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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柴静
　　阅读提示　　 CCTV 柴静，出版了讲述十年央视历程的自传性作品《看见》。她在书中回忆了第一次采访时的溃败，仓皇逃跑甚至连采访本都忘了拿。写了刚进《时空连线》栏目组连话都不会说、字都不会写的黑暗时期，2006年采访“两会”的不适应……柴静说，很多时候，采访对象正是因为她的弱点才信任了她，接受了采访，或许当一个人能袒露弱点的时候，也更容易被人理解。（一）没有记者证，没有工作证，没有工资卡，连个进台证都没有　　 2000年，我接到一个电话。“我是陈虻。”说完他意味深长地停顿了一下，可能是想给我一个发出仰慕尖叫的时间。“谁？”“我，陈虻……没给你讲过课？”“你哪个单位的？”“嘎……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的，找你合作个节目。”　　 我们在央视后面梅地亚酒店见了面。我打量他，中长头发，旧皮夹克耷拉着，倒不太像个领导。他跷着二郎腿，我也跷着。　　 他开口问的第一句话是：“你对成名有心理准备么？”哟，中央台的人说话都这么牛么？我二十三四岁，不知天高地厚得很：“如果成名是一种心理感受的话，我20岁的时候就已经有过了。”“我说的是家喻户晓式的成名。”“我知道我能达到的高度。”他都气笑了：“你再说一遍？”“我知道我能达到的高度。”　　 ……　　“如果你来做新闻，你关心什么？”他开了口。“我关心新闻当中的人。”　　 他在烟雾里眯着眼看了我一会儿：“你来吧。”“我不去。”　　 我有我的节目，湖南卫视的“新青年”，人物采访，很自在，用不着签约，我住在北京，每月去一趟，录完拿现金。“体制里的工作我干不了。”他也不生气，把烟头按灭了，站起身：“这样，你来参加一次我们评论部的年会玩玩吧。”　　 年会上来就发奖，新闻评论部十大先进。这十位，长得真是。头一位叫孙杰，歪着膀子上了台，手里拿一卷卫生纸，发表获奖感言：“感冒了，没准备，写在这纸上了，我讲几个原则啊……”讲完把纸一撕，擤擤鼻涕下台。晚会前是智力问答，我跟台长分一组，白岩松主持这环节，问：“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在什么季节？”台长按钮抢答：“冬季。”——大概他脑子闪现的都是系围巾的男女群雕。于是被大笑着羞辱一番。　　 当时正是评论部与“东方时空”分家的阶段，接下去放的是崔永元的《分家在十月》：“运动啦，七八年就来一次……兄弟们，抢钱抢女编导，一次性纸杯子也要，手纸也要……”领导们坐第一排，在片子里被挨个挤兑。“李挺诺夫硬挺着入睡的夜晚，气恨地说：‘《痛并快乐着》，这书只配用来垫脚！’……”坐在第一排中央的新闻中心主任李挺正被群众抢钱包，钞票全部被撒向空中，大家哈哈大笑。其中一百块红艳艳，飘啊飘，飘到了我手里。　　 嘿，这个地方好。　　 陈虻拿了一张破纸，让我在上面签个字：“你就算进中央台了。”我狐疑地看了一眼。这连个合同都不是，也没有记者证，没有工作证，没有工资卡，连个进台证都没有。“我们看中了你，这就够了。”　　 瞧他的嘴脸。（二）“给白岩松找个女搭档”　　 陈虻带我去新闻评论部。我边走边打量，看了看部门口挂的牌子：求实，公正，平等，前卫。前卫……嗯，一个新闻部门，还想前卫？我左看右看。他头也不回地走在前头，一边敲打我：“你就是个网球，我是个网球拍，不管你达到什么高度……”哦，这人挺记仇。他转过头盯着我：“记住，我都比你高1厘米。”切。　　 一进门，办公室正中间放一把椅子，化妆师熟练地一甩，往我身上套了块布：“来，把头发剪了。”我一直披挂在半脸上的头发落了一地，像只小秃鸭子。“这样可以吹得很高了。”他满意地拨弄一下我那刘海。　　 男同事们坐一圈，似笑非笑地看着我：“去，给我们倒杯水，主持人，我们一年到头伺候你，你也伺候伺候我们。”我天生没什么机灵劲儿，还在南方女权文化里待惯了，不知道怎么回应这种幽默，只好呆呆地去倒了几杯水。他们跟我开玩笑：“柴静，司长大还是局长大？”我真不知道。　　 陈虻把我交给那个拿卫生纸上台的家伙：“练练她。”这家伙看着跟那天不大一样，严肃地看了看我：“你写一写建党八十周年节目的解说词。”这个……我倒真敢写，洋洋洒洒。写完给他，他真是特别善良，看了一眼，连叹气都没叹：“你回家休息吧。”　　 我要做的这个节目叫“时空连线”，每天16分钟的时事评论，连线多方专家同时讨论。我之前从没做过新闻，陈虻也没看过我在湖南卫视的节目，不过直觉告诉我最好别问他是怎么发现我的，这种人绝不会按正常方式回答你，还是少说少问为妙，免受羞辱。他只说了句：“我们要给白岩松找个女搭档。”　　 年会的晚上有人打电话来，声音低沉：“岩松要跟你谈谈。”我一去，一屋子男同志，挺像面试。后来才知道，白岩松这个人什么都彪悍，就是不习惯跟女生单独讲话。　　 大家跟我聊，他只插空问了两个问题：“你喜欢谁的音乐？”我好像说的是平克·弗洛伊德。他问：“华人的呢？”“罗大佑。”他没再问什么，只说了一句：“这是条很长的路，你要作好长跑的准备。”　　 第一期节目就是惨败。是关于剖腹产的话题，我自己联系好医生、生孩子的人、社会学家，约好演播室，化好妆坐进去，几位台领导正从玻璃外路过，看了一眼：“有点像小敬一丹。”陈虻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就代表认可啦。”　　 现场采访只录了30分钟，谈完剖腹产怎么不好，就顺利结束了。那会儿我不把电视当回事，在纸上编完稿子，让同事帮忙剪片子送审，自己去外地耍了。　　 放假回来，在办公桌上挂只大画框，是在西藏拍的照片，还弄个水瓶，插了些花花草草。　　 看办公室人脸色，知道审片结果很不好。大家不好跟我转述最狠的话，只说已经这样了，你就把结尾再录一遍吧。　　 陈虻在会上公开批评我：“你告诉人们剖腹产是错误的，自然生产如何好，这只是一个知识层面，你深下去没有？谁有权利决定剖腹产？医生和家属。怎么决定？这是一个医疗体制的问题。还有没有比这个更深的层面？如果你认为人们都选择剖腹产是个错误的观点，那么这个观点是如何传播的？人们为什么会相信它？一个新闻事实至少可以深入到知识、行业、社会三个不同的层面，越深，覆盖的人群就越广，你找了几个层面？”　　 我越听心底越冰，把结尾一改再改，但已无能为力。（三）“陈主任只认识钱”　　 年底晚会上，同事模仿我，披条披肩，穿着高跟鞋和裹腿小裙子，两条腿纠结在一起坐着，把垂在眼睛上的头发用手一拨，摸着男生的手，细声细气地采访：“你疼吗？真的很疼吗？真的真的很疼吗？”底下哄笑，都认同是对我的漫画像。　　 白岩松当时是制片人，压力比谁都大，也不能拔苗助长，别人笑我的时候，估计他心里比谁都难受。有次我穿印花纱裙子到办公室，他叫我过去，说：“回去把衣服换了。”　　 每天节目结尾主持人都要评论，我别扭坏了。按我原来花里胡哨的文艺路子，肯定是不行的，按节目的习惯写，我又写不来。一遍又一遍，都过不了关，到后来有一次没办法，白岩松递给我一张纸，是他替我写的。　　 每次重录的时候，都得深更半夜把别人叫回演播室，灯光、摄像后来已经不吱声了，也不问，沉默地隐忍着。录完，我不打车，都是走回去，深一脚浅一脚，满心是对他们的愧疚。　　 部里安排所有主持人拍合影，我是刚来的小姑娘，自然而然站在最后一排边上。崔永元回头看见我，扶一下我的胳膊，把我带到第一排正中间他的位子上，他当时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　　 他是这样的人。有个场合，几乎所有人都在互相敬酒，他进来了，在饭桌边坐下来，什么也没说，但谁都不敬了。　　 这就是他。　　 那几年评论部的内部年会，看崔永元主持是我们的狂欢，看他在台上手挥目送，戏谑风头人物，逗逗女同事，拿领导开涮。也就他能修理陈虻，说：“陈主任站起来。”　　 陈虻被群众打扮成日本浪人，头顶冲天辫，重重叠叠好多层衣服，半天才撑着大刀勉强站了起来，群众起一大哄，小崔伸手压住，指一指大屏幕上一堆怪诞字符，只有一个中国字是“钱”。小崔说：“这些字怎么念，陈主任？”　　 陈虻踅摸了半天：“不认识。”“哦，陈主任连钱字儿都不认识。”　　 大家笑。“再给你一次机会。”他说，“这些字里头你认识哪个？”　　 陈虻这次答得挺快：“钱。”“哦，陈主任原来只认识钱。”　　 大家吹口哨，尖叫。陈虻手扶着大刀也跟着乐。　　 小崔正是如日中天，可以“别一根签字笔，揣一颗平常心，走遍大江南北，吃香的喝辣的”，但他公开说，每次录节目，开场前心里焦虑，总得冲着墙向自己攥拳头。　　 我见惯了强人，他这点儿软弱几乎让我感激。　　 我在台里新朋友不多，史努比算一个。那时候好像就我和他单身，办公室雷姐还想撮合我俩。我看他一眼，年岁倒是不大，但长得吧……他自己说早上洗完脸抬头看镜子，差点喊“大爷”。有一次在地铁，他死盯着一个姑娘看，最后那姑娘犹犹豫豫站起来要给他让座。　　 他学中文的，在新闻评论部内刊上写文章，题目就是他的梦想，叫“饭在锅里，人在床上”，不免被一干做新闻的人讥笑。开会谈节目，他开口，一屋子人就摇头笑“人文主义者”。别人都做时事类节目，元首访问什么的，讨巧，也好做，他偏做生僻的，有一期叫“哥德巴赫猜想”，民间有位倾其一生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专业人士和普通人都觉得可笑，但这人在节目中说：“小人物也有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别人笑，史努比只自嘲，从不反击，也没见他对人凶恶，我有时觉得他有点近于怯懦，他只说：“道德，不是没有弱点，而是看清它，然后抑制它。”（四）“你生活得太塑料了，不真实”　　 有次聚餐，在一个吃东北菜的地方，都喝得有点儿多了，有人大声呼喝，有人往地下砸瓶子。史努比也喝高了，摇摇晃晃蹲在地上捡碎片。我去捡的时候，听见他嘟嘟囔囔：“什么是人文主义者？人文主义者，就是不往地上砸瓶子。”　　 那时候，他手头正青黄不接，每天拎着单位发的纸袋子，装着泳衣和盗版碟，游完免费的泳，吃完免费的三餐，回家看五张盗版碟，发工资全存建行，每天坐公交车时看着建行的大招牌，“有种深沉的幸福”。　　 就是这么个人，看我很不得意，居然花钱送给我一盆花。是他上班路上看到地铁口挤了好多人，想着肯定是好东西，挤进去一看，是从天安门广场上撤下来的国庆菊花，板车上放着，一块钱一盆。很贫贱的小黄菊，他小心翼翼地放我桌上，作陶醉状深嗅一下，差点熏一个跟头。　　 中午开会大家评我的节目，他最后发言：“大家都说‘好的我就不说了，我提点儿意见’，好的为什么不说呢？好的地方也要说。我先说……”　　 我看他一眼。他私底下爱教育我：“你生活得太塑料了，不真实。”我白他：“怎么了？”　　 “过分得体。”“什么意思？”　　 他来劲了，比比划划：“要像打枪一样。有句话，叫有意瞄准，无意击发。要有这个‘无意’。”挺神的反正。　　 后来，史努比跟我说过，看我当时真是吃力，天天采访前挨个打40分钟电话，每次采访都在本子上写100多个问题。化妆的时候还斜着眼继续写，化妆师一边抖抖地画眼线，一边叹气：“我看人家别的主持人这时候拿本金庸看，你怎么这么紧张？”到录的时候，我就照着本子上的问题往下问，听不见对方说话，只想着自己的下一个问题。　　 绳子越缠越紧。　　 大老杨是摄像，录完节目大雪里送我回家，他说姑娘你可得加把油啊，领导说扶不起来就不扶了。　　 当时“时空连线”首次使用连线的方式让三方嘉宾评论同一新闻事件，试图创造争论和交锋的空间。这个技术刚开始试，还没办法在演播室里实现三方在屏幕上同时出现，只能用电话采访，摄像在现场拍下他们说话的镜头，回来合成画面。在演播室里我盯着空荡荡的屏幕方向，只能在耳机里听到三位嘉宾的声音。“往这儿看。”摄像引导我往黑暗里望，做出与三个嘉宾交流的眼神，“要有交流感。”我只好每个问题都配合点眼神儿，身体也跟着拧，装作在跟谁交流，营造一种气氛。光拧这个身子就能把我弄个半死。　　 摄像“咂”一声：“你眼里没有人。”我不服气：“是，那些嘉宾的人影都是后期加上的，我根本看不见他们。”“不是这意思。”对方摇摇头，没再说下去。　　 慢慢的，我已经不会写东西了，拿张纸对着，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再过一阵子，我连话都不会说了。在餐厅遇到“新闻调查”的张洁，他说他理解这感觉，说他拍过一个片子，白血病人晚期的治疗要把身上的血全抽出来，再换成新的。　　 我血已流光，龇出一个纸一样苍白的假笑看着他。再后来，我干脆出溜了。以前当观众时，老讥笑别人八股腔，现在当了主持人，用得比谁都熟练，每天结尾我都说：“让我们期待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早日到来。”　　 这话是不会错的，然后我就可以卸妆下班了。（五）以为厉害的记者就是要把别人问得无地自容　　 梦里我又回到小学四年级。　　 8岁的我站在教室走道里，一只手捂着左眼，一屋子同学都埋头看书。老师拿一支小棍，点着视力表的最底下一行。　　 这是我小时候最恐惧的场景，直到现在，看到视力表还感到条件反射似的恶心。　　 我早就近视了。但谁也没看出来。　　 我站在过道上，非常冷静，食指上下翻飞地指着。我已经把最后一行背熟了。老师把小棍一放，埋头边写边喊：“一点五，下一个。”……现在我跟大家一样了。谁也没注意到我，我不动声色地回到了座位上。　　 眼前黑板上的字，我什么也看不清。　　 有一天穿过客厅，看见电视里“经济半小时”有个记者正在采访刚当了县长的牛群。这记者叫陈大会，真是职业杀手，快、狠、准，剑光一闪，夺命封喉。我端着饭碗站在那儿一直看到完。　　 业内对他的采访有争议，但都承认他勤奋：“他是第一个细心研究国外节目的采访记者，把节目像拆螺丝一样拆开，每一个导语，每一个问题，包括每个表情和姿势，都模仿研究。”　　 我把他的采访，还有法拉奇、拉里·金……能找到的都打印下来塞在文件夹里，提问抄在小本上，采访前常常偷换一下问题的内容就直接用。江湖上的小女生，以前那点儿华丽的水袖功夫，上阵杀敌时一概用不上，只能老老实实蹲马步，照猫画虎。　　 我遇见陈大会，他说要小心身上的毛病，不要到了30多岁改不过来，在连线采访中，要心无旁骛，不要管这节目到底要什么，不要去管什么气氛啦交流感啦、不要冷落任何一个嘉宾啦这回事。“你就记住一点，”他说，“新闻本身是最重要的。如果有一个人能够接近新闻的核心，那你这期节目就让他一个人说话，其他两个坐在那儿一言不发也无所谓。”　　 我迟疑：“嘉宾会不舒服吗？”“他们舒服不舒服不重要，记者的首要任务是揭示真相。”　　 他这话让我心里动一下，但我根本没这勇气，我像只粽子一样被死死绑住。　　 他大概看出了我的状态：“跟你讲个事，1996年的时候，‘东方时空’开会，制片人问大家，咱们‘东方之子’的采访记者最差的是谁？××还是陈大会？”　　 我开始向他学，但是这种拣本《葵花宝典》闭门自修的方式，很容易就向邪路上去了，以为厉害的记者就是要把别人问得无地自容。　　 遇上一个新闻，两名陕西青年组队骑自行车飞越长城，有一位失去了生命。我策划了一期“飞越的界限”，采访遇难者的队友和教练，他的队友在节目里朗诵爱国的诗，我问：“你就是想要那种特别来劲的感觉吗？这比命还重要吗？……这是不是草台班子？你们是不是炒作？……”　　 录完后同事奇怪我的变化：“哟，这次挺尖锐啊。”我还挺得意。　　 李伦当时是“生活空间”的编导，给我发了条短信：“你把重心放错了吧？”我还没明白他的意思，就看到《南方周末》上刘洪波评论这期节目：“电视记者语带嘲讽，步步为营。”他认为责问的对象应该是负责安全审查的管理部门，用不着只拿当事人取笑。　　 网上有观众写看完这节目的感受：冷酷的东方时空，冷酷的柴静。　　 过了好几年再看这期节目，提的问题还在其次，那个坐在台上、一头短发、雪青色套装的女主持人，脸上都是凌厉，眼内都是讥诮。我不是试图去了解他们，而是已经下了一个判断。　　 满满腾腾都是杀气。　　 我那点儿本来就少的观众说：“本来觉得你还有点亲和力，现在不太喜欢你了。”（六）“别当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　　 央视南院食堂，每天集体吃饭时电视上正重播“时空连线”，陈虻吃完饭给我打个电话：“人家说，这人还是陈虻招的？你可别让我丢人。”说完把电话挂了。　　 他骂人的这个劲儿，史努比说过，让人轻生的心都有——因为他骂的都是对的。　　 他审一个人的片子，审完把对方叫过来，问人家多大岁数了。对方莫名其妙，问这干嘛。他说：“看你现在改行还来不来得及。”　　 他嫌我小女生新闻的那套路数：“你简直矫揉造作不可忍受。”　　 小女生血上头，眼泪打转。　　 他还说：“批评你不可怕，对你失望才可怕。”　　 直到他看我真没自信了，倒是对我温和点了：“你得找到欲望。”“我欲望挺强的呀。”我回嘴。“你关心的都是自己，你得忘掉自己。”他说。“怎么才能忘掉自己？”我拧巴得很。一期节目三方连线，我得时刻想着我的身体要拧成35度、45度、60度角，还要想脸上的表情、语言、化妆、衣服。这一场下来什么都得想，我怎么能忘掉自己？“回家问你妈、你妹，她们对新闻的欲望是什么，别当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　　 我真是一期一期问我妈和我妹，设计问题时有点用，尽量从常识出发，但一上台，几盏明晃晃的灯一烤，导播在耳机里一喊“三，二，一，开始”，身体一紧，我声音就尖了，人也假了。　　 陈虻说：“你问一个问题的时候，你期待答案么？你要不期待，你就别问了。”　　 我不作声。　　 我问医生朋友：“为什么我呼吸困难？”　　 他说：“情绪影响呼吸系统使呼吸频率放慢，二氧化碳在体内聚集造成的。”“有什么办法吗？”“嗯，深呼吸。”　　 上楼的时候，我深呼吸；下楼的时候，我深呼吸。我看着电梯工，她松松垮垮地坐着，闲来无事，瞪着墙，永远永远。我强烈地羡慕她。　　 上班时只有在洗手间，我能松垮两分钟。我尽量延长洗手的时间，一直开着龙头，一边深呼吸，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知道自己身上已经开始散发失败者的味儿，再这样下去谁都会闻出来了——在动物界，你知道，只要你散发出那样的气味，几乎就意味着没有指望了，很快，很快，就会被盯上，毫不留情地被扑倒在地，同伴会四奔逃散，甚至顾不上看你一眼。　　 我决定自己做策划和编辑，找找那个抽象的欲望是什么玩意儿。　　 每天给各个部委打电话联系选题。大老杨看我给外交部打电话联系大使被劫案的采访觉得好笑：“得多无知才能这么无畏啊。”但居然联系成了。录节目的时候他负责拍摄，冲我默一点头。我心里一暖。　　 我每天上午报三个选题，下午联系，晚上录演播室，凌晨剪辑送审。　　 就这么熬着，有个大冬天凌晨两点，人都走光了，没人帮我操机，我自己不会，盯着编辑机，心想，我不干了，天一亮我就跟陈虻打电话，去他的，爱谁谁。我在桌边坐着，恶狠狠地一直等到七点。电话通了，陈虻开口就问：“今天是不是能交片了？”　　 我鬼使神差地说：“能。”　　 我抱着带子去另一个机房，编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大衣锁在机房了，穿着毛衣一路走到电视台东门。我是临时工，没有进台证，好心的导播下楼来，从东门口的栅栏缝里把带子接过去。（七）让我干我喜欢干的，还不用付钱？　　 回到家电梯没了，爬上18楼，刚扑到床上，导播打电话说带子有问题，要换，我拖着当时受伤的左脚，一级一挪，再爬下去。　　 大清早已经有人在街上了，两个小青年，惊喜地指着我，我以为是认出了我。“瘸子。”他们笑。　　 浅青色的黎明，风把天刮净了，几颗小银星星，弯刀一样的月亮，斜钉在天上。　　 白岩松有天安慰我：“人们声称的最美好的岁月其实都是最痛苦的，只是事后回忆起来的时候才那么幸福。”　　 节目这么播了一期又一期，常被转载，也拿到一些奖，过得宽松点儿了。但我说不上来自己的感觉。默多克说，新闻人就是要去人多的地方。但我心里知道我不爱扎堆。　　 小时候，我有个外号叫“柴老总”，因为老是“总”着脸，山西话。大人们例行逗孩子取乐，捏个脸啊，亲一下，说“笑一个”什么的，我总面无表情看着对方，弄得很无趣。谁喜欢一个不叽叽喳喳的小孩儿呢？“你不可能是个好新闻人。”有同行直言不讳地对我说。“什么是？”“爱打听，好传播。”　　 是，我本性不是。我每天四处打电话争取采访机会，做了很多独家的选题，但这么做的目的，只是为了让领导和同事接受我，让这件事成为第二天的媒体头条。我知道什么样的题能拿奖和被表扬，可我心里清清楚楚，这些不是我打心眼儿里有欲望的题，它们不会触动我。　　 有一些选题会让我心里一动，有次在报纸边角上看到一个13岁的女老师带着一批艾滋孤儿的事。那时候媒体还没有接触过他们。报题会上大家说：“那不是我们的题。”　　 有一天我看见法学会报告上有一个小数字，云南省女子监狱里，暴力重犯的六成是因杀夫入狱，吓我一跳，想知道这是怎么了，但报题会上大家说：“这是‘新闻调查’的题。”　　 ……　　 这样的时候多了，想起1998年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去一家杂志实习。编辑对我挺好，让我做“物种多样性”的封面选题。我去采访中科院植物所的人，写他们研究的困境。编辑看了稿说：“我要的不是这个，你去编译点儿最前沿的国外材料。”　　 我说：“可是我觉得国内研究的现状要提一下啊。”“说了有用吗？”　　 我较劲：“我不知道，但是不说的话肯定没有。”　　 “这不是我们杂志要的，改吧。”　　 “可是……”　　 “去改吧。”　　 “……”　　 “你改不改？”　　 “不改。”　　 我俩同时把电话挂了。这是我来北京后的第一份工作，我丢了它。　　 有一天，一个小姑娘，我当年在电台时候的听众，从广院坐了两个多小时车来我办公室，进门也不寒暄，挺厉害地问了我一句：“你觉得现在这样有劲么？还找得到当初和听众之间那种信赖吗？”　　 我愣在那儿。她转身走了。　　 少年时代，我爱听台湾电台，喜欢那里的人味儿，想干这行，一上大学就去电台兼职，毕业后找领导申请一个放花鼓戏的周末深夜时段，做一档节目。　　 他跟我说：“这个节目是没钱的。”　　 “嗯。”　　 “也没加班费。”　　 “嗯。”　　 “坐车也不能报销。”　　 “嗯。”　　 我掩饰住我的狂喜——真的？让我干我喜欢干的，还不用付钱？（八）“知道为什么不让你穿裙子了吧？”　　 我在电台做的节目很简单，听众写信说他们的事，我不评论，也不回复，只把选中的信每个字都念出来，姓名日期在我看来都金贵得很。念完往上一推音乐键，我往后一靠，潮乎乎的软皮耳机里头，音乐排山倒海。胳膊枕在播音台沉甸甸的皮子上，胳膊肘那块蹭出了深褐色的印子。沉沉的晚上，头顶一盏小灯烤着，栎木板和皮革有一种昏黄老熟的味儿，对面玻璃反射这点小光，好像整个世界都窝在里头。从第一次坐在这儿，我不兴奋，也不担心，心里妥当——就这儿了。　　 时间长了，听众说：“把你当成另一个自己。”　　 现在到了电视台，做了新闻，我清清楚楚地知道，我在工作，卖命地工作，但我是在为制片人、奖金、虚荣心，为我的恐惧而工作。最简单的东西没有了，我的心不在腔子里。　　 有天，吹着高高的头发，化了妆去录节目，路上碰到一个当年的朋友，看着我，看了一会儿，说：“你可小心，别变成最初你反对的人。”　　 做了一年多主持人，2003年2月，白岩松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新疆地震，半个小时后，你去现场。“接接地气，”他说，“知道为什么不让你穿裙子了吧？干这行得随时准备出发。”　　 新疆大地震，我们坐伊尔-76军用运输机去喀什。机舱里开进3辆大卡车，放了十几只搜救犬的笼子，没座位，我找了个废轮胎坐上，没窗子，噪音大得根本听不见对面的人说话，飞了5个小时，地震局不少男同志都颠吐了。　　 到喀什是凌晨3点，大月亮，天地刺白，军用卡车从飞机里开出来，我们坐上，4小时开到伽师。下车的时候，我终于踩到地上，以为自己腿软了，低头看，才发现自己站在一家人原来的茅草屋顶上，已经塌平，草从地里孳出来。　　 我茫然往前走，6.8级的地震，200多人死亡，眼睛能看到的范围内，土木结构的房子基本完了，喀什噶尔平原上空空荡荡。往前走，成百的男子，围成一圈，阿訇站在中央，为盖着白布的死者念诵《古兰经》。再往前，女人们正在找大石头，在空地上架锅做一点吃的。黎明刚起，巨大的原野一片青黑，赤红的火苗一蹿一蹿舔着锅底。　　 如果这会儿是在演播室，灾难对我来说，只是一个需要完成的新闻，我只关心我播报赈灾的数字是不是流利，但看见一个老大爷光着一只脚，另一只脚上穿只解放鞋，拄着拐走了两里路，从我们的卡车上翻找出一只在北京随处可见的带眼的旧黄皮鞋，端详一下，套在脚上走了，我才知道什么是赈灾。　　 陈虻说过：“去，用你的皮肤感觉新闻。”　　 这地震把我从演播室震出来，震到了地上。　　 再往前走，走过一个坍塌半边的墙。我站住，用手指轻轻碰了一下，是粉砂土加了一点水泥，水泥极少，一捻就碎。旁边站着一个戴赭黄头巾的维族老人，我还没来得及张口问什么，她忽然回身把我抱住，在我肩头哭了起来。我下意识地搂着她一耸一耸的肩膀，脸贴着她的脸，她的皱纹冻得冰凉。　　 第二天去拍帐篷小学升旗。去的时候记者云集，小学生从废墟压着的课桌里，把红色绿色的书包抽出来，拍拍土，升上国旗，开始念“我美丽的校园”。　　 做完节目，我被表扬了：“不错，有细节。”（九）节目有人味儿了　　 拍完撤器材的时候，边上有一对双胞胎姐妹在玩。我问她们住在哪儿，小孩子领着我走，停在一个空地上。房子塌了，从家里拉出来的两床被子就放在地上，连个铺的毡都没有。我伸进手一摸，里头都是细碎潮湿的沙砾。当时晚上是零下12℃。“喝水怎么办？”　　 她们的小哥哥拿只铁皮桶，带我走了约莫一里路，有一个积着雨水的小坑。他把漂在上面的败叶用桶底漂开，装了半桶，回来搬两块石头，把水倒在铝壶里烧。　　 这就是他们的生活，而我刚才在向全国人民说他们已经背着书包开始高高兴兴上学了。　　 我什么也说不出口，只能蹲下来给小姑娘把鞋带系上。　　 新疆的最后一天，“面对面”制片人赛纳打来电话，让帮忙采访个人物。“采访谁？”“不知道，你自己找。”　　 我找到了达吾提·阿西木。他是个村支书，戴着维族老年人那种黑皮帽子，一圈花白淡黄的络腮胡，脸又红又宽，坐在塌掉的房子前头砸坏的凳子上。他满脸是灰，我也是，头发全是头盔压的印子，这次我什么问题也来不及准备。　　 我看了看周围，问：“您现在房子没有了，晚上睡在哪儿？”“地上。”“睡着了吗？”“一想到家里有5个人死了，想睡也睡不着。”“睡不着的时候想什么？”“想以前的生活，想我村子里的1400多户人怎么活下去。”　　 如果在演播室，这时候就会想，该第二段落了，该上升到什么层面了，但是坐在这长天大地上，什么都没了，灯光没了，反光板没了，耳机里的导播没了，我采访的人听不懂汉语，翻译是当地人，只能问最简单的问题。“这个地震怎么发生的？”“当时感觉有打枪的声音，地就晃开了，晃了两次。我就在原地蹲下来，旁边的那堵墙塌了下来。我滚进了水渠里。在水渠里面我抓住了一个桑树枝。满天的灰尘。”“从水渠出来以后呢？”“就往家里跑。到了家以后我爬上了房顶，周围全是尘土。我在房顶上挖，把房顶扒开花了很长的时间。”“您用什么挖的？”“当时找不到任何工具，就用自己的手挖。一开始看到一个手腕时也不能确定是我媳妇还是儿媳妇，等看到衣袖的时候我才确定是我孩子他妈。然后我就停下来了，其他人把她挖了出来。”　　 他脸上全是灰，被泪水冲刷得深一道浅一道，翻译说到“然后我就停下来了”，我心里抽动，一时问不出下一句来。　　 回到北京，从来不理我的节目策划陈耀文在食堂里端一盆菜坐我对面：“现在终于可以跟你说说话了，节目有人味儿了。”　　 4月17日，我得到通知，离开“时空连线”，去“新闻调查”工作。　　 梁建增主任跟我谈完，看我茫茫然，以一种对小孩子的怜恤送我本书，写了句话：“在连线中起步，在调查中发展。”　　 我回去收拾东西。史努比帮我把办公室墙上挂的画框摘下来，很大很沉。他一路拎着上头的铁丝，笨笨地换着手，下了楼。　　 我回头说：“你回去吧。”　　 他说：“送你过去。”　　 到了新办公室，他找到我的桌子，退两步，把一张秃桌子打量一下，满意地左看右看，土得不得了。还跟我的新同事点头哈腰，意思是“姑娘不懂事儿，以后多照顾，该打打该骂骂”，就差给人敬支烟架耳朵上了。　　 “画框挂哪儿？”他东张西望。　　 “不了，”我说，“不挂了。”（十）所有机器都不能带　　 日，到“新闻调查”的第一天，晚上大概9点，我给制片人张洁打了一个电话：“我来报到。”　　 张洁说：“我们正在开关于非典的会。”　　 我说：“我想做。”　　 我已经憋了很长时间。之前几个月，“非典型肺炎”已被频繁讨论。最初，媒体都劝大家别慌，但到了4月，我家楼下卖煎饼的胖大姐都沉不住气，车把上挂着一塑料袋板蓝根，见了我从自行车上一脚踩住，问：“你不是在电视台工作吗，这事到底怎么着啊?”我哑口无言。干着急参与不进去，闷闷地想，将来我要有个孩子，他问我：“妈，非典的时候你干吗呢？”我说：“你妈看电视呢。”这话实在说不出口。　　 挂了张洁电话，手机扔在沙发上，我又拽过来给他发了条短信：“我现在就去好吗？”没等他回，我电话打过去：“10分钟后到。”　　 一推开门，一屋子人，热气腾腾，跟新同事也来不及寒暄，直接问：“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不知道。”“那怎么做？”“去现场。”　　 这个栏目的口号是“探寻事实真相”。　　 当天晚上开会还在说要采访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长孟学农，但谁也联系不上。大家说，那就去医院吧。那时候都没防护意识，也没有防护服，办公室姚大姐心疼我们，一人给买了一件夹克，滑溜溜的，大概觉得这样病毒沾不上。我分到一件淡黄的。　　 台里的办公区也发现了疑似病例，为防止蔓延，制作和播出区的人员已尽可能减少，宁可重播节目以保安全。正式的选题程序暂时中止，这时候进不进去现场，请示也只能让上司为难，我们几个自己商量着来。去跟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人缠：“让我们进去吧。”　　 负责人看看录音杆：“这个毛茸茸的东西不能进。”“那好，录音师不进。”　　 他再看摄像机：“这个没办法消毒，也不行。”“那……摄像也不进。”　　 所有机器都不能带。“那让我进去，我可以消毒。”我说，“给我别一个麦克，别在衣服里面。”“有意义吗？”“有。”　　 我们跟着一位流行病学调查员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胸科医院，穿了他们的防护服。病区不在楼里，是一排平房。玻璃门紧闭，没人来开。调查员走在我前面，手按在门上，用了下劲，很慢地推开，留了一个侧身进去的缝。后来主编草姐姐说，进门之前，我回头向同事招招手，笑了一下，她在编辑台上一遍遍放慢看过，但我自己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门推开的那一刻，我只记得眼前一黑。背阳的过道很长，像学校的教室长廊，那一凉，像是身子忽然浸在水里。过道里有很多扇窗子，全开着，没有消毒灯，闻不到过氧乙酸的味道，甚至闻不到来苏水的味儿——看上去开窗通风是唯一的消毒手段。　　 病房的木门原是深绿色，褪色很厉害，推开时“吱呀”一声响。一进门就是病床的床尾，一个老人躺在床上，看上去发着高烧，脸上烧得发亮，脖子肿得很粗，脸上的肉都堆了起来，眼睛下面有深紫色的半月形，呼吸的时候有一种奇怪的水声。（十一）恐惧“嗡”一声像马蜂群一样散开，叮住了人群　　 “哪儿人？”调查员问。“哈尔滨。”很重的东北口音。“家里人？”“老伴。”“电话？”“她也得了，昨天去世的。”说到这儿老人忽然剧烈地咳嗽起来，整个上半身耸动着，痰卡在喉咙深处呼噜作响。　　 我离他一米多远，想屏住，却在面罩后面急促地呼吸起来。口罩深深地一起一伏，贴在我的鼻子上，快吸不上气来。背后就是门，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身体不受控制，脚往后缩，想掉头就走。　　 那个30多岁的调查员，站在床头一动不动。他个子不高，离老人的脸只有几十公分，为不妨碍在纸上记录，他的眼罩是摘掉的，只戴着眼镜。等老人咳嗽完，他继续询问，声音一点儿波动都没有。　　 整整10分钟，我死死盯着他，才有勇气在那儿站下去。　　 离开的时候，我看到另一张病床上的小伙子，脖子上绑着一个痰巾，上面有一些秽迹，小腿露在被子外面，全是曲张的静脉。我们走过的时候，他连看都不看一眼。我停下来看他。他没有昏迷，眼睛是睁着的，只是什么表情也没有。日后，我在很多绝望的人脸上看过同样的空白。我想跟他说几句话，调查员举手制止了。　　 这时，我才发现直觉里的诡异之感来自何处——整个病区里只有3个病人，没有医生，没有护士，没有鞋底在水泥地上的摩擦声，没有仪器转动的声音，没有金属托盘在什么地方叮当作响，这个病区没有任何声音。　　 胸科医院当时没有清洁区和污染区。出来后，我们站在门外边的空地上脱隔离服，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只能站着脱。我单脚跳着往下扒拉鞋套，踩在裤子上差点摔倒。抬头，才发现摄像陈威正拿机器对着我，红灯亮着，我才想起来得说点儿什么。边想边说我看到的情况，结结巴巴，没人怪我，包括我脸上口罩勒的一道一道滑稽的印子。“疫情公布由5天一次改为1天一次；取消五一长假；北京市确诊339例，疑似病例402人。”4月20日的新闻发布会后，恐惧“嗡”一声像马蜂群一样散开，叮住了人群。　　 系统嘎嘎响了几声后迅疾启动，开始对疑似病人大规模隔离。海淀卫生院的女医生第一次穿隔离服，穿了一半又去拎一只桶，拎着那只桶她好像忘了要干什么，拿着空的小红桶在原地转来转去。我问她怎么了，她嘴里念叨着：“我小孩才1岁，我小孩才1岁。”　　 医生都是跑上车的，我们也只好跟着跑，镜头抖得像灾难片。“趁着天亮，快！快！”他们喊。　　 上了车，他们都不说话，手腕一直弯着向后反扣，系口罩。系好了，过一会儿，松开，再系，系得更紧一点。　　 车开到中国农业大学宿舍楼底下，之前有病人住过这里，两个穿墨蓝西装的物业在等着接应，看见一大车全副武装的人下来都傻了。医生给他们手里塞了口罩：“戴上。”他们木然着，以绝对服从的姿态戴上，一人戴两个蓝口罩，压在一起。其中那个胖子，不知道从哪找了一个白色护士帽戴着，有一种让人恐惧的滑稽。（十二）整个日常生活被连底抽掉　　 病人的房间在二楼，防疫消毒人员上了楼，没有敲门，先拿喷雾器往门上喷，声音很大。房里的人打开门，看见一群通身雪白的人，一声尖叫，“咣”给关上了。门被叩了几下，从里头瑟缩地打开，喷雾器比人先进去，印花格子被子上，墙上张曼玉的画像上，粉红色兔子上……过氧乙酸的雾体漫天飘落下来，掉进桌上热气腾腾的方便面桶里。　　 后来我发现，人在那样的状况下，通常不是哭或者抗拒。一个女生隔着桌子，茫然地把一张火车票递给我：“我今天下午回家的票……能给我退了么？”我不知怎么办，把票接过来，又放在桌上。　　 临走的时候，她们本能地想跟着出来。门缓缓带上，我看见她们的脸重重地往下扯着，眼看就要哭出来。那个有1岁小孩的医生又走了进去，安慰她们。我在门口等着她，她出来的时候大概知道我想问她什么，说：“我也是母亲。”　　 那时候我才能回答陈虻的问题——当一个人关心别人的时候，才会忘记自己。　　 到721医院的时候，我看到医生护士冲过来，飞奔着跑向卫生院的消毒车。一个40多岁、戴金丝眼镜的男医生拍着车前盖，泪流满面：“政府去哪儿了呀？怎么没人管我们了呀？”　　 去消毒的是海淀区卫生院一个刚毕业的小伙子，他把手放在这个医生肩膀上，拍了拍：“拿桶水来。”小伙子把过氧乙酸沿着塑料桶沿慢慢倒进水里，打开背上的喷雾器，齿轮低声闷响，转动，他说：“让开一下。”喷嘴处无色的水破碎成细小的雾滴，被气流吹向远处。　　 “以后就这样用。”他说。旁边的人点点头，镇静下来。　　 但是重症病房他只能一个人去，我们的镜头也不能再跟。　　 我给他提了一下淡黄色的乳胶手套，往袖子上箍一箍——他的手套太小了，老滑下来露出一小段腕子。他看着我。我们不知道对方叫什么，都穿着防护服，只能看到对方的眼睛。　　 他说：“五一后才是高峰，小心。”　　 “嗯。”　　 他孤零零，背着喷雾器拐过一个弯，不见了。　　 五一前，能走的人都走了，因为传说北京要封城。还有人说，晚上飞机要洒消毒液。北京像一个大锅，就要盖上了。人们开始抢购食物。我回不了家，只有我妹一人，她在超市里挤来挤去不知买什么好，找到一箱鸡蛋扛回家。　　 好像“轰”一声，什么都塌了，工作停了，学校停了，商店关了，娱乐业关了，整个日常生活被连底抽掉。　　 我们只能守在急救中心，跟着他们转运病人。到哪儿去，运到哪儿，都不知道。　　 22日，突然通知有临时转运任务，开出两辆急救车。长安街上空空荡荡，交警也没有，司机周师傅开金杯面包车载着我们，跟在急救车后面开了个痛快。那年天热得晚，来得快，路上迎春花像是憋疯了，纯金的枝子胡乱抽打着往外长，衬着灰扑扑的荒街。老金杯在长安街上开到时速120公里，窗开着，外头没人，风野蛮地拍在脸上。我原来以为这一辈子，就是每天想着怎么把一个问题问好，把衣服穿对，每天走过熟悉又局促的街道，就这么到死，没想到还有这么一天。　　 到医院，车一停下，我看到两个医生推着一个蒙着白布的东西，颠簸着跑过来。　　 我吓了一跳。（十三）“你可以选择不当记者，但是你当了记者，就没有选择不去的权利”　　 他们把它往救护车上抬的时候，我才发现，是个轮椅，一个老太太坐在上面，从头到脚被白布罩着，白布拖在地上。她是感染者，但没有穿隔离服，没有口罩，从普通的客梯里推出来，身上的白布是病床上的床单，大概是临时被拽过来，算隔离手段。　　 病人一个接一个地出来，很多人自己举着吊瓶，我数了一下，29个人。这不可能，公布的没这么多。我又数了一遍，是，是29个。　　 运送病人的医生居然没一个人穿隔离服，眼罩、手套也都没有。只是蓝色的普通外科手术服，同色的薄薄一层口罩。我拦住一个像是领导模样的人，慌忙中，他说了一句“天井出事了”。事后我才知道，他是北京大学附属人民医院的副院长王吉善，一周后也发病了。　　 晚上回到酒店，大家都不作声。编导天贺抽了一会儿他的大烟斗，说：“觉得么，像是《卡桑德拉大桥》里头的感觉，火车正往危险的地方开，车里的人耳边咣咣响——外面有人正把窗户钉死。”　　 我们住在一个小酒店里。人家很不容易，这种情况下还能接收我们。一进大门，两条窄窄的绳子，专为我们几个拉出来一个通道，通往一个电梯。进了电梯，只有我们住的3楼的按钮能亮，其他楼层都用木板封死，怕我们乱跑。进了3楼，没有其他客人，空荡荡的长走廊里靠墙放着一溜紫外线消毒灯，夜里磷光闪闪。　　 楼层的服务员挺好的，给我房间打电话，说我们要撤了，以后你们自己照顾自己吧，给你们一人留了一个体温计，自己每天量量吧。平常窗外男孩子们打球的操场空无一人，挂了铁丝，满场晾的衣服，白荒荒的日头底下，飘来荡去。　　 我家小区也知道我去过病房了。物业给我打电话：“挺好的吧？大家都挺关心你的……最近不回来吧？”我理解，拍完了我们也不回办公室，车开到南院门口，把带子放在门口传达室。会有人来取，把带子消毒后再编辑。　　 我妹来酒店给我送东西，我让她带只小音箱给我。晚上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隔着三四米远，我让她站住：“放下，走吧。”　　 妹妹在黯淡的路灯下看着我。去病房前我俩谈起过父母，我问她：“你觉得我应该去病房吗？”她说：“你可以选择不当记者，但是你当了记者，就没有选择不去的权利。”　　 一天晚上，张洁莫名其妙地跑来酒店住，还带着一大束花。“咳，领导，这时候您来干嘛呀？”大家心想，还得照顾您。他不解释，还一一拥抱，男人们着实不习惯，倒拽着花，绷着身体忍受领导的亲热。　　 事后，我在媒体报道里看到过张洁说：“他们几个早期的时候回到南院来吃过一次饭，结果大家找我反映：你还注意不注意我们大家的安全？唉，一瞬间，真是……但转念想，是啊，大家的安全也重要啊！”　　 他怕我们心里难受，就来酒店陪着我们。　　 记者问我，我一点不记得去南院吃饭这事儿了。费劲地想半天，解释说：“那时，南院好像不存在了，不那么真实地存在了。”（十四）5个免疫球蛋白针指标　　 每天早上醒来，我闭着眼从枕头边摸到体温计，往腋下一夹，再半睡半醒五分钟。反正发烧就去医院，不发烧也要去。有一天，我觉得鼻子里的气是烫的，热流直蹿到脑门上，觉得肯定是感染了。闭着眼睛想，怎么搞个DV进病房之类，不能白死。睁开眼看了看体温计，才36.5度。　　 有位女法警，负责给刑场上已被执行死刑的囚犯拍照。她说从不恐惧，只有一次，晚上洗头的时候，打上洗发精，搓起泡沫的一刹那，所有那些脸都出现在她面前。　　 她的话我觉得亲切。非典时，我很少感到恐惧，有一些比这更强烈的感情控制了人。但那天晚上，我站在水龙头下，开着冷水，水流过皮肤，一下浮出颤栗的粗颗粒，涂上洗面奶，把脸上擦得都是泡沫，突然觉得是死神在摸着我的脸。我一下子睁大眼睛，血管在颈上嘣嘣地跳。我摸着血管，这就是最原始的东西。活着就是活着。在所有的灾难中，这个温热的跳动就是活着。　　 后来我才知道，有一阵子，我们几个都认为自己肯定感染了。从医院回来，大家不约而同冲很长时间的热水澡，觉得有什么粉末已经沾在身上，鼻孔里嘴里呛得都是，但谁也不说，好像不说就是一种保护。　　 台里给了我们5个免疫球蛋白针指标，这在当时极稀缺，是当保命的针来打的，但司机周师傅不是本台职工，没有指标，这5针被安排到当晚8点打，过后失效。“要么6个都去，要么都不去。”我们打各个电话争取，但台里也协调不了。　　 录音刘昶一边听着，说了句：“别球争了。”七点半，他把门一锁，不出来了，敲也不开。陈威跟他多年好友，扯了扯我：“走吧，这样他安心。”　　 我们5个回来的时候，他正泡好功夫茶等着，一边给他的录音杆弄土法消毒——罩个女式黑丝袜在杆头的绒上，一根烟斜衔在嘴角，眼睛在烟雾里眯起来：“没事儿，该死屌朝上。”　　 第二天在医院里碰到个女病人，举着自己的吊瓶，看陈威拿镜头对着她，转头跟身边医生说：“再拍，再拍我把口罩摘下来亲丫的。”我们哈哈大笑。“9·11”后不久，美国人就开始做娱乐脱口秀，一边捶着桌子忍住眼泪，一边继续说笑话。我当时不太明白，现在理解了，人们还能笑的时候，是不容易被打败的。　　 我们待在急救中心，摄像小鹏每天去找漂亮的护士消毒。他最喜欢一个叫“钢丝眼”的，因为那姑娘戴着口罩，眼睛又大又亮，睫毛漆黑像一线钢丝。他老站在远处瞄着，又不好意思近前。钢丝眼呵斥他：“过来！消毒！”　　 他说：“我不怕死。”　　 钢丝眼冷笑一声：“不怕死的多了，前几天我拉的那两个比你还不怕呢，已经死了。”　　 他立刻凑过去了：“多给点儿。”　　 钢丝眼白他一眼，咕咚咕咚给他倒消毒液。“要不要头上也来点儿？”他嬉皮笑脸指着自己的光头。　　 姑娘拿起就倒。　　 他服了。　　 混在他们当中，我迅速变得粗野了，车在空无一人的长安街上，他们递给我根糙烟，说抽一根能防非典。（十五）中央台怎么派个小娃娃来了　　 工作完找地方吃饭，饭馆大都关了，就一家湖南小馆子彪悍地开着，几个服务员大红袄小绿裤，闲来无客在门口空地上抡大绳钻圈，见我们车来，一笑收绳，上几锅最辣的干锅驴肉，颤巍巍地堆成尖儿。多要一碗白蒜片，一碗红辣椒圈儿，一碗碧绿的蒜苗段，齐投进去，滚烫得直溅猩红的泡，往米饭里浇一大勺，再拿冰矿泉水一浸，把头栽进去吃，几只光头上全是斗大光亮的汗珠，跟服务员说：“给我一万张餐巾纸。”　　 他们吃完一锅，也给我倒一杯白酒放着，讲在新疆拍日全食，天地乌黑，只剩太阳中心鲜红一点，像钻石一样亮。小鹏说他把机器往戈壁上一扔，放声大哭。他就是这么个人，拍人物采访时，常是大特写，有时镜头里只剩一双眼睛：“看这人的眼睛，就知道真不真诚。”　　 我说不上的跟这些人亲。　　 我们拍过的从人民医院转运的一部分病人，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佑安医院治疗，我们去采访时已经可以正式进病房拍摄了，一位大姐半躺在床上，看我蒙面进来的身形，边喘边笑：“中央台怎么派个小娃娃来了？”　　 我也笑：“把脸遮住就是显年轻。”　　 问她现在想得最多的是什么，她看外头：“要是好了，真想能放一次风筝。”　　 小鹏的镜头，跟着她的视线摇出窗外。五月天，正是城春草木深。　　 出了门，我问主治的孟医生：“她情况怎么样？”女医生40多岁，笑起来像春风，没直接答：“一个病人来了之后晚上从来不睡，总张眼睛坐着，怕睡着了就死了。再这么着就垮了。我说给我3天，我一定让你好。”　　 天塌地垮，人只能依靠人，平日生活里见不着、不注意的人。这个病区里的人，连带我们这几位蛮汉，看着孟医生的眼神，都带点孩子式的仰赖。告别时她对我说了句：“医生要让人活着，自己得有牺牲的准备。”“你有么？”“我有。”她为我们拉开了玻璃门。　　 在空地上收拾家伙的时候，天贺拿只小DV，突然问我：“你害怕非典吗？”“我不怕它，我憎恨它。”我掉头就走。　　 从医院出来，五月玫瑰色的晚霞里，看着湿黑的老榆树，心想，树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呢？晚上用小音箱听钢琴，这东西怎么能这么好听呢？走在路上，对破烂房子都多看两眼。　　 干完活，无处可去，我们几个到北海坐着，架鸟的、下棋钓鱼的、踢毽子的、吃爆肚的……都没了，四下无人，大湖荒凉，热闹的市井之地难得闻到这青腥野蛮的潮气。远远听见琴声，顺声望，只一位穿蓝布衫的老人，坐在斑驳剥落的朱红亭子里，膝上一块灰布，对着湖拉胡琴，琴声有千灾万劫里的一点从容。我们听了很久，一直到暮色四合。　　 这期节目叫“非典阻击战”。播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坐在宾馆房间看，只看了前面的十分钟，就都埋头接电话和短信。在那之前，我还真不知道我在这世界上认识这么多人，那期节目的收视率是百分之五点七四，意思是超过七千万人在看。那时候才知道电视的阵势真大，短信里有个不认识的号码，说：“要是你感染了，我能不能娶你？”　　 一瞬间确实一闪念，要是现在死了，总算不会浑身散发着失败的腐味儿。（十六）什么是陈虻说的“欲望”　　 小鹏看了一会儿手机，没理解为什么舆论会有这么大反应，抬起头说：“咱这不就一恪尽职守么？”　　 陈虻也给我打了个电话，没表扬，也没骂我：“送你一句话——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我父母在山西，不知道我去病房的事情，我妈学校停课，正在邻居家打麻将，一看见片子，手停了。邻居说我妈哭了。但她没跟我说。她不是那种碰到事多愁善感的人，就问了我一句：“你接下去做什么？”　　 接下去，我要去人民医院，因为心里一直没放下那个叫“天井”的地方。4月22日，我在那里看到病人从头到尾盖着白布推出来。两天之后，我们的车又经过那里。这个有85年历史的三级甲等医院刚刚宣布整体隔离。　　 黄色的隔离线之后，有3个护士，坐在空空荡荡的台阶上。她们手里拿着蓝色护士帽，长长的头发刚洗过，在下午的太阳底下晒着。相互也不说话，就是坐着，偶尔用手梳一下搭在胸前的头发。　　 车在医院门口停了10分钟，小鹏远远地拿DV对着她们。　　 人类与非典最大也最艰苦的一场遭遇战就发生在这里。从4月5日开始，陆续有222人感染，包括93位医护人员，有将近一半的科室被污染。门诊大楼北侧的急诊科是当时疫情最重的地方，天井就在这里。我不明白这家医院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感染，但我知道应该跟上次拍转运的那29个人有关系，我得知道这是为什么。没人要我做这个节目，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出来，能不能播。但我不管那么多，心里就剩了一个念头，我必须知道。　　 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什么是陈虻说的“欲望”。　　 采访中，急诊科主任朱继红告诉我，当时这29个病人都是非典病人，世界卫生组织检查的时候，他们曾被装在救护车上在北京城里转。　　 9年后，再看2003年对他的采访，那时候我还不能明白这个人为什么说话语速那么慢，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现在我理解了，那是沉痛。　　 我用了很长时间说服他接受采访。我说：“你不用作什么判断和结论，只要描述你看到、听到、感觉到的，就可以了。”　　 在电话里，他沉默了一下说：“回忆太痛苦了。”“是，”我说，“但痛苦也是一种清洗，是对牺牲的人的告慰。”　　 朱继红带我走进急诊室门廊，他俯下身，打开链子锁，推开门，在右手墙上按一下，灯管怔一下，亮了。惨白的光，大概普通教室那么大的空间，蓝色的输液椅套上全是印的白字：4月17日，周四；4月17日，周四……　　 每个床上都是拱起的凌乱的被褥，有些从床上扯到地上，椅子翻倒在地，四脚朝天，那是逃命的撤退。　　 这就是我之前听说的天井。四周楼群间的一块空地，一个楼与楼之间的天井，加个盖，就成了个完全封闭的空间，成了输液室，发热的病人都集中到这里来输液。27张床几乎完全挨在一起，中间只有一只拳头的距离。白天也完全靠灯光，没有通风，没有窗，只有一个中央空调的排气口，这个排气口把病菌传到各处。　　 病历胡乱地堆在桌上，像小山一样，已经发黄发脆。我犹豫了一秒钟。朱继红几乎是凄然地一笑，说：“我来吧。”（十七）一街之隔，就是卫生部　　 病例被翻开，上面写的都是“肺炎”。急诊科主任朱继红指给我看墙上的黑板，上面写了22个人的名字，其中19个后面都用白粉笔写着：肺炎、肺炎、肺炎……“实际上都是SARS。”他说。　　 病人不知道。“那些不知情的因为别的病来打点滴的人呢？”“没有办法，都在这儿沤着。”　　 如果我坐在演播室里，我会问他“你们怎么能这样不负责任”，但站在那里，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木然柔顺的绝望，让我的心脏像是被什么捏着，吸不上气来——他和他的同事也沤在里面。人民医院有93名医护人员感染非典，急诊科62人中24人感染，两位医生殉职。　　 我想起转运当天见他们的时候，他们只穿着普通的蓝色外科手术服。当我在胸科医院战战兢兢地穿着全套隔离服进病房，回到急救中心要消毒40分钟，身边的人紧张得橡胶手套里全湿了的时候，这些医生护士，在天井里守着二十几位病人，连最基本的隔离服都没有。我问他那几天是什么状态，他说：“我很多天没有照过镜子，后来发现，胡子全白了。”　　 牛小秀是急诊科护士，30多岁。她坐在台阶上，泪水长流：“我每天去要，连口罩都要不来，只能用大锅蒸了再让大家用……我不知道这是我的错还是谁的错……”　　 朱继红带我去看留观室改成的SARS病房，我只看到几间普通的病房，迟疑地问他：“你们的清洁区、污染区呢？”他指了指地上：“只能在这儿画一根线。”我不能相信，问了一句：“那你们怎么区分清洁区和污染区？”朱继红沉默了一会儿，慢慢举起手，在胸口指了一下：“在这儿。”　　 我问：“你们靠什么防护？”　　 他面无表情，说：“我们靠精神防护。”　　 我原以为天井关闭之后他们就安全了，但是急诊科的门诊未获停诊批准，只能继续开着，病人还在陆续地来，没有条件接诊和隔离的医院还在继续开放，发烧门诊看了8363个病人，一直到4月22日我们来拍摄时，病人才开始转运到有隔离条件的医院。当时病人连输液的地方都没有了，只能在空地上输。　　 他带着我去看，所有的椅子还在，输液瓶挂在树杈上，或者开车过来，挂在车的后视镜上，椅子不够了还有小板凳。一个卫生系统的官员在这里感染，回家又把妻子儿子感染了，想尽办法要住院，只能找到一个床位，夫妇俩让儿子住了进去。两口子发烧得浑身透湿，站不住，只能颤抖着坐在小板凳上输液。再后来连板凳都坐不住了。孩子痊愈的时候，父母已经去世。　　 一张张椅子依然摆在那里，原样，从4月到5月底，谁也没动过，蓝色的油漆在太阳底下已晒得褪色，快变成了绿的，面对大门口敞开放着，像一群哑口无言的人。　　 墙那边一街之隔，就是卫生部。　　 5月27日，急诊科的护士王晶去世。　　 丈夫给我念妻子的手机短信。　　 第一条是：“窗前的花儿开了，我会好起来的。”　　 他不能探视妻子，只能每天站在地坛医院门口，进不去，就在世界上离她最近的地方守着。　　 她写：“回去吧，你不能倒下，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依靠。”　　 再下来，她开始知道自己不好了，在短信里交代着存折的密码。　　 最后一条，她要他系上红腰带：“本命年，你要平安。”　　 他一边恸哭一边念，我的眼泪也满脸地流。小鹏瞪我一眼，做记者哪能这样呢？可是我没办法。（十八）比恐慌更可怕的是轻慢　　 王晶的丈夫没有告诉孩子。女儿大宝才6岁，细软的短发，黑白分明的眼睛，她的卧室门上贴了张条子：“妈妈爱我，我爱妈妈。”　　 我问她为什么贴在门上，她不说话。我说：“你是想让妈妈一回来就看见，是吗？”她点点头。临走的时候，她坐在床上叠幸运星，说装满一整瓶子妈妈就回来了。我在黯淡的光线里站了一会儿，看着她叠，大圆口玻璃瓶里面已经装了三分之一。她叠得很慢，叠完一个不是扔进去，而是把手放进罐子里，把这一粒小心地搁在最上层。我看着，想找句话说，说不出来。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看我一眼，我心里“轰”一下：她已经知道妈妈去世了，她只是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自己的难过。　　 出来后，车开在二环上，满天乌黑的云压着城，暴雨马上就要下来。一车的人，谁也不说话。　　 这是2003年，春夏之交。　　 9年之后，人们还会说“这是进非典病房的记者”，我常觉羞惭。从头到脚盖着白布的病人从我身边推过的时候，还有媒体的信息是“市民可以不用戴口罩上街”。　　 我看到了一些东西，但只不过隐约地感到怪异，仅此而已，仅此而已。我觉得自己只是大系统里的一粒小螺丝，一切自会正常运转，我只是瞥到了一点点异样，但我没有接到指令，这不是我节目的任务，我觉得转过头很快就会忘记。　　 然后我就忘掉了。　　 我做的节目播出后，有同行说：“你们在制造恐慌。”当时我身边坐着时任《财经》杂志主编的胡舒立，她说：“比恐慌更可怕的是轻慢。”　　 最后一天，我们在协和医院门口等待检查结果，确认是否有人感染。张洁在办公室等消息。我们几个坐在车里，等了半小时，一开始还打着岔，嘻嘻哈哈，过一会儿就都不说话了。天贺的电话响了，他接起来说：“对，结果怎么样？……出来啦？……哦，真的呀？谁？……对，是有一个女孩……”　　 我坐在最前面，没动，在心里说了句粗口。　　 他挂了电话，戳一下我说：“喂，医生说你白血球很低，免疫不好。”　　 节目都播完了。金杯车在街上漫无目的地开，谁也没有散的意思，我们打算就这么工作下去，张洁说：“你想去哪儿？”我说无所谓，去哪儿都行。　　 回到酒店，收拾东西回家，小音箱里放着SkinnyPuppy的音乐，站在高楼的窗口，看着空无一人的北京。看了一会儿，我回身把耳机扣在头上，拿头巾用力一绑，把音乐开到最大。如果当时有人看到这一幕，可能会认为我疯了，因为那根本不算舞蹈，那只是人的身体在极度紧张后的随意屈张，音乐就像是谁站在万仞之上，在风暴中厉喊。　　 我闭着眼睛张着手脚，胡乱旋转，受过伤的左脚踝磕在桌腿上，疼像刀一样插进来。人在那种快意的痛苦里毛发直竖，电子乐里失真的人声像在金属上凶狠地刮刺，绳索突然全都绷断了，我睁开眼，像一只重获自由的小兽，久久地凝视着这个新的世界。　　 数月之后，我接到一封信，很短：“还记得721医院吗？”　　 我马马虎虎地往下看。“从那以后，我一直在大街上寻找你的眼睛。”　　 我一下坐直了。“有一次我认为一个女孩是你，非常冒昧地拉住她问：‘是你吗？’对方很惊慌。直到在电视上看见你，我才知道你是谁，原来你是个有名的记者。”　　 他在最后说：“你会觉得好笑吗？我曾以为你会是我的另外一半。”　　 非典结束了。（十九）山西,山西　　 海子有句诗，深得我心：“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　　 我出生在1976年的山西。小孩儿上学，最怕迟到，窗纸稍有点青，就哭着起了床。奶奶拉着手把我送一程，穿过枣树、石榴和大槐树，绕过大狗，我穿着奶黄色棉猴，像胖胖一粒花生米，站在乌黑的门洞里，等学校开门。　　 怕黑，死盯着一天碎星星，一直到瓷青的天里透着淡粉，大家才来。我打开书，念“神——笔——马——良”，一头栽在课桌上睡着，日日如此。　　 山西姑娘没见过小溪青山之类，基本上处处灰头土脸，但凡有一点诗意，全从天上来。中学时喜欢的男生路过我身边，下了自行车推着走，说几句话。分别之后心里蓬勃得静不下来，要去操场上跑几圈，喘着气找个地儿坐下，天蓝得不知所终，头顶肥大松软的白云，过好久笨重地翻一个身。　　 苦闷时也只有盯着天看，晚霞奇诡变化，觉得未来有无限可能。阵雨来得快，乌黑的云团滚动奔跑，剩了天边一粒金星没来得及遮，一小粒明光闪烁，突然一下就灭了。折身跑时，雨在后边追，卷着痛痛快快的土腥气扑过来。　　 2006年我回山西采访，在孝义县城一下车就喉头一紧。老郝说：“哎，像是小时候在教室里生煤炉子被呛的那一下。”　　 是，都是硫化氢。　　 天像个烧了很长时间的锅一样盖在城市上空。一眼望去，不是灰，也不是黑，是焦黄色。去了农村，村口一间小学，一群小孩子，正在剪小星星往窗户上贴。有个圆脸大眼的小姑娘，不怕生人，搬个小板凳坐我对面，不说话先笑。我问她：“你见过星星吗？”她说：“没有。”“见过白云吗？”“没有。”“蓝天呢？”她想了好久，说：“见过一点点儿蓝的。”“空气是什么味道？”“臭的。”她用手扇扇鼻子。　　 6岁的王惠琴闻到的是焦油的气味，不过更危险的是她闻不到的无味气体，那是一种叫苯并芘的强致癌物，超标九倍。离她的教室50米的山坡上，是一个年产60万吨的焦化厂，对面一百米的地方是两个化工厂，她从教室走回家的路上还要经过一个洗煤厂。不过，即使这么近，也看不清这些巨大的厂房，因为这里的能见度不到十米。村里全是煤渣，庄稼地都被焦油染硬了，寸草不生。在只有焦黑的世界上，她的红棉袄是唯一的亮色。　　 我们刚进市区，干部们就知道了。看见我们咳嗽，略有尴尬，也咳了两声，说酒店里坐吧。酒店大堂是褐色玻璃，往外看天色不显得那么扎眼，坐在里头，味儿还是一样大。大家左脚搓右脚，找不出个寒暄的话。干部拿出钱，绿莹莹一厚叠美金：“辛苦了。”我跟老郝推的时候对看一眼，她冲我挤眉弄眼，我知道这坏蛋的意思，“山西人现在都送美金啦，洋气。”后来知道，之前不少记者是拿污染报道要挟他们，给了钱就走成了个模式。　　 跟我们一块去的是省环保局的巡视员，老郝叫人家“老头儿”，这是她认为一个人还算可爱时的叫法。她低声问老头儿：“他们不觉得呛啊？”老头儿呵呵一笑：“说个笑话，前两年这城市的市长到深圳出差，一下飞机晕倒了，怎么救都不醒。还是秘书了解情况，召来一辆汽车，冲着市长的脸排了一通尾气，市长悠悠醒了，说：‘唉，深圳的空气不够硬啊。’”市政府的人一边听着，干笑。（二十）一个村子被5盏“天灯”围着　　 市长把我们领到会议室，习惯性地说：“向各位汇报。”从历史说到发展，最重要的是谈环保工作的进展。老郝凑着我耳朵说：“他们肺真好，这空气，还一根烟连着一根的。”　　 我在桌下踢她一脚。　　 讲了好久，市长说：“经过努力，我们去年的二级天数已经达到了100天。”　　 有人呵呵笑，是老头儿：“还当成绩说呢？”　　 市长咧开嘴无声地扯了下，继续说。　　 我家在晋南襄汾，8岁前住在家族老房子里，清代的大四合院，砖墙极高，朱红剥落的梢门口有只青蓝石鼓，是我的专座，磨得溜光水滑。奶奶要是出门了，我就坐在那儿，背靠着凉津津的小石头狮子，等她回来。　　 一进门是个照壁，原来是朱子家训：“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土改的时候被石灰胡乱涂掉了，小孩儿拿烧黑的树枝在上头划字，“打倒柴小静”。　　 这小孩儿是租户的孩子，敢掏小燕子，捅马蜂窝，唯一害怕的是老宅子后门的老井，上百年了，附近最好的水，小男孩儿隐隐知道那水有点神圣。井口都是青苔，透明的小水洼里来喝水的蜜蜂，小脚颤抖着轻沾水面。他和我缩着头探一探，适应一小会儿那股黑暗，看到沿井壁挖出的可站脚的小槽，底下深深处，一点又圆又凉的光亮。　　 北厦有两层，阁楼不让上去，里头锁着檀木大箱子，说有鬼。我们不敢去，手脚并用爬上楼梯往里看一眼，老太阳照透了，都是陈年尘烟。小孩儿总是什么都信，大人说这房子底下有财宝，我们等人中午都睡着了，拽着小铲子，到后院开始挖坑，找装金元宝的罐子。　　 一下雨就没法玩了，大人怕积水的青砖院子里老青苔滑了脚。榆木门槛磨得粗粝又暖和，我骑坐在上头，大梁上燕子一家也出不去，都呆呆看外头，外头槐绿榴红，淋湿了更鲜明。我奶奶最喜欢那株石榴树，有时别人泼一点水在树根附近，如果有肥皂沫，她不说什么，但一定拿小铲铲点土把皂水埋上，怕树伤着。　　 等我长大，研究大红顶梁上的金字写的是什么，我爸歪着头一颗字一颗字地念：“清乾隆四十五年国学生柴思聪携妻……后面的看不清楚了……”　　 1780年的事儿，这位是个读书人吗？还是个农民，贩棉花挣点钱所以捐个国学生？……大人也不知道，说土改的时候家谱早烧了，只留了一幅太爷爷的画像，他有微高的颧骨。我爸这样，我也这样。　　 王惠琴的村子比我家的还早，赭红色的土城门还在，写着“康熙年间”建造，老房子基本都在，青色砖雕繁复美丽，只不过很多都塌落地上，尽化为土。　　 村子的土地都卖给了工厂，男人们不是在厂里干活，就是跑焦车。王惠琴妈妈抱着1岁多的小弟弟坐在炕上，小孩子脸上都是污迹。她不好意思地拿布擦坑沿让我们坐：“呀，擦不过来，风一吹，灰都进来，跟下雨一样。”小孩子一点点大，我们说话的时候他常咳嗽。他妈搂紧他，说没办法，只能把窗关紧。　　 往外看，只能看到焦化厂火苗赤红，风一刮，忽忽流窜，村里人把这个叫“天灯”，这个村子被5盏天灯围着。按规定所有的工厂都得离村子1000米外，但厂子搬不了，离村近就是离路和电近——煤焦的比重占到这城市GDP的70%——它要冲“全国百强县”，领导正在被提拔的关口上。　　 只能村民搬。（二一）这还是河吗？只能叫排污沟　　 厂子搬不了，只能村民搬，“但是搬哪儿去呢？”这妈妈问我。这个县城光焦化项目就47个，其中违规建设的有38个，符合环境标准的，没有。村里有个年轻人说：“不知道，只想能搬得远一点，不闻这呛死人的味儿就行。”　　 有个披黑大衣的人从边上过来，当着镜头对着他说：“说话小心点，工厂可给你钱了。”年轻人说：“那点钱能管什么？你病了谁给你治？”吵起来了。　　 黑大衣是工厂的人，我问他：“你不怕住在这儿的后果？”他说：“习惯了就行了，人的进化能力很强的。”我以为他开玩笑，看了看脸，他是认真的。“你的孩子将来怎么办？”“管不了那多。”　　 焦化厂的老总原本也是村民，20年前开始炼焦。有几十万吨生产能力的厂，没有环保设施。他对着镜头满腹委屈：“光说我环保不行，怎么不说我慈善啊？这个村子里的老人，我每年白给他们600块钱，过年还要送米送面。”他冷笑：“当儿子都没有我这么孝顺。”“有人跟你提污染吗？”　　 他一指背后各种跟领导的合影：“没有，我这披红挂绿，还游街呢。”掌管集团事务的大儿子站最中间，戴着大红花，被评为省里的优秀企业家。　　 晚上老头儿跟市领导吃饭。“说实话，都吵环保，谁真敢把经济停下来？”书记推心置腹的口气。“你的小孩送出去了吧，在太原？”老头儿悠悠地说。　　 书记像没听见一样：“哪个国家不是先发展再治理？”　　 老头儿说：“这么下去治理不了。”“有钱就能治理。”“要不要打个赌？”老头儿提了一下一直没动的酒杯。没人举杯。　　 王惠琴家附近那条河叫文峪河。“这还是河吗？”我问老头儿。他说得很直接：“你可以把它叫排污沟。”河水是黑色的，盖着七彩的油污，周围被规划为重工业园区，焦化厂的废水都直接排进来。这条河的断面苯并芘平均浓度超标165倍。　　 文峪河是汾河的支流，我就在汾河边上长大。我奶奶当年进城赶集的时候，圆髻上插枚碧玉簪，簪上别枚铜钱，是渡船的费用。我爸年轻时河里还能游泳，夏天沼泽里挖来鲜莲藕，他拿根筷子，扎在藕眼里哄我吃，丝拉得老长。　　 我小学时大扫除，用的大扫帚举起来梆梆硬，相当扎手吃力，是芦苇的花絮做成的，河边还有明黄的水凤仙，丁香繁茂，胡枝子、野豌豆、白羊草……蓝得发紫的小蝴蝶从树上像叶子一样垂直飘下来，临地才陡然一翻。还有蟋蟀、蚂蚱、青蛙、知了、蚯蚓、瓢虫……吃的也多，累累红色珠子的火棘，青玉米秆用牙齿劈开，嚼里面的甜汁。回家前挖点马苋菜拿醋拌了，还有一种灰白的蒿，回去蒸熟与碎馒头拌着蒜末吃，是我妈的最爱。最不济，河滩里都是枣树，开花时把鼻子塞进米黄的小碎蕊里拱着，舔掉那点甜香，蜜蜂围着鼻子直转，秋天我爸他们上树打枣，一竿子抡去，小孩子在底下捡拾，叮叮当当被凿得痛快。　　 风一过，青绿的大荷叶子密密一卷，把底下的腥气带上来，蛙声满河。表姐把塑料袋、破窗纱绑到树杆上下河抓鱼，我胆小不敢，小男孩在我家厨房门口探头轻声叫“小静姐，小静姐”，给我一只玻璃瓶，里头几只黑色小蝌蚪，细尾一荡。　　 河边上从这个时候，开始盖纺织厂、纸厂、糖厂、油厂……（二二）无论如何我都看不见汾河的水了　　 工厂盖起来了，柏油路铺起来，姐姐们入了厂工作，回来拿细绵线教我们打结头，那时工厂有热水澡堂，带我们去洗澡，她们揽着搪瓷盆子冲着看门男子一点头，笑意里是见过世面的自持。纺好的泡泡纱做成灯笼袖小裙子，我穿件粉蓝的，我妹是粉红的，好不得意。我妈在工厂的理发店给我烫个卷毛，隔了这么多年，脑袋上包个黄色蛇皮袋的烫热感还有。　　 人人都喜欢工厂，厂门前有了集市，热闹得很，大喇叭里翻来滚去唱“甜蜜的生活，甜蜜的生活，无限好啰喂……”。有露天电影，放电影之前常常会播一个短纪录片，叫《黄土高原上的绿色明珠》，说的是临汾。　　 纸厂的大水泥管子就在河边上，排着冒白沫子的黄水，我妈说这是碱水，把东西泡软了才能做纸。小朋友一开始还拿着小杯子去管子口接着玩，闻一下龇牙咧嘴跑了，本能地不再碰。　　 河变难看了，但我还是跟河亲。跟表姐妹吵了架，攥着装零钱的小药盒出走，在河滩上坐着，看着翻不起浪的黄泥水。大人都讲，小孩子是从河里漂过来的，我满腹委屈，到河边坐着等，河总有个上游，往那个方向望就是个念想，怎么还不来接我？　　 我上中学后，姐姐们陆续失业。之后十年，山西轻工业产值占经济总量的比例从将近40%下滑到6%。焦化厂、钢厂、铁厂……托煤而起，洗煤厂就建在汾河岸上。我们上课前原来还拿大蒜擦玻璃黑板，后来也颓了，擦不过来，一堂课下来脸上都是黑粒子。但我只见过托人想进厂的亲戚，没听过有人抱怨环境——就像家家冬天都生蜂窝煤炉子，一屋子烟也呛，但为这点暖和，忍忍也就睡着了。　　 我父母也说，要没有这些厂，财政发不了工资，他们可能攒不够让我上大学的钱。　　 河里差不多断流了，只有一点水，味儿也挺大。两岸还有些蒿草，鸟只有麻雀了，河边常看到黑乎乎的火烬里一些皮毛脚爪，是人拿汽枪打了烤着吃。但我们这些学生还是喜欢去河边——也没别的野地儿可去，河边人迹少，男女生沿河岸走走，有一种曲折的情致，不说话也是一种表达。　　 回忆高中最后一段，好像得了色盲症，记忆里各种颜色都褪了，雨和雪也少了，连晚霞都稀淡一缕。坐在我爸自行车后面过桥时，每次我都默数二十四根桥柱，底下已经没什么水可言，一块一块稠黑泥浆结成板状，枯水期还粘着一层厚厚的纸浆。河滩的枣树上长满病菌一样的白点子，已经不结枣了。后来树都砍了。但我晃荡着双腿，还是一遍遍数着栏杆，和身边的人一样没什么反应，生活在漠然无所知觉中。“60%的河都是这样，”老头儿说，“想先发展，再治理？太天真了。”　　 我问：“如果现在把污染全停下来呢？”“挖煤把地下挖空了，植被也破坏了，雨水涵养不住。”“你是说无论如何我都看不见汾河的水了？”他看我一眼：“你这一代不行了。”“这并不是最要紧的，要紧的是现在已经出现地下水污染了，”他说，“就你们家那儿。”污染物已经从土壤中一点一点地渗下去，一直到几百米之下。　　 我觉得，不会吧，这才几年。（二三）在湖南看到荷花，打定主意不再回山西　　 采访完忽然想起一事，我妈常掰开我和我妹的嘴叹气：“我和你爸牙都白，怎么你俩这样？”我俩只好面面相觑，很不好意思。　　 老头儿这么说，我才想起，搬家到小学家属楼后，我家自来水是咸苦的，难以下咽，熬粥，粥也是咸的。家家都这样。像喝铁钉一样。后来查了一下，可不是，“县城水的矿化度高，含氯化物、硫酸盐、铁”。　　 到现在，自来水也只能用来洗涮，东山里的村民挑了深井水，或者在三轮车焊一个水箱，拉进城，在窗户底下叫卖“甜水”。我妈买了红塑料桶，两毛钱一桶，买水存在小缸里，用这种水熬米汤，才能把绿豆煮破。　　 我想我们姐俩是不是枉担了多年虚名，问我爸，他哼哼哈哈不理我这辩解，有天终于恍然大悟：“搞不好真是氟中毒，这几年赵康镇的氟骨病患者多起来了，牙都是黄的，骨头都是软的，腿没法走……”　　 我上网查水利局资料，发现襄汾是重氟区——有24万人喝的水都超标，全县的氟中毒区只分布在“汾河两岸”，在术语里，这叫“地带性分布”，也就是说，用受工业污染的河水灌溉，加上农药化肥滥用，造成土壤中的氟向地下水渗透。　　 河边的洗煤厂是外地人开的，挣几年钱走了，附近村长带着几位农民专门到北京来找过我，问能不能再找些项目，被焦油污染的地没办法复垦了，每炼一吨土焦，几百公斤污染物，连着矸石、岩石、泥土，露天在河边堆着，白天冒烟，晚上蓝火蹿动，都是硫化氢。我们2006年见过五层楼高的堆积，有人走路累了在边上休息，睡过去，死了。　　 现在这些焦厂已经被取缔，老头儿说：“但今后几百年里，每次降雨后，土壤中致癌物都会向地下潜水溶入一些。”　　 我听得眼皮直跳。　　 我1993年考大学离开山西，坐了30多小时火车到湖南，清晨靠窗的帘子一拉，我都惊住了，一个小湖，里头都是荷花——这东西在世上居然真有？就是这个感觉。孩子心性，打定主意不再回山西。就在这年，中国放开除电煤以外的煤炭价格，我有位朋友未上大学，与父亲一起做生意，当时一吨煤17块钱，此后10年，涨到1000多块钱一吨。煤焦自此大发展，在山西占到GDP的70%，成为最重要支柱产业。　　 2003年春节我从临汾车站打车回家，冬天大早上，能见度不到5米。满街的人戴着白口罩，鼻孔的地方两个黑点。车上没雾灯，后视镜也撞得只剩一半。瘦精精的司机直着脖子伸到窗外边看边开，开了一会儿打电话叫了个人来，“你来开，我今天没戴眼镜。”　　 我以为是下雾。　　 他说，嗐，这几天天天这样。　　 我查资料，这雾里头是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悬浮的颗粒物。临汾是盆地，在太行山和吕梁山之间，是个S形，出口在西南方向，十分封闭，冬季盛行西北风，污染物无法扩散，全窝在里头了。　　 回到家，嗓子里像有个小毛刷轻轻扫，我爸拿两片消炎药给我，说也没啥用，离了这环境才行。他跟我妈都是慢性鼻炎，我妈打起喷嚏惊天动地，原先还让我爸给她配药，后来也随便了：“你没看襄汾这几年，新兵都验不上么，全是鼻炎、支气管炎。”（二四）一个布袋子里到底能装进去多少钱　　 我爸是中医，他退了休，病人全找到家里来，弄了一个中药柜子，我跟我妹的童子功还在，拿个小铜秤给他抓药，我看药方是黄芪、人参、五味子……　　 “都是补药啊？”我看那人病挺重的样子。我爸跟我说：“这些病是治不好了，只能养一养。”补了句：“十个，十个死。”我吃一惊，说什么病啊？“肺癌、肝癌、胃癌……都是大医院没法治了，来这儿找点希望的。”　　 他说了几个村子名，病人多集中在那里，离河近，离厂近，他问了一下，都是农民，直接抽河里水浇地吃粮，“这几年，特别多”。我问我爸：“不能去找找工厂？”“找谁呢？河和空气都是流的，谁也不认。”　　 2006年采访孝义的市长，他白皙的四方脸，西装笔挺，不论什么问题，总能说到市里的整顿措施。我问：“这个城市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回头来看的话，这个代价是不可避免的吗？”市长说：“这个代价是惨痛的。”我问：“是不可避免的吗？”市长说：“这个代价是惨痛的。”我再问：“是不可避免的吗？”市长端起杯子喝口水，看着我：“政府对于焦化始终是冷静的。我们采取措施之后呢，后面的这股劲我们给压住了。”　　 “压住了？”我问，“压住了还会有这么30多个违规项目上来吗？”“因为当时有个投资的狂热，他们都想做这个事，市场形势特别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态度是坚决的。”“如果你们态度坚决的话，那么这些违规项目就应该一个都不能上马才对呀？”　　 他又拿起杯子喝了一口水，一言不发地坐在那儿。我们对着看，看了很久。　　 晚上我跟老郝在宾馆，正准备休息。　　 有人敲门，是厂子老总的大儿子。手里拎一个布袋子，又沉又胖，带子绕了两圈缠在手上。看我一眼，说：“你能不能出去一下？”　　 呵呵，我说“你们谈，你们谈”，进了洗手间，把水龙头打开，把门关上。等我洗完澡出来，这哥们走了。老郝靠床上冲着我笑。我只好说：“我们山西人太实在了，真不把主持人当回事儿啊，就奔着导演去。”　　 我俩躺在床上猜了好久，一个布袋子里到底能装进去多少钱。　　 节目没播成。　　 无以解忧，我们几人约着去旅行，每到一地，我都对老郝和老范说，我老有强烈的童年感觉。老郝指着那些乱石中上千年的巨榕，或是落英缤纷的荷塘，笑我：“你们山西能有这个么？”我刚开口“我们在旧石器时代……”她们都笑得稀烂。唉，说不下去了。　　 汾河边的丁村人文化遗址，从我家骑车十几分钟就到。馆里有文字标明：“十万年前，古人类在这里生存，汾河两岸是连绵不断的山冈、砂地和禾草草原。当时的河湖沼泽里长满了香蒲、黑三棱、泽泻……水边草甸上有蒿、藜、野菊，东山坡上是落叶阔叶树木，栎树、桦木、椿树、木樨、鹅耳枥……”石炭纪时这些繁茂的植被，千百万年来的枝叶和根茎堆积成极厚的黑色腐殖质，地壳变动埋入地下，才有了煤。　　 小时候，人家在汾河挖沙盖房，一挖湿河沙就有人来我家送龙骨，是一味中药，我爸说是沙里挖出的恐龙化石，用来止血。拿小铁锤在生铁钵砸开，一小段一小段竖纹的细条骨头，里面全是蜂窝样的小眼，吸湿力很强。后来我查过，龙骨不是恐龙骨头，是象、犀牛、三趾马的骨头化石。（二五）那矿只能挖50年了。其实是20年　　 丁村人最早在河滩上制作石器时，狩猎采集为生，猎的就是大象和犀牛。离我家十几里的陶寺遗址掘出的“鼍鼓”，腔内有数根汾河鳄的皮下骨板。　　 四千年前，汾河里还有鳄鱼。这里是人类先民最早的农业生产地之一，那时已有收禾穗的石刀，脱壳去皮的石磨棒，由部落而入城市，文明兴起。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说过：“大致在四千五百年前，最先进的历史舞台转移到晋南。在晋南兴起了陶寺文化。它相当于古史上的尧舜时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现的最早的‘中国’，奠定了华夏的根基。”　　 但在我的幼年，已无甚可玩，土就是玩具，尤其喜欢下雨，沟渠漫溃，雨停后一片泥涂。这些泥涂被大太阳晒得结了干板，变得极为平滑。我们拿着小刀就去撬起几块来，手感滑腻，拿在手里削，没人教，也没图样可参考，我最擅长的也就是削出一把土枪，握在手里比划。我妹更小，连这个都不会，只能拿一个装万金油的圆盒子，找点稀泥巴，等干了磕出来，晾在滩上，圆圆一小粒排起来，就算是艺术创造了。　　 我们不懂大人的烦愁。　　 山西80%都是丘陵，黄土是亚细亚内陆吹来的戈壁砂石细末，一逢大雨，雨夹泥冲沟而下，曾经把整个打麦场冲毁，十几万斤麦子全入汾河，连坟头也成耕地，清明只能在麦子地或者桃树垄上，大家跪一排烧纸。人越多越垦，越垦越穷，千百年来大概如此。周秦时还是清澈的“大河”，到东汉“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从此大河被称为“黄河”，是命脉，也是心病。唐宋以后泥沙有增无减，堆积在下游河床上，全靠堤防约束，形成悬河。伏秋大汛，三四千年间，下游决口泛滥1593次。　　 而当下，大汛甚至成为奢侈。一九四九年之后山西成为全国的能源基地，支援东部，支援首都，占到全国外调量的80%。60年里，总采煤120亿吨。可以装满火车后一列接着一列在地球上绕3圈，老头儿给我们的报告里写：“每开采一吨煤平均破坏的地下水量为2.48立方米……造成全省大面积地下水位下降，水井干枯，地面下陷，岩溶大泉流量明显减少，缺水使7110公里河道断流长度达47%。”　　 十年后再见，我做煤炭生意的那个朋友，把矿倒手卖给了别人，名片换成了北京一家手机动画公司。我问为什么，他说“钱也挣够了”。我再问，他说：“这行现在名声不好。”再问，他说：“那矿只能挖50年了。”再问，他眯眼一笑，伸了两根指头，“其实是20年。”　　 煤炭的开采不会超过千米，挖穿之后就是空洞，如果不花成本回填，空洞上面的岩层、水层都会自然陷落，老头儿说过，“山西现在采空区的面积占到七分之一了，到2020年，全省地方国有煤矿将有近三分之一的矿井资源枯竭闭坑，乡镇煤矿近一半矿井枯竭。”　　 站在我家门口往东看，远远能看到个塔影，唐代所建，山就叫塔儿山。山顶宝塔一直还在，这里是三县交界的地方，北侧的崖被铲成了60度，高百米的陡崖上紫红色砂岩剥离得厉害，一棵树都没有。到处是采矿塌陷的大坑，深可数丈。（二六）我不再想回山西了。我妈和我妹都来了北京　　 有一天几个人来我家闲聊，说塔儿山那里的事怪得很，突然一下有个村子塌了。“那个谁，开着一个拖拉机，咔一下就掉下去了。”他们吸一口气，歪个头“邪门”，磕一下烟，再聊别的事。　　 做节目时我到了采空区。黑灰满天的公路上，路全被超载的车轧烂，车陷在烂泥里走走停停。夜路上也是拉煤的大货车，无首无尾，大都是红岩牌，装满能有70吨重。我去的叫老窑头村。上世纪90年代当地有句话，“富得狗都能娶到媳妇”。现在村里煤矿由村主任承包，一个煤矿一年可以挣上千万，每年上交村里8万。1300人的村庄，人均年收入不到600元。人们过得比10年前还穷。　　 村委会主任竞选，两个候选人一夜没睡，雇人骑摩托车发单子。稀薄的粉红色纸，格式都一样，承诺当选的几件实事，最后一行是承诺给多少现金，这格空着，临时用圆珠笔往上写，挨家挨户送，刚出生的小孩儿也算人头。　　 全村人一夜没睡，门大开着，听见摩托车响就高兴，摩托车经过不带减速的，纸向门环上一插——这人出一千，那个人出一千五、两千……两千五……两千七百五。天亮了。但第二天唱票的时候，反而两千五的那个赢了。他把现金搬去了，两百多万，放在一个大箱子里，搁在大戏台子上。一打开，底下的人眼都亮了。头上歪戴个军绿雷锋帽的大爷，眉开眼笑地指着戏台对我说：“哎呀，那还说啥，那是钱么，是钱么。”　　 现场欢天喜地把钱都分了，乡人大主席团的主席坐在台上看着，对我说：“我管不了。我管，老百姓要打我。”　　 “反正也不开村民代表大会，煤矿的事只是村长一个人做主，也不给分钱。”老百姓说，他们的选择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理解，“选谁都行，我们就把这选票当分红。”　　 一户能领两千五百块，连婴儿也可以领，年轻的小伙子都很兴奋，买了崭新的摩托车在土路上呼喝追赶。只有一个矮个子老人，几乎快要跪下来让我们一定要去他家看看。他扯着我一路爬到山顶，看他家新盖的房子。整面墙斜拉开大缝子，摇摇欲坠，用几根木头撑起来。他家的正下方就是煤矿，水源已经基本没水了，他在檐底下搁只红色塑料桶，接雨水。村里人看他跳着脚向我哭叫几乎疯癫的样子，都笑了。他们的房子在半山腰，暂时还没事。原村长和书记都在河津买了房子，不住在这儿。　　 我们往山上走，走到最高顶。一人抱的大树都枯死了，乌黑地倒在大裂缝上，树杈子像手一样往外扎着，不知道死多长时间了。我的家乡是黄土高原，但这山顶上已经沙化得很厉害，长满了沙漠中才有的低矮沙棘。风一吹，我能听见沙子打在我牙齿上的声音。我不再想回山西了。　　 我妈和我妹都来了北京。山西我家不远处是火车站，为了运煤加建的专门站台就在十米开外，列车昼夜不停，轰隆一过，写字台、床都抖一阵子，时间长也习惯了。但盖了没几年的楼，已经出现沉降，一角都斜了。为了让这个小城市精神一点，有一年它和所有临街的楼一起被刷了一层白浆，黑灰一扑，更显残破。我怕楼抖出问题，劝我爸：“来吧。”他不肯，家里他还有病人、吃惯的羊汤和油粉饭，一路上打招呼用不着说普通话的熟人。他说：“你们走吧，我叶落归根。”（二七）再也没有燕子在屋檐下搭窝了，下了雨也再也看不见彩虹了　　 有一天我爸给我打电话，说老宅子打算全拆了卖了。我幼年用来认字的黑底金字的屏风早被人变卖，插满卷轴字画的青瓷瓶不知去向，八扇雕花的门扇都被偷走，黑洞洞地张着。拆不动的木头椽子上的刻花被凿走了。我小时候坐的青蓝石鼓也不见了。房子属于整个家族，家族也已经分崩，这是各家商议的决定，我也没有那个钱去买下来修复。　　 2005年我在云冈石窟，离大佛不到400米是晋煤外运干线109国道。每天16000辆运煤车从这路过，大都是超载，蓬布也拉不上，随风而下，几个外国游人头顶着塑料袋看石窟。大佛微笑的脸上是乌黑的煤灰，吸附二氧化硫和水，长此以往，砂岩所凿的面目会被腐蚀剥落。　　 佛犹如此。我把眼一闭，心一硬，如果现实是这样，那就这样，这些是没办法的事。只有一次，我奶奶去世几年后，石榴树被砍了，我不知道怎么了，电话里冲我爸又哭又喊，长大成人后从没那样过。我爸后来找了一个新地方，又种了一棵石榴，过两年来北京时提了一个布袋子给我，里面装了几个石榴，小小的红，裂着口。　　 我看着心里难受。　　 我可以自管自活着，在旅行的时候回忆童年。但我是从那儿长出来的，包括我爸在内，好多人还得在那里生活下去。每天要呼吸，喝水，在街头走过。人是动物，人有感觉，表姐在短信里说：“再也没有燕子在屋檐下搭窝了，下了雨也再也看不见彩虹了。”“再也”，这两个字刺目。　　 我和老郝动身，2007年，再回山西。我碰上一个官员，他说：“你是山西人，我知道。”“对。”“临汾的？”“嗯。”他知道得很清楚。带着一点讥笑看着我：“你怎么不给山西办点好事儿？”“我办的就是。”　　 王惠琴7岁了，剪了短头发，黑了，瘦了，已经有点认生了，远远地站着，不打招呼只是笑。一笑，露出两只缺了的门牙。　　 她家还是没有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