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八年前的今天，我悄悄地来到这个世上。
　　儿子在学校忙于学业，媳妇在外地杂事缠身。没有蜡烛，没有鲜花。只有手机不断接到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地产公司发来的祝福短信。我感谢他们，尽管我知道那些不过是机器在例行公事地批处理格式化文件。结束了一天的劳累，在单位餐厅要上一碗打卤面，就算是对自己的犒劳吧。
　　四十八年一晃眼的功夫就这样过去了。世事如烟，人生似梦。端坐在电脑屏前，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中国的海监飞机终于可以到钓鱼岛执法巡航了，估计不久军用飞机也会时常光顾了；习总书记轻车简从南巡了；A股依旧在底部挣扎，但终于反弹有望了；太原的公安局局长被儿子坑爹了；儿慈会的帐目被人质疑了。。。。。。
　　对于我个人来说，最大的事情莫过于孩子的姥姥前几天不幸去世了。老人家年轻时就因劳累过度和营养不良，过早患上心脏病。几十年来，经历过心脏起博器植入，心脏瓣膜手术，老人家都坚强地挺过来了。这次，因为严重的心衰伴随着肾衰等多脏器衰竭，终于在她七十六岁高龄撒手人寰。
　　生老病死，大自然的规律。茫茫人世，多少人来到这个世界，又匆匆离开，没有留下一丝痕迹。互联网时代虚拟社区的发达为人们弥补遗憾创造了契机。任何普通人，只要你会打字，把你的所做、所闻、所想、所悟如实地记录下来，都可以成为人类的宝贵财富，或可永远流传下去。
　　四十八年的个人经历，足可以成为折射国家、民族和社会变迁的缩影。而我所经历的四十八年正是中国社会从动乱、僵化和落后走向改革、开放和富足的四十八年；是中国执政者摆脱极左思想的束缚，逐步探求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四十八年；是中国社会从与世隔绝到融入全球化潮流，与世争锋的四十八年。
　　从哪里写起呢？还是从我从哪里来写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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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我的母亲
　　日，一个婴儿出生在保定市一家军队医院的产房。产妇是一名孱弱的棉纺女工。婴儿的父亲是一名年轻的军官。
　　不知什么原因，医院的护士把我的出生日期错写成了12月13日。从此，户口本、身份证上我的生日就一直将错就错，延续至今。每当过生日的时候，妈妈总会把这件事絮叨絮叨。
　　母亲的家乡就在保定市南部不远的清风店西南合村，属河北省定县。清风店是京广线上保定和石家庄之间的四等小站。离车站往东走五里地是清风店镇，再往东八里地就到了西南合村。
　　清风店历史上出名是因为在解放战争早期的1947年，国共两军在此地方圆几十里上演了有名的清风店战役。共产党的华北野战军围歼了国军的精锐第2军，生俘军长罗立戎。当时，胡耀邦还只是华北野战军一个旅的政治部主任。西南合村则是第2军最后的据点，守军坚持了三天三夜，一直没有被攻破。据老人们说，主要是村中有大量的老百姓，共产党的部队没有使用大炮轰击，村外的壕沟都被冒着枪林弹雨冲锋的战士的尸体填满了。最后八路不得不发出最后通谍，国军再不投降，将要用大炮伺候。守军这才放下武器。
　　人的命运在历史大动荡的时期只能像一叶小舟随风雨飘摇。如果当时国军顽抗到底，八路万炮齐发，那么我的母亲一家将和全村的老少爷们一起灰飞烟灭，也就没有我在这里和大家聊这些往事。妈妈当时也就5、6岁。她清楚地记得，在战事最激烈的时候，她还爬到房上去收晾晒的花生。在房上站岗的一名国军士兵严厉呵斥她：“你是谁家的孩子，子弹可是不长眼的。”吓得妈妈赶紧回到菜窖里躲藏。
　　这才是历史的真实。国军士兵也是普通中国人。并不是我们被灌输的那样，个个对老百姓欺压盘剥，凶神恶煞般不近人情。
　　解放后，政府在西南合村东头修建了烈士纪念塔，开辟了烈士陵园。我小时候回老家经常和小伙伴们到陵园里玩儿。那时的园子破烂不堪，只有塔顶的小人穿着军装，持枪站立，让人肃然起敬。后来，胡耀邦主政后，政府加大了拨款，扩建整修一新。每年前来瞻仰扫墓的人也多了起来。
　　土改时，母亲一家划为贫农，分得了几亩地。我的姥爷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又有一手杀猪的好手艺。每年农闲时节就往保定、北京、天津等大城市贩猪。姥姥是个勤劳善良的农村妇女，带着四个孩子：我妈是老大，还有大姨，大舅和小姨。一家人过得其乐融融。刚解放那几年，农村政策也好，农村的生产力得到极大的释放，农民的积极性也空前提高。经过几年打拼，姥爷已经购置了几十亩上好的水浇地，全部配有水井和水车。需要浇地的时候，只要套上牲口拉着水车转动，水就车上来了。那时候农村不通电，种地灌溉全靠这种农具了。
　　人的命运再一次显得那么无奈。到了人民公社化时期，全部土地、牲口和农具等生产资料归人民公社所有。农民多少年的劳动成果一夜之间被无情剥夺。姥爷遭受这个打击后一病不起。他后悔当初没有听从母亲二舅的劝告。他是八路军深入冀中，建立抗日政权时最早从家乡参军，当时已经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由于对党的政策了解，早就劝姥爷不要购置土地，哪怕是有闲钱买宅院也好。但固执的姥爷没有听从。
　　姥爷的病过于凶险，农村的医疗设施又很简陋，没过几天，姥爷便扔下姥姥一家老小五口，还有姥姥肚子里的小舅，驾鹤西去。可怜的姥姥，三十多就守寡。家里的顶梁柱倒了，过去的亲戚再也不登门了。很难想象，姥姥是怎样熬过那漫长的岁月啊。
　　姥爷过世时，母亲还不满十五岁。家庭的重担过早地落到了她的肩上。每天干活要到上课钟声敲响后才能出家门。到了1958年，还没有初中毕业，家里再也供不起妈妈上学了。尽管老师几次上门劝说，妈妈已经打定主意辍学，养家糊口。这一年，听说保定棉纺厂招工，妈妈便和几个小伙伴结伴前去考工。老天不负苦命人，妈妈终于考上了。从此，妈妈从农村姑娘转变成了产业工人，能够吃上商品粮，又能挣工资帮助姥姥拉扯弟弟妹妹了。命运这次眷顾了妈妈，妈妈眼前的路第一次闪现出希望的光芒。（未完待续）
　 　1、我的母亲（续）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妈妈渐渐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这个时候，妈妈经人介绍认识了比她大五岁的我的父亲，一名英姿勃发的解放军排长。两个年轻人有着相似的经历，又是相隔不远的同乡，似乎命中注定两个人要走到一起了。
　　然而，他们的关系还是受到命运变幻的考验。到了1962年，由于国民经济受到大跃进运动的破坏，国家不得不进行调整，压缩工业建设计划规模。大批新进城城市居民被迫注销户口被遣送回乡。没有上访闹事，没有聚众游行示威。几百万人默默地从城市疏散到农村。妈妈也收到了通知，所有1958年以后入厂的人员都要被精简下放。
　　也许是命运再一次的垂青。妈妈没有被这个潮流裹挟着离开厂子，仅仅是因为比别人晚去办离厂手续半天的工夫。想到要离开保定了，于是和几个要好的同事去公园游玩。等下午去厂部办手续时，却被告知接到上级紧急通知，停止办理下放。
　　就这样，命运之神将人们的生活轨迹强行扭转。和妈妈一起进厂的小姐妹被下放回乡务农，嫁人生子，从此再也没有离开那块贫瘠的土地。妈妈则幸运地留了下来。后来，妈妈问过父亲，如果她被下放农村，他会变心吗？父亲多少有点牵强地回答：“我哪里会那么没有觉悟。”但时至今日，妈妈还会自知之明地叨叨：“如果那次被下放了，你爸爸就不会要我了。”
　　1962年五一节，21岁的妈妈和26岁的父亲结婚了。没有酒席，没有婚照，没有家具，甚至新婚被子都是借来的。但是，我相信，他们一定和世上所有新婚夫妻一样，感觉自己是这个世界最幸福的人，因为他们找到了生活的伴侣。从此，这个世界不再孤单，遇到困难一起扛，遇到快乐一起欢笑，共同劳作，共同收获。幸福就这么简单，哪怕生活有再大的磨难，只要两个人在一起。
　　今年是父母的金婚年。老两口已经风风雨雨携手走过了五十年。“十一”期间，我把父母接到北京，在王府井中国照相馆给他们照了一组金婚纪念照，制作了油画效果的大型画像。七十多岁的老人，身体还不错。我真心祝愿他们晚年生活幸福，老天爷能够保佑他们健康长寿，酬谢他们一辈子付出的辛劳。
　 　2、我的父亲
　　我父亲家的村子也属于清风店地区，从母亲家的西南合村往东走八里地就是父亲家所在的村：留早村。父亲出生的第二年，日本鬼子就发动了卢沟桥事变，进而占据了京津保等大部分华北地区。留早村建有鬼子的炮楼，属于敌占区。清风店是京广线交通大动脉上的小站，也是炮楼林立，重兵把守。而西南合村没有建炮楼，就属于共产党活动的游击区。实际上与敌占区相距不出十里地。村里许多精壮年都参加了八路军的武工队，连妈妈的姑姑都当了村里的妇救会主任。经常是鬼子从村东头进村，土八路从村西头跑出去，鬼子从村西边过来，土八路就从村东头转移，和鬼子藏猫猫。
　　爸爸经常提起，爷爷家的两棵一抱粗的老杨树被鬼子砍去修炮楼了，奶奶据理力争还被打伤。抗战胜利的时候，好多人不顾危险去拆炮楼抢砖瓦檩条，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结果有些人被砸死砸伤。
　　到解放土改时，父亲家也是划为贫农。爷爷奶奶生养五个儿子，一个女儿。父亲在家里排行第四。三个哥哥，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由于家境贫寒，所有孩子中只有三哥和小弟进了学校读书。父亲一天书都没有读过，是家里的壮劳力。平时赶车、下地干活，什么农活都能干。父亲心灵手巧，会做木匠活，糊风筝。特别难能可贵的是，父亲还是村里少有的文艺青年。由于长的眉清目秀，身材瘦削，十几岁被招进定县的剧团唱定县大秧歌，工旦角。时常走村串户演出，在方圆几十里小有名气。
　　到了1956年，部队来村里招兵。父亲想出去闯荡，于是报名参军。此举遭到爷爷奶奶的强烈反对。原来父亲还有一个哥哥曾经参加了华北野战军，在与傅作义的部队作战时阵亡于内蒙的卓资山。据说他个子高，是部队的机枪手。他们的队伍一直占上风，一直打胜仗。结果骄傲情绪滋长，一不小心，被人家装进口袋，部队损失惨重。收敛尸首时什么都没有，只是用石板把脸盖住就草草掩埋。父亲讲起这段失声痛哭，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父亲掉眼泪。好长时间没有接到音信，奶奶就感觉不妙。其实那时大伯已经知道这个不幸的消息，他当时是村干部，一直瞒着。后来，政府一次性给予300斤小米的抚恤。奶奶每次做饭时去舀米，都会大哭不止，说这是我儿子的命呀。
　　但是，父亲去意已决。奶奶也拦阻不住，只得忍痛放行。
　　就这样，父亲在他二十岁时离开农村，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未完待续）
　 　2、我的父亲（续）
　　父亲成为69军207师师直属通信营的一名新兵。在这个营一干就是近二十年，一直到1975年脱去军装转业。
　　69军是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序列中的最后一个军。该军是由跟随董其武上将在绥远起义的部队改变而成。当时这支部队刚从朝鲜归国，驻扎在保定于家庄。
　　父亲在部队里很快脱颖而出。由于训练刻苦卖力，爬电线杆、背线拐子长途越野放线等通信兵科目比赛先是连第一，接着营第一，后来拿到师第一，最后代表师参加全军大比武，和战友们一道一举夺得了全军通信兵比赛总冠军。他所在的四班被国防部命名为军事训练模范班，他个人被树为训练标兵。到1959年国庆节，父亲作为全军英模代表参加了国庆十周年观礼活动，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等国家领导人和军队将帅的接见并合影留念。当时的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还在他的笔记本上亲笔写下了“争取更大光荣”的留言。代表团在全国各地参观，历时一个月之久。尽管当时国家正在困难时期，但每到一地，代表团都受到盛情款待。这段经历成为父亲一辈子都值得回味的美好回忆，在我们面前时常被他提起。每当这个时候，他的脸上总会露出自豪和欣慰的笑容。
　　父亲带回的与中央领导的合影照片被悬挂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这是一幅长达一米的横幅照片。我小时候的记忆是每天早晨醒来一睁眼就看到一大堆人，坐得整整齐齐看着我起床。每当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客人们都会围在照片跟前欣赏，不时发出赞叹的感慨。
　　后来，可能是在八十年代初期，207师要搞师史展览，派人来把这张照片借去，说是用完就送还。结果一去不复返。随着大裁军，69军被撤编，207师被整编到其他部队，这张照片就再也不知所终了。
　　虽然嘴上不说，但是看得出来，这张记载着父亲光荣的信物的遗失一定会是老人心中抹不去的遗憾。我决心找到它。我在网上曾搜到一张彩色照片，但只是反映中央领导人的局部照。后来，又在网上搜索到有人出卖老照片，其中有一张和我父亲那张一模一样。于是我花钱买下。虽然有些老旧，但父亲清秀的脸庞在一排排大檐帽下还是清晰可见。看到失而复得的宝贝，父亲并没有表现出期待的激动。只是惊异我是怎么办成这件事的。
　　父亲很快从班长晋升为少尉排长。按照他老人家的话说，正是在他红得发紫的时候结识了我的母亲。
　　看叙述的如此条理，对家族与父辈的理解也那么深，你真的不惑了才能有这样的心态。我也四十岁，却还很多困惑与迷茫。期待下文！
　 　3、童年记忆
　　就这样，血管里流淌着军人和工人的血，我来到这个世上。我一出生就比其他婴儿出奇地胖。大冬天，冰天雪地，爸爸用军大衣包裹着我，把我抱回家，累得浑身冒汗；妈妈带我坐火车回姥姥家，半截车厢的人都会围观，纷纷打听这胖小子是怎么喂的，妈妈回答也就是吃她的奶，没有用什么营养品；大姨用婴儿车推着我出去玩儿，一不小心把我推到沟里去了。这些都是父母津津乐道的轶事。
　　我对保定的家没有任何清晰的印象，因为不到三岁，我们家就随着部队换防搬到山西了。只是脑海里模模糊糊感觉家门前有一条河。妈妈感觉特别惊奇，因为当时家门前确实有一条小河，觉得那么小能够有这样的记忆真是不可思议。
　　文革开始了，中国又一轮动荡袭来。北京军区的部队开始大规模换防。69军奉命调防山西，这里是拱卫首都的第二条防线。原来的营房被38军接管。我家就跟着部队搬到了山西榆次，母亲也调到榆次纺织厂工作。住的地方就是厂里的筒子楼。
　　到了榆次，儿时的记忆就逐渐丰富起来。
　　最初的记忆就是妈妈映在窗户上的脸。因为对母亲过于依恋，不愿去厂里的日托幼儿园，每次送的时候都是撕肝裂肺的哭嚎。在幼儿园足足呆上一天，不时地回头向窗户上张望。因为每回妈妈来接我的时候，总会先扒着窗户向里面张望一下，然后才进屋把我接走。一旦看到那张熟悉的面庞，立刻又是一阵委屈的哭声。
　　后来稍微大了点儿，就被送到城里的托儿所，一周接送一次。这回是爸爸骑自行车送我了。爸爸送的时候，是绝对不敢哭的，因为爸爸的眼神太严厉了。
　　估计全天下在托儿所呆过的人都有同感，长大之后，记忆中曾经的欢笑渐渐隐去，剩下的只有恐惧和黑暗。因为要统一作息，中午午休的时候不得弄出声响。即使想大便也不敢声张，只能躺在床上默默地祈祷，希望时间快快过去，以使我排队上茅房。实在憋得不行了，爬起来要找尿盆，结果没来得及就拉在床上了。阿姨一边骂咧咧的，一边还得替你收拾。实在想家想得不行，就和几个小伙伴密谋叛逃。刚刚爬门爬到半截，就被恶毒的老太太逮了回去，按到水池里用水龙头冲后脑勺冲个半死。（未完待续）
　　3、童年记忆（续一）
　　天空中一架飞机飞过，漫天飞舞的传单飘飘洒洒而落；大街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游行的队伍一眼望不到边。老师们开始教我们唱儿歌：“我家有个钟，忠于毛主席；我家有个西瓜皮，扣住刘少奇。”
　　还记得生平第一次被抢劫：我帽子上的红五星被一个农村的小混混强抢而去。第一次打架，左眼被邻居大男孩用砖头打伤。爸爸却严厉地训斥了我。从此，我眼中的军人个个军帽上的红五星偏向一侧，至今左眼的视力每次检查都是0.3。第一次动手术，胳肢窝下长了一个脓疮，被送到部队卫生所。因为没有麻药，被几个身强力壮的战士死死按住，无助地干嚎，爸爸在旁边心疼地说：“轻点儿，轻点儿。”。。。。。。
　　我弟弟就出生在榆次。当时爸爸去山东接新兵，不在跟前。妈妈怀抱着弟弟，被几个战士用三轮车接回家中。房子中间拉了一道帘子，妈妈头上裹着毛巾，我趴在床边不时挠婴儿的脚心。
　　在榆次度过几年时光，到了1970年，我家又随着部队移防搬到了大同，住进了207师后勤部的家属大院。这次的居住环境有了一些改善：有内外两间屋子，还有一个厨房。后门出去每家有一个玉米秸秆隔开的一个菜园子。
　　印象中到大同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备战。林彪下了“一号命令”，部队开始加强战备，家属也不例外。我家的备战措施就是把一个被子打成背包，一有事拿起背包就跑。还说要往山里跑，那里可防原子弹。部队在大冬天拉出去拉练。一走就是个把月。返回时，家属们都涌到大路上迎接，就像电影里迎接自己的子弟兵打了胜仗凯旋那样。我也挤在人群里张望，希望能见到爸爸，可是没有如愿。原来，父亲这时已经担任通信营的副营长，他的任务是坐着吉普车在部队前面打前站，为后续的队伍号房子。虽然不用走路，但不能正点吃饭。结果回来后被查出患了肝炎。
　　那时候肝炎还是严重的疾病，父亲他们营的一个营长就是得肝炎去世的。回来后就隔离治疗。多亏妈妈打听到一位有经验的老中医，给父亲对症下药。据父亲说，他吃了差不多一小排车的中药，结果老天保佑，父亲的病治愈了。后来回想这段经历，父亲时常感慨地说：“如果那回我见了马克思，你们娘儿几个可就受了治了。”（未完待续）
　 　3、童年记忆（续二）
　　1971年的春天，雪还没有化，我上小学了。我上的就是后勤部家属院东边的大同市第二十六小学校。中间一墙之隔，小孩子可以从泄洪口钻过去。当时这是一所军队子弟小学，90%以上的学生都是附近的部队子弟。按规定，我的生日月份较晚，没有达到入学资格。但是，一块儿玩儿的伙伴都上学了，就我一个不能上，我就在报名点哭闹起来。负责招生的老师看我怪可怜的，就答应让我试一试，如果跟不上再留级。那时的物资真是缺乏，小姨给我买写字用的石板，跑遍了周围所有商店，结果也没有买到，为此还哭了一鼻子。小姨比我大一轮，这时候来到我家帮着妈妈照看我们。妈妈已经调到大同铁路幼儿园工作，每天骑车跑很远的路上班。
　　转眼到了学期末，我的考试成绩让老师大为惊讶，算数和语文都是一百分。两张卷子都贴到了墙上。这在全年级都是少有的。被老师表扬的感觉至今还记忆犹新。
　　当然也有痛苦的记忆。那时候讲究自我批评。期末需要撰写个人鉴定，检讨自己的缺点错误。小孩子实在是想不起自己犯过什么错。老师就敲打我们说：“毛主席都说自己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难道你们敢说自己没有错？”然后又循循善诱：“比如，平时谁拿了别人的铅笔橡皮啊什么的。”不写完不让回家。于是乎人人给自己头上栽赃，以换取早点儿放学回家。没承想，过了没几天，这张纸让父亲看到了，气得他大发雷霆，白纸黑字，小小年纪，真是百口莫辩。
　　那时的业余生活比较单调，但孩子们还是能想出各种花样打发时光。白天跑到工兵营的车库，偷偷拿走手推车轱辘上的轴承，自己制作木制滑轮车。晚上成群结队到师部礼堂或者哪个部队大院看电影。尽管那时的电影无外乎“朝鲜的哭哭笑笑，越南的飞机大炮，阿尔巴尼亚的搂搂抱抱，中国的新闻简报”，但只要有电影放，不管看过没看过，孩子们都乐此不疲。当时的政治生态也影响了孩子们的游戏规则：在玩儿赢三角的游戏时，有的烟盒是“不吃”的。比如金钟，黄金叶什么的，因为上面有伟大领袖的语录，玩儿这类烟盒是对领袖的亵渎。打群架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我年纪小，只能在旁边看。那些大孩子是混不吝的。记得师长的儿子过于跋扈，被师医院院长的儿子扎了一刀。好像扎到耳根部位。据说还从北京请来了专家做手术，停电了又把部队的发电车拉来抢救。
　　我还记得被父亲狠狠收拾了一回。有一年夏天，大同下了一场少见的大雨。我和伙伴们一起高兴地追逐着路边壕沟里的浪头。突然父亲出现在身后，大声命令我回家。然后脱下凉鞋在我后背狠狠地抽了两下。我羞愧难当，赶紧跑回家去。难受的不是因为父亲打我，而是当着同学的面让我颜面扫地。很快这件事就在全班传开了。
　　我和父亲还有一次惊险的经历。有一天早晨，父亲心血来潮，叫我跟着他去跑步锻炼。早晨的空气很新鲜。小路两侧是一片片齐腰高的玉米。父子俩有说有笑，一路前行。突然，从玉米地里窜出了七八只狼狗，一个个高大威猛，把我和父亲围在中间。原来，附近是部队的一个仓库，这些狗是仓库豢养的军犬。父亲把我护在身后。双方互相对峙着。我建议弯下腰捡石头把它们吓跑。父亲摇摇头说，那个办法对付一只狗还行，对付一群狗就不起作用了。关键时刻，远处大门口有个当兵的出现了，父亲连忙向他呼救。看来这哥们还真是它们的头。只听他吆喝两声，这群畜生便乖乖地离开了，消失在茫茫玉米地里。父亲轻轻舒了口气，跟我叨叨：“吓得我出了身汗。要不是穿着这身绿军装，这些狗真会扑上来。”我倒是没有太害怕的感觉。从此，父亲再也没有拉我去早锻炼。（未完待续）
　　那些噩梦般的经历，今天想想都值得珍惜。也不由引发我的追忆，我们被散养的童年啊！
　　3、童年记忆（续三）
　　那年，林彪叛逃事件发生了。父亲的第一反应就是摘下那张参加国庆观礼活动受接见的照片。将林彪的影像用墨汁涂黑。上面已经有好几个人物被涂成黑色，有刘少奇、贺龙、彭真等。以此来表明与他们划清界限。当时清查上林彪贼船分子搞得很紧张，好像有一个副师长被清查后潜逃自杀，还是长征路上毛主席的警卫员呢。他的尸体是后来在玉米地里被发现的。
　　这一年，妹妹在大同部队医院出生了。妹妹的出生给父母带来无尽的欢乐，因为已经有两个小子了，这下儿女双全了。可是不久，她又给父母带来无尽的焦虑和烦恼。事情是这样的，北京战友文工团来慰问演出，当时著名的歌唱家马玉涛也来了。妈妈非常喜欢，非要带三个月大的妹妹去看演出。爸爸说不行，演出是露天举行的，孩子太小受不了。但妈妈坚持要去。结果演出半截时，天气突变，刮起了西北风。爸爸赶紧把妹妹抱到不远处的营部，但一切都来不及了。当天晚上小家伙就开始发烧咳嗽。后来送医院检查是肺炎。一直住了很长时间医院，期间还抢救几次，都下了病危通知书。妈妈本来就经不起折腾。这次真是后悔莫及。后来总算保住了这条小生命，但由于大量使用四环素，到现在妹妹还是满口的黄牙。
　　后来，军队“支左”运动开始了。地方上两派斗得厉害，毛主席只得派出他老人家最信任的解放军去接管权力，促使双方搞大联合。班上的同学一个个随着父母去“支左”转学了，渐渐地班里的同学已经走了快一半了。有的去太原，有的去长治，有的去运城。。。。。。最后，终于轮到我了。父亲被派到阳泉支左，我们全家得搬到阳泉去。
　　离开学校要办理转学手续，少先队的辅导老师问我要不要办个入队手续，然后转到对方学校的少先队组织。一般人都会欣然接受，而我却一口拒绝了。这让老师大惑不解。原来，刚入学时我是第一批加入的红小兵。后来撤销红小兵组织，改为少先队时，可能老师觉得我有些调皮捣蛋，结果没有让我顺利转入少先队。这让我的自尊心大受影响。大丈夫岂可受嗟来之食。不知何时，小小年纪的我竟然培养了这般骨气。这种性格会深刻地影响我今后的人生际遇。
　　请来连里的大师傅，在家里摆了酒席，父亲与战友们把酒告别。送行的亲友都来了，我也和邻居小伙伴们学着电影上的样子，握手、拥抱、脸贴脸三次。全家登上了抓特务用的闷罐子车，离开了曾经住了三年的家园。我的童年岁月也就此定格在颠簸的旅途中。
　　4、阳泉岁月
　　1973年春天，我们家搬到阳泉。阳泉以盛产无烟煤闻名。孙中山在其建国方略中有“取阳泉煤，炼平定铁”之说。
　　父亲在阳泉市一个局当军代表，母亲调到火车站当了一名服务员。自此以后，我在阳泉生活了近八年的时间，直到考上大学离开。到现在已经离开那里整整30年了。从出生到成年，我在阳泉生活的时间最长，那里有我的亲朋好友、老师同学，我不得不把她当成自己的家乡。
　　这次我们家搬到了一套一间半的楼房，带厕所和厨房。条件又有所改善，再也不用去户外公共水龙头打水。经常在寒冷的冬天，水龙头被冻结，大家还得费老劲烧火化开。
　　我转到了北大街小学就读三年级，被编入35班。记得头天上课写作文，我写的关于雷锋故事的短文就被老师在课堂上宣读，让同学们刮目相看。时间不长，35班要办成学校的文艺体育特长班。我又被遣散到了38班。
　　那时学校的学习生活经常受到政治运动的干扰。批林批孔时期，我被老师安排给外地前来观摩的老师们讲孔子学生子路交战时拘泥于礼仪，被对手剁成肉酱的故事；学黄帅反潮流时，鼓励我们学生给老师写大字报，批所谓的师道尊严，但也没什么用，上体育课时因为动作不符合要求，照样被扇耳光；可能是由于长得胖乎乎的惹人喜欢，还被招入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经常到农村工厂演出。记得有一次到一个村子演出，有个女生上厕所时不小心一脚滑入粪坑，把裤子弄脏了。她哭哭啼啼不能出场，还等着她报幕呢，这可怎么办呀？关键时刻，另一名女生挺身而出，让老师大为称赞。
　　参加劳动锻炼更是家常便饭的事。开门办学，到工厂去学工，一路上队伍要排得整整齐齐，歌声嘹亮，喊口令喊得我嗓子嘶哑；到农村下乡一去就是一个星期，自带行李，住在大队的队部，吃饭是到老乡家里吃派饭。每人每天交一块三，一斤二两粮票，但能吃到什么就看你的运气。挖防空洞也是枯燥的活儿，大人负责掘进，我们用小簸箕往外运土。因为洞子离地面很浅，一场大雨教室周围一片塌方。多少水泥、砖块打了水漂。幸而没有伤到人，现在想起来还后怕。记得累得最惨的一次是搬木头。学校的一批木头要从货场运回来。没有汽车，也没有板车，全靠我们用稚嫩的肩膀扛回来。别人都是两人抬一根，还挑细的抬。我自恃身壮，一个人扛了一根碗口粗的木头。这回领教了什么叫“百步无轻担”。几公里的路程，别人早早回去了，我还在那里走几步，歇一歇。最后还是班主任女老师两个胳膊一边抱一根，我和另一同学在后面扛着，才把两根木头运回来，到学校时已经天黑了。
　　4、阳泉岁月
　　1973年春天，我们家搬到阳泉。阳泉以盛产无烟煤闻名。孙中山在其建国方略中有“取阳泉煤，炼平定铁”之说。
　　父亲在阳泉市一个局当军代表，母亲调到火车站当了一名服务员。自此以后，我在阳泉生活了近八年的时间，直到考上大学离开。到现在已经离开那里整整30年了。从出生到成年，我在阳泉生活的时间最长，那里有我的亲朋好友、老师同学，我不得不把她当成自己的家乡。
　　这次我们家搬到了一套一间半的楼房，带厕所和厨房。条件又有所改善，再也不用去户外公共水龙头打水。经常在寒冷的冬天，水龙头被冻结，大家还得费老劲烧火化开。
　　我转到了北大街小学就读三年级，被编入35班。记得头天上课写作文，我写的关于雷锋故事的短文就被老师在课堂上宣读，让同学们刮目相看。时间不长，35班要办成学校的文艺体育特长班。我又被遣散到了38班。
　　那时学校的学习生活经常受到政治运动的干扰。批林批孔时期，我被老师安排给外地前来观摩的老师们讲孔子学生子路交战时拘泥于礼仪，被对手剁成肉酱的故事；学黄帅反潮流时，鼓励我们学生给老师写大字报，批所谓的师道尊严，但也没什么用，上体育课时因为动作不符合要求，照样被扇耳光；可能是由于长得胖乎乎的惹人喜欢，还被招入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经常到农村工厂演出。记得有一次到一个村子演出，有个女生上厕所时不小心一脚滑入粪坑，把裤子弄脏了。她哭哭啼啼不能出场，还等着她报幕呢，这可怎么办呀？关键时刻，另一名女生挺身而出，让老师大为称赞。
　　参加劳动锻炼更是家常便饭的事。开门办学，到工厂去学工，一路上队伍要排得整整齐齐，歌声嘹亮，喊口令喊得我嗓子嘶哑；到农村下乡一去就是一个星期，自带行李，住在大队的队部，吃饭是到老乡家里吃派饭。每人每天交一块三，一斤二两粮票，但能吃到什么就看你的运气。挖防空洞也是枯燥的活儿，大人负责掘进，我们用小簸箕往外运土。因为洞子离地面很浅，一场大雨教室周围一片塌方。多少水泥、砖块打了水漂。幸而没有伤到人，现在想起来还后怕。记得累得最惨的一次是搬木头。学校的一批木头要从货场运回来。没有汽车，也没有板车，全靠我们用稚嫩的肩膀扛回来。别人都是两人抬一根，还挑细的抬。我自恃身壮，一个人扛了一根碗口粗的木头。这回领教了什么叫“百步无轻担”。几公里的路程，别人早早回去了，我还在那里走几步，歇一歇。最后还是班主任女老师两个胳膊一边抱一根，我和另一同学在后面扛着，才把两根木头运回来，到学校时已经天黑了。（未完待续）
　　4、阳泉岁月（续一）
　　到阳泉的最初几年是我们家最清苦的日子。粮食供应只有30％的细粮，平常用来果腹的主打食物是玉米和高梁面。买菜买肉等副食都要凭票，虽然价格不高，但供应量少，人们为了避免票证作废不得不通宵达旦排队。我清楚地记得一次由于个子小被人群挤在柜台前面喘不过气来，大声呼救，被售货员拉到柜台上。最后花了一块六角五分，把一大篮子的青椒、茄子和圆白菜扛回家去，旁边的叔叔阿姨纷纷称赞：“这小家伙可是顶了大事了。”
　　也不知道那时候为什么那么爱吃肉。平时很少见，周末了才可能改善一次。由于量很少，我和弟弟得每人分一份，否则一抢而光。只有到了过年，人们才可以放开肚皮，一直到吃腻为止。记得一次回老家过年，大半夜下了火车刚进家门，姥姥就端上来一大盘子肉。四寸厚的肥膘，冰冷异常，我一下子干了六七块儿。结果那年过年再也没有碰过一口。
　　那时穿的衣服全是父母亲手制作的。因为布票定量发放，每年只能做一身衣服。所以孩子们天天盼着过新年。平时穿的就惨了，膝盖、屁股大都补着补丁，裤腿儿也都接了一截。家家户户都有缝纫机。一天，邻居的孩子来我们家玩儿，裤子屁股上刚打了一大块儿补丁，是手工缝的，针脚有半寸长。妈妈看到后很心疼，忙让他脱下来用缝纫机缝好了。那是个“笑破不笑补”的时代。
　　贫困养成了坚韧的性格。从小就知道不想让父母为难，即使再大的困难，也不向父母伸手要钱。下雨天家里连个草帽、塑料布都没有，就把书包藏在衣服下面，毅然冒雨去上学，到了教室，里面一大半是落汤鸡。运动胶鞋穿的时间长了，鞋帮都踩没了，只能趿拉着走。有一天路过父亲单位，让父亲的同事看到了，受到善意的取笑。这让父亲大失脸面。第二个月一开工资，父亲就领我去商店花了十几块钱买了一双翻毛皮鞋。
　　父亲就是这样，外表冷峻，内心柔软。上了年纪后，每当看到他转业时照的全家福，总会感叹：“一个穷当兵的，领着一群要饭的。”眼眶立刻红了。我在旁边总是安慰他老人家：“那时整个国家都是那样，谁都是那样过来的。”（未完待续）
　　楼主也应该是外表冷峻，内心柔软的吧？加油啊，记取每个值得珍惜的日子，值得珍惜的人~~
　　@jiangyue2012 14楼 　　楼主也应该是外表冷峻，内心柔软的吧？加油啊，记取每个值得珍惜的日子，值得珍惜的人~~　　-----------------------------　　可能是吧。谢谢你的支持和鼓励。我会继续努力。
　　阳泉岁月（续二）
　　父亲是1975年转业的。本来按照规定，父亲转业应当回石家庄或保定安排。但考虑到孩子就业，父亲选择了落到阳泉。加上原来他支左的单位也愿意接收他。这也反映了父亲的为人。一般支左的干部周旋在两派之间，不是得罪这一方，就是得罪那一方。支左运动结束后，支左的干部十有八九不受欢迎，被欢送出门。能够像父亲这样脱了军装又回到原来单位的凤毛麟角。父亲是真正执行毛主席搞群众大联合的指示的，受到两派干部的欢迎。
　　父亲虽然脱了军装，但依然保持着军人的好作风。在单位自然不用说，工作积极肯干，年年评为优秀党员。就是在家属楼下水道被堵了的时候，也是他第一个下去疏通。后来华国锋时期第一次调工资，一个单位只有40%的人有机会。还说只看工作表现和贡献大小。按照群众评议，父亲是完全有资格上调的。但领导希望父亲让出这个名额。父亲也考虑谦让一下。但一个月增加十几块钱，一年就是一百多块。这笔钱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所以父亲决定不能让，怎么也得争一下。于是向局里表态，如果哪位领导先让，我就第二个让。结果将了领导一军。最后不得不同意给父亲调工资。
　　后来到了邓小平时期，再调工资就不搞群众评议了，而是制定标准，划杠杠，每个人对号入座，也就避免了你争我夺。父亲由衷地感慨：“还是邓小平的办法高明啊。”
　　1976年是个不寻常的龙年。我来到这个世界正好一轮。是年中国发生了几件大事。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影响中国历史的伟人逝世，河北唐山发生惨绝人寰的大地震，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我在这年升入了阳泉二中初一年级。
　　年初元旦刚过，人们还在传送着主席的鸟儿问答：“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许放屁，”广播里传来了低沉的哀乐。伟人谢世，五洲同悲。没有人组织发动，人们自费买来黑纱佩戴表达哀思。父母也连夜买来白绸布用缝纫机制作小白花。学校要举行悼念仪式却苦于没有总理的相片，忙向全校的老师学生征集。
　　那年的夏天异常炎热。唐山在遭受地震蹂躏的那一刻，遥远的山西也被震醒。那天正好妈妈上夜班，父亲一把抱起妹妹，又把我和弟弟叫醒，一家人衣衫不整、跌跌撞撞冲出楼房。鸡窝里的鸡发出瘆人的哀鸣。
　　全国都动员起来拯救唐山。邻居家的医生阿姨参加了医疗队。父亲晚上要去火车站抬伤员了，怕万一发生地震孩子们在家里发生意外，就把我们接到单位办公室居住，因为他们单位的楼比我们住的预制板楼结实一些。（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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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泉岁月（续三）
　　主席逝世的噩耗传来时，我刚上初一，一个班的同学还没有认全。从悼念会场回到教室，同学们还都抑制不住悲痛的情绪，一个个嚎啕大哭。那是个狂热而纯真的年代。从那以后，这样的事再也不会发生了。
　　十月“四人帮”垮台的时候，说实话，我并没有感觉到对身边的一切会产生什么影响。这次斗争的胜利只不过是历次党内路线斗争结局的重演。一些人倒下去，失去权力。一些人上台。底层的老百姓依然过自己平静的日子。
　　然而，第二年发生的事让我认识到历史真的要发生转折了。刚刚出山的邓小平力排众议，恢复高考制度。这一英明决策改写了一代人的命运。
　　在此之前，中学生毕业后的前程十有八九是上山下乡。上山下乡运动已经从当初的轰轰烈烈，堕落到如今的奄奄一息。尽管报纸天天还在大唱赞歌，但现实中的情况是人人想方设法逃避。“走后门”之风大行其道。走后门上大学，走后门招工，走后门当兵。名义上群众评议，组织选送，实际上都是领导子弟得到优先照顾。
　　全国统一高考，机会面前人人平等，为有真才实学的人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学校的教学走上了正轨。当时的升学率较低。为了迅速提高升学率，教育局想出了在初中毕业生开始选拔，集中优秀生源办高考尖子班的办法。在1979年初中毕业后，我考入了阳泉一中高中的所谓快班。
　　高中两年，备战高考，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以至于脑海里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深刻的记忆。只有两次班主任的批评让我至今难忘。第一次是刚开学不久的一次测验，我也许没有重视，准备不够，成绩从入学时的前几名，一下子下滑了十几名，班主任用他那特有的唐山口音：“你是咋儿搞的？”对我狠狠地批了一通。第二次是上自习课，一大堆人在教室外的过道闲聊。打老远看见老师过来了，吓得赶紧鱼贯而入。老师进来阴着脸：“刚才都有谁在外面？”我们几个只得乖乖的站起来。“是不是复习好了，明天不用来了。”
　　三天考试很快就过去了。那时的高考没有人关注，不像现在成了全社会的焦点。至今，谈到此事，母亲还经常自责：“那时候怎么就没有想到给你补补身子。”
　　到了填报志愿的时候，也是命运选择的关口。当时是估分填报志愿。分数还没有出来，由于没有经验，自信心又膨胀，过高估计自己的实力，老师也认可，于是填报了北大。结果分数下来后大失所望。虽然数理化都不错，但政治考了个不及格，才56分，大大拉了总分的后腿。自此，北大梦破碎。最后被第四志愿南京航空学院录取。
　　说来也怪，填报南航也是听从了父亲的建议。父亲说起他在参加解放军英模代表团国庆十周年观礼活动时曾经参观过飞机工厂。给他的印象是干净整洁，在这样的环境工作一定错不了。冥冥之中，我的命运因父亲的一句话就和南航联系在一起。我的人生航船将要在那里停靠、补充，然后继续远航。
　　5、负笈求学
　　家门里出了第一个大学生，父母打心眼儿里高兴。这是他们长久以来辛勤付出得到的第一个回报。孩子健康成长、学业进步永远是为人父母者最大的心愿。父亲满面春风，替我办理转移户口和粮油关系，采办出外上学所需物品。置办了箱子、被褥、衣物、手表等，我记得一共花了三百多块，合差不多全家两三个月的生活费。父亲不无幽默地说道：“这比聘闺女还费事啊。”
　　邻居们也热情地上门道贺。这家送对儿枕巾，那家送个笔记本。那时候的邻里关系特别淳朴，不像现在老死不相往来。
　　临行前，许多同学来到家里做客。父亲大展厨艺，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同学们推杯换盏，海誓山盟：“苟富贵，无相忘。”好几个同学酒量欠佳，或低头沉思，或喃喃私语，或仰天长啸。每个人都从心底里发出同一个声音：“干杯，为我们逝去的豆蔻年华。”
　　火车一声长笛。告别了父母、弟弟、妹妹、亲朋好友，不满十七岁的我只身踏上了又一段新的旅程。
　　疾驰的火车跨越太行山脉，穿过华北平原。窗外一片片池塘和黄色的油菜花表明离南京越来越近了。不久，火车驶上了长江大桥，广播里传来列车员要求关闭车窗的指令。是怕有人跳车自杀，还是怕有人扔爆炸物？
　　走出火车站，迎面是南航的接新生站点。在老师学长的帮助下登上前来接新生的大轿车。一天忙忙碌碌，报到、购买饭菜票、取行李、入住寝室。到了晚上，一切归于平静，一股莫名的惆怅袭上心头。
　　第一次出远门的游子，无法摆脱对家的依恋。想家的感受是那样难捱，甚至后悔跑到这么远的地方上学，真不如就守在父母跟前，找个工作一辈子不离不弃。心紧似一紧，眼泪夺眶而出，又不敢哭出声来，只得用被子捂住脸，任眼泪恣意流淌。
　　第二天，随着更多的同学到来，各种活动紧张安排，昨夜的愁云烟消云散。而且此后今生再也没有那样凄惨的感觉。也许这就是人心灵长大成熟的过程吧。（未完待续）
　　男孩想家也会哭？呵呵呵
　　@jiangyue2012 21楼 　　男孩想家也会哭？呵呵呵　　-----------------------------　　男子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
　　好吧，想想那时不到十七岁，还是孩子呢，哭一下也正常。
　　5、负笈求学（续一）
　　大学生活从军训开始。因为平时接受过父亲的训练，我叠的被子方方正正，受到军训首长的表扬，列为示范样板。我的同学却打趣说：“他的被子多少年没有弹过了。”
　　大学学习生活是紧张的，但也充满了快乐。课余时间，和同学们结伴饱览南京的古都风貌。南航校园就位于明故宫旧址，解放前是国民党的机场。校园就在城东门中山门城墙内，距离市中心新街口三站地，离风景名胜紫金山不远。每天一下课，就可以步行游览中山陵、明孝陵、梅花山等景点。
　　和同学第一次出游就是到南京长江大桥，在那里留影，照片寄给父母。以后“春游栖霞，秋游牛首”，游逛夫子庙，泛舟玄武湖。清凉山下，秦淮河畔，到处回荡着莘莘学子爽朗的笑声。
　　那时的物价较低，学生的生活费用支出不像现在相差如此悬殊。食堂最贵的猪肉大排一份才三角五分。当时还在实行人民助学金制度。每人根据家庭收入状况确定享受助学金的等级。班上同学拿到的最高助学金也就十五六块钱，和我一样的城市家庭学生只能拿到八九块钱。后来，学校搞过禁烟措施，凡是抽烟的学生一律削减或者取消助学金。当时还没有奖学金，更没有打工或半工半读的机会。
　　那时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唯一的联络工具就是书信。父亲常常写信给我，中心意思就是“学习向高标准看齐，生活向低标准看齐”。没有账号，也没有银行卡。生活就全靠每月收到的汇款单。记得一个同学刚收到的二十元钱被盗，全班同学每人捐出一块钱帮助他度过难关。三十年后再聚会时，对这件小事他还念念不忘。
　　在大学那几年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已经停息，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还是对大学校园造成了冲击。实际上这是僵化思想又一次的发作，尽管连累胡耀邦下台，但最终这种思潮不得不屈服于“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客观上为当时被狠批猛打的“人性论”和“异化论”平了反。
　　每个寒暑假到来的时候，同学们考试前就买好了火车票，一个个归心似箭，恨不得插翅飞到父母身边。一方面是离家久远，思乡心切。另一方面南京的气候确实让人吃不消：夏天闷热难耐，冬天冰冷异常。每次回家的时候，我就会用攒下的零花钱给家里人买些南京特产。不过由于北方人不会做南方菜，带回的南京板鸭并没有给全家留下好印象。（未完待续）
　　5、负笈求学
　　斗转星移，又一个寒假结束了，我和往年一样坐上返校的列车。车厢里坐满了回校的学生。对面坐着一个恬静的女生。白皙的脸庞，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眼镜后面是一对会说话的大眼睛，两条又黑又粗的长辫子垂在胸前。穿什么样的衣服现在想不起来了。只记得俩人目光交织时，她落落大方，面带微笑，冲我点头致意。我也忙微笑致意。忘了谁先开口，双方就攀谈起来。原来她是南京一个医学院的学生。交谈的内容无非是家住哪里，学校的情况等等。火车到站，早班公共汽车还没到点，俩人只得在候车厅又停留了一阵子。后来分手时，双方互留了通信地址。
　　接下来俩人像一见如故的朋友，彼此鸿雁传书，互相问候。夏季的一个周末，风和日丽。我鼓足勇气，登门造访，令她喜出望外。从食堂打来饭菜，在她的宿舍，众目睽睽之下用餐，难以言状地窘迫。漫步玄武湖边，海阔天空，无拘无束。她告诉我，她的父母老家在江南，为支援内地建设全家内迁。还谈到她们班的女同学为锻炼胆量把人体骷髅搬进宿舍给她们看门，还说什么如厕后用肥皂洗过的手上显微镜下还能看到大肠杆菌云云。不知不觉已是夕阳西下。分手之际，两人还约定以后联络交往我要以她舅舅的孩子名义出现。
　　不久，她也来南航看过我。好像也就这仅有的两次见面，更多的还是书信来往。似乎两个人一直都在默契地保护着彼此间那种神秘的感觉。直到临近毕业，两人探讨各自的分配去向的时候，我才在她的信中了解到她要回家乡去，那里有她的未婚夫等着她，他是她的高中同学。希望我们友谊地久天长。是的，从来就没有别的，只有友谊。
　　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少男不钟情。歌德笔下少年维特的烦恼同样烦恼着中国六十年代出生的少男少女。只不过他们生长的年代，含蓄才是他们彼此的保护伞。没有碰过手指，没有谈情说爱。或许这才是最伟大、最纯洁的爱情，在没有开始之前就已经结束了。
　　几年后，我利用出差的机会去看过她。她刚刚生了孩子，身体明显臃肿起来。她面色疲惫，天天倒班，丈夫职位低微。那时是他们最艰难的时期。后来，她还托人给我的儿子送过衣服。以后因为我变动工作单位，渐渐失掉了联系。。。。。。直到去年，她在网上搜到了我的电话，又和我取得了联系。现在她与丈夫婚姻美满，儿子已经长大成人，学业有成。（未完待续）
　　5、负笈求学（续三）
　　在南航最后那个寒假，南京下了一场二十多年一遇的大雪，公路、铁路交通中断。我和许多同学都没有回家。这是我第一次没有回家过年。正好利用这个假期准备开春的研究生入学考试。
　　当时学生毕业还是国家统一分配。航空院校的毕业生全部分配到航空部所属研究所和工厂。所以航空部系统单位较多的城市出来的学生一般都能分回家乡。山西只有一家工厂。如果不能回山西，就不知道分到何处了。人人知道军工企业大都分布在三线地区。
　　也许天降大雪就是为了督促我做好最后的准备。功夫不负有心人。考试结果出来了，我被北京航空学院管理系录取了。四年前我就报考过北航，因为填报志愿失误未能成行，而比我分数低的同学却被录取了。这次终于夙愿以偿，第一次感觉到凭自身的努力摆脱了命运捉弄。
　　入学的时候全班共有36名来自祖国各地的热血青年。经过四年的熔炼，一人不幸病逝，一人病退，一人留级，一人被勒令退学。剩下32个意气风发的青年才俊已经整装待发，即将加入祖国建设者的行列。
　　四年的大学生涯结束了，四年的大好年华逝去了。人生的驿站又一次充满了离别的惆怅。告别了朝夕相处的老师和同学，带上简单的行装，再次踏上了新的旅程。
　　再见，南京。再见，南航。
　　6、叶落京城
　　收拾行囊回到阳泉家中时，其实还没有拿到北航的正式录取通知书。只知道初试通过了，按说应该有个复试。眼看就要到开学的日子了，父亲有些坐不住了，于是给北航的研究生院负责招生的老师打了个电话。那位老师回答说确实已经录取了我，通知书已经发给南航我们系的学生办公室。父亲这才安下心来。原来，通知书到达南航时，有个仰慕我的小师弟在学生办公室的桌子上看到我的录取通知书，自告奋勇要替老师为我转寄通知书，结果把山西错写成陕西，一来一往耽误了时间。
　　从南航到北航，还是学生模样，只不过八人间换成了四人间，居住条件有了改善；每月有五十多块的津贴，不再依靠父母每月寄来的汇款单，多少减轻了家里的负担。在学校多晃荡两年，除了多拿到一纸文凭，别无是处。在两年后迈入社会时又一次面临选择。
　　毕业时同样必须服从国家统一分配，如果自主选择去向需要给学校掏一笔不菲的补偿金。按照当时的分配名额，我有可能分到上海。但父母希望不要离家那么远，最好留在北京。我遵从父母的愿望，向管分配的老师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开始老师觉得很为难，后来几经周折，还是答应了我的请求。我被分配到航空部在京下属的一家研究所。
　　到了新单位后不久，我才从同事那里了解到幕后的故事。原来，研究所的一位副所长的千金，占用研究所代培研究生的名额上了北航，到毕业的时候又不愿为所里服务，违约他奔。培养费用可以追缴，可是需要的毕业生没有计划安排。所以北航就在计划外给所里分配了毕业生，我就成了替代品。听到这个真相，我哭笑不得，真不知道是自己的幸运还是悲哀。（未完待续）
　 　6、叶落京城（续一）
　　这个研究所是1982年新成立的单位。当时航空部调整编制，有八个局处级干部无法安置。适逢全国上下兴起决策科学化热潮，于是仿效美国空军的兰德公司，顺势成立了这个事业单位。这八个多出来的干部，就成了开国元老。不是所领导，就是各研究室的主任。虽然美其名曰为部领导决策提供咨询意见，实际上就是秘书干不了的，或者不想干的就交给你起草个报告。后来，又渐渐成了安置领导干部家属的收容队，处长退休前混上局级的过渡机构。可想而知，这样的单位在部机关的地位如何。由于在财政部没有事业编制，所以，经费靠任务，任务靠化缘。
　　本来，决策咨询工作的价值就在于其独立、公正做出判断，提供建议。在这里却成了领导决策后，你就想办法论证领导的决策多么英明；万一决策失误，你就得引经据典说明这样的失误是多么不可避免，是多么有价值，成了成功他妈。
　　这样的决策体制，失误在所难免。飞机发动机和民用喷气客机的发展走了多少弯路，至今依然举步唯艰。一会儿要自主研制，一会儿要国际合作；今天是麦道，明天改空客；这几个专家给中央领导写封信，就一下子批下来25亿元人民币，那个专家人代会上呼吁几声，就上大飞机专项。发动机和民用喷气飞机的研制从来都是大国博弈的角斗场。什么东西卖给你，什么东西封锁你，都是为了国家利益。今天，窄体国产飞机终于上天了，用的是欧美进口发动机。但愿西方列强们能大发慈悲，不要在发动机供应上卡中国人的脖子。（未完待续）
　　7、姥姥一生
　　参加工作后的第二年秋天，我接到家人的电话，说姥姥病情加重，可能不久于人世。我忙向单位请假，坐火车到清风店。下了车，又搭乘了一辆过路的解放卡车，赶回西南合村，看望病重的姥姥。
　　在我赶到大舅家时，姥姥还比较清醒。按照我的意见，要接姥姥回阳泉送医院治疗。可是倔强的姥姥拒绝了，害怕客死他乡被火化不能入土为安。父亲和母亲也不能说服她。可见落后愚昧的观念多么害人。其实姥姥得的是老年慢性气管炎、肺气肿，其他器官并无大碍。她是在四十多岁时还要下猪圈起粪积肥累得得了一场大病落下病根。每回病得实在不行了就被妈妈接到阳泉铁路医院入院治疗，然后转危为安。但一直没有去根，一到冬天病情就又复发加重。如此往复，前后长达八年之久。这次姥姥终于挺不住了，在她69岁时离开了这个世界。
　　姥姥的娘家是西南合村北面十几公里的固店村。我小时候跟着她老人家走过一次亲戚。坐着小毛驴车，带着一篮子馒头，印象中走了很长的时间。
　　抗战时期，那里可能是共产党八路军活跃的地方，建立了抗日政权。因为，不识字的姥姥多少年后还记得当时宣传抗日的歌曲，头一句就是：“卢沟桥上炮声响，毛主席和蒋委员长站到一条线上。”歌曲的旋律也是铿锵有力。我说蒋委员长就是蒋介石。姥姥吓了一跳：“啊，蒋委员长就是蒋介石呀？”
　　妈妈的大舅曾经被抓到日本做劳工，抗战胜利后才回来。妈妈的二舅参加了县武工队，以后转入正规部队离开家乡南征北战。听姥姥讲，当时村里头抽壮丁，独生儿子不用当兵，两个儿子必须走一个。我问：“八路军也抽壮丁啊？”姥姥说：“可不是呗，谁愿意去打仗啊。”我的思想还是停留在“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送儿打东洋”的场景。开始是让妈妈的大舅去，二舅年龄小，但他认为大哥在家里干活种地照顾父母离不开，所以就义无返顾替哥哥去当兵了。一走好几年不知音信。在清风店战役前夕，有同乡给姥姥带来口信说二弟他们的部队要从村口的公路上过。姥姥领着妈妈老早就在村口等待、张望。一队队战士路过，就像《小花》电影里的景象。最后姥姥还真见到了她的二弟。好像已经升任连长了，腿部受了伤，拄着个棍子，一瘸一瘸地。也就聊了不长时间，姥姥的二弟就赶部队去了。
　　后来，妈妈的二舅不管官儿做到多大，始终都挂念着他的姐姐。逢年过节都会寄钱回来，一直到姥姥去世。有一年回乡探亲还专门到姥姥家登门探望。
　　老头儿后来从警备区司令任上离休，住进大连老虎滩干休所。2001年我到大连出差时去看过他。他让我看的最早的老照片就是三个土八路，并排而立，头裹着白毛巾，身着黑色粗布褂子，腰里别着盒子枪。当时老头儿身体已经衰老，生活需要别人照顾，但是眉宇间依然透着当年的英气，让人钦佩不已。前几年，老头儿去世的消息传来，妈妈心里非常难受，因为妈妈当年上学的学费，全是二舅资助的。（未完待续）
　 　7、姥姥一生（续一）
　　我小时候经常回姥姥家，上学前不用说，上学后一到寒暑假基本都是回老家度过。特别是在农村过年，对我有特别的吸引力。时间长了对农村的生活，农民的思想感情有了深刻的理解。贫困长期蹂躏着农民，与之如影随形的便是落后愚昧和自私自利。
　　姥姥家的老房子是两间典型的北方民居。进门一个外间屋，绕过灶台再进门有一间里间屋。墙壁因为常年烧柴禾被熏得黢黑。窗棂每到过年才糊上一层新纸，平时已经被风雨吹得七零八落。冬天北风呼啸，窗子上裸露的大洞只能用破旧的衣物塞住。炕前烧着煤火，没有烟筒，烟气呛得人睁不开眼睛。早晨一觉醒来，头脑昏沉沉的。现在想来，那已是轻度煤气中毒的症状，之所以没有发生更严重的后果，皆因房子密封性能太差的缘故。
　　姥姥一辈子迷信，天天烧香磕头，求上苍保佑。每逢过年过节都要在井台、灶台等摆上供品。如此虔诚，也没有给她带来富足。我小时候也就四五岁的样子，有一次过火车道口，火车笛声长鸣，我连忙抓住自己的头发，口中念念有词：“揪揪毛，吓不着。”笑得同行的战士前仰后合。
　　我每次回老家，周围邻居小伙伴都过来看热闹。我就拿出带的饼干分给他们，一人四五块儿，一包很快分光了。姥姥就会埋怨：“一人给一块儿就行了，干吗给那么多？”看到老大爷给生产队干活，垒猪圈。受过正统教育的我就会主动过去帮助搬砖头。姥姥也会横加阻拦：“他那是给队里干活，挣工分的。”意思是你这样白干不是太傻了。村子里经常发生因为一点儿财产引起的邻里纠纷、赡养纠纷等等轩然大波。姥姥的亲妹妹就是因为曾经帮助姥姥带过孩子，姥姥就欠下了一辈子还不完的人情债，因为一些财产纠葛，彼此闹得不亦乐乎，老死不相往来。
　　面对这样的现实，我幼小的心灵不时泛起阵阵迷惘：“伟大领袖号召我们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难道就是接受这样的教育？”随着年龄增长，见识日深，我才渐渐明白了所谓落后愚昧不过是农民在恶劣生活环境下无奈的精神寄托；自私自利同样是农民在生活的重压下为了生存而对自己权益的维护。贫困绝不应该归罪于农民自身的品质，贫困从来都是社会强加在农民身上的。（未完待续）
　　 7、姥姥一生（续二）
　　几千年来，农民都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受到上层的剥削压榨。就是到了解放后的几十年，由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农民劳动创造的价值被转化成国家工业化初期的原始积累。计划经济时期的僵化思维模式脱离了农村以家庭为中心的小农经济发展特征。生产队经营模式，无论你干得再卖力，每个男社员一天都是挣10个工分，女社员一天都是挣8个工分。只要你出工，出没出力无法考核。农民自有农民的办法。即使没有包产到户的年代，每天干活的时候，队长就把任务分到个人头上，如收割麦子的时候，一个人负责几垄，谁先干完谁先收工。晚上记工分好像成了社员们聚会的场合，人们挑着灯聚集到队部里，几十人把会计围在当中，人们把自己的出勤劳动情况报上来，在众人的监督下，每个人的工分被记录在账本上。到了年底，每个人挣的工分都两三千。因为队里现金收入有限，核下来一天的工钱也就几分钱。分东西的时候，抓阄是最好的分配方式。为了避免分亏或分盈，不管分什么东西，一律靠目测手感按人头分成堆。抓阄之前人人可以进行调整。一旦开始抓阄，任何人就不可提出异议。分到哪堆，全看手气。
　　计划经济年代的管理体制严重束缚了农民追求和创造财富的能力和积极性，尽管农村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在冬日农闲时节，人们只能在墙根底下晒太阳。各个地区之间设立关卡，以邻为壑。正常的物资流动被认为是投机倒把。农村改革的进程就是不断放松对农民束缚的过程，农民的自主经营、自主择业的权利逐步得到尊重。
　　姥姥这辈子做的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让大舅放弃城里的工作，逼着他那么早成亲。本来大舅也和妈妈一样考到邯郸一家电厂当了一名工人。不知什么原因，他老是不安心工作，一会儿说想家，一会儿说头疼。还立志回乡当一个农民作家。结果不听我的父亲和母亲的劝阻，大舅放弃了电厂的工作回到农村，还在姥姥的规劝下很早成亲。新娶的媳妇也就是我的妗子脾气不好，分出去单过两口子老打架。也不尊重老人，为了一点儿针头线脑的事就吵架，甚至动手。有一次，妗子竟然骑在老人身上大打出手。被我看见，怒火中烧，抄起一根烧火棍冲了上去，被人拦了下来。后来，大舅还做过村里小学的民办教师。日子一直过得很艰难。农村改革搞活以后，做起了水果买卖，也能解决温饱了。三个儿子都长大成人，成家立业。（未完待续）
　　7、姥姥一生（续三）
　　大姨在我小时候照看过我，和我的感情很深。我在出远门到南京上学前回老家，离开时她是唯一掉眼泪的亲人，让我感动不已。她嫁给同村一个老实能干的小伙子。平时经常帮着姥姥和弟弟妹妹干活，还时常周济他们粮食蔬菜。她家的生活还算富裕，儿女们也比较能干，家庭和睦，身体也很结实。
　　小姨的生活经历在姥姥的五个儿女当中算是最苦的了。她遇上了人生两大不幸：幼年丧父，中年丧夫。还失去了一个儿子。因为父母工作忙，小姨十八岁来到我家做家务、照顾我们兄妹三个。一直干了五六年。城乡的悬殊差别让小姨不愿回到贫穷的农村，父母也想把她调到城里，但一直不能如愿。由于平时没有参加队里劳动，每年秋收分红的时候还得交给队里一些现金才有资格参加分配，相当于花钱买口粮。后来，小姨去了妈妈的二舅家做家务，当时他在东北靠近苏联朝鲜的边防部队当师长，希望能够安排一个工作。
　　人的性格决定命运。有时候人的一念之差，就会导致截然不同的命运轨迹。本来小姨在东北待得好好的，时逢主席逝世，边防部队加强战备，局势一时紧张起来。她自己吓唬自己，以为真的要打仗了，于是就想离开东北回家。她舅妈本来很喜欢她的，看她心不在焉，就让她先回家，等过一阵子再回来。那时，小姨已经二十五岁，在农村算是大龄姑娘。婚姻大事迫在眼前，以前也谈过几个，没有合适的。这次同村一个铁路养路工人对她很上心，比她小三岁，由于长年野外作业，脸晒得黑黑的。小姨权衡再三，最后答应了这门亲事。等她舅妈再来信催促她时，她已经过门了。（未完待续）
　　 7、姥姥一生（续四）
　　在农村，一个人有正式工作挣工资，另一个人在家里种地，这样的日子应该是比较富足的。但生活的变故给小姨带来一次次打击。先是怀了一个男孩，临产时婆家没有送医院，而是在家里找来接生婆接生，可能处理不周，孩子不久就夭折了。又过了几年，在生了两个女孩后，小姨夫在工作时突发心脏病，抢救不及不幸去世。接连的打击让小姨无法承受。按照当时的规定，小姨夫的死亡被认定为因公死亡。小姨被安排接了他的班。小姨成为城里人这个许久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但谁会想到付出这样的代价呀。
　　经历这些变故，又长期受姥姥迷信思想的熏陶，小姨相信命运由老天爷主宰，时常烧香求佛保佑，还曾跑到五台山求卜占卦。连她最后当了铁路工人这件事，她也认为验证了算卦人给她的卦辞。有卦辞曰：“以后你会飞黄腾达，你一挥小旗子，别人都听你的。”结果她后来当了铁路信号工，工人们在道轨上作业，她负责瞭望，每当有火车经过，她必须手摇旗子，口吹哨子，给工人发出信号，人们及时离开现场，避免事故。这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现在小姨已经退休，靠微薄的退休金生活。两个女儿已经出嫁。父母时常接济她。
　　最让姥姥不放心的是她的小儿子，我的小舅。他小时候得过脑炎，智力受到损伤。年纪大了，找对象困难，只得找了邻村的一个患有小儿麻痹症的残疾姑娘为妻。这样的婚配，日子过得多么艰难可想而知。姥姥临终前一直无法释怀的就是他们的生活。妈妈一再安慰她：“放心吧，我们都会管他的。”小舅两口子在姐姐们的帮助下艰难度日，生育了一男一女。前几年，居住的房子实在太老旧了，父亲与我和弟弟商量，一起出资帮助小舅把房子翻盖一新。姐夫帮小舅子盖房，在村里一时传为美谈。现在，小舅的两个孩子都长大成人，女儿已经出嫁，儿子也技校毕业，有了稳定的收入，一家人的生活比以前大为改善。
　　姥姥走了，除了留下五个儿女，在这个世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她出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冀中农村，遭受了几十年战争的蹂躏。解放后刚刚过上几年好日子，三十几岁就不幸守寡。凭着坚强的意志、勤劳的双手，把五个儿女拉扯大。她和千千万万个普通妇女一样，含辛茹苦，逆来顺受，积德行善。正是这些平凡而伟大的女性传承了一代又一代燕赵儿女慷慨悲歌的性格特征。
　　 8、旅途艳遇
　　时间到了九十年代。自从上大学离开家已经整整十年了。妈妈已经退休了。父亲退居二线。弟弟和妹妹也相继上了大学。一家三兄妹全都考上大学在当时还是一件新闻。
　　我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那段时间，我的婚事很让父母操心，甚至成了母亲的一块心病。父母托遍了在北京的亲朋好友为我介绍对象。见过的女士有英姿飒爽的监狱女警，有娇小玲珑的前国家体操队队员，还有文静贤淑的大学教师等等。也许是条件有限，也许是眼光短浅。大都是见一面之后就没有了下文。
　　记得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到广州开会，被陕西的一个工厂的总工看中，非要把自己的女儿介绍给我，还把照片寄来了。我实在没有兴趣，但不知如何处理才能拒绝此事，又要保全人家面子。
　　爱情婚姻乃人生大事，不可不察也。美好的爱情人人向往，但生活中的情缘千姿百态。我不知道我的另一半会是什么样子，但我最看中的是两个人在一起心心相印、自由自在的境界。
　　一年夏天，我看望父母后坐火车返京。由于车厢人多拥挤，通过母亲认识的行李员，我上了行李车厢。诺大的车厢除了一堆行李空空荡荡。车过保定站时，一个美丽苗条的姑娘也登上了这个车厢。一路前行，谈笑风生。她说自己在北京军区总院当护士。临车到终点，两人互相留下电话号码。当时手头没有带笔和纸，只好恬着脸求助于列车行李员。
　　后来我才了解到，她只是在那家医院学习，而且不久就结束学习回单位了。实际工作单位在保定的一家军队医院，碰巧就是我出生的那家医院。冥冥之中好像我的真命天子就要出在我出生的地方。我应该弄清这是不是真的。在收到她的来信后，我便抽空按图索骥，按照信封上的地址找到她家登门拜访。开门的正是她本人，一脸的诧异。我说只是路过，过来看望萍水相逢的朋友，如果不便，我就马上离开。女护士面带羞色，说了一句：“那岂不是当了逃兵？”将我让入房门。
　　她比我大一岁，高考时考上石家庄军医学校护士专业，毕业分配到广州南方医院工作数年，后来调回了保定。她的父母已经70多岁，有一个哥哥三个姐姐，全都成家了。她在家里最小，娇生惯养，从小当男孩子养大。我这才注意到她的嗓音确实比一般女孩子浑厚。普通工人家庭出身，家境贫寒，每当看到家里饭菜不好，就跑到姐姐家蹭饭。小姐脾气也暴躁，似乎一句话不和就会翻脸，我都怀疑这样的脾气怎么做好护士工作。
　　临分手时，她送给我一张身穿戎装的照片，美艳照人。算是两人开始恋爱的标志。（未完待续）
　 　8、旅途艳遇（续）
　　因为不在同一个城市，只能在周末的时候，或我去看她，或她来看我，在一起不免也像别人那样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然而这样的时光非常短暂。不出两个月，正在我设想求助在军区后勤部干部部门任职的亲戚把她调到北京的时候，我却收到了她的绝交信。也没有说什么缘由，就是认为两个人不合适。也许她觉得我不能给她她要的生活。既然给不了人家幸福，那就得给人家自由。再说什么话都是多余的。没有埋怨，没有憎恨。只是简单地把她的照片放在一个信封里寄还给她了事。
　　本以为这段情缘就此了结了。谁知道过了大半年又收到她的来信，意思是怪我为什么那么狠心，归还照片的时候一个字都没有，为什么不努力挽回两个人的关系。她根本不知道男人的尊严比生命还重要，哪里容忍对感情如此儿戏。做恋人是绝对不可能的了，那就做个普通朋友吧。那张照片又作为朋友馈赠的礼物寄到我的手中。
　　十年过后，我和她最后一次见面。当时她到307医院取药，住在她的同学家里。她给我打了个电话，我应约前往。见了面后，我问她的父母近况可好。她却怪嗔：“只知道问我父母，也不关心我过得怎样？”
　　原来她这次是来取进口抗癌药的，通过熟人从进口商处拿药便宜一些。我这才注意到她脸色煞白，头戴假发。原来她刚从鬼门关前走了一趟。因得了结肠癌，刚刚动过大手术，接受很长时间化疗。看来恢复得不错，头发都长出来了。她手指这包里的药说：“这四支药就一万多块。”我问到：“婆家对你治病用心吗？”她默默地点点头。她说她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女儿养大。
　　十年间，她结过两次婚。首任丈夫对她呵护有加，每天早晨早餐都端到床前。但她从没有温存地主动拥抱过他。结果一次争吵，丈夫一拳不但打掉了肚子里的男孩儿，还葬送了两个人的婚姻。嫁给第二个丈夫，生育了一个女孩儿，本来想平静地生活，怎奈残酷的命运又把她推到生死的边缘。
　　自从这次见面后我们再没有了联系。又过去十几年了，她的女儿一定长大了，她自己如今怎样了？我希望她还健康地活着，希望哪天能和她不期而遇。我珍藏着她的照片，即使等到老眼昏花的时候，也能回忆起她年轻时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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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娶妻生子
　　又一年的五一，我回阳泉探望父母，期间经父亲的同事介绍，认识了我的妻子。父亲的同事也和她的父亲是熟人。谈起两家的孩子都在北京工作，举目无亲，于是提议让我们见上一面，看有没有缘分。即使不能成亲，以后互相也有个照应。
　　她在她的大姐和姐夫陪伴下来到我家。一条洗得发白的蓝色牛仔裤，藕荷色上衣的袖口和前襟似乎磨得有些脱线。梳着一头短烫发，白嫩的脸庞未施粉黛，笔直的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一双美丽的大眼透着一丝忧郁。
　　她也是一中毕业的校友，比我低一届。和我一样先到南方的一所大学读书，后考取了北京一所高校的研究生，分配在北京的科研单位工作。“同是天下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相同的经历让两个人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我本来是个木讷之人，平时不善言辞。那天不知何故却才思敏捷，出口成章。
　　本来想待到回京后再见面，然而两人还是禁不住第二天又见面了。以后这两天，两个人徜徉在南山脚下，桃河两岸，好像有说不完的话互诉衷肠。双方的感情也急速升温。
　　回到北京，两个人的世界有风雨，也有彩虹；有过浪漫，也有过波折。度尽了分分合合，一直吸引我的是她的美貌和本分。也许是我的真诚感动了上苍，也许是两个人不愿失去这样的缘分。这年的8月28日，认识不到四个月，我和她到北下关街道办事处办理了结婚登记。自己动手招待几个同事吃了一顿便饭；晚上把她的被子搬到我的宿舍。就这样草草成婚。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喜欢的女孩终于成了我的女人。
　　二十年匆匆而过。拉着她的手就像拉着自己的另一只手。二十年前的话犹在耳畔：“哪天你要是厌烦我了，我会自己离开。”二十年后早就变成了：“想离婚，早干什么了？跟着你二十多年吃苦受累，熬成了老太婆，现在想离婚，没那么容易。”温顺的小花猫熬成了河东狮吼。（未完待续）
　　 9、娶妻生子（续一）
　　结婚两年后，儿子出生了。儿子的到来纯属意外。结婚时，因为双方单位都没有房子，只能在集体宿舍栖身，怎敢让儿子跟着受罪。
　　妻子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每天上下班都要挤地铁和公交车，许多好心人都给她让座。我们单位的司机师傅有时候看到她在车站等车时，也会停下来让她搭上一程。
　　待到临产前夕，虽然在北京已经奋斗了六七年，但这里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只得将妻子送回阳泉，托父母照看。阳春三月，乍暖还寒。儿子顺利出世，一家人高高兴兴接母子俩出院。妻子身体虚弱，没有奶水，只得给孩子喂奶粉。然而孩子有些发蔫儿，不好好吃奶。一量体温，只有35度上下。连忙找医生检查，结果发现黄疸高。这样出生5天又回去住院。嫩小的婴儿血管纤细，只能在头上打点滴。化验抽血从大腿根部取。每次扎针我都不忍心看儿子痛苦啼哭的样子。
　　经过几天在保温箱里照射紫外线，黄疸消退了，小家伙儿食欲大振，一天比一天乖巧。本来准备出院了，可是他的嘴里又生出了鹅口疮，给他涂药的时候不小心把药水呛入气管，导致吸入性肺炎，又在医院多住了二十多天。我每天晚上陪在儿子床前，妻子在家里见不到孩子心急如焚。住院期间，同病房的两个婴儿不幸夭折。我在家人面前故作镇静，但内心却精神紧张、如履薄冰，祈祷上苍保佑孩子渡过此难。
　　感谢命运的眷顾，儿子终于康复出院了。孩子长到三个月，妻子的产假休完了，该回单位上班了，只得将孩子留在父母身边。分别的时候，妻子强忍着泪水，一步跨出房门，没有回头。
　　孩子在父母身边呆了半年多。十个月大的时候，我们把他带回北京。一家三口住在单位腾出的一间筒子楼房里。白天把儿子送到一个邻居老太太家请人家照看，晚上再接回家中。这样坚持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孩子不到两岁的时候，就送到了妻子单位的日托幼儿园。（未完待续）
　 　9、娶妻生子（续二）
　　回想孩子小的时候，心中就不免充满了内疚。我的工作较忙，离单位远，每天起早贪黑，有时候出差好几天不着家。家里接送孩子、买菜做饭等大事小情都落在妻子的肩上。贫贱夫妻百事哀。妻子面对生活的艰辛，心中烦闷之际不免对我发发牢骚，拿我出气。我却不是善解人意之人，错误地认为婚姻真的是爱情的坟墓，怀疑恋爱时的喁喁私语、信誓旦旦都是谎言。两个人经常发生莫名其妙的冷战。多亏儿子活泼可爱，给两个人的平淡生活带来了无穷的乐趣，也是化解感情危机的灵丹妙药。
　　儿子也很顽皮，经常把自己磕得头破血流，给我们带来烦恼和惊恐。最严重的一次在他两三岁上，光着脚在水泥地上跑。地上有水，一下滑了个四仰八叉，后脑勺着地“嘭”的一声，只听到他“啊－”的哭了一声，再没有下文。抱在怀里，只见他双眼微睁，眼球直往上翻。我连忙用拇指掐他人中，半天才喘过气来，后一直趴在妻子的怀里不声不响。到医院检查是轻微脑震荡，没有大碍。这件事让我久久不能释怀，以至于到现在每逢遇到年轻的父母，我都要叮嘱他们千万不要让孩子光着脚在地上跑。
　　儿子从小依恋母亲，一转眼看不到妈妈就哇哇大哭。渐渐大了，变得独立了。三年级就不用父母接送，自己骑自行车上下学。儿子聪明好学，在学习上从来没有让父母费心。最令我骄傲的是儿子在小学、初中和高中毕业时，都被评为北京市三好学生，高考时，高考成绩还因此加了10分。这样的荣誉我是没有获得过的。
　　儿子的弱点在于情商较低，感情脆弱。因为高中期间的懵懂恋情破碎竟然一年多郁郁寡欢，学习成绩一落千丈。他的另一个弱点是自律能力差，不能吃苦。上大学已经一年了，还沉浸在十年寒窗的补偿心理之中，过分沉湎于网络游戏，以至于两门主修课考试不及格，需要补考。
　　儿子从小到现在一直就在北下关一带的学校上学。即使现在上大学也是在北京交大，离家里只一街之隔，但很少回家，也不怎么给家里打电话。可能是和同学们在一起更快乐吧。希望我和他妈妈老了以后，孩子变得更懂事一些，知道如何在心理上安慰父母。
　　每每与同事朋友谈起这些苦恼，他们都劝我不要放在心上。每个人都有一个成熟和觉悟的过程。最终孩子自己会明白的。但愿如此吧。儿孙自有儿孙福。我也不希望孩子一定非得出人头地，荣华富贵，只希望他有一个稳定体面的工作，平安健康地生活。
　　 10、事业无成
　　八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初期，国家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军品订货大幅削减，军工企业普遍遭遇能力闲置、开工不足、效益下滑的困境。这个时期中央作出“军转民”的决策部署，号召军工企业参与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我在这个时候服从领导安排，从科研室调到了科技开发部，从事科技开发项目管理工作，实际上就是想办法创收。
　　军转民在特殊时期产生了良好的效果，电子工业部的长虹彩电、兵器工业部的嘉陵摩托都是成功的例子。但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那么幸运。由于没有完整的市场化运作的战略思考，往往就是搞一些权宜之计，最后不得不草草收场，认赔出局。有的企业利用最先进的五轴数控加工中心生产民品，成本高昂；有的研究所开办羽绒服生产线，开展对俄出口贸易。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我们单位本来就没有什么硬手段，又是一些知识分子书呆子当政，习惯了自上而下的行政指挥方式，在市场经营优胜劣汰的规则面前无所适从。最早的决策是派两个人到深圳倒卖进口批文。那个时期，北京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蓬勃兴起，卖一台电脑利润丰厚。电脑大部分是从香港进口的港台货。无论是整机还是散件，通过海关要缴不菲的关税。如果有国家有关部门出具的进口批文，证明进口的货物是国家重点项目急需的电子元器件，那么关税可以减免。于是就自发形成了一个产业链：进口商把电脑整机拆成散件，花小钱买进口批文，将电脑张冠李戴，蒙混过关。实际就是进口商和批文倒卖者合谋骗取国家关税优惠。
　　财务部门也不甘示弱，他们也要为单位的创收贡献力量。在领导的支持下，他们将单位账上的70万元资金借贷给乳山县的一个单位搞海产养殖。结果对方借口遭遇台风自然灾害，损失惨重，拒绝还款。害得领导几次下山东催帐都无功而返，最终不了了之。
　　这还不是折本最惨的。那一阵子社会上兴起大办股份公司之风。国防科工委系统一帮人编织出“和平利用军工技术”的概念，招股说明书里极尽“开发海南原来军事禁区土地”、“聘用香港职业经理人”、“在港交所上市”等美言，将几十家研究所尽情蒙入囊中。我们单位也唯恐被落下。每个单位可以入股法人股500万元，还可以入股个人股50万元。人人把这当作是赚钱的机会。50万的指标不够用的，我的那份在我出差在外的时候不知被谁占用了。最终共募得资金3.8亿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资，成了众人眼中的唐僧肉，恨不得人人都想咬上一口。每次股东大会都成了争权夺利的场所。获得控制权的人不是想着如何将公司做强做大，而是利用关联交易获取个人和小集体利益。结果折腾几年，连开股东大会的钱都出不起了。人们期待上市的发财梦也变得遥不可及。（未完待续）
　 　10、事业无成（续）
　　内鬼骗主人的把戏经常上演，其高明之处就在于你拿他没有办法。那时的北京饭店住满了这样的生意人。他借用一家国有企业的执照，说好是承包经营，上缴利润后提成。采购钢材的买家预付40万元押金，被他转到东北的某个帐号，说是用于向上家支付货款。左等右等不见货到，买家催货就应付说上家去俄罗斯拿货去了。最后买家起诉到法院要求返还预付押金，这家企业还得证明他为副总经理去法院应诉。结果当然是败诉，被法院强制划走欠款和滞纳金。明知道这小子贪了那40万，却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国有企业家大业大，赔得起，也就无人追究。如果是私人企业肯定会一查到底，破绽百出。
　　这些大事不劳我们部门操心的，我们只管规规矩矩完成上缴利润指标，给客户联系个加工业务，收一些劳务费；给单位的计算机室联系软件开发业务，小打小闹的，每年的收成除了养活自己，只能是略有盈余，当然不能让领导满意了。
　　这样干了几年，也没有太大出息。领导又安排我借调到总公司一个项目办公室打杂。那边的领导跟我说不出半年可以办理正式调动手续，让我安心好好工作。到了年底，办公室领导当着我的面给主管局领导打电话请示我的工作调动问题，局领导回答说在局办公会上研究确定。那年可能局里的项目特别多，领导们都忙着在下面督导。这个办公会就一直拖着没有开成。
　　到了第二年，形势发生了变化。三月人大会议闭幕，朱总理确定的一项改革措施就是军工企业一分为二，展开竞争。我们总公司分成两个集团。人员分流的第一步就是所有借调人员全都清退回原单位。几个同事都劝我找领导谈谈。我和局领导见面，他的意思是我先回去，等过一阵子我再去找他。那个时候，周围的人都忙着分家前的最后一次分房，人人关心分到什么样的房子。我在熙熙攘攘、吵吵闹闹声中，把配给我的汉显寻呼机放在办公桌上，心灰意冷地回到了所里。
　　尽管有领导的安慰，同事的理解，但这样的结果让我心中闷闷不乐。回想自己参加工作以来，事事服从领导安排，默默无闻地工作，但似乎没有获得多少肯定。从小养成的安分守己、逆来顺受的信条发生了动摇，心里渐渐产生了离开单位，换一种活法的念头。
　　2001年，按照上级机关的安排，我们单位要和别的单位重组。每个人又开始为自己的职位奔忙。我超脱其间，向领导提出自费留学的申请。领导没有为难我，我也不用退出分配的房子，按照规定办理了辞职手续。就这样，工作14年之后，在37岁时，又加入了出国留学的大军。
　　 11、远涉英伦
　　日，怀里揣着一张6000英镑的汇票和6250英镑的现钞，登上了英国航空公司的班机。当天下午抵达伦敦希思罗机场。入关后换乘英航国内班机直飞曼彻斯特机场。取了行李，出机场大厅，登上长途大巴，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旅程，晚上到达了目的地：利物浦。
　　长途汽车站旁边几辆黑色老爷车正在趴活。我拖着箱子挪到头一辆跟前。“Where to ?”出租车司机朝我打招呼。我回答：“1A Catharine Street.”上了车，风驰电掣。不一会儿就到了一幢红砖楼房门前。给了司机一张10镑的纸钞，他找给我5镑50便士。
　　这里是利物浦大学的学生宿舍AGNES JONES HOUSE。一个月前已经在这里预订了房间。大门紧锁，通过门禁电话叫出来一个英国金发姑娘。看样子是住在这里的志愿者。验明携带的房间预定信，把我安置在了房间I04，I单元一层4号。
　　已经是半夜时分，这个时候国内正是早晨八点左右。我出了宿舍，来到路边的红色电话亭子，用在机场买的电话卡给妻子打了个电话报平安。只几分钟，10镑的话费就用完了。
　　第二天一早，我到利物浦大学的社会环境研究院报到。我读的课程是该院开设的MBA市场营销专业。利物浦大学没有围墙，校园本身就是城市的一部分。主要办公楼和教室位于Abercromby Square周围。一条主干道Oxford Street从东向西穿过校园，直达市中心火车站一带。银行、邮局、小卖部等为学生服务的网点都在这条街上。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买手机。要买手机，必须要有银行卡。办银行卡让我费了劲。英国人办事死板，外国人在英国开银行帐户除了要在英国有居住场所，还要提供你在本国的通信地址的证明，也不太严格，就是一个写有你名字的信封即可，但邮箱是不算数的。我和大学联系一直用的是我的通信信箱，这让我一时一筹莫展。后来，过了几天，终于在HSBC办好银行帐户，把汇票和现钞存入银行。英国人办事一丝不苟，服务也很到位。除了给你一张储蓄卡，还送一张VISA信用卡，信用额度300英镑，一本支票本，一本入帐单。所有都是免费的。帐户本身还可以透支250英镑，当然是要付利息的。（未完待续）
　　 11、远涉英伦（续一）
　　第一天上课就让我领教了英国人是如何利用输出教育为本国创汇的。一个大教室里，一百多人，百分之八十是中国人，包括大陆、港台，百分之十几是印度、马来西亚人，剩下的几个是白种人。英国的硕士学制是一年，实际上课和做论文时间从这年的10月份到第二年的7月份。然后一直等到12月份开毕业典礼，穿袍带帽，授予文凭。
　　利物浦大学的MBA课程共需修满8门课程，外加提交论文。论文需要审查通过即可，不需要口头答辩。这一点很吸引中国学生。考试采用闭卷方式，每张卷子列出5个问题，全是论述题，学生选择其中的两道作答。满分100，50分及格。
　　当时的学费已经从两年前的4000英镑上涨到7140英镑。后来很快涨到八千、一万英镑了。就是通过这样敛财，利物浦大学的管理学院大楼拔地而起，在我们毕业的时候投入使用了。管理学院也成立了，我成了他们的校友，前几天还收到管理学院校友会的邮件，邀请到伦敦参加庆祝酒会。
　　第一天上课在教室门前，碰上两个中国女学生，主动和我打招呼，并尊称我为大哥。这是两个河南姑娘。其中一个还是一家留学中介公司的老板，30岁不到，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她把许多河南学生介绍到利物浦的两家语言学校，语言考试过关后再联系上大学。利物浦当地有名的只有两所大学，除了University of Liverpool，还有一个Liverpool Jone Moores University。两校一街之隔，河南来的学生大都进入这两所大学深造。出于好奇，留学中介老板也把自己介绍到利物浦大学留学了。另一个姑娘大龄未婚，在河南省政府下属事业单位工作。通过她们我结识了好多中国留学生。（未完待续）
　　11、远涉英伦（续二）
　　利物浦位于英格兰西北部的Mersey河入海口东岸，与爱尔兰隔海相望。如果把大英帝国的版图看作是侧身蹲坐的兔子，利物浦在这只兔子的腹部肚脐的位置。作为港口城市，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大英帝国鼎盛时期，其贸易量占到全世界的40％。河口沿岸的大批地标性建筑见证了曾经的辉煌和财富的积累。其中最有名的是皇家利物大厦和阿尔伯特码头建筑。二战后随着航空运输的崛起，制造业转移到曼彻斯特周围，那里是英国北部的国际航空运输中心。航运业随之衰败，码头仓库改建成办公场所、小商品店和博物馆，著名的披头士乐队纪念馆也在其间。但城市的历史文化传统奠定了利物浦欧洲文化中心的地位，利物浦成为仅次于伦敦的世界电影取景地，河口海滨区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旅游业的兴起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城市的初步印象就是老旧，满眼古老的房子，鲜有现代高层建筑，随便一个建筑标示的年代都是18几几年或者190几年。城市随着地势而建，街道横七竖八，斜街弯道比比皆是，从不讲究规整。街道虽然破旧，但总体保持清洁。特别是建筑物的窗户，每个都窗明几净。这一方面是得益于英国海洋性气候，常年海风习习，空气湿润干净；另一方面窗户保洁、窗棂油刷依然是古老而不衰的行当。另一个特点就是建筑屋外看不到中国城市住宅建筑窗户下成排的空调压缩机。英国夏天宜人的气候不需要房间制冷，好像利物浦的最高温度不超过32度，而且昼夜温差很大。
　　我住的学生宿舍是一座多单元、多层建筑。每个单元一层有七间单人房间，公用盥洗室和厨房。房间有七八平方米，一张单人床，一个桌子和半截书架。就这样的条件，住宿费要收每周60英镑。一年下来就得3000多英镑。吃饭自己起伙，每天做早晚两餐，中午入乡随俗，买一份三明治之类凑合一顿。这样伙食费每个月100英镑也就够了。（未完待续）
　　MARK 长见识了！90后表示对那时候的生活际遇的了解真是寥寥无几，期待ING
　　感慨万千！
　　等待更新~
　　期待更新
　　娓娓道来的经历，像是一部怀旧而温婉的黑白影片；又像是冬日午后坐在窗前喝的那杯清香而温暖的午茶--- 期待继续
　11、远涉英伦（续三）
　　眼看着带来的银子日渐缩水，顿时心生坐吃山空之虞。找个工作半工半读，挣一些零花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首先跑到职业介绍所登记个人资料，等待推荐工作机会。后来又到城里旅馆和唐人街上的餐馆登门自荐。每家都热情接待，留下电话。但都没有成功。只有一家餐馆因为当天人手不够让我去客串了一把服务生，报酬是管一顿晚餐和25英镑。
　　后来还是河南来的那位女老板帮我找了一个做清洁工的工作。她认识的一个河南学生不做了，空出了一个职位。本来以为我岁数大了，又工作多年，应该不需要打工的。但和我聊天的时候了解到我有这样的想法，她问我是否愿意干这样的活，还说如果不愿意，再想办法找别的工作。我很感谢她对我的帮助，表示愿意做这个工作。
　　她和两个河南学生租住在一套三居室里。一个月租金450英镑左右。三个人合伙起伙，轮流做饭。当初女老板曾邀请我入伙。这样起码租金每个月可节省几十英镑。但考虑到那样的话，起居、活动不甚自由，而且已经和校方签订了合同，如要取消合同，和呆板的英国人打交道是一件很难办的事。于是我婉言谢绝了她的邀请。
　　工作地点在市中心的百货商场。离我住的地方走路大约半个多小时的路程。工作时间每天早晨7点开始，到9点商店开门，也就两个小时。任务就是用吸尘器把商场的地毯吸一遍，然后左手一瓶洗涤液，右手一把餐刀，将地毯上的口香糖污迹刮洗干净。一周工作五天，有时候周六或者周日加一天班。工资是一小时5英镑50便士，每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