礼仪性建筑的存在，以下试举几个例子。
　　1983年，在辽宁凌源、建平间的牛河梁发现了红山文化的“女神庙”遗迹。牛河梁主梁北山丘顶有平台形地，庙址在平台南侧缓坡上，由多室和单室的两组建筑组成，出土有泥塑人像及龙、鸟像的残部。人像由形体看属女性，臂部内腔见有骨路残片。同出陶器中有特大的彩陶镂孔器残片等，应为专用的祭器③。据闻，最近在该地又发现“金字塔”之类建筑物。
　　1987年，在浙江余杭瑶山发现良渚文化的“祭坛”遗迹。遗迹在瑶山顶上西北，平面呈方形，中心系一红土台，环以填灰色土的围沟，西、北、南三面又有以黄褐色土筑成、用砾石铺面的土台，其西、北边有用砾石砌成的石磡。整个“祭坛”面积约400平方米，南部被时代相距不远的同文化墓葬所打破。发掘者推断，这处土台是“以祭天礼地为主要用途的祭坛”④。
　　齐家文化也有祭祀遗迹发现，在甘肃永靖大何庄、秦魏家发掘到6处“石圆圈”，周围有牛、羊骨架及卜骨，被认为“与祭坛的性质相类似”⑤。
　　与此相联系的，是专用于一定礼仪的器物，即礼器的出现。其中最具有特色的是玉器。在中国古代，人们对莹润光泽的玉（一部分按现代标准应属石质）有特殊的观念和感情，因此不少种考古文化都有非常精美的玉器，成为商周玉器的先驱。以下也举一些例子。
　　红山文化玉器，重要的有龙形玦（玉龙）、勾云形佩和【47】用途待考的筒形器等，还有璧、三联璧、环，以及龟、鸮等动物形饰物。1973年，在辽宁阜新发现两座红山文化石棺墓，均随葬相当多的玉器，墓制也很特殊⑥。
　　良渚文化玉器，重要的有璧、琮、璜、圭、环、钺、冠饰等。近年在江苏吴县草鞋山、上海青浦福泉山、浙江余杭反山和瑶山等地，都从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玉器⑦。不少玉器上的兽面纹，被认为可能是商周最流行的“饕餮”纹的前身⑧。
　　龙山文化玉器，尤其是山东出土的，制作尤为精细。有的也雕琢有兽面一类纹饰，但发掘品还不多。
　　齐家文化玉器，有璧、琮、璜、铲，等等。仅甘肃武威皇娘娘台一座墓中，就出璧83件⑨。
　　二里头文化玉器，有璧、琮、璋等。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一种歧尖的玉璋，和陕西神木石峁（可能属龙山文化）、四川广汉三星堆（属商代后期）发现的很是相像。
　　总之，《周礼》记载的六种礼玉，在上述文化中都可找到渊源。这些玉器都不具有兵器、工具一类的实用性（虽然有的像刀，有的像斧，其锋刃都是朝上的），其性能只是在礼仪中使用，并作为所有者身分的标记。
　　还有些考古文化中出现非实用性的精美陶器，如山东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轻薄如纸，显然不切实用。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彩绘陶器，有很像商代青铜器的美观花纹。这些也是供礼仪中使用的，也作为有特殊身分者随葬的器物。
　　有学者在论述襄汾陶寺早期墓地（约公元前2500年）时说，这里“礼器已不是偶见的一二件，其中有由彩绘【48】（漆）木器、彩绘陶器及玉石器构成的成组家具、炊器、食器、酒器、盛贮器、武器、工具、乐器、饰物等。又以蟠龙纹陶盘和后来商王陵也曾使用的鼍鼓、特磬最引人注目。……若从随葬品组合的角度看，其后商周贵族使用的礼、乐器，在这里已初具规模”⑩。
　　还应注意贫富的分化。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认为，伴随私有制的出现和阶级的分化，社会必然发生贫富分化现象，因此贫富分化现象也成了古文明研究者的聚焦点。
　　原始社会氏族的财富是共有的，体现在考古发现的材料中，是居住遗址和墓葬的集体性和平等性。如仰韶文化的聚落和公共墓地，其情形就是这样，已为众所周知。
　　仰韶文化已经开始出现一些走向不均的迹象，例如特殊的墓葬。陕西华县元君庙墓地有五座这种墓葬，一座男性老人墓在二层台上砌有砾石。西安半坡一座幼女墓有木棺，随葬玉耳坠、陶器、石珠等物。临潼姜寨一座少女墓，随葬玉耳坠、陶器外，有由8577颗骨珠组成的串饰。
　　大汉口文化墓葬的贫富分化业已相当清楚，出现了厚葬的大墓。以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的墓地为例，早期大墓如13号墓，为成年男女合葬，有圆木叠筑的木椁，随葬许多陶器，还有象牙琮、雕筒等珍贵物品。晚期大墓如10号墓，也有木椁，墓主系成年女子，有象牙梳、绿松石串饰、玉臂圈、玉指环等饰物，随葬彩陶、白陶等器物约90件，还有象牙雕筒等物品⑾。【49】
　　继大汶口文化之后的山东龙山文化，也有大墓出现。1989年，在山东临胊西朱封发现两座大墓，一为一椁一棺，一为重椁一棺。以前者（202号墓）为例，墓主系成年，棺内有极精美的镂空嵌绿松石玉笄、浮雕人面纹的玉簪、绿松石坠和串饰，以及玉钺、玉刀等物，其余陶器（包括蛋壳陶杯）、骨器、彩绘器皿等则放置在棺、椁间的边箱里面⑿。
　　山西襄汾陶寺的龙山文化厚葬墓，上文已经谈到过了。
　　良渚文化的厚葬墓，可以浙江余杭反山的墓地为例。这处墓地的年代约当公元前3000年或略晚一些。所谓反山，实际是专为埋葬而用人工堆筑的土台，土方量估计达2万立方米。台上有墓11座，呈有秩序排列。出土随葬物，除陶器、石器外，有大量玉器、象牙器和涂朱、嵌玉的漆器遗迹⒀。类似的厚葬墓，在其他若干地点也有发现，在浙江嘉兴雀幕桥还发掘到木椁大墓。
　　贫富分化与产品的积累、交换的扩大直接有关。在当时，金属、牲畜，甚至奴隶，都可能成为货币。在中国，猪比较普遍地起过这样的作用，成为财富的标志。华县元君庙仰韶文化厚葬墓已有以猪下颚骨随葬的例证。大汶口文化的大墓以猪头随葬，大汶口10号墓即有猪头14个。有学者指出，“它们既是财富，也是货币，因而在不同身分和地位人的墓葬中随葬的数目也多少不同。首领和一般成员不同，贫者和富者不同。就以齐家文化墓葬随葬的猪头来说，多的68头，其次30多头，十几头，少的三五头或一两头，有的根本没有”⒁。贫富的差别，在这方面【50】表现得也十分明显。
　　最后，须提到人牲人殉的问题。
　　人牲人殉，即用人作为祭祀的牺牲或墓中的殉葬品，在古代世界很多地方都出现过。由于在我国史学界曾有过长时间讨论，至今仍为许多人所关注，所以在这里仍有必要谈到。
　　见于报导的最早的人殉事例，是1987年河南淄阳西水坡45号墓⒂。这座墓葬属于仰韶文化，据有关碳14年代测定，可估计为不早于公元前4500年。墓葬有一些奇特的现象，墓主是壮年男子，位于墓室中央，两侧用蚌壳排成一龙一虎图形。简报说，墓室东、北、西三面有小龛，各有一人。能鉴别的，北龛为16岁左右男性，西龛为12岁左右女孩，两手均压于骨盆下，女孩头上还有砍斫痕迹，因此判断为人殉。有学者对简报提出异议，认为所谓小龛可能与45号墓不属同一层位⒃，而发掘者继续坚持该墓殉3人的观点⒄。这个事例能否成立，现在不能做出定论。
　　最早的人牲事例，也属于仰韶文化。西安半坡遗址的一处长方形房子的居住面下，出土有一具带砍斫痕迹的人头骨，还有一个陶罐，见于《西安半坡》报告。据研究，这很可能是建造房子时的奠基人牲。
　　1987年，在江苏新沂花厅大汶口文化墓地中发现有人牲人殉的现象。有关的均属大墓，16号墓墓主左下方有一17岁以下的男少年，脚后又有一少女；18号墓墓主右侧有一侧身的成年女子，左有一婴儿；20号墓墓主系成年男子，脚后有两少年。另外在16号墓室外还埋有几具【51】幼童的骨架⒅。
　　同时，在上海青浦福泉山的良渚文化墓葬中，据报导也有人殉发现⒆。
　　在河南安阳、汤阴、永城、登封等地的龙山文化遗址，多次发现有奠基人牲。所用以幼童为多，甚至有婴儿。
　　甘肃武威皇娘娘台和永靖秦魏家的齐家文化墓地，都发现有成年男女合葬墓。女子或一或二，侧身面向男子，随葬品也是男子更多，看来是女子为夫殉葬的实例。内蒙古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朱开沟的朱开沟文化墓地，也发现类似现象。有的女子似曾捆缚，还有的墓有木椁，男子在椁内，女子置于椁外。在墓主脚下也有放置幼童的。
　　二里头文化的偃师二里头遗址，有的大型房子墓址周围发现好多人骨架，没有固定葬式，有的经过捆缚，有的身首分离，不少与牲畜同埋。据研究，他们都是用于祭祀的人性⒇。
　　上面所述的这一类人牲人殉的惨酷现象，都是商代同类行为的失声。
　　我们关于中国古代各种文明因素渊源的叙述，暂限于此。必须承认，文明因素的产生不等于文明时代的出现，而且以目前所了解的情况而论，这些因素的产生和发展还存在许多未解决的疑难，已有的材料是散在的、不系统的。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要根据这些材料，以陈述的形式讲出中国文明起源的历史，还缺乏充分的条件。过去很长时期，国内外学术界认为商代是中国古代文明的【52】源头。这种看法，至今影响仍然不小。现在看来，中国文明很可能应上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最近很多学者撰文，提出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于公元前第三千年，即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①，这就和《史记》始于《五帝本纪》差不多了。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②　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第81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③　《尹达史学论著选集》，第450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④　邵望平：《〈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二），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⑤　《中国文明起源座谈纪要》，《考古》1989年第12期，第1112页。
　　⑥　巩启明：《姜寨遗址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及其意义》，《人文杂志》1981年第4期。
　　⑦　《中国文明起源座谈纪要》，《考古》1989年第12期，第1113页。
　　⑧　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
　　⑨　《中国文明起源座谈纪要》，《考古》1989年第12期，第1113页。
　　⑩　金正耀：《中国金属文化史上的“红铜时期”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7年第1期。
　　⑾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⑿　李先登：《关于探索夏文化的若干问题》，《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2期，第34页（1980年）；《王城岗遗址出土的铜器残片及其它》，《文物》1984年第11期。
　　⒀　《中国文明起源座谈纪要》，《考古》1989年第12期，第1110页。
　　⒁　李学勤：《中国和古埃及文字的起源》，《文史知识》1984年第【53】5期。
　　⒂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至六次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1期。
　　⒃　李学勤：《论新出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文物》1987年第12期。
　　⒄　李学勤：《论良渚文化玉器符号》，《湖南博物馆文集》，岳麓书社，1991年。
　　⒅　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城子崖遗址又有重大发现，龙山岳石周代城址重见天日》，《中国文物报》日。
　　⒆　曲英杰：《论龙山文化时期古城址》，《中国原始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⒇　俞伟超：《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发展阶段性》，《文物》1985年第2期。
　　①　《中国文明起源座谈纪要》，《考古》1989年第12期，第1112页。
　　②　曲英杰：《论龙山文化时期古城址》，《中国原始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③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
　　④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
　　⑤　《中国文明起源座谈纪要》，《考古》1989年第12期，第页。
　　⑥　方殿春、刘葆华：《辽宁阜新县胡头沟红山文化玉器墓的发现》，《文物》1984年第6期。
　　⑦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南京博物院：《良渚文化玉器》，文物出版社、两木出版社，1989年。
　　⑧　牟永抗：《良渚玉器上神崇拜的探索》，《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54】
　　⑨　《中国文明起源座谈纪要》，《考古》1989年第12期，第1114页。
　　⑩　同上，第1115页。
　　⑾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文物出版社，1975年。
　　⑿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临胊朱封龙山文化墓葬》，《考古》1990年第7期。
　　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
　　⒁　石兴邦：《从考古学文化探讨我国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问题》，《史前研究》1983年创刊号。
　　⒂　濮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濮阳市博物馆、濮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