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大国全方位角力牵动格局调整【2】
日08:23&&&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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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打压“组合拳”
本报驻美国记者&&温&&宪
2012年，美国在处理大国关系时，以自身利益为准绳，针对不同对象不断打出以拉、打、压为主要手段的“组合拳”。
今年美国对华关系继续呈现两面性特点。一方面，美国承认中国是一个对美国国家利益具有重大影响的国家。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与配合，无论是美国国内经济还是全球性问题，均无法得到解决。为此，美国必须与中国加强各方面的协调与合作，以维护和保证美国的国家利益。另一方面，美国屡屡以中国必须遵守国际规则为由，在一系列敏感问题上向中国施压，以防止中国的不断发展壮大脱离美国的战略轨道。
在美国与欧盟的关系中，紧拉成为主要特点。在美国全球战略重心调整的背景下，跨大西洋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最大的结构性调整。鉴于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对美国具有“持久战略重要性”，美欧在应对各种全球性问题上仍将紧密合作。在西亚北非地区特别是叙利亚局势、中东变局和伊朗核问题上，美欧之间拉得确实很紧。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是，鉴于土耳其在叙利亚等热点问题上处于地缘政治要冲，美国格外加大了拉拢土耳其的力度。
随着美欧关系从“特殊”走向“正常”及欧债危机的深化，美国与欧洲的战略利益不可避免地渐行渐远，分歧也不断凸显。在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的阴影下，美国不愿再度大规模卷入海外军事冲突。因此，美国不断要求欧洲“分担”更多的安全责任，并推动北约的防务资源合作与整合。在处理欧债危机问题上，美欧间的政策取向不尽相同。奥巴马政府对欧洲在危机面前的迟疑应对屡持批评和施压立场。
打压成为今年美对俄关系的重要特点。奥巴马在第一任期之始，曾极为张扬地“重启”美俄关系，但好景不长。2012年，美俄在叙利亚局势、伊朗核问题、欧洲反导系统等问题上有着激烈的较量。俄罗斯大选期间，美国动作不断，以资助多个非政府组织、持续鼓动街头抗争、甚至公开唱衰普京等方式，极为露骨地插手俄罗斯大选。
美国在打压俄罗斯的同时也留有回旋空间。在美国大选期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曾称俄罗斯为美国的“头号地缘政治敌人”，奥巴马对此予以批驳。这使得在二选一的抉择中，普京显然偏向奥巴马。奥巴马在重新当选后与普京通话释放善意，除表示接受访俄邀请外，还同意继续推进两国关系。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则认为，俄美“重启”双方关系无法恒久，因为“程序已经失效”，“必须更新软件”。
（责任编辑：万鹏、赵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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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国际形势
陈须隆&苏晓晖
日14:55&&&来源：
2014年，国际关系结构性矛盾加剧并引发新危机新挑战，大国博弈加剧。全球局势中不确定因素上升，地区稳定遭遇严峻挑战。然而，面对复杂局面，中国外交积极作为，因势利导，中国的国际处境得以改善，并在国际事务中充分发挥中国特色大国作用。
国际格局演变遭遇“新常态”
发展中国家继续集体崛起，西方实力相对下降，“南升北降”仍为大势所趋，世界多极化趋势继续发展。美国“一超”地位动摇，对世界掌控力减弱，单边黩武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去美元化、非美元化趋势显露，推动国际金融秩序重塑。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国际地位显著提高，成为推动国际体系变革和加强全球治理的生力军。
2014年，全球发展分化特点加剧。各国增长有高有低，政策有紧有松。发达经济体中，美国实现高增长而日欧增长率较低；美收紧货币，日欧继续实施量宽政策。金砖国家中，中国和印度高速增长，而巴西和俄罗斯面临经济滞胀、货币贬值、资金流出等困境，增速较低。多极化趋势在发展的同时遭遇阻力。发展中国家整体增长尽管仍保持较高水平，但增速放缓成为“新常态”，“南升北降”幅度收窄。
全球权力竞争发生复杂变化。权力的重心继续由美国和欧洲转向亚洲。与之相伴的是，国际关系进入不稳定时期，大国间竞争态势加剧。美国的霸权统治将逐渐消退。美虽然仍将是强大的军事大国，但伴随着其他大国信心和影响的增长，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将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一些国家和组织加入对地区和全球影响性竞争。同时应该看到，美国为保住其全球霸权地位，决意重振综合国力，在推进页岩气革命的同时，力推“再工业化”，重视创新驱动，美国到2014年年底成立八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美国经济有望步入中速增长。在外交上美国显示出历史性突破动向，在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压力下，美国为充分运用“巧实力”，鼓励古巴改革，宣布准备就恢复美古关系展开磋商。美国为保住其金融霸权地位，国会2014年再次未能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纳入拨款法案。显然，国际金融秩序重塑任重而道远，最大阻力则来自美国。
另外，非国家行为体兴起，其国际影响愈发不可忽视。2014年，“伊斯兰国”异军突起，攻城略地，打通地区国家边界，严重威胁西亚北非稳定。该股势力打乱了美国中东战略调整的部署和节奏，迫使其改变政策着力点的顺序，对美国总体战略布局也构成牵制。“伊斯兰国”损害伊朗、中国、俄罗斯、欧盟等大国和国际组织的利益，对南亚、中亚、外高加索、西非、东非等地区也产生溢出效应。
乌克兰危机触发严重国际政治后果
以亚努科维奇政府宣布暂时中止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议和自贸区协定为导火索，以美欧为幕后黑手，以反对派走上街头为燃点，乌克兰危机一发不可收拾。亚努科维奇政权被推翻，克里米亚通过公投脱乌入俄，乌东南部陷入动荡。乌政府试图剿灭东南两州亲俄势力，俄罗斯普京发起的明斯克停火协议未能止熄战火燃烧。突如其来的马航空难事件，给乌克兰危机火上浇油。乌内战打响的同时，俄乌博弈加剧，俄与西方斗争深化。
乌克兰大选结果被美欧俄同时接受，但乌克兰并未“中立化”。乌克兰新政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加紧“入欧”，议会以压倒性优势通过法案，决定放弃不结盟地位,迈出投向“北约”重要步伐。乌克兰外交部长克利姆金说，放弃中立地位将表明乌克兰向欧洲和西方靠拢的决心，“这将（让我们）融入欧洲和欧洲―大西洋空间”。[1]俄罗斯面临艰难的“乌克兰保卫战”。
乌克兰危机导致严重的地缘政治与国际秩序后果。俄与西方关系跌入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谷。乌危机标志着美欧“双东扩”引发的地缘战略与安全矛盾总爆发，俄绝地反击，俄西关系陷入长期冲突。西方对俄罗斯挥舞制裁大棒。俄罗斯则针锋相对，做出“不容勒索”、“予以反击”等强硬表态。双方围绕乌克兰问题展开挤压与反挤压、孤立与反孤立、制裁与反制裁斗争愈演愈烈。欧陆重新成为地缘政治较量前沿，再临传统安全风险，引发“新冷战”乃至新热战忧患。俄复兴遇阻，其主导的独联体一体化受挫。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准则遭逢挑战，西方在国际关系准则上的“双重标准”凸现。
乌克兰危机使美国一石多鸟，初达夺乌弱俄拉欧及重振北约之目的。欧联美助乌抗俄的同时，力避自身利益受损，图谋利用明斯克停火协议等缓和紧张局势。日本不得不追随美欧制裁俄罗斯，同时寻机拉俄。俄在乌局势上与西方艰苦拉锯,在国际战略大棋局上则纵横捭阖。一是加强东向战略，提升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二是在美国敏感纵深“亮肌肉”，战略轰炸机、潜艇等“四面出击”，在中东、拉美、东北亚、极地、网络等要地动作频频；三是设法利用欧美矛盾与立场差异，加强对欧接触与谈判。但俄因油价暴跌和西方制裁，经济软肋被击中，正陷入金融与经济危机，对俄构成严重挑战。
乌克兰危机还意味着，全球形成亚太、中东和欧洲三大地缘政治对抗并行推进、发展、相互影响的局面，牵动国际战略格局深刻演变。俄与西方关系严重恶化意味着，布热津斯基等曾经鼓吹的将俄罗斯拉入西方阵营构筑大西方的战略设想破产，俄加入西方富国俱乐部并融入西方文明体系的追求遭受重挫，日本安倍政府则面临美俄二选一的难题，其拉俄对华的如意算盘落空。
在国际战略环境特别是西部安全环境恶化背景下，俄“安全防范向西，经济合作向东”的态势正在加速形成。中俄战略协作与务实合作进一步深化迎来重要机遇期。中俄在能源合作方面取得突破性成果，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上的合作得到加强。俄罗斯将更加重视与新兴大国和地区国家的合作，从而有利于推进金砖国家合作、上海合作组织和亚信会议等多边机制的发展。
三股恶势力呈回潮和蔓延之势
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离主义是对国家安定团结和世界和平发展危害极大的三股恶势力。2014年，三股势力抬头。联合国大会第69届会议一般性辩论及联合国其他会议一并表明，三股恶势力日益成为各方心头大患和重大关切，亟待加强共同应对。
“伊斯兰国”跃升为全球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恐怖组织，引起广泛警惕。其在叙利亚、伊拉克崛起，打破了西亚北非政治格局，严重影响地区稳定。“伊斯兰国”决意消灭以色列，挑战伊朗地缘战略利益和俄在中东“势力范围”。该势力严重影响美对伊拉克战争和对伊“民主改造”的成果。同时，扰乱美国中东战略调整的部署和节奏，迫使其改变政策着力点的顺序。将恐暴势头打下去，成为美国中东政策的当务之急，而更迭巴沙尔政权的选项不得不推迟。同时，“伊斯兰国”也对美推进亚太“再平衡”等其他战略重点构成牵制。其发誓占领新疆，对中国主权和国家统一构成潜在威胁。其吸引全球极端与恐暴分子加入“圣战”，并将恐怖威胁扩散到世界各地。各恐暴组织“学习借鉴”其斗争经验，阿塔、巴塔、“博科圣地”、利比亚原教旨主义武装等发动新攻势，印尼“伊斯兰团”宣布成立东南亚“伊斯兰国”，导致亚非两洲出现大范围动荡。美联合多国打击“伊斯兰国”，但未能遏制其扩张。
恐怖主义扩散趋势引发各方关切。除“伊斯兰国”外，索马里的青年党、西非的博科圣地以及基地组织都构成巨大威胁。中东地区冲突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恐怖和极端分子前往参战。这些恐怖势力一旦“回流”，将对各国、地区乃至国际安全与稳定构成严重挑战。社交媒介被用作恐怖极端组织煽动理念的阵地，策划恐怖袭击的手段，招募恐怖分子的平台，网络恐怖主义将成为威胁扩散的帮凶。
极端主义堪称恐怖主义的孪生兄弟。恐怖主义回潮伴随着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抬头和煽动性言论的蔓延。不同文明间联盟高级代表纳赛尔强调，极端暴力主义及其助长恐怖主义的作用是21世纪全人类所面临的挑战。恐怖组织和极端思想正在争取下一代。伊朗总统鲁哈尼强调，中东的许多地区目前正在极端主义的火焰中燃烧，极端分子从世界各地来到中东，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意识形态，这就是暴力和极端主义。西方在中东等地的战略性错误使这些地区滋生恐怖和极端分子，基地组织、塔利班以及现代极端主义团体被制造出来的经验表明，不能够利用极端团体来对付一个敌对国家，最后又对极端主义抬头的后果无动于衷。
分离主义和分裂势头抬升也引起高度关注。更多国家正在面临民族分离主义和政治分裂的严峻挑战。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造成分裂的政治正在抬头，即时通信、自由贸易和旅行便利被一些势力用来制造分裂。西方往往对分裂问题采取双重标准，纵容分裂政治，使问题火上浇油。
亚太地区大国战略博弈深化
中美博弈进入深水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设计中，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多管齐下对中国布局设防，应对中国崛起。美国加强与地区国家的军事关系。美国与日本正在共同修改防卫合作指针，明显要将中国作为假想敌。美国与菲律宾签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使美军进入菲海空基地，并扩大轮换部署。美国部分解除对越南武器出口限制。美国表示计划增派驻扎在澳大利亚的部队。奥巴马总统访问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缅甸等国时，均谈到提供安全保障或援助。美加大地区军事投入，计划将每年在亚太地区举行的演习增加到130次，将港口访问增加到700次，对该地区的对外军事资助增加35%，军事培训和教育投入增加40%。[2]同时，美国持续对中国进行抵近侦察。美还借地区主权权益争端对华施压，借此“规范”中国行为。美官员公开指责中国“破坏南海地区的稳定”，并警告称如果国际秩序受到威胁，美不会无动于衷。美认为中方在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方面更加强硬，增加了地区国家担忧，并炒作中国军队加强军事演习训练、发展先进武器装备，可能对美国相关军事设施构成威胁。美国还继续对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指手画脚，并“警告”中国不要在南海设立防空识别区。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美国更多次无端对中国发难，甚至以所谓网络窃密为由起诉五名中国军官。美国无法推翻中美就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的共识，却在执行过程中避重就轻。美国一方面要求中国与美合作，另一方面却回避在中国核心关切问题上给予应有尊重。尤其主权、领土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美国公然支持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对中国的挑衅，并高举“国际法、国际准则”旗帜，压中国澄清“九段线”。
中日关系症结在于日本政治右倾化。2014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继续追寻其所谓“正常国家化”目标。日方在历史问题上严重倒退，不顾中韩等周边国家抗议，美化侵略历史，否认强征慰安妇事实。日本政府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强推解禁集体自卫权，摆脱专守防卫原则对日本的制约，推进自卫队全球化，架空和平宪法，摆脱战后秩序。日本极力否认钓鱼岛争议。日首相借外交活动拉帮结派围堵中国。中日达成四点共识为两国关系带来转圜希望，但日方针对共识的负面言论和行动为两国关系蒙上阴影。
中国国际处境改善
中国国际处境由相对紧张转向相对宽松、缓和。这既是客观形势使然，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奋发有为的积极成果。
中国精心运作主场外交并大获成功。借助主场外交，中国提振亚信（CICA），倡导新亚洲观和亚洲安全观，举办史上最好APEC峰会，提出构建亚太梦，启动亚太自贸进程；致力于创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发展银行和丝路基金，力推“一带一路”倡议，与各方打造开放包容的利益与命运共同体。中国的主场外交成就足以彪炳史册。
中国大力推进周边外交，打造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2014年，中国与周边国家继续密集高层交往，各层次、各领域合作全面展开，彼此利益融合不断深化，相互理解逐步加强。继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之后，中国2014年又召开中、印、缅三国共同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活动，赋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新的时代内涵，在周边和国际社会产生积极反响。中国推进同东北亚国家务实合作，习近平主席对韩国、蒙古进行专访，用“四个伙伴”丰富了中韩战略伙伴关系内涵，将中蒙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继续推进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在2013年李克强总理提出的“2+7”合作框架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协力规划中国―东盟关系发展大战略等新建议。中方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谈判，商谈中国―东盟国家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事宜，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进入实质性磋商阶段。中国实现对中亚国家访问全覆盖，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分别成功访问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C线通气并启动D线建设，建立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签署了商谈十年之久的上海合作组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开启了上合组织的扩员进程。中国加强与南亚国家友好合作，习近平主席访问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建立中马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宣布启动中斯自贸区谈判，启动科伦坡港口城项目，有力推进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3]
中国推动大国关系健康发展。乘势而为，加强了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取得重大务实合作成果。中国力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美方承认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强调中美强有力关系是美“亚太再平衡”核心。同时，美国对华“合作共赢”需求有所上升。美国欢迎中方加大对美投资，承诺对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中国投资者保持开放的投资环境，重申其开放投资政策以及依法以公平和平等方式对待所有投资者的承诺，宣布对华新签证措施。美国强调中美在朝鲜半岛去核化、伊朗核问题、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中东等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希望中国与美国进行合作。中国致力于将中欧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结合起来，共同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为中欧合作注入新动力。
中国积极管控分歧，提出解决南海问题“双轨思路”，与日达成四点原则共识，改善对越关系，与美达成海上意外相遇准则，中美签署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和公海海域海空军事安全行为准则。
中国开展新一轮改革开放，释放市场、资本魅力和威力，推介中国发展前景光明论和机遇论，增强了国际影响力，提升了国际地位和声望。
总之，2014年国际形势乱象丛生，挑战与机遇并存。地缘政治领域发生重大事变，在深刻影响国际战略格局的同时，让复苏乏力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挑战相互交错，使人们觉得这个世界变得更不安宁了。
然而，正像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的那样，我们看世界，不能被乱花迷眼，也不能被浮云遮眼，而要端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去细心观望。综合判断，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世界多极化向前推进的态势没有改变，亚太地区总体繁荣稳定的态势没有改变，国际力量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中国发展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展望2015年，国际社会将共同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将共同制定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国人民将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并继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进程。和平与发展将成为世界聚焦的两大议题，也将是中国外交的两大任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必将在国际格局大变动背景下继续有大作为，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加重要的“中国贡献”。
（第一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第二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1] 《乌克兰放弃“中立”》，.cn/n//c71898.html.（上网时间：日）
[2] Speech Delivered by Secretary of Defense Chuck Hagel at IISS Shangri-La Dialogue, Singapore, May 31, 2014, http://www.defense.gov/Speeches/Speech.aspx?SpeechID=1857&.
[3] 《盘点2014：中国外交丰收之年――王毅出席2014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开幕式并发表演讲》，http://www./mfa_chn/zyxw_22375.shtml.（上网时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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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金雪、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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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5678910新型大国关系对世界格局的影响? - 知乎20被浏览8228分享邀请回答——————————————————————侵删，来自网络——————————————————————————————————————————————
世界格局是大国关系的整体结构。虽然当今的国际政治已不能再简单地归结为大国政治，但大国关系的影响仍然举足轻重。回顾一年来的形势发展，可以看到世界格局呈现了明显可见的变化。一方面，美国由于深陷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和金融危机，掌控世界事务的能力受到削弱；另一方面，G20取代G8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论坛，表明新兴大国的地位与影响力显著上升。在这种结构变化中，中国地位凸显，跌宕起伏的中美关系构成了大国关系中的一条主线。
（一）大国关系的结构性变化
大国关系的结构变化通常有一个较长过程。就年度形势进行判断，有两个重要事实是基本依据。一个是新的美国《国家
战略》的出台，这一报告表明美国已认识到不可能单靠自己的力量掌控世界事务，必须重新评估自己的权力和使用权力的方式。另一个是G20取代G8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对话机制，这一重要过渡表明，新兴大国与西方大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呈现了此消彼长的态势。
从权力政治的视角看，尽管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一直保持着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但支配世界事务的能力却呈下降趋势。“9·11”事件之后，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泥潭使得美国对外政策的实施力不从心，而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则进一步削弱了美国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得不进行对外战略的调整。2010年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将把外交作为战略重点，把外交接触、经济政策与军事力量结合起来，而战争只是最后不得已的手段。这种调整体现了美国战略力量的收缩。2010年8月美国结束了在伊拉克的作战行动，驻伊美军从2009年的14.4万人减到了5万人；与此同时战略重点东移，增兵阿富汗，使驻阿美军达到10万人。美国力图通过这样的调整，实现在2011年从伊拉克完全撤军和从阿富汗部分撤军的目的。
从一年来美国的对外政策行为看，虽然并未放弃强硬的一面，军费继续大幅增长，在世界各地的军事活动极为活跃，但只要它不能摆脱两场战争的泥潭和金融危机，不能找到伊朗和朝鲜核问题的有效解法，反恐不能取得根本进展，在解决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上不能起主导作用，它就不能改变掌控世界事务力不从心的现状。这一点构成了年度大国关系变化的一个基本事实。
从国际机制的演进看，2010年G20地位凸显，正式取代G8，构成了大国互动结构变化的另一个重要事实。自20世纪70年以来，G7和后来的G8作为世界经济与政治的论坛，一直是大国外交的俱乐部。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形势的变化，特别是新兴大国的崛起和各种全球问题的凸显，仅限于西方大国的小圈子开会，对解决当今世界的问题已没有多少意义。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标志着由单一“富人俱乐部”主导世界经济时代的结束。与美国、欧洲身陷危机形成对照的是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走到了世界经济的前台，成为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这种格局的变化推动着更多新生力量参与到“游戏规则”的制定之中。G20地位的上升，表明新兴国家取得了在“主桌”发言的权利，折射出了全球国际关系和力量结构的变迁。
G20地位的凸显和新兴大国作用的增强，给了人们一种新的大国政治的图景。观察这个集团的成员，可以看到，它们作为一个更具代表性的群体，其份量决定这个机制化的平台具有名符其实的大国政治的形式与实质。
据统计，G20的GDP总量占全球的85%，[1]贸易占80%（包括欧盟内部的贸易），人口占三分之二。[2]尽管G20成员国间的实力有很大差距，但它们在全球190多个国家中，都是位居前列的经济体，而且都具有突出的地区性影响。
从统计排名看，G20包括领土排名前8位的国家、军费排名前14位的国家（2009年数字，SIPRI）、石油消费排名前12位的国家。按照IMF的数据，G20的所有成员的名义GDP，都排在世界前32位之内，[3]而按PPP计算，则都排在世界前24位之内。[4]中国、印度、美国、印尼、巴西是人口排名世界前5位的国家。[5]中国、德国、美国、日本是出口位居世界前4位的国家。[6]沙特和加拿大是排名前两位的石油储量国。沙特、俄罗斯、美国是石油生产排名前3位的国家。G8加上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投票权排在前20名的国家。从这些数字来看，G20确实可以说是一个大国俱乐部。尽管从概念界定来讲，有些国家被称为“大国”可能有争议，但称这个互动结构为大国政治平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一点，作为批评者的小国感受最清楚。
例如，挪威就是G20的批评者。挪威作为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发展规划的最大捐助者，象其他170个国家一样，在G20中没有发言权。挪威外长斯托雷（Jonas Gahr St?re）认为，“G20是一个自我任命的集团。与只有最富裕国家代表的G7或G8相比，它可能更有代表性，但它仍然是武断的。我们不再生活在主要大国开会并重画世界地图的19世纪，没有人需要一个新的维也纳会议。”[7]
比较今天的G20与19世纪的维也纳会议，应当看到，尽管都具有大国政治的形式，但实质并不一样。维也纳会议是欧洲列强进行权力角逐的外交形式，是权力政治竞争的产物，而G20则是一种全球治理结构，是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商讨世界事务的平台，是国际合作的产物。这种结构表明，大国关系正走向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新阶段，只有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才能对当今的大国关系作出恰当的解释。
（二）中美关系
与大国关系的结构变化相对应，主要大国间关系也在变化。正如美国主导力下降引人注目一样，中国影响力上升也同样引人注目。在这种此消彼长的情况下，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与敏感性有了明显上升。一年来，中美之间的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际局势的走向。从整体来看，两者间的战略对话与合作有突出表现，同时，两者的权力政治冲突也明显地尖锐化了，从而形成了一种呈现更大摆幅的冲突—合作结构。
2009年作为奥巴马政府执政的第一年，中美关系总体上呈现良好发展势头。然而，进入2010年之初，中美关系就出现了重大波折。谷歌事件、对台军售、奥巴马会见达赖、对人民币汇率施压，导致了双方紧张关系的上升，包括军事交流的中断。但随后双方领导人的会晤，特别是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犹如华丽的急转身，又体现了双方强烈的合作意愿。然而，尽管双方在经济对话中取得了显著成果，但在战略对话中却没有推进双方在安全领域的互信。
进入夏季之后，双方在安全上的不信任状态进一步加剧。除了军事外交上的交锋之外，双方以军演频频“亮剑”，构成了2010年中美关系中最引人注目的景观。在这期间，美国联合韩国、日本以及其他亚太国家，进行了一系列大型军演，还调动三艘核潜艇同时在中国周边现身。媒体称这等于把多达462枚“战斧”导弹部署在了中国周围。在此期间，中国也高调进行了一系列军演。从国家间的互动来说，“亮剑”无疑是一种强硬态度的表达。美国频频采取的军事行动，针对中国的威慑、围堵意图明显，而中国所做出的回应，也是在向美国传递信息：中国会以坚决的行动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
回顾中美关系一年来的互动，可以看到，冲突与合作的两个方面都体现得非常鲜明。尽管两国关系几十年来情况一直如此，但当下这两方面的表现都突出化了：第二轮经济与战略对话所体现的合作前所未有，而军事互动中的频频亮剑也前所未有。所以会呈现这样的局面，从结构的角度进行解释，是因为决定两国关系的双重动因强化了。
首先，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在不断加深，而金融危机则一步把双方利益联系在了一起。2009年第4季度，美国对华出口首次超过了200亿美元。2010年前5个月美国对华出口增长了39%。这种情况表明，美国对中国的经济互动，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中美在金融上的利益纠结，特别是中国手中持有的巨额美元债券，更使双方形成一种所谓的“金融恐怖平衡”。除了经济关系，两国在气候变化、核不扩散、反恐等全球性问题上也都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关系。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地位和核大国地位，中国在东亚举足轻重的地缘政治地位，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独特的外交影响力，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地位等，决定美国在解决这些最迫切的国际问题时，必须与中国进行合作。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也构成了中美关系的结构性基础。
当然，中国国力的增强，也导致了另外一方面的结构性问题，即美国与中国的权力政治关系的紧张。2010年中国的GDP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表明中国的份量又上了一个台阶。与中国的发展相对应，中国的利益必然会扩展。伴随着中国经济活动向全球的扩大，中国保卫自身安全利益的需求也扩展了。近年来随着中国军力的增强，中国已日益表现出了进一步捍卫自己的利益特别是海洋利益的决心，而这不可避免地会与美国发生冲突。2010年中美在安全上不信任加深，并形成以军演为形式的对抗性互动，正是这种结构性矛盾发展的产物。
与这种矛盾的发展相对应，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外交博弈也尖锐化了。中方向美方明确表示了 “南海为中国核心利益”的观点，但美国却宣称对于化解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主权争议具有“国家利益”。为了拉东南亚国家阻击中国南进，美国在东南亚开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动，并特别加强了与越南的关系，包括开展前所未有的军事互动。
中美之间冲突因素的上升，表明双方的互动存在权力政治的属性。然而，由于双方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可以起到压舱石的作用，因此双方的冲突能够保持在斗而不破的大局之内。观察一年以来中美关系的现实可以看到，这两种结构都在影响着双方关系的进程。双方作为战略伙伴，在相互依赖的框架内有很多重大问题需要而且可以开展合作，但另一方面，随着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权力政治意义上的矛盾会日趋尖锐，但在相互依赖框架的制约下，这种矛盾不会达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在这样的结构下，中美的互动就像钟摆一样，始终会在合作与冲突之间摆动，有时摆幅小一些，有时则会出现令人吃惊的大起大落。
一年来中美关系的变化，表明双方在力量的消长中正进入一个新的磨合阶段。中国在崛起中需要进一步适应自己的角色，而美国也需要进一步适应中国的新的角色。
（三）新兴大国影响的凸显
在大国关系的结构变化中，新兴大国地位和作用的凸显是一显著趋势。这一趋势一方面表现为新兴大国活跃于各种多边合作平台，以机制化的方式不断增大在国际关系中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它们各自以积极的外交为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发挥独特的影响。
从多边合作的角度讲，新兴大国除了在G20这个平台上与西方发达国家共议全球重要问题之外，它们还强化了相互间的合作机制，组成了自己的俱乐部，从而为大国关系的结构增添了新要素。这些合作机制主要有“金砖四国”（BRIC）和“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IBSA）。
“金砖四国”受到世界广泛关注，从根本上来讲，是因为它们在领土、人口、资源与市场方面都具有重要地位。四国领土面积占世界的26%，人口占全球的42%。有了这样的前提，四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必然会导致它们的国际地位与影响迅速上升。由于它们是与西方大国不同的新兴经济体，在国际关系中有许多共同的看法，因此在份量与地位改变后，就日益感到有必要就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与地区问题开展合作。从“金砖四国”的峰会看，其合作已取得了效果。用“金砖四国”概念提出者吉姆·奥尼尔的话说，金砖四国正在合为整体发出声音，试图改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变G20和G8，四国已经站在了全球决策的中心。
与“金砖四国”并存的另一个重要的新兴经济体俱乐部是成立于2003年的“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IBSA)。这一论坛的主要宗旨是推动南南合作。由于印度、南非和巴西分别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国，有重要的地区影响，具有特别的代表性和象征意义，且都是G20成员，因此它们的合作机制必然给大国关系的结构带来重要的影响。
除了开展机制化的国际合作之外，一些新兴大国还以独特的外交活动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影响，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巴西和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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