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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乡村教育调查报告：走向“空壳”的乡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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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2: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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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商网--华商报&孙强&&&&&&&&&&&&&&&&&&&&&&&&&&&&&&&&&&&&&&&&&针对多年来城乡义务教育的失衡，以及因学校布局调整带来的种种问题，本报两名记者历时三个月，走访了我省近20个县40所乡村学校、专家学者&中国的乡村，始终是叫人牵挂的热土。当这一社会始终注目的焦点“乡村”与另一个焦点“教育”勾连起来时，热土中的焦点愈发炽烈。从1986年《义务教育法》的&“人人有学上”到现今学杂费的全免除“人人上好学”，伴随着这个漫长过程的是中国乡村教育不可忽视的现实：学校越来越“小”，学生越来越少，老师越来越“老”；城市教育的压力越来越大，竞争越来越激烈，城市学校“大班额”比比皆是。这一系列问题，是在当前城乡二元化结构的大背景下，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教育改革引发的一种必然的普遍的阵痛与无奈，值得关注和思考。带着这一课题，今年6月中旬至8月底，本报两名记者走访了我省陕北、关中、陕南的近20个县40所乡村学校，与基层教育职能部门、学校、教师、学生、家长以及教育研究者等多个层面的近百人，进行了深入交流、探访和调查。这里为读者呈现的相关调查报告和个案解剖报道中反映出的问题，其症结就在于多年来城乡义务教育天平的失衡。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11月7日表示，要科学确定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规模、层次和速度，建立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激励机制，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这也许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也是全社会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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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2:21:03
调查报告?现状没有了学生的乡村学校原声实录“娃娃少了，老师教书都似乎没了信心……就像是放羊呢，羊多总是要操心；只有几只羊，放着都没劲。”―――&没了学生，何以“校”为？榆林靖边县镇靖乡学区校长李锦禄如此比喻2005年&前后，陕西农村展开新一轮旨在提升办学条件、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中小学布局调整工作。几年过去了，从某个角度看，农村教育出现一种颇为奇特的衰败景象：乡村小学越来越“小”、老师越来越老、学生越来越少，甚至在一些学校里老师比学生多，最终不得不“关门大吉”……王文贵坐在办公桌前，桌上摆着一瓶红墨水，瓶里插着一支蘸水笔。桌上本该再有一摞学生作业本，但是没有――一本也没有。他抬头看看窑洞壁上挂在一块小黑板上方的石英钟，喊了一声：“毛小！回来！该上课了！”却没人回应。王老师走出窑洞，又喊了一嗓子。稍许，铁栅门外闪出一个瘦小的男孩，小男孩一边走一边把玩耍着的几粒石子丢到地上。转身进了屋的王老师又坐回到办公桌前。男孩跟在后面，在桌旁的一条长椅上侧身坐下，从布书包里取出语文练习册，翻开，拿笔写起来。日上午11时，榆林市清涧县下二十里铺乡向阳小学唯一的学生惠毛小，就这样开始上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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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2:25:09
“好好教吧教完这个就没得教了”在当地话里，“毛小”是指家里特别喜欢的小男孩。惠毛小今年7岁，上一年级。42岁的班主任王文贵无奈地指着墙上一张表说：“（春季）开学时我还管了3个娃娃呢。”这张《学生基本情况表》只列了两个年级：一年级，3名学生；学前班，2名学生；合计5人。开学没几天两个学生转走了；一天前，学前班两个孩子放了假。学校里就只剩下了惠毛小。两年前，惠和平调到这所小学当校长时，还有63名学生，从学前班到六年级“俱全”。那时全校6名教师，后来学生少了，用不了那么多老师，调走俩，现在还有4名――“4个教师、一个娃娃，”惠和平强调着：“要是这个‘毛小’再‘保不住’，我们就‘失业’啦。”在老师们的记忆中，以前学校不是这个j惶样子。离清涧县城10多公里，位于公路边上的向阳学校过去甚至有高中，上世纪80年代初，绥德县的学生都来这里上学，学生多得挤满了27眼窑洞。如今，原先作为高中教室的那排窑洞闲置多年，大都变卖了，剩下的三五眼也已堆满杂物。去年，六年级9个学生考了中学，下面接不上茬了，上课连教室也用不着打开，教师办公桌旁就解决了。惠和平指指墙角的一大箱粉笔，那是几年前买来的，打开了没几盒，似乎永远也用不完了。向阳学校从高中、初中一步步“萎缩”成一所小学，其实已名不副实了，它不过是个小小的教学点了。从外观上看，它也一点不像个学校，除了院墙外那两行色彩斑驳的校训：勤学遵纪、团结奋进――可惜唯一的学生惠毛小根本没有可以“团结”的对象了，他连个下课一起玩的伴儿都没有，只能到院墙外去玩土。这有多无聊啊――王文贵给他“翻译”：“问你心里空不空啊？”小家伙没吭声，始终是一脸闷闷不乐的表情。不过，即便只有一个学生，该上的课还得上，一节也不能落下。这不，再过几天就放暑假了，王文贵正给毛小复习功课准备考试。乡上的教育专干曾跟惠和平说过，“一个娃娃也要照样好好教”。惠和平记得，专干当时还开玩笑说，“好好教吧，教完这个就没得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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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2:29:06
“农民进了城乡村娃娃也进了城”学生数整体在减少。以榆林为例，2008年全市在校生688809人，比2007年减少21663人；而现有的1702所学校，比2007年减少了374所。在这种情况下，农村越来越多的孩子转到了城里。白瑞章10岁的孙子春季开学不久就到城关小学念书去了。附近韩家硷村40岁的村民韩万宁早在两三年前也把3个孩子送进城了。老韩只上过小学二年级，连个简单的条子也不会写，再不能让娃娃吃没文化的亏了。他在家放羊、务农，让婆姨（陕北方言，媳妇）跟着几个娃进了城，在离学校两公里远的地方租了眼窑洞，每天只干一件事：给娃娃做饭。老韩在城里租的窑洞一个月100元，加上几个娃吃饭、零用，每月少说也得两三百。这是笔额外的费用。好在现在学杂费全免，也没有收了很多年的高额借读费了。这样的好事，21岁的子洲人高安峰没赶上。小高从小跟着父母到延安讨生活，一家人在市区清凉山后的狮子巷租了眼窑洞，父母在工地上打零工，小高姐弟3个，只供了他一人读书，花的钱自然不是个小数目：光是借读费，小学每学期300元、初中500元、高中800元。放着农村家门口的学校不上，进城念书多掏比农村学校多得多的花费――不管是白老汉、老韩两口子，还是小高的父母，他们都“愿意”，尽管这实际上更是出于无奈的选择。可话又说回来，在他们眼里，和有些人家比起来这不算个啥――向阳小学教师惠高亮的孙子直接去西安上小学了，那不得花更多的钱吗？“现在，不只是农民进了城，乡村的小娃娃也进了城。”白瑞章自问自答：“为啥娃娃进城（念书）？不就图个城里的条件肯定比农村好嘛。”娃娃都进了城，难怪乡村学校里老师比学生多呢。这样下去，学校能不越来越“小”吗？而有的学校本来就偏远――商洛市山阳县漫川关镇同安小学，距县城93公里，在接近湖北的大山深处。上世纪80年代末，学校有150多人，现在只有20多人了。有的村子占地面积很大，一个村就有两三所学校，相隔很远，每所学校的规模都不大。可有的学校规模并不小，现在照样人少。创办于1974年的延安市延川县文安驿镇中心学校就在210国道边上，占地80多亩，有着在乡村罕见的400米跑道，16200平方米操场，建筑面积8180平方米的教学窑洞，还有微机室、语音室、物理化学实验室，各种仪器设备总价值13万元，达到省级一类学校标准，可谓“硬件一流”。按说这么好的条件，学生应该“人满为患”才是。校长高杰说，多年以前确实是这样，连延安市宝塔区甘谷驿镇的学生都远道而来。可现在，全校只有80来个学生――平均一个娃娃占地1亩。生源奇缺，高杰对此一点办法也没有。2001年，他来这所学校时，有300多名学生；2003年“普九”设了初中，在校生人数过千。从2005年开始，学生就逐渐流失，有的进了城，有的转到外校；教师也从最多时的60多名到剩下18人。暑假时，校园办公区的20孔窑洞只住着高杰一个人――即便平时也多不出几人。学校有两处教学楼：1998年由江阴援建的一栋两层楼，颇为气派，楼顶上“江阴市***中学”几个金属字牌很显眼，可楼上8个教室现在全空着，只是楼下用了几间当幼儿园教室；另一处是“逸夫教学楼”，几排窑洞依山而建，阔气得很，可16间大教室现在只用了6间。按初中标准化配备的微机室有25台电脑，物理试验室铺的是防静电的地板……高杰历数着他所管辖的这些“硬件”，神情却一点也不自豪。这么大一所学校，这么多高配置的教学硬件，虽说也有学生使用，但人数有限，又能发挥多大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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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2:33:25
“没羊放”的老师自己都觉得没劲用榆林靖边县镇靖乡学区校长李锦禄的话说，“娃娃少了，老师教书都似乎没了信心”。李锦禄管理的学区镇靖乡解放前是靖边县城所在地，现有人口大约13000人，1997年有13所完全小学，现在只剩下4所。撤掉的9所，有的是生源减少自然消失的，有的是政府行为布局调整撤并了的。在李锦禄的记忆中，撤并从2005年前后开始，当时学区的学生总数有3300多，乡中心小学和枣刺梁小学人数最多，各有400人，最少的40多人。现在整个乡才有490名学生――这在靖边县的乡镇来说，已经是很多的了。就这，学生还不全是本地的。像水口滩村小学，因为离县城五中只有500米，170多名学生中有不少外地打工者的子弟。但不管怎么说，比起多年前，乡村学校的学生确实少得可怜，学校不撤不行。比如芦东村小学，7个学生，从学前班到六年级，一个年级1个。“你说该给配几个老师？”老师又不是万能的，又要教语文、数学，又要代()、计算机，还要做实验，这是一名教师无法完成的。李锦禄自问自答：“一个？肯定不够。那就一个年级1个？这成本得多高！”农村学校的班级称谓，不像城市的“×年级×班”，往往是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还人数稀少。陕西省教育厅编辑的《2008年陕西教育事业统计年鉴》显示，农村小学班额在25人以下的有38567个，其中包含多个年级的复式班有3929个。所以，这样的教学点、复式班的最终命运，几乎都是“不撤不行”。镇靖学区的周湾、显安、芦东、芦西、阳q5个村把原有的小学撤了，五六十名学生集中到乡中心小学上学。这不只是陕北独有的情况。商洛商州区上官坊乡南宽坪村村民涂根庆的老家原有4所学校，现在只剩一所，因为“没有上学的娃了”。没了学生，“何以‘校’为”？李锦禄“打了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像是放羊呢，羊多总是要操心；只有几只羊，放着都没劲。”靖边县镇靖乡中心学校校长赵立忠评价“没羊放”的老师时说了三个字：“老弱病。”按教学需要，镇靖乡中心学校最少需要14名老师，但现在是17人，人数超了，可赵立忠说“顶用的不多”：五十八九岁的老师有两名，马上就退休；其他老师除了一个是师范毕业的，几乎全都不是科班出身，专业人才几乎是零，音乐、美术、科学实践这类课程，年纪大些的老师知识结构老化，都说教不了了。过去教学是以书本为主、以讲为主，新课改后是以想象思考为主，虽说老师一直在接受各种培训，但跟不上就是跟不上。赵立忠为此愁得很。以前也陆续分来过五六名不错的教师，30岁上下，个个都是骨干，可根本留不住，刚培养了几天，就调回城里了，剩下的就是老弱病，要么没门道，一时调不走，迟早都会走。山阳县教育局副局长李永东也认为这问题很严重：山阳县55岁以上的男教师、50岁以上的女教师约占教师总数的67%，而且几乎都在边远地区。这真是一个悖论：与乡村学校越来越“小”相对应的，是年纪、心态、知识结构都越来越老的老师。在这种情况下，想要教好少得可怜的孩子，不是一点难。“老”、“小”交织在一起，结果就是个――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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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2:35:14
撤与不撤之间一年1600万的差距乡村小学的师生比是1:23。这是个“标准”。现在极端的反比是4名教师“管”一个学生。而这在有些地方早已不是新鲜事了：延川县教育局副局长董军成记得，由于生源减少，学校撤并早在1999年就开始了。一开始还带有强制性质，每年有若干任务。那些撤并的学校有的校舍还盖得挺好的。吴起县教育局副局长胡志宝印象中，目前的撤并已是第三轮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搞过一次，接着“普九”又搞过第二轮。胡志宝直言：“‘普九’时村村盖学校，现在没娃娃了，回头看真是‘浪费’了。”当年村村办学给当前留下的局面是布点多、规模小。延安市教育局规划与资金管理科科长王根科说，延长县772个自然村，曾有617所小学，几乎一个自然村一所，校均规模41人，每年级不到7个。1996年实施第一期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时，延长县的项目资金只有438.3万元，申请上报的项目学校却达600多所，受到教育部、财政部的批评。山阳县教育局副局长李永东举出一组数据：2002年，全县970所学校，其中10个学生以下的学校有90多所，而一师一校的有327所。从教育主管部门来说，不可能给这样的学校建实验室、微机室。学校的配置水平低了，办学效益自然无从谈起。布点多、规模小、效益差，加上现在又没了生源，只能是撤并的结局。近年，陕西各地农村校点撤并即布局调整的力度一个比一个大：山阳县如今剩了499所学校，计划到2011年还要撤63所；宁陕县从1999年的83所中小学、122个教学点，撤并到现在的48所中小学、10个教学点；吴起县2005年农村共有185所小学，到当年下半年时就剩了10所；延川县更是“决绝”，县辖8镇9乡，只在县城和永坪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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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2:38:03
调查报告?症结倾斜的城乡教育“天平”原声实录“现在掏钱也买不来学生……咱这儿的条件要比过去好多了，但现在却闲着，而城里特别拥挤。为啥？城里条件更好么，家长都把娃娃送进城里去了。”――延安市延川县贺家湾乡中心小学校长王福恩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乡村学校生源骤减？在撤点并校进程中，出现了怎样意想不到的情况？说到底，教育是否公平是乡村教育发展的症结所在。这不仅关系到农村是否能缩小与城市学校之间的办学条件差距，从而实施高水平、高质量的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也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和全局，更与每一个教育及受教育的个体――老师、学生、家长息息相关。有这样两组数据――2007年，陕西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统计报告显示，陕西连续14年人口的增长速度低于全国水平，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从2000年的11.2‰、5‰，下降到2005年的10.02‰、4.01‰，保持了稳定的低生育水平。截至2005年底，全省总人口比规划少增加40万人。2009年6月，《2008年陕西教育事业统计年鉴》（以下简称教育年鉴）披露：2008年中小学布局调整力度进一步加大，全年全省共有小学14185所，比上年减少2131所；在校生286万人，比上年减少19万人；全年全省共有初中1968所，比上年减少33所；在校生194万人，比上年减少9万人。这几组数据表明一个现状：在人口总量减少的情况下，生源减少是总趋势。不过，从这组数据中看不到但又无法忽视的现状是：在布局调整中被保留下来的学校，依然面临生源短缺的问题。当越来越多的学生离开乡村、进入城市求学，长期以来城乡教育发展严重失衡的状况越发凸显。虽然，这一局面目前正在被着力纠正。富孩子穷孩子都有“向上的心”延安市延川县贺家湾乡中心小学校长王福恩当了27年教师，说起农村教育的现实矛盾一语中的：“现在掏钱也买不来学生……咱这儿的条件要比过去好多了，但现在却闲着，而城里特别拥挤。为啥？城里条件更好么，家长都把娃娃送进城里去了。”追求优质教育资源和教育效果，将孩子从农村学校转到城镇学校、从城镇的一般学校转到重点学校、从县城转到大城市的学校，这样的“流动”早已不是新发现。榆林市府谷县新民镇中心学校校长胡德明对此感触很深。他所管理的学区新民镇，是近年来府谷发展最快的乡镇。经济条件好了，教育投入跟上了，优质教育资源就成了各阶层的显著追求。在胡德明看来，学生人数确实比以往少了，但由于当地经济基础还不错，教学质量相对稳定，所以生源流失得不多，而且随着外来打工者的增多，其子女就学“补充”了流失的生源，使学区的生源总体还呈上升趋势。流失的，主要是一些煤老板的子女。他们把孩子送到县城、西安，或者内蒙古包头、鄂尔多斯等地，甚至直接去了北京。“其他地方是‘穷人’外出打工了，”胡德明说，“我们这里是‘穷人’不走，富人都走了。”据他掌握的情况，当地煤老板举家搬到榆林、西安、北京的，最少也有一百几十户，那些人的子女，自然属于流失的那部分生源。并不只是有钱人想给子女以好的教育。延川县教育局副局长董军成说，去年延川的延远中学有170多人考上延安中学，而延川人的“供书”热情相当高，只要有能力就把孩子送到延安等地读书，家长则携家带口在当地租房住。延安中学附近有条沟，本名叫“延中沟”，现在当地人开玩笑把它改名叫“延川沟”了――这里的房客50%以上是延川人。也不只是延川人才有“供书”的热情。靖边县镇靖乡学区校长李锦禄认为，这种热情背后，除了社会普遍重视教育之外，还有种特有的心理。“农村娃娃进城上学，就像咱农村那个放羊，头羊一走，羊群都跟着走――有钱人把娃送进城，其他人就眼热了，人家能去，咱为啥不能？就也去了，结果农村学校越来越没人了。”流失背后是追逐优质教育资源与这种自发性流动相对应的是，抢夺生源已然形成风气。董军成说，现在许多中学，包括延安的、西安的，每年都到各地去选学生。按说这与政策相违，但现在也“放得开，我们也让考”。延川县高中阶段，排800名以前的都到外面上学去了，800名之后的上延川中学。在这种“要上好学校”的社会大环境下，农村越来越没学生了。教育年鉴显示，当年小学生变动频繁，转出、转入者均为21万多人次。靖边县教育局副局长刘瑞楷举了两个“颠倒”的数据――2001年，靖边全县有7万多中小学生，其中城区2万，5万在农村，而现在全县6.8万名学生，城区占4万多，农村只有2万，而这2万中――东坑镇一个镇就有7000多，最多时一度达到1.1万人，另一个学生数较多的是宁条梁镇，2763人。算一算，真正留在乡村的学生还有几个呢？“哪个地方生源锐减，说明哪个地方劳务输出做得好。”这看起来毫不相干的两件事似乎有了因果关联。2000年年底，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达到1.8亿，这成为一支人数显赫的劳务输出大军。根据陕西省劳动部门2007年的统计，全省当年劳务输出达338万人，其中输往省内137万人、省外201万人。如此数目的人员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学生的流动情况。教育年鉴显示，农民工随迁子女在校学生数为16万人，其中省内其他县迁入的11万人，进入城市的近11万人。农村生源得以“顺畅”地涌入县镇和城市，除了家长重视教育、舍得投入外，是因为有国家教育政策作为基础，即所谓“两免一补”。这项政策从2001年开始实施，主要是针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免杂费、免书本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陕西的相关经费基准定额为：2008年，小学每生每年250元、初中385元。2009年，小学300元、初中500元。寄宿生生活补助费小学每生每天2元、初中每生每天3元，全年按250天计算。而不管在哪里上学，都不影响“两免一补”政策的享有，所以许多家长自然会把孩子从教育资源贫瘠的乙地送到更好的甲地去。哪里的教育质量高，学生就流动到哪里。这恰恰暴露出学生（家长）对本地教育资源的不满足，城乡教育资源之间的差异与不平衡。刘瑞楷举例说，靖边县宁条梁镇的西塘村小学，校舍建设得比较好，但学生照旧流失到附近的张伙场村小学，而张伙场村地处偏远，靠近定边和内蒙古的交界处，校舍也很一般，由于其教学质量好，学生趋之若鹜。府谷县教育局教育股股长李慧也举了个例子：与内蒙古接壤的府谷县古城乡中心学校，就有很多来自内蒙古的学生，因为“咱这的教育水平比内蒙古强”。与府谷一河之隔的山西保德县，涌到府谷来上学的学生也很多，同样是因为这个原因。无奈的闲置和未曾想到的浪费今年暑假，王福恩没闲住。作为一校之长，他跑了几趟县上，为了争取点经费：楼顶漏水，再不修的话，几十台电脑就“泡汤”了，现在的保护措施是给它们蒙上几张塑料布。在生源稀少的情况下，学校得不到更多的经费，一个校长顾不上抓教学质量，光这些事务性工作就够王福恩头疼的了。但这不算是最坏的情况，毕竟他的学校还没有撤掉。在延川县贺家湾乡中心小学72岁的老校长李麟书看来，这真是一种无奈。“过去学校一无所有，现在投资这么大，修好了学校，娃没了。校舍、教学设备闲置，这是不是一种浪费？”靖边县镇靖乡学区校长李锦禄回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普九”时，要修建阳q小学和芦东小学。他当时给乡上、村上建议，不要盖那么多楼，但最后两所学校一个盖了两层楼房16间，另一个盖了24间。现在，两所学校都撤了。李锦禄“不要多盖楼”的依据是：“把村里的娃娃一统计，能大致预测出过几年学生不会多。”但当时为了让“人人有学上”，各村都把学校建起来了。李锦禄所管理学区的伙场q村小学1999年建成，占地20亩，现在也撤了。学校的牌子还在，但大门上还挂着“伙场q村村民委员会”、“村支部委员会”、“村民监督委员会”、“村图书室”等几块牌子。即便有这么多“用途”，使用的面积也不过3亩，大片校舍和土地还是闲置的。府谷县教育局副局长高飞说，撤掉的不少校舍，在当年是村里最好的建筑，“普六”、“普九”花几十万才修好的，现在空下了，确实很可惜。曾任陕西省教育厅副厅长、主管基础教育的屈应超认为，对这种说法还需要两面来看。当时的观念是“人民教育人民办”，以村小学为主，发动群众集资办学。在这种情况下，村民都希望子女能有一个家门口的好学校，纷纷出资、出力建学校，难免会有一些现在看来是“浪费”的做法，但在当时确实改善了教学环境，减少了失学现象。省教育厅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办公室原副主任、创强专家组组长柳谋也认为，“普九”的成果不能由于一些校舍如今闲置而被抹杀。但当生源减少、布局调整力度加大，大批被撤并学校的校舍闲置，却成为“此一时，彼一时”人们反思教育政策的一个“靶子”。即便这个“靶子”树立得多么漂亮，那也没办法。“先放到那里吧，将来由政府考虑看咋办”。城市新压力和潜在的“农民负担”农村的校舍闲着，而城市的不够用；农村学生涌进城市校园，或是远离家门口的学校，成为一名寄宿生；凡此种种，柳谋把这些教育问题比作跷跷板，这头按下，那头肯定上去。山阳县教育局副局长李永东更把“城区学生爆满、边远地区学生越来越少”，比喻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一个恶性肿瘤。2008年秋季开学前，宝鸡市太白县所有村办小学已全部撤并，基本上一个乡镇一所学校。目前全县在校生8521名，其中寄宿生3967人，占全部的46.6%。太白县教育局局长贾党全最头疼的，就是寄宿的低年级学生生活不能自理，老师心理负担重，学生上下学途中的安全令人操心。他认为，这些问题是“一乡一校”应着力探讨的核心问题，是检验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工作的关键。而城市里学校的“大班额”现象已成痼疾。靖边县教育局副局长刘瑞楷今年5月做过一次专题调研，靖边县现有小学生30814名、初中生18680名，其中城区学校分别有18000名和12000名，各占总数的58%和64%。靖边第一小学原本限额每个年级8个班、一个班50人、全校2400人，实际上现在3800人，一个班将近80人。这种“大班”，刘瑞楷形容“教学质量不能保证、课程改革难以实施、素质教育无法推行”。更有甚者，校舍不够就加紧盖房。陕北、陕南比比皆是：――今年2月，延安市教育局提出解决城区教育问题的方案。新建5所学校、改扩建3所，包括幼儿园、小学和中学，投资30816万元，建筑面积169248平方米，可增容学生14640名。另在宜川、延长、子长、安塞、志丹、吴起、洛川等县城区新建8所学校，扩建13所学校，总建筑面积496075平方米，总投资99160万元，可增容学生42900名。――今明两年，商洛市山阳县计划投入7300万元，新建30多栋楼房，计划解决1万多名学生的吃住问题。刚刚过去的暑假里，板岩镇中心学校校长陈清林每天忙着接待建筑队，辖区两所学校要新建两栋学生公寓。一面是政府热火朝天盖学校，一面是家长为了孩子能够享受到更好的教育资源，哪怕自己再辛苦，也心甘情愿。两面都是压力，滋味却不一般。吴起县白豹乡石湾村人郭宗礼在县城开出租车，大女儿19岁，今年高中毕业，考了个三本院校，儿子18岁，现在读高三。“俩娃从幼儿园到小学，把钱掏‘扎’了。”老郭把娃从小带进城，就想让他们接受好点的教育。因为是农村户口，有借读费，一学期三四百，一直掏到前两年。“一星期一个娃的生活费要100，俩娃一月就是800，一年将近1万。”想到这是为了孩子的将来，老郭起早贪黑地跑出租车也就忍了。其实可以把娃放到农村上学，花费自然会少些。但老郭摇摇头：“农村？不行不行，城里各方面都好点。很多人都这样，在城里带娃娃上学。”他觉得还是在城里好点吧，尽管压力很大。这种压力是“自找”的吗？老郭点头又摇头：“谁不想让娃娃接受更好的教育呢？可农村的教育条件就是不如城里嘛。”如果农村教育条件改善了呢？还会回到农村吗？老郭却反问：“短期内不会改善到跟城里一样吧？”教育不均衡生源就只能“外流”当城市与农村教育资源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时，有些地方并不是很顺利。陈清林所负责的商洛山阳县板岩镇学区王家村油坊沟小学只有15名学生，镇上计划撤校，但一些家长不同意，派村民代表到县里上访。陈清林上门去给村民做工作：油坊沟小学距镇中心小学只有1.5公里，虽说不是在家门口了，但中心小学配置有各种器材、实验室，娃娃来这里上学，要比原来的条件好得多。油坊沟村民小组组长代表村民跟陈清林“谈判”，可他早把自己的娃转到中心小学了。陈清林反问他，就算是把油坊沟小学保留了，你会把你娃还转回农村吗？组长半天没应答，那些不同意撤校的家长后来想通了。靖边县教育局副局长刘瑞楷也接待过类似的村民上访。现在已撤并、当做村委会办公地的镇靖乡伙场q村小学，今年春天有村民提出能否恢复学校。刘瑞楷做工作说不行。很明显，如果恢复学校，学生只有三两个，但各种资源都要配置，这将形成新的浪费。而乡中心小学各种硬件完备，能容纳四五百人，现在才120多名学生。伙场q村村支书王玉亮说：“咱娃娃太少，教师聘不住，村上也负担不起。”他们想恢复学校的愿望，就是娃娃们上学就近，再一个是家长花费少，但从国家角度考虑，现在都到中心小学去，教学师资、设备都比较好，教学质量能保证，也就能理解了。说到底，家长关心的还是教学质量。吴起县吴仓堡乡玉皇庙村小学，几年前只剩了十几个娃娃。69岁的老教师刘生祥记得，2004年县上有个领导到学校来，看到“三四个老师哄两三个娃娃”，说这怕不行啊，就要把小学撤了。撤校时，刘生祥去学校看了看，他在这儿工作了20多年。墙上贴着《小学生日常行为准则》，有人说这没用了，刘生祥说那让我拿回家留个纪念吧。校舍如今做了村委会办公地，正在翻修。有的窑洞墙上还贴着破旧的课表和作息时间表。刘生祥说，如果农村教育提高不了，不尽快实现与城市教育的均衡，那么，乡下孩子生来就与城里孩子不平等，永远享受不了在家门口上学的温暖，而必须要离家住校、寄宿，就像是寄居着的无根的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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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报告?无奈之举老教师的“挖人”行动原声实录“招来一个算一个，能招来七八个娃娃就不错啦。要是能来10个娃娃，就算大丰收啦。”――榆林市清涧县下二十里铺乡九年制学校校长张建宁当城市发展进程越来越迅猛，以至于整个社会被其吸引，纷纷倾向于繁花似锦的城市时，与之“割裂”的农村似乎越发变成被人遗忘的角落。当教育基础设施更新速度远远落后于社会发展速度这一矛盾摆在面前时，来自现实中的“民间高手”，为挽救学校危局而采取救急的尝试，无奈而尴尬，凸显着教育均衡发展的紧迫。“如果一所学校只有十来个娃娃，就是请北大、清华的校长来办，也怕是办不好吧！”面对撤点并校越“并”越没有学生的现实，延安市延川县教育局副局长董军成感慨道：“学校这个东西，还是得有一定的规模。”可是，保持学生规模的生源问题，现实而具体，并不是随着一项政策的制定或落实，抑或是一个美好的祈愿就能解决了的。有句话叫做“高手在民间”。在前几轮的布局调整中被保留下来，但却依旧生源短缺、面临“关门大吉”的不少学校，为了能“吃饱”，不得不想出了“土办法”。而随着城市公办学校生源压力的加大，教学条件简陋的民办学校却手持“法宝”，在夹缝中生存，“越活越旺”。“寻人”、“挖人”――老教师的特殊任务53岁的惠红升和比他大一岁的刘文彪“联手”干了一件他们以前从没干过的事――“寻人”。惠红升和刘文彪都是榆林市清涧县下二十里铺乡九年制学校的老教师，俩人教龄都有34年了。说起“寻人”的事，惠红升一叹：“不是谁家丢了娃娃，是学校快没学生了，我们到乡下去‘寻’学生呢。”下二十里铺乡九年制学校建于1950年，近60年的发展中，不仅有初中，一度还有高中。与中国任何一个乡间学校一样，不少农家学子在这里学习知识，最终走出黄土地。毕业时，他们都要在校园里种下一棵树，如今，这座建在一个半山坡上的窑洞学校，已然绿树成荫了。可惜，成荫的绿树下几乎快要听不到朗朗读书声了――2006年学生最多，有576人，“连超生的娃娃也都来上学了”；一年后剩下370人；去年变成170人；今年暑假时，初三毕业了30人，小学六年级毕业了20人，剩下25人。偌大一个学校只有25名学生，而在册教师有34人。暑假前的半个月，校长张建宁召集大家为这事开了个专题会，终于“研究”出扩大生源的“三招”。第一招就是“寻人”，搞招生。其实大家心里都很清楚，招，也很难招到。下二十里铺乡交通便利，距清涧县城8公里，距延川县城13公里，好学生不是到了县城就是去了延川。但不招生不行。张建宁把这关系到学校生存的重要任务交给了老教师惠红升和刘文彪。他们去周边的学校摸了个底，这几个学校情况也够呛：红旗沟小学13人、营田小学16人、东方红小学13人，加上下二十里铺乡学校的，1.2万人口的整个乡在本地读书的一共剩下不到70个学生。张建宁没敢给老教师们硬性布置招生任务，“招来一个算一个，能招来七八个娃娃就不错啦。要是能来10个娃娃，就算大丰收啦”。这哪里是“招生”，明明是到别的学校去“抢”。“不抢又有什么办法呢？”可别的学校也面临生源短缺，能同意这样“挖墙脚”吗？惠红升和刘文彪都说，“这是偷偷干的，千万不敢光明着来”。刘文彪一口气跑了3个乡，挨个给家长做动员，拿学校的电脑做“诱惑”：“咱学校娃娃不多，你娃只要来，将来一人一台电脑。”终于得到八九个家长的承诺，开学就转学。回来一汇报，校长很激动，问到底会不会来？刘文彪说会来！紧接着却又补一句：“这只是‘争取’哦，不敢打包票。”果然――9月开学时，计划中的10名学生“挖”来6个，情况还不错。可是，10月12日，张建宁在电话里告诉华商报记者：来了6个娃，走了9个娃，2名学生被职业中学招走了，还有2个转学到清涧第三中学，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干脆不上学了。这么一来，全校总人数从原有的25人下滑到22人。“挖人”计划算是失败了。这样的情形不是没预料到，“寻人”时也得防着自己学校生源不流失。所以第二招就是“保”。但是要保住现有的学生，没人敢打这个包票。去年秋季，曾从别的学校招来4个娃娃念初一，今年春季开学，有两个去饭馆打工了，一个转学到县城，剩下一个，咋教？只能降到六年级。张建宁还有一招，打情感牌：把现有的“优质教育资源”给学生充分开放。学校有20多台电脑，去年4月接通了宽带，每天下午给学生开一个小时。再就是搞联欢会，30多个老师和20来个娃娃，一起做游戏、唱道情，吃啊喝啊，花了100多元钱。校长给学生承诺今后每个月都“红火”一次，希望对这些人数不多的娃娃能有个吸引力。要不然，学校就只能关门了。惠红升眼看就要退休了，教了一辈子书的他，总结出一句话：“过去说‘一切为了学生’，现在得再加上一句‘一切为了生存’。”“从娃娃抓起”――从根子上培养生源榆林市靖边县镇靖乡中心学校的历史，比清涧县下二十里铺乡九年制学校的历史长得多。地处靖边县城南8公里处的这所学校，始建于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当时叫崇正书院。1920年，改称中山小学，是靖边县的第一所完全小学。1942年，诗人李季曾在这里当过几年语文教师。2004年，港人邵逸夫捐助20万港币，把砖木结构的教学楼改建成砖混的，改名为镇靖逸夫学校。现在，这所占地22亩的学校有131名学生。校长赵立忠说，这在全乡撤并剩下的4所学校里，是人数最多的。镇靖乡中心学校所在的镇靖乡学区，1997年有13所学校，2005年总共有3300多名学生，现在4所学校有490人。镇靖乡人口1.3万，在外面上学的有上百人。赵立忠不敢保证自己的这百十号学生，不到外面去读书。面对生源流失的普遍现象，他的对策是“从幼儿抓起”。过去，农村不太重视幼儿教育，很少听说谁把孩子送进幼儿园。陕西创建教育强县的有关规定中，明确要求每个乡镇必须建幼儿园。但现实是学前教育发展缓慢，入园率偏低。靖边县农村目前仅有公办、民办幼儿园11所，大多数建设标准低、容量较小，还有11个乡镇没有幼儿园。这项工作本来只是在筹办中，赵立忠觉得速度得加快。因为现实是农民也开始重视幼儿教育，而县城已经有不少民办幼儿园每天用车到乡下接送幼儿，幼儿园的费用还不低，一年得3000元。赵立忠说，如果这些孩子从上幼儿园起就在城里，到上小学时肯定不会回乡村了。也就是说，农村的学前教育如果跟不上，将来的生源问题就更难解决。所以，办一所乡村幼儿园，就是从“幼苗”开始培养生源。赵立忠认为这是从根子上解决生源短缺的问题。“到别的地方招几个娃娃过来，那不是长远的办法，还会流失。如果能把学前教育搞好，真说不定会是增加农村学校生源的一道曙光。”赵立忠仿佛很有信心。但具体办起来真难。靖边县镇靖乡学区校长李锦禄给乡上打了报告，涉及到资金以及滑梯、幼儿玩具等各种设备，还需要接送幼儿的专车，专业教师也很重要。而就算是把乡村幼儿园办起来，还会有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差距的老问题。赵立忠打比方说，以前就有这种情况，两个娃，一个在城里幼儿园，一个在乡下幼儿园。家长说，我把娃放到乡下幼儿园，你不就是看护了一会就回来了嘛，啥都不会，你看人家城里幼儿园的娃，让唱歌就唱歌，让跳舞就跳舞，咱这啥都不会，我为啥放你那儿呢。幼儿园还没建，赵立忠就怕将来也会陷入这种困境。但乡村幼儿园还是得办。现在义务教育遇到一个向上延伸还是向下延伸的问题，曾经长期担任陕西省教育厅领导职务的屈应超说，这就是义务教育扩大到高中还是学前的问题，目前两种观点都有。赵立忠从农村教育现状分析认为，恐怕是向下延伸要好些。“就像树，从根子上培养，明年还能发芽长成苗苗，有苗就不愁长”。“法宝”――几乎被人忘却的教学质量榆林市榆阳区西峰学校校长李张强，也认同“有苗不愁长”这句话。48岁的李张强最早在延安农村教书，后来干了六七年个体，1998年办起这所民办学校，先后投了70万元。当时榆林还没有民办学校，李张强也不讳言，最初办学是“想在这个上头挣钱呢”，但一度他都快支撑不下去了。民办学校跟公办的没法比，西峰学校甚至没有固定的办学场地，10多年来挪了4个地方，都是平房，连教学楼都没有。现在学校所在地榆林市保宁西路，原来是个建筑公司放建材的大仓库，李张强把仓库隔开，安上门窗、黑板，就成教室了；而操场凹凸不平，连基本的硬化都没做到。就这么个条件简陋的学校，却生存了下来。李张强心里很清楚，一所民办学校能坚持下来靠的是什么。按说，一般公办学校义务教育阶段都实行了“两免一补”，谁还会来收费学校上学呢？西峰学校经物价部门审批的收费标准是小学每生每学期380元、中学600元。学费并不低，但这并不影响生源，目前西峰学校有1070名学生，最多时学生近1500人，其中95%是进城打工者的子弟。说到底，李张强是在一种夹缝中生存：农村学生跟随家长进城，公办学校一个班七八十个人，怎么能挤进去？只有上收费的学校，而这学校的教学质量还得比较好才行。西峰学校今年120名初中生，54人考上高中，10来人进了榆林一中、榆林中学、实验中学等重点学校。得到家长和学生认可的教学质量，是学校能办下去的唯一“法宝”。李张强常常给聘来的教师说，咱得凭良心搞教育，收人家家长的钱，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撞钟就要撞响。有的教师敬业精神不高、业务能力差一些，李张强准备解聘。这与一些乡村学校生源短缺、只想怎么生存、忽视教学质量的现状形成鲜明对比。在抓教学质量这个教育的根本问题上，榆林市府谷县孤山镇九年制学校校长郝林忠也有同感。&2003年，郝林忠到距府谷县城17公里的孤山镇任学区校长。当时，孤山镇学校的教学质量正在走下坡路，下滑很厉害，不少学生转学，每学期都有，老师很着急，有人建议校长“扣住学生的档案”。郝林忠说：“没用。你把教学质量搞上来了，自然学生就有了。”2003年，孤山镇学校从全榆林排名的第12名升到第7名。现在中考升学率是榆林第一，去年达到81.1%，今年是89%。结果，连续几年，学生又从县城等地的学校转回到孤山镇，出现所谓的“倒流”现象，去年一次就有60多人。现在全校有小学生420人、初中生680人。郝林忠说，要不是因为教学质量提高，位于县城和府谷开发区之间、经济并不发达的孤山镇学校，早在布局调整中被“调整”没了。学校不但没被挤垮，反倒是初中部的宿舍现在住不下学生了，这成了他的头疼事。但即便再头疼，郝林忠内心还是喜悦的。他认为，当教育质量得以提升，师资、设备软硬件形成优质资源，这时的教育投入就进入了良性循环，学校就会“动起来、乐起来、美起来”。这时，不管学校是处于城市还是乡村，生源乃至生存就不会是个问题。慢一点撤并――说不定会有“倒流”可惜，像孤山镇学校这样的乡村学校例子似乎不多见。更多的从乡村走出的打工者，还是要到处给孩子找一个好学校。32岁的吴晓亮是合阳县黑池镇太定村人，她到延安市吴起县打工11年了，几年前在吴起开发区开了一家铁蛋鸡汤刀削面馆。她10岁的女儿当年在吴起上小学一年级，借读费每学期300元不说，问题是一个班七八十个娃，老师根本照顾不过来。用小吴的话说，“谁给老师送东西，谁坐到前面”，她娃靠边靠后，看不清黑板上的字，学习自然很吃力，渐渐跟不上了。小吴说：“咱出来打工挣钱，哪怕转手把钱给老师交了补课费都行”，只要把教学质量搞好。但到了2007年，她给女儿把学转回了老家太定小学。小吴的老家太定村1800人，小学生有200多人，也在搞撤点并校，但一至三年级的教学点还没撤，四年级以上都到乡中心小学上学。好在学校还没撤。小吴把娃带出来一圈，最后还是回到老家的乡村学校。像小吴这样的现在不是少数。农村生源似乎因此偶有回升。这反过来提醒正在加快布局调整的教育部门工作人员：撤并学校不能不考虑这些变化中的因素。在有关方面看来，商洛市山阳县的布局调整工作“进展比较缓慢”，可山阳县教育局副局长李永东不这么认为。1997年，李永东从基层调任副局长，那时全县有近1000所学校，现在自然消失和主动撤点，只剩下了不到一半。李永东说：“要说咱校点撤并慢，是跟有些地方比。要是从历史上看，跟咱自己比，力度已经很大了。”李永东分析，可能有关方面在做布局调整的编制计划时，是在关中等地做的调研，是否对陕南地理因素造成学校分散的现状考虑得不够。关中人口居住相对密集，一所学校的服务半径比较小，但服务人群很多，而陕南山区恰恰相反。所以撤并学校不敢搞“一刀切”。山阳县经过6年布局调整，“一师一校”还有184所。看上去进展似乎确实缓慢，但这些学校分布在大山深处，周围只有一二十户人家。如果把这里的学校撤掉，可能会有一些孩子因为路远和经济状况而面临失学，这是布局调整必须避免的。陕西省教育厅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办公室原副主任、创强专家组组长柳谋认为，这就需要加快城镇化建设，不能硬性撤并。而上面也要求小学撤点稳步化，保证入学率。安康市宁陕县教育局局长蒋军的办法是，不同的学校采取不同的做法，有些一次撤并到位，有些先从高年级逐步撤，对于家长一时不同意撤并的学校，暂时保留，等条件成熟了再撤并。商洛市山阳县板岩镇中心学校校长陈清林在基层工作多年，深知其难：“有的教学点不设不行，不能一下全撤了，撤了娃娃没地方上学。年纪太小，住校不行。”靖边县镇靖乡中心学校校长赵立忠说，有的娃娃跟着打工的家长进城，遇到城里班额大，老师顾不过来，孩子学习吃力，又返回农村学校。今年他们学校就一次转回来4个。“如果把学校撤了，这些孩子去哪儿读书？”延川县文安驿镇中心学校校长高杰有个想法：希望进城上学的学生，尽快返乡回到乡村学校来。但他又觉得这不可能，如果农村一直是这样的教育条件，“我的娃娃我也不会让他回来”。高杰现在也没心思抓教学质量。他的工作几乎每天都是应付各种检查，学校在公路边上，哪一级检查也漏不了。要么就是楼房又漏水了，跑到镇上、县上要点钱修补一下。还有冬天眼看到了，看从哪儿能赊一车炭来，给学生们烧暖气用。而安全更重要，不能出问题。现在是安全第一，教学质量退而求其次了。“娃娃不出事，就是烧高香了。”高杰说着，又担心起那些在城镇里新建的学校，将来会不会也像他的学校现在这样，“没娃娃了咋办？”说到底，惠红升、刘文彪、赵立忠、陈清林、高杰，这些基层的教师，内心其实都希望快些把农村教育搞上去：改善农村办学条件，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增强农村学校的吸引力，以此留住农村学生。这一天，能不能早些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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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报告?乡村小学空壳学校的典型性“样本”原声实录“我是自己愿意打铃的。如果不打铃，就不知道啥时候上课，啥时候玩了。”――清涧县下二十里铺乡红旗小学学生贺露。学生没了，学校秩序也没了，就连上下课打铃这样最基本的事情，都落在了这个14岁的“孩子王”身上。今年秋季开学，位于黄土高原上的榆林市清涧县下二十里铺乡红旗小学只剩下了4个学生。和很多西部县城的乡村小学一样，下二十里铺乡的书所乡村小学也不得不面对“生源荒”的残酷现实。当生源一点一点衰减的时候，经受考问的不只是学生，还有家长对学校逐渐丧失的信心以及乡村老师们对未来或多或少的迷茫。撤校是迟早的事，红旗小学的老师几乎都这么认为。这所距离榆林市清涧县城约15公里的山村小学正在走向空壳。尽管学校曾有高峰期400多名学生的辉煌历史，如今也不得不“忍受”6个老师10个学生的凄凉。落寞的学校空荡荡的教室6月8日，星期一。记者一大早就从县城出发，本想从升国旗开始，拥有对这所学校最完整的印象。红旗小学坐落在八斗岔村村口水泥路边的高坡上：一排八九孔窑洞正对着校门，门框窗棂清一色地刷成了浅蓝色；窗户上没有镶玻璃，而是用白纸糊着；久经风吹，有的白纸已七零八落，有的干脆已被撕掉。可惜，还是“错过”了升旗时间。上午7时许，学校已经开始上课。后来，记者才得知：学校的作息时间和城里不同，孩子们每天7时到校，半小时早读，接下来上两节课，9时放学回家吃早饭；中午12时到校，3时半放学。一间窑洞里传来了讲课的声音。教室门开着，一个年过半百、两鬓斑白的男老师站在讲台上，正用特有的陕北普通话向孩子们讲授着“同分母分数加减法”。紧贴着讲台的一角，放着两排两张课桌，坐着3个学生。这个至少容纳40个学生的教室里空荡荡的。男老师叫白随宝，今年56岁，是数学老师。5年前，他从沟口的梨家湾小学调到这里，就开始面对学生流失的残酷现实。5年间，学校的人数从起初的七八十个，减少到了如今的10个。眼看着一间间教室空了出来，白随宝的心也变得空荡荡的。三年级教室里，3张课桌正对讲台中央竖着摆放着。11岁的任旭和比他小一岁的赵小宝在教室里坐着，有些不安。这个班的3个学生那天少了一个。没来的学生叫贺贤，是数学老师刘祝兰的儿子。老师和她的儿子竟然都没来，任旭分析：“估计赶事儿去了。”“赶事儿”是当地人对参加红白喜丧事的称呼。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任旭较为安静，坐在那里东张西望，而赵小宝时不时走出教室看看，再转回来。上午就这样过去。6个老师只来了1个，8个学生中的5个就像没了领头羊的小羊羔。初次到访，这个学校多少让人觉得有些落寞。再后来，记者听说了一个更受打击的事情：上午并没有升旗。学生没了学校秩序也没了学生人数的锐减，打乱了这所学校本应有的秩序。就连上下课打铃这样最基本的事情，都落在了一个14岁的小男孩身上。男孩叫贺露，是五年级的学生。因为年龄最大，他成了这里的“孩子王”。其实，贺露应该读六年级。去年秋季开学时，本应和他一起升到六年级的五六个同学都没来报名，只剩下了贺露一个。六年级这个班最终没有开起来，贺露只好回到五年级“重读”。对此，白随宝解释，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成绩太差”。上午8时10分，正在教室里自习的贺露突然从教室里冲了出去，跑到院子里的一棵大树前，敲响了挂在树上的一个生锈的铁铃铛――下课了。“我是自己愿意打铃的。”贺露笑着，露出两颗兔牙。自从一个多月前有了手腕上戴着的那块黑色电子表，他主动承担起了打铃的任务。“如果不打铃，就不知道啥时候上课，啥时候玩了。”贺露说。其实，学校以前有电铃，后来坏了，就再也没修好。上午一节数学课，一节语文课。语文老师没来，五年级的孩子只能回到教室里自习。另外两孔窑洞内，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几个孩子依然没有停止打闹。贺露似乎没法让自己静下来学习，隔一会儿就抬起手腕，看看几点了。其实，和同龄人相比，这个14岁的小男孩眼中的学校少了本该有的东西，广播操已经好久不做了，缺少的还有家长会、联欢会等本该有的活动。不过，经常去县城的贺露比他的同学见识广、本事多一点：他会简单地用电脑，还会打字、玩游戏。学校“单纯”地只剩下了上课。虽然每天安排了六节课，但孩子们开设的课程却极为简单。除了语文、数学等县上统考的科目外，美术、音乐等课程一概没有。体育课倒是开的，因为人数少，只好将全校的学生集中起来上，发给篮球、排球，或者任由孩子们在校园里嬉戏。和城里的小学生不同，他们不用参加英语考试。因为英语老师一直请不来，本该三年级就开始的这门课程一直没开，考试也就自然取消了。对于外面的东西，“差生”贺露还是有一丝向往的。今年“六一”儿童节，学校放假一天。后来，贺露听转到城里上学的小伙伴儿说，他们的学校在“六一”节办晚会，表演节目，羡慕得不行。一部乡村学校的衰亡史上午9时，放学了。白随宝回到宿舍，打开电蒸汽炉，加热放在里面的两个馒头和一碗小米红豆稀饭。那是他的早饭。早饭是他从家里带来的。自从到外村教书，白随宝的日子就变成了这样：每天早上，他会带上老伴儿准备好的早饭赶赴学校，早上上完课在学校里热热吃，下午放学回家再吃一顿现成的。从老师、学生和村民们的讲述中，记者拼凑出了一段红旗小学不完整的历史。这所学校建于上世纪60年代，村子50多岁以下的村民大多在学校里读过书。1976年，学校还办过一年初中。90年代初，学生人数曾多达400人。可是，从本世纪初开始，学生人数开始逐年下降。2004年，白随宝调到红旗小学时，虽然还有七八十个学生，但已经出现了在校生大幅下降的隐忧，七八十个学生大多分布在高年级，低年级一个班才三四个。另一个让他们担忧的事实是：优秀的学生不断地向县城学校流动。2007年，学生中还能发现几个好苗子；2008年，考过全乡第一；但从今年开始，剩下的这些学生已经让他没了信心，“好学生能走的都走了，剩下的要么是实在太差的，要么就是家里穷走不了的”。期中考试，贺露的数学考了50多分，全班第一，其他几个才考了三四十分。“瞧瞧，最差的学生如今变成最好的了。”白随宝说。而今，这位有着30多年教龄的老教师只能靠回忆，才能拾起当老师的那份荣耀。白随宝的家在清涧县下十二里铺邓家沟村，骑摩托车到红旗小学需要半小时。1974年，村里有个小学，还有七八十个学生，但“老师请不来”。于是，村干部找到了刚刚高中毕业的白随宝，希望他去教孩子们。他应了下来，当上了民办教师，一天10个工分，“顶得上一个好劳力”。再后来，不挣工分了，每月工资是30块钱，直到1994年转成公办教师，他的工资均在百元以下。提起当年“人丁”兴旺日子，白随宝眼里泛光，“学生多了，就容易发现好苗子，哪个老师不愿意教好学生？”一直以来，全县最好的初中――昆山中学都面向全县招收“重点班”学生。白随宝带毕业班，几乎每年都能考上一两个。最多的一次，全乡总共考进去了6个，其中4个都是他的学生。考上县重点班的学生，家长会请老师到家里吃饭，炒菜、喝酒，最好的要算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白随宝家里，至今保存着那些见证了他辉煌教学业绩的凭证。“学习标兵”，全县第一、第三的荣誉证书，“县模范教师”。最近这些年，他已经换了三所学校。而如今的这所，也不知道能待多久。学校发展陷入“恶性循环”下午快上课时，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孩子终于等来了两个老师：53岁的贺有春和48岁的惠红。“上午有要紧事。”贺有春连忙解释。他的儿子要在县城买窑洞，需要3万元，家里钱不够，他去银行办贷款手续。而另一个老师惠红说，最近身体很不舒服，总是头疼，而且记性变得很差。五年级下午是自习。白随宝在办公室静静地坐着。3个作业本早已批改完。三年级教室里，贺有春干脆坐在两个孩子对面，给他们辅导。另一间教室里，惠红正在带领孩子们朗读课文《恐龙的灭绝》。他的普通话不标准，学生们也自然跟着他的腔调读着。老师们的“状态”让家长越来越不满意。“现在的学校不像学校了，娃娃礼拜一、礼拜二去上学，经常没老师；娃娃不去上学，老师也不问。”贺露的父亲抱怨。这位父亲对自己的儿子并无太多期望，只希望他顺利读完初中，然后学门手艺或者做生意。可他现在担心，“娃在学校里啥也学不到。”他想让贺露转学，但具体去哪儿还没想好。学校的发展陷入了“恶性循环”。学生越少，家长就越没信心，继而造成更多的生源流失。家住学校隔壁的白永霞在县城租了一间房子，专供上高中的二女儿和上小学的儿子读书。“村里的学校不行，娃自己想出去。”孩子们走得几乎没有征兆，家长不会和学校打招呼。今天春节开学，到红旗小学报名的还有11个孩子。到了5月份，又走掉一个。走掉的这个是幼儿班新入学的孩子。听说，孩子的父母在北京打工，就接到北京上学去了。“有时，也能听到点儿风声。”三年级数学老师刘祝兰说。46岁的她是六名老师中年龄最小的，也是学校里唯一的民办教师，就住在村里。2008年快放暑假时，刘祝兰听说下刘家川村的一个女学生要转学。这个女孩学习成绩不错，她想留住她。于是，就跑到女孩家里苦口婆心地劝说，但还是走了。起初，老师们会劝留，但“要走的，劝也劝不住”，后来也就不劝了。另外，他们也自感底气不足，“城里条件毕竟比这里好”。快放假了，贺露听说，学校里仅存的10个学生中，除了实在走不了的，下半年基本上都有了转学的打算。“没有学生了，我们给谁上课？”平时没事时，老师们也会谈起这个话题。“万一别的学生留不住，就让我的孩子留下来，就不信了，咱几个老婆老汉能教不好？”刘祝兰说。听到这话的老师通常笑笑，以为她在开玩笑。学校里能走的“好苗子”都走了，刘祝兰上小学三年级的儿子贺贤，如今是这个学校里成绩最好、最有希望考上县中学重点班的苗子。刘祝兰之所以没让儿子去城里读书，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原来，1989年就到这所学校当老师的她也自学了大专文凭，就因为教龄不够，错过了转公办教师的机会。她走不了，儿子也就走不了。“去了城里，没人照看。”不过，最近她也开始动摇了。“再等等，如果转不了，我就辞职，陪孩子到城里读书。”“谁住校,谁就掏钱买煤”红旗小学的状况在这个陕北县城的乡村小学中，并非个案。今年6月，记者到访下二十里铺乡十里铺小学时，这所学校只剩下了9个老师和4个学生。而4个学生中的3个，来自一个家庭。听说有人来，校长赵静骑着摩托车急匆匆地从县城赶来。他说学校曾是全县“普九”重点建设的小学之一，投资了7万多元，修缮了校舍，建了图书室，还配备了远程教育设施。如今，校园依旧崭新，但学生没了。图书室、少先队活动室、远程教育室落满了灰尘，显然已很久没有用过。而且，闲置的远程教育设备“某种程度上成了学校的负担”。一年多以前，乡里一所学校丢了电脑。后来，那个校长就被免了。十里铺小学距离县城近，老师们都住在城里，以前学生多的时候，还从村里请了一个看大门的，一个月100元；后来，学生没了，人头经费也没了，最终也将看大门的辞了。为了防盗，学校只好将贵重设备“藏”了起来。赵静用“家庭条件差”来形容4个学生。9个老师的课程如何安排，确实成了难题，“不能让哪个老师没课啊！”于是，孩子们的课程都“排满”了，语文、英语、美术、音乐、体育，样样都开。从十里铺村旁边深沟里进去，位于韩家硷村的向阳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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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报告?农村借读生城市屋檐下的农村借读生原声实录“咱也送娃到城里上学吧，说不定还能成才。”――榆林农民韩万宁夫妇“大家都是离开家出来自己生活的，所以互相关心得多一些。”――来自韩城在西安就读的学生徐青近些年，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以及由来已久的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问题，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流向县城甚至省城的学校读书。这些寄居在城市屋檐下的农家子弟，不但给城市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而且，他们的家庭，也不得不面对经济负担加重等各种问题。“老家有一种亲切感。”11岁的韩明操着生硬的普通话说。尽管来榆林市清涧县城上学已经两年多了，这个小男孩仍然眷眷恋着家乡的一切：爷爷、奶奶、爸爸，甚至家里的羊群。每到星期五，韩明总是盼着父亲能早点接他回老家。那时，进城上学的昔日玩伴儿大都会回到村里。这个被韩明眷恋着的老家其实距离清涧县城只不过十多公里。小学二年级时，父亲韩万宁骑着三轮车载着母亲和姐弟3人来到县城，租下一间窑洞，开始了他们在县城的寄读生涯。大约本世纪初开始，像韩明这样离开家乡，寄读在城市屋檐下的孩子越来越多。这种新的教育趋势究其原因，被认为是越来越多的农民因为需要进城务工，继而捎带走了他们的孩子，以及农村家长越来越渴望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而这些孩子们也不得不在城市里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送娃到城里上学说不定能成才”见到韩明和他的家人是在今年7月初，正值学期末。他们一家人租住的窑洞在清涧县县城南武家沟山坡上，一排5孔窑洞大多租住的是在县城做生意或者打工的人，唯独这家人，是陪孩子上学读书的。天已近傍晚，尽管挂在墙边上的唯一一盏灯泡亮着，但也很难照亮大约十平方米的窑洞。窑洞最里面是一个大土炕。平时，母亲惠宁和4个10到19岁的孩子挤睡在上面。窑洞的其他三面墙都被柜子、杂物和灶台等占满了。19岁的大女儿韩婵在县城打工，二女儿韩丹刚刚参加完小学升初中考试，已被父亲韩万宁接回了老家。窑洞里，只剩下了惠宁和儿子韩明，还有小女儿。过两天就要期末考试了，两个孩子正在紧张地复习功课。紧贴着墙壁搭起来的低矮的书台上堆放着书本，韩明嘴里一边念叨着单词，一边在作业本上重复地默写；靠近窑洞门的一片空地上，比他小1岁的妹妹蹲在地上，趴在一个一掌宽的小板凳上，借着门外透进来的昏暗光线默写单词。灶台前，母亲惠宁正在忙着准备晚饭。自从进城后，这家人的生活就变得异常简单。事实上，在距离县城大约十多公里的韩家硷村，他们本来有个比这更宽敞舒适的家。而现在，只有孩子们的父亲韩万宁孤独地守在老家里。两年前，这个40岁的中年汉子和妻子商量后，毅然决定让几个正在上小学的娃娃进城读书。尽管夫妻俩内心十分清楚，这将给本来贫困的生活增添更大的压力。当时，他们19岁的大女儿小学毕业后就已辍学，在县城打工。夫妻俩全靠12亩地种些土豆、黄豆、玉米等过日子。另外，3个孩子都在村里的小学读书，学习成绩还都不错。近些年，国家的“两免一补”政策为这个多子女的家庭着实减轻了不少负担。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近几年，韩家硷村的村民们很快陆续将孩子转到城里上学了，村小学的孩子们越来越少。其实，韩万宁心里明白，城里学校教学质量好，娃娃还能学电脑、学英语。实际上，大多数村民都是冲这个去的。经历了扫盲、“普九”之后，现在的农村家长越来越向往着让孩子接受更优质的教育。韩万宁也有些“眼红”，但想想家里的经济情况，他起初有些灰心。“咱也送娃到城里上学吧，说不定还能成才。”2007年暑假的一天晚上，昏暗的灯光下，夫妻俩反复商量着。韩万宁最终想明白了。当时，刚好家里卖完西瓜，手头上有2300多块钱。韩万宁便在县城租了一间月租100元的窑洞，并从家里拉去了一些简单的家具和被褥。临近开学的一天，韩万宁骑着三轮车载着一家人进城了。尽管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夫妻俩心中抱有希望。农家陪读衍生的额外经济负担平日，只有妻子惠宁住在县城里，韩万宁则留在村里，守着12亩地。一家人，只有在周末才得以相聚。孩子们对新学校都还满意。“城里的学校大，两个教室和老家的一个校园差不多，操场有老家4个教室那么大。”韩明说，第一天上学时，他干急是找不到教室。当然，新学校更多的好处是开设了一些农村学校所没有的课程，比如电脑、英语、美术、音乐等；另外，“对了，广播操也不一样，城里的老师又教了一套新体操，老家的学校还是原来的。”说起这些，韩明显得有些兴奋。小家伙还告诉记者，他现在是学校鼓号队的队员。孩子们的变化让韩万宁夫妇感到欣慰。二女儿韩丹考过全县语文第一，韩明考过全县数学第三，两个孩子的学习成绩在班里也是数一数二的，这让夫妇俩更有信心留在城里。韩万宁喜欢在聊天时说起几个孩子，还会经常提到儿子说的进电脑教室要套鞋套的事儿，不过用他的话说，那叫“脚套”。除了欣慰，寄读在县城的生活费还是让这个家庭有些吃不消。惠宁算了一下，光吃饭、几个娃娃的学费、资料费，省着花一年也得8000多块钱。韩万宁想进城打工，可腿始终很疼，干不了重活儿。“不知道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是什么的，也没去检查过”。他去县城找过工作，去过餐馆和建筑队，但都没成。去年，他贷了1万元买了十几只羊，谁知搞退耕还林开始了，山上不让放羊了。为此，他还被罚了两次款，一次2900元，一次2000元，到现在，本钱还没收回来。起初，妻子惠宁在县城摆摊儿，卖小孩裤子，但生意不好只好不卖了，现在窑洞里还压了一堆旧货。不过，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她一摆摊，几个孩子的吃饭都成了问题。刚开始时，姐弟3人放学后你切菜、我烧火，自己做。韩万宁看着有些心疼，又怕耽误了娃娃学习。如今，一家人的日常开销都落在了大女儿每个月七八百元的工资上。韩明的英语成绩不好，想上补习班，一次要5块钱。孩子跟惠宁“闹”了5天，最后还是没让去。“一个补都得补，哪有钱！我不想让娃娃说我偏心”。所以，没办法，惠宁只好跟孩子们说，都不上辅导班，买来辅导资料，大的教小的。惠宁说，她现在每天想钱想得头疼。二女儿韩丹要上初中了，这又是一笔开销。同时，她又觉得有点儿亏欠大女儿的。前不久，大女儿跟她说，想辞了工作，干点别的，或者去学点手艺儿，惠宁没答应，现在在县城的开销就指望大女儿的这点工资了。城市学校出现“大班额”压力韩明说，他的班上，大多数学生和他一样，是从农村转学来的。近几年，农村中小学生向城市流动的趋势开始加剧。农村的流向县城，县城的流向大城市；而县城之间、学校之间，学生越来越向一些优势学校聚拢。家住清涧县农村的惠某将3个孩子送到了延川县县城读书。“延川县城的学校教学质量好。”加工销售粉带的惠某听外面的朋友介绍，于是，便陆续将3个孩子转到了延川县城。从大儿子到延川县城上学开始，这家人已经在延川县城住了6年，相继换过五六个住处，有的嫌太远，有的房子拆迁了。3年前，他们搬到了延川县城南关小学对面的一条小巷子里。房间显得狭小拥挤，孩子们甚至没有一个专用的书桌。老大惠康上初一，“喜欢读书”，成绩总在全年级前几名。因为家里没有安静的学习空间，这个15岁的男孩每天总是很晚才回家。他说：“一定要好好学习，考到年级前几名，这样家里就不用掏学费了。”“大儿子学习辛苦，所以每天给他吃一个鸡蛋，一袋酸奶。”妈妈惠红说。对此，小女儿妞妞有意见。妞妞学习成绩也不错。在她的学校里，还有很多像她这样从农村来的孩子。延川县南关小学校长王东娥说，截至今年6月底，全校1500多名学生中，有86%是农村的生源。在乡村学校面临“生源荒”的同时，一些县城甚至城市学校，出现了学生多教室少，甚至“大班额”等问题。一直以来，县城学校“大班额”问题一直困扰着子长县教育部门。据该县教育部门统计：在2003年开始的教育布局调整以前，县城小学平均每个班95人，最大的班级有120多人；高中平均每班85人，最多的达100人。所以，教育布局调以前，县城小学平均每个班95人，最大的班级有120多人；高中平均每班85人，最多的达100人。所以，教育布局调整开始后，撤并乡村小学的同时，在县城又投资新建一所初中，一所小学，解决“大班额”问题。被挖到大城市的“尖子生”县城学校的学生也同样面临生源流失的问题。清涧县昆山中学被认为是当地最好的初中，占据了该县大部分优秀生源。尽管这样，这所学校的学生数量也在逐年下降。据该校统计：2005年至2006年，学生一度达4800多人，还开办了高中部。后来，高中部因“效果不好”、生源问题而被迫停招。截至2009年7月，学生人数下降至2600余人。“学生一到初二就开始流失。”该校一位姓白的副校长说。去年秋季开学，原本初二有16个班，升入初三时，只剩下了12个。“有的双差生退学了，还有一部分转学了。”此外，有一些大城市的重点中学，一到初三，就开始在各地“挖尖子生”。张明（化名）原来就读于昆山中学。2008年12月，正在读初三的张明突然听妈妈说，西安的学校来招人了，本不愿意去的张明在父母的强烈要求下参加了考试。那年，和他一起考到西安的同学有9个。2009年春季开学，张明来到西安，就读于西郊一所重点中学，开始了他的寄读生活。“不是父母要求去，我还不想去。”张明说，如果家乡有这样一所重点中学，他也不会选择来西安。新班级有57个学生，全部是从省内其他县市招来的。刚开始，张明状态很不好，有点想家，而且“老师为了赶进度讲得比较快”，张明有点听不进去。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一个月。再后来，整个生活便淹没在紧张的中考复习中。唯一觉得不好的是，“就是学校的饭菜太贵，一天得15块钱。”来自韩城的徐青（化名）一直很渴望到西安上学，理由是“老家那里太乱，没法安心学习”。初二那年暑假，经老师介绍，徐青参加了招生考试，最后缴纳了3000元，进入了西安一所重点中学。后来，听新班级的同学说，他们的学费不等，还有5000元和7000元的。来到学校后，徐青很快便融入了新的环境中。“我们这是一个特殊的班级。”徐青说。他发现：“刚开始，大家潜意识里都很无助，身边的人都渴望交朋友，而且越多越好。”“为什么感觉很无助？”记者问。“都是离开家的啊，身边没有父母，只剩自己了。”这是在以前的学校所感受不到的。“大家都是离开家出来自己生活的，所以互相关心得多一些。”徐青说，宿舍的5个同学相处得特别融洽，“我们好像是一个大家庭的，很多事情都互相帮忙，比如借钱……”在这里，除了学习，他们还必须学会自己照顾自己。不过，有时也会想家，尤其是生病时。“那次发烧烧到40度，特别想父母，什么都不想干……”徐青说。不过，因为怕父母担心，他没敢告诉他们。那次，全班的都跑来看他，让他觉得心里很温暖。在整个采访中，记者接触过3个这样的学生。他们无一例外地认为，如果老家教学条件和城里一样好，绝不选择这么早就离开家乡，因为毕竟那里有他们的家，有他们的亲人和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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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报告?寄宿生五岁离家上寄宿小学原声实录“中国的农村教育，进入了又一次变革……起初，我以为布局调整就是简单地撤并，然后把学生集中起来上学，可现在发现不是这个样子，最难的还在管理。”――子长县教育局局长杨永春自从2001年提出办寄宿制学校以来，随着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加快，寄宿制学校越来越成为农村义务教育的主流。就像当年“普九”时大规模地建校一样，当下的布局调整撤掉了一所又一所山村小学，试图将分散的学生集中在规模较大的寄宿制学校上学。尽管这样，也有人对目前寄宿制学校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态势存有疑虑，它能否成为将来农村教育发展的方向？史家畔中心小学有56个寄宿生。如果早两三年，这些孩子完全可以在家门口上学；而现在，他们被集中到了同一所学校。教育部门认为，这样是为了农村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而且，这场“裁撤并”大潮，早已在中国各地的农村展开。对于延安市子长县教育界来说，2003年是个分水岭。上世纪90年代的“普九”大潮中，这座地处陕北黄土高原上的小县城，学校数量一下子激增至321所；而之后几年，新一轮布局调整开始，学校的数量又迅速缩减至61所。这是中国近20年农村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经历了大兴大撤后，兴办寄宿制学校又被认为是农村教育未来的出路所在。孩子们的寄宿生活尽管关于儿童是否应该过早地寄宿至今仍存争议，但实际上，寄宿制学校已在全国遍地开花。史家畔中心小学便是其中的一个。这所位于两山之间、柏油路边上的学校，距离子长县城约十多公里。2009年春，子长县的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全面展开，史家畔中心小学配备了宿舍楼、食堂等，被扩展为一所寄宿制小学。那个学期，这所学校招收了56名寄宿生。这些孩子来自附近7个行政村，最大的12岁，最小的只有5岁。日，孩子们寄宿生活中最为普通的一天。一栋两层小楼，一楼是教师办公室，学生宿舍在二楼，与教学楼相连。每间宿舍，配备了同样的架子床、储物柜，洗脸盆床铺整洁，毛巾被统一挂在了梳妆镜前。不一样的是，每间宿舍的墙上，贴了绘画、剪纸等不同的图案。这些绘画剪纸，都是在生活老师的指导下由孩子们自己完成的。“你看看，这是不是比大学宿舍好。”校长吴维说，这些全都是政府掏钱配备的，孩子们一来到学校，就免费配发给他们。和城市的学校不同，农村学校的作息时间因农民的作息时间而定。下午3时，放学了。其余的孩子都回家了，寄宿生迅速在餐厅门口排队打饭。很快，餐厅门口就排起了长队。5岁的郭艳站在队伍中，冲着照相机镜头憨笑。这个还没有打饭窗口高的“小不点”是学前班的学生，也是这里年龄最小的寄宿生。饭堂师傅将手伸出窗外，将饭盒递到郭艳够得着的高度。大多数孩子都会端着饭碗到餐厅里，围在大圆桌前吃饭。七八个不愿意去餐厅吃饭的女孩子，蹲在教学楼下的一片空地上，说笑着吃着。饭后，是校园里最热闹的时间。水房外，一群吃完饭的孩子站在水池边洗碗；年龄大一点的孩子，负责打热水。在这里，孩子们必须学会生活自理，自己起床、洗脸、打饭、打水、洗碗，甚至洗衣服。5岁的郭艳也不例外。这是老师们乐意看到的。他们希望通过寄宿生活，让孩子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当然，有些事情生活老师必须帮助他们完成。“年龄太小的孩子不会叠被子，我们生活老师帮忙叠。”霍艳艳说。对于11岁的女孩张霞来说，改变并不仅仅是这些。来这里之前，她每天必须走半个小时的沟路去上学，而且“老师也没有现在的好，这儿还上了英语课。”这正是寄宿制学校最被肯定的作用，它解决了很多农村孩子上学“两头黑”的问题。为了我们的孩子不掉队一年级班主任李润林，是从已经撤并的山村小学调过来的，能够更为深刻地感受到撤并前后的巨大差异。2002年，19岁的李润林被分到了距离史家畔中心小学20多公里的曹家坪小学。那是她中专毕业的第一份工作。可是，原本对教师生涯充满幻想的她，看见学校的第一眼心就凉了。从她家到学校，需要乘车，再步行5公里路。学校位于村子中间，在她和另一个女教师去之前，只有一个男老师和七八十个学生。没有足够的教室，每两个班级挤在一个教室里上课。“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李润林和一同被分去的女孩有些失落。那天，俩人什么生活用品都没带，男老师给了俩人两袋方便面，这才解决了当天吃饭的问题。晚上，俩人从村妇女主任那里借了被褥，睡在学校的宿舍里。“一到晚上就害怕。”李润林说。宿舍曾经被偷过两次。后来，同屋的女孩调走了，李润林只好寄住在一个村民家里。那段时间，李润林变成了全能老师，语文、数学、英语什么课都上。2006年，李润林结婚后，就调离了那里。再后来，学校的人数越来越少，最终被撤并。上世纪90年代的“普九”进程中，子长县农村学校的布局情况遵循国家原来的以“乡”、“村”为单位设立小学教学点的政策，新建和修缮了很多校舍。据子长县教育局统计，2002年全县有中小学校321所，其中农村小学233所。仅“普九”期间，新建校舍78所，改扩建学校84所。“普九”给这座县城留下了1659万元的债务。另一方面，城乡教育的不均衡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出务工人员带走了农村相当大一部分生源，导致农村学校的孩子越来越少。据说2008年春季的一天，子长县县长兰孟偃去该县白于山区腹地的一个小山村检查工作，看到村小学的状况后，极为震惊。他用“1234”形容那天看到的景象，即1名老师，2个年级，3个学生，4间教室。“在这样的教学环境里，可以想象我们的孩子能接受一种什么样的教育！”2003年，子长县开始乡村教育布局调整。&据县教育局统计，5年间先后撤并119所学校，使学校总数从2003年的321所调整为2008年的221所。2009年春节开学，布局调整的步伐加快，并开始了寄宿制学校的改扩建，将137所分散的农村小学撤并到34所寄宿制学校，2575名小学生全部归并到补点小学或中小学，全面实行寄宿上学。之所以这么做，就像县长兰孟偃说的：“为了我们的孩子不掉队。”不能增加农民负担当然，一下子让这么多家长同意自己的孩子寄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与当年大规模的建校运动相比，人们对“撤校”的顾虑似乎更多。“很多村干部认为，学校在自己手中撤掉是很丢面子的事情。”子长县教育局局长杨永春说。而大多数农民最担心的问题，是寄宿制是否会增加他们的负担。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一直被专家和学者所重视。今年年初，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和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联合举办的“寄宿制学校发展研讨会”上，与会者担忧，寄宿制在减少政府成本的同时，是否增加了农民的教育成本。会上，曾经对寄宿制学校做过调查的《南方农村报》记者王宏旺说：“寄宿制学校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学生辍学，家长不愿意让孩子转学，因为寄宿制的中心小学离家很远，费用也会大量增加。”他做过测算：“两免一补”政策每年为每个贫困生减了二三百元的支出，但一个寄宿生还会给中西部农民家庭平均每年增加400至500元的支出。这也正是子长县教育局推广全面寄宿制之前，所考虑的核心问题。“不能想办点好事，反而被家长怨。”杨永春说。稳妥起见，子长县委、县政府商议决定，给每个寄宿生免费配备床单、被罩、储物柜、毛巾、脸盆、暖瓶等生活用品。而且，每个寄宿的孩子在享受每天2元的国家生活补贴的基础上，当地政府另给每天1元的生活补助。对此，学生家长们普遍感到满意。学生家长张薛平说：“寄宿制为我节余了不少开支。”原来，张薛平家在曹家坪，那个村子原本有一所小学。像记者走访过的几乎所有的村庄一样，这个下辖两个自然村、400多口人的村庄，这些年存在严重的人口流失问题。外出打工带走的不仅是青壮年劳力，也带走了他们的孩子。渐渐地，村小学的学生越来越少。终于在2008年秋季开学，学校撤掉了。撤校之前，张薛平将3个孩子转到了史家畔中心小学。他们一家人租住在学校附近，妻子照顾孩子，张薛平靠三轮车挣点钱贴补家用，供3个孩子上学。租住生活带给他们的，是每年10000元额外开支。寄宿制后，他将3个孩子寄宿在学校，自己和妻子搬回村里住。孩子们在学校，生活上基本没什么花费，额外租房的开支也省下来了。今年6月底的一次现场会上，子长县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又决定将学生的生活补贴增加2元，达到每个学生每天5元钱的标准。目前，全县寄宿中小学生已达3900多人。村民的“保校”呼声尽管这样，还有一部分村庄不愿意政府撤掉他们的学校。三十里铺村就是其中一个。既然能在家门口上学，为啥要撤到那么远的地方呢？村民们固执地认为。这所学校的生源来自附近4个村子，仅三十里铺村就有6个村民小组1000多口人。2008年秋季开学，学校准备撤了，却遭到村民极力反对。甚至有人提醒村主任：“学校如果在你手上撤了，就是你的不称职！”于是，县、乡政府、教育局以及村委会组织召开了一次村民大会。那天下着大雨，谁知仍然去了好几百人，“平时，开别的会也没见过来这么多人。”村民李三勤回忆。他也是学校的民办教师。尽管政府宣传了大量集中办学的好处，包括“有老师教英语”、“开计算机课”、“远程教育”等足以吸引这些农村家长的理由，但也没能说动他们。村民们“保校”的呼声很高。“不方便”是大多数家长反对撤校的理由。也有家长提出“孩子太小，生活不能自理。”原来，三十里铺小学仍有80多个学生。不过，仅一年级30多个，二年级26个，占去了大部分生源。这些六七岁的娃娃，住学校能成吗？“我家娃娃6岁了，有时冬天还得我给穿衣服。”一位母亲说。还有村民担心，不能坚持每周接送孩子；孩子们在学校是否安全等。也有人担心，虽然学校好了，但教学质量远不及县城的学校。村民刘国顺将两个孩子都转到县城了。42岁的他是村里的养猪大户，养了100多头猪，收入相对较好。他在县城租了间窑洞，由孩子的爷爷奶奶陪读。每月租房200元，水电费五六十元，加上吃饭以及学校的费用，每个月至少花费七八百元。不过，刘国顺觉得值得。“县城老师教得好啊！”他也反对孩子们寄宿到学校去，一是担心不安全，更重要的是，“担心老师监督不好，娃娃就放松了。”最终，这所学校被保留了下来。寄宿生离家想家的痛苦就像三十里铺村民所担心的那样，已经寄宿的史家畔中心小学的孩子们，都经历了一段适应期。他们首先必须克服的，就是想家。刚到学校时，11岁张霞想妈妈，天天掉眼泪。她没心思学习，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妈妈看她一次，俩人就哭一回。老师们认为，这几乎是每个寄宿生都会经历的一个过程。不过，持续半个月，最多一个月也就过去了。孩子们还必须学会适应学校的生活规律。例如，早上要洗脸、刷牙，晚上洗完脚才能睡觉。“刚来的时候，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做到。”生活老师霍艳艳说，她必须引导监督孩子们养成好的生活习惯。自由自在惯了的山里孩子很难被约束。一下课，只要看学校门开着，就往外面跑，有的甚至不跟老师打招呼，就跑去附近的村庄找亲属。这样老师们很头疼。无奈，他们只好课间轮流到校门口站岗。除了这些，孩子们还必须学会如何与同伴相处。张霞和同村4个女孩被分到了同一个宿舍。“之所以这么安排，是想减少她们的孤独感，她们本来就认识嘛”，霍艳艳说，学校还将年龄大的学生和年龄小的学生安排在一起，希望大的能照顾小的。5岁的小郭艳，平时就总能得到两个十多岁小表姐的照顾，可以帮她叠被子、打开水等。当然，孩子们刚开始的集体生活，并不像老师们想象得那样完美。一个男生宿舍，大一点的男孩拿了小男孩的东西，老师们只好苦口婆心地教育孩子“大的要让着小的”。类似问题得到了很多专家的关注。人文与发展学院研究人员潘璐专门对北京、江苏等地的寄宿制学校进行过微观研究。潘璐认为，寄宿制学校虽然增进了学生与同辈群体之间的交流，但寄宿生仍然普遍有想家的情绪，他们只能忍在心里，个别学生会采取极端的方法，比如翻墙逃跑。也有人认为，过早地寄宿，违反了儿童教育的基本规律。寄宿制学校关键在管理全面推广寄宿制已经快一年了，子长县教育局局长杨永春越来越觉得远不是最初想象的那个样子。“起初，我以为布局调整就是简单地撤并，然后把学生集中起来上学，可现在发现不是这个样子，最难的还在管理。”2008年12月，榆林市定边县一所寄宿制学校12名女生煤气中毒，造成11人死亡。这起特大安全事故给所有的寄宿制学校以警示。“我感觉责任很大。”史家畔中心小学校长吴维h。现在只要学生在学校，一天24小时，吃喝拉撒睡全得管。校长和老师们每周日下午就得到学校接学生，直到周五亲手把学生交到家长手里才能放心回家。不过，杨永春关心的不止这些。除了教育布局调整、全面推广寄宿制，还有全县教师的大调整。根据《子长县教师队伍管理规定》，县上对从事第二职业、无故不在岗、因病因事不上班以及借调人员进行了专项整顿，停发了14人的工资，劝说51名不在岗的老师返回工作岗位。剩下的老师们按照特长竞聘上岗，并进行了全县大调整。“学校需要数学老师，就不能派一个擅长教语文的老师去教数学。”杨永春说。没有竞聘上的老师，很多被安排在了生活老师的岗位上，专门照看学生。校长也实行竞聘制。“教育局管好校长，校长管好老师。”杨永春说，“上半年不行，下半年就换掉，教育上不能误人。”而校长也有权将考核不合格的老师退回教育局“待岗”。“家长负担减轻了，如果能搞好安全管理，剩下的就是把教学质量搞上去了，这是最终目的，”杨永春说。为此，教育局专门拿出300万元奖励优秀教师。对于子长县来说，通过布局调整，教育上历来存在的“大班额”问题和农村学校布点多、管理难的问题，已经得到逐步改善。如今，身为教育局长的杨永春还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将寄宿制学校办好，吸引那些进城读书的孩子重新回村上学。不过，他也承认，办好寄宿制学校需要地方财政的大力支持。对于财政收入差的地方，只能一步一步来。“中国的农村教育，进入了又一次变革。”他说，这个变革的核心，就在布局调整。其关键就是寄宿制学校搞得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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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报告?希望小学被“废弃”的希望小学&原声实录“现在，捐建希望小学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当地教育部门未来的发展布局。而且要求，如果将来一旦被撤并，要进行资产置换，保证捐方利益，在新学校里也要保留捐方曾经捐赠过的痕迹。”――陕西省希望工程实施办公室主任邬钢&今年是希望工程实施20周年。2008年12月，有媒体爆出：湖北省长阳县76所希望小学中，53所遭废弃。消息传出，便引发了一阵风波。据悉，陕西通过希望工程实施办公室捐建的希望小学有900余所。2009年6月至9月，记者走访了延安市宝塔区的十余所希望小学，探求希望小学撤并背后的根源……李百富守护着已经变成“空壳”的柳延希望小学。学校是他当村主任的时候筹资修建的。可惜只用了七八年就撤了，留下了空荡荡的校园。上世纪90年代，和中国大多数农村一样，李百富所在的延安市宝塔区枣园镇延店则村，也经历了轰轰烈烈的建校潮。然而时隔几年，新的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又让很多农村小学陷入“沉睡”状态。这其中，也殃及部分希望小学。孤独的校园看护人柳延希望小学并未被彻底荒废。几间教室已被村委会用做办公室。当年的筹建者、已不再担任村干部的李百富，如今也搬到学校住。他的任务是看守校产，清除杂草。延店则村距离延安市区不远，在延安通往安塞的公路边上，大约20分钟车程。沿途所见的两所小学都是希望小学。这在延安市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我们这儿希望小学可多了。”出租车司机说。这种说法在陕西省希望工程实施办公室得到证实：全省通过希望工程实施办公室捐建的希望小学有900多所，其中将近一半都集中在延安。这还只是其中一部分，未通过希望工程实施办公室自行援建的还有很多。和沿途所见的另外两所未撤并的希望小学相比，柳延希望小学略显简陋，只有10间平房，不过，校园整洁干净，院子中央，旗杆上的国旗高高飘扬。正对着旗杆的一间平房里，李百富躺在土炕上睡觉，8岁的小孙子旭旭（化名）独自一人蹲在茶几前，摆弄着小玩具。记者的突然到访，打断了老人的午休。得知来意，李百富突然来了兴致，开始絮叨起了这所学校的历史。诸如大多数上世纪80年代的西部小学一样，李百富描述了一个在希望工程早期宣传中所能看到的场景：一间破窑洞里，破桌烂凳上挤坐着大大小小两三个年级的孩子，还有孩子们渴望知识的眼神。这种现状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改观。那时，正值“普九”攻坚阶段。为了达标，改善办学条件，延店则村决定筹资重建一所学校。幸运的是，恰巧赶上了希望工程开始在全国各地援建希望小学。1989年，希望工程开始，起初为贫困地区上不起学的孩子提供帮助，后来也开始援建希望小学。“当时一听说有款下来，大家都往上面跑。”李百富说。他连续跑了20多天，终于有了眉目。几个月后，他拿到了山东柳巷的6万元捐款，村上还筹集了4万多，凑齐了建校款。校舍从1994年动工，日完工，学校命名为“柳延希望小学”，代表了出资的双方――山东柳巷和延店则村。“这个大门花了1000块钱。”李百富指着学校的铁栅栏门说。门上特意焊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8个大字。可没过几年，学校就撤了。李百富已经不记得学校撤并的确切时间，只记得1998年时还有七八十个学生。“大概是2001年左右并了的。”他努力回忆。撤并来自“上面”的要求。“谁也不愿意学校在自己手上撤掉。”李百富说，“当时，一说要撤校，村民们思想上接受不了，毕竟还是娃娃在家门口上学方便嘛！”如今，村里还有50多个孩子在邻村的裴庄希望小学上学。由于路有点远，又不能住校，大人们只好每天骑着摩托车接送孩子。“现在除了房子，什么都没了。”李百富叹了口气，望了望学校背后的山头说，“过去后山坡上还有学校的名字。可现在，除了植被，什么也看不到。”在校门外的一堆砖头瓦砾里，李百富找到了唯一能见证这所学校历史的一块石碑。躺在砖瓦堆里的石碑历经风吹雨打，上面盖满了泥土，看不清碑文。他让孙子端一盆水过来浇在石碑上，然后用手慢慢地抹去碑身上的泥土，这才露出了清晰的字样：延店则希望小学占地1260平方米，共建教室10间……是希望工程的又一结晶。然而，这一切，都成了历史。“沉睡”的希望小学和李百富不同，同样是校园看护人的李向银不甘心学校就这么闲着，他在已经撤掉的学校里办起了幼儿园。李向银所在的学校是宝塔区松树林乡陈则沟小学，撤校前，他是校长。学校原来只有12口窑洞。2004年3月，经民进中央联委主任陈守义联系，香港荣华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安中捐赠20万元，为学校修建了一栋两层教学楼。然而，当教学楼建好投入使用时，四至六年级的学生却并到了乡中心小学。学生一下子少了一大半。“这一并，低年级家长的心就动摇了，学生哪里多就往哪里送。”李向银说，2007年后半年，就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