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中国战地记者，在人间地狱，看着一批批年轻人死去
战场故事。
四位年轻人，四个来自战场的故事
生于和平年代的中国孩子，
却被战争永远地改变
在这个只需满足欲望的时代
他们却明白了活着的宝贵
几乎每个充满理想主义的新闻人，都做过成为战地记者的梦。战场极大满足了记者追逐故事的本能，这里有政治、民族、冲突&&所有一切引人入胜的故事背景，还有在悬于生死一线间，人类迸发出的亲情、爱情、恐惧等所有生命的底色，以及从中闪耀出的人性光辉。
对记者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舞台。
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血液似乎都要沸腾。但冷静下来，到底还有多少年轻人知道哪里在打仗？为什么要打？打开手机的新闻App，推送的还有国际新闻吗？在这个泛娱乐化的时代，做严肃新闻似乎格外不合时宜。
直到有一天，英国《卫报》报道了中国年轻战地记者陈序和袁文逸的故事。我们才得知，在大多数人视野之外，一些&80后&、&90后&仍然选择走进战场，告诉大家世界上不尽是和平，战争仍然在制造悲剧、释放丑恶。
我们好奇他们的选择和动机，希望听到一些充满激情和理想主义的句子。但他们和很多年轻人一样，态度谦逊，带着几分羞涩。直到我向王薇薇约稿，她问其他人写了什么，我说可以写写枪林弹雨，她停顿了一下，说枪林弹雨太习惯了，好像说不出哪次比较特殊。她在叙利亚待了五年，&有一次在现场，身边躺的全是尸体&。
问他们如果有机会，还会不会回去。改行做网络直播节目的袁文逸想都没想，说当然，离开战场属于无奈，东方卫视作为省级电视台，现在拿不到国际新闻报道的许可。杨臻说如果回去，是为了那些当地的雇员兄弟，在那里他知道了什么是最纯真的友情。陈序有个漂亮的女儿，现在和老婆常驻波兰，出于做父亲的责任，他需要暂时远离战场。
下面是他们自己写下的文字，无需修饰，足以震撼人心。一旦走上战场，终将被战场改变，再也无法回到过去。
英国诗人约翰&邓恩写道：&无论谁死了，都是自己的一部分在死去。&
陈序：媒体是有罪的
新华通讯社
驻加沙分社记者
驻巴格达分社首席记者
血色中的伊斯兰新年
火中的加沙天际线，对我来说像梦境与现实的交割线。
在空中的是梦，F16战机隆隆的盘旋声和尖锐的导弹发射声，地对空导弹和火箭弹在眼前升起腾空，&铁穹&发射导弹呼啸拦截，还带着爆炸后拂过脸的气流，让喜欢军事的我热血沸腾。回到地面，马上进入了现实世界：被炸毁的废墟中躺着小学生的课本，死者卧室的枕巾上残留着乌黑血迹，太平间进进出出的是孩子的尸体，还有散落一地的人体碎片。这是活生生的人间地狱。
签下&生死状&
巴以冲突升级后隔天一大早，我和同事就简单收拾行李，火速赶往加沙地带。
车开到距埃雷兹检查站还有数公里的地方，我们就被以色列士兵拦了下来。这里是外国记者从以色列进入加沙的唯一通道，一位负责接待媒体的女兵语气亲切地告诉我们，由于附近交火激烈，检查站暂时关闭。于是我们决定去附近的加油站简单吃顿午餐。
从点餐开始，附近就不断响起防空警报声，每次响起，大家都放下手中刀叉，紧张地搜寻着火箭弹的位置。我一边大口吃着意大利千层面，一边看到&铁穹&在空中拦截火箭弹后火光四射的爆炸，感觉像坐在电影院第一排看战争片。我懊恼地想，这应该是这个月最后一顿像样的午餐了。
一直等到傍晚，我们才被告知交火减缓可以通过。进入检查站后，以军没有立刻放行，而是先把所有人带到了边上的一个小房间里。在那里我们每人都收到一份两页的文书，要求我们签字。
我瞄了一眼标题：《对以色列国防军军事行动的承诺书，暨对媒体公司的警告、免责书》。这不就是传说中的&生死状&么！同事要我仔细看看各项条款，我说：&还看啥啊，不签也不会让你进去的。&于是我们赶紧签了，一溜烟过了检查站。
进加沙后本来应该在哈马斯的边检办入境手续，但用集装箱改装成的小办公室早已人去楼空。载着我们的巴勒斯坦司机说：&哈哈，别急，马上让你们看到他们在哪。&他继续向前开，左拐右拐来到远处的一栋民宅。在民宅背后，我们找到了正蹲在地上，忙乱地给外国记者做登记的哈马斯边检人员。这些人慌慌张张，场面十分混乱，在快速给我们办完后，不耐烦地挥挥手：&快走吧快走吧。&
我们随后坐着&天价&出租向以军轰炸最猛烈的加沙城前进，一路上看到哈马斯武装人员不断从各个角落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加沙原本是地球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之一，将近200万人生活在这个面积还不到北京市海淀区的狭小地带里。
当天还是伊斯兰历新年，但原本车水马龙的大街空空荡荡，成了胆大的孩子们的足球场。天真无畏的孩子们在残阳下欢笑着踢球，和远处火箭弹与导弹交织残留的轨迹，构成了一次充满血色的新年回忆。
陈序和伊拉克士兵的合影
&危险区&与&安全区&
在加沙采访最让我紧张的，不是在新闻现场，而是赶往现场的路上。由于阿拉伯人记性出奇的差，我每次上车都会跟司机强调，选安全的路走！在加沙的司机都明白，安全的路指的是视野开阔、目标明显的大路；要远离哈马斯建筑，因为那是以色列战机重点&照顾&的对象；要远离人口稠密、街道狭窄的难民营，因为那里遍布着武装分子；要远离边境地带和海滨大道，因为将暴露在以军坦克和军舰的炮口下。
再充分的避险意识也是不够的，危险会时刻潜伏在身边。刚拍摄完被炸毁的哈马斯内政部大楼，在我走后不久，大楼又被以军反复轰炸；每次走非常靠近边境的萨拉丁大道，都得踩死油门拼命开，并祈祷边境上无数的以军坦克手不要打歪了；采访途中，附近一有火箭弹升上天空，就得赶紧上车逃跑，以免被以色列战机随后的反击波及。
尽管听说我们居住的Arc Med酒店与 以方有&秘密保护协议&，但酒店位置靠近 以军轰炸最密集的加沙北部边境，轰炸经 常从夜幕降临一直持续到隔日清晨。
经常 是刚上床不久，窗外突然火光四射，接着是 震得人胆颤的巨响，一股气浪打在脸上， 整个房间都会跟着晃动。我还在窗口目睹 164 过几次挺近的爆炸，并被随后的气浪给打了回来，时不时还有爆炸产生的碎片，落到 酒店楼下的露台上。加沙冲突期间，轰炸成 了我最特殊的&叫早&服务，基本上每天我 都是被炸醒的。
除了人间地狱，我再也找不到更恰当的词去形容战火中的加沙了。
巴勒斯坦平民达卢一家九口被炸死的惨剧震惊了世界。隔天我在加沙城希法医院的停尸房遇到了达卢和他的大儿子。他们两人当时冒险出门为全家购买口粮，却反而侥幸逃过一劫。在看过亲人的尸体后，他们哭着走出了停尸房，我拨开人群，发现他们瘫坐在门外的角落里默默流泪，这是一个让人心碎的画面，虽然不忍，但我还是将镜头对准了他们。达卢看了我一眼，然后深深地埋下了头，这让我心跳不已，我想我的行为一定再次伤害到他了吧。
在去拍摄赫贾兹一家的葬礼时，我遇到了两名哈马斯下属&阿克萨&电视台的摄像记者。当时这两名穿着媒体背心的大胡子走进暂时停放遗体的清真寺，与在一旁等待葬礼的我闲聊了两句。我记得他们随后乘坐雷诺旅行车离开，车顶上贴着&PRESS&的字样，却不想当天下午就传来了他们的死讯。当时在联合国学校采访难民的同事目睹了一切，这两名记者的车刚开到联合国学校门口，突然一架以色列战机向汽车发射了一枚导弹，引发了巨大的爆炸。同事立刻下去看，发现车里的两人已经烧成了黑炭，司机的手还紧紧扒着方向盘。
每天外出采访，都要面对一幕幕类似的惨剧。每天我都必须紧闭内心，关闭情感，一心投入工作。因为稍有分心，我就有可能被情感动摇而无法好好工作，当下我的责任是记录。尽管如此，在我拍摄完最后一具尸体后，胃里泛上的恶心和晕眩感，还是让我从停尸房夺门而出，跑到一边干呕。虽然如今冲突已经结束，但一些恐怖画面仍会突然重现我眼前。
加沙停火与媒体之罪在苦熬了8天后，我们终于收到哈马斯与以色列达成停火的消息。当最后一阵炮击与轰炸结束之后，加沙城陷入一片久违的沉寂。我们围坐在电视前收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新闻发布会，当他宣布代号为&防务之柱&的军事行动正式结束时，在场所有人都发出一阵欢呼。酒店四周开始传来哈马斯武装人员鸣枪庆祝的声音，哈马斯下属的&阿克萨&电视台则将停火协议称为&继以军2009年被迫撤出加沙之后，（巴勒斯坦人的）又一次伟大胜利&。
一直躲在家中或联合国学校里的巴勒斯坦人开始涌上街头庆祝。当我赶到8天来发生最多惨剧的希法医院时，看到人们在医院门口挥舞着巴勒斯坦国旗和各种派别的旗帜，疯狂地呐喊着胜利的口号，所有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有的人已然热泪盈眶。清真寺的喇叭高声诵起《古兰经》，有人开始向人群抛洒糖果，仿佛今天才是真正的新年。我的同事看到这一幕后放声大哭，是的，不管是对巴勒斯坦人还是我们，过去的8天是一场太长太压抑的噩梦。
随着加沙地带的停火，这个在全球荧幕上热闹了一周多的地区也迅速降温，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热点。和热度退却速度相当的是媒体的撤离，第二天我们所住酒店的媒体就走了一大半，隔天我们撤离时，平常人不多的埃雷兹检查站，被全球媒体挤得水泄不通。如今已见不到报道时的普世博爱之情，各国记者神情疲惫，脸上都写着&快点让我出去&。甚至在检查站为加速多开一个安检通道时，记者们早已顾不及素质与形象，争先恐后地插队加塞。
媒体大军进来了，狂欢了，拍拍屁股又走了，但加沙人不能走，也走不了，未来的岁月里，这些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的巴勒斯坦人，要在这360多平方公里的监狱里，反复体味孤寂和痛楚。就像当我把镜头对着失去亲人而痛哭的妇女，她丈夫还要强忍悲痛，过来要求我删掉照片一样。
我们把他们最后的一丝尊严都剥夺了，我们是有罪的。
袁文逸：不知道什么时候
年轻人才能停止死去
东方卫视原首席记者
特派利比亚、叙利亚、
埃及、乌克兰进行战地报道
学枪的少年
那是5月27日的下午。
对面的男孩只有十七八岁吧，身板还有着少年特有的清瘦。他戴着眼镜，看起来度数不低，这让我相信他应该是一个学生。可是他手里拿着一把AK47冲锋枪，而这里并不是学校军训的练靶场。
我正位于乌克兰顿涅茨克机场附近，距离交火位置只有1公里多。少年的身旁站着一个膀肥腰圆的男人，手把手教少年学习用枪。炮声一阵接着一阵，从机场传来，沉重地敲打着人的耳膜和心脏。我和他们相隔一条马路，蹲在一个铁皮变电箱的后面看着他们。
少年应该没怎么摸过枪，当那个男人教他应当用枪托抵肩托腮时，他的整个右脸贴在了枪把上，仿佛是趴在课桌上，整个枪管完全偏向了右方。男人一把抓住枪管矫正位置，然后给少年又示范了一遍。少年再次拿过枪练习，这次，他右手持枪却用左眼吃力地瞄准。这是个非常低级的错误，少年被呵斥了，我看到他很不好意思地笑了，满是羞涩腼腆。
我在想，又是一个被热血冲昏了头脑的孩子，他是多么不适合拿枪战斗，还偷偷跑来这么危险的地方练习。但令我更加震惊的事情发生了，一个穿着军装的武装人员走过来拍了拍少年的肩，这个少年就跟在他身后，越过反对派武装设置的隔离线走向了枪炮声隆隆的机场。
练习三分钟不到，这个还没学会正确拿枪的少年就走上了战场。我来不及也没有办法追上去问一问他的名字，没有办法问一问他，这一刻心里是不是会想起爸爸妈妈和班里的漂亮姑娘。
再见到他腼腆的笑容？我心里不抱一丝希望。军事实力远胜于反对派的乌克兰政府军在机场布置了11个火力点，配有榴弹炮和火箭弹，一路的楼房上，到处都安置了狙击手。反对派武装的一个司机告诉我，他是专门收拾尸体的，可他没办法进去找回前一天战死的同伴的遗体。他说，对方的火力点太多根本进不去，远远望去，地上到处散落着尸体，不，是尸块，没有几个还能被辨认出身份。
所以，少年，你真的想好了吗？
如果说在利比亚、叙利亚，我还能理解很多人走上战场的理由，在乌克兰我真的想不明白。我去问了几个顿涅茨克的年轻人，尝试了解那个学枪少年的想法。一位年轻人告诉我，他的愤怒来自于语言。
乌克兰那么多人是俄罗斯族，那么多人说俄语，可是自从乌克兰脱离苏联独立后，乌克兰政府一直只把乌克兰语作为官方语言，俄语作为第二官方用语的提议屡遭否决。
这位年轻人还告诉我，苏联还没解体时，在学校说俄语的小朋友总是有点瞧不起说乌克兰语的孩子，觉得那是农村话，而现在说俄语尤其在西部说俄语，反而会被别人侧目。另一位顿涅茨克年轻人告诉我，他最不满意是现在乌克兰的教科书美化了二战和德国，尤其是把德国名将曼施泰因英雄化，仅仅因为那时德国支持乌克兰脱离苏联独立。这些理由不是没有道理，但我问他们，&这值得这片土地上的人互戗互残吗？你愿意为此去死吗？&他们愣了很久，然后点了点头。
每一场战争都有一个理由，所谓&师出有名&。但是，我用亲身的经历和感受很多次验证，每一场战争的发酵剂只是仇恨。一定会有固有的矛盾和问题，一定会有人为了政治目的和现实利益去拨弄挑起这些矛盾。但是一旦刺刀见红，亲人朋友失去了性命，仇恨就像滚雪球一样累积起来，没有对错、失去理智了，战争也就变得无法避免。
袁文逸在利比亚班加西街头刚结束一次采访
这种用生命代价积累起来的仇恨像病毒，在肌体扩散开去，让原本看起来不值得的战争真正打起来。这种仇恨也很容易再被政治利用，让事态像呼啸的火车突然脱轨，最后车毁人亡。
每个国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和立场，是非对错的评价可以不说。但是，我希望不管谁输谁赢，乌克兰的战乱要快一点结束，拖得时间越长，这个国家就会面对更久远更深重的灾难。
机场边那个学枪少年的笑脸，让我想起自己第一次进入利比亚。那是我第一次进战地，刚到班加西，烈士广场上铺天盖地的是&烈士&海报&&一张张年轻灿烂的笑脸。我也想起在叙利亚黎巴嫩边境的战地医院里，一个被炸飞双臂的反对派小伙子一直对我笑。叙利亚战火持续了三年，甚至被国际社会厌倦，不知道什么时候，年轻人才能停止死去。
王薇薇：每天起床看到
太阳升起就是一种幸福
中央电视台
驻大马士革站首席记者
驻欧洲站记者
战地的幸福
直到现在，我还在努力走出我的战地生活，或者说我其实根本不想走出那个世界。
你知道被放在案板上的鱼的感受吗？2011年到2014年间，我每天经历的就是这样的生活。
2013年叙利亚局势急转而下，但作为常驻记者，我的战地生活是以年为单位的，在战火中，日子还要过。
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我在大马士革城东一家围巾店，沉浸在当地手工艺人编织的花纹中。突然伴随着巨大的爆炸声，店铺狂震起来。几乎是在同一刻，我和店员快速闪到店内的一堵墙后。我们看着对方，没有任何交流。
这样的闷响是汽车炸弹，通常意味着一次连环袭击的开始。如果在我们附近再发生一起，这样躲也没用，冲击波会把楼房轰成没了抽屉的柜子一样。我看着店员的脸，感觉她在作祷告。我们没有更好的躲藏地。在一片尖叫声之后，外面熙攘的街道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真主保佑，不要害怕。&店员对我说。
十几分钟过去了，第二起爆炸并没有发生。我掏出手机：&成竹，你半个小时后和摄像出发，爆炸在东门，我衣服不适合出镜，你来做这个报道。我这里有一个目击者，就在旁边的Anita店里。&半个小时是给同事一个安全时间，防止可能出现的第二起爆炸，但也不能太晚，不然现场会被清理掉。
回国之后，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说说最危险的那一次采访经历，有没有差点被子弹打到的那种？然后用一种期待听到电影情节的眼神看着你。
当然是有的，然后我开始讲述2012年初去南郊战场，正在采访的我们和政府军遭到突袭。大家惊慌失措，我恰好滞留在一个环岛边，找不到躲避的建筑，只能下车趴在旁边，弄不清子弹从什么方向飞过来。我能感觉到身旁的汽车被子弹击中。最后，政府军调来了一辆装甲车，指挥官艾马尔保护着我，一边向外胡乱扫射，一边带我跑到装甲车内撤离。
在巷战中，其实没有清晰的&前线&。
2013年8月，在东古塔，狙击手突施冷枪，我和摄像师亚西尔跳进旁边建筑的废墟里，卧倒后伸手够旁边一切可遮挡的东西&&烧焦的木头，掉落的天花板&&一件件往身上盖，将自己埋在里面以躲避狙击手的视线。
而霍姆斯郊区的旷野战场，有一个清晰前线，没有了时刻被冷枪打死的紧张，但炮火会猛烈许多，迫击炮和自动机枪编织出一张密不透风的火力网。看过现场就会知道，迫击炮炮弹所落之地距人五米之内，就必死无疑。有一次，对方的进攻出乎意料地快，我们迅速撤离，给人反应时间就十几秒，车开起来的时候，一名摄像师因为把器材从三脚架上拿下来一个简单的动作，被落下了，跟着车子狂奔了十几米才被一把拉上车。
王薇薇坐在大马士革东古塔郊区战场的废墟里
很多人会用勇敢来形容战地记者。其实，我从来没考虑过自己是否勇敢这件事。
前往交战前线是为了探究和记录事件的真相，在战场上脑子里想的是如何争分夺秒去观察、采访和拍摄。前面提到去南郊战场，是为了观察安南提出的停火协议执行情况，去东古塔是因为交战区发现了疑似制造化武的工厂，而去霍姆斯，因为那里是扭转当时叙利亚地面局势的关键之地。我从不会为了去体验战地而去冒险，我一直觉得，做到规避风险地去纪录事实，是战地记者的必备素养。
人们好奇那些惊险刺激的故事，而我最想告诉他们，战地报道真正带来的冲击，是对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改变。
在那个世界，所有人的追求就是&活下去&，晚上能看到一家人都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哪怕他以前是个中产，现在靠打零工糊口，住在没有窗户的烂尾楼，你也能看到他看着家人的时候脸上的笑容。
每天都有太多的人无缘无故地死去，到2014年的时候，我已经找不到一个没有失去家人的叙利亚家庭。在叙利亚和我共事的媒体朋友中，有五位死于工作中，其中两位死于和我一起的同一个报道任务。
在战地，每天起床看到太阳升起就是一种幸福，每一次危机后，劫后余生会让你想跟着人们一起冲到街道上去庆祝。活下去，不要被打死，不要被饿死。
2014年的圣诞节，教堂里到了新年祈愿时间。我没有想到任何个人问题，只是默默祈祷，愿这里的人们能早日走出战乱，局势能够好转。
杨臻：我害怕配不上
他们的苦难
新华通讯社
驻叙利亚大马士革分社记者
我的朋友莱拉
卡迈勒（我的阿拉伯语名字），你好！
很遗憾不能为你送别，不 知道将来有没有机会在黎巴 嫩或者叙利亚再见？不过无论如何还是很 高兴认识你，祝你生活幸福、学业有成！
P.S. 别忘记把书还给图书馆，谢谢！
七年前，叙利亚危机爆发，我还是一名阿拉伯语专业的大学生。那一年，我在黎巴嫩的一所大学交流学习。
莱拉是我的朋友，我们相识于学校的图书馆。由于不是学校正式注册的学生，我不能外借图书馆里的书，而当时莱拉是图书馆的学生管理员，她便帮我借书，举手之劳为正在准备论文的我解了燃眉之急。
这段特殊的情谊让我们成了好朋友。
回国后，我们仍保持邮件联系。莱拉的家乡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她在英文系念研究生，方向是比较文学。但她同时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从唐诗宋词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她竟都能说得头头是道。我是她认识的第一个中国人。
一次，当我提起在阿拉伯世界家喻户晓的叙利亚诗人尼扎尔&卡巴尼时，莱拉向我念起卡巴尼的一首诗：
&大马士革，我梦中的宝藏&&我要向你哀叹阿拉伯主义，还是向你哀叹我的阿拉伯同胞？&
虽然不在叙利亚，但有关她祖国的新闻已经是铺天盖地，想到未来，莱拉眉头紧蹙。
卡迈勒，你好！
多谢你的关心！感谢真主，我和我的家人都很好。尽管叙利亚国内的局势有些动荡，但是被西方的媒体夸大了&&我的家人现在也都在正常上班，我的妹妹也在正常上学。我们当然也希望民主，但是不希望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打着民主的幌子来干涉我们的内政&&我还要感谢你们伟大的祖国――中国，因为你们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叙利亚问题的决议，不给美国插手我们内政的机会&&
&阿拉伯之春&席卷了西亚北非诸国，突尼斯的本&阿里、利比亚的卡扎菲、埃及的穆巴拉克等政治强人纷纷倒下。
然而，当时学校里不少像莱拉一样来自叙利亚的学生，他们无不对他们的祖国充满信心。
因为中国对涉及叙利亚问题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草案行使了否决权，这让我在这些叙利亚同学之间颇受欢迎，甚至走在路上，常有素不相识的人冲我兴奋地高喊&感谢中国！VETO（否决票）！VETO！&。
当时住我隔壁的同学法里斯也来自叙利亚。他是学校足球队的主力前锋，得知我也喜欢踢球，他把我介绍进了校队。和他们一起训练、去各座城市比赛、周末一起看球，成了我留学时最美好的回忆。
法里斯一直盛情邀请我去他的老家阿 勒颇玩。他在谷歌的卫星地图上搜索出阿勒颇，把比例尺调到最大，指给我看：&这 就是我家!&&你看这里有个足球场，我从 小就在这踢球，我有个好哥们在中国联赛 踢球 !&
卡迈勒，你好！
局势失控了。我有一个亲戚前一阵子被炸死了&&我也已经有七个月没有能够回到家里了。我很担心家人&&不仅是我，叙利亚人民现在生活在巨大的恐惧、不安与忧虑之中&&卡迈勒，我很悲伤&&如果叙利亚内部不能达成真正、有效的和解，那么全世界也无法使叙利亚人民团结一心。我只求真主让叙利亚人民之间摈弃仇恨，让无辜的百姓免于战火，保全一个完整的叙利亚，不要成为下一个伊拉克或是利比亚&&
这一年，我大学毕业，进了新华社。一天，领导特意找到我，他酝酿了半天，终于开口：&叙利亚的记者岗位有空缺，需要一个学阿语的，你看&&你感不感兴趣？&
&我去。&那时，我工作还未满一年。我没有犹豫，也没想太多。
几个月后，2014年的9月30日，我来到了莱拉的故乡，大马士革。
我给莱拉和法里斯发去邮件，但都没有回信。
之后的两年多里，我从大马士革到阿勒颇，从霍姆斯到拉塔基亚，目睹历史古城巴尔米拉屹立千年的神庙化为废墟，听到了太多太多生离死别的人间悲剧。
杨臻 2016 年在叙利亚东部抗击&伊斯兰国&前线采访德鲁兹民兵
叙利亚危机爆发至今已经六年半，超过40万人在战争中丧生，另有半数以上人口流离失所。
他们不是冷冰冰的数字，而是无数个支离破碎的家庭，是无数个本该像我们一样有温度的人。战争总有一天会结束。即便硝烟散去，这段历史不该被淡忘，他们不该被遗忘。
我不能停下脚步，停止记录。因为我的心底总有一个声音：我害怕，配不上他们的苦难。
摄影 DEAN 王海森（王薇薇） 陈序（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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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种族主义和大鲨鱼奥尼尔
　　我知道“nigger（黑鬼）”的意思，我也知道这是个不好的单词。我刚加入火箭队的时候，我的队友认为他们听到我和翻译科林一直都在用这个词。中文有个单词的发音和它很像，但是意思却完全不一样。这个单词的普通话发音其实像“NAY-guh（那个）”，中文的意思是“那”或“那个”。科林甚至有次提醒我:“不要说这个单词。”但是这是我的习惯，就如同人们说英文时，因为边说边想而发出的“呃-呃-呃”一样。每个人如果听到科林或我在说这个单词的时候，都会停下来，尤其是如果我们说了不止一次的时候。他们并不明白我们在说什么，他们只是以为听懂了这个单词。有一次我正在打球，凯托听到了我和科林的谈话，他问科林，“你刚才是不是对姚说……”“不，不是的!”科林回答。
　　“那很好，”凯托回应道。“不过，如果你们黄种人这样说的话，还不算太坏，但如果是白人这样说，我会和他干一架。”
　　在加入火箭队以前，我感觉每个黑人球员看上去都一样。可能美国人也是这样看中国人的，认为我们都长得差不多。在CBA我只跟为数不多的黑人外援打过球，到美国参加夏令营那次，我真正说过话常在一起的黑人球员只有泰森·钱德勒。同长得不同、生活方式不同的人交流是很重要的。这样，你就可以发现，同种肤色的人们也并非一样的。也许，你会发现他们与你的差异不是那么大。我到巴黎参加耐克夏令营时，有个队友对我非常友好:我英语只会说一点点，但他几乎每天都跟我说话。在那儿最后一天，我对他说，“有一天也许你可以到中国来找我。”他说:“中国?我还以为你是日本人呢!”可能有人会对他的这种错觉感到恼怒，但我没有。他只是不知情。但误解就是这样，产生于没有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的人们之间。
　　在美国，对于种族和肤色的关注远比在中国要多得多。可能部分原因是我们中国人大都来自相同种族，所以我们从来没有被这个问题困扰。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很多人拥有不同的长相和肤色，我们还和其中一些打过仗。但是如果你聪明的话，就该知道不管在哪个国家以及属于哪种肤色，都有好人和坏人之分。我不会因为你和我是否相像而讨厌你或喜欢你。有时那些和你最相像的人也许是伤害你最深的人，我们的同胞也有过这方面的教训。
　　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在NBA的第一年里我被问到很多有关这个问题。通常美国亚裔记者提出这些问题的频率，要高于美国白人和黑人记者。这并不让人意外，但是我能够通过他们提问的方式感觉到他们希望我怎样回答，他们希望我的回答和他们想的一样。但那不是我的做法。
　　这都是因为在芝加哥的测试不久之后，有人问大鲨鱼奥尼尔对和我跟球一事怎么看。在选秀前的一次采访中，他说会用肘撞我的脸。在选秀之后的一次电视采访中，他怪模怪样地模仿中国口音。他说，“告诉姚明，Ching-chong-yang-wah-ah-soh。”
　　听说，世锦赛的前几个星期，在中国队和美国队打表演赛之前，美国国家队队员也被问到了很多有关我的话题。我知道多到让他们都感到厌烦。我能够理解，因为他们都是很优秀的NBA球员，正在准备争夺世锦赛冠军，而所有的问题却是关于对我这个他们不甚了解、从未打过NBA的中国球员的看法。国家队队员说他们也会对我非常粗野。有些人的理解是他们会用卑鄙的手段对我，但我认为不是这样。我当时还不够强壮，一些对手总能把我推开，用手挡住我。我想，最先这样做的是加拿大国家队的一个中锋理查德·安德森，他身高只有6英尺6英寸，体重只有260磅。我们和加拿大队打表演赛，他对我采取了粗野战术，效果比所有人想像的都好。
　　或许他们都想这样对我动粗，是对我的报复，因为他们总是被人逼着谈论我。如果美国球员试图威胁我，他们办不到———一个原因是奥克兰的球迷们。他们让我感觉是在主场作战。有些人将我的名字写在他们的胸前，还有许多中英文的标语写着赞美我的话。所有这些让我感觉很爽。
　　在比赛中，美国队的本·华莱士跳起来试图阻挡我的投篮，结果落在我身上。他摔在地板上，摔得比我重。
　　至于奥尼尔，我不知道他说的话是不是比别人的难听。也许他说的更糟一些，因为奥尼尔总是什么都喜欢比别人高出一筹———身材更高大、说话更大声、体格更强壮、更喜欢吓唬、更喜欢逗乐。选秀之后，到一月我跟奥尼尔打球之前的六个月，没有人对他的话作出评论。我想，他两次说那样的话，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他试图引人注意，或者试图逗乐。奥尼尔就是这样。
　　我并不在意这个问题，但是很多在美国的亚洲人不喜欢他用奇怪的发音模仿中文。他们认为他是种族歧视。当我说我相信他只是在开玩笑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不能开这样的玩笑。”我只能说，如果你在中国开这样的玩笑，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在美国，有许多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种族，因此他们会这样考虑种族问题，并且对此谈论很多。
　　另外，其实真正对奥尼尔不满意的是那些在美国出生的华人。可能美国人看不出美籍华人和在中国国内出生的华人是有什么差别。在跟湖人队比赛后的一个采访中，一位亚裔记者用中文问我，是否在意奥尼尔的说法，我不能确定他来自哪儿，但是根据他的问题，我猜想他是在美国出生的华人。我说我希望奥尼尔是在开玩笑，如果是开玩笑，那就只是个玩笑。
我努力想说明不管我们外貌如何或来自哪个国家，大家都是在一起的。因此，记者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用中文告诉科林，“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科林翻译成我们都生活在这个“世界”。
　　我听懂了他说的话，我告诉他说，“不，不要说世界，世界太大，说‘地球’，地球更小。”
　　据我所知，种族歧视在中国不是个问题。首先，像我前面提到的，基本上所有的中国人都来自同一个种族。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但是都是很小的民族。绝大部分人都是汉人，占中国总人口的93%。（我和王治郅都是汉族，巴特尔是蒙古族。）少数民族占的比例很小。一些少数民族的人数大概在一两万左右，和中国十几亿的人口相比，实在是个小数目，而且很多少数民族都居住在边远西部地区。我们在学校知道，很久以前种族歧视确实存在，但是在1949年全中国解放后就结束了。政府会给予少数民族优待，比如政府拨款资助、可以生一个以上的孩子，并且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占的席位比例超过其人口比重。
　　对西藏的情况，美国人比中国人谈得多。大多数中国人认为，西藏长期以来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一个中国领导人同意西藏独立，我打赌多数中国人都会把他看作千古罪人。对中国人来说，让西藏分离出去，就好比将魁北克从加拿大分离出去。
　　所有了解历史的中国官员都不会让西藏独立。在清朝末期，当时的封建官员割让了很多土地给俄罗斯，现在这些地方仍在俄罗斯手中。在割地条约上签字的封建官员至今仍被人唾骂。关于那段历史时期的很多事情，我并不完全了解，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个习惯的做法，那就是军阀会通过割地使自己变得更强大，然后再将土地夺回来，可能他们当时是这样想的。
　　我没有读到或听到过对此的解释。我只知道他们永远被看作罪人。
　　我认为基因是决定你成为什么样的运动员的一个因素，我也认为在中国只有少数人的身体条件适合打篮球。我们有13亿人口，你能找到足够的人来组成一支优秀的队伍并且配备优秀的教练，但是我不相信会有很多国人会突然一下能够跳得很高、手臂变得很长、手掌变得很大或者能移动得很快。这些都不是能学来的，而是与生俱来的。我相信这不会改变。
　　在某些方面，国内同胞和美国出生的华人之间的问题比中国汉人和少数民族之间的问题更大。中国人把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叫作ABC，或者叫香蕉人，外面是黄的，可是里面却是白的。白的意思是指美国人，尽管他们知道美国人有很多不同肤色。当我和ABC交谈的时候，他们的中文总是夹杂着英文。我想，他们不清楚自己是谁或更想成为什么人———美国人还是中国人。我有时候认为，他们为我来到NBA欢呼不仅仅是因为我是中国人，更因为他们希望我能超过那些美国球员。好像是因为其他美国人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希望我教训那些美国球员。这样可以让他们感觉很好，就好像某种报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当ABC们希望我对奥尼尔说过的话进行反击时，我觉得很为难。虽然我对奥尼尔的言行不高兴，但更不高兴的是被人期望我不要去喜欢奥尼尔。我知道ABC们觉得很失望，但我是中国人，不是ABC。
　　我只是觉得中国人们无须对这种笑话这么敏感。不要因为我们有相同的肤色，就要求我一同憎恨某个人。我不喜欢被强迫做一些事情，他们却想逼我说奥尼尔做错了，因为他们这么认为。我操心的是我自己的事情，篮球是第一位的。我会在球场上尽我所能。如果有人在球场上打败了我，我不会在赛后抱怨，或者说他们的坏话。如果我赢了，也是一样，我不会吹嘘自己有多棒，也不会肆意贬低对手。球员或球队之间的竞争，应该是争当更好的球队或球员，而不是对谁的评论和观点争论不休。因此，我认为大家不该对奥尼尔在场外说的话那么在意。那不应该是我想打败奥尼尔的原因，而有些人却想将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这方面。
　　同时，我觉得人们需要了解，对哪些事情应该认真，而对哪些事情不必在意。我现在对自己说的话非常小心。有时候，你会过于关注别人是否小瞧了你自己，或者太过在意对你的议论。那等于是无中生有，平地起风自己给自己制造麻烦。奥尼尔是因为他瞧不起我才说那番话的吗?我想不是这样。可能观众并没有像他期望的那样开怀大笑。每个人都会犯错，如果你只是在找错误，你总会找到很多。
　　可能我会改变，可能我会变得更美国化，可能有一天我会对类似奥尼尔做的事情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现在不这么想。我能告诉大家的是，还没有人因为我是中国人而说我的坏话，并不是因为我半边耳聋没听见。
　　我在NBA的第一年中有段时间，那儿的人努力做出一些似乎有中国味道的言行。在几场比赛中，他们会举行舞龙或武术表演，或者分发他们认为具有中国风味的礼品。当他们在迈阿密发幸运饼干的时候，我就告诉那些球员幸运饼干不是来源于中国。NBA还让我在一个宣传片中打太极拳，事实上，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打太极拳。
　　凡事都是这样的，分外在和内在两面。每个人都会研究外在的，但并不了解内在的。中国的舞者从外表来看他们只是娱乐，但是他们的每个表演都包含着一层内在意义，可能表达对神灵的感谢，或者庆祝结婚或者是祭祀亡灵，你能从心灵上感受这些舞蹈。我在美国看到的舞蹈表演完全没有这些涵义，他们只是外表看上去像是中国的。
这就是我对奥尼尔说过的话的感觉，听起来有点像中文，但是没有任何意义。对我没有任何触动。而且，可能对一些人来说，奥尼尔的言谈不太中听，举止不雅。但是从内在的方面想，我不认为他是出于恶意。
　　当然，亚洲人之间互相的感觉也不全是好的。有些中国人由于日本在侵略中国时的所作所为，不喜欢日本人。很多中国人不喜欢我在丰田中心球馆（Toyota
Center）这个以日本汽&
车公司命名的场地上打球。人们甚至在发现我开日本车后说我的坏话。顺便告诉你，我试过很多不同的汽车和SUV，有美国、英国和德国的。我买的第一辆车是丰田SUV，车里面是最宽敞、最舒适的。出于这个原因我才买的。
　　我第一次见到奥尼尔是在洛杉矶，我们跟湖人队打完比赛之后。他因为脚动手术而没有参加比赛，但是我们在赛后交谈了约一分钟。就是我让查尔斯·巴克利丢颜面的那场比赛，因为他打赌我整个赛季单场比赛都拿不到19分。但是我知道如果奥尼尔参加比赛的话结果会不一样。
　　“很高兴见到你，你的脚怎么样了?”我对奥尼尔说，心里在想，“我希望你总是受伤，这样我就不用和你对抗了。”“你打得很好，”他说。
　　“谢谢你，”我回答。这就是我们的谈话，很愉快也很简短。在我送给他的圣诞卡上，我写道，“感谢你的鼓励。你是我的唯一景仰的人———我的目标是:和奥尼尔一样棒!”我把卡片发到他在佛罗里达州的家。他的继父连夜开车来看他跟我的第一场比赛，将卡片带在身上。他在我们比赛前的热身时段来到球场，我们投篮时，他直接过来问是不是我寄的这张卡片。我用英文和中文签了名字，但是我猜他还是不相信。章明基告诉我送圣诞卡在美国是一件非常温馨的事情，因此我这样做了。当奥尼尔的父亲发现那张卡真的是我送出的时候，他说会把这张卡片用相框框起来。如果我收到奥尼尔的卡片，可能我也会这样做。
　　在我们和湖人队第一次交战前，湖人队教练菲尔·杰克逊告诉记者我邀请了奥尼尔去我家吃饭。我想他这样做是为了告诉大家，我并没有生奥尼尔的气或者我不认为他是个种族歧视者。杰克逊可能认为如果大家知道的话，会对奥尼尔有帮助。策略也许是对的，却不完全属实。
　　杰克逊让我想起了中国古代一个军事家，名字叫司马懿。他跟诸葛亮是同一时代，只是他没有诸葛亮那么杰出、那么有智慧。他无法打败诸葛亮，直到诸葛亮年迈。在中国，很多人不喜欢司马懿，他们都偏爱诸葛亮。司马懿阻止了诸葛亮，因此很多人很讨厌他。杰克逊让我想起了司马懿，倒不是说他们俩有多相像，而是尽管他赢得了那么多的总冠军，可是人们还是不喜欢他。而且他对比赛的指挥不是进攻型的，看上去好像他在那里等待所有的人，然后突然一跃到顶峰。他不会攻击你，他等你先出招再反击。司马懿就是这样，他知道自己打不过诸葛亮，于是他就关上城门等待。不管诸葛亮做什么，他都不会回应。诸葛亮年老病倒后，司马懿就开始反攻。当他扫清了诸葛亮这个障碍后，就没有人可以阻止他了。
　　只是他说的不是事实。奥尼尔和我从来没有谈过这个，倒是一个为奥尼尔工作的人打电话给“姚之队”中的一个人，说奥尼尔希望在比赛前和我共进晚餐。我想，他在试图表明自己所说的话没有任何恶意。当记者问我的时候，我说我很愿意和奥尼尔共进晚餐，而且他可以来我家，我妈妈会为他准备饭菜。对奥尼尔和我来说，任何时候去餐馆吃饭都十分困难，尤其是在第一场大赛之前。而且我可能让他吃一些非常中国的东西，比如说蛇。但是我并没有这样说:“奥尼尔，来我家吃饭吧。”这与发生的事实有出入。
　　在经历了这么多谈论后，我们始终没有一起进餐。一个奥尼尔手下的人打电话说，奥尼尔有个女儿和她的母亲一起住在休斯顿，他希望去看女儿。他没有说不来，只是我们一直都没有计划好。“好，没问题，”我说。如果奥尼尔想一起吃饭，我很愿意。如果我们没有一起吃饭，也不要紧。
　　在比赛前我们的最后一次训练中，鲁迪和我讨论如何对抗奥尼尔。他站在罚球区的中间，说:“如果你让他进到这里，他会扣你的篮。”知道这点很好，但如果告诉我如何阻挡他进入罚球圈的话，那会更好。现在我知道奥尼尔是阻挡不住的，只可能尽力让他减缓速度。
　　训练完后，大概有100多位记者等着我们。我没有数，但是记者的数目太多，以至于科林要站在离我10英尺外的一个梯子上为我翻译，这样每个人都能听见我说了什么。有些人认为我并不需要科林，我的英语程度已经能够马上听懂所有的问题，我只是利用科林让我有更多的时间考虑答案。这不是事实，我可能听懂大概20%的问题，最后我听懂的会多一点，因为有些问题我已经听过。可能人们认为我需要多余的时间来想出幽默的答案，但是这点是从我爸爸那学来的。问他一个问题，尤其是严肃的问题，他总会先讲个笑话。关于奥尼尔和他的肘的问题，我想我爸爸的答案会和我一样，我说我希望他的肘够肥，这样我就不会觉得太疼。
　　在面对了那么多记者后，我想放松一下，于是在我们走到停车场时，我对科林说，“给我钥匙。”第一次到美国我就学过车。在新人年之前的那个夏天，我随国家队到了丹佛市为备战世锦赛训练时，我又学过一段。加入火箭队几个月后，我又开始练车，想拿到驾驶证。
起先，我会在晚上开车在我家附近兜圈，街面很宽，没有停泊和来往的车辆。随后我开始在火箭队训练基地的停车场兜圈。我们要等“姚之队”的比尔·桑德斯，和他一起去同中国联通公司的人商谈拍广告的事情。在等他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开车兜圈，一个人的感觉真好，尽管只有几分钟。霍金斯正准备回家，但是他按下窗户，说，“我要报告警察，一个身高7尺10的男人在外到处游荡。”
　　有几个记者站在停车场看着我。当我经过他们的时候，我双手放开方向盘，朝着他们大笑。然后我停了车，一位来自北京的报社女记者，从车窗外往里看看我，用普通话说，“你不会开车，你只是在转圈。”“噢?是吗?”我回答，“上来，我让你看看。”
　　我不确定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她上了车，关上门，我倒车。我并没有倒得很快，而且倒车我也试过很多次。但是这一次我倒得过了，撞上了停在我车后的另一辆SUV。我甚至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还在继续倒，直到听见科林大叫要我停下来。
　　他让我把车开回到停车位，然后下车。我的车左挡泥板被撞凹了。那辆车的左挡泥板也被撞凹了，科林跑进去查看是谁的车被撞了，并且保证我们会补偿损失。我有点紧张，因为我当时没有驾照也没有保险，而且我不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如果你在中国撞车，而且没有驾照或保险，你就闯大祸了，除非你很富有能用钱让自己摆脱麻烦。可是我兴奋的感觉甚至超过了担心，因为我从来没有撞过车，从来没有，这可是新鲜事!科林也很担心，因为，首先科林他就是这样的人;第二，他担心姚之队会因为这件事情找他的麻烦。所以我马上打电话给章明基说明发生的事情不是科林的错，然后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情。比尔·桑德斯到了，他看到撞坏的车，笑着说，“欢迎来到美国!”我们一起上了我的车，科林提出他来开车，我当然没什么意见。你们看看到赛季的这个时候我有多疲劳:刚经历了那么兴奋的事，一上高速公路我就毫不费力地睡着了。在比赛前一周，有报道说我在全明星选举的票数超过了奥尼尔，这确实给我添加了很多压力。首先，我知道奥尼尔是联盟中最好的中锋。第二，这又给了他一个理由生气，让他跟我对阵时更加粗野。尽管有这些事情，我还是不知道随着比赛的接近，谁更紧张，是我还是我周围的人。我爸爸很紧张，比尔·达菲很紧张，而我的妈妈更是非常紧张。我能感觉到火箭队上下都非常紧张。我也很害怕，因为这两周以来我的表现不是很好。六天前我们跟掘金队进行了比赛，与他们的大前锋奈尼对阵时，我的左膝盖扭伤了。奈尼和我一样是新人，他块头很大，也很强壮，但也只有奥尼尔的一半，而且掘金队也不如湖人队。我妈妈很担心我，她不希望我在跟奥尼尔对决的时候受更多的伤。我爸爸不担心哪个队伍能够赢得比赛，他也只是担心我。
　　比尔·达菲给了我一盘弗拉迪·迪瓦茨的DVD来帮助我，弗拉迪在圣诞节的一场比赛中很成功地压制了奥尼尔，国王队赢得了比赛。达菲认为如果我看了这个可以学到一些东西或许不那么紧张了，因为知道了奥尼尔是能够被打倒的。但是我不想看。我知道弗拉迪的想法。
　　他来自前南斯拉夫，风格像欧洲中锋。我跟在CBA中许多像他这样打法的人交过手。他做很多假动作，同样的动作从不做第二次，让你感到出其不意。我喜欢跟弗拉迪对抗，我和他打的时候总能打得很好。因为在国内很多人打篮球的方式和他一样，我已经习惯了。别误会，我不是说他打得很差，他可要比国内的那些球员个子大，技术也更强。我只是觉得对我来说，跟这样的人打球感觉很舒服。奥尼尔这样的人无论在中国或是世界范围内都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跟他打球不会感觉舒服。我妈妈有个特点:对任何事总是一抓到底。因此在比赛前的那天晚上，我在家里的工作室打游戏，我妈妈拿着达菲送来的DVD走了进来。“你想看这个吗?”她问。
“放在桌上吧，”我说，“我会看的。”但是在打完游戏之后，我很累，马上就睡了。
　　第二天早上，妈妈问我，“你看了吗?”我说，“没有，我忘记了。”
　　她说，“为什么没有?为什么不看?”
　　“我现在要去热身。我会在中午吃完饭后看的。”在我回家吃完饭后，她说，“你现在想看吗?”
　　“现在先别急，我要睡个午觉，”我说，“我会在醒来后再看。”在我醒来后，她说，“你必须看。”
　　于是我把DVD放进去，看了大概5分钟，一直在快进。然后我说:“好了，我准备好了，走吧。”
　　你知道我不想看这个的另外一个原因吗?因为我想让自己感觉平静。我认为这最重要。我告诉自己，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场比赛只不过48分钟。他可以挤垮我，他可以打倒我，他可以做任何事情，但是只是在那48分钟内。我要做的就是尽我所能来阻止他，并且如果可能的话把他推开。但是比赛结束，他得了31分，我知道了他有多强大。所以，在我们的下一场比赛中他得了更多分。我知道了自己还不够壮，还不能推开他。
　　莫里斯·泰勒（火箭队队员）:第一场对奥尼尔的比赛开始阶段简直难以置信。姚明截住了奥尼尔，我们一个队员从后面盖了他的帽，然后姚明得了分。奥尼尔试图挽回，但这次姚明又盖了他的帽，又得了分。随后他盖了一次，然后又一次。我们都没有想到。尽管只持续了几分钟，但是却让你看到了将来。自从哈基姆在巅峰期以来，还没有人这样对过奥尼尔。奥尼尔不断地卷土重来并且最终主宰了比赛。但是姚明从不退让，他从不向我们寻求帮助。他在比赛最开始的几分钟给奥尼尔的，奥尼尔都在后面的40分钟内奉还给他，他咬牙接受了。我觉得他这一点跟比赛的精彩开头一样都得到了大家的尊敬。当然，教练会说，“不用担心，你的队友会帮你。”但是有时候你得告诉自己，没人能帮你。就像在第一场比赛，我没有得分，抢了两个篮板球还有两个失误，我告诉我自己，“没人能帮你，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在比赛开始之前，奥尼尔向我走来，在我耳边说了几句话。他告诉人们他一直在学怎么用中文说“对不起”。最开始他学的是用广东话，听起来像“Toy
in-chee”。我不会说广东话。肯定有人告诉了他这一点，他就开始学用普通话说，听起来像“Dwee
bu-chee”。但是在比赛前他没有对我说这个。
　　他说:“我爱你，我们是朋友。”很温馨，我都想提醒他:你刚刚才结婚呢。但是我没这么说，因为我不确定他是否能领会我的玩笑。我说，“谢谢。”
　　刚开始的时候我打得很好，但是仅仅只有几分钟。然后我很快就觉得疲倦，如果我以前不知道的话，现在我知道了，奥尼尔是独一无二的。我知道我唯一的得分方式是快速奔跑并且在球场另一边击败他，在他准备好之前来到篮下。但是把他拦在篮外都是十分困难的。奥尼尔靠向你的时候，努力使自己不跌倒已经是非常累的活。可我只能在一小段时间做到对抗他，然后跑到球场另一端，我在选择是得分还是阻止他的时候，我选择了阻止他。
　　我比奥尼尔要高，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块头要大，也许因为他的体重要重很多。在奥尼尔的手中，篮球就像乒乓球一样。调察报告说他只有325磅，大概比我重30磅。但是在和他对抗后，我知道他的重量绝对超过这个数字。在我第一次休息的时候，我来到板凳区，我告诉朱阿奎因·霍金斯和波斯简（绰号Boki），“他有350磅。”
　　“那没问题，继续保持攻击力，”霍金斯说，“让他防守你。”我想他们可能没听清我，“他有350磅。”我又说了一遍。
　　与湖人队的比赛中，我仍旧试图投篮，但次数不多。当我开始连最擅长的跳投都不准的时候，人们认为我太累了。我的腿力量已经不够，无法将球投入篮筐，我的投篮一直击中篮圈前沿。我马上就感到很累，但是我命中率降低的最大原因，是我在比赛开始时就将投篮这只手的食指弄伤了。我为了抢一个篮板球，食指撞到了玻璃上。在那之后，我就没办法投篮了。那个手指没有力量。我在受伤之后的第一个跳投是三不沾，连篮筐都没碰到。我努力使劲地投，但是球都很难碰到篮圈。如果你仔细看比赛的话，你会发现我开始更多的用左手投篮。
　　在比赛的前一天我们练习了一个战术，这个战术我们过去并不常用，鲁迪教练为奥拉朱旺使用过很多次，它适用于能够从15到18英尺外跳投的中锋。奥尼尔不喜欢离篮筐那么远，因此我们想这样可以让我更方便地投篮。但是我们只运用了一次这个战术，因为我没有经常跳投，而斯蒂夫做了所有的事情。每个人都在谈论我和奥尼尔，但是真正决定比赛的是斯蒂夫和科比之间的竞争，而斯蒂夫赢了。我得了10分，抢了10个篮板，6个盖帽。其中有6分和3个盖帽都是在开场的前三分钟，8分是在第一节得的。奥尼尔得了31分，抢了16个篮板。我在开始的时候打败了他，但是一场比赛有48分钟，加上加时赛有52分钟，他在比赛的其它时间表现比我好。我只在加时赛的最后几分钟才得分，当奥尼尔去阻挡斯蒂夫的时候，他将球给了我让我扣篮。感觉上我已经很长很长时间没有得分了。我们赢了，108对104。我做的刚刚够让人们在比赛后不会对我批评。斯蒂夫得了44分，但是人们对他的关注和谈论太少。我直到比赛结束后才知道他打得有多棒。我知道他投了很多篮，但是我没想到会超过30分。我忙于对抗奥尼尔。
　　比赛后在更衣室，鲁迪说，“这是一场伟大的比赛。我为你们感到高兴，我为你们感到骄傲。”然后我们大家在一起高呼，“1-2-3，火箭队!”我坐在板凳上，看着所有的人去淋浴室，我看着训练员将汗衫拿走。我就坐着，努力调整我的呼吸。
　　你看过一部叫《黑鹰坠落》的电影吗?影片最后，士兵们跑得太累了，他们看到了大门，回头看到很多人在背后追赶他们，他们穿过大门坐了下来，不能动了。他们到处张望，想移动一下，但是他们动不了。我就是这个感觉。
　　姚之队比赛过后来看我，我告诉他们奥尼尔是个“肉墙”。他们在比赛后一起去吃饭，我没有去。我回了家，玩了会儿游戏，就上床睡觉。记得上一次我感觉这么累，还是我第一次参加八一队跟上海大鲨鱼队比赛的时候，我们输了40分，整整40分。我记得那一天是日。
　　通常在比赛后我喜欢谈论关于比赛的事情，我想想发生的事情和怎么做可能会使结果不一样，就觉得非常有趣。谈话是一种放松的方式。可在第一次跟奥尼尔对抗后，我没办法呼吸，我不想思考任何事情。当我躺在床上后，我却不能停止思考。比赛太让人兴奋了。而且我也知道了奥尼尔有多么强大。我一直在回想着比赛，游戏都不能让我疲倦下来。
　　第二天火箭队休息。但是我没有，我要参加一个采访，每周六上午我要为休斯顿普通话广播电台做访问。然后我还要为一个杂志封面拍照，还要替中国联通拍广告。我到现在还难以相信拍摄30秒钟的广告要花那么长的时间。我们两点开始，计划十点拍完。拍摄的间隙，我看完了一部关于秦始皇的电影《荆轲刺秦王》。
　　他们给了我很多种不同的食物:鸡翅、烤肋骨、三明治、水、软饮料、甜甜圈、饼干和土豆条。这些都很好，因为我整个赛季都无法保持体重，对付奥尼尔我掉了不少肉。除了妈妈做的东西外，我喜欢吃的东西不多，因此我吃了很多鸡翅。在加州有些地方的中国食物和我以前吃的比较相似，基本上没什么区别。在这儿很难做出味道跟在家乡一样的中餐，就算对我妈妈来说也一样。如果酱油或牛肉或猪肉或鸡肉的味道上有一点点区别，味道就会改变。
在中国，人们会做一些这里的人永远都不能吃的东西，比如老鼠、鸟和蛇。有些人认为，四条腿的，除了桌椅，其它都能吃。他们基本上能吃所有他们能抓住的能走能飞的动物，猫、老鼠、蝎子，任何你能想到的东西，他们可能都会吃。当然，和所有事物一样，这些陋习也都在变化。今天，在中国的各个地方，你都能见到比萨饼。11点钟，拍摄还未结束。又熬到了午夜。在凌晨1点之前我们终于结束了，为拍一个30秒广告共花了九个半小时。这是我从不愿意拍电影的一个原因，如果要花这么长的时间，肯定说明我对此不是很擅长。
　　那个夏天，我给中国联通又拍了一个广告。我把一个小孩举起来投篮。孩子很沉，第一次举起的时候，他的鼻子碰在篮圈上，然后他就哭开了。导演叫他小胖子，他不是因为这哭的。在小孩停止哭啼之前，我们毫无办法。耽误了一些时间。
　　一个月后，我们又和湖人队比试了一场，但是奥尼尔的脚趾受伤，他没有参加比赛。我是在上了队车前往斯台普斯球馆时听说的。我的感觉是舒了一口气。我得了24分，抢了14个篮板。但是我们在两个加时中输了比赛，而且我被罚下了。那场比赛我记得两件事:马克·麦德森让我第六次犯规离开了比赛，科比·布赖恩特对着我做了他这个赛季最好的灌篮。或者说最坏的，如果你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们之间没有碰撞。他沿着左边线上篮，我跳起来封盖他的灌篮，我们的身体没有接触，这是很不寻常的。我的手指碰到了球，只碰到了一点点。
　　这是一个非常干净漂亮的灌篮，就在我的面前发生。
　　在比赛结束后，一个ABC记者问我对这个灌篮的感受，他提问的时候脸上挂着微笑。我知道提问是他的工作，但让别人对着你那样灌篮是件很羞辱的事情，那时我对麦德森还一肚子恼火。我希望我永远不要装出兴高彩烈的样子问别人这种问题，也不希望球员这样回答。在中国，从来没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当然在国内也没人对着我这样灌篮。
　　我们在洛杉矶第二次碰到湖人队时，从观众席上传来对我的嘘声超过了第一次。有人告诉我，有个家伙甚至去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中文系，学习用中文大吼“姚明，回家!”还有“姚明，投不中!”据说他坐在底线附近，大概离球场30尺的地方，但是我没有听到他的声音。我对于他能够为了对自己没什么好处的事情，而花了那么大的精力表示遗憾。
　　我不会计较这些。如果他们看到我很高兴的话，那我的感觉会更不好，因为这表示他们一点都不担心我会打败他们的球队。我在美国的第一场比赛中，与美国国家队在奥克兰举行的表演赛，也有人对着我喊。我听到很多小孩子叫道，“姚明，回家!”不过他们用英文说的，不是中文。
　　“你们买票来看我比赛，”我对他们说，“如果我回家了，你们看什么?”
　　我再次跟奥尼尔交锋的时候已经是三月下旬了，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同第一次相比，我们赢的场次比输的场次多了7场，火箭队每个人都认为我们能够进季后赛。如果我们赢了，我们赢的场次就多了8场。但那是我们整个赛季最好的纪录了。
　　在三月早期，我们是30比30。到了三月下旬，我们的教练鲁迪生病了，因为膀胱癌住院。我们看着打入季后赛的机会在溜走。尽管我觉得自己还是一样努力，球队还是以我为中心，但我很难再保持高命中率。这一次，我们93比96输给了湖人队，而我投了13次篮只得了6分，加上10个篮板。奥尼尔得了39分，其中18分是在第四节，加上5个篮板。格伦·莱斯最后一秒钟的投篮未进，要不然可以打平。但是湖人队看起来就是一个准备进入季后赛的球队，而我们看起来是准备回家的球队。
　　再次面对奥尼尔，我感觉比第一次更累。只要看看他，就知道该做的还很多。第一次我不知道他有多强。有时候，你不知道反倒更好。第二次我们交锋，我知道了。我这样想，对抗奥尼尔使其它场次的比赛显得简单。这就好比吃甜品一样，先吃点你不喜欢的食物，那么甜品感觉会更好吃。
第八章 就是疲惫就是累
　　全明星赛首发阵容的投票，几乎是在比赛开始前的两个星期结束的。我不由得有些担心。投票是在我逐渐打得好起来的时候开始的，但我想:“如果我被选上，到全明星赛比赛期间又打不好了该怎么办?”我感到除了国内球迷对我的那些梦想期盼之外，现在美国的每个人也希望我能打出某种水平来。被选上是一种荣誉，它代表着有许多球迷非常喜欢我。但也意味着在球场上不能犯错误的压力也更大了。初到NBA时，并不是所有人对我都寄予厚望。至少我不认为他们是这样的。我在NBA的第一年里，当然没有人谈到我会成为一个全明星。既然现在大家都说我是投票选出的全明星队员，我觉得不管什么时候，如果我打得名不符实，就会让他们失望。
　　有一阵子，我的担心好像变成了现实。和大鲨鱼奥尼尔比赛对我打击很大，而被湖人打败也影响了火箭队的信心。接下来的两星期，我打得真是糟糕透了。我们接连输了四场比赛。而我也打了几乎是整个赛季最糟糕的连续两场比赛，一场是对达拉斯小牛队，另一场是主场对底特律的比赛。这两场比赛打得如此之糟让我很意外。我首次和达拉斯小牛队交锋时打得不错，这让我希望能在再次比赛时表现出色。现在回想起来，我自以为比赛会很容易，没有足够卖力地打。还有，小牛队中锋里夫·拉弗伦茨第一次比赛受伤了。而第二场他上场并打得非常好，而我却几乎是让自己停了下来。那是第一次鲁迪没有让我上场很久，只打了22分钟，而我当时还没有犯规问题。我下场时得了6分，5个篮板，5个失误，最后我们输了，比分是107-86。
　　那场比赛已经够臭了，可三个晚上后，对本·华莱士的活塞队的比赛更糟，23分钟我只得了4分和6个篮板。有时候统计数字并不显示你打得有多臭。这些统计很糟糕，但我的表现更臭。原因就是华莱士，他曾两次获得NBA年度防守球员的称号。
　　在奥克兰的表演赛，以及后来的世界锦标赛中，我代表中国队对抗他时，都打得挺好，但那时的本·华莱士表现完全不同。我的意思是说当我看到他随美国国家队一起比赛时，状态完全不一样。并不只是因为球衣。他的一切都让我吃惊———他的脸、身体、头发、盖帽等等。他在活塞队比在世界锦标赛中强悍得多，把我吓得都忘了该怎么打篮球了。
　　斯蒂夫·弗朗西斯（火箭队队员）:对湖人队的比赛结束后，我看到姚明被疲惫困扰着。
　　他开始觉得累了，一直很疲劳。情况如此糟糕，连我都替他觉得累。我觉得是他在场外做的那些事情让他如此消耗体力的。我跟我们的媒体关系总监内尔森·路说:“我们能不能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先缓一缓?”但是不行，那时我们的上座率不好，而他们要为火箭队考虑，引起所有那些媒体关注能够带来门票收入。对湖人的比赛一周后，姚的状态就一路下滑。
　　在为全明星赛而安排的联赛休赛期前，许多人试着帮助我，鲁迪就是其中一个。在他的时代，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球员———火箭队让他的45号球衣退了休。他跟我说，每一个努力打82场比赛的人都会疲劳，特别是新人。他告诉我他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想那些让他觉得安宁的地方。所以我就想着童年的上海，想以前认识的人，想我的生命中没有出现大鲨鱼奥尼尔的美好时光。我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有效，反正那以后我开始打得好些了，因此一定有益无害。至少我投篮更好了。在5场比赛中，我的命中率最少有50%或者更多。那时也是我们的球队的不成熟开始暴露的时候。我们打了赛季中最好的两场比赛，主场打败了明尼苏达和沙加缅度。然而我们输了另3场比赛，先是在主场输给达拉斯，然后是客场输给明尼苏达和克里夫兰。斯蒂夫和我在对克里夫兰的比赛中，看上去一点都不像全明星，直到比赛接近尾声。
　　当时我们落后一分，有机会在最后几秒赢得比赛，当斯蒂夫试图传球给我时，骑士队抢走了球。不过我倒是没时间去想这些，因为接下来就是我的第一个全明星赛周末。被球迷选为全明星是一个巨大的荣誉，因此，使球迷在比赛和周末中得到乐趣也是我们的工作。全明星赛周末可能意味着聚会、音乐和娱乐。但对球员来说却不同，那意味着照顾朋友和家庭，面谈、会议、社交和练习。对球迷而言这些全是娱乐，对我们则是一点娱乐加上许多的工作。假如你是一名球员并想去参加聚会，那意味着你不能睡觉了。而我真的需要休息。
　　我遇到了许多名人，但是对我来说周末最好的消遣是独自呆在自己的房间里看电视，或是打游戏机，很安静。我希望周末最好能休息，然而第一年就当了全明星，意味着今后每一年我都得努力成为全明星。
　　周末并不都与篮球有关，还有许多商务活动。实际上我从周四在奥兰多拍佳得乐的广告时就开始操心商业上的事了。就是说我必须在星期四深夜赶到亚特兰大，第二天一早就起来参加一个商人谈论互联网商务的科技峰会。我喜欢一切有关技术的新东西———手机、电脑，但是我也很爱睡觉。当我走进会场的时候，那些商界人士注意到我，但他们立即继续谈他们的生意。
　　我不大在乎自己穿什么，看一下我的衣橱就知道了。我大概有9到10条日常的裤子，其中有一条棕色灯心绒的裤子，是我穿得最多的。上面被我弄了一个洞，我很沮丧，但依然会穿它。运动服、篮球鞋或休闲鞋、T恤衫和短裤，是我的风格。但服装是全明星周末的重要内容。姚之队相信我至少会在新人挑战赛上打球———这是新人和第二年球员之间的比赛，所以姚之队想法找到我能穿的衣服。可是哪件都不合适。在赛季初，亚特兰大的一家叫佛来门的鞋店给我寄来了三大盒鞋，他们有大尺码的鞋。许多NBA球员都在那里买鞋。但是由于我的足弓很高，他们寄来的鞋尺寸都不对。姚之队让洛杉矶的一个公司给我定制了几件西装，但我妈不喜欢，因此我们全退了回去，只留下一套深灰色的。然后他们请休斯顿的一个鞋商从巴西定制了一双鞋来配那套西装，不料却卡在洛杉矶海关取不出来。我打算穿那套西装去峰会试一下效果，但我只有穿在国内买的道克·马丁牌鞋，跟灰西装不配。不过倒跟从中国带来的灯心绒西装挺配的，于是我就穿了它。那套西装对我来说就像老朋友。流行时装对我不重要，但我知道它对姚之队的商业利益很重要。
我是这么想的，假如每个人都穿着讲究，那我也应该如此。我不认为因为自己是中国人或者身高特殊就该特殊。
　　走进峰会时我意外地遇到了NBA主席大卫·斯特恩。我在选秀时他没能到场。这是自2000年奥运会以来我第一次见到他。因为我在找洗手间，他跟我打招呼时我没有跟他多聊。他也没有太多时间，我没见过有谁像他那样，每天做那么多事的。他真是无处不在。
　　大卫·斯特恩（NBA联盟主席）:我们真没多少时间可以交谈，无论是在奥林匹克还是亚特兰大的全明星赛上。我们后来在第一个赛季中，在纽约共进午餐，我发现许多人已经认识到:姚是个很好的伙伴。甚至在亚特兰大我已经感觉到，他很喜爱这里并希望能尽最大努力打好球。既然他开始说英语，我们便开始了解他那有趣的幽默感以及作为一个如此出名的年轻人所具有的非常好的见解。拥有国际球员对我们的球迷来说是很有意思的事，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该球员了解其他国家的人民。现在有一种启蒙行动正在进行中。比如金州勇士队的萨如那斯·马修里奥帮助我们理解俄罗斯人和立陶宛人的区别。我们也了解到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谈不拢，南斯拉夫国家队解散了等等。真实的历史课一直持续着，有什么可以比有人从全世界人口最多、但我们又几乎一无所知的国度来到我们这里更具有历史性呢?于是你们便有了这位微笑的温和的运动员，因为有一支球队在选秀中将他作为首选，他被明确地定义为世界级球员。他就在这里，他个头巨大，会投篮，也很有天分。这很能引起球迷的兴趣。
　　峰会后我赶去全明星的媒体专场。整个赛季记者们都追着我，我第一次跟大鲨鱼奥尼尔过招时，有许多记者在场。但这一次，记者比我看到的任何时候都多。科林很幸运，他不用面对他们。现在回忆起来，在全明星周末，科林休息的时间比我多。为了节约时间，他们请了一个联合国的翻译来跟我工作。斯蒂夫坐在我旁边的桌子，但是记者太多，我看不见他。他们告诉我，仅从中国就来了30个记者。大多数的问题，那个赛季我已经听过很多遍了，但是由于我在同一个新翻译合作，我必须回答所有的问题，他才知道说什么。
　　而跟科林一起工作时，我就只需要看他一眼或者只是说，“你知道答案”，他就会替我回答。当一个记者问我，在全明星周末最期待的是什么，我说，“离开这个房间”，我说的时候面带笑容。
　　周六全明星训练开始前，NBA让我参加一个为当地学校的孩子安排的“阅读与提高”的活动。我很高兴去参加，但是我猜孩子们朗读英文比我好得多。LLCoolJ和其他的几个饶舌歌星也在那儿，我一个都不认识。我不听饶舌歌，对我来说太吵了，而且听上去不像音乐，我也听不懂歌词。我喜欢听亚洲女歌星的歌，因为我明白歌词，她们的声音也让我很平静。我这样说希望我的女朋友不会找我麻烦。
　　离开朗读活动我去参加全明星的练习。其实，“练习”可能不是个合适的词。我们说说笑笑，投了一些篮。大鲨鱼奥尼尔和我比鞋的尺码，他的比我大3英寸。我没亲眼看见，但是后来听说大鲨鱼奥尼尔在去更衣室的路上遇到我的父母，他非常友好，跟他们一起拍照，拥抱我爸妈，还吻了我妈。在中国，陌生人初次见面是不会亲吻的，也许到了这个地步，大鲨鱼奥尼尔对我们来说已经不算陌生人了吧。
　　我去科技峰会时，我妈去了佛来门鞋店，给我挑了双18号的黑色皮鞋配我的新西装。我真的很喜欢那双鞋。新人年结束后的一个夏天，我把它忘在北京了，为此我还郁闷过。
　　因为打周日的比赛而不必去打新人挑战赛了，我提出要坐在西部地区新人的席位上。我想和球队在一起，因为我觉得作为同一年的新人，我们就像朋友或兄弟。如果我能选择的话，我情愿穿上运动衣而不是西装，但全明星的周末不能那么做。没关系，一年一次的话我是可以做到。我希望每年能这样做一次。否则，你就不会看到我穿得很正式了。
　　穿运动衣去体育馆也许会更舒服，因为我们的轮胎爆了。亚特兰大的交通非常糟糕，比休斯顿还糟。因此司机想试着开到人行道上，以便让我们及时到达。结果轮胎就出了问题，撞到了马路牙子上。姚之队不想让我走出车外，但我想走走。我不想做一些跟常人不同的事情。你的车爆了胎，一定会下车走一下，不是吗?我当然也是。我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但是那时有许多车和人，大家疯狂地鸣喇叭，纷纷离开自己的车索要我的签名。反正交通那么拥挤，车也丢不了。一个安全人员为我们拦下了一辆开往体育馆的巴士。当我上车时，人们跟我击掌，欢呼:“姚明!姚明!”这很有趣。乘巴士对我来说好像是回到了上海。
　　也许我没有打新人挑战赛是件好事。整个比赛都没有人慢下来。没有人跑之字型，全是直线，上上下下，投篮前没有太多传递。
　　尽管我没有比赛，半场时我还是走进球员休息室，教练科顿·菲茨西蒙斯正在谈论我。
　　“你们都没有压力，”他说，然后指着我:“那个家伙有压力。他明天压力很大。你们接着打球吧，玩得开心点。”
　　我想说:“谢谢你提醒我，教练。”但是我没有。
　NBA中外国球员很多，你可以了解关于其它地方的许多事。比赛结束后我再到休息室，那里总有许多吃的，尽管我没有打球，还是很饿。我等到其他打球的球员都拿了吃的，然后自己也去拿一些。我拿了一块炸鸡，不是很好吃，我就想去扔掉它。快船队的球员马科·贾里奇是从南斯拉夫来的，看到我拿着鸡块走向垃圾桶。南斯拉夫战争很多，生活很苦，食物不多，我是知道的，马科提醒了我。
　　“不，不。”他说:“在南斯拉夫，你必须全吃掉。”“好。”我说:“是我不对。”
　　星期五媒体采访时，斯蒂夫开玩笑说要帮我赢得最有价值球员奖，我则开玩笑说我们只传球给对方。我们是在开玩笑，至少我是在开玩笑。全明星比赛不适合我的球路。我试着让蒂姆·邓肯或凯文·加内特从开球的地方跳到中心，但他们让我这样做。我想拿个篮板，独自运球穿过球场，投一个三分篮，但我不能在我的首场全明星赛上为了自己那样做。
　　斯蒂夫的确帮了我的第一次投篮，跟我做了一个空中接力，这样当比赛进行65秒钟时，我就灌篮了。只是我不知道那将是我比赛中唯一的投篮。我本可以投更多次的，但我没有尽力去投。我觉得比赛是为了让球迷看到不可思议的事，尽管有时我也能那么做，但那都不是刻意去做的，而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阿德曼教练还是确保至少在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里，让我成为其中的一分子。他让我跟大鲨鱼奥尼尔、蒂姆·邓肯、德克·诺维茨基和斯蒂夫一起打球。场上同时有四名身高7尺以上的球员比赛。想像一下跟一个由蒂姆·邓肯作小前锋，诺维茨基作得分后卫的球队一起打球!我跟斯蒂夫说其实他是我们的中锋，我所见过的最小的中锋。
　　我打了17分钟，首发球员中上场时间最短的一个，但没关系。我知道大鲨鱼奥尼尔应该打更长时间，而且我很高兴看他们打球。我可以坐在一个前排座位，看世界上一些最伟大的篮球手打球，而且在大家向迈克尔·乔丹道别时，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对于一个一年前还不能肯定自己是否能来NBA打球的人来说，成为这许多事情中的一部分，已经是一份莫大的荣誉了。
　　我还对联赛中一些出色球员有了更深的了解。斯蒂夫在这上面帮了我。中场休息时我们去了更衣室，他让我模仿鲁迪说出对每个人的印象。于是我看了一下统计单，指着失误栏，说“他妈的……!”然后揉烂了纸，扔到地上，穿过房间，好像很恼火的样子。每个人都笑了，我感觉很好。我不知道是否每个人都觉得我属于这里，是否是个真正的全明星，但是他们的笑声告诉我，我被接受了。我的真正考验是在比赛后。第二天早上，斯蒂夫和我及时飞去休斯顿赶上训练。我很高兴成为全明星周末的一员，也很高兴一切都结束了，但我得说我比周末开始前累多了。
　　我在中国的第一次全明星比赛也跟这差不多。美国的全明星比赛是在东部和西部间进行。在中国，我们通常是南北对决。那年主办城市沈阳的民众希望很特别，他们组织中国和外国的全明星比赛。你猜在中国篮球协会中有多少球员是来自欧洲或是中国以外的?每个队最多两名，而且不是每个队都有外国球员的。因此他们几乎没有足够的外国球员来组队比赛。这看上去像是中国国家队和一支来访球队进行的一场练习赛。我们应该赢这场比赛，但结果我们却输了。中场休息时，我们还领先10分呢。终场前五秒钟时，我们领先2分，但外国全明星在中场投中了个3分球。球迷将他们的塑料水瓶全扔到球场地板上，球场看上去像一个游泳池。我们队中的老队员们对我不太满意，因为我在上场的五分钟内打得很努力。我不是想让他们看上去在偷懒，这只是我的第一场全明星比赛。尽管有人对你说放松点打，你会那么打吗?我不这么想。这有点像我在NBA的第一年，有好好打的压力。我猜那些外国全明星一定也这么想。我打得并不是很好，罚球得2分，2个篮板，一个抢断，就像我的第一次NBA全明星赛。
　　为全明星安排的联赛休战期间，球队其他人也没有什么变化。我们继续打一场好球接一场臭球，而且在没人期待我们表现好的时候打得挺好，在该赢的时候又输了。我想任何在我们身上投注的人都一定赔了好多钱。例如，全明星周末后的前两场球，我们周二在主场的加时赛中输给了犹他爵士队。然后第二晚飞到犹他州，又在对方的主场打败了同一支球队，领先了30分。两晚后，我们在主场输给了迈阿密热浪，差12分。热队对我来说是最难对付的一支球队，他们像一群狼。
　　下一场比赛，我们在第二个加时段输给了湖人，大鲨鱼奥尼尔并没有上场，这样火箭就不再有季后赛的席位了。这让人难以接受，仅仅在一个月前，我们还打败了有大鲨鱼奥尼尔上场的湖人，很肯定会打入季后赛。现在我们得努力打好余下的赛事，每一个礼拜过去，我显得更累。
　　我说“显得更累”，是因为在有些比赛中我真的并不觉得累。记者们问我关于撞到“新人墙”的问题，那才是我觉得累的时候，我必须回答那个问题。有几次我觉得非常非常累，但是我想“撞墙”的意思是指我停下来，不能再前进了。我会说我撞到征途中很高的障碍，而每次撞得慢下来。看到比赛的录像，或者看到我的投篮许多次与篮筐擦边而过，即使自己的身体不累，心也显得很累。我一直在想，只有在姚之队不再让我做更多的电视广告或者大型采访时，我才有办法休息提高，可惜这从未发生。
我不再告诉你赛季后期的每一场比赛了;那样做可能会让你腻歪得反胃，因为火箭起起伏伏太厉害了。我要说尽管我觉得自己有机会赢得年度新人奖，我明白为什么是斯塔德·迈尔赢。我从没有看到一个年轻人有那样的身体。他跑动的样子让我想起星球大战中的R2D2，或者《终结者》中的阿诺德·施瓦辛格，他就像个机器，但又不是个机器。首先他总是微笑。
　　甚至在他发怒的时候，看上去也像在微笑。有一次我碰到他的肚子，他装得好像我弄伤了他。“啊呀，”他叫。“算了吧，伙计。”我说:“你比我壮得多!”
　　在NBA个人的天赋是一切的基础，这一点跟在国内不同，那里一切从团队协作开始。我很难说一种方式好于另一种，或者我喜欢这一种超过另一种，它们只是不同而已。我很高兴在两个联赛打过球。我觉得如果能围绕着个人的天赋建立团队的默契和合作，那将是非常强大的组合。我认为国王队就是那样的，它是支成熟的球队。而火箭的年轻则体现在比赛中。在火箭，默契有时候好，有时候一点都不好。我们本应该打到季后赛的，但很明显我们存在着某些问题。
　　到了年底，一些评论家说火箭应该更多地传球给我。有时我在显示自己能力，以及在球队内发挥作用方面是有问题的，但我从不想让自己的表现大于球队的发挥。我是这样想的:只要是球队需要的，那就是我要做的。我感到最快乐的比赛可能跟你想的不同，并不总是那些我得分最高或是篮板最多的比赛。当然，那些我个人表现良好的比赛会令我非常高兴，但它们只是让我个人高兴。而让你的队友高兴总是更有意义的。三场对国王的比赛，我们在主场赢了两场，最后一场，球队配合默契，我们感受到作为一个集体的快乐，那是最让我感动的一种享受。从技术的角度，如果我打得好而我们又赢了球，下一个球队会作调整，他们的调整可以抵消我的优势。而如果球队集体打得好的话，那就是谁都不能被化解的优势。
　　在纽约的麦迪逊广场第一次对尼克斯的比赛中，我可以感受到成为一个全明星后的新压力，以及我在队里的角色变化。如果我可以选择住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城市，那一定是纽约，因为它让我想起上海的许多地方。高楼大厦，许多有趣的值得去的地方，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一个非常繁忙的都市。甚至连麦迪逊广场都让我想起大鲨鱼的体育馆，因为它们都老了。跟上海一样，纽约的东西还特别贵。
　　不管怎样，对尼克斯我得了24分和6个篮板，每个人都在谈我打得多么好。但是在比赛的尾声，我两次失球，我想那正是我们以102:95输球的原因。队友传球给我，不只是要得到我的帮助，更期望我赢得比赛。有些事情我想做，有些事情我想让他们做，但我没做到。这就是另一个我为什么不抱怨拿球不够多的原因。有时我确实拿球了，但是没有做到正常发挥。
　　从年初到年末，其实我倒没看出球队在使用我时有什么不同，我只知道他们什么时候用了我，用了多少。我并没有更多地拿球，因为我是新人。如果我拿球很多，我做的会影响其他每个人如何打球。我理解要让每个人跟一个新人去竞争很难。如果我在前半赛季得到更多的球，我不认为后半赛季会更好，因为到那时我的自信心会受到很大打击。我越打越糟。我们老是失败。而且一个很大的烦恼是，队员们好像不是真的相互信任。
　　在岁末，斯蒂夫只要一得分，他就会一直投篮。如果他失误了，我们就会给下一个投。
　　如果这个人投进了两个球，我们就一直喂他球。如果他失误了我们就会给下一个或者再下一个。
　　在全明星的联赛休战期后，我取得一些小小的个人胜利。第二次跟本·华莱士的活塞队过招，我打得好多了。第一次比赛，我用了很多转身后仰式跳投，我打得很软，而他很强悍。第二次比赛，我知道他喜欢跳着盖帽，因此我就做许多投篮的假动作，引诱他对我犯规。
　　有一次我和他一对一，对他灌了篮。我开玩笑说，这次我的表现如此不同，是因为在比赛的前一晚，我拿着他的照片放在床边，整晚被吓死，因此来到比赛就不再害怕了。我能说什么呢?我喜欢开玩笑。
　　下半赛季的另一个进展是我们的最佳射手格兰·莱斯的归队。格兰的左肩受了伤而不能参加赛季的大多数比赛。有一个外围投球手真的非常重要，因为那样的话，防守不会挤压到我这里。联赛中没有人想给格兰空档，无论他离篮筐有多远。我们连胜5场，在这5场比赛中，格兰拿了27个三分球中的14个，这绝不是巧合。
　　但正当我们觉得我们开始找回了赛季早期的胜利感觉时，鲁迪生病了，一切又变了。我们是在打败了跟我们争夺进入季后赛第八名的太阳队时获悉的。这说明如果我们双方在赛季结束时积分相同，我们将因为在双方交手中得胜次数多过对方，而进入季后赛。
　　鲁迪在更衣室祝贺我们，并告诉我们，他为我们感到非常骄傲。然后他说他患了膀胱癌，要缺席几场比赛。这就是说他的第一助理莱瑞·史密斯将执掌球队直到鲁迪痊愈。
　　斯蒂夫·弗朗西斯（火箭队队员）:当鲁迪告诉我们时，每个人都在坐着休息。我们刚赢得了一个大比赛，我们在更衣室，兴奋异常。他就坐在那儿，说“打得漂亮”。我从没看见他在我们离开更衣室前解下领带。这一次，我们进去的时候，他的领带被挂好了，然后他跟我们说了他的癌症。他说了以后，大家相互看着，想“这意味着什么”?他说他会离开几天。
因此我猜大家都在想，并不是我们不拿史密斯教练当回事，只是如果主教练几天不在的话，我们会乱来的。你知道的，就是出去玩，随便投几个篮，不是比赛。但是他说的几天结果变成了几周，后来又变成了几个月，我们再也没有恢复到鲁迪离开时候的状态。我并没有在赛季后期对姚明失去信心，因为我知道作为新人是怎么回事。老实说，赛季后期他打得不是太糟。教练的变化对他的影响是最大的，看看统计数字就知道了。我、姚明和卡蒂诺的数字变化都非常巨大。对三个主要球员，一切都下滑了。并不是说从鲁迪到史密斯教练，我们&
做了很多战略上的变化，我也并不是将没有打到季后赛怪罪到史密斯教练身上，只是从那时开始，我们的三个最重要的球员的动力停止了，这绝对伤害到了球队。
　　得癌症的消息从任何教练嘴里说出来，听到都会很难受，然而从鲁迪那里听到就特别地难受。许多人认为他作为教练心肠软，但我可以告诉你，他跟我所有其他的教练一样大喊大叫。鲁迪的特点是他对你说话，就像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一样，而不是像一个教练对球员。我记得他和CD在选秀前来看我在北京的训练。那是我们初次见面。CD非常轻地说:“你好，姚明。”而鲁迪用非常大、非常快乐的声音说:“嘿，你好吗，姚?”好像我们已经是多年的朋友。我们仅仅知道他会一段时间不和我们在一起，会没事，那样的话心里就不会太难受。但是当我们听说有人得了癌症，想到的是那个人，以及他能够活多久。从赛季的那时起，我们再也不是百分之百地只想着比赛。如果你是火箭队员，想着一场NBA比赛的时候，就忍不住怀念起鲁迪。
　　那是情绪上的一面。技术方面的是，我和球队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开始适应一个新教练。一般当助理教练接手时，他们并不改变任何事情，就好像主教练在观看一样，让球员做一切。他们不说太多，使用球队最好的球手或领袖，会比主教练对他们的使用多。史密斯教练不是那样的，他没有改变我们的打法，但改变了对我们的使用。犯一个错误你就下场。现在回忆起来，他让我有点想起王非执教国家队的时候。
　　我能够看出史密斯教练做助理教练时就很严格，这一点在他成为主教练后并没有改变。
　　但是在赛季尾声接手一个试图打到季后赛的球队，而且不知道主教练什么时候回来，是个巨大的挑战。并不是每个球员都信任他。鲁迪在的时候，每个球员都像一个机器的一部分，鲁迪告诉这架机器该做什么。然后鲁迪走了，就没有人告诉这架机器它该做什么。或者每个人对于需要做什么都有自己的主张，因此机器不再倾听。每个人都想打到季后赛，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一条不同的路。当鲁迪离开球队的时候，我们是35胜30负，失去了他则变成了8胜9负。
　　在赛季初，我创下了一项NBA记录，6场比赛中35投31中，那是88.5%的命中率。那时我在联赛的投篮命中率指标上领先，命中率超过60%。而在赛季尾，我完全没有做到那样，尤其是在史密斯教练接手后。最后的70投，我中了28个，或者说40%的命中率。
　　鲁迪告诉我们他将离开一阵儿后，我们有5场客场比赛。我们输了其中4场。我想我们都希望旅行回来时，鲁迪在等我们。但我们没看到他，不知道他的感觉是怎样。接着我们又打湖人队，在主场，这一次他们有大鲨鱼奥尼尔。我还记得第一次和他过招时的感觉，我不想找借口，反正他那场比赛中对我随心所欲，得了39分。我的篮板比他多，10个对他的5个，但是13投我10次不中，只得了6分。湖人以96-93获胜，而且奥尼尔几乎每次拿球就灌篮。这一次他慢下来，逼我退后直到篮下。上一次，他试图打快，从远一些地方投篮，这使我打得更有效。最糟的是，当奥尼尔灌篮时，我对他犯规了，他得到一个罚球，没中，但得到篮板，灌篮成功。
　　在某种意义上，湖人队的里克·福克斯对我的伤害其实比奥尼尔大。是这样，有次我投篮未中，试图拿篮板，结果下颚撞到他的脑袋。记得我告诉过你我一只耳朵听不见吗?那一下以后我一段时间什么都听不见了。我努力不让这干扰我，但是每次跑向篮框，又多了一件要想的事情。
　　我不能将一切怪罪到鲁迪生病这件事上，赛季结束之前，我的投篮已经每况愈下了。只有一个原因:我累了。马刺赢得总冠军总共打了多少场球，110或更多，算上常规赛和季后赛。如果你算上亚运会、NBA常规赛、亚锦赛及中国国家队的表演赛，我在几乎同样的时间内打了107场比赛。我不是说，我不想打所有这些比赛，尽管国家队的9场表演赛多了一点，但我觉得我感觉那么累，是有充分理由的。并不因为我是中国人，或者我的训练不足，或是方法不正确。任何人打了那么多场比赛都会很累的。
　　高度疲劳意味着我不能在篮框附近占据好的位置，因为那样做需要力气和能量。另一个非常需要记住的原因是，当我刚来这里的时候，我对每一投都非常小心，保证那是一个高命中率的投篮。而到了赛季末，球队要求我更多投篮，我这样做了，但那意味着不能等待一个高命中率的投篮机会。
　　4月1号，鲁迪告诉每个人他要无限期地离开。一周后我们打了赛季最臭的一场进攻篮球，主场输给波特兰，81-66。整个赛季如果有一场球使我只想马上搭飞机回上海，那么就是这场球了。66分是火箭历史上破记录的单场最低得分。我们防守很好，就是不能得分。我13投11不中，整个球队的命中率是29.5%，没人能投中篮筐。那不是我最糟的场次之一，只因为我拿了12个篮板，但是最后几分钟我觉得没有希望了。以前我从未有过那样的感觉。埃迪·格里芬，我们第二年的强力前锋，因为超速以及携带大麻在比赛前两晚被捕了。许多人认为那是我们跟开拓者打比赛如此糟的原因，但我不相信。也许这件事影响了埃迪，但球队其他人并没有在想这个。对鲁迪病情的担心，使其它的事情都显得微不足道。但是我们输给波特兰的原因就是因为投篮失准。
第二晚我们也没有好多少，命中率31.5%，在盐湖城94-73输给了犹他爵士。那两场战败后我们仍然有一线希望打进季后赛，但是我想许多球员已经认为没希望了，因为要打进季后赛，除非太阳输掉他们所有的比赛，而我们得连赢4场。当太阳打败了圣安东尼奥马刺，一切都结束了。火箭不会进季后赛了，意味着我自由了，可以回家了。我不知道该如何去想，我真的很想打季后赛，并以为我们会打进的，但现在我知道可以早些回家，感觉也不错。
　　我们赢了最后的三场比赛，我在赛季结束前又学到了一些东西。我们轻易地赢了西雅图队，但我没有很卖力地打。我上场22分钟只得了3个篮板得了10分。比赛结束后凯特冲我发火了。“赛季还没完呢，”他说:“你不能停止比赛。”没有人喜欢被大声呵斥，但他这么说很好。后来在巴士上，我走过去对他说:“凯特，你是对的，谢谢!”
　　对孟菲斯那场比赛我只打了21分钟，但得到了两倍的篮板，6个，3个盖帽，13分，这是我赛季中第27次两双。由于卡蒂诺，我打得很卖力，并得到许多球，这要感谢斯蒂夫。赛季即将结束让人有些失望，但最后一场比赛给我前途一片光明的希望。
　　无论是在跟奥尼尔对抗，还是在上一场对波特兰的比赛后，我却很疲劳，但都无法跟在丹佛打完最后一场比赛，在休斯顿走下飞机时的疲劳感觉相提并论。在那之前，我心里总有下一场比赛或者下一次训练。我必须保持注意力集中，并总感觉有一点紧张，那样给了我能量。而现在，没有比赛了，没有理由紧张或是集中注意力了。
　　“好吧，”我对自己说:“我已经见识了，这是尽头。”我最后终于到达了高速公路的末端。你知道我很喜欢开车的，对吧?我总是想开车。但当我们走到车那里，我对科林说:“你开回家吧。我想小睡一会儿。”只有一两分钟我就睡着了。直到年底时我才知道，有些队友不觉得火箭应该让我成为状元秀的。他们认为，球队应该用优先权去交换一个能够马上帮助他们的老球员。如果不是在网上的留言板上读到，我不知道有人那样想。这是因为没有人让我那样觉得，或者在更衣室里谈起过。看到以后我也没有感到烦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如果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