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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稻葵：我们从中国古代人均GDP中发现了什么？
来源：新华网思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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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史“加州学派”的观点认为，中国清代经济发展水平是世界领先的。英国经济学家麦迪逊有关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若干结论认为，中国人均GDP在宋代从450美元上升到600美元。但通过查阅相关朝代官方和民间的各类记录，用生产法对中国古代GDP总量、人均量及结构进行测量后，李稻葵和他的团队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
　　中国是最早在意识形态上达成统一的国家，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
　　13年前我回国工作，当时的一个基本想法是以后的研究应以中国话题、中国视角为主，而非简单延续国外同行的研究课题和方法。过去十几年来，我一直关注的一个课题，就是中国历代经济大图像，而到目前为止我们仅是了解局部的经济现象，如江南的米价波动、江南运河修浚等等，顶多是瞎子摸象。只有全面了解自己的过去，一个民族才能更好地了解自己的今天。而了解过去的基础工作，是了解这个民族历史上经济发展的整体情况，并进行国际比较。
　　中国古代经济史的两个新发现
　　我们的团队系统测算和研究了北宋、明、清的GDP总量、经济结构、增长格局以及公共财政等问题。这对了解我们自身、了解历史上的中外对比起到关键作用。最近我们又和牛津大学史蒂芬·布劳德伯利教授合作，比较了历史上中外的经济发展水平。研究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第一，从北宋初年(公元980年)到明代，中国人均GDP在较高水平上波动，清代则呈下降趋势。我们的分析表明，人均GDP下降的原因，主要是人口增长速度超过资本、土地的积累速度。在将近900年时间里，人均耕地面积持续下降，这一下降没能被粮食亩产量的上升所弥补。换言之，人均占有的土地量、劳动工具包括牲口数量是下降的，这导致劳动生产率不断降低。
　　第二，通过国际比较发现，北宋时期中国生活水平世界领先，但到1300年左右已落后于意大利，1400年前后被英国超过，1750年之前，虽然中国部分地区和欧洲最富裕地区生活水平相距不远，但作为整体的中国已落后于西欧。因而，东西方的大分流在工业革命前已经开始。这一发现与以上人均GDP逐渐下降的发现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中国人均劳动生产效率的不断下降对于经济发展、国家进步是重要的负面因素。
　　历史数据的完备性使研究科学严谨
　　这些发现在中国经济学界引起一些关注，但重要性应该还未被完全意识到。最近英国《经济学人》以及日本《日本经济新闻》杂志对此进行报道，之后才反馈到国内，同时不可避免地引发一些议论。在此，有必要进行一些说明。
　　这个项目是一个长期、系统、艰苦的研究工作。我们用生产法测量中国古代GDP总量、人均量及结构，测量的基础是相关朝代官方和民间的各类记录。比如对于明朝，我们使用《明实录》、《万历会计录》、地方志等史料进行测算，这些史料对人口、粮食以及手工业(包括陶瓷、纸张、生铁、铜等生产量)都有比较详细的记录。宋代的数据则来自《宋会要辑稿》《宋史·食货志》《续资治通鉴长编》《文献通考》等。事实上，中国在这些方面历史数据的记录远超同时期其他国家。正是得益于中国历史数据的完备性，和国际同行相比，我们的研究在方法论或数据完备性上远远领先。
　　据此，我们不同意中国经济史“加州学派”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清代经济发展水平是世界领先的。我们的数据比“加州学派”更全面。同样，我们也推翻了英国经济学家麦迪逊有关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若干结论，他认为中国人均GDP在宋代从450美元上升到600美元，此后一直维持在这一水平。这一推测与我们的研究结论完全不同。麦迪逊已于2010年去世，在那之前，我们与他有过多次通讯，仔细请教其计算中国经济总量的基础性假设。他通过电邮告诉我们，他完全是通过自己的估算假设中国历朝历代的人均GDP水平，然后乘以人口数量得出经济总量。相比而言，我们使用具体数据进行严谨计算和检验，虽然还有很多地方需要继续改进和完善，但应该说比麦迪逊的估算前进了一大步。
　　研究历史，了解现在，展望未来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解释我们的研究发现？有人说，我们的发现证明中国在历史上并没那么强大，或者说中国在历史上并没那么辉煌。这些解释都不准确。我们的发现是说中国人均GDP在公元1000年左右处于世界最高水平，只是从公元1300年左右开始落后于意大利，1400年开始落后于英国，这并不等同于说中国在历史上没有那么辉煌。相反，这说明中国古代的经济发展比我们之前的认知更加早熟，古代社会达到人均发展水平高点比我们之前的认知更早，中国经济开始落后于西方的时间段也早于世人之前的认知。
　　那么，如何解释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比之前认知的更加早熟、落后于西方的时间段更早？学术界对此有许多不同观点，这显然超出了我们基于统计数据研究的范畴。而我个人倾向于做如下解释：
　　1.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很早就在意识形态上达成统一的国家，历史上西汉时期就已达成这种统一。
　　2.与此相适应，中国古代大一统的政治体制也相对成熟得非常早。
　　3.中国处于欧亚大陆的最东端，没有受到太多外来者的侵占和攻击。因此，中国很早就出现了一个意识形态相对统一、政治经济体制相对稳定的大格局。
　　　这种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早熟使中国的经济很快达到其增长的潜在水平，进入稳态之中。同时，由于处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孔孟之道崇尚多子多福，中医又有较为发达和成熟的保健、保障生育技术，所以人口增长很快。这样一来，中国很快形成一个大而不强、稳定但又相对脆弱的帝国形态。这并不是说中华文明落后于世界，而是说明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中比较早熟、比较独特的一支。
　　据此，可以得出一个推论，那就是中国如果没和外界发生直接的交流和冲突，就不可能发生英国式的工业革命。因为中国的人均GDP下降，导致劳动力持续过剩，对节约劳动力的技术创新需求不足。尽管在中国个别地区如江南地区人均GDP相对较高，但难以想象在大一统的体制下，局部地区出现资本主义体制，而整个国家仍然是封建体制的状态。
　　目光转向今天，中国为什么能迅速发展？因为中国长期以来坚持的传统文化有着强大生命力，这种自洽、稳定的文明体系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迸发出自我革新和自我变更的强劲动力，发奋自强、以夷为师，不断探索，最终带来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巨大成绩。
　　研究历史不仅是为了揭示我们的过去，更重要的是为了展望未来。研究过去让我们懂得我们自身发展历程，也让我们倍加珍惜当今盛世，从而转化为激励我们不断改革、开放、创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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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中国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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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城市化仍然能够推动中国的中长期发展。而且中国抓到特别好的牌：信息化革命，信息化对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的改造已经开始了，中国几乎所有的行业都被信息化革命洗牌。未来10多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可期待的。但最大的问题是发展的不公平性。其实老天对中国人很不错。大概1978年以后，上帝的轮值主席是中国人，他给我们一次次犯错误的机会，而且现在看来，还有10多年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而我们未来一定要进行改革。
【编者按】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经历了十数次经济，每一次都对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今，在新的时代与挑战下，我们又将怎样理清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脉络？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本文中，回顾历史，立足当下，探讨经济变革得失。
以下为发言内容：
1978年以后，中国最大的变化是物质变化。很多文明领域可能在恶化，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经济上进步了，其速度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35年过去，我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我们对于中国改革的未来却仍迷茫。
今年9月，诺贝尔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去世。他去年年底在美国出了一本书叫《变革中国》，直译应该是&中国怎么变成资本主义的&。关于中国1978年以后的改革，科斯给出三个重要结论。第一、他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二战以后最重要的一次国家经济改革运动。第二、他认为在看得见的未来，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是非常有可能的。第三、科斯从经济学的角度描述中国30多年的经济增长，最终认为中国的自由经济运动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也就是说中国的这一轮经济增长，很难用政治经济学进行解释。
确实是这样，这3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没有办法用西方的经济学来解释，甚至没有办法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理论来解释。我们国家从1978年开始搞改革开放，当时世界上有两个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其中之一就是列宁经济计划理论，它否认商品的存在，否认劳动价值的存在。那是一个国民经济极其衰竭的模式。1978年第一次允许美国记者到中国工厂访问，记者问女纺织工人你们这些年怎么过的。女纺织工说，我们假装工作，他们假装给我们发工资。所以1978年以后，中国在全世界找，有没有第二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可以支持我们往前走。
1979年11月，中国把两个东欧人请到北京在社科院开了10天会。当时东欧地区出现了一种新的经济理论叫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和计划经济有很多区别，它承认劳动的第二价值，承认价值规律。市场社会主义是反对私营经济的，它认为所有的生产资料和企业都必须是国家来控制的。但是国营企业之间可以存在价值交换。当年请来的波兰人叫布鲁斯，捷克人叫奥塔&锡克。中国人向他们请教市场社会主义应该怎样。结果这两人最终跟中国人说，这条路东欧走了10年也走不通。中国最后没有走这条道路，而是走了第三条道路，我们现在叫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一套经济理论体系来支持说我们这35年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的成功是怎么获得的。我们所面临的困境是怎么形成的。
熊彼特曾说，研究一国之经济有三种办法，一是理论，二是数据，三是历史。过去几年我是用历史的方式来解释中国经济的发展，现在我们从历史上来看，哪些问题是历史带来的，我们解决了哪部分，要用怎样的方式进行转变？从历史上来看，我认为科斯的判断可能是错误的。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国家在30多年的时间里，经济发展那么迅速，以平均9.29%左右的经济增长，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我觉得这是很难解释清楚的，但是回到中国历史中，大概可以看出一些脉络。
失控与自由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是从管仲时代开始到1994年的十次大的经济变革运动。这个书的最前面，我提供了几个分析工具，第一个是四大利益集团博弈法。我把中国历史上历次经济变革中产生的矛盾分为四个利益集团：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产者，无产者。我认为是物质利益带来的经济变革，中国所有的社会矛盾都是这四个利益集团互相竞争、搅斗和博弈的结果。第二是四大基本制度分析法。中国的经济制度改革有赖于社会政治经济改革的进步。维持中央集权的四个基本制度：郡县制度、尊儒制度、科举制度、国有专营制度。这四个制度是维持国家大一统的基础。
打开中国地图可以看到，我国其实是一个很容易独立的国家，大的区域里主要是三大流域，在这样一个大水系下面，四面都很封闭，分裂一定会产生大规模攻伐。所以老百姓最大的愿望是&宁做太平狗，不做乱世人&，稳定与和平是最重要的。这四个基本制度，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控制。问题是现在这个世界已经发展成为失控和自由的世界。
工业革命以来，要求商业形成跟政权达到平衡的能量。信息化的时代，所有信息都已经完全流散掉，已经由集中性的信息变成广场信息。所以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和商业所呼唤的自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冲突，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大一统所形成的两千多年来的制度惯性和国家稳定的客观需求与自由商业经济发展的那种自由和对失控的要求形成了天然的矛盾。中国的整个社会精英阶层，在理论上是没有做好准备来解决这个问题的。甚至我认为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这种大一统对统治、控制的需求，和自由的冲突会形成一种天然的、长期的冲突。&政治向左，经济向右&，这八个字就可以看到这种冲突。而现在我们根本找不到调解的方式。这样一种冲突很可能会长久存在。这就会造成两个结果，第一个是中国的自由化改革，它推进到一定地步，一定是用脚踢上去的。这可能需要一代人来解决。第二个会出现结果就是，中国在未来，我们每一个人对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都要准备好足够的耐心。改革会非常长，在我现在看来，大概会超过我个人的生命长度。中国改革无论遭遇到多大的挫折，多大的困顿，我们一定要对这个国家有耐心。我认为一定走得出来。最不稳定的经济变革
在前面提到的四个制度里，最不稳定的是。中国从管仲开始，每一次经济变革基本上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而其他三种变革则非常成功。所以从1300年到1800年，长达500年时间，用麦迪逊数据来算的话，500年里中国人均P增长是0，就是我们保持了长达500年的高水平停滞。
有西方学者预测中国会在未来6年内经济总崩溃，但我认为中国经济在6年之内总崩溃的可能性几乎是零。首先看财政问题，今天中国经济矛盾重重，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今年中国经济增长仍然是全球第一位。而且中国当前的中央财政仍然非常充沛，地方财政也一样。而且国有企业现在也非常强大。或许除了上帝，最有钱的就是中国政府了。
第二个是货币，人民币现在是世界最大的硬通货，每年持续增值。最后土地问题，中国政府在历史上第一次拥有了通过土地出售来获得财政收入的方式，中国历史上真正实行过土地国有化只有两个时期：是新朝的王莽搞公田制。第二个是中华民国的孙中山，平均地权。他说如果我当政，全国土地国有化，工商业全面免税，国家通过土地租金获得收入。那么&我国必成全球最强之国家。&
想知道一个国家未来经济的发展，就看这三个方面，从宏观经济分析来讲的话，这三方面正处在最强势的时候，但刚则易折。所以最强势的时候同时也是矛盾最为激烈的时候。中国的中央财政从1994年朱镕基搞税制改革，到2003年朱镕基退休，10年之间中央财政收入的年均增长是的2.5倍左右，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征税能力。到了温家宝时期，基本上是两倍左右。中央财政对国民经济的干扰影响到了民营企业的运营。
在中国2000年的历史上，经济上又体现出这四个利益集团发展与稳定的周期。中国经济很容易被发展起来，因为第一，中国长期以来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多就可以从事各种各样的商业。第二是中国人大概是全世界最喜欢消费的。很多人不相信来生，到庙里拜菩萨，第一句话就是保佑我发财，第二是保佑身体健康，第三句话就是保佑国泰民安。所以说中国天然会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这30年改革开放也一样，30年我们就变成&激荡三十年&。到50年的时候必然成全球最强国家，只要不发生战争。
但是中间会出现什么问题？控制和自由的矛盾。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地步以后，四个利益集团会出现变形。
1978年的时候，中国没有一个私营老大。1988年，私营企业已经拥有了中国50%的工业就业人口，贡献了30%的税收，然后在1988年底，私营企业的利润，第一次超过了国有企业。再往前基本上是汉武帝时期，汉朝开建，天下贫瘠，这时候就开关梁，所有关口免征税，盐铁权发给民间，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评过当年最富的26个人，排在前四位的都是钢铁大王。这个时候晁错和贾谊就提出削藩，削藩以后就开始集权主义改革。汉武帝的时候有个人叫桑弘羊。中间还曾经有过刘晏和王安石，有过宋子文。这些人把权力重新回归到中央政府。收回以后会出现国力强盛，但是在国家资本大规模投入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就会寸草不生，而且20、30年以后就造成民间的萎缩。因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不是靠国家集权，大量的就业人口需要地方政府和民营资本。
中国历史上经历过几次重要的变法，管仲的变法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基本算是有计划地发展经济。国家控制两个重要的生产资料，盐和铁，然后把产业向中下游地区，向民间大户开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整体经济体制改革。
之后是商鞅，商鞅基本上搞的就叫命令性计划经济。中央集权制以后，发生了四次大的变法运动，一个是在汉武帝时期，第二是王莽，第三个是安史之乱时的刘晏，第四次是宋朝。汉武帝时期的变法，是在长期宽松经济政策70年以后。唐宋的经济宽松政策基本上长达100年以上。唐是130年，宋是开国到王安石变法是115年。所以唐宋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文明高峰。
明清500年长期停滞，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被动地进入现代化社会是1870年以后，中国开始搞新一轮的以工业建设为主的现代化运动，很可惜，中国搞到现在还没完全实现市场经济。然后这期间发生了四次大的变法运动。第一次是李鸿章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在财政、货币、土地问题上起任何的变化。第二个是民国时期的孔宋，国民政府搞统制经济，统制经济就是计划经济，国家重新控制了能源和资源。第三和第四发生于新中国成立后。
我们常常把1978年以来的35年的中国经济改革看成一次经济改革运动。但是我的观点可能不太一样，我认为应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78年到1993年，中央和有产者变小，地方政府和无产者变大；前15年中国的经济改革叫增量改革。增量是两个，一个是在推动乏力的前提下，允许民间企业发展。同时在南方地区搞特区，引进外资。所以整个80年代到90年代初，中国经济的发展基本上是靠引进外资和乡镇企业发展来推动的。
1988年，当时的中央政府想搞一个大规模的经济突围，提出要进行坚决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精神是以物价闯关。很可惜失败了。1990年经济箫条。1991年底朱镕基管经济，1992小平南巡讲话，1993年发生了通货膨胀，出台了国十六条，整顿房地产，1994年朱镕基搞价格财政税收整体配套体制改革，1994年中国就走到另一条道路上去了。1994年以后的改革和今天最大的区别是政府提出来，改革的主战场要从体制外所谓的增量改革，回到体制内改革。整个体制改革的主导权又回到体制内。第二，政府要成为改革的推动力。所以权力要上收。在价格、财政税收、产业经济，各大领域整体进行集权。
朱镕基在中国经济史上的地位会非常高。在他的任期，1991年到2003年长达12年，中国经济保持着高速发展，CPI水平一直很低，但这12年也是中央权力大规模回归的12年。
如果不改革的话，经济规模不断扩大，但产业结构没有进行调整，仍然是一个泡沫化成长的过程。会造成100个人里面，5个人是泡沫获益者，95个人是受害者。所以中国未来大的问题，其实不是发展的问题，而是公平问题，是重新分配问题。
目前城市化仍然能够推动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而且中国抓到一个特别好的牌：信息化革命，信息化对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的改造已经开始了，中国几乎所有的行业都被信息化革命洗牌。未来10多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可期待的。但最大的问题是发展的不公平性。其实老天对中国人很不错。大概1978年以后，上帝的轮值主席是中国人，他给我们一次次犯错误的机会，而且现在看来，还有10多年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而我们未来一定要进行改革。
（本文由吴晓波在&经济变革得失&读书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未经发言者本人确认。）
本文来源：中国企业家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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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中国古代经济是什么水平？
《白银资本》
（德）贡德·弗兰克
原标题：中国古代经济是什么水平？
&&&&《白银资本》&&&&（德）贡德·弗兰克&&&&四川人民出版社
&&&&最近，四川人民出版社再版的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著作《白银资本》面世。作者认为，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所有西方人以及许多其他地方的人一直不假思索地认为，至少从1500年以来，西方就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发源地和动力。有些人甚至宣称，自公元1000年甚至更早的时候起就是如此。他们认为，是欧洲人的某些“独特”性质导致了这种发展，特别是由于他们具有所谓的早在基督诞生前就已经产生的“犹太—基督教价值观”。但人们已经多次证明，这种欧洲特殊论不过是一种胜利者的神话和十足的种族主义神话。
&&&&贡德·弗兰克描绘和分析了年间世界经济的结构与发展。在他看来，作为“中央之国”的中国不仅是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着支配地位。据书中统计，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占据这种位置的表现之一是，它吸引和吞噬了全世界生产的白银货币的大约一半；这一统计还力图表明，这些白银是如何促成了16至18世纪明、清两代经济和人口的迅速扩张与增长。而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发生，直接缘于中国经济和中国人民在世界市场上所具有的异乎寻常的、巨大的且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技术、生产效率、竞争力和出口能力。这是当时其他地区都望尘莫及的，只有印度能够望其项背。
&&&&另外，所谓中国自1433年郑和下西洋于终止之后便退出海上贸易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中国的出口商品和中国商人依然支配着中国海地区的贸易，从而为至今仍影响巨大的海外华人社群奠定了基础。实际上，与大量的历史神话相反，在亚洲（包括印度洋），欧洲人从未拥有或控制过超过10%的海上贸易，在南中国海就更少了，在北中国海则根本无权置喙。
&&&&贡德·弗兰克发现，在1000年前世界经济格局中，宋代中国处于主宰地位。《白银资本》的新颖之处在于，通过分析证明，至少到1800年，亚洲（尤其是中国）一直在世界经济中居于支配地位。直到1800年，具体到中国是直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东方才衰落，西方才上升到支配地位——而这显然也是暂时的，从历史角度看，仅仅是很晚近的事情。因为世界现在已经再次“调整方向”（reorient，重新面向东方），中国正准备再次占据它直到1800年以后一段时间为止“历来”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的支配地位，甚至是“中心”地位。也就是说，既然世界本身正在调整方向，那么我们这些观察者也该不失时机地“调整”我们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以及我们的世界观的“方向”。
&&&&《白银资本》面世之后，在学术界曾经引发过激烈反响，支持者和赞成者均泾渭分明。比如几个月前，英国《经济学人》及日本《日本经济新闻》杂志报道，牛津大学学者斯蒂芬·布罗德伯里、北京大学副教授管汉晖和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合作发表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中国实际上在好几个世纪内都落后于欧洲。通过对比中国、英国、荷兰、意大利和日本等国自公元1000年以来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研究者们发现，中国只有在11世纪时比其他几个国家富裕。当时，中国已经发明出了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纸币和鼓风炉。
&&&&布罗德伯里与合作者认为，意大利在1300年之前就赶上了中国，而荷兰和英国则是在1400年前。在1800年左右，日本超过中国，成为亚洲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人均GDP在清朝（）一直处于下滑状态，在1620年，人均GDP仅相当于980年的水平。到了1840年，该数据下降了将近三分之一。14至15世纪，意大利和荷兰是欧洲最富有的国家。拿它们与整个中国进行比较不太恰当，可能应该和当时中国最富裕的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进行对比，然而即使这样比较来看，1800年的英国和荷兰仍然比长三角地区要富裕，而且英荷两国超过长三角地区的时间应该是在1700年前后。
&&&&英国《经济学人》和日本《日本经济新闻》杂志的报道在中国引发了反响。对此，李稻葵做了解释。李稻葵称，研究团队用生产法测量中国古代GDP总量、人均量及结构，测量的基础是相关朝代官方和民间的各类记录。比如对于明朝，使用《明实录》、《万历会计录》、地方志等史料进行测算，这些史料对人口、粮食以及手工业（包括陶瓷、纸张、生铁、铜等生产量）都有比较详细的记录。宋代的数据则来自《宋会要辑稿》、《宋史·食货志》、《续资治通鉴长编》、《文献通考》等。事实上，中国在这些方面历史数据的记录远超同时期其他国家。正是得益于中国历史数据的完备性，和国际同行相比，团队的研究在方法论或数据完备性上远远领先。
&&&&李稻葵不同意中国经济史“加州学派”的观点，也推翻了英国经济学家麦迪逊有关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若干结论。“相比而言，我们使用具体数据进行严谨计算和检验，虽然还有很多地方需要继续改进和完善，但应该说比麦迪逊的估算前进了一大步。”
&&&&由于比较经济史的研究极其复杂，涉及史料、数据、计算方法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因此，有关中国古代是否领先于欧洲的争论，很可能会持续下去。但是，国际性的商业贸易，对于商人和各国民众来说，显然都可以从中受益。《耶稣会士与晚明贸易》（戚印平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揭示，16世纪以降耶稣会士在中国以及邻近地区的传教与西方的扩张、大国势力范围竞争、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交织在一起。在晚明大航海时代之后，世界进入了中国，而中国也融入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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