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手机，这个社会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会不会生活的更好？
如果没有手机，这个社会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会不会生活的更好？
杂谈怪论猫叔叔
今天让我们一起和猫叔叔来讨论一下：如果你没有手机，你敢想象吗？你会感觉恐惧？无聊？还是解脱？那我们先来对使用手机这件事做一个简单的分析总结：1.手机会让你恋恋不舍：首先它让人与人的沟通联系成了随时的事，它使我们的闲余生活变得现代化，便捷！比如导航，记事本，上网，日历，闹钟，计算器，录音，播放器……这些都能见证着人类社会的进步。手机还可以消费购物，看新闻咨询，打游戏，代扣各种费用，验证身份......2.手机总是偷偷地给你带来伤害：我们的沟通在便捷的同时也变得速食，淡漠，工式化。没有信件的抒情，我们用群发的一模一样的短信来解决问侯。另外，手机辐射威胁着我们的健康。很多人变得对手机依赖不能离开，干脆说它就是日日夜夜陪伴你的小情人吧。这些依赖着手机的现代人再也没有了安静的私人空间和精神慰藉......那如果我们没有手机，我们的社会生活会有那些变化呢？我们的注意力又会从哪些方向转移呢？第一，我想我们会用写信的方式保持彼此间的联络：首先写信锻炼了我们的写作能力，表达能力，可以有充足的时间来表述自己的想法；二是有些事可能口头上说不清，可以通过写信来说明；三是有些事比较重要，可以通过写信以便以后做个见证。四是互相不认识，或者刚认识不久，可以通过写信来交流，更容易增进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而且写信能够让人们的感情变得更加的真切和朴实！第二，我们会更加趋向于人与人之间近距离的接触：这样就可以更好地增强我们的人际交往能力，更加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这个社会就会更加充满人情味.......第三，我们会更加注重开发线下的娱乐活动方式和乐趣，比起手机上的各种活动和游戏，线下的娱乐消遣来得更加有滋有味，其乐无穷；近几年，浩浩荡荡的大妈广场舞就是最好的写照，丰富各个城市的广场娱乐文化或许是我们现代人在业余的时候最为迫切的精神需求！......当然，除了上面所提到的，还有好多好多，剩下的就留给你们来讨论吧！下次猫叔叔给大家带来的文章是《干货！你当初为什么看错了你的老板，来这里找答案！》。寄后语：我是猫叔叔，我的奉献只分享给欣赏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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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生活有情调 ，人生有门道，学会享受中思考「旧社会」真的有那么惨吗？清末到 1949 年期间百姓的生活水平如何？ - AF知识网
「旧社会」真的有那么惨吗？清末到 1949 年期间百姓的生活水平如何？
更新时间： 编辑：admin
（关于很多朋友问的问题，我尽量补充在最后）我奶奶1931年生人，今年83健在，以下全是她亲述，我整理。42年河南闹饥荒被太爷卖到陕西做童养媳，卖的钱被乱匪悉数劫走，太爷后来提起来就哭。11岁就要上灶台做大家族全家人的饭，够不到每天踩小凳做饭，因为穷，也因为政府提倡天足，没缠过脚，可是为了不被人歧视自己偷偷夜里缠脚，整晚整晚疼地哭，白天放了干活晚上接着缠。后来终于还是没有缠上。
遭遇饥荒，奶奶说42年河南那里有父母逃荒，孩子哭闹要去，就把孩子拴在树上，然后走了，孩子自然是饿死了，1942奶奶说特别真实，她亲历的就是这样的，太爷爷为了她活命，也为了家里还有其他弟妹，忍痛做决定把她卖到陕西，那时候陕西那里也不能说你是河南人，因为逃荒太多了，大家都怕了。上火车就是那种货车，奶奶11岁，被太爷藏在车里，车外有人要进来，车里人满为患，一群一群人在她头上身上踏来踏去，她也没敢吭声。然后卖得的银元，太爷想拿回家救家，路遇乱匪，全部抢走，幸而太爷爷得以全命。那时候流匪很多，奶奶嫁的村子，周围有一大片沙地，解放前村里人是不敢一个人随便走的，有个本家的亲戚，一人出门，被贼人截获绑住扔在沙里，尸骨无踪。太爷爷后来见到奶奶，已是解放以后，奶奶待这两个孩子，凭儿时记忆摸回家。太爷爷大哭，没想到你还能回来，当年不愿卖她，可是没有办法了。
解放前那里时没有解放军。管理那里的军队奶奶不知道使国民党还是残余伪军之流，当时军队上街抓人，看见年轻就抓，反抗就使劲打，打到去。本家一个爷爷还是太爷爷辈被抓去抬担架了。军队要进村，村里人知道了，所有的青年女子全部把大辫子解了盘疙瘩头，对外说嫁人了是媳妇，然后到处藏。被抓住就几十人轮X，军队就在玉米地里胡乱踩踏找人。
军队也没有吃的，在村里像日军一样，村民的鸡狗全部掠走杀掉，在村外筑墙挡红军，挖了一晚上早上解放军要来了，不知为什么撤退了，临走连我家扁担都顺走了。。。奶奶现在都说解放军好啊，来了跟百姓声明不乱杀，不动一针一线，歇在我家的解放军也不少，都躺在屋顶上（平顶很大平时晒东西），来去都很整齐。
奶奶极聪明，纺线织布做缝纫机什么都没学过，看一下就全明白。唯恨一辈子没读过书不识字。现在说起来还是很不平。
我们家族是个很大很大的村子，邻村是另一个家族，仇恨史可以追溯到元代，所以解放前，两家不通婚，甚至不能一个人路经对方村子，那就有去无回了。现在除了老一辈，都没人记得这些，通婚也出现了。
以上是她说过的。
前几天，芦山地震了，直播救援状况，奶奶看完很感慨，说现在的国家真的好啊，你看这地震了这么快就应对了，东西人员都上去了，齐心协力的，你看以前都饿死了多少人。
月初，家里让她和其它三位80多岁的老人，去了趟新马泰邮轮渡假自助旅行，沿途四星宾馆，燕窝鲍鱼各地小吃。他们都很开心，这是他们这辈子第一次出国，也许，也是唯一一次了，在旧社会，对于一个农民，一个被卖掉的农家女人，是个想都想不出来的天方夜谭。（49年以后:
因为题主问的是旧社会，我个人以为1949年算是个分界。但是既然很多朋友问49-78，可能对这段时期印象不好，评论区也有人把这段归进了旧社会，觉得题目问的是78以前的事情。如果按照这样划分，那么我说一下奶奶这段时间的事情。我个人觉得还是跑题。。。她老人家后来仍旧不识字。但是历经49前动荡的人生，从小寄人篱下察言观色照顾一大家子，所以她聪明勤快，好胜要强，不但家务纺织为人称道。农活下地样样走在前面，巾帼不让须眉，年轻时候不能称之为女汉子，简直可以被叫做铁娘子。又很明事理，所以村里人都很佩服她。49之后，她一直是队（或者村）里的妇女组长，一家人在她经营下日子真的还可以。后来公社化运动了，我看过听过的一些故事里，很多村子都不行了，但是如一些朋友评论，每一面都丰满，每个人的经历都不同，他们的村子，正好是河滩泥沙地适合种瓜种花生枣子什么的，花生在当时是油料作物，周边县都没法种，每次压完油的油渣，都是可以偷偷拿去和周围县换东西的。而且我们整个村子最早不是汉人，明末一户蒙古人家繁衍下来的，和周围一个村子有世仇，因此很团结，还有一大块坝底下的肥沃土地，周围村镇都知道这个条件好，争着嫁女儿过来，还因条件好蛮有名的。大家因此而觉得更自豪，都很有干劲，然后甩周围村子一大截儿。就这样公社化时期居然诡异地形成了良性循环。我爸爸说他小时候知道在公社化解体的时候大家非常抗拒，不想解体，拖了很久，老一辈还念叨那个时候好。所以这个情况可能在当时全国来讲都比较特殊。三年饥荒时候这个村子逃不过去，奶奶说她饿的胸也没了也停经了，但是一大家子二十来口，按当时成分，全是贫农，根红苗正那么穷，都没有饿死过一个人。后来三年以后，女人们才回复了生育，我爸就是63年的。我奶奶常说我爸有福气，家里其他人把苦受渣了，就我爸出生以后没受过一点苦，我爸有时候跟我讲他小时候过年还推着萝卜走几十里地换鞭炮过年，或者经常问他工作了的哥哥们要钱去买碗油泼面或者挂面吃（这在当时算好东西）。文革时候我家也是被批斗的，我爷爷当时在县上工作，因此被揪出来批斗，爷爷就跑掉了，躲在河南我奶奶娘家。家里人倒没受牵连，有次爷爷好不容易回来呆两天，奶奶跟我爸说，不要跟人讲你爸回来了，我爸爸那时候小，出门说漏了嘴。一批人拿着刀枪上门找人，奶奶拿着农具横挡在门口，爷爷连夜翻墙才跑掉。但是就算这样，奶奶依然早早入了党（具体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是建国初就入了，）是妇女组长，后来一直被选举为县人大代表，但是全家还是靠种地过活，日子是穷但是确实一年比一年好了。后来我爸能甚至把本家没有人养的老爷爷背到家里养了好几年养老送终了，说明吃穿肯定已经不是大问题。这就是她49-78的经历，我知道还有很多人更惨的经历，也有很多人有更奇特的经历，比如我认识一家人，那家奶奶家是大资本家，49以后就完了，说起来那位奶奶现在还咬牙切齿，她小时候什么山珍海味貂皮都有，家里每年鹿茸啊什么的都是成车往回带，她后来成了小城市普通初中老师。而她亲家家里当时也极有钱，因为战争时期捐枪捐钱数额太大，好像那城里现在还有他们家一小座捐款纪念碑，家族里还出过战争英雄，文革也没有太受冲击。而我男友家老辈是西北军阀马步芳的很亲近的官员，有钱到解放前城里总共没几辆小车他自己买了一辆。但是后来儿孙在建国前抽大烟一下抽到家底赔光，49以后全家族都划分成了贫农，反而因此躲过了后来的很多灾难，所以历史这种东西，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不一样的，因此每个人的见解也都不一样。对于我奶奶来讲。提起42，她是悲叹哀伤抹眼泪。提起62，她是感慨，提起68-78她说这是在胡整糟蹋人，但她提起毛还是有感情。她经常说现在好，说建国后好，从她的角度，爱憎分明，该骂就骂，该表扬就表扬，看毛和政府都很客观辩证，我们有时候都做不到客观全面，会偏激起来，可能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这些。她不认字，没法去读大数据，对她来讲。后来就是比49以前好。最起码没有日本人（她很恨日本人），没有流匪，没有不知道来路的痞子兵，一大家子不但支撑下来，政府还派了队下来，儿子也都有出息了，所以她的意见就是，旧社会就是更苦一些。）实在是逼着我跑题。。。。。。好吧，AF知识网是善意的社区.....我向各位中炮的同学们道歉.....所谓凡事一饮一啄，皆有定数。任何一件事情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的发生，一定有前因，有后果。蒋的民国政府接手的，就是一片烂摊子，军阀混战的最大恶果，就是社会化，一个军事化的社会，有三大危害：影响治安、阻碍生产恢复、地方上的生产力无法转化为税收。尤其是第三点，对于落后的传统中国来说，农业是政府几乎全部财政收入的来源，当地方上被士绅地主们把持的时候，他们占有了主要的生产力，但是他们交多少税完全是由他们自己说了算的。因此民国政府的财政，一直是十分困难的，也就无怪乎提出了发行大量法币这种昏招了。蒋政府的最大特点，就是对地方缺乏控制力，这个”地方“并不是惯常所指的东北西北西南等地（严格说起来蒋统一全国时的有效控制区确实只在江浙湘粤等东南地区，所以说它有多强大真心不至于），而是指的各乡县村镇，TG把精力从大城市撤离而选择农村，不是没有原因的，蒋政府对于乡镇地方没有多少实际管制力，主要依靠的还是传统的地方自治系统，在地方上最多只有治安功能和功能，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实际价值，各地方主要依靠的还是当地武装化的士绅和地主阶层，中央想掌控他们也是有心无力。民国政府对地方缺乏控制除了导致收税困难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结果就是民国政府重视教育（印象中中央政府的教育投入占财政好像大约是百分之十五，地方上更离谱，普遍达到百分之三四十，这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是一种进步）。是的，民国政府重视教育除了跟政府意识先进之外（蒋本人是受过军官教育的，因此对于高等教育颇为看重，另外民国中央政府内知识分子比例是比较高的，这一点也有一定关系），还有就是因为钱没有地方用。政府一方面很缺钱，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地方上花钱的项目不多的政府，确实也会存在钱不知道怎么花的问题。至于建立工业体系尤其是重工业和军工业的问题，当然不是蒋不想，而是他没有能力，就算把钱拿出来，技术从哪里来？专家从哪里来？清政府花了大价钱从国外引进的专家技术，早已经流失了，蒋如果想重新建立完善发达的工业体系，从采矿冶铁到锻钢制造枪炮，那个花费，不是当时落后的中国承担的起的。而毛建立的新中国政府，接手的同样是一片烂摊子，面临的是几乎一模一样的情形，但是毛的条件比蒋要好的多，最重要的是毛实现了土改，成功的消灭了横垣千年的地方自治体系，这一点使得地方上的社会军事化被彻底摧毁，为恢复生产和收税提供了有利条件；其次是有了苏联人的援助，具体援助的数目和项目至今不可考，但是无疑是十分庞大的；（米高扬对中共领导人的评价是："他们对生产业务知识了解不多，对工业、、的概念比较模糊，他们的设想比较空泛，甚至对准备接收的作为国家经济支柱的大银行、大工业，还没有提出具体的计划。"米高扬的这段评论是西柏坡时期，共军即将南下接收整个中国时的一次谈话，米高扬的评论简而言之即此时的TG高层仍然是泥腿子政权，没有管理全国的打算和能力，也因此可以想见稍后工业和经济计划的提出和执行全都有赖于苏联人给予的帮忙。）而第三点在我看来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实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中国的农民获得了前所未有崇高的地位，但是经济地位却依然低下，甚至可能是更低了。政府对农民采取统购统销的政策，说白了就是攫取农民收入来哺育工业成长（因为收购价格由国家统一说了算），因此建国后的工人们意气风发趾高气扬，收入前所未有的高，当然可以把资本家、知识分子等等一切社会群体踩在脚底下。牺牲农业收入哺育工业发展的结果就是·我国建立的依然落后的工业体系能够依靠落后的农业提供利润良好的生存下来，而这也是我认为蒋无法建立工业体系的另一个原因，没有这种强制性的利益攫取，蒋即使建立了一个重工业的模子，工厂的运行也难免走上满清洋务运动的路子，工厂每年发生巨额亏损，成为国家财政的又一大负担。毛在这些有利条件的帮助下，迅速的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其中除了第一点土改是共产党实打实的功绩之外，第二点属于无功无过（是不是功看你怎么理解了），第三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则属于过大于功。（计划经济制度的建立从短期来看是切实有效的，能够使资源迅速的集中于少数几个行业并迅速发展，但是长期来看一是这种制度造就的是一个个肿胀的官僚体制集团，这一点既有洋务运动的国企可以证明，也有九十年代纷纷倒闭的国企可以证明；二是这种制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将会造成严重的资源错配，需知随着经济发展，政府的收入也越来越多，确实需要政府补贴的行业可能有十家二十家，但是政府补贴的行业可能是一百两百家，从而使得需要资源的行业得不到，而某些行业资源却显示出过度集中的景象，这一点就是今天的国进民退。)凡事发生，必有前因，必有后果。毛政府能建立工业体系和自身条件关系不大，比如说，没有苏联专家的援助，共产党也不是天仙下凡，不能无端端给你变出来一座座工厂一套套设备一个个专家，解放战争中共产党能赢，自身条件和国民党的愚蠢经济政策是其一，东北得到的苏械日械尤其是工业生产能力也是其一。下文是林彪进入东北以后发给苏联方面的电报我们为了完成上述任务，至少需要100名以上各部门专家：1.计划专家和整个国民经济专家10人；2.黑色有色冶金专家15人；3.煤液体燃料加工，硫酸盐、盐酸和硝酸制造专家6人；4.采矿工业，其中包括煤炭加工专家10人；5.火炮、炮弹和子弹制造专家6人；6.森林采伐和木材加工专家6人；7.纺织专家5人；8.采金专家4人；9.水泥专家4人；10.造纸专家4人；11.混凝土大坝建筑和水电站设备专家8人；12.财政专家4人；13.军事铁路学校教员6人；14.以校长为首的工业学院教授讲师12人。以及科瓦廖夫发给斯大林的报告东北局特别要求要强调指出，急需派专家来以取代一大批在满洲许多极重要企业里工作的反民主和进行间谍工作的日本、英国和其他国家的专家。按照我们的意见，为保障中国同志提出的要求，至少给中国派500名计划专家、工程师和各种其他工业专家来。其中，燃料和电力工业40人；冶金和化学工业30人；机械制造和金属加工35人；林业和造纸20人；建筑材料20人；军事工业35人；轻纺工业20人；食品工业20人；地方工业和手工业8人；农业15人；交通(铁路、水运、航空、通信)116人。国民教育13人；卫生保健55人；财政20人；20人(内贸和)；预算6人；会计10人。专业技术学校和学院教师50人。上述专家将有可能利用当地资料保障一些工厂的运转，待了解了全部情况后，再帮助制定企业全部恢复和生产计划。电报来源再次鸣谢沈志华先生从苏联带回来的档案。还有一个资料可以证明苏联援助和东北基地的重要性：1946年9月一个月就生产子弹13万发,手榴弹35000个。与此同时,大连、牡丹江、哈尔滨、佳木斯、鸡西、辑安、齐齐哈尔等地也建立了不同规模的军工厂、修械厂。到1947年,东北军工的年生产能力达到手榴弹300万个、子弹2000万发、各种炮弹150万发,基本满足了野战军作战需要。据统计，在整个抗战期间，军工部所属各厂共修枪数万支，造枪9758支，生产掷弹筒2500具，迫击炮改平射炮数十门，复装和新制子弹223万余发、手榴弹58万余枚、掷弹筒19.8万余发、各种口径的迫击炮弹3.8万发。八路军自己生产的武器装备已经成为与日军作战的基本火力。看看上述数量上是何等的差距，这还没有考虑到两者在质量上的差距，前者是能跟美国人对抗的武器，后者仅是土炮水平。（其实我是军事盲，但是我敢肯定前者跟后者的装备不是一个级别的）很难想象，没有苏联援助的TG将要如何恢复生产，尤其是如何建立起以前并不存在的工业体系。如果要对两者进行评价的话，我愿意说：民国算是无功无过，它的政府孱弱，就是想干什么也干不了，没干出什么功绩，也没办法主动的祸害百姓（我不赞成说无功就是过，这是不考虑现实条件的瞎黑人罢了）。而天朝则是有功有过，它的政府十分强势，解决了许多问题，同时也制造了很多问题。把这两个完全不是一个类别的政府放在一起比较，很能满足各位的需求，但是毫无实际意义。尤其是大多数人特别热爱拿一些很实际的物质和数据指标来进行比较。一方面这个比较十分直观，高下立判，如那时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比现在非洲人的平均寿命高5岁。而到了1979年，中国人均寿命是68岁，比同一年代的印度人高14岁。这些比较有的有效果，但是大多数其实意义不大（顺便一说，黑当时的印度就是黑社会主义，由此可见这段文字的整理者没有基本的历史常识）。一个政府的执政效果，总是跟政府能力、执政背景、政策效果等等各方面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拿结果来比较，本来就是不公平的。新中国在二战后的和平环境中成长，论经济发展而言，确实干的不怎么样，以六十年为维度，并没有跑赢这个世界的平均水平，因为全世界都在这六十年当中有一个长足的成长，而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唯一的劣势-----被西方世界经济封锁------纯粹是因为作为朝鲜战争的“帮凶”，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看过这方面的分析，具体不记得了，结论大致上反正是中国六十年gdp平均增长没跑赢世界平均水平，当然了，后三十年我们还是赢的很舒服的。）尤其是跟周边的日本韩国台湾相比，我们是输了的。苏联解体前的朝鲜发展速度也比中国要快。这些同一个时期的政府比较尚且要考虑各种因素，遑论对外开放程度，科技发展程度截然不同的两个时期。仅就执政能力比较而言，国民政府和TG政府内都不缺投机者；国民政府内知识分子多，而TG政府内“泥腿子”多（红军主要由农民构成，这些农民又成了新中国政府中地方政府高级官员和中央政府中低层官员的主要组成部分，军转政的效果嘛呵呵呵呵）；蒋的时代可能比毛的时代更重视专家学者的政策建议（但是学者的效果存疑），这一点从解放战争时期的货币政策出自冀朝鼎，和毛组织政治局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材》来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可见一斑；但是毛的政府是在苏联人指导下建立的，架构和设置应该比国民政府更加完善和。------------------------------分割线----------------------------Update1：多谢各位抬爱.......这个答案是我昨天做实验做的郁闷心情沉重所以怒而跑来打了这几千字.......你们读的时候不觉得结束的很突兀么........因为我没写完啊。但是我又自知有拖延症，如果不发，那么存在草稿箱也许半年都不会再写........本文写到这里，旨在论述两个政府性质截然不同，没有可比性，接下来是准备写“惨不惨”什么的，没有什么实际的讨论价值,尤其是不能如各位所愿的拿来比较。国际国内局势都不同，科技水平也不同，硬要根据当年的民众生活状况差从而想象出民国政府远不如毛政府，也不至于，把毛政府放在那个时局下，未必有更好的解决方案。不是什么时候，都适用一刀切式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我的答案真正想讲的，其实只是“一饮一啄，皆有定数”。昨日因，便是今日果。你看到了今日果,也要想想昨日的因。比如土改的问题，我提到这是共产党的头号大功绩，将来即使天翻地覆共产党倒台了，这一点功劳也跑不掉。那么国民党能不能做呢？能，国民党也确实在台湾实现了土改，而且它做的比共产党好，采取的是赎买政策，土地交接更平和，平和的交接，才不会出人命。但是三几年的国民党，就是不能土改。先讲讲土改的必要性，土改的背景其实离不开中国几千年，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经济体制主体是自给的自然经济，因此国家的财政收入几乎全部围绕着如何收取农业税收展开，我对于古代财政史不太熟，一直打算抽空找几本书看看的，但是要看的书太多，排不上档期.......所以只谈谈我稍微比较了解一点儿的明季税收制度。有明一代，对地方算得上是掌控力强了，知县知府在地方上主要负责教化一方，而他的政绩如何考核呢？“如县官给由到州、州官当面察其言行、办事勤惰、从实考核。称职平常不称职词语。”一是由上级州府考察，二是考察内容主要是言行、勤惰等比较务虚的领域，还有”造事迹文册、仍画土地人民图本、如期至京。又令布政司按察司官来朝、将所属官员、考过堪用不堪名数、亲自奏闻。“这是进京的朝觐考察，考察的主要是两点，一是人口有什么变化（不减少就行），二是有没有干什么坏事（民愤不是太重就行）。从这两次考察的内容来看，基本上，地方官纯粹属于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反正皇帝是管不过来你们的。而明季的税收制度也是基于这个思想。国民党28年才实现名义上的全国统一，此时对“地方”（无论是乡县村镇还是西南东北华北各省皆然）依然缺乏掌控力，它的政权一方面需要消灭地方上的乡绅势力使地方控制力增强，另一方面它又需要乡绅势力维持治安维护生产来维系统治，这是一道两难的选择题，我认为一个正常的政府的做法，的确就是要杀驴，但是留着慢慢杀，权力要一步步收上来，国府也正是这样做的，（也正是在土改问题意见上的不统一使得国共分裂，从此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哎呀我不写了查资料好烦，反正一句话，三几年的民国政府需要搞维稳来维系统治所以不能搞土改，但是他去了台湾以后就有条件搞土改了。还有，土改不是TG的发明，历朝历代基本都要搞土改来解决土地兼并问题的，这是千年难题。回头有空再慢慢补...........各位的评论我也回头慢慢回........各位热衷于拿数据来进行比较，不是不可以。我个人还有一些小小的建议：最好是拿４５——４９年期间国统区和根据地的寿命、钢产量增长率、GDP增长率、文盲率来进行比较，来证明TG是一个比国府优越的多的政党。说在前面：要回答这个问题，要看你是从民生角度，还是从国共政治斗争的角度。角度不同，结论就会迥异。如果从国共优劣对比的角度去分析，就会得出可笑的结论——国民党统治差，共产党也好不到哪里去啊……虽然旧社会确实惨，但是换共产党上也弄不好啊……虽然很惨，但是比古代好多了呀……虽然很惨，可是后来不还有更惨的三年大饥荒和文革什么的呀……所以旧社会惨不惨要看对比的呀……站在普通民众基本民生的角度上去看，问题就变得简单了——人均寿命35岁，死亡率太高，这就是很惨；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创历史记录，这也确实很惨；女性毫无地位，被当做商品和工具，这还能说不惨？饥饿和战火每年让上千万人丧生，谁能说这不惨？政府统治不力，虐待死上千万的壮丁，这样的事实恐怕只有没经历过的人才敢说不惨了；战火纷飞，日寇铁蹄，沦陷区遭受各种掠夺欺压，说这样还不错的人一定是大东亚共荣圈的支持者了吧？………………………………………………………………………………………………………………我受不了了。历史问题，不是靠“印象”就能说清楚的，更不能靠主观想象和推测。说TG也好不到哪里去更不是理由。题目问的是旧社会有多惨，而不是国共两党谁优谁劣。在AF知识网既然要分析问题，就不应当泛泛而谈。没有可靠的数据支撑，就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来来来，让我们穿越回旧社会，看几眼大概就明白了。所谓旧社会，这个词汇是我党发明的，当然指的是国民政府统治下的社会。说旧社会惨，我们就假设一个人活在40年代的中国，就知道了。
一、城市的生活。玩AF知识网的大部分是拿工资生活的吧？那就先看看民国的工薪阶层是什么生活状态。先假设你是一个男青年（如果你是女性，那么民国是一个地狱，后面再说；如果你是个小孩子，特别不幸假如是一个婴儿，那么你的死亡率是200‰……）。为什么假设男青年？因为这样的身份成活率最高啊。啥都不会的话至少还能参军卖命，不至于饿死。首先你想活下去的话，最好去城市里。因为农村实在是饿殍遍地不堪入目，后面再讲。你在城市里总得买菜买东西吧？那么物价就成为民生的核心问题了。物价水平一定程度上反应生活水平，让我们看看国民政府统治下中国可怕的物价水平。到1945年，不包括银行贷款在内的政府收入，只抵得上开支的1/3，财政上的亏空几乎完全依靠印发纸币来弥补。……通货膨胀所造成的结果是，平均价格在1937年到1945年8月间上涨了2000倍以上。……结果它便成了一个只能眼看着国家城市经济衰落，既无决心也没有能力做任何事情的政府。来自《剑桥中华民国史》物价上涨2000倍，这是什么概念呢？那就是底层民众的彻底破产。想一想你的收入贬值了2000倍，还能活下去吗？（此处真心感谢
@邢明 一针见血的批评，以前的结论真是昏了头了，已修正。）不要说2000倍，改革开放30年，粮油物价上涨20倍，已经让普通民众高呼生存艰难怨声载道了。（有人说，那是战争时期，哪能跟和平时期相比？对不起，我在这里不是论证共产党和改开的优越性。）纯粹就事论事。因为题目问的是旧社会有多惨。那么我就告诉你，就有这么惨，惨到你的本就不多的工资贬值到扔掉都不可惜。好的，到现在为止，你到工厂辛苦干活一个月的微薄工资，估计月末拿了工资上街一看，啥都买不起了。当时上海市民用车驮着钞票去买菜，可不是说着玩的。再来一个数据：到1948年8月金圆券发行以前，法币发行额增至604万亿元，比日本投降时增加了1085倍，比抗战前夕增加了30余万倍。从45年到48年，3年货币增发1000倍，学过经济学常识的童鞋应当知道这又是什么概念吧？当时百业萧条，民不聊生，报纸上调侃说：现在只有印钞厂在全力开动。当时工人去领工资的情形是这样的：表面看来滑稽荒唐，实际上全是血泪！类似的数据实在太多了。如果你生活在城市还是工薪阶层，那真是命苦啊。上海物价总指数是以抗日战争爆发前的月的平均数为100而计算的。……这一时期上海物价指数的上涨倍数应达1,051亿倍多,物价总指数本身更将成为363,660亿倍的天文数字,米价亦将达500万亿元(法币)以上。而国民党重新统治上海时期的物价总指数上涨倍数,如果加上300万比1的因素,将约等于当时德国物价总指数上涨倍数的30倍。这不仅在近代中国物价史上留下了最黑暗的一页,即在近代世界物价史上,也将成为最黑暗的。
姜铎《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下上海的物价与通货膨胀情况》 这是我外婆的故事，我在前年过年时写的。这些故事从小就听外婆讲，但都比较零碎。那年打算写这篇，特意问了外婆许多细节。但很多她也记不清楚了，所以如有模糊之处，还请多多担待。---------------------------------------------------------一冬天的清晨会哄人，天一直麻麻黑，等舍得出被窝了，看墙上挂钟至少已过了九点半。掀开窗帘，冒寒气的玻璃花傻傻一片，用窗帘抹，就会看到外婆。 有时她手里拿着鸡蛋，从鸡窝来。有时她拿着一块豆腐或一细条生肉，都是能看清来路的东西。她透过窗子也能知道我醒了，任我装睡耍赖都没用，必须起床。她一 边归置东西一边说：劳动才是人的体面，你这样可不讲理。在她的唠叨中，我开始冬日的一天。而在此之前，外婆已经打扫过前后院，喂过猪牛羊狗猫，做好一大家人的早饭，并着手准备午饭。她一生中至少有七十年都是这样过的，区别只是院子或大或小，家人时多时少。外 婆出生在秦岭南麓，渭河平原的人习惯叫他们南山狼。这是一种蔑称，形容他们性格彪悍，也因为那里确实有狼出没。有一年出奇的穷，满山上下找不到一口吃食。 外婆的父母只好背起家里那口铁锅，拿起丰收年头上山打栗子的竹竿，竹竿两头牵着饿的摇摇晃晃的外婆和舅爷。那年，她八岁，他五岁。他们沿 着盘山路一直向北，有时嫌大路太绕，就不顾危险翻山找新路。他们运气不那么好，遇到了传说中的南山狼。狼是饿杀的狼，见到活物眼睛血红。一口叼走了竹竿那 头的男孩，当娘的吓疯了，不知哪里来的那力气，一把拽住孩子，娘俩被狼拖着走。爹拿了竹竿来救，用全力打狼后腰。狼吃痛逃了，走前舔掉了男孩的半拉手。那 天夜里，娘死了。她饿的太久，经过白天的动荡，又吓又跑，被狼耗尽最后的精力。外婆说，那夜真黑，吞掉我娘，爹脸色寡白瘫坐着，弟弟在他怀里抖，眼看活不 成了。那大概是外婆一生里最惊险难忘的夜晚，当她因饥饿与恐惧一言不发时，肯定想不到，天亮之后她的命运将发生转机。第 二天清晨，当时才二十六岁的孙家姥爷心疼骡子，思谋着歇歇脚，运气好的话还能拾点柴火烧口热水泡那坚硬如铁的馒头。当他满身疲惫走进那间破房子时，被眼前 的惨景吓走了瞌睡。两个大人，一个死了，一个正在死。两个孩子，一个不知死活，会动的那个一句话说不浑全。孙家姥爷大概想过走，毕竟乱世里少事才是道理。 但最终他还是烧了热水，从骡子车拿下三只破碗。泡馒头的味道唤醒地上的男人，他喝过几口热汤之后，未语泪先流。他用尽力气也只能说两句话，一句是女子乖巧 伶俐，给你当女儿也成当儿媳也成，只要有活路求你带走。一句是大恩大德来世再报。孙家姥爷为难了很久，把两个小的抱上骡车，和一捆捆瓷碗同盖一床棉被。而 外婆的父母永远留在那个破房子里，连一条破席子都没落着。孙家姥爷一路犯难，不知该怎么给家里老婆交待。最终他想到了两全其美的办法，让 这女娃给三岁的儿子做媳妇吧，当童养媳，至于小子，回去听老婆的主意。孙家姥姥是个厉害人，过日子精打细算，省下一房媳妇的钱当然好，但这媳妇五岁的兄弟 无论如何都要不得。外婆经过这场变故，比以前更懂察言观色，她有点知道未来婆婆的心思，但没胆子反抗，只好一个人哭。外婆说，我这辈子对得住孙家，对得住 胡家，唯独对不住我亲兄弟。八岁的外婆开始她的新生活，日常要做这些事，拾柴火，烧炕，做饭，喂猪，给出外做生意的公婆准备干粮。三岁丈 夫的坐卧行走，更是她必须承担的任务。孙家姥爷是个贩碗客，之前近路远路都走，能捡回她就是走远路的结果。只是世道差，行路难，孙家姥姥定了新规矩，只走 平原，不进山。现在家里有媳妇照看，他们可以一起出门，总比一个人强些。公婆不在的日子，外婆会攒下口粮，悄悄送给自己的弟弟。那个可怜的孩子，他的手没 保住，被孙家送到镇子上由他自生自灭。有好心人给一口吃，或者自己乞讨，反正活下来了。过了两年平静日子，外婆的小丈夫病死了。她怕的要 命，心想孙家人肯定不养她了。没想到，虽然他们打她出气，骂了诸如丧门星之类的狠话，最终却留下她。孙家姥姥说：现在儿子没了，你做不成我们的媳妇，如果 你还愿意留在家，到年龄了我们出嫁妆拿你当自家女儿嫁出去。外婆从此改姓孙，这也是这篇文章称呼她养父母为孙家姥爷姥姥的由来。孙家姥姥 又陆续生了几个孩子，我外婆像个过分合格的大姐一样照顾他们，事无巨细，百般周到。她十六岁时，孙家姥姥因病去世，她义无反顾接过担子。她勤快麻利， 眼里有活，一刻也不肯闲着。即使后来她出嫁了，仍每周步行十余里回孙家，为弟弟妹妹们洗衣收拾，烙好一个又一个面饼，腌好一瓮一瓮的咸菜。直到现在，几个 毫无血缘的弟弟妹妹仍无比尊重她，她在他们眼中几乎是母亲的代名词。二外婆十八岁时嫁给我外公，从此开始她在胡家的漫长岁月。胡家是有来历的大家庭，五个儿子中前三个都在城里做事，大女儿嫁给国民党小军官。也许因为这个原因吧，他们对外婆这个贩碗客养女本能的瞧不起。但他们肯结这门亲，也证明了年轻时的外婆容颜出众，德行远扬。外 婆嫁过去时，家里除了严苛的公公，还有一个叛逆的小叔和任性的小姑。其他兄弟只在清明节或者老太爷生日这种大日子回来，穿着体面，带着德茂宫的水晶饼和桥 梓口的腊牛肉，那是西安最高贵的食品。外婆喜欢他们回来，因为老太爷看到他们会变得好脾气，连倔强的外公也格外柔和。外婆忙的头也不抬预备各种乡间菜，偶 尔偷偷给坐在灶火边的弟弟递一片肉。胡家纵然苛刻，这一点却让外婆永远感恩。他们允许外婆接济弟弟，甚至允许他住在家里做一些杂活。我曾 问过外婆，舅爷到底是哪年参加红军的，去的是谁的部队。她一脸茫然，努力回忆却只能告诉我，记不得了。关于断手的弟弟，我的舅爷，外婆永远心存内疚。她责 备自己早些年没能照顾他，让他受尽辛酸。也后悔那次被丈夫毒打之后向弟弟诉苦，使他这个血性男儿再也不能容忍寄人篱下，他愤然出走，去了延安参军。外婆 说，哪个女人命不苦呢，被丈夫打又不丢人，你舅爷年轻不明事，只想着为我争气，才去做那卖命的营生。我见过舅爷年轻时的照片，黑白光影中，是一张骄傲的俊脸。手断了又如何，特殊年月里，每秒钟都可能改变命运。外婆再一次见到舅爷，已经是解放之后了。他被安排在隔壁镇子的派出所做指导员，外婆高兴的又哭又笑。她觉得好日子要来了。后 来的事情并没有如外婆所愿，她接连生了两个儿子，四个女儿。与此同时，家里遭受一连串的变故。嫁给国民党小军官的大姑奶奶带着才两岁的儿子黯然回家，她的 丈夫随部队撤退，生死不明。一世要强又爱女心切的老太爷急怒攻心，一病不起。娶亲不到三年的小叔子死了老婆，留下两个年幼的儿子。一时间，这个大家庭阴霾 重重，人仰马翻，再不复从前的富足气派。外婆又一次担起主妇的重任，上要侍候公公，煎药送饭，好言开解，忍受他不时来袭的怒骂。中要照顾 大姑奶奶的情绪，始终以礼相待笑脸相迎，让她的心能够在家里得到片刻安宁。下要照顾近十个尚不懂事的孩子，尤其对小叔家的俩个孩子格外优待。她受过没娘的 苦，打心眼里疼爱他们。好在以前任性的小姑奶奶，经过种种变故迅速成熟，她开始和外婆并肩作战，照顾家人。那种苦难中建立的友谊，伴随了她们一辈子。活 累累不倒人，心累却差点压垮了她。那几天老太爷病得重，一会骂人一会哭，大冬天想吃煎饼卷茄子。外公被派出去找茄子，他在省城工作的兄弟们得到消息也已回 家，一屋子人要吃要喝，外婆忙的走路只能用跑。等老太爷终于咽气了，她才有功夫回房看发烧的小女儿，孩子们横七竖八躺了一炕，角落里的小女儿已停止呼吸。 为这事，她被夫家人轮番责难，被丈夫痛打，连哭的资格都没有。最终小姑奶奶站出来为她抱不平，姑娘是娇客，才暂时止住那些人的闲言碎语。死 别未远，生离将近。老太爷还没过七七，舅爷上门了。外婆平生唯一一次对舅爷发了火，因为他一意孤行，非要回山里老家。舅爷说：我们的亲叔父还活着，他没有 儿子，我要回去为他养老送终。外婆觉得他简直疯了，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往火坑跳，眼看着有姑娘愿意嫁他，就要成家立业。她骂他求他，好话说尽，却还是拗 不过他。外婆劝着就哭了，新愁旧恨集中爆发。外婆说，我从没那么委屈过，哭的眼泪止不住。我知道你舅爷心思，爹娘死在荒山野岭，他想把未 尽的孝心还给叔父。最终，舅爷放弃公职，怀着要为亲叔父养老的念头回到秦岭老家。可惜，叔父的三个女儿视他为微薄家产的侵夺者，合力排挤。舅爷无家可归， 又舍不下脸回来找外婆，只得做了一户猎民的上门女婿，娶了那奇丑无比的大龄山姑，并承诺照顾她的弱智弟弟直到终老。此后，舅爷劳碌一生，再无翻身之日。多 年之后，在一个寒冷多风的初春，我与外婆回到秦岭。因为舅爷的小儿子我的三表叔要，新娘是大表姨的小姑子，这样的关系描述或许让你眼晕。简单说，舅爷 当年没收彩礼就嫁掉自己的女儿，为的是将来不花钱娶姑爷的妹妹。婚礼简单又隆重，十里内山头的人家都来帮忙。宴席连开七天，每天下午两点开始，直至深夜。 最好的两道菜是五香豆干和干烧河鱼，喝的是自家酿的玉米酒。当时我只有十四岁，因为是远客，被奉为上宾。舅爷的子孙们，对我亲昵爱戴，百 般纵容，每个人见了我都拼命塞钱，从几十到几百都有，稍有推辞就真生气，并试图用那并不灵光的普通话向我诉说外婆的大义。于是我知道，即使在最艰难的岁 月，外婆与舅爷也不曾中断联系。天晓得她用了什么办法，使得舅爷家的孩子们都吃过她送来的粮食。而我曾听母亲说过无数次，她小时候因饥饿衍生的种种烦恼。 外婆对舅爷所作的一切，源自血亲还是始于赎罪，我没有答案。三岁月与生老病死同行，若无其事又凶狠绝情。它带来灾荒，病痛，饥饿，带走的却是亲人。那 些年的每场运动，胡家无一躲过。有可能逃往台湾的国民党姑爷就是铁罪，而留在胡家的大姑奶奶和儿子，是理所应当的叛国贼。无论何时，被拉出来斗三百回合都 是活该。外公一生暴躁，毫无建树，但对家人着实心存恩慈。他主动站出来要求代姐姐和外甥受过，这是他的天真，人心动荡的年月，随便一个帽子就可以压死人。 他此举不但没能减轻大姑奶奶的苦难，反而把自己也牵连进去。生性高傲的大姑奶奶何曾见过这样的浑沌世界，她选择在一个夜晚悬梁自尽。有时候，死亡也是一种抗争。但是，大姑奶奶的死并没有为她赢得尊严，不过是自绝于人民的又一例证。而家里，又多了一个没妈的孩子。外 公病逝时，我母亲正在读高中。消息传来，她静静收拾铺盖，自行办了退学手续。作为家里的第二个孩子，第一个女儿，她比谁都懂外婆的艰难。外公的丧事寒碜的 令人害羞，家里连一口热汤都无法提供给抬材暖墓的乡亲。外婆哭干了眼泪，看着满屋张口吃饭的孩子恨不能去死。危急时刻，小姑奶奶又一次站了出来。那 天晚上，已经出嫁的小姑奶奶闻讯赶来，顾不得悲伤，当下向众位城里哥哥分派任务。十八岁的大舅分给在电力局做电工的大哥，十七岁的大姑奶奶的儿子分给在法 院上班的二哥，十六岁的我母亲分给在国棉七厂做纺纱车间主任的三哥。小姑奶奶的原话是：咱爹瘫痪三年，是四嫂一人全力照顾。胡家女儿蒙难，只有四哥用命护 她。弟媳妇病逝时，两个儿子一个会爬，一个才出月，是四嫂拿他们当儿子养大。她为这个家做的太多，羞死了我们这些姓胡的，该我们为她分忧了。无论你们作什 么难，把三个孩子的工作安排了。也许如此任性的描述会让故事割裂，但我愿意写出外婆和小姑奶奶的后来。在我小时候，外婆是一个面容愁苦的 妇人，不停歇的忙碌着，对院门之外的所有事忧心忡忡。但偶尔提及小姑奶奶，她就像换了一个人，语调轻快表情甜蜜。在她的诉说里，小姑奶奶淘气又漂亮，大胆 又仗义，在家里有着不可撼动的威严，就连嫂子们也心甘情愿听她调遣。外婆是如此热爱小姑奶奶，以至于在小姑奶奶生病之后，她情愿用几年时间陪护，寸步不离 悉心照料。她们对彼此怀有毕生的友谊与好感，并将这种情绪肆意泼洒，从不隐藏。直到如今，小姑奶奶过世已有十五载，她的三个儿女仍视外婆如至亲，在她面前 会不自觉流露孩童的一面。接下来的故事变的平淡，但对外婆和她的孩子们来说，那段平淡清苦的日子却透出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幸福。家里第一次 没了成年男人，也就没有了权威带来的压抑。家的氛围，从如履薄冰到轻松随和，外婆不再拘谨，如今她是一家之主。三个外出工作的大孩子，定期带回孝心，将为 数不多的工资全部上缴，可以为家分担责任使他们充满荣耀。即使曾有过其他梦想，也已独自吞咽，绝口不提。外婆又一次显示出卓越的理家能力，她精打细算，让 每一分钱都用在最合适的位置。既不亏待在外做事的三个，又要让家里的小孩有学上有饭吃。胡家终究还是没落了，我母亲这一辈兄弟姐妹，再没 出过比肩先辈的人物。他们无论男女，都不曾做过越轨出格之事。他们身上具有鲜明的特点：忍耐，韧性，接受命运的荒诞与屠戮，但从未彻底的一败涂地过。对抗 苦难，是从有记忆就开始的必修课，他们有心得，更有办法。所以不会像大姑奶奶那样用命抗争，也不会像我姥爷那样逞匹夫之勇。他们是外婆的孩子，受她教养， 懂得棉比钢长久，又可温暖人生。外婆有自己的纪事方法，她的人生里，没有年月，只有事件。而那事件，无论当时悲喜哀伤，说出来只不过是生 老病死，喜世人之喜，伤世人之伤。如今外婆老了，再不能为孩子们奔波劳碌，她住在一个朝南的屋子，似乎已用尽光与热，性子和表情都已淡漠。她的孩子及孙子 们，经常从四面八方走来，兑现当初在炕头上灶火旁的许诺，将稀罕的吃食与钱送与她。对此，她习以为常，有时会露出羞惭的微笑。如果是冬天，每个有太阳的下午，便有阳光溜进屋，与她同忆往事。她爱煞了那只眼神冷漠的猫，往往摸着它，说着话，便悄然睡去。外婆，八十岁了！目前排名第二的答主建议最好是拿４５——４９年期间国统区和根据地的寿命、钢产量增长率、GDP增长率、文盲率来进行比较，来证明TG是一个比国府优越的多的政党。----------- 12:18---------------------------------------------------------------我只是搬运工。。。出处：马俊亚：近代苏鲁地区的初夜权　　内容提要：近代苏鲁地主对佃农拥有初夜权。这一权力的实施是社会结构异变的结果。这里的社会分化为占有大量土地的利益集团(大地主)与大量占地较少的贫民群体，社会结构演化为缺乏中间阶层的哑铃形而非金字塔形。掌握行政、军事和经济等各种权力的大地主，基本上不受化的法规制约，多沉湎于本能型的享受，无法追求高成就动机人格。一方面，他们利用国家优裕的政策，对贫民实施包括初夜权在内的各种超经济剥夺；另一方面，他们利用对下层民众的控制，经常策动成千上万的贫民反叛代表社会上层利益的国家，以获得更多的非法利益，他们的终极理想是成为享受更大肉欲的封建君主。　　关键词：初夜权 哑铃形社会结构 利益集团　　作者简介：马俊亚，安徽大学特聘教授，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世界各地的初夜权叙述，绝大多数存在于作品或口头传说中①，缺乏过硬的史料证据②。苏鲁地区的初夜权资料则极为丰富可靠，充分反映了这一地区的社会状况。苏北涟水籍的严中平先生生前多次指出，由于中国地区之间差别极大，苏北就存在着初夜权的现象③。应该说，这一现象源于苏北特殊的社会结构。　　一　　华夏(汉)地区，初夜权多为民间传说，并且存在较大争议④。郭沫若认为，《诗经》时代，公子们对平民女子拥有初夜权⑤。有些学者则认为，周代、乃至中国传统社会不可能存在初夜权⑥。上述对中国初夜权的看法，均是臆测。近代苏鲁地区的初夜权有着充分的依据。　　与欧洲相似，中国文学作品中不乏初夜权记述。一部晚明作品描写的主佃关系，包含明显的初夜权成分。　　寿山寺，田良五百石，分为十二房，僧皆富足，都锦衣肉食，饮酒宿娼，更甚俗家。……或有畏受家累，不思归俗者，辄择村中愚善佃客，有无妻者，出银与代娶。僧先宿一个月，后付与佃客共，不时往宿。⑦　　鲁人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有许多郭沫若所说的“公子”形象。如韦公子“放纵好淫，婢妇有色，无不私者”。怀庆潞王，“时行民间，窥有好女子，辄夺之”⑧。　　一部清末作品中，鲁南侠盗雁高翔酬谢苏北世家子沈筠时，尽管沈非常中意一“尤妙丽”之姬，但雁认为：“此皆非贞躯，不足以辱长者。昨得一全璧，臂上守宫砂未退，谨当奉献。”⑨后使沈获得了青州贾太守之女的初夜权。这部作品的作者为泗州人宣鼎，同治()、光绪()年间在济宁、淮安等地游幕，熟悉苏鲁的风土人情与社会心理。从中可以看出苏鲁社会上层非常看重初夜权。　　现实中更不乏这类人与事。晚清仪征学者程守谦记载，淮安府盐城县的富室商人，多利用财势奸淫未婚女子⑩。同治年间()，沭阳(现属宿迁市)一名施恩于贫者的寺僧，明确提出初夜权的要求，并得到了对方的认可。　　甲者……栖身庙中，为香火道人。甲父在日，为甲聘同邑某氏女。甲财产既竭，贫不能娶。 僧故饶于资，性尤险僻，尝奢甲值而轻其事，甲颇惑之。一日置酒密室，召甲饮。半酣，谓甲曰：“闻子已论婚，胡久不娶？”甲以贫对。……僧曰：“今有一策，不知子能俯从否？若能与共之，当先为子谋百金，入门后衣食悉取给于我，并当增子值。”甲本非人类，欣然从之。合卺之夕，宾客既散，甲出，易僧入房，女不之知，听其所为。(11)　　苏北的初夜权更多地发生在主佃之间。仪征学者刘师培指出：“禾麦初熟，则田主向农民索租，居佃民之舍，食佃民之粟。……或淫其妻女。”(12)据1928年的一份报告，徐海地区地主下乡，佃户们要献上妻女供其淫乐(13)。苏北地主看中佃户的妻女，常以服役为名，召至家中随意奸淫(14)。沭水、临沭一带地主对佃户“打、骂、奸淫的事情也是层出不穷的”(15)。《申报》载，号称“沭阳程震泰之半”的顾七斤，“垦良田七万有余亩，姬妾百。……此人好淫，远近妇人受其污者，莫点其数”(16)。曹县朱庄大地主朱凯臣拥有土地数千亩，任五方局团总，他看中的佃户女性均为其所奸淫(17)。苏北宿迁极乐庵与寿山寺相似，和尚往往有妻妾多人(18)。宿迁邵店圣寿寺的和尚“几乎个个寻花问柳”。当地俚语：“庙前庙后十八家，都是和尚丈人家。”(19)　　由于苏北鲁南是古代的鲁地，儒家传统影响较深，普通百姓往往羞于谈论涉性话题，加上初夜权本身存在着隐秘性，当事人多不愿对此加以张扬(20)。并且，“初夜权”一词20世纪以后才成为汉语词汇。因此，对初夜权的准确叙述，多为新式知识分子。　　20世纪40年代中期，据苏北土地改革工作者调查，“地主对佃户的妻女，可以随意侮辱、霸占。……甚至有若干地区如宿迁北部，还保留‘初夜权’制度，佃户娶妻，首先要让地主睏过，然后可以同房”(21)。1942年4月，苏北新四军领导人邓子恢指出：贵族地主阶级的思想意识，包括“可以自由奸淫以至霸占人家的妻女，可以享受初晚的权利”(22)。香港报人潘朗写道：“农奴的新婚妻子，第一夜必须先陪地主睡，让地主老爷‘破瓜’。”“这风俗，在中国，在号称文风甚盛的苏北，也是存在。”反之，佃农“如果讨老婆而在新婚第一夜不把妻子送到地主老爷的床上，倒是‘大逆不道’，是‘不道德’了”(23)。　　据20世纪40年代担任沭阳农会会长、钱集区委书记的徐士善叙述：“有次在沭阳张圩斗地主，晚上让他的佃户看管他。结果，夜里佃户用棍子把地主打死了。后来调查知道，原来佃户的媳妇，娶过来的头夜，被这位地主睡了。”(24)沭阳有的佃户向地主借贷娶亲，地主则以得到初夜权作为条件：　　沭阳胡集北老单圩地主单旭东佃户某某，儿子大了要带媳妇，因没有钱，向地主商量。地主说：“不要愁，我替你想办法。但你要允许我一件事。”佃户问他什么事，他说：“你新儿媳带来，头一晚上我去，这你也赚便宜。你不允许，我只要想你儿媳，还能不给我吗？”佃户经过思考，没办法，答应了。地主借了三石小麦。(25)　　值得注意的是地主所说的“我只要想你儿媳，还能不给我吗？”表明地主对佃户妻女拥有常规的性权力。对这种权力略有不满的佃户自然会受到地主的严惩。沭阳宋山区河东乡小宋庄地主徐香太奸淫佃户田二的儿媳，被田二发觉，田仅责骂儿媳几句。次日，徐执牛鞭将田痛打。田问：“你为什么要打我？”徐答：“你自己知道。”(26)1936年，沭阳汤沟乡乡长、大地主汤宜逊的佃户王某娶妻，汤闯进王宅，奸淫王妻。王母劝阻，被其枪杀(27)。　　类似于郭沫若所说的“尝新”(28)，在苏北广泛存在。沐阳程震泰家族的程廉泉，家中的女性雇工“差不多都受过他的蹂躏。老的也好，丑的也好，俊的也好，甚至于满脸是疤和麻的，他也要糟蹋他[她]。他说这是‘尝新’”(29)。淮阴孙圩孙大琨，家有田地26顷多，“听到沟南佃户陈兆臻有个美貌的姑娘，他就马上叫几个自卫团[丁]，挑了被子，拿着毡毯，提着尿壶，他自己捧着水烟袋跟在后面，一步三幌(晃)，三步九摇，到了陈兆臻的家里，是话未讲，只说：‘把你姑娘带来睡睡看，好才要，不好两便。’”(30)　　更有许多地主获得了初夜权后，长期霸占佃户的妻女不予归还。泗沭县裴圩地主周继叔家的雇工朱尚队兄弟两人，积蓄多年替弟娶媳，入门头晚被周奸占，后被周长期霸作“小婆子”(31)。宿迁北部窑湾区王楼乡地主马知非(又名马如元)，有地60余顷、佃户200余家。他46岁时看中佃户孙广礼17岁女儿，在孙氏嫁果场张姓的当晚，用花轿把孙氏抬到自己家中，后长期予以霸占。“因他有钱有势，张姓也只好哑吧吃黄莲，有苦无处说。”另被他长期霸占的还有佃户王怀仁的女儿与佃户张九清的妻子(32)。　　地主厌腻了佃户的妻女后，可随时抛弃，无需负任何责任。沭阳曙红区崔沟村崔家庄丁杰三，父辈有80顷地，本人在上海读过大学。他曾将佃户王春保女儿霸占一年多，王女怀孕后，丁即予抛弃。佃户黄德安一个15岁的妹妹，亦被丁霸占年余后抛弃。后又将佃户崔振露之妻霸占(33)。　　与欧洲中世纪不同的是，苏北从外地迁入的佃户妻女同样要被当地地主行使初夜权。沭阳县耀南区长安乡地主袁席山，有地9顷，有位佃户搬来的第一夜，他去佃户家奸淫其妻，“地主及门勇一夜去打几次门，小笆门都被打坏了”(34)。　　在《费加罗的婚礼》中，法国伯爵为了取得女仆苏珊娜的初夜权，采取的是“温情”引诱的方式。相比而言，苏北初夜权的实施极为野蛮。有的新婚妇女因不顺从，竟被逼死。1945年春末(当地人称“麦头”)，沭阳龙庙乡长兼大地主徐士流在一乡民娶亲时，欲奸淫新妇，新妇不从，被迫跳井自杀(35)。宿迁顺河区日伪区长张少桐与义子曹寿才强奸祁某之妇不遂，竟枪杀了祁氏夫妇(36)。宿迁姚湖北高圩地主高永年奸淫佃户陆某17岁孙女，陆女两次喝盐卤相拒，仍迭次被奸(37)。　　与苏北类似，抗战和土改时期的调查均表明，山东不少地方，地主对其佃户享有初夜权，直到1945年山东省战时行动委员会制定了《法暂行条例》后才真正废除(38)。　　抗战时任丰县、鱼台等地妇女部部长的张令仪写道：抗战初，在鲁南，“我第一次听说有这样的事：佃贫家的人新婚之夜，新娘要被地主享有初夜权”(39)。据她叙述，1938年她在单县任县委委员时，中共县委书记张子敬(40)亲口对她说，因佃种了单县辛羊区张寨地主的田地，张新婚时，妻子被张寨的地主施行了初夜权。她认为：“鲁西南的初夜权不是潜规则，而是一种比较普遍的不成文法规。农民根本无力抗拒。地主实施初夜权主要是为了满足其荒淫的肉欲。”(41)　　抗战期间，山东救国团体为了发动民众，把取消鲁南地区的初夜权作为改善雇工待遇的一项内容。日，山东省各界救国联合总会会长霍士廉在山东职工联合大会上报告：“鲁南许多落后的地区，仍存在着超经济的剥削和残(惨)无人道的野蛮行为，如初夜权。”(42)由此可知，初夜权在鲁南是比较显著的社会问题。1943年12月，陈毅经过鲁西南，他的《曹南行》诗称：“毫邑汤都史所传，至今豪霸圈庄园。蜀客多情问遗事，居停首说初夜权。”(43)其时，地主尚是中共的统战对象，山东的中共高层反复强调“照顾地主利益”(44)，陈毅等人不会刻意丑化地主。据一位“老战士亲身经历”所写的作品同样记述了鲁南的初夜权：临沂张庄有400多户人家，庄主族长张大富，拥有全庄土地，还享有初夜权，“谁家娶新娘子，先要被他睡三晚”(45)。　　即使在普遍存在过初夜权的西方，“真正的性交权力是很难证实的，目前并无确凿的证据证明其真的发生过”(46)。但苏鲁地区的初夜权是确切无疑的。近代苏鲁地区的初夜权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初夜权有着较大的区别。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也存在着形式不一的初夜权。据记述，在西藏，“这些地区的民众不愿与年青的处女结婚，而是要求她们必须与其他许多人发生过性关系。他们相信这样才能为神所悦，并认为一个没有男伴的女人是极为低贱的。因此，当商队到来，搭好帐篷过夜时，那些有女儿待嫁的母亲们会领着她们来到这里，请求这些陌生人接受自己的女儿”(47)。在新疆，“回俗女子至十岁左右，即送请阿浑诵经，为之破瓜，彼俗称为开窟窿，否则无人承配。幼女举行此典，恒数日不能起，甚有下部溃烂至成废疾者”(48)。为此，民国新疆省长杨增新专门下令，女子“非至十四岁，不得开窟窿”(49)。改土归流前，鄂西土家族女子婚期的前三天，土王享有初夜权，凡与土王异姓成亲，新娘在婚前必须和土王同住三宿后，方能与新郎结婚(50)。四川酉阳土司所属的大江里、小江里一带，不仅居于特权地位的土司享有初夜权，就是封建氏族长，也在本(氏)家族内享有初夜权(51)。湖南永顺、保靖、永绥的土司，除同宗外，对于任何人新婚都享有初夜权(52)。贵州毕节的土司享有初夜权(53)。该省安龙，农民妇女出嫁当晚，即迁往兵目附近，为兵目服役三年，才可落夫家，这种习俗“可能是‘初夜权’的残存形式”(54)。这种权力是基于习俗或信仰的“神权”。某些汉人地区流传着类似的传说，不少与神权有关。郁达夫所述的浙江诸暨避水岭西山脚下的石和尚，“从前近村人家娶媳妇，这和尚总要先来享受初夜权”(55)。宋之的所说的山西冀城东山，“相传那山里有一个东山大王，是要享受初夜权的”(56)。在这些传说中，石和尚和东山大王都非现实中的人，而是具有神性，至少拥有某些神通。　　苏鲁地区享受初夜权者均是活生生的人，一般是富者通过财产关系对贫者性权利的统治，多见于地主对佃农的妻子施行这一特权。由于地主身兼官僚、寨主等多种身份，处于极为强势的地位，作为弱势一方的佃农无力抗拒其要求。这一关系的本质是人身依附的表现。　　二　　性权力的不平等是由社会阶层和社会结构决定的(57)。近代苏鲁乡村严重分化，大地主是极为强势的利益集团，他们几乎占据所有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各种社会资源，把乡村社会变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视普通平民为农奴。而平民群体不但在经济上被剥夺殆尽，而且连基本的公民权利也从未拥有过。这是初夜权这种恶俗得以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性土壤。　　一般认为，中国近代各阶层构成了一个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占地500亩以上的大地主约32万人，小地主200万人；自耕农1.2亿，其中有“余钱剩米”者达1200万人；半自耕农和贫农约1.5亿—1.7亿人(58)。与此估计不同，近来的研究表明：土改前，宿迁、沭阳、淮阴、邳县、新沂等县的富农数量不但远少于中农、贫农，而且远少于地主！富农数量仅相当于地主的66％，事实上，中产者的数量最少。近代苏北社会系由少数极富者和绝大多数极贫者构成的哑铃型结构(59)。　　鲁南与苏北差堪相似。据1943年统计，莒南、赣榆(时属山东滨海专署)3个区13个典型村中，“地主”人数最少，户均占地仅50.50亩(60)。应该说，除去个别占地特别大的地主，鲁南一般地主户均占地面积显然不足50亩，而山东全省有3个县农民户均占地超过了50亩(61)。也就是说，鲁南的不少“地主”占地不到山东许多地区的一般农民占地的平均数。苏北土改时富农户均被没收的土地为56.3亩(62)，实际占地数不会少于60亩。即使占地达60亩的农户，“生活仍很困难”(63)。因此，鲁南的“地主”充其量相当于苏北的富农，是各阶层中人数最少的。鲁南同样缺乏中产者。近年来，有学者强调：“99％的地主占地充其量也就在人均10亩上下。”(64)但不论近代鲁南还是苏北，乡村大地主占地数量均极为惊人。唐守中在铜山、沛县、滕县、峄县等处占地数百万亩(65)。鲁南窦家拥有土地8万亩(66)。峄县王海槎、鲍大安分别占地7万和10余万亩(67)。鲁南的社会实态是“地主统治占优势。富者田连阡陌，地以顷计，贫者纵有土地，亦渐荒芜，地主操有政治经济大权，以政府为支持……横占土地，鱼肉人民。非特中贫农不能上升，富农多数降为佃户”(68)。这说明社会一直处于两极分化之中。　　嘉庆、道光年间()，沭阳程震泰家族占地16万余亩(69)，被誉为“江苏第一家”(70)。苏北陈、杨两氏各占田40万与30万亩，而占田4万至7万亩的地主“为数不知凡几”(71)。民国年间，地主占地的势头不减反增。1929年，中共徐海特委报告：“东海、宿迁、邳县、泗州等处，则地主土地，有二十万亩以上、十万亩以上的，几千亩以上的非常之多。”(72)睢宁有地主占田10万多亩(73)。萧县“大官僚地主”段氏在徐州占地，方圆达几十里；仅在萧县即有18个庄园(74)。据民国学者调查，邳县、阜宁、灌云等县均有占田五六万亩的地主(75)。宿迁极乐庵及下院占地20万多亩(76)。大地主谢应恭有田数十万亩(77)。据国民政府地政学院抽查的苏、浙、皖、赣、湘、鄂、冀、晋、豫、陕、闽大地主情况比较，江苏省的地主占地数量最大(78)。　　当然，大地产本身并非原罪。大地产形成过程中所表现的社会不公，才是值得谴责的。苏鲁地区的大地主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土地所有者，他们的主要成分是国家的军政人员(79)，是国家各种恩宠的独占者，他们掌握国家赋予的各种权力。国民政府内政部地政司司长郑震宇认为：“官绅世家较多的地方，土地分配易于集中。”(80)陈翰笙指出，苏北“大部地主，都以官吏为职业”。苏北一带，身兼军政职位的地主占地主总数的57.28％(81)。像唐守中，乃沛县团练首领(82)。民国年间，海州镇守使白宝山，“占有海州多数盐田官田”(83)。其他大地主也多有军政方面的背景(84)。沭阳王洪章任官田游击队长，原有地百余亩，通过敲诈霸占，增加到560亩(85)。灌云县大地主徐继泰，原任国民党常备第二旅长，占地20余顷。团长蒲开喜，在短时间里占地300余顷，“这里包括了胁迫欺骗、利诱各种方式的”(86)。阜东圩寨寨主顾豹成，其弟乃阜宁县长兼保安团长，本人则是悍匪，占有土地四五千亩(87)。　　山东莒南县大店、筵宾、沟头的地主，“大都做过官”。庄陔兰曾任清翰林院编修，民国山东省议会会长，庄德孚原系举人，庄明远曾任国民党军队的军长等职(88)。临沭甄家沟地主甄安乐担任乡长，占地7000余亩。“他们是这一带的土皇帝。”(89)1930年后，韩复榘实行军垦，没有所有权的土地全部没收，连排长每人分得1顷，士兵50亩，连长以上无限制(90)。造成有权者大肆霸占土地的局面。　　近代苏鲁乡村普遍军事化，大地主全部拥有强大的武装，更强化了强势集团的权力，使他们成了名副其实的土皇帝。　　从《水浒传》中的“祝家庄”，到《施公案》中的“殷家堡”等，苏鲁地区早就出现了圩寨。捻军战乱发生后，苏鲁乡村全面圩寨化。圩寨的寨主通常是当地最大的地主。如沭阳地区，有民国学者指出：“都像部落式的各个土圩子分成了村庄，等级森严[的]一个庄主，都是这庄的首富地主。一般农民都是仰仗着他们的。”(91)新四军领导人同样意识到长江南北地主之间的区别。管文蔚写道：“苏北的地主与江南的地主有很大的不同。苏北的地主主要靠土地剥削生活，终日闲在家里享清福，不事劳动，婢女成群。出门收租时，保镖人员，前护后拥，完全是封建社会的一种景象。”(92)黄克诚回忆：苏北盐阜地区“地主本身有武装。大地主住地周围住着他的佃户，有点像封建时代的庄园一样”(93)。　　苏北圩寨类似“小小部落”，经济是“自足”型的。大地主本质上是暴富的小农，这些利用权势致富的利益集团，是建立在对平民的超经济剥夺的基础之上的，他们没有任何公民意识，没有社会责任感。苏北圩寨中尽管没有法庭，但作为寨主的地主可以处理任何纠纷，可以随意杀死平民。是以卜凯(J. L. Buck)指出：“北江苏宿迁那些居留的地主，使我们想起欧洲诸国古代的封建主。”当然，这种情形并不限于宿迁，整个苏北地区差堪相似(94)。　　郑震宇认为：官僚地主较多的地区“自然要使佃耕制度盛行”(95)。光绪前期，江苏北部除沿江30英里内，自耕农很少，农民自耕地仅占全部耕地的20％—30％(96)。据国民政府所作的调查，20世纪30年代，峄县的自耕农仅占2.6％，佃农占24.1％，半自耕农占51.9％，雇农为21.4％(97)。苏鲁社会截然分裂为极富与极贫两个阶层。郑震宇指出，上下阶层之间地位悬殊，使得上层“对于农民，可以颐指气使，奴隶待之”。江苏江北各县“大都是地主与农民身份悬殊的地方，也都是业佃关系最恶劣的地方”(98)。　　处于社会下层的佃农，从未获得过近代意义上的公民权利。他们根本无力抵御作为强势集团的大地主的欺压。民国学者指出，苏北农民，“对于一般的地主、老爷们，总是顺从的。他们能忍受毫无理由的、强迫的、很明显的地主和劣绅的虐待，他们能甘心受地主和劣绅的敲诈”(99)。这与《费加罗的婚礼》中为了取消初夜权而与伯爵勇敢斗争的仆人费加罗的形象判若云泥。　　国民党中央委员蓝渭滨主办的刊物称沭阳地区，“一般无智识的农民，差不多一无所知，只有惟命是从的特殊现象”(100)。据《中外经济周刊》1927年的调查，东海、沭阳、灌云地区佃户与田主所订的契约，“须声明永远服从田主指挥”(101)。1928年徐海蚌特委报告，海州等地的农民、盐民，看见地主均要叩头，“地主对于农民任意侮辱，有生杀之权”(102)。据山东省民政厅长对峄县的视察，“地主对于佃农极其苛刻，每届农忙，不出男差即出女差。佃农只得放下犁锄去为地主佣工，无论时日，多不给工资”(103)。　　中世纪欧洲的初夜权通常以形式加以规定。孟德斯鸠写道：罗马窝尔西年人地区的法律，“使脱离奴籍的人取得对于同自由民结婚的少女的初夜权”(104)。恩格斯写道：在卡斯蒂利亚，直到1486年天主教徒斐迪南作出裁决，才废除了初夜权(105)。法国作品《夜深沉》中，巴朗森对弗朗西斯说：“您是不是要向我承认，您常常去对我们的佃妇施行初夜权？这可是已被1789年的革命连同其他特权废除了的。”(106)　　苏鲁地区的初夜权不见于法律规定。事实上，在近代苏鲁乡村社会中，法律的影响力极小，社会生活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个人权势。　　初夜权并非苏鲁乡村孤立的怪俗异习，而是社会经济结构畸变所造成的强势集团人格裂变的必然结果。权力巨大、缺乏程式化监督的田主，是不可能成为“仁义”地主的，他们利用国家的庇护纵容，肆意对平民进行惨无人道的欺压。因此，相对这一利益集团的其他暴行，初夜权竟成了相对“人道”的行为。　　在苏北，地主的名字，是平民必须避讳的。沭阳十字耿卓如，其父拥有二三十顷地，佃户见了他要喊“我三太爷”，如不带“我”字，耿就会将人痛骂一顿(107)。灌云李集杜养禾，家有100多顷土地，1939年冬，鱼牢庄富农张鸿如无意说了“杜养禾”三个字，杜知道后派出一连兵丁到张家，将张逮捕，搜走全部衣物及枪5支，把张关入牢房，张多方行贿才予保释(108)。　　在地主面前，佃户没有任何人格尊严。1940年，涟水县葛沟区佃户王四在地主郑介仁田里割草，郑诬王割苜蓿，将王捆起跪在门前，用“毛厕括屁棒”括嘴。佃户马如祥因缺差一次，地主赵某见他正做饭，“用屎粪勺放里去搅”(109)。涟水塘西区地主井瑞五，佃户替他家挑水，不能换肩，前一桶水他会留下，后一桶拒收，因他认为“佃户会放屁，有臭味”(110)。涟水西乡奋官庄地主朱子龙，有3个客庄、2000多亩地、50多家佃户、4个大炮楼，“他门前的马桩上，经常吊着佃户打得皮开肉绽”。佃户徐兆标因拿他家一个馒头给乞丐，一家13口被罚跪半天，并被罚洋200元。最后把徐逐出庄，没收所有财物。从此连乞丐都不许上他家门。马树本替他当差，解手时间稍长，他令人打得马树本大小便失禁。胡广才因探亲，误了一天庄差，回来后他拿枪就打。经多人求情，最终打了40皮鞭。“他打人时，要叫人向他笑，否则认为你被打不愿意，打得更厉害。”(111)　　在地主的威权下，平民没有生命权。涟水塘西区乡长井泉五，有12顷地，庄丁孙培伦妻替他做饭时糊锅，井令孙将妻打死，孙因妻怀孕，不忍下手。井喝道：“三爹命令，非打不可。”孙被逼杀妻(112)。峄县王海槎之子王致平因一名16岁使女答话“犯上”，先用烙铁烙，后用皮鞭抽，再活活打死(113)。　　潘正芳回忆：　　记得有一次，我从古邳上县城，途经魏集北门，曾目睹一桩惨事：夏××的狗腿子，向农民魏树德要租粮没有要到手，竟然把魏的年轻妻子带走抵租，魏妻有两岁多的小男孩跟着哭喊，凶残的狗腿子一刺刀戳死小孩，把孩子扔多远。还说：“去狗肚里喝汤吧！”(114)　　连汪伪政府也认为，徐海地区，“七八年来除直接受到军队的灾害外，更有着地方上恶势力的压榨，他们唯一的借口是‘通八路’，如果敲诈不遂，便联络官方实行那最惨酷的‘活埋’，在七八年中也不知被活埋了多少人，有时更把被活埋人底家属叫他们在旁看着受刑”(115)。东海南岗区日伪区长(下同)刘海如等，杀死人命29条。沭阳韩山乡杨士同等杀死人命19条。宿迁北部沂河区土楼乡王洪波杀死8人，维持会长王守巡杀死9人，最奇的连律师王维英也杀死4人。沭阳章集区葛子玉仅日在仲湾就打死仲兆奎、仲兆彬、仲兆喜、仲兆佑、石广仁及仲跻昌之妻、葛明俊之母、赵廉(后被勒死)等(116)。沭阳小店区朱开富杀害人命28条，薛棣西杀害人命15条(117)。沭城某区长张晋民杀害的百姓超过10人(118)。宿迁北部蒋记临陵乡长陆永禹，仅于陆沟、西欧棋盘一带，即活埋33人，死者妻子，大都被出卖、奸淫(119)。张敬轩在博爱，先后杀死130多人，以致该村多年很少看到男人。刘村一妇女拒奸，被掷入水井，因井中尸骨太多，未被淹死，爬出来二三年不敢露面(120)。在封闭的乡村社会中，集各种权力于一身的大地主，既然把自己土地上的佃户视为农奴，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对其土地上的妇女拥有性权力。20世纪20年代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一项决议案指出：“地主又在批耕约中时常规定：如欠租的时候，地主得直接没收其家产。……甚者虽其妻儿，亦把来抵租。”(121)一位无政府主义者指出：豪绅“在和平的民众们间，他可以任所欲为。人民的财产就是他的财产，人民的妻子，就是他的妻子”(122)。狄超白写道：“地主恶霸强夺人妻，强奸农民闺女，也算不得希[稀]奇。”(123)苏北豪绅势力之大，甚至可以强占县长的女儿。盱眙县日伪县长郭济川只有一女，“非常疼爱”，“长大供其读书”(124)。1939年，郭女竟“被仇集豪绅宋振中仗势强娶为妾。该女备受宋妻虐待，过着佣人生活”(125)。郭济川终也无可奈何。一般平民妻女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　　综上所述，近代苏鲁社会掌握政治、经济、行政等权力的大地主，构成了社会的上层，他们掌握的绝对权力导致了绝对腐败。经济与人格相对独立的中间阶层极为弱小，在苏鲁社会中基本上没有影响力。因而，这种哑铃型社会经济结构中，弱势群体无法抗拒强势集团的种种侵权行为，自然无法抗拒强势集团的初夜权要求。　　地主本身并不意味着罪恶。但利用权势故意制造社会不公正，从而使自己成为利益集团的大地主，则是罪恶的象征。　　三　　大地主是乡村权力的集中占有者，事实上是国家的宠儿和依恃的精英。如中国传统法规就明确禁止“奴讦其主”(126)。由于国家政策的偏误，大地主势力膨胀，成为苏鲁社会甚少受到制衡的强势群体。至元十九年(1282)十二月，杨少中陈奏：“切见江南富户，止靠田土。因买田土，方有地客。所谓地客，即系良民。主家科派其害，甚于官司差发。若地客生男，便供奴役；若有子女，便为婢使，或为妻妾。”(127)应该说，苏北的地主早就对农民拥有领主式的奴役权，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与中世纪的欧洲相似，农民须向领主或保护者购赎初夜权(128)，无力承购者，连婚姻权都被剥夺。杨少中奏：“又有佃客，男女婚姻，主户常行拦当，需求钞贯布帛礼数，方许成亲。其贫寒之人，力所不及，以致男女怨旷失时，淫奔伤俗。”(129)　　随着近代中央政府威权的下降，既无法像传统“盛世”那样，利用国家权力抑制豪强，更不能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政府，使平民享有公民权，利用的法律规范限制这一强势集团的违法越权行为。　　近年来，学界对中国的大地主阶层有较多的质疑(130)。文学作品中“没有见利忘义、贪恋钱财；没有霸占民女、贪恋女色”的地主形象(131)，备受某些学者的赞赏。事实上，由于没有法治环境，大地主腐败的程度实乃骇人听闻。一些地主豪绅的势力远在县政府之上。有些县长必须听命寨主才能履职(132)，有的还被豪绅公然杀死(133)。　　由于大地主本身多是军政官员，并由于教育背景、经济资源、人际关系等因素，大地主本人、亲属及子嗣显然比贫民更容易跻身官场。据国民党学者调查，“一般农民都是无智识的，子弟小的时候，都任他们去游荡，略大的就干着割算[草]等工作，都是不给子弟们去受教育，所以往往受一班劣根性的人欺弄的。沭阳的农村学校，还没有普及，学校里的学生，多数都是富农的子弟”(134)。此处的富农系指富裕家庭。滕县大地主申宪武的家训是：“能交游官场，花钱再多也得花。”(135)应该说，不论是古代、还是近代国家，国家的公权力总是被逐渐私有化。各级政权总是逐渐被大地主所利用和把持。正如亚当·斯密所说：“有时候，所谓的国家的宪法代表政府的利益，有时是代表左右政府的某些特殊阶层的人们的利益。”(136)　　在没有法律规范的环境里，满足了物质需要的大地主们，没有任何动力和动机去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需要，只能沉湎于低层次的肉欲享受。在治世时，他们充其量是西门庆、韦公子式的人物，虽然不断地腐化社会，但不会危及国家政权。因此，大地主通常利用国家赋予的各种权力，牢牢控制着在经济上依赖他们的下层民众，进一步破坏国家体制，破坏社会的各种规范，甚至直接起而推翻予他们以各种恩宠的国家政权，就如宿迁人项羽所言：“彼可取而代也”，由自己充当可以享受更大肉欲的封建君主，而不满足于当“土皇帝”。晚清名臣潘祖荫对苏北鲁南一带地主豪绅的军事化深感忧虑：“山东郯城至江南宿迁一带土匪蜂起，道路为梗。现闻红花埠一带，俱筑土城，挖濠沟，虽为防土匪起见，究莫知意之所在。团练乡勇愈聚愈多。原其初心，未必即怀叵测，而势由积渐，实恐浸成祸端。”(137)这种担忧是有相当的根据的。　　在苏鲁地区，豪绅反叛不胜枚举。大地主平时拥有的君主般的权力，促使他们频繁地“叛君”。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巨野徐鸿儒，“以妖术煽众，为闻香教。设盆水照人头面，自见帝王将相衣冠”。从者达数万人，攻占了郓城县城(138)。清顺治年间()，成武人李化鲸，“纠党谋逆，奉伪主，僭忠义王，遂发兵反”(139)。咸丰十一年(1861)四月，定陶县贾由彪等谋反，聚集两千余人攻打定陶县城(140)。年，涟水大地主朱温领导红会暴动，目标是打下南京称帝(141)。日，山东马士伟称帝，国号“黄天”(142)。同年4月11日晨，宿迁薛干臣称帝，建立“大同”国(143)。1938年以后，侵华日军攻占了苏鲁部分地区，以大地主为首的利益集团更纷纷叛国。“当初徐州沦陷时的地方情景，真是所谓：‘十八路反王，七十二路烟尘。’敌骑纵横，匪伪遍地。”(144)宿迁某乡乡长王斗山投日后，摇身变成了伪军区团长(145)。灌云县大地主徐继泰，原任国民党常备第二旅长，1943年投日，历任71旅、11旅旅长(146)。峄县南古邵大荒村大地主孙茂墀，1940年投日，被任命为峄县警备第六大队队长(147)。前文所述的徐士流、张少桐、顾豹成、朱子龙、井泉五、郭济川无不投降了日军，担任各种官职或军职。苏鲁地区大地主阶层的频繁“叛君”与普遍叛国表明，在近代民族国家的构建中，这一利益集团不是正面的建设力量，更不可能成为积极的中坚因素。　　因此，苏鲁地区的初夜权，是乡村法制毁坏、地主权力失控的结果，而不是源于法律规定或习俗。豪绅大地主在社会生活中的优势地位以及掌握的较多资源，主要用于维护其私益和满足其私欲，而不是把这些资源用于追求更高成就的动机，实现人格的进一步升华。他们没有脱离本能需要的追求，使其在近代社会中始终沦为负面的因素。　　掌握国家权力的军政人员，极易成为乡村大地主，进而成为一个强势的利益集团。因此，本文所说的大地主，如其说是土地占有者，更不如说是乡村权力的占有者，且这种权力基本不受程序化法规的制约。这个集团享受了国家政策的种种优渥，成为国家在乡村的化身，但他们却不是国家利益的维护者。也正因为这个集团集国家万千宠爱于一身，造成了对平民最大程度的剥夺，使苏鲁社会除了这个集团外，几乎所有的平民群体都成为依附于他们的贫困阶层，社会结构发展成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显然，与金字塔型结构相比，哑铃型结构更加体现了社会不公，也更加脆弱，更容易崩溃。由于缺乏经济与人格相对独立的中间阶层，一方面，社会上层极易通过经济手段对下层进行控制。另一方面，社会上层可以轻易地控制社会的话语权，通过思想精神层面对社会进行操纵，成为具有巨大社会动员能量的集团。　　表面上看，初夜权是强势集团剥夺贫民性权利，满足个人肉欲的陋俗。进言之，通过剥夺贫民的人格尊严，树立强者在社会中的独尊地位。从深层次看，由于其权力极少受到程式化法制的制约，强势集团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肆意制定乡村规范，任意创造低俗“文化”，恣意发展陋劣“传统”，对平民从物质与精神两方面进行统治。由于性权利被剥夺者的长子与剥夺者之间可能存在的血缘关系，初夜权还有助于强化贫民对豪强的君父认同，更有利于对其加以控制。　　在严重缺失法治的环境下，一方面，强势集团绝不会成为近代国家的建设力量和乡村社会的稳定因素，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地把自由民变为农奴、甚至奴隶，使依靠不合理、不公正原则建立的社会关系无以变革，固化为彻底的人身依附关系。另一方面，强势集团本身的人格升华受到了极大的束缚，使他们异变为仅能追求肉体享受的低层次人格，始终处于动物本能的状态。　　在大地主阶层的操纵下，本应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近代国家，成了强势集团的代言人和最忠实的保护者。而强势集团却往往以叛“君”和叛国来作为回报。这一悖谬现象表明，要建设真正的近代民族国家，必须对强势集团进行程式化的监督和法制制约。　　附记：本文初稿曾获曹树基、胡永恒、刘克祥、胡英泽、张佩国诸位教授的批评，深表感谢！我就是来抽次高票 @萧璘
脸的。“印象中中央政府的教育投入占财政好像大约是百分之十五，地方上更离谱，普遍达到百分之三四十，这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是一种进步”1934年，国府中央实支10.6亿元，其中军费3.7亿元，文教费0.37亿元，是军费的1/10,占实支3.5%，在军费/公债/新政府/国家事业/补助/建设/之后排第7位。不查资料信口开河拍国府马屁总是容易的~---------------- 上述资料出处 --------------------李新 等 中华书局2002年版《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二卷，P898，表：以1934年度国民党中央政府的财政实支情况为例：（单位：元）军事费
367,819,221债务费
355,779,876国家事业费
82,565,070费
72,573,581补助费
48,599,070建设费
40,460,791文教费
36,735,660实业费
36,735,660表其他党务、国务、内务、外交、司法、交通、蒙藏等数字略，有兴趣的自己查支出净计 1,059,354,593--------------------------------民国很烂，
但 @姬轩亦 “民国三十七年的历史上，中国人口基本没有增长”说法有误。根据葛剑雄等中国人口史专家的研究和评估，1911年中国人口总数（含外蒙不含台湾）约3.7亿，1949年大陆人口约5.4亿 （《人口与中国的现代化》第二章 中国人口数量之谜，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总增长率46%，年均增长率1%。此书还研究和指正了“四万万人口”一说的各种由来和错误。P.S.，大陆文革末年（1975）启动计划生育以后，历经二十多年努力，终于在1998年把人口增长率压低到1%以下。（至于比民国乱世还差劲的1960年人口负增长和%增长……默）我勒个去，这么一个问题竟然还会吵起来，也真是够拼的。还有第一那个答案是啥啊，问题问的是民国的生活，你答的是啥啊？想问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最直观的就是列数据了啊。人口：在对可以得到的中国人口统计的操作处理方面，也许已经达到了报酬递减。年的人口普查记录报告中国大陆有人口5.83亿，这是到现在为止作出的最接近于中国人口准确数目的人口普查记录。这个巨大的数字与这样一些估计如1948年国民党的官方数字4.63493亿有矛盾；但不论年的普查技术上有何缺点，国民党官方的这个数字以及其他几十种官方和民间的估计与之相比，都更多地依据猜测。①人口在1953年接近5.8亿，很符合年平均增长0.8％的推断，这样的推断对因起伏不定的高死亡率和相对稳定的高出生率之间的差额造成的慢而不规则增长的人口统计工作来说，可能是意料中的。袁世凯任总统的时期（年）、南京政府的十年（年）和人民共和国最初的年代（195O—1958年），虽然得不到统计资料，但人口增长看来很可能大于这个平均数，补偿了军阀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和年的内战时期可能是负数的人口统计结果。1912年以大约4.3亿为起点；1933年中国大陆的人口大约是5亿，到1953年增长到5.8亿。人均寿命我就不说了。农业：民国年间的乡村建设运动的背景为农村破产，这种破产，表现为大量农业人口因战乱和灾荒而损失或者流离失所；农产品滞销、价格惨跌，并致土地价格下跌；农村枯竭，农民购买力下降，负债比例和幅度上升；农民离村率上升，土地抛荒现象严重，等等。与经济落后相伴而生的，是文盲充斥、科学落后、卫生不良、陋习盛行、公德不修等不良现象。而到1945年以后，中国农村更已可以用“濒临绝境”来形容！当时全国粮食的平均单产还不到70公斤，人均耕地不到4亩，交纳的地租却高达五成，再加上被提前数十年“预征”的皇粮国税……雪上加霜的是因水利荒废，农村对旱涝灾害抵御能力几乎为零，民国10年到27年间就发生了11次大灾荒，每年有300万-700万人死于饥饿，全国仅仅因患血吸虫病而全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就有一千多万，此外广泛传播的还有鼠疫、天花、结核、疟疾、霍乱、黑热病、回归热……战乱、饥饿、疾病、灾荒已使农村趋于崩溃。工业：仅贴钢产量（千吨）（包括日战区）1934年前最多7735
158其他的工业数据和农业数据就不贴了，来自《世界历史统计（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卷》。人口数据来自《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再来点直观的对比，49年的印度和中国1949年钢产量 印度134.7万吨 中国15.8万吨1949年生铁产量 印度163.6万吨 中国24.6万吨1949年铁矿石产量 印度149.4万吨 中国56万吨1949年发电量 印度49.09度 中国43.08度1949年原油产量 印度25.3万吨 中国12.1万吨1949年化肥产量 印度2万吨 中国0.6万吨1949年水泥产量 印度214万吨 中国66万吨1949年黄金产量 印度5.1吨中国0.6吨1949年硫酸产量 印度10.1万吨 中国4万吨1949年绵纱产量 印度61.5万吨 中国32.7万吨1949年糖产量 印度118万吨 中国20万吨1949年煤炭产量 印度3220.4万吨 中国3243万吨1949年铁路里程 印度54754公里 中国21800公里1949年产业工人 印度600万人 中国120万人1949年在校初中生 印度312万人 中国223万人1949年在校高中生 印度122万人 中国26万人1949年在校大学生 印度36万人 中国19.1万人以上觉得还不直观的话，可以对比一下“那三年”的人均口粮。发个彩蛋：关于中共怎么应对建国后的经济形式今年春节的时候，我和我爷爷坐在屋外晒太阳，他对我说，就是以前的地主，也过不上这种生活。他们除了过年那两天，其余的时间也是要下地的。我爷爷也是被打倒的地主，至今痛恨毛，家里不玩斗地主。民国三十七年的历史上，中国人口基本没有增长，这一条就够了。清末九十年的历史上，中国内战酷烈，人口大幅下降，政府统治力不下州府。我家在解放前是小地主，在镇上有几亩田。就这么说吧，我奶奶曾经带着我爸爸逃过荒，逃荒路上有一条大河，那时候没有桥，只能靠摆渡的过去，摆渡那人看我奶奶个子小，又带个孩子，于是让我奶奶上去。后来，没过那条河的，大半都饿死了。我奶奶常说“命是捡来的”。看到很多人拿改革开放后的进步去跟旧社会比，那肯定进步很大，但这么比是有问题的：这就好比你拿一个十八岁的青年跟九岁小孩比，经过了的生长发育，肯定长高了，但是——你虽然长高了，但你本该更高的。如果姚明青春期各种吃不饱饭经常生病最后长到一米八，你能因此认为他个挺高挺值得自豪吗？人家本来应该是两米二六的个啊。我说一个直观的现象：我们的爷爷外公（以及他们的父亲）那一辈的身高普遍比我父亲那一辈高，我们八零后及九零后普遍比父辈高——但不一定比祖父曾祖父高，我就没我外公高。如果要拿旧社会和新社会比较的话，最好明确旧社会是多旧？上世纪哪个年代？新社会有多新？五十年代？大跃进年代？文革年代？改革开放后？当下？人均寿命和生活水准提高归根结底是因为科技和医学的进步，在科技和医学进步的情况下，依然让人民饥荒长不高的政权就是罪恶的政权，比如朝鲜。有一个事实不要忘了，抗战时美国是和我们一起打日本的盟友，当年的杜立特轰炸，美军飞机从航母起飞轰炸东京，然后飞往盟国中国降落，更不用提飞虎队的支援和牺牲，真是中美友谊地久天长。抗战结束后，美国刚和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打的你死我活，时刻警惕着苏联，因此，为了防范日本对抗苏联，中国势必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最必须拉拢的盟友，以此为契机，正是中国近代史上复兴最好的一次机会，结果呢？天翻地覆形势逆转。美国一边在国会里讨论谁他妈应该为丢掉中国这个重要盟友负责，一边甚至不得不扶持刚刚跟他们打过仗的日本。然后我们与世隔绝自绝于文明世界开始了轰轰烈烈瞎折腾几十年的伟大历程直至某年春天某个老人醒悟过来。“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大讽刺是，中国人在世界各国都能发财致富，但他们在国内却贫困不堪。”——《美国种族简史》当年李光耀曾经对邓小平说过这么一段话：“你们真要追上来，甚至会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根本不会有问题；怎么说我们都不过只是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裔，你们有的却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的后代。”据说邓小平对李光耀的这段话报以沉默。看看台湾香港新加坡就知道了，只要不搞异想天开完全不切合实际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搞各种神奇运动，只要不瞎折腾，只要让人民正常的过日子，就能发展很好。49后的几十年，这个国家绝对是走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上，“犯了严重错误”这点连我党都是公开承认的。你要回头看中国近代史的话，只能扼腕叹息深刻的感到这个国