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往事　　龙华会里客　　（一）　　夜寂闻私语，月落如金盆。城市的夜空里早已经看不到金盆一样的落月了，夜空里也只剩下嘈杂的喧嚣。这年月恐怕已经没有谁还会在深夜里推心置腹的与人说话，有了电脑和网络，谁还会把私密的话说给别人听？烦心的、开心的、纠结的事都一个人敲出来，发到网上，权当说给自己听了，也当说给全世界的人听了。　　今天的这些话真的不想说，刚敲了几行字，泪水就模糊了双眼，打湿了键盘。那些流年的事真的不能去想不能去忆，偶尔一闪念回到过去，也让人久久难以释怀。下面的这些文字您权当是一个睡梦中的人在喃喃私语，看看即罢，完全不必太当回事。真的，不要信。　　1、当右派的父亲　　我生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出生的那一年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小时候，家里生活非常艰苦，母亲一个人在生产队干活挣工分拉扯五个小孩子，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父亲原来在连云港东海县一个乡村中学教书，被打成右派后放回安徽老家监视劳动，父亲不停地在外面伸冤告状，几乎照顾不到家里。亲戚邻居们都远远地躲着我们，被人欺负遭人白眼是家常便饭。　　幸好那时候我还小，很多事都记不得。唯一有印象的是父亲很少回家，即使偶尔回家也大多都是夜里，可能是怕被人看见打报告。因此，通常是夜里偷偷地来早上又匆匆地走。我对父亲年轻时的样子完全没有印象，听人说他那时候高高瘦瘦，皮肤很黑，脾气很坏。　　小时候家里真的很苦，母亲一个弱小的女人独自在家照顾五个小孩子，白天还要出生产队劳动挣工分。　　那时的苦现在大多都记不得了，只记得小时侯我有个很坏的习惯：总是偷偷地藏各种吃的东西，有时是一块窝头，有时是一块烙饼，有时是一块咸菜。藏起来主要是留着饿的时候吃。我们姐弟五个，那个年月每顿饭都要抢着吃，手伸的慢了窝头都抢不到，筷子挥得迟了菜就夹不到。所谓的菜不过是水煮过或蒸过的野菜撒了点盐而已。根本吃不饱，经常饿肚子。家里最困难的时候甚至筷子都不够，母亲就地折断一根树枝或芦柴棒当筷子使用。我总是抢不过三个姐姐，弟弟有母亲护着，用不着抢。饭桌上吃不饱，我就偷偷地藏，有时候趁母亲不注意把专门给弟弟做的烙饼偷偷掰一块藏起来。藏的地方也是五花八门，有时候是塞在墙缝里——土墙上有很多缝隙和老鼠窝，有时候是藏在被窝里，有时候是放在空粮食缸里，然后小心地推上盖子。　　这种偷藏吃食的习惯后来到了令人诧异的地步。有一次母亲在面缸里发现了一个烂掉的西红柿，问是不是我藏的。我才想起前阵子大姨来走亲戚时带了几个自家种的西红柿，我趁人不注意就偷藏了一个在面缸里，后来自己忘了，就烂掉了。那个年月烂掉一个西红柿真的让人很心疼。　　这种随时随地偷藏吃食的习惯就像松鼠入冬前会本能地藏很多松子一样，即便是后来找不到或是忘记了也还会不停地偷藏。那时候真的是被饿怕了。　　有一次，临近过年，大姐往墙上糊报纸的时候突然发现墙缝里有一块烙饼，已经风干变硬。大姐惊呼老鼠在偷藏粮食，她推测下面或许有老鼠的粮仓。一番掏挖下来，发现只不过是一块烙饼而已，已经像瓦片一样硬。她失望地扔给了家里的黄狗。我在旁边看着，没有说出那是我藏的，只是觉得可惜。那年头，狗也瘦骨嶙峋的，经常在外面偷食。　　时间久了，我偷藏吃食的习惯大家都知道了。三姐也开始模仿我，只是她不像我什么吃的都藏，她只偷偷藏一些好吃的，比如父亲偶尔回家捎来的糖果，或是大妗子八月十五走亲戚带的几块饼干或半块月饼等。大姐二姐很不屑于我这种偷偷摸摸的行为，母亲也觉得这样不是办法，大家抢着吃，小得肯定是抢不过大的。后来，饭桌上我们就开始分配着吃，每人一碗玉米面糊糊，一个野菜窝头。即使锅里只剩下半碗玉米糊糊馍筐子里只剩下半个窝头大家也是匀着喝匀着吃。　　2、油炸果子　　虽然物质生活上很艰苦，但记忆中的童年还是充满了快乐。作为家里的长子，爷爷奶奶和母亲及三个姐姐都对我很娇宠，我的童年几乎是在他们的呵护下度过的。有一件事让我终生难忘。记得有一次邻居家来了亲戚，是前院曼丽的舅舅从城里赶集回来了，骑着自行车，车把上挂了个帆布包。那年头在农村谁家来了亲戚都会围上一大群小孩子，希望别人能给点好吃的。我在家门口玩看见了，也跟着其他几个小孩子围了上去。曼丽的舅舅从帆布包里掏出了一包点心，那是一种中空的油炸果子，外面裹着一层糖。我们都盯着看。曼丽很自豪地拿了一根果子掰碎了分给周围几个小孩，却没有分给我。其他几个小孩尝到了甜头就识趣地一轰而散。我在一旁眼巴巴的望着，久久不愿离去。曼丽生气地说，看什么看！说完两手推着把我送到了大门外，她的父母和舅舅就在一旁站着，一脸鄙夷蔑视的看着我。　　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我有点懵了。那时候虽然家里很穷，母亲也总是尽力宠着我们。况且我是家里的第一个男孩，三个姐姐出门在外也是尽力护着我。硬生生地被人推出大门外，而且是在那样的情形下。我呆呆楞楞地在她家门口站了几分钟，只觉得脸上火辣辣地发烫，很想哭，却没有哭。　　那种鄙夷蔑视的眼神让人终生难忘，像是被烙进了脑海里。那一年我可能才三四岁，隐约记得当时还穿着兜兜褂。很多年来，我都见不得那种油炸的棒状果子，看见了就觉得像被人抽了耳光。即便现在偶尔在超市里看到，脸上也会立马火辣辣地烧起来。　　那种果子究竟什么味道，我一直没有尝过。　　说起小时候，母亲总会提起这样一件事。有一年冬天，母亲和小姑用平板车推着我和三姐及弟弟去县城拉煤。那时小姑还没有出嫁，经常帮母亲忙些家务。那可能是我们第一次进城，看到什么都觉得新奇兴奋。每看到一样新奇的东西，弟弟和三姐就会兴奋地欢叫起来，并不停地用手指来指去。引得路人很奇怪地看着我们。我拉住三姐和弟弟的手，小声央求他们，“别这样大喊大叫，让人家看不起”。这句话被母亲和小姑听到了，她们很诧异我这么小的年纪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　　其实那也是我第一次进城，也是第一次看见高楼和水塔，一样很惊喜和兴奋。这件事被母亲和小姑说起过好多次。　　3、又黑又硬的“塑料馍”　　由于每个人都经常地处于饥饿状态，因此我们家每次吃饭都是很盛大的事情。还没等到饭煮熟，我们姐弟五个就都围站在锅台前，等待母亲揭开锅盖。　　一阵蒸汽扑面而来，大家都顾不得烟熏火热，努力在雾气蒸腾中搜寻可吃的东西——仍然只是几个玉米面野菜窝头和加了几块红薯的面糊糊而已。　　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吃“塑料馍”，那是一种用红薯淀粉做的饼子，煮玉米糊糊的时候贴在锅沿上。蒸熟后就像塑料鞋底一样，黑黑的亮亮的，像是抹了层油，但是非常的坚韧难嚼。那种馍只能趁热吃，凉了就变得又硬又韧，啃都啃不动。为了让我们能趁热都吃掉，母亲用白水冲了些辣椒粉加点盐让我们蘸着吃，这一招很有效，刚出锅的塑料馍还没上桌就被一抢而空。大家争先恐后蘸着辣椒水，吃的涕泪交流。　　那几年母亲一个人在生产队挣工分，根本不够吃，她就在自留田里全都栽上了红薯，因为红薯产量大，叶子和梗都可以吃。都说红薯一身都是宝，但红薯梗打出的粉实在不好吃，简直难以下咽。而且，红薯吃多了会刺激胃酸分泌，久了会胃疼。那几年，我们姐弟几个都有不同程度的胃病，母亲更严重，每天夜里吐酸水，嘴里总是有股难闻的气味。　　记得好多年母亲都有比较严重的口臭，大家和她说话都站的远远的，包括我们姐弟五个。久了她也自卑起来，和人说话总会用手或衣服掩住口，不敢大声说话或是大口出气。　　日复一日的塑料馍、野菜窝头和玉米面糊糊连续吃上几个月谁都会厌的，我们都抱怨母亲不会做饭，嫌她做的饭难吃，连点油花都没有。母亲无可奈何，任由我们抱怨，每天还是做着一样的饭。那时候年龄小，不知道母亲的苦。一次三姐带我在外面玩，看见同家伯父的女儿大巧手里拿着一块白面馒头，我们盯着看了很久，回家问母亲，咱家的馍馍都是黄色的，大巧吃的馍馍怎么是白色的？说完，我和三姐围住母亲闹着也要吃。母亲没有说话，她转过脸，哭了。　　4、救命的冬瓜　　有一段时间家里甚至连塑料馍也吃不上，到了冬天，野菜窝头也没有了。母亲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到左邻右舍去借点粮食。有时候仅仅为了一瓢杂面母亲也要低声下气地赔上许多好话。无奈，那时候大家都穷，几次之后，邻居也推说家里的面缸也空了。　　实在没有办法了，母亲用平板车推着我们姐弟五个像落难逃荒似的去了六七公里外的大姨家。虽然距离不算远，但大姨家所在的村子行政上却隶属于河南。隔着省，不怕受父亲是右派的牵连。　　我现在依稀还记得那个萧瑟寒冷的冬日，母亲用平板推着我们姐弟五个，在呼啸的西北风里艰难的往前挪。虽然车上盖着被子，仍然冷得发抖。光秃秃的树枝被吹的摇来摆去，白花花的盐碱路面似乎没有尽头，连个行人都看不到。　　大姨和姨夫都是正当壮年，不知道什么原因家里还没有小孩，因此每年能余下一些口粮和工分款。看我们瘦成那个样子，大姨赶紧煮了一大锅冬瓜，加了点粉条。刚端上桌我们五个就狼吞虎咽地争抢起来，那真是我生平第一次吃到那么好吃的东西。直到现在，我还记的那红烩的一锅冬瓜粉条，飘着酱油的醇香。　　大姨强烈挽留我们住了几天，并连夜给我们姐弟五个赶做了布鞋和棉衣。我们皮包骨头的样子连她家的邻居看了都感到担心。后来听说有一位邻居曾悄悄拉住大姨说：这几个小孩瘦成这个样子你怎么敢让他们住在家里？在别人看来，我们旦夕都有死去的可能，死在自己家里多不吉利！临走时，大姨给我们摘了满满一平车冬瓜和南瓜。那年冬天，我们就是靠着这车冬瓜和南瓜硬是熬了过来。　　有一年实在撑不下去了，有好心人劝母亲把个孩子送人。大姐二姐年龄大了，没人愿意要。我和弟弟是男孩，舍不得送。于是三姐就成了送人的最佳人选，与其一家人活活饿死还不如送出去一个或许还能找条活路。三姐却哭闹着不愿意，她央求母亲，说以后再也不闹饭了，再也不要东西吃了。央求不管用她就在地上打滚，死死抓住门槛抱不起来。我们姐弟几个围在一旁都哭了，母亲也哭了。邻村那对没有小孩的中年夫妻最后也不忍心了，送了我们几十斤粮食，也不再提抱养三姐的事。　　从那以后，三姐就变得非常乖巧。吃饭总吃得很少，小小年纪就学会了处处察言观色，也不再和我与弟弟争抢任何东西。　　母亲常说，我们五个全都是苦大的，能够活下来真是造化。　　5、打枣　　由于父亲是右派，家里穷，那几年我们走在村子里几乎没有人搭理，大姐领着我们也从来不主动和别人打招呼，因为害怕遇到冷脸自讨没趣。不过，那时候我并没有因为缺少玩伴而感到寂寞。三个姐姐一个弟弟使我们自成一方天地。外面没有人玩我们就在自己家里玩，院子虽然很小，但也足够我们姐弟五个闹腾。我们踢累了毽子就砸沙包，砸够了沙包就跳绳，玩厌了跳绳就捉迷藏。这样一圈玩下来，一天的时间也就折腾的差不多了。　　那时候，我们还有一件很开心的事，那就是打枣。院子里有三棵枣树，分别被大姐二姐三姐占了去，院子中央那个结枣最多的一棵属于大姐，靠近茅厕的一棵属于二姐，结枣最少的一棵属于三姐。据说，这三棵枣树都是奶奶拣来的树苗，栽在院子周围竟然都活了。她早早地把三棵枣树分配给个三个姐姐或许是想着等一天姐姐们出嫁时可以打嫁妆。那年头，人们对未来生活的向往与设想仅此而已。　　枣树刚发芽我们就眼睁睁地瞅着盼望它早开花早结果。五月枣花开的时候，撒下一院子的浓荫和清香。我们等不及枣树结果，就开始撸下大把的叶子，在水里很劲地揉搓出许多泡沫用来洗手洗衣服。等到六七月枣子刚有黄豆那么大时我们就迫不及待地打下来吃。那味道实在不怎么样，粘粘的甚至还有些丝丝的苦。后来，大姐发明了个新吃法，把新打下来的青枣子埋进刚做好饭炉膛热灰里，用不了多久枣子就被烧熟了，口感马上好了许多，甚至还能闻到一股焦糊的香气，大家一颗一颗分着吃。　　没多久，长在低处的枣子都被打光了，我们就把两根竹竿用铁丝缠住接在一起，向高处的枣子进军。长长的竹竿我已经抡不动，打枣的重任成了大姐的专利。她扬起竹竿往枣树上一挥，青绿色的枣子就蹦落一地，滚得满地都是，二姐、三姐、我和弟弟就追着枣子满院子的东奔西跑。等到8月底，青绿的枣子开始变白变甜时已经快被我们打光了。　　有一次，三姐仰着头努力往枣树上瞅了半天，突然她惊呼一声像是发现了新大陆，我们都跑过来看，原来不过是颗藏在叶缝里的枣子，已经幸运地变红了。　　那几年每到夏天，整日围着三棵枣树仰着头张望成了我们的生活重心。这样的乐趣一直能持续到十月底，直到秋风把最后几片枣叶吹落，光秃秃的树枝再也承载不了任何殷切的期盼。　　6、一毛钱的花生　　那年头，不仅吃的东西少，烧火做饭的柴火也不够。还没到冬天家里做饭的柴火就已经告急，每次做饭前母亲都会背着粪篓子在村边地头上梭巡半天才搜拣到一些柴火，只够做一顿饭。为了免于冬天受冻，大姐带着我们满地拣被秋风吹落的树枝和树叶，从村东头拣到村西头，再从村后头捡到村前头。我和三姐拿着个袋子，大姐二姐背着粪篓子，满大街的转悠，眼睛四处搜寻，任何能烧火的东西都拣。那年冬天我们拣的树叶竟然在院子里堆了一垛。　　但是，树叶不经烧，一大堆树叶有时也不够做一顿饭。光秃秃的树枝在冬风里摇曳，再也没有干枯的枝条能掉下来，我们也停止了拣树叶的行动。　　冬天才刚刚开始，母亲就开始为生计和取暖发愁，但她实在想不出办法，只能一天一天捱下去。　　过度的劳累和营养不良使母亲患上眼疾，看什么东西都像蒙了层锣底。实在撑不下去了，她只好借了钱到县城医院诊治。医生说，需要打针，而且要连续打好多天。母亲一大早起床先蒸上一锅玉米面蔬菜饼子和红薯吩咐大姐和二姐好好在家带好我和三姐和弟弟，然后她一个人步行二十几里路到县城医院打针。不到下午，一锅饼子和红薯就被吃光了。大姐就带领着我们到村口的大路上接母亲。冬天日短，太阳落山很早，我们又冷又饿，挤坐在村口的一棵大槐树下，焦急地等母亲归来。大姐也不敢领我们走太远，因为她也不识得去县城的路。等到夜幕低垂，白花花的路面也变得模糊不清时，母亲瘦小的身影总算出现在路的那头。我们都欢呼着奔过去，比赛谁跑得快看谁能最先接到母亲。母亲也高声叫着我们的名字，既是高兴也是为自己壮胆。那年头，一个孤苦的女人独自拉扯五个小孩子真的有太多害怕惶恐的事情。　　等到我们把她围拢，母亲从怀里掏出一个鼓囊囊的手绢包裹——是花生。母亲用省下的路费钱买了一毛钱的花生，她说怕我们饿，不想枉负了我们对她的期盼和迎接。那年冬天，到村口接母亲回来成了我们最大的盛事，她总会不辜负我们的期盼，每次都会用节省的路费买点好吃的带回来，或是一包花生，或是一个烧饼。花生我们会一粒一粒分着吃，一张烧饼也会分成许多小块。　　7、穿裙子的男孩　　连续好多年我都害怕过冬天，全家人睡一张大床都暖和不过来，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都会被冻得瑟瑟发抖。入冬没几天我和三姐的手脚就冻烂了，手背上的皮肉像是被炮竹炸开了花，血红的口子里面能看见生生白骨，虽然并不很疼。母亲四处地打听治疗冻伤的偏方，找来桃树的枝条煮了水每天给我们洗泡。这种方法刚开始似乎也很管用，后来就不灵验了，因为保暖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连续好几年，我和三姐的手脚都会冻烂，走路拿筷子都很费劲。　　那几年家里做一件衣服都是先给大姐穿，大姐穿小了再给二姐穿，二姐穿小了再给三姐穿，三姐穿小了再给我穿。等衣服穿到我身上时早已经破烂的不成样子，根本看不到大块的布料，全是补丁拼成的。　　很多年来，我都是穿大姐二姐三姐穿剩下的衣服，头发蓬乱，看不出来是个男孩还是女孩。由于常年和三个姐姐在一起玩耍，我说话也变得尖声细气，处处模仿她们的样子和动作，甚至会偷穿她们的裙子。直到我六七岁的时候，周围的邻居还都以为我是个女孩。有时候为了探明真相，一些不怀好意的家伙会当着众人的面褪下我的裤子，才发现我是个男孩。这种近似羞辱的关心发生了好多次，后来邻居们才渐渐知道我们家其实是三个闺女而不是传闻中的四个。　　每当这时候，大姐都会冲出去和那些人大吵大闹，她甚至会毫不客气的指着褪我裤子的人叫骂，骂他们欺负人，骂他们不要脸。无论是谁，也不管有多少人，大姐都毫不畏惧。她会在大庭广众之下一手叉着腰一手指指点点的和人对骂，即使年龄比她长出很多的人她也不怕。记得有一次，我在外面被人邻居家小孩欺负，大姐气愤不过，找到那家大人评理，没说几句就吵了起来。大利的奶奶是个半吊子老女人，竟然和大姐没完没了地吵了一下午，后来大姐跳起来指着她的鼻子骂。即便再不讲理的人也拿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没办法，最后她找到我们家，奶奶出面赔了不是才算平息。　　被人欺负还要陪上笑脸，这就是那些年我们生活的真实写照。　　那几年，父亲被打成右派常年在外面申冤告状，母亲懦弱无能总是忍气吞声，大姐成了我们心理上的保护伞和安全依靠，我们姐弟四个无论是谁在外面受了委屈或是被人欺负大姐都会站出来给我们出气。其实她也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因为我们姐弟五个几乎是连着的，相邻之间的年龄差只有一岁半。那时候她也面黄肌瘦，只不过不像我们几个习惯了被人欺负习惯了忍气吞声。大姐很看不惯母亲的软弱，更看不惯她动不动就低三下四地求人。　　但是，不求人没有办法，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一家人在困顿中饿死。母亲常说，好死不如赖活着。或许，就是这种让人鄙视的哲学让我们没有走上绝路。　　我不是个有骨气的人，一直都不是。　　8、白的确良褂子　　有一年的六一儿童节前，大姐被学校选中参加合唱表演，要求每个人都穿白色的确良褂子，黑色裤子。大姐没有，回家央求母亲给她扯布做一件。母亲经不住大姐的苦苦哀求和软磨硬缠，答应卖了粮食给她扯布做一件。可是，卖了粮食的钱不够，母亲左邻右舍的借了个遍还是凑不起扯布的钱。无论大姐怎么闹腾，白的确良褂子最终也没有做成。眼看着表演日期临近，大姐只得向邻村的同学范翠云借了件白褂子才算救了急。范翠云是大姐要好的朋友，听说她父亲在淮北煤矿上做工，家庭条件要比我们好的多。　　那几年，我们过年都做不起新衣裳，怎么可能为了一场表演买布做衣裳呢。不过，母亲还是安慰我们，说是收了秋给我和三姐做双新棉鞋，过年给大姐二姐扯件新衣裳。我们就热切地期盼着。临近过年，她不再提起这事，我们也就忘了。等到过年那天，看见周围邻居家的小孩都穿上了新衣服，大姐三姐就围着母亲闹，堵住门不让她出去。二姐似乎知道母亲的难处，也知道无论怎么哭闹都没有用，她悄悄的躲在一边，拿出课本做起了寒假作业。一家人就这样蜷缩在家里，新年的喧嚣和热闹和我们无关。　　母亲不是个有心计的人，心里怎么想，嘴里就会怎么说，甚至心里还没有想，嘴里就已经说了出去。她会当着许多人的面说，“等收了秋，卖了棉花，给我家燕子二曼扯布做新衣裳。”最后都是不了了之，等到过年，我们姐弟五个还是和往常一样的衣衫褴褛，虽然外面很热闹，我们都窝在家里不愿意出门。农村人的势利都很直截了当，大年初一穿旧衣服出门会遭到公然的嘲笑。如果扯不起新衣服，怎么也得做双新鞋子或是买双新袜子，连这一点我们也做不到，我和三姐根本就没袜子穿。这样的事后来还有几次，以至于我们都不再拿她的话当回事。她真的想给我们做件衣裳，但实在筹不出钱。　　有一次，在生产队干活休息间隙母亲艳羡的扯住队长女儿苗大为新做的蓝洋布裤子说：“还是洋布做出来的衣服好看。等收了秋，卖了粮食也给我家燕子扯布做一条。”　　她刚说完，旁边几个妇女就嘻嘻的笑了起来。有人接过话茬说：“你头年里还说卖粮食扯布给你家燕子做件新棉袄来着，做好了没有？怎么还没见穿上！？”　　几个人带着夸张的搞笑表情看着母亲，她窘迫的手足无措。　　没等母亲答话，蹲坐在地头上的那帮女人和男人们就哈哈大笑起来。母亲也讪讪地笑了，不再吱声，任由那群妇女奚落讥笑。　　当然是没有做好，因为压根儿就没有扯布，她们明知故问。生产队分得那点口粮吃都吃都不饱，哪有余粮拿去卖。 　　还没回到家，大姐二姐就开始大声呵斥指责她，说她不该在那么多人面前说大话，买不起就根本不要说。说出去又买不起，遭人耻笑。或许那时候大姐二姐长大了，无法再忍受被人公然嘲笑的难堪。其实，那时大姐不过才上小学五年级，二姐上小学四年级。　　9、父亲右派平反了　　1979年8月的一天中午，我正在厨屋里烧火帮着母亲做饭，突然看见三姐发了疯似的从外面跑进来，大声喊着：“娘，爹爹回来了，爹爹平反了！”我一眼就看见她手上高举着一块糖，那种红黄相间的花纸太醒目了。三姐在院子中又蹦又跳，不断地高声叫喊着，左邻右舍都听到了。　　我一把扔掉了烧火棍，跟着她跑了出去。在大姐二姐的左右簇拥下，父亲走进了门，后面还跟着一大群人。　　不一会儿，院子里就站满了人，本家的爷爷奶奶大爷大娘们都过来说话，邻居们也都端着碗，围站在大门外，几个小孩子在人群里窜来窜去，家里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　　好多年没有见过父亲，我都不敢正眼看他。我躲在角落里，甜甜的吃着糖，是山东特产的高粱饴，嚼在口里感觉真好，一边不时地用眼睛的余光去瞟他。父亲果然是又黑又瘦，但气色还好，神态坦然，旁边的几个人都眼圈发红，奶奶和小姑在一边不住地抹眼泪。母亲更是失态，她先是不敢相信，后来竟然瘫软在众人面前，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几个人拉都拉不起来。　　这可能是记忆中第一次看见父亲大白天回家。我不知道“平反”什么意思，只知道从那以后父亲回家就不会刻意选择在夜里了，而且他也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人面前走路，不必再遛着墙根。　　父亲平反了，恢复了在东海县一所乡镇中学的教师工作，而且还补了一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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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年往事（二）　　父亲究竟因为什么原因被打成右派我们一直都不知道，他从来没有提起过，我们也没有问过。听母亲说，那几年父亲一直都在不停的申冤上诉。他不停地往县里跑，往省里跑，甚至还上访到北京，应该是受了不少苦。　　平反回来后父亲似乎一时无法适应正常的生活，经常头疼做噩梦，夜里睡不好就白天睡，白天也睡不塌实，时常睡着睡着突然醒来，浑身颤抖，很惊恐的样子。有时候他还梦游，深夜里一个抱着被子在街上走，神情茫然，不明所以。有时候他还会在夜深人静时抽抽噎噎的，像是在哭泣又像是在呜咽，醒来了才知道又是一场噩梦。　　父亲刚回来的那几个月经常大把大把的吃药，也不知道得了什么病。只记得家里有很多药瓶，里面装着红色或棕色的药丸。　　常听他说头疼得厉害，似乎还噩梦连连，好象也没查出什么大毛病，但仍旧大把大把的吃药。他吃药也很少喝水，经常看见他伸长了脖子努力往下咽。那些棕红色的药丸吃了一瓶又一瓶，好象是治疗神经衰弱的一些中药。　　那年冬天　　在家里住了几个月之后，父亲就又回到了东海继续他教书生涯，家里又恢复了母亲一人独自带五个小孩子的窘境。　　母亲依然是手足无措，依然是忙忙碌碌，只是生活一下子变得好了，她不再整天做那种难以下咽的野菜杂面饼子，锅里的窝窝头颜色越变越浅，后来竟然吃上了白面馒头，稀面糊糊也越变越稠，偶尔还能吃上一吨米饭。家里甚至有了零食，母亲偶尔会赶集买些蔬菜水果，家里来了客人甚至还会割块猪肉。大姐二姐甚至还有了零花钱，她们会偷偷地到供销社商店买些瓜子糖果，为了防止我和三姐在母亲面前告她们乱花钱，大姐二姐也会把一些瓜子糖果拿出来大家一起偷偷的吃。　　除了吃食方面的改变，另外一个最大的变化是我们不再穿那些破破烂烂的旧衣服。临近年关时，母亲去城里扯了布给我们每人做了一件新衣裳。大姐二姐是黄黑碎花条子绒做的小翻领褂子，蓝洋布裤子。我和三姐及弟弟每人做了一件蓝条子绒褂子，裤子虽然仍是大姐二姐穿剩的但重新染了一遍，看起来黑黑的和新的差不多。第一次穿上新衣服，我们都很神气，有事没事都要上街走一圈。农村人冬天基本无事可干，许多人就在太阳底下晒暖唠嗑。我们姐弟几个在人堆里钻进钻出，跑来跑去，故意让人们看到我们穿上了新衣服，那感觉真像穷人翻身，小人得志，喜形于色毫不掩饰。　　父亲快要从东海放假回来了，我们都翘首以盼，满怀喜悦。那时候交通不方便，通信也很费劲，更没有电话。因为不知道父亲究竟是哪一天回来，大姐二姐每天一放学就带着我们姐弟五个在村口一边玩耍一边等待。冬天黑的早，玩到很晚也没等到父亲，我们才不情愿地摸黑回家。　　快过年的时候，父亲终于从东海回来了。那是一个冬日的午后，他的身影刚刚遥遥地出现在路口，就被眼尖的三姐看见了。她猛地扬起手一指，然后一声高呼，我们都撒欢似的往前跑。这一次真的是父亲回来了，他背着一个绿色的帆布旅行包，鼓囊囊的塞满了东西。手里还拎着一个方盒子的东西，包着红红绿绿的花纸，是一包点心。我们前呼后拥，像迎接英雄似得把父亲接回了家。　　第一次吃到点心，那感觉真的太美妙了，甜甜的带着迷人的香气。大家都舍不得吃，一次只拿出来一小块，然后掰开了分着吃，每个人分到的只是一小口而已，很慢很慢的吃下，似乎回味无穷。　　母亲说，少吃多甜，要留着慢慢吃。为了防止我们偷吃，母亲把点心藏到了板箱里，还加了锁。但总有忘记的时候，我和三姐瞅准时机，偷偷打开板箱迅速拿出一块然后躲在角落里悄无声息的吃掉。幸好大家都在兴高采烈地准备过年，没有人发现我们行为诡秘。　　年终于到了，我们姐弟五个穿上新衣服神神气气地上街，故意在人多的地方走来走去，故意地大呼小叫。那种扬眉吐气的感觉太好了，全然不顾周围那些复杂的眼神。　　那些曾经耻笑羞辱过我们的邻居和社员也登上门来和父母拉家常，一些人还送上了贺年礼。生产队长苗则胜也来了，居然还拿了两挂鞭炮，说是让我燃放着玩。这种陡然的变化让人措手不及，甚至忘记了世态炎凉。父母都是脸面很薄的那种人，经不住别人两句好话便忘记了前嫌。　　家里的客人也突然多起来了，许多年没有来往的稀客也登上门来拜年，一些亲戚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们，因为以前压根儿没见过，也没听说过。　　现在想来，那年的冬天和那个春节就像一个遥远的童话，美好而不真切，让人怀疑是否真的存在过。
　　接父亲　　过了正月十五，父亲就又去东海上班了。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东海在哪里，只知道那是一个遥远的地方，因为父亲一大早就从家里出发，去县城里赶火车。家里的生活渐渐回到常人的轨道，一家人的命运不再风雨飘摇，母亲也不再惶惶不可终日。　　父亲走后，等着他回来成了我们最期盼的事。事实上，盼望父亲回来已经成了我们的生活中心，他刚走我们就开始计算日期，估算他大概什么时候能回来。母亲偶尔会找人查查日历，大姐二姐会在纸上计算一番，我和三姐及弟弟都还小，对日期没概念。虽然很想念父亲，但一玩起来就忘了。偶然想起，觉得日子是那样漫长。终于捱到了月末，母亲说父亲可能要回来了。我们一下子都兴奋了起来，要走路去接父亲。大姐二姐还没放学，我和三姐就带着弟弟出发了，我们也不知道县城在哪里，只知道顺着大路往前走，因为父亲每次回来都走那条路。　　在村口遇到了小岗、健全和东东等几个同龄的小伙伴，他们听说我们要去接父亲，也要和我们一道去，因为他们也吃过父亲带回的糖果，知道父亲会带好吃的回来。没走多远又遇到了三邦、小强和富伟从地里拔草回来，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七八个六七岁的小伙伴唧唧喳喳又说又笑的，就这样浩浩荡荡的出发了。　　走过了两个村子，前面有一条大河，因为天旱几乎没有水，桥还没有修好，中间只有一条土填的路。三姐不知道该不该继续往前走，我也不知道。于是我们就停在河边，坐下来休息。很奇怪，第一次没有大人带领走这么远的路我们竟然一点都不害怕。　　堤岸边有一口土井，一溜泥挖的台阶斜斜的直通下去。弟弟要去洗手，刚下两个台阶就滑到了。眼睁睁地看着弟弟往下滑，我不知哪来的勇气一下子冲过去，就在弟弟全身刚要滑进水里的一瞬间抓住了他的衣服，我努力往后仰着身子贴在地面上，这时候健全小岗和东东以及另外几个小伙伴已经像猴子捞月亮似得在后面抓住了我。三姐在岸上大声高呼救命，修桥的几个大人跑过来了。大家七手八脚把我和弟弟拉上来了。　　幸亏弟弟只是喝了几口水，但还是被呛着了，好大一会儿才缓过神来。那口土井其实并不深，据说水刚能到大人的腰部。但依然很危险，前几天刚淹死了一个小孩。　　想想真是后怕。　　等了半天，父亲也没有回来。我们都很失望，天渐渐地黑了，不得不往回走。刚走到村口的时候，大姐二姐和母亲以及其他几家的家长打着手电筒就找过来了。得知弟弟差点掉进井里的事情后，母亲先是庆幸接着就不停地自责，从那以后她再也不准我们私自去接父亲。母亲不再向我们提前通告父亲即将回来的任何消息，我们只能漫无目的的等。那时候觉得时间过得真慢，简直是数着光阴过活。这种等待既是快乐又是煎熬。　　童年的快乐大多是因为无聊，天亮了盼着天黑，天黑了又盼着天亮。　　去县城看电影　　暑假到了，父亲终于又回来了。这一次他不仅带来了很多好吃的，而且带来了好多书。是些什么书不记得了，只记得花花绿绿的封面，飘着一股油墨的清香。我最关心的当然还是吃的，父亲带了好多虾皮还有煎饼，这大约是东海的特产，之后父亲每次回家都会带这两样。新鲜的煎饼是软的，摊开了，捏一把虾皮撒在上面，再夹上一根大葱卷起来。　　那真是一种难以形容的美味，筋到、鲜香还带着大葱甜丝丝的辣味。对我而言，这已经成为童年的味道，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吃上煎饼虾皮卷大葱，思绪就会穿越绵绵的光阴，回到过去，回到从前，依稀中自己还是那个懵懂的少年，穿着不合体的旧衣服，在狭小的世界里傻傻的体验着快乐。　　《少林寺》上映了，村里的年轻人成群结队到县城里去看。一时间街头巷尾大家聚在一起聊天说的都是电影如何如何精彩武功如何如何神奇，说的人眉飞色舞，口沫飞溅，听的人艳羡不已，无比神往。　　吃中午饭的时候，父亲宣布明天全家一起到县城去看电影。真是太激动了，兴奋地难以自抑。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是电影，听说电影里的人是被电催的在银幕上能动能说话，我很好奇也非常不解。整个下午，大家都兴奋地做着各种准备。大姐、二姐和三姐烧了一大锅水，又是洗头又是洗澡。弟弟在院子里跑来跑去，不时地在院门口高声大叫，“要去看电影了！要去看电影了！”不一会儿工夫，半截村子里的人都知道我们全家第二天要去城里看电影了。　　第二天刚吃了早饭，我们就迫不及待的出发了。母亲怕我们路上饿了要东西吃，特意用书包装了几个馒头，又用父亲捎来的行军水壶捎了一壶水。前夜下了雨，乡村土路崎岖而又泥泞。家里只有两双大人穿的胶鞋，母亲穿一双，父亲穿一双，大姐二姐穿着父亲捎来的塑料凉鞋，舍不得在泥里走，我和三姐弟弟穿的都是布鞋更不能长时间在泥水里走。大家拣着路边稍微干净的地方，一跳一跃的往前，虽然很惊险，但也充满了乐趣。父亲背着弟弟，没走多远就累的直喘气。　　于是我们决定走公路，5里路外的关帝庙镇上有柏油公路通往县城，因为不顺道以前很少走。从家里去县城走土路的话只有14里路，走公路的话却有20多里，因此，村里人去县城大多数时候都走土路。　　在泥泞的乡村土路上艰难地跋涉了半天终于到了关帝庙。第一次见到宽阔的柏油马路，我和弟弟都很兴奋，撒欢似的往前跑。那时候，公路上也没什么车，只有去淮北、宿县和永城的班车偶尔经过。宽阔的柏油公路两旁绿树成荫，大姐二姐和三姐像红卫兵下乡似的排成一队往前行进，我和弟弟一会儿超前，一会儿落后，每有一辆汽车驶过都要久久地行注目礼，直到完全消失看不见。父母跟在后面，不时地提醒我们要小心，靠边走。　　快到中午的时候终于走到了县城，买的是下午两点钟的票，一张票两毛，全家人才花了一块四。在电影院外面等待入场的时候我们已经饿的肚子直叫，母亲拿出馒头，三姐和弟弟闹着要吃喝粥，或许是拗不过他们也或许是父亲心情好，居然决定全家人去饭馆吃饭，要了、油条、粥和辣汤。以前母亲经常在我们面前念叨的好日子“吃香的喝辣的”全都体验到了。过惯了苦日子，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全部遐想仅仅只是能吃上香的喝上辣的。　　父亲让母亲也一起吃，母亲推脱不饿没胃口，一会儿又说不习惯在外面吃饭。末了，把几个吃剩的用报纸包了揣在怀里。她并非真的不饿不想吃，在电影院外面等候的时候她拿出从家里捎来的馒头啃起来，又扬起头喝了几大口水壶里的水，似乎很满足。　　终于进场了，大家一哄而上，只觉得人挤人，幽幽暗暗的看不清，那盏白炽灯在诺大的电影院泛着微薄的光，像盏煤油灯。刚找到座位坐定灯就熄灭了，电影开演了。　　我屏神静气盯着银幕，看着那些字飞快地变动，一会儿出现了画面。电影原来是这个样子的，我恍然大悟。看着银幕上的人动来动去，我既好奇又兴奋。昏暗中还有人打着手电找座位，小贩走来走去低声叫卖着冰棍。看着银幕上的人打打杀杀，一开始还觉得有趣，不一会儿就眼花了，完全不明所以。不知过了多久，我竟然睡着了，父亲隔着两个座位把我摇醒，一睁眼又睡者了——或许是因为中午吃得太多了。不知什么时候，我又被大姐摇醒了，拉着要起身。我睡眼惺忪中瞟了几眼银幕，方丈已经全身是火烧起来了，许多人站起来往外走，原来电影要散场了。　　出了电影院才知道外面还是白天，恍恍惚惚觉得一家人走路往县城里赶已经是昨天的事。弟弟也睡着了，母亲抱着他出了电影院许久才摇醒。已经是半下午了，一家人又急匆匆地往回赶，回到家里已经是傍晚了。　　第一次看电影，印象最深的竟然不是电影，而是一家人沿着乡村公路往县城赶路的情形。多少年后，提起那次去县城看电影的事，我脑海里就会浮现一家人赶路的画面，大姐二姐和三姐走在前面，父亲、母亲跟在后面，我和弟弟不时地跑前跑后，在浓荫匝地的宽阔柏油马路上，快活的像一只出笼的小鸟。那画面像是定格在了脑海里，雨后田野里飘来的麦草的青香似乎还在鼻尖氤氲缭绕，久久不散。
　　那年暑假　　那年暑假或许是父亲多少年来在家里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家里整天都像来了客人。我和三姐及弟弟三人整天都莫名兴奋，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有时到街上遛一圈，横冲直撞，大喊大叫，那个受人白眼任人欺凌的往昔似乎一去不复返了。　　母亲的气色也变好了，她的眼疾慢慢也自愈了，脸上甚至有了些许红润的颜色，她不再担惊受怕，不再低声下气。天热的时候她会把头发拢起来，短短的自来卷头发配上端正的五官看上去很洋气。　　父亲从县城新华书店里买回来很多书，花花绿绿的厚厚一摞。大姐二姐开始教我和弟弟认字数数，不久我就能从一顺利数到一百，大家都很惊奇。父亲偶尔会给我们读些故事，那些花花绿绿的读物为我构筑了一个美好的童话世界，绿的树，红的花，幸福的王子和公主，父亲回家了，世间的一切仿佛都美好起来了。这不过是幻觉而已。　　父亲在家时的情绪时好时坏，他高兴的时候任由我们撒欢嬉闹，仿佛视而不见，他不高兴的时候就像突然变了一个人，眉头紧皱，眼光逼人，神情可畏。不知什么缘由他就摔碟子打碗，或是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饭时突然把饭桌掀了，可能仅仅只是母亲说了句错话或不中听的话。每当这个时候，母亲就战战兢兢拉着我们立在一边，看他发脾气。摔完砸完了了他会高声咆哮一阵，然后蒙头去睡。当然也睡不着，就抽烟，抽得很凶的那种。屋里烟雾缭绕，呛得人喘不过气来。　　午后的斜阳从西窗里照进来，在屋里打出一道亮亮的光柱。他就在那光柱的阴影里从床头摸索出一本书，不知道什么书，厚厚的一卷，中间插着一只笔。他烦躁地翻来翻去，又抽出笔写写画画。屋子里的空气很凝重，没有人敢出声，大家都静悄悄的，只有几声蝉鸣在沉闷干热的午后嘶哑地响了一阵，一切又归于沉静。　　我偷偷的溜进去从板箱里拿了一样东西，用眼睛的余光瞄了他一眼，他可能是哭了，两行清泪正从他脸上滚下来。我只装作没看见。　　有一次，我们偷偷翻开父亲的书，里面滑落出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那个人侧脸微笑，一头略卷的齐耳短发，端庄而漂亮。我们都认定那是母亲年轻时的照片，因为太像了。母亲就有一头自来卷的短发，双眼皮大眼睛，而且皮肤很白，是在烈日下曝晒也晒不黑的那种。我们都很诧异，想不到母亲年轻时那么漂亮。　　后来才知道，那是日本电影演员栗原小卷，父亲看的那本书是中外电影剧本，床头上搁了好几本。听说他年轻的时候就有写作的梦想，但是一直没有实现，他先是被时代抛弃，被打成右派，后来又为生计拖累，疲于奔命。　　当然，父亲也有情绪好的时候。他好的时候也像变了另外一个人，让人受宠若惊，手足无措。父亲买东西很大方，他高兴时我们要求他买零食几乎是有求必应。有时候大热天村里经过一位遛乡卖冰棍的，他会慷慨地拿出一块钱甚至两块钱买上十几根冰棍任由我们吃，吃不完放在铝饭盒里，化成水再喝。每当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成为邻里小伙伴们艳羡的对象。　　生产队的池塘翻塘了，捕捞上来很多鱼，全村人都兴高采烈等待分鱼。父亲右派平反我们家也摆脱了贱民身份，居然也分到了一大筐鱼。什么鱼种不知道，大大小小的一满筐。母亲很是为难，除了蒸野菜饼和煮稀粥之外她基本不会做饭，更不知道如何做鱼。她向前院四婶子讨教了做鱼的方法，却又苦于没有调料——家里连酱油都没有，只有咸盐。最现实的做法就是清蒸，撒些盐就可以吃了。那些鱼已经不太新鲜，端出锅飘散着一股复杂的味道，对于从没有吃过鱼的我们来说，大家都以为那就是鱼肉的鲜香。　　母亲舍不得一次就把鱼吃完，她想晒些鱼干留待过年的时候再吃。院子里铺上一个大大的草席，腌好的鱼平铺在上面，在三伏天的烈日下散发出强烈的腥臭味，大群的苍蝇轰都轰不走。于是，我和三姐及弟弟三人被指派负责轰赶苍蝇。我们每人手持一把蒲扇，在烈日下挥来会去，阵阵的腥臭扑面而来，我们却丝毫也不觉得恶心。相反，想到过年有鱼可吃，我们就很开心。因为夹杂着幸福的幻想，那种腥臭闻起来也是香的。　　应时的瓜果上市了，父亲会给母亲几块钱让她到集市上去买，回来时手推车会装得满满的，西红柿、甜瓜还有各种时令蔬菜装了一大车。我们就放开肚子的大吃特吃，直到撑得吃不下。刚从苦日子里挣扎走来，那个丰裕的暑假简直就像生活在天堂里。
　　流年往事（三）　　梦幻般的暑假很快就结束了，父亲又要动身去东海了，家里沉浸在依依惜别的氛围中。临行前一天父亲突然决定带着我和三姐去东海，大姐二姐因为要上学没法去，弟弟还太小，几乎与母亲不离身。为了减轻母亲一个人在家的负担父亲决定将我和三姐带去东海住几个月。这个决定太突然了，我和三姐兴奋的茫然无措，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准备。要出远门了，还要坐火车，仅仅想一想就足以让我们兴奋莫名。　　母亲连夜打顿了几件大姐二姐的旧衣服塞到父亲包里，又准备了路上吃的几个馍馍。要出发了，大姐二姐带着艳羡和哀怨的神气，弟弟哭闹着要跟着一起去。母亲连哄带骗终于不哭了，我们才出了门。从家里到县城火车站有18里路，父亲带着我和三姐一路走过去。因为太兴奋了，竟然丝毫不觉得累。　　不知道是几点的火车，只记得上车时天色已经很黑了。那时候的火车似乎不像现在这么拥挤，依稀中还记得上车不久我就睡着了，朦胧中到了徐州要转车，父亲一手牵住三姐，另一只手还要抱住我。也不知过了多久又下车了，要换汽车。晚凉如水的雾气腾腾的漫上来，周围一片黑朦朦的，远处几扇窗户泛出黄黄的光，似乎有人在走动，像是在梦境里。不知过了多久，又下车了，天还没有亮。　　1、马站中学　　父亲教书的学校是小镇上的一所中学，离赣榆县城大约有几里路，交通也不方便。在县城下了汽车后还要步行很长的一段路才能到达。背负着一大包行李还带着两个七八岁的小孩，父亲实在抱不动了就把我摇醒，按在地上推着要我走路。我睡眼惺忪地醒来，发现天色已经快亮了，青白的天光照亮了周围的田野，蒙蒙的雾气悬浮在空中，仿佛就挂在树梢上，空气清凉而湿润，完全没有了火车上的酷热和沉闷。　　路上有很多人，大约都是那所中学的老师或学生，因为许多人似乎都认识。开始有人和父亲打招呼，有人主动帮父亲提行李。三姐似乎也从连夜赶车的疲惫中恢复了活力，开始不停的问这问那，一会儿又向父亲要吃的要水喝。　　大约走了两里路，终于到了。天色已经全亮了，一轮橘红色的太阳刚刚跃过地平线正冉冉升起，周围的一切都笼罩在金色的晨曦里，像是梦里到过的某个地方。　　父亲教书的学校就掩映在一片绿色的树林里。青砖垒砌的院墙和宽大的铁门，两旁有高大的白杨树，从半开的铁门往里看能看见几排青砖灰瓦的房子，还能看见圆形的拱门。在绿树掩映之中一根高高的铁皮烟囱耸入天际，冒着白烟。校园里人很多，每个人似乎都行色匆匆，但并不忙乱。突然有种很肃穆的感觉，我和三姐怯怯地躲在父亲身后，不敢进门。　　父亲忙着和人打招呼，连拖带扯把我们拉进了校门。周围有人窃笑我们胆小怕人，没见过世面。我和三姐在东海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从校园里往外看，远处低矮的小山似乎就在院墙外，小山那边还有更高的山，青绿色的山变成青黑色的山，又变成淡蓝的一缕青纱，朦朦胧胧的和天际分不清。　　突然很想家，后悔不该跟父亲过来。隔着长长的夜路和辗转奔波，家突然变成一个遥远的地方，似乎只有在梦里才可能回去。　　父亲的宿舍在一排青砖红瓦平房的中间，是大大的一个通间，前后都有窗户，里面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墙角里还放着一只红色的木箱子，油漆已经脱落的斑驳陆离。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摆设，暖水壶就放在地上，墙上钉了几个钉子，一跟细铁丝从房间里穿过，用来挂衣服和毛巾。看得出，父亲的生活条件其实也比家里强不了多少，他一个人应该也很清苦。不过，我和三姐都很兴奋，刚进屋就爬到了床上，又很快跳下来，好奇地在屋里翻来翻去，一会儿又跑到门口，从门缝里往外看。　　把行李安顿好，简单收拾了一下后父亲就带我们去食堂吃饭。父亲拿了一个米黄色的搪瓷茶缸和一个铝饭盒，我和三姐抓住父亲的衣角怯怯的跟在后面。食堂的人很多，有学生也有老师，餐桌似乎不大够用，一些人蹲在地上吃饭。父亲买了馒头稀饭和咸菜，小心翼翼地从人群里端出来，很快有学生站起来给我们让座位。不一会儿还有其他老师坐过来，和父亲边聊天边吃饭。初来乍到，周围还有那么多关注的目光，第一顿饭我和三姐都吃的很拘谨。　　吃完饭父亲把我和三姐领回宿舍，从箱子里翻出几本书和画册让我们看，简单交代了几句就去忙事情了。　　短暂的生疏胆怯之后，我和三姐渐渐放松了身心，开始在校园里漫游探索。家属区是一个独立的院落，要穿过一个圆形拱门才能到教学区。走过几排教室，转过一个弯才是食堂。虽然刚吃过早饭，食堂里还有人在不停地忙碌，袅袅的炊烟从高大的烟囱里冒出来，飘向蔚蓝的天际。食堂周围弥漫着一股煮饭的香气，醇厚而持久，我和三姐就在这香气里度过了童年最快乐的时光。　　很多年后，我们才知道那所学校是赣榆县柘汪乡马站中学，距离大海只有两里路。
　　2、用暖水瓶做大米稀饭　　家属院西南角有一个公共厕所，青灰色的砖墙外长了许多很旺盛的野草，差不多有半人高，浓密而茂盛。草丛里有许多牵牛花和几株野生的黑莓，或许因为得到粪水的滋润，结出的果实硕大而饱满。父亲上课去了，我和三姐无事可干就在草丛里翻来翻去，寻找成熟或接近成熟的黑莓果实，吃得口唇发紫牙齿酸软。　　因为离厕所太近，似乎没有人对这里的黑莓感兴趣，我和三姐却不在乎这个。那段时间每天到草丛里翻找蓝莓成了我们最牵挂的事情，每天都要在草丛里翻找好几遍，不放过任何一颗刚刚变成黑色的果实。　　吃饭仍然是我最关心的头等大事，因为没有零食，食堂只按点供应，两餐饭之间跨的时间太长，因此每顿饭我们都很期盼。　　很快饭票就不够用了，本来一个人定量供应的饭票现在三个人吃当然不够用。那时候我和三姐的饭量都奇大，他一个人的饭票别说买馒头买菜吃，就是只买稀饭喝也不够。　　父亲开始想办法自己做饭。条件实在太有限了，既没有锅灶也没有炉子，做饭几乎是不可能的。他想了个颇具创新精神的主意：用暖水瓶煮稀饭——其实不是煮而是焖，把一些米放进暖水瓶里然后灌上刚烧开的热水，焖上一个上午就能做出口感尚可的大米稀饭。这种做大米稀饭的方法需要很高的技巧，米放多了不行，熟不透，开水的温度低了也不行，根本焖不熟。几次失败的尝试之后，父亲终于找了诀窍：每次只能放小小的一肥皂盒大米，然后灌上开水房刚刚烧开的热水。这种方法很管用，很快不不久之后我们每天就能喝上从暖水瓶里倒出的稀饭，不多不少，刚好够三个人吃。　　父亲做饭是很隆重的事，他每天一大早就起床，很小心翼翼的往暖水瓶里倒进一肥皂盒大米，暖水瓶口太小，许多米粒撒在了外面，他就一粒一粒捡起来再放进去，然后急匆匆赶往开水房，为的是能打上刚烧开的滚烫热水。后来他用一张厚纸做了个漏斗，往暖水瓶里倒大米才容易起来。等到中午吃饭的时候，暖水瓶里倒出来的就是香喷喷的大米稀饭，只是口感比食堂里卖的略微寡淡一些。　　省下的饭票父亲会偶尔奢侈一下，去食堂买些好吃的饭菜。　　食堂里卖烧排骨了，吃饭大厅里人头攒动，群情激昂。父亲在拥挤的人群里挣扎了半天总算买到一份。第一次吃到红烧排骨，那味道太美妙了。烧得很烂，用筷子轻轻一戳肉和骨头就分离了。连骨头都是软的，不必很费力，骨头里醇香的汁水就流出来了。我和三姐争先恐后，筷子抡的飞快，抢了一块又一块。一搪瓷缸排骨很快被抢一空，父亲一块也没有吃，只是用馒头蘸了点汤。我们哭闹着缠住父亲让他再去买。可是食堂里已经卖完了，那年月任何好吃的饭菜很快都会被哄抢一空。　　3、煎鱼和炕螃蟹　　一个人带着两个七八岁的小孩在外面生活，父亲很快捉襟见肘，难以应付。他经常只能吃点我和三姐吃剩下的东西，拿着一块馒头把粘在搪瓷缸壁的饭菜油水擦得干干净净，盛在铝饭盒里的稀饭也会吃到粒米不剩。他的节约和俭省到了令人惊异的地步，吃过饭的茶缸和饭盒几乎不用再拿水洗。　　即便如此，还是不够。经常有单身老师或是家境比较好的老师接济我们。有的老师慌称自己吃不完就把饭票送给了父亲，在那个年月这是很慷慨的接济。旁边邻居住的田老师一家是东海本地的，家境比较好。他们家有一位和三姐同龄的女孩，大家都叫她丫头，不知道是不是她的名字。没过几天，我们就成了最好的玩伴。田老师的爱人是位很慈善的阿姨，看着父亲一人带着我们过得艰难经常帮忙缝缝补补。她很会照顾父亲的面子，屡次的送饭票和好吃的怕父亲不好意思接受，就想了个主意让我和三姐在学校里捡拾被扔弃的馍头和菜叶说是拿回老家喂猪，然后时不时的送给我们许多好吃的，算是交换。有时候是一小袋大米，有时候是老家捎来的海鱼。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家做的炕螃蟹，隔三差五的送给我们吃。　　那些螃蟹据说是在热油锅上炕出来的，是海边特有的做法，个个都红彤彤，油亮亮的，散发着一股奇异的香味。虽然每次只有三五只，但却很能诱发我们对美食的激情，每次我和三姐都吃得唇齿留香，欲罢不能。父亲会把我们吃过的蟹壳和蟹腿再嚼一遍。那大约是海蟹，个头不大，壳似乎不太硬。　　他们家有时候还做煎鱼，煤球炉子上放一个黑乎乎的平底锅，从老家捎回来的鱼好象刚从海里打上来不久，散发着一股咸腥气味。少许的一点油在锅底上一抹，把腌好的鱼往上一放立即冒出滋滋的热气，一股奇异的香味马上弥散开来，隔了几排房子都闻得到。　　我和三姐就围在炉子前仔细的看，贪婪得闻着那股香气，丫头在旁边玩，一脸自豪和愉悦的神气。鱼煎好了，田老师的爱人用盘子盛了几条送给我们吃。那真是让人终生难忘的美味，略微焦黄的表面，用筷子拨开了是晶莹剔透的鱼肉，泛着油润的光，一股氤氲的热气飘上来，香味直往鼻孔里钻。我们三个人就围蹲在地上，吃得非常小心仔细，不放过任何可能入口的美味，煎鱼特有的奇香就弥散在父亲狭小的宿舍里，久久不散。　　父亲说，那是马鲛鱼，是连云港附近海域最好吃的一种鱼。　　4、大鱼　　天渐渐的冷了，从家里带来的衣服不够穿了，我的一双布鞋也磨穿了底子，前面有一个洞，大拇脚指不时的钻出来。真的没有办法，那年月不仅是没有钱，就是有钱也买不到衣服和鞋子。商品奇缺，什么都要凭票供应。到了下霜的季节，校园里的白杨树都落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桠在寒风里发抖。我和三姐还穿着夏天带来的衣服，几件衣服全套在身上还是冷。原本没有打算在这里过冬的，以为我们不习惯住不了长久。父亲原计划国庆节放假回家收秋时带我们回去，所以来的时候没有带棉衣，不知道什么原因竟没有回去。　　学校里的几个女老师看我们实在可怜，有人从老家捎来了几件旧衣服送给我们，田老师的爱人把几件大人穿的旧衣服改小了，又重新染了颜色给我和三姐穿。　　那些厚重的老土布染成蓝灰色做的褂子和长裤穿在身上倒是合身，只是看起来象个小老头小老太。丫头穿着鲜艳的格子衣服，黄黄的头发扎着两根细细的马尾辫。我们三个人在校园里发疯似的跑来跑去，故意在厚厚的落叶上踩出巨大的声响。跑累了，我们就瞅准了哪个教室没人上课偷偷溜进去拣拾粉笔头，然后到处乱画。家属区每个宿舍的门上都被画了几笔，还嫌不过瘾，又用红色粉笔打了个叉。　　那年头似乎很多人都对房门上被打红叉叉很忌讳，有老师气愤不过就找到父亲告状，说我太顽皮。因为没有抓到现行，我抵赖不承认。一个姓周的男老师似乎很有心，躲在宿舍里关上门，静悄悄的像似没有人的样子。安静了几天，我又手痒了。因为实在没的玩，而拣来的粉笔头还没有用完。因为有人告了状，三姐和丫头对拿粉笔到处乱画的游戏失去了兴趣，她们结伴去厕所外面的草丛里摘牵牛花。我闲的无聊，便又拿起几个粉笔头挨着门乱画起来。刚画了几间宿舍的门，突然旁边一冲出个人抓住了我的手，是周老师，他不由分说就拉着我去找父亲。被抓了现行还告上门来，父亲当着那个老师的面把我打了一顿，并罚我在家属区的院子站一下午，而且不给饭吃。　　三姐和丫头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周围静悄悄的。我无聊的站在家属区宿舍的走廊上，午后的阳光斜照下来在廊柱后投下一溜黑黑的影子，那走廊愈发显得幽深。院子里安静的出奇，能听见树叶飘落的声音，偶尔还能听到油蛉在草丛里低唱。我靠在廊柱上，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等到被三姐摇醒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她和丫头刚从学校外面回来，很是兴奋的样子。原来有老师带她们去看海了，一条大鱼被冲上了岸，大家都成群结队去看。她们绘声绘色的描述，很兴奋激动的样子。那应该是一条很大的鱼，据说有四五米长，两个人合抱都抱不过来。我无法想象那究竟是多么大的一条鱼。　　很是遗憾，那所学校距离大海不过两里路，却从来没有人带我去看海。
　　5、羊肉汤　　冬天到了，母亲从老家邮寄来的棉衣也收到了，一看就知道是大姐二姐穿小改的，还有两双棉鞋，厚实的鞋底上布满了密密的针眼，不知道是母亲熬了多少个夜晚赶制出来的。　　真没有想到，我和三姐第一次出远门竟然整整过了一个学期。想家的时候我们就趴在校园铁门的栏杆上，遥望着远处的群山，幻想着山那边就是我们的家。不知道母亲一个人带着大姐二姐和小弟过的怎么样？他们整日还要靠煮山芋和野菜饼子充饥吗？在冬天漫长的黑夜里那床破旧的棉被够用吗？　　海边的冬天又湿又冷，比内地更加难捱，父亲在宿舍里生起了炉子，因为不会照看经常灭。为了让炉火烧的更旺，我和三姐便开始满校园拣拾各种能烧的东西，干枯的树叶虽然烧起来很旺却不经烧，只能应急用，树枝和小块的木头最受欢迎却不多见。锅炉房里烧剩下的碳灰带着余温被扔在院子里，我和三姐就拿着小棍在灰烬里扒拉着寻找没有完全燃烧的碳球，有时候一天能捡到一小篮，填到炉膛里，看着红彤彤的炉火我们很开心。　　有赣榆本地的学生给父亲送来了几条从老家捎来的的海鱼，父亲向田老师请教了做法后开始自己尝试煎起来，因为不会腌制也没有调料，火候也把握的不好，那些鱼煎出来味道怪怪的，有的地方焦有的地方生，宿舍里弥漫着一股烧头发的味道。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吃的很开心，三个人围坐在炉子边，看哪一块煎熟了就用筷子夹起来大家分着吃，没有任何调料，连盐都没有。　　下雪了，不一会儿外面就白花花的一片。大约是周末，家属院里空旷旷的寂无人声，诺大的校园里仿佛只有我们父子三个，在狭小的宿舍里围着炉子吃煎鱼。不知道那都是些什么鱼，只记得煎的时侯能流出来许多油。　　学校食堂里烧羊肉汤了，一股略带腥膻的香气弥漫在校园里。还没到开饭时间，许多老师和学生就把打饭的档口围得水泄不通，父亲也在里面，场面拥挤而混乱。等了半天，父亲终于从人群里挤了出来，两只手很宝贵似的端着一搪瓷茶缸羊肉汤，虽然很小心翼翼还是免不了泼泼洒洒，回到宿舍只剩下半缸还在里面。羊肉汤看起来非常诱人，翠绿色的香菜和青蒜碎沫撒了厚厚一层，上面漂浮着红艳艳的辣椒油，一股醇厚鲜美的肉香从厚厚的油花里飘上来直钻鼻孔。我和三姐都急不可待，盛了一勺就往嘴里送，刚入口一股辛辣的热气就把眼泪顶出来了，我和三姐都被辣哭了。太烫了，也太辣了，根本没法吃。　　父亲让我们不要急，先吃几口馒头，等羊肉汤凉下来再喝。他小心的把羊肉汤分成了三份，把我和三姐的两份晾在一边，然后就不顾烫和辣津津有味吃起来，喝一口吃两三口馒头，似乎很享受的样子。　　汤慢慢的凉了，我和三姐也等不急了，刚喝两口又被辣得涕泪交流。那顿饭吃得开心又艰苦，吃完饭两个人已经是鼻涕一把泪两行。后来食堂又卖了几次羊肉汤，我们渐渐适应了那种辛辣和火热，每次都吃得浑身冒汗，口舌生津，非常过瘾。　　6、玩具汽车　　几场落雪之后就到了放寒假的日子。快回家了，我和三姐都非常兴奋，恨不得插上翅膀立刻飞回去。然而，回去的路一样辗转曲折。先是在赣榆县城赶汽车，天还没有亮就出发了，为的是能赶上最早一班汽车。因为刚放假，许多老师和学生都回家，路上人很多，父亲背着大包小包，两只手牵着三姐和我像落难逃荒似的随着人流往前赶。　　到了赣榆县城天还黑蒙蒙的，只有一趟开往连云港的班车。大家一轰而上，人挤人，似乎发生了踩踏，父亲还和人发生了争执。朦朦胧胧的，像似在梦中，直到在连云港换上火车的时候我才完全醒过来，车厢里非常拥挤，父亲满头大汗，三姐也小脸通红。　　到徐州又要转火车，父亲带我们在车站广场上吃饭，所谓吃饭就是喝碗热汤暖暖身子，又吃了几口随身带回来的煎饼。火车还没有到，父亲就带着我和三姐在车站附近转悠。我突然看见商店橱窗里陈列着玩具汽车，立即央求父亲给我买一个。他看了看价格标签，立即拉着我往外走。大约是两元钱一个，他舍不得。我哭闹着让他买，抓住商店的门把手不愿意走。我故意大声的哭闹，好多人围过来看。他还是舍不得，那时候的两元钱几乎相当于我们三人一周的伙食。无论我怎么哭闹，怎么企求，他就是舍不得。看着我耍赖在地上打滚，他上前踹了两脚，然后负气似的牵着三姐向远处走了。等我抹干眼睛父亲和三姐已经消失不见了。　　我发疯似的往前跑，又折回来，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周围围了一圈人，我大声的哭喊着，突然非常恐惧，一股迷失的恐惧袭遍全身，我慌了，蹲在地上真的大哭起来。　　父亲和三姐大约是躲在远处，看我真正慌了神他们就出现了。我再也不闹小汽车了，抓住父亲的手轻易不敢松开。　　这件事似乎为我今后的人生埋下了一个伏笔，真正想得到的，怎么努力也得不到，渐渐的自己也失去了努力的信心，久了也就不再想得到。对于父亲，我也多了层担忧，生怕一丢手，他就消失在人群里，再也找不着。
　　流年往事（四）　　火车到砀山小站的时候已经是傍晚时分，外面正是漫天飞雪。幸好有个姑姑家在县城，父亲带着我和三姐在姑姑家住了一晚，第二天才步行回家。雪天里乡村土路太难走，父亲带我们走的公路。经历一夜的大雪，整个世界像是冰雕玉砌的一般，公路两旁的树上披挂着长长的雾凇，行走在其中像是走进了童话里。每看到路边有一棵小树，我和三姐都要过去摇一摇，晃一晃，然后飞快的跑开，抖下一地的落雪，快活的像原野上的小鹿。离家越来越近，我和三姐越来越兴奋，既不觉得冷也不觉得累。　　总算到家了，还没进门家里养的那只老黄狗就认出了我，远远的就迎了过来，扑在我身上嗅来嗅去。大姐二姐和小弟奔出了门，大呼小叫着迎了上来。母亲和奶奶也端着碗迎了出来。小弟抱着我亲了又亲，大姐二姐接过父亲背的行囊，还没进门就从包里搜出一包糖果，开心的拿出来吃了。不一会儿，左邻右舍都知道我们回来了。开始有人上门找父亲说话，他们都惊诧于我的变化，说我变得皮脸了，淘气了许多。说三姐也长胖了，比以前水汪了，不再像以前那样干瘦如柴。　　我和三姐在院子里跑着转了一圈看看有什么变化，都还是几个月前的老样子。唯一的变化是厕所门口多了一个棉柴垛，上面积了厚厚一层落雪，像是盛开的棉絮。　　大姐二姐和小弟不停地向我和三姐问这问那，似乎想一下子知道我们在东海生活的全部事情。三姐像讲神话故事似的说了她在海边看到的那条大鱼，大姐二姐都很好奇，她们无法想象海的样子，更不能想象那条比人还高的大鱼究竟是什么样子。　　冬天日短，很快到了掌灯时分。母亲忙忙碌碌的准备晚饭，其实还是那几样，玉米面红芋糊糊，蒸的团子和野菜窝头。大姐二姐和小弟显然是吃厌了这几样，他们每人拿了一块父亲捎来的煎饼，卷上些虾皮，很用力的嚼着，一副贪婪的样子。好几个月没有吃上母亲做的玉米面糊糊了，我和三姐吃得很开心。三姐很娇气的说“还是娘烧的红芋糊涂好喝。”　　没过几天，大姐二姐也放寒假了，全家人开始为过年忙碌起来。　　1、淘豆芽熬薯糖　　事实上，还没入腊月母亲就开始早早的为过年做起了准备。她拉着平板车到集市上买了一大车白菜和萝卜，在院子的枣树旁边挖一个坑埋起来，既防冻又保鲜，吃的时候再随时挖出来，能一直吃到来年二三月，甚至能一直吃到白菜开花萝卜发芽。那时候冬天基本上没有别的菜，每天都是萝卜熬白菜，偶尔还放几根粉条，大家都争抢着吃。　　买来了萝卜和白菜，母亲开始自己淘豆芽。她向前院四婶子请教了方法，每天晚饭后烧一锅温水，把一脸盆黄豆浸湿了放在一个蒲包里，然后埋在草窝里，上面覆盖几层化肥袋子。没过几天，那些黄豆就发出了嫩黄的尖芽。每天用温水过一次，眼见着它们一天一天长大，体积也迅速膨胀，渐渐的装满了一整个蒲包。眼睁睁看着一脸盆黄豆变成一大包豆芽我们都感觉很神奇。豆芽长成了，熬白菜的时候抓一把放进去，味道立马变得鲜香起来。　　豆芽淘好了，母亲又开始准备另外一种神奇的食物：红薯糖。熬制红薯糖是很盛大的事，需要早早的做准备，因为需要一种特殊的原材料——大麦芽。只有用大麦芽做催化剂红薯淀粉才会变成糖。母亲用纱布包一些大麦盛在一个搪瓷茶缸里放在炉子边上，每天洒上一些水。三五天后，纱布上开始长出细细的绿绿的大麦芽，象植物娃娃的头发。再过上三五天后，那些大麦芽就长得大概有五六寸高，挤满了整个搪瓷茶缸还要探出头来，一片绿意昂然。　　等到大麦芽长得差不多了，熬糖就开始了。因为要不停的烧火，头一天晚上就要准备劈柴。母亲找来几根废旧的木头又收集了许多干枯的树枝，整齐的码放在厨房门口。一大早母亲就起床了，把两大木盆红薯芋头洗刷干净放在大铁锅里用猛火急烧，锅盖上压着几块厚厚的砖头。煮熟了一锅又煮一锅，一连煮了四锅。趁红薯都还热乎的时候放在陶土烧制的黄面盆里，快速的用木棍来回搅拌，然后加进捣碎的大麦芽。说也奇怪，那些已经被搅拌成糊状的红薯淀粉遇到了大麦芽立刻就离析出许多青褐色的水来，是糖水。　　母亲把那些稀糊状的东西舀进一个布口袋里，然后在案板上用力的挤压，糖水就花花的流下来，在寒冷的冬日里冒着热气。那些糖水都被收集在一个铁皮桶里，一只桶装不完，又装了几大盆，连洗脸盆都用上了。糖水都挤出来之后又开始烧火，要大大的猛火，因为要把水蒸发出去才能熬出糖来。我们姐弟五个轮流负责烧锅，一个人忙不过来就两个人一起干，一个人负责来回的拉风箱，另一个人负责往灶膛里添柴。小弟卖力的拉着风箱，三姐不停的往灶膛里加着柴火，我负责整理木材往灶前送。大家累得披头流汗却很开心。柴火快不够了，大姐二姐赶紧找了几段木头在院子里用斧头劈成小块。大家欢声笑语，小院里充满了过年的喜庆。　　临近傍晚的时候，大锅的水总算被蒸发的差不多了，水变成了汤，汤又变成了糊，而且越来越浓稠，用筷子一挑，一根棕红透亮的糖丝从锅里抽上来，糖快要熬好了。红薯糖稀特有醇香飘散在夜空里，隔着几户人家都闻的到。终于要出锅了，母亲准备了一只洋瓷铁盆，里面铺了厚厚一层面粉，她用勺子把糖稀盛在盆里，然后轻轻的抖动旋转，糖稀慢慢的变凉，形成几个碗口大小的糖坨，在煤油灯下散发出诱人的琥珀色的光。　　糖坨准备好了母亲把它收藏在了面缸里。制作薯糖要等到年三十那天，太早了会被我们吃光，等不及招待客人。三姐、弟弟和我都急不可待，趁母亲赶集买年货的时候我们拿筷子用力的戳，却无济于事，糖坨又冷又硬像块石头，根本没办法。　　母亲赶集回来买了许多年货，有干鱼、海带和一些调料。那年头，我们家平时做饭几乎不用任何调料，只有盐。过年的时候才会买些干辣椒、花椒和八角等调料。那些调料都要先在锅里炒一炒，然后放在石臼里捣成细细的粉末。这个过程虽然简单，却香气四溢。小小的几把火把干辣椒炒得略微焦黄，一股辛辣的香气就扑面而来，母亲连打几个喷嚏，小弟咯咯发笑，还没笑完自己也打起喷嚏来。一家人喷嚏连声，笑语不断。　　等那些花椒大料被放进石臼里捣制的时候，一股奇异的香味就取代了辛辣，小院里充满了类似炖鸡汤的味道，那是过年的味道，隔着绵绵的光阴远远的飘过来，我仿佛又看见母亲挽着袖子，不停地穿梭在厨房和堂屋之间，忙忙碌碌的为过年做着各种准备。
　　2、扫房子　　黄淮地区农村的新年实际上从腊月二十三就开始了，一些过年特有的活动从这一天开始正式上演。许多人家会在这一天打扫房屋请灶神，我们家也不例外。刚吃完早饭，母亲就开始张罗打扫房屋的事情，所有能搬出屋子的东西都搬了出去，陈放在院子里。不能搬出去的她就拿几块脏旧的床单把它们罩住，然后在长竹竿上绑上一根笤帚，用绿方巾包住头，只露出两只眼睛。她满屋子的挥舞扫荡，那些陈年的积灰就纷纷的落下来，呛得人喘不过气。大姐二姐端着洗脸盆满屋子的洒水，三姐负责用压水井打水，我和小弟开心的在院子里蹿来蹿去。　　不一会儿房屋就被打扫的干干净净，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清新的土腥味。大姐把窗棂上的纸下来，又糊上一张新报纸。二姐拿几根玉米轴子堵住墙上的老鼠洞，然后又在外面贴了张年画，是电影海报。那年头，许多人家里都喜欢贴些电影海报，母亲赶集也买了几张。大约是《红灯记》和《喜盈门》的电影海报，一张画上有许多幅小小的插图，很有故事性。二姐张贴的高度刚好适合躺在床上看，海报画散发出的油墨清香睡觉时也能闻到。　　3、蒸馍　　房屋打扫干净之后，母亲又开始了准备过年的第二项重大活动：蒸馍。头天晚上就发好了几大盆面，有好面也有杂面。所谓的好面就是纯麦面粉，杂面则是玉米、黄豆和干红薯片打出的面粉。那年头，平时家里很少吃好面，大部分都是吃杂面。偶尔蒸一次好面馒头也可能是因为家里来了客人或是有人生病，好面馒头只有过年那几天才吃得上。　　由于要蒸很多馒头母亲忙不过来，前院四婶子就过来帮忙。一块块面团在她们手里很快变成了圆鼓鼓的馒头，然后放进蒸屉里蒸。大姐二姐因为有寒假作业要做，不是特别忙的时候就不用她们帮手。我负责烧锅，三姐和小弟负责收集递送柴火，大家忙得井然有序，心里有种莫名的兴奋和激动。灶膛里的火熊熊的烧起来，映着我们开心的笑脸。　　直到傍晚掌灯的时候，蒸馍才结束。堂屋里摆满了各式馒头，有大如碓头的状元馍，也有捏成三角形状的糖，还有黄黄圆圆的玉米面团子和纺锤形状的菜。缸里盆里放的都是馒头，连床上也摆满了。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丰盛的馍馍，总算可以敞开肚皮大吃特吃了。那些新出锅的好面馒头即使没有任何菜，吃到嘴里也是香的，还带着甜丝丝的余味。　　馒头出锅的时候二姐吃了两个馒头，玉米团子出锅的时候又吃了两个团子，豆芽菜出锅的时候又禁不住香味的诱惑吃了两个菜，每次有东西出锅她都要贪婪尝一个，这样一天吃下来撑得快要走不动，睡觉的时候她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大家都笑她贪心不足。半夜她出去拉了一泡屎人才好起来。　　母亲发愁这么多的馒头馍馍和无处放，缸里盆里都盛满了还盛不下，她找了半天也找不出一件可用的东西。最后没办法把装针头线脑和碎布的箩筐腾了出来，刷洗一遍用来装馒头，上面又压了一个锅盖子。因为没处放，就放在了大姐和二姐睡的床头上。半夜里老鼠出来作祟，咬得箩筐咯吱咯吱响。母亲在黑暗中摸起一只鞋掷过去，一阵慌乱的逃蹿过后周围安静了下来，不一会儿又悉悉索索响起了老鼠活动的声音。母亲又拣起一只鞋扔了过去。沉寂了一会儿，老鼠又活动开了。白天太累了，懒得去管它。一家人在悉悉索索的啃啮声中又都沉沉的睡过去。那年头老鼠非常猖狂，半夜里被老鼠跳腾的声音吵醒是常事。　　4、过油炸丸子　　没想到母亲平时做饭不怎么样，准备年货却很在行，大约也是向别人讨教来的。蒸好了馒头母亲又开始另外一项更激动人心的准备活动：过油。这可能是所有新年准备活动中最盛大最让人期待的一个。那些年，农村人家基本上一年到头都不怎么吃油，平时做菜也就是很吝啬的滴上几滴，只有比较富裕的人家才会用油炒菜。一般人家也就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油，常常是用自家地里产出的黄豆或菜籽榨出一些油，过年的时候用来炸丸子酥菜，生油变成了熟油，然后吃上好几个月。有的节省的人家，年关时过一次油能够一直吃到来年年底。　　由于平时吃饭没什么油水，所以过油是非常让人期待的。　　一大早，母亲就烧了一大锅开水汆萝卜和粉条，等我们起床的时候她已经开始剁馅子，主料是萝卜，有胡萝卜也有辣萝卜，配料是粉条和豆芽头。那些汆过水的萝卜变得非常绵软，不一会就剁了一大黄盆馅料。母亲舀了几瓢面粉倒进去又加了些水，然后又倒些酱油加点花椒粉进去，她挽起袖子双手插进去搅拌馅料。不一会儿，一股迷人的香味就从那些馅料里散发出来。　　开始炸丸子了，二姐负责烧锅，大姐负责添柴。母亲不再让我和三姐烧锅，因为过油的火候很讲究，太猛了不行，会太废油，太文的火也不行，不能炸出外焦内嫩的效果。弟弟跟父亲去城里赶集去了，我和三姐在院子里跳绳，跳累了又踢毽子，氤氲的油香飘过来，心里有种莫名的兴奋。　　第一锅丸子要出锅了，大家兴奋地围在旁边看。刚从油锅里捞出来，大姐就迫不及待捏了一个送进嘴里，立刻就被烫得惊叫起来，她半张着嘴呵着气，却舍不得把丸子吐出来，又不敢用力嚼，囫囵吞枣般的咽了下去。母亲问她味道怎样，盐味是否合适，她竟然说没吃出来。太烫了，还没来得及吃出味道就吞下去了。　　我和三姐也不畏惧，每人抓起两个丸子，在手掌间不停的倒来倒去，一边用嘴吹气冷却。等温度稍微降下来，就急迫的咬上一小口，一股喷香的热气腾腾的冒出来，满口醇香。那是过年的香气，在油香四溢的小院里，醇厚的让人迷醉。　　半下午的时候，父亲和弟弟从县城赶集回来了。弟弟手里拎着几挂鞭炮，父亲一手提着个尼龙编织袋，另一只手里提着一挂带鱼。三姐高兴地迎上去，欢快地大声叫着：“要吃鱼了，要吃鱼了！”那尖细的声音隔着几家院子都听得到。　　母亲让大姐照看油锅自己腾出手，很利索的把带鱼洗净剁成许多小段，然后撒上花椒粉、碎盐粒和葱花姜沫腌制起来。几锅丸子炸出来之后，母亲又开始酥菜。所谓酥菜就是把切成细条状的莲藕块、干黄花菜和小鱼干用稀面糊裹起来放在油锅里炸，直到外面焦黄酥脆，而里面的菜却依然鲜嫩柔韧。酥菜需要大火，我和三姐合力拉风箱，二姐往灶膛里送柴火。临到傍晚的时候，最后一锅酥带鱼总算炸好了，厨房里满满地摆了几大盆。　　刚出锅的酥带鱼口感非常好，焦黄的表皮酥脆可口，撕开外面的一层面皮，是晶莹剔透的带鱼肉，冒着热气，无比鲜嫩。母亲只允许我们每人只能尝一块，因为要留着招待客人。大姐二姐都吃的非常小心，每次只舍得咬下小小的一口，细细的品味，一副回味无穷的样子。我和三姐更是把带鱼的刺都嚼碎了，直到味道淡若虚无的时候才舍得咽下去。
　　5、杀猪割肉　　离年越来越近，大家都越来越亢奋。赶制出来的新衣服做好了，我们就迫不及待的穿上，满大街的招摇。村里的小伙伴们似乎都怀着一股莫名的兴奋，大家大呼小叫，满大街的东奔西跑。无论到哪里去我都是跑来跑去，似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庄东头大秧家里杀猪了，大家都跑过去看。三姐带着我和弟弟也围在旁边看，当街的大路上堆放了几块砖头，似乎刚烧完火，灰烬里还有许多火星，上面支了一口大大的铁锅，几个壮年男人正在合力清洗一只褪了毛的猪，圆滚滚白花花的。　　村里的屠夫大头虚请到了，他猛吸几口烟，拿着一把尖利细长的刀子“嗤”的一声插进去，从猪的脖子一直划到肚皮。猪的内脏“哗啦”一声就暴露出来了。三姐和弟弟吓得转过了脸，第一次见杀猪，没想到这么血腥恐怖。弟弟拉住三姐的手再也不敢看下去。　　不一会儿，满村的人都去买猪肉。大家你砍一块我割一块，一只大肥猪不到半天工夫就卖光了。父亲大概是因为高兴，居然买了一个猪腿外加半个猪脸。在那个年代，这已经是很奢华的年货了。　　新鲜割下来的猪肉还沾着血迹，样子实在不好看。我和弟弟还是围在旁边不停的左看右看，想象着肉的美味。　　腊月二十九的时候我们对过年的亢奋简直达到了高潮。村里来了个溜乡爆米花的，大家都排着队等着爆米花，芝麻大的小米粒经爆米花机一爆立马变得比黄豆还大，小麦爆出来比花生还大。玉米粒爆出来体积膨胀的最厉害，几瓢玉米爆出来能装满满一大口袋。因为家里小孩子多，母亲爆了玉米、小米和小麦，整整装了两大口袋。　　如果把过年比喻成一场盛大的戏剧，年三十无疑是最高潮的时刻。这一天有许多事情要做，所有过年的准备都要在这一天完成，因此大家都十分忙碌，快乐中带着几分紧张的气氛。这一天有一项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剁饺子馅。老家里过年正月初一那天不兴动刀，所以过年吃的食物必须要赶在三十晚上之前做好。母亲从猪腿上锊下一块肥瘦兼备的肉，配上大葱和生姜在案板上飞速地剁起来，发出“咣咣”的声音。左邻右舍大都也在剁饺子馅，那“咣咣咣咣”的声音此起彼伏，时快时慢，时轻时重，形成一首悦耳动听的新年鸣奏曲。　　6、煮肉叠糖　　剁了一会儿，母亲累了，二姐接着剁，二姐累了我又接着剁。大姐、三姐和小弟正在忙着另外一项重要的事情：贴对子和门神。三姐端着一盆面糊打成的浆子，大姐拿着鞋刷往墙上刷，父亲半眯着眼睛审视着对子上的字看看贴在哪个门上最合适，小弟弟远远的站着，负责察看贴的是否歪斜。　　临近中午的时候，饺子馅终于剁好了，对子和门神也都贴好了，新年的气氛一下子浓厚起来。小院里处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正对大门的枣树上也贴了一个“满院春光”的红条幅，门口的槐树上则贴了一个“出门见喜”红条幅。村里家家户户这时似乎也都贴上对子和门神，那火红的条幅在萧瑟的冬日很是扎眼，像化了浓妆的新娘，无论相貌如何都美艳动人。　　年真的快要到了，大家都无比兴奋。小村里响起了此起彼伏的鞭炮声，空气里氤氲着一股浓厚的过年味道，那是一种综合的味道，混合着肉菜年货的鲜香醇美和鞭炮爆炸后的火药味。　　过年的高潮在三十下午达到了最顶点。母亲开始煮肉，一大锅水，放进剁成几大块猪腿猪脸和几天前杀的一只鸡，加进花椒、大料和葱姜，大大的火烧开，然后用小火慢慢的炖。母亲在灶膛里填上了几大块劈柴，不用拉风箱，自燃的火正好。不一会儿，迷人的肉香就从厨房里飘出来，充溢了整个小院，远远的就能闻到。　　肉在锅里慢慢炖着，几乎不用管。母亲又开始做另外一种年货美食：叠薯糖，这是小孩子们最期待的事情。她把棕黑色的糖坨放在一只洋瓷铁盆里在炉子上慢慢的加热，不一会儿糖坨开始慢慢融化，变成棕红色的粘稠琥珀，用筷子轻轻一挑，拉出长长的金色糖丝。爆好的米花和炒香的芝麻平铺在案板上，母亲用两双筷子戳起一团糖稀快速的放到米花堆里，大姐和二姐早已做好准备，她们像和面一样，把糖稀和米花揉成一个馒头大的糖团，一块典型的农家薯糖就做好了。趁着热乎劲儿用菜刀切成几个小块。不一会儿，那些米花薯糖就变得焦香酥脆，吃在嘴里又香又甜，还带着一股独特的醇香。那味道有点像烤红薯，但不知道要强出多少倍。　　炒芝麻做出来的薯糖更是一种人间美味，那种香甜和醇美真的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只有吃过的人才知道，那真是一种让人终生难忘的美食体验。现在超市里卖的那些米花糖根本没法和它相比，因为用那种古老的方法熬制红薯糖稀已经绝迹，现在的糖稀是用白糖在热油锅里融化出来的，根本没有那种醇香。　　糖叠好了，满满的盛了两大洗脸盆。还剩一点糖稀，母亲又炒了一些大麦面粉，把糖稀倒进去像做面条似的揉成一个面团，然后压成一个长条，用菜刀切成许多小块。那种大麦面薯糖很像徐州特产的桂花酥糖，只不过香味更加醇厚悠长。　　母亲舍不得让我们多吃，她担心早早的吃完了等到初四初五拿不出东西招待客人。父亲右派平反了，亲戚们又走动了起来，几年没有来往的亲戚冷不防也会登门。尽管如此，她还是比较纵容，盛出两大碗各式薯糖放在桌子上，余下的则放进一个塑料口袋里扎上口放在粮食缸里收了起来。　　一切收拾停当的时候肉也煮熟了。要出锅了，大家都激动的围在锅边等候。母亲一把掀起盖子，腾腾的热气扑面而来。我们都全然不顾，贪婪的用鼻孔吸气，尽情的闻着肉香。那年头，家里只有春节的时候才会煮肉，那种醇厚浓重的香气也只有在过年的那几天才能够闻到，这种香味美妙而神圣，简直就是幸福的化身。　　刚出锅的猪肉热气腾腾香味扑鼻，母亲把大块的肉单独留起来，剩下小块零碎的肉和骨头拿出来让我们吃。说是吃，其实是啃，因为成块的肉都留起来了，只有骨头上还连着一丁点肉。不过，这已经让我们群情激昂。大姐二姐每人拿着一块骨头费力的又啃又咬，我和三姐则拿到了一块猪蹄，母亲单独给小弟撕了一根鸡腿。因为他最小，也没有人提意见。熟烂的猪蹄真是一道绝伦的美味，不用蘸任何调料，只需要一点点盐，啃到嘴里都是回味无穷。藏在猪蹄夹子里面的肉啃不出来，我们就找到一小根竹棍，把里面的肉一点点抠出来吃掉，最后只剩下一个猪蹄夹子的空壳。　　等到掌灯的时分，还没有喝汤大家都已经饱了。母亲烧了一大锅稀粥算是晚饭，然后她一个人忙着包饺子。因为白天玩得太累了也太兴奋了，加上又吃了那么多东西，我们姐弟五个早早的就上床睡了。半夜渴醒了，我发现母亲还在灯下包饺子，已经摆满了两大锅拍子，那些饺子排列的整整齐齐，像站成列队的士兵，在昏黄的煤油灯光下看的不很真切。不一会儿，大姐二姐三姐和小弟也都醒了，起来找水喝。喝完水上床睡觉的时候我又捏了一块薯糖在手心里，躺在被窝里偷偷的吃。还没有吃完又朦朦胧胧的睡着了，梦里都是甜的。
　　淮北地方农村过年比较讲究早起，家家户户都争着过个早年。大约四五点钟，三姐第一个醒来，她尖声细气的大呼小叫：“过年了！过年了！”大家都醒了，赶紧穿衣服起床。二姐最先发现了枕头下有一张五毛的钞票，她一声惊呼，很快我们也都在各自的枕头下找到了一张崭新的五毛钞票，父亲说那是给我们的压岁钱，虽然不多，却让我们无比兴奋。新年的第一天就在我们姐弟五个的大呼小叫和惊喜嬉笑中开始了。　　母亲早已经起床，正在厨房里烧水准备煮饺子。等一家老小全起了床，饺子也要下锅了。黄淮地区的风俗是饺子下锅时要燃放鞭炮，意味着兴旺发达。父亲把一挂鞭炮悬挂在枣树的枝条上，二姐从厨房里拿出一根燃烧的木棍，远远的伸过去点着了，鞭炮“砰砰啪啪”的响起来，火光照亮了黎明前的小院。　　这时候，左邻右舍的鞭炮也响了起来，那脆生生的爆炸声在小村里此起彼伏，像波浪一样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远远的甚至能听到邻村的鞭炮声。等那些声音慢慢散尽，袅袅的硝烟在微黑的晨光里冉冉升起，红色的碎纸屑铺满了一地，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火药燃烧后的香味。新的一年真的来到了。　　流年往事（五）　　热腾腾的饺子端上桌了，我们姐弟五个围坐在一边，每人手里都拿着筷子迫切的等待着。因为是新年，有许多讲究。父亲端坐在桌子的一旁，神情威严。母亲也穿了件改制的“新衣服”——用城里亲戚给的旧衣服改制的。幸好有亲戚在城里，每年能拾几件旧衣服穿，否则真不知道会苦成什么样。　　母亲神情庄重的说，第一碗饺子要让老天爷吃，保佑我们全家平安。她比较迷信，每年的正月初一和六月十五都十分认真。说完她夹起一只饺子向空中扬了扬，算是让老天爷吃了。那只饺子应声落地，家里的老黄狗早已蹲侯在一旁，衔起来迅速的跑了。母亲接着说，第二碗饺子要让祖先吃，要让爷爷奶奶吃了我们才能吃。她把那碗饺子郑重的放在堂屋中间的八仙桌上，算是对祖先的供奉。其实并没有什么遗像也没有牌位，祖先只是想象中的祖先。　　二姐奉命把第二碗饺子送给邻院的爷爷奶奶，那年头没有什么孝敬老人的，只有新年的第一碗饺子。等她回来，第一锅饺子已经被我们抢光了，母亲又开始煮第二锅。那些饺子味道其实并不怎么样，因为放了太多的萝卜和粉条，要蘸着酱油吃才有味。第二锅饺子端上桌，总算够吃了。因为大家太兴奋了，胃口反而比平时小了。　　1、拜年　　刚吃完饺子，我们就迫不急待的出去拜年。大姐二姐穿着父亲从徐州捎来的豹纹条子绒做的新衣服，三姐穿着花格子布新衣服，小小的圆脸上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她不知从什么地方找了两根红头绳扎起两个羊角辫子，一副娇气可爱的模样。我和弟弟则穿着兰色条子绒做的新衣服。大家都是焕然一新，走在一起颇有点花团锦簇的样子，每人口袋里都装着瓜子和花生。　　要先给爷爷奶奶拜年，他们已经端坐在堂屋里的太师椅上，笑呵呵的等着我们。大姐二姐走在前头，三姐和我与小弟跟在后面，大家一字儿排开，在堂屋前的空地上跪下，在嬉笑的氛围中庄严的磕了一个头。爷爷立刻起身，笑呵呵的脱掉老毡帽，从帽子缝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纸币，一一分发给我们，是压岁钱。大姐二姐和三姐每人两毛，我和弟弟每人五毛。三姐刚要提出意见，奶奶笑吟吟的解释说，“哪能都一样，男孩就是比女孩金贵。”说完把我和弟弟揽在怀里，关切的问吃饱了没有。　　给爷爷奶奶拜完了年，父亲带领我们又要去大奶奶、大爷爷、二奶奶、二爷爷家里去拜年，完了又去给老爷爷、老奶奶、六老爷爷、四爷爷家里拜年。一圈转下来，已经接近中午，一家一家的磕头，一家一家的寒暄，说着几乎完全重复的话，临到最后，我们都烦了。那么多新年的快乐，都被这近乎宗教仪式似的拜年给搅和了。　　父亲似乎对此颇为在意，说起那些客套的话来一副认真的样子。真没想到我们居然还属于一个大户人家，上两辈爷爷奶奶叔叔大爷的十几户，扯胳膊落腿关系的亲戚一大群。父亲被打成右派的那几年，也没有这么多的麻烦。从那个时代走来的人，对人情世故有着本能的洞察。　　吃了中午饭没多久，生产队长苗则胜和队里的会计富仓结伴来找父亲说话拉家常，居然还捎了一挂爆竹。不一会儿，队里的劳动能手苗敬文也来了。他们几个人在堂屋隔壁的卧房里边抽烟边说话，烟雾缭绕，呛得人喘不气来，不时的听见有人咳嗽。　　小孩子不关心大人的事。我们姐弟五个在院子里做游戏。砸沙包在冬天最受欢迎，因为要不停的跑来跑去，不觉得冷。大姐用煤灰在地上画了一个逐渐收缩的圈子，我和弟弟围着圈子跑，直到踩上圈子的圆心或被沙包砸中，然后替换人再围着圈子跑。我们玩了一轮又一轮，直到跑得混身是汗筋疲力尽。　　初二到初五，亲戚们陆续上门。先是二姑三姑来拜年，然后是我们回拜年，你来我往，很是热闹客套。初三到姥爷舅舅家拜年，母亲推着平车，载着三姐、弟弟和我。大姐二姐骑着从邻居家借来的自行车，一队人马，声势浩大的行走在田间的小路上。舅舅家在二十多里外的一个村子，冬天的乡村土路很不好走，中午化冻了，泥泞的厉害。临近中午才赶到，吃了饭就匆匆的回来了。舅舅家住的远，每年走亲戚都是很盛大的事。母亲提前好几天就开始准备礼物，同时忧心天气的变化。幸好那年的初三是大晴天，路上也没有太多的积雪。拖儿带女的一大群，二十多里路要步行往返，想想都够吓人的。
　　2、送火把闹花灯　　过了初五亲戚们之间的你来我往似乎才算了结，为过年准备的各种好吃的也快要吃完了。等到初六初七，过年的气氛就消失的差不多了。中国的二十四节气似乎是专门针对黄淮地区的，刚立了春，阳光就明媚起来。午后的阳光照下来，晒得人懒洋洋的。屋顶上的积雪融化了水从檐角滴滴答答的落下来，在门槛上溅起一汪小小的水花。我拿着一本小人书，斜靠在炉子前的躺椅上，心不在焉地翻看着。锅里炖着鸡汤，香气阵阵飘来，父亲在和客人聊天，不时传来几声咳嗽，母亲也去前院找四婶子说话去了，大姐二姐在西屋做作业，三姐和小弟不知去了哪里。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滴滴答答的落水声，不紧不慢，一声一声，有点如梦似幻的感觉。那声音仿佛隔着几个世纪传来，滴滴答答永不疲倦的数着细碎的光阴。　　正月初期要放火把送火神，几根玉米秸杆绑在一起，最上头再绑些豆秸，一根简易的火把就做成了。比较讲究的人家还会在豆秸上浸些煤油，里面塞几个炮仗，燃放的时候“砰砰啪啪”的蔚为壮观。临近傍晚掌灯的时候把火把点燃了，高举着向野外冲出去，等到快要燃尽的时候扔出去，就算放了火把送了火神，意思是这一年里家里将会远离火宅。母亲也给我们绑了一个，很庄重的把年前请来的那张灶神也绑在了上面，她让我高举着，很小心的点燃了，然后让我快速的向南沙河跑去，三姐和小弟快活的跟在后面，一队小伙伴也跟了上来，大家大呼小叫着在麦田里奔跑。火把就着风越燃越旺，不一会儿就烧的只剩下中间的一根竹竿。我很不舍得把它扔弃在河埂上，三姐和小弟在还没有燃尽的灰烬上跳来跳去，等那些火星完全熄灭，火把节也在一片欢笑声中结束了。太阳落山了，蓝黑色的夜幕缓缓的低垂下来，一轮弯弯的新月已经爬上了柳树梢头，天空黑暗而深邃。　　如果将新年比喻成一场大戏，十五的元宵节就是最后的尾声。那时候正月十五农村人一般人家还吃不起元宵，只是点燃几根红色的香烛而已。说是闹花灯，那是城镇上的游戏，农村人玩不起。不过，蜡烛总是要点的，灯笼也是要挂的。母亲似乎对过节非常讲究，她赶集买了许多细小的红蜡烛，还给弟弟买了一个纸糊的花灯笼。刚上夜影的时候，她就把蜡烛点着了，每个房间的门口都放了两根，院子的大门口当然也不例外。为了防止风把蜡烛吹熄，她还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